【大洪水與 Good Governance | 盧斯達 on Patreon】
……最近美國政府表示,在香港經商的各種風險增加。美國總商會的回應則比較溫和,(雖然有人認為他們是一邊部署一邊說好話),並說到對於商會來說,最看重法治、網絡訊息自由和 good governance。這種回應,確是合乎商人角色。「公義」大多數人言人殊,因為地域而不同,因為時代而不同,絕對普世價值固然不存在,但 good governance 卻實務得多。只要有 good governance,那個地方才會運行暢順,不會成為 failed state,商人才可以賺錢。自從中美建交、改革開放以來,全世界商人都暫時放下自己的各種意識形態,服膺於「善治」。
對商人來說,中國的開放縱然並不完美,但總比封閉好。只要不是封閉,已經是 good governance。有歷史感的外國商人,會記得自己百多年前的先輩,只能屈辱地待在一口通商的廣州,想四處走走還要通報官府,有專人貼身監察他們。現在好多了。
中國在文革結束之後,也一度回到中國講究實際的傳統路徑。動員工具由大一統中華民族主義取代階級鬥爭,而中國的自我意識也在改革開放的歲月中慢慢改變,變得更加後現代,一切都是辯證和混雜的。世界就好像一個小組討論, 小組討論令你覺得自己也在參與世界,感覺良好。然而社會學魔神福柯自然看到其中的虛偽,然後指出小組討論最終也要有組長決定事務,人們無法避免權力產生和運動。
中國人曾一度放下爭議,全速投入經濟發展和經濟轉型,認同領導人就是那個小姐的仲裁者。鄧小平提出韜光養晦,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中國人的實用一面一旦發揮出來,威力強大。過程中,有好多億的人們脫離絕對貧窮 (他們之前為何變成絕對貧窮則成為過去),還有很多人致了富,一生命運都改變了,這都歸功於黨國和黨國的體制。因此中國也經常強調自己確有事功,改變了晚清以來的貧窮和混亂局面,令以億計的人口脫貧,享受現代物質生活。中國人和西方人可以不是勢成水火的,講究 good governance 這一點,全人類都多多少少有這一面。人們經常會選擇「現階段最有效」而不是「根本上最道德」的方法。
當然,good governance 的命題只是避過了「民主對專制」的經典話題劣勢,即令「西式民主與否」不再是評判國家或文明水平的最大標準,但它一樣會令人跌倒在標準上。河南遇「5000年一遇」大洪水,環球時報大炮手胡鍚進不久之前調侃德國水災就被翻出來調侃。胡當時表示,德國也發大水,證明中國人日夜吹奏的山東因為被德國殖民過所以水務特好,是迷信,「從邁阿密塌樓到德國大水,更有疫情中西方國家反人道主義的表現,一撥又一撥深刻衝擊著中國人原有對西方治理水平和其對人道主義忠誠的認知」。
這是聰明的,也太聰明,順著中國競爭「善治」的路線,只是想不到中國不久後就有天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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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有1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76萬的網紅memehongkong,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Clubhouse: stephenshiu 我開左Twitter和IG啦!想睇多d可以關注:Twitter: @hkStephenSYY / IG: hkStephenSYY 加入我們的patreon:https://www.patreon.com/mrshiu 你爆料我來講email: conn...
福柯 權力 在 無待堂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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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美國政府表示,在香港經商的各種風險增加。美國總商會的回應則比較溫和,(雖然有人認為他們是一邊部署一邊說好話),並說到對於商會來說,最看重法治、網絡訊息自由和 good governance。這種回應,確是合乎商人角色。「公義」大多數人言人殊,因為地域而不同,因為時代而不同,絕對普世價值固然不存在,但 good governance 卻實務得多。只要有 good governance,那個地方才會運行暢順,不會成為 failed state,商人才可以賺錢。自從中美建交、改革開放以來,全世界商人都暫時放下自己的各種意識形態,服膺於「善治」。
對商人來說,中國的開放縱然並不完美,但總比封閉好。只要不是封閉,已經是 good governance。有歷史感的外國商人,會記得自己百多年前的先輩,只能屈辱地待在一口通商的廣州,想四處走走還要通報官府,有專人貼身監察他們。現在好多了。
中國在文革結束之後,也一度回到中國講究實際的傳統路徑。動員工具由大一統中華民族主義取代階級鬥爭,而中國的自我意識也在改革開放的歲月中慢慢改變,變得更加後現代,一切都是辯證和混雜的。世界就好像一個小組討論, 小組討論令你覺得自己也在參與世界,感覺良好。然而社會學魔神福柯自然看到其中的虛偽,然後指出小組討論最終也要有組長決定事務,人們無法避免權力產生和運動。
中國人曾一度放下爭議,全速投入經濟發展和經濟轉型,認同領導人就是那個小組的仲裁者。鄧小平提出韜光養晦,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中國人的實用一面一旦發揮出來,威力強大。過程中,有好多億的人們脫離絕對貧窮 (他們之前為何變成絕對貧窮則成為過去),還有很多人致了富,一生命運都改變了,這都歸功於黨國和黨國的體制。因此中國也經常強調自己確有事功,改變了晚清以來的貧窮和混亂局面,令以億計的人口脫貧,享受現代物質生活。中國人和西方人可以不是勢成水火的,講究 good governance 這一點,全人類都多多少少有這一面。人們經常會選擇「現階段最有效」而不是「根本上最道德」的方法。
當然,good governance 的命題只是避過了「民主對專制」的經典話題劣勢,即令「西式民主與否」不再是評判國家或文明水平的最大標準,但它一樣會令人跌倒在標準上。河南遇「5000年一遇」大洪水,環球時報大炮手胡鍚進不久之前調侃德國水災就被翻出來調侃。胡當時表示,德國也發大水,證明中國人日夜吹奏的山東因為被德國殖民過所以水務特好,是迷信,「從邁阿密塌樓到德國大水,更有疫情中西方國家反人道主義的表現,一撥又一撥深刻衝擊著中國人原有對西方治理水平和其對人道主義忠誠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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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處刑與精神高潮】魯迅在他的文章裡曾經描寫 晚清時候的忠國人熱衷於圍觀殺頭,即使是日本人公開處決忠國間諜,圍觀群眾依然看得津津有味。他把這種現象歸結於國民的麻木。魯迅的這種解讀是非常不確切的。自古以來,公開處刑都是民間狂歡的一種形式。官方通過公開處刑宣示權威、鞏固統治,民間則是以此契機聚眾狂歡、集體拜服於權威的統治之下。它從人類學的起源上來說,是一種權力的狂歡儀式。法國大哲福柯在《規訓與懲罰》裡對此已有非常清楚的論述。福科的精神上帝尼采則論述得更為到位。在《論道德的譜係》裡他解釋說,較低社會階層的人往往通過公開的處刑和懲罰來暫時獲得統治階層的幻覺。將原本平等的一方置於被隨意懲罰處置的地位,會給人一種社會階層提高的錯覺。同理:忠國人累世為小農階層,居於被壓榨的奴隸地位上千年,而圍觀處刑讓小農們產生了階層提升的幻覺,產生出一種精神上的快感。可以說,圍觀別人被處決的過程是他們唯一能在幻覺中短暫成為主人的時刻。魯迅筆下那些圍觀殺頭的忠國人,其實精神上並不麻木,他們在圍觀的時候都會產生顱內高潮,多巴胺的分泌飚高達到臨界值。隨著處決的結束,多巴胺的分泌下降,圍觀群眾從幻覺中回歸現實。精神上爽過之後,他們才能繼續在現實中安心當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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