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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後恒大時代
恒大老闆許家印是江系人馬。基本上，中港地霸全部屬於江系。地霸推高樓價搞出社會動亂和貧民無立錐之地。目的不是賺錢，而是推倒習政權。
習近平打壓地霸合情合理，完全符合共產理念。對付地霸是政治運動，政治運動不問經濟得失。恒大倒下，必定遭到全盤清洗，包括相關銀行和官員，還有地方政府，總之一網打盡一個不留。政治經濟上會有全新格局。江系勢力將會受到重創。
從香港投資者角度看，這場江系習派政治鬥爭是大災難。江系到了殘存無路，必定破壞經濟與習派「同歸於盡」。江系要破壞中港經濟，絕對做得到。習近平面對江系同歸於盡威脅絕對不會害怕也不會退縮。
這場政治鬥爭的大輸家一定是江系，許家印倒下，香港四大地霸也活不下去。超人沽上海物業在香港搞黃埔翻版可能有點不明白政治情況。
今日港股暴跌，地產股領跌，形勢比人強，習近平要鬥地主分土地，四大地霸氣數已盡。
（失敗者回憶錄0728）
情書——最早的寫作
1955年開始，是香港上海書局出版書籍最蓬勃的時期，主要是因應新、馬、印（印尼）的華文讀者需求。由於這些地區對中國紅色政權的防範，對中國出版物嚴格限制，以提供華文讀物為主的上海書局就要開拓書籍來源。上海書局總局在新加坡，在馬來亞和印尼都有分局，香港分局就要負擔將大陸出版物改頭換面提供給南洋的任務。在香港的約稿和審稿，由編輯趙克和吳藹凡負責。我在編輯部起先負責收集中國的出版物，其後升任助編和編輯，主要工作就是將中國的出版物重新編輯在香港用繁體字出版。那幾年，我編選過中國歷代詩歌、散文、小說等大部頭的選集，也編選過現代中國文學作品、西方的作家與作品集等等。因這工作，我大量閱讀中外文學作品，最令我沉醉的是中國古代詩詞，和俄國十九世紀批判現實主義小說。這些閱讀，固然給我扎下一些文化根底，也在思想上萌生了現實主義、人道主義的精神。在後來的極左思潮冲刷下，我的文學閱讀根底自自然然在思想上產生對極左的抗體，沒有完全喪失自我。
晚上我繼續閱讀，主要閱讀中國出版的許多人文雜誌，包括《人民文學》《文藝報》《文學評論》《哲學研究》《歷史研究》等刊物。不能說不受中共黨的文化導向所影響，但在毛澤東於1956年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時，「引蛇出洞」引出了許多真正想要通過寫作去為政治、為社會除污滌垢的作家，發表不少「干預生活」的作品。我讀到劉賓雁的《在橋梁工地上》、《本報內部消息》及續篇，和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時，極感震撼，讀到一些歷史、哲學的非馬列的文章，也引發思考。我當時感到有這樣離開主流意識的批判作品和文章出現，新中國充滿希望。到1957年反右運動發生，我嚮往的作家、文化人被打成右派，我顿感失落，但愛國觀念令我為中共政權找藉口，覺得也許為了鞏固政權，防止思想動亂，真的需要這樣。
上世紀五十年代後半，是我密切接觸中國文化和思潮動向的時期，幾乎每天都陷入思考。另外，從55年初開始，與麗儀頻密通信，這也可以說是我最早的寫作。
開始寫的信，不是情書，只是講些彼此生活、學習、周遭的事，我談的多是關於閱讀、文化思潮和對中國局勢的關注，而她講的是在大學的生活，她讓我知道她學習成績優秀，又是學校的體操隊員，還被吸收入共青團，成為學校重點培養的學生。慢慢我們的通信就涉及個人的理想、胸懷、情操，談思想、哲理、社會，類似幼稚版的魯迅的《兩地書》。再後來，就談到愛情，進而就是彼此的關懷愛慕。大約一年後，彼此都幾乎每天寄出一封信，就像日記一樣坦率直抒胸臆。那時寫信，跟現在發簡訊、發電郵不同，並非即時可達，而是要等幾天，從寄出一封信到獲得對這封信的回應，至少一星期以上。一星期的等待，就讓感情在期盼與思念中深化了。這樣的感情生活，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回憶。
我後來回想這段日子，覺得我的寫作能力，在某種程度上是因寫情書而練就的。因為寫情書一定是給特定的對象看，一定要真誠，要剖白胸懷，要考慮她是否明白自己的意思，是否會引起共鳴，並估量會有何反應。所有這些，都是寫作的重要條件。許多人文章寫不好，是因為沒有考慮到讀者，往往流於自說自話。若文章只是自己懂而別人不懂，那很可能是他自己對所說的道理也未必真懂。
一日一封情書，延續到六○年結婚。其後還有通信，但不是一日一封了。而且，變成談家事，女兒出生就講孩子。這些都不算情書了。
2008年麗儀去世後，我在悼亡文章中也提到過那些年寫情書的事。有朋友提議我拿來出版，但文革開始時她已全部燒掉。幸而燒掉，否則她1970年被審查時恐怕過不了關。沒有燒的、文革開始後我給她的信，被審查她的人逐字逐句審問。但燒掉了我也覺得可惜。因為當時這些信真是寫得很用心。現在出版，說不定還會有人要看呢。
我的寫作生涯從寫情書開始，大約兩年後，於1957年，我向《文匯報》的「文藝週刊」投稿，並被這個有較高要求的版面取用，由此走上左派文壇。不過，經60多年，搬幾次家後，那時的習作都失去，沒有留下來了。（42）
圖1，1956年在石澳海灘；
圖2，1956年麗儀是大學的體操隊員。
（《失敗者回憶錄》在網絡媒體「matters」從頭開始連載，網址：https://matters.news/@yeeleematter）
一分鐘閱讀
歷史不止一種寫法
我曾經寫過一句話：「歷史，除了人名和年代是真的之外，其他都是假的；小說，除了人名和年代是假的之外，其他都是真的。」這不是準確的研究判斷，而是一種極而言之的講法。因為正如意大利歷史學家克羅齊所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歷史都是由當代人按掌權者意圖而撰寫的。本朝人寫上一朝的歷史，多是貶多於褒；本朝人寫本朝歷史，就是褒多於貶。英國作家奧威爾的話說得更清楚：「誰能控制過去，就能控制將來；而誰能控制現在，就能控制過去。」所以我有那種極而言之的想法。
近日我讀到一本由十篇書評組成的書，分別介紹十本關於近代史的另類書寫。跳出由掌權者設定的框框，提出了不一樣的歷史景觀。這本書就是由任教於香港嶺南大學歷史系的毛升博士所寫的《歷史不止一種寫法》。
中國近代史常被表述為一部血淚史，充斥著被列強欺凌的敗戰、國恥、苦難和悲痛，都是「痛史」。但有一本書就講述清季民國還有一種喜劇化的表達方式，把當時的社會、政治寫作「連串的笑話」，作者根據這些笑話寫成「笑史」。
近代史講到二戰時淪陷區的汪政權，總書寫為「水深火熱」，管治者都是賣國求榮的「漢奸」，但有一本書就敘述名城蘇州在淪陷區時期更加繁榮，更享有「天堂」盛名。
十本近代史的另類書寫，包括：以小人物書寫大歷史、以笑代淚重寫近代史、以邊疆定義中國、以底層角度審視現代化，等等。撕破歷史的假面，讓我們看到部分歷史真相。
《中國近代新笑史》
在毛升的《歷史不止一種寫法》這本書中，我選其中一篇文章介紹。這篇文章講述一本叫做《大不敬的年代：近代中國新笑史》（The Age of Irreverence: A New History of Laughter in China）的書。
《大不敬的年代》是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亞洲研究系副教授雷勤風（Christopher Rea）的著作，2018年台灣出版了中譯本。毛升以《走出「痛史」》為題作介紹。
晚清以來的中國充斥著敗戰、國恥、割據、苦難、悲痛，近代史常被表述為一部血淚史。那個時代的文學作品，也常以「痛苦」為底色。西方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著作，也記錄了十九世紀以來中國所經歷的一連串創傷，強調歷史遺留的暴力如何宰制了現代文學的主題，更有把近代中國歷史比作積累多年的一堆殘骸。在這一主流的經驗下，是否還有另類但重要的體驗呢？加拿大教授雷勤風的研究指出，清季民國還有一種喜劇化的表述方式，即把歷史「當作一連串的笑話」。笑與淚是硬幣的兩面，正如晚清文人吳趼人既寫了一部《痛史》，亦寫了一部《新笑史》，「不見得因為有苦難所以不需要笑聲，有時苦難甚至正需要笑聲」。
英文學術界已經出版的中國幽默研究，討論的對象主要是老舍、魯迅、林語堂的作品，豐子愷的漫畫，以及侯寶林的相聲。雷勤風這本書用了更多關於中國笑話材料，附錄列出從1900年到1937年出版的中文幽默笑話文集就多達一百多本書。此外，還有漫畫、電影、傳記資料、學術著作、辭典、廣告等惹笑的出版品。
《大不敬的年代》通過呈現二十世紀前四十年中國人的笑，重構在現代化所造成的陣痛中，一些中國人如何用玩世不恭的方式，不僅熬過去，還能從中找到樂趣？
近代新笑史的起源是十九世紀晚期小報媒體的興起。義和團動亂之後，白話報紙大量出現，下層社會的啟蒙運動就開始於清末的1901年。為達啟蒙一般人之效，精英們放下身段，在報刊內容的通俗和嬉笑上下足功夫。吳趼人曾說，「竊謂文字一道，其所以入人者，壯詞不如諧語」，寓意好笑才能發揮最大作用。為將笑話從傳統上純粹只為娛樂提升為社會改良的工具，吳趼人提出「笑話小說」一詞，試圖利用小說，將笑話連接，以達改造時風的最佳成效。1905年科舉廢除，使得文人斷了學而優則仕的念頭，開始依賴小報媒體謀生，寫笑話是一種職業。《大不敬的年代》一書指出，從晚清到民國，一股笑話潮長盛不衰。晚清的譴責小說《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就是以笑話貫穿了整部小說的所謂「笑話小說」。民國報刊上充斥笑話，副刊、專欄中笑話既是賣點，亦為補白的好材料。如果說晚清的笑話主要是趣事軼聞，那麼民國的笑話則主要是文人編寫的、類型化的笑話書。
「遊戲」在1890年末成為印刷媒體的一個流行詞彙，同時也被其他大眾文化所借用。文人在印刷媒體玩「文字遊戲」，寫諷刺文章、笑話、謎語以及鬼故事。他們不再以道德模範自居，而是以賣遊戲文章為生，同時也麻醉自己。
晚清的遊戲文字催生了梁啓超的《新中國未來記》和李伯元的《新石頭記》。這兩個作品涉筆成趣，想像奇特，但論旨卻是嚴肅的政治話題。
辛亥革命前後，遊戲文字流傳到了各大報，打趣式的口吻成為當時時評的主要風格，揶揄是上海小報的重要特色，機智的笑罵文章也為各大報紙編輯所喜聞樂見。
接下來是石版印刷與攝影技術的發展，使報紙副刊出現了大量的漫畫。漫畫在有關政治議題的表達上更為直接、有力。
晚清以降，中國的政治文化論壇就充滿了尖刻的諷刺與惡毒的謾罵。
《大不敬的年代》一書指出，各種政治事件中，都是謾罵在主導輿論，如排滿運動中罵滿人、五卅運動中罵西人、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罵日人、1945年光復後討伐漢奸。文人之間的鬥嘴、詛咒也從來沒有停過。文人互罵，更在1920年到1930年出版的文學雜誌中成為常態。白話報刊的發達給了罵人以登報的機會，同時文人的筆戰更是銷量的保證。文人都以批評謾罵作為辯論問題的主要方式。一旦有人罵到自己頭上，則絕不嘴軟，一定要罵回去。雷勤風特別提到一本充滿粗言穢語的小說《何典》，指出受白話文運動影響後的文人，反對用典，以粗俗為美，反認為雅是中國產生不了好文學的禍首。
《何典》以「放屁放屁，真正豈有此理！」為廣告語，因其風格粗俗又具極高文學價值，在1920年代重版後，受到了文人積極的回應，並成為教人如何粗鄙地罵人的範本。
到了1920年代，「遊戲」一詞逐漸失去了喜劇性，報紙期刊也紛紛迎合小市民的口味，逐漸培養出了一股滑稽風。滑稽風創造了一個惡作劇的世界。笑話、遊戲、罵人、滑稽，發展到惡作劇，逐漸激起人們的厭惡、鄙視、焦慮甚至是慎防被戲弄的恐懼。不安情緒逐漸匯成一股輿論，催生出1930年代的幽默。
「幽默」是林語堂對英文「humor」一詞的翻譯，在他的努力下，逐漸成為一種新的喜劇形式，開始改變之前惹笑的各種粗鄙。林語堂通過《論語》雜誌，將這種講究「同情」、「有理」、「從容」的「幽默」加以推廣，並試圖說服中國人，幽默其實是生活的一部分。幽默文學影響了多位作家，影響力持續了至少十年，並引發文學界的討論：什麼是幽默？孔子幽默嗎？中國需要幽默嗎？需要怎樣的幽默？如何從幽默的角度，重新評價、發掘中國的傳統文化？「幽默」理念在當年的影響是如此深遠，以至於有人提出，對文學家來說，1933年不是「憲政年」，不是「國貨年」，而是「幽默年」。
《大不敬的年代》把中國近代史的「痛史」翻轉，書寫出笑史，寫得妙趣橫生。除了豐富的材料、細節、圖像，睿智的觀點，精心設計的章節，作者在寫作風格上也在努力復原當時的幽默感，如模仿民國小報的風格寫序言，大量使用中國笑話中常見的雙關語。本書原是英文著作，中譯本有些直接用了原中文。笑依賴語言，讀原文常比讀譯文好。因此作者雷勤風在中文版序言中說：「本書的中文版比英文版更好。」這句不是笑話。
「一分鐘閱讀」推介書籍
《大不敬的年代》
作者：雷勤風
由 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https://podcast.rthk.hk/podcast/item.php?pid=23&eid=182364&year=2021&list=1&lang=zh-CN
【陳儀真的運米赴陸嗎？】
有人說：「國民政府在光復初期掠奪台灣米糧送往大陸打內戰，導致米糧稀缺、米價上漲。」此一說法不僅在網路瘋傳、更透過教科書被寫成「標準答案」。
但其實，最新的證據證明過去的研究是有疏失的。歡迎分享轉發！宣導正確歷史！
一定有人說電報是假的。那請拿出證據或其他史料，證明陳儀真的掠奪台灣米糧到大陸。
為什麼跟你學習的、跟網路上聽到的不一樣？
答案很簡單，教科書真的寫錯了！
我希望要反駁的，拿出證據，不要只會人身攻擊或轉移焦點，說國民黨其他地方很爛或日本其他地方很好，我們在談的只有一件事：陳儀有沒有將台灣的米糧送至大陸。
※
(史料內容繁多，大家可以只看影片。)
一、缺乏米糧之歷史背景
關於1945年臺灣稻作生產情形，日本殖民當局分析，由於寒害、乾旱、暴雨等天災因素，及美軍空襲轟炸等原因，第一、二期稻作大幅減收，未來的糧食需求將出現大問題。亦即，日本殖民當局不但精準預知1945年的嚴重糧荒，事實上他們於陳儀抵臺之前，就已經確切知道1945年上半年米穀收成的悲慘情況。1945年臺灣稻米的總產量只達到747萬公石，未及1937年的一半。
又由於美軍大肆轟炸，臺灣肥料工廠殘破不堪，肥料生產可說幾乎完全停頓。1945年全臺肥料施用量為0.2萬公噸，僅及日據時期的1938年肥料最高施用量38.9萬公噸的0.5%， 可見肥料的稀缺。戰爭時期，農村之少壯者均被徵調參加侵華戰爭，農村的勞動力極端缺乏，又因農產品被日本殖民當局低價強制收購，等於無代價被搜刮，農民對米穀增產已失去興趣。在缺乏肥料、天災、戰爭缺乏勞力等因素之下，1945年的臺灣糙米產量一落千丈，大為減少，約僅63.8萬公噸 ，僅及前一年1944年產量的59.8%。比全省最低消費量還少22萬噸，出現嚴重米荒。
然而，就在糧食已經非常不足，臺灣需施行米糧嚴格配給的情形下，日人仍強將大量的臺灣米穀（糙米）運往日本。1943年自臺灣運往日本的糙米達25.8萬公噸，1944年運往日本16.6萬公噸。1945年上半年日人又將3萬公噸糙米輸往日本、沖繩與華南。 同（1945）年6、7月時，日人還以臺灣的糧食供應其在東南亞作戰的日軍，雖然到了後來，運糧船一艘艘地被美軍炸沉，連漁船運米也遭炸沉引 。凡此種種，更加重了臺灣地區米糧不足的情形。
當時學者即評估，到了1946年春，如果依正常消費標準，即如果米糧是在市場自由買賣，則臺灣缺糧約超過一半。「臺灣將超過一半的人在市場上是有錢買不到米，無米糧可食！」
1945年，日本殖民當局已完全掌握臺灣即將面臨嚴重糧荒大災難，但就在要將臺歸還中國前的九月上旬，日本人放棄對各項物資的管制 ，導致民間大量消費糧食。據9月22日《臺灣新報》報導，從萬華車站到龍山寺間馬路兩旁的店家內，都高高地堆著牛、豬、雞、鴨等肉在販售，市民們完全可以買到他們想要的商品 。又由於日人管制鬆綁放任不問，全島耕牛頻頻被偷屠宰。據陳儀抵臺當天10月24日《臺灣新報》的報導，當時全臺耕牛總數的三分之一遭屠宰，故影響未來耕作與糧食生產尤大。
據當時專家估計，日人投降後一、二個月間所大肆浪費的糧食，可維持臺灣半年份的食用量 。就臺灣整體社會而言，米穀專家們則估計，依當時臺灣現存米穀與第二期的收穫量，到了1946年的二、三月，臺灣社會就將進入饑餓狀態。 糧食不足必然帶來社會的動亂，已可預見類似二二八事件的發生不遠矣。
屋漏偏逢連夜雨，1945年缺糧，1946年，第一期稻作遭旱災，中部水田因缺水而未能播種者即達萬餘甲，第二期又於9月25日遭逢臺灣十四年來未有的巨大颱風。 故1946全年稻作收獲僅89.4萬公噸，遠遜於日據時代產量，在稻作收成勢必銳減的預期心理下，米價再度高漲。
二、陳儀積極解決糧荒
糧荒如此嚴峻，陳儀抵臺後，積極努力解決糧荒問題。例如陳儀於1945年10月24日抵臺，僅一星期後的31日，長官公署就公佈〈臺灣省管理糧食臨時辦法〉。
11與12月時，花蓮港廳與農林處即宣佈禁止米穀釀酒製粉，臺北市開始實施食米配給。翌（1946）年春，長官公署、臺灣省糧食調劑委員會、臺灣省貿易公司（1946年2月7日改為臺灣省貿易局）、警備總司令部、國民黨臺灣省黨部及花蓮、臺南、臺中、高雄、臺北、基隆等縣市皆有諸多解決糧荒問題之命令及方式。在光復後直到二二八事件爆發前，陳儀政府不斷嘗試各種方式，欲解決糧荒。
當時陳儀採取重新整治農田水利、加強化肥供應、調整土地關係等措施，使遭到戰爭嚴重破壞的農業生產力逐漸得到恢復。到1947年，全省受戰爭和自然災害破壞的農田水利設施基本修復，並進一步加強了河患的防治與農田水利工程的建設，農田灌溉面積有所增加。化肥產量也逐年增加，部分緩解了「肥荒」問題。
在此同時，中央政府曾多次向臺灣徵米，但陳儀鑑於臺灣人民亦缺米糧，所以反對將米運往大陸，極力抗拒，以致中央無法徵收。 如1945年12月28日中央行總秘書長向景雲，致電行總臺灣分署錢宗起詢問：
「臺灣食米全年生產及銷費量各若干，目下有無餘糧可資出口，供給華南各地。署如大量購運有無困難。盼即電復滬福州路120號善後總署。」
行總不僅催促分署，也直接去電長官公署詢問是否有辦法糧食出口。陳儀在12月29日以亥艷電向行總署長回覆如下：
臺灣素以產米著名，唯近年因肥料供給缺乏，收穫逐年遞減，估計自本年十一月至明年五月需要四十九萬三千餘噸，而本省可能供給者祇三十七萬九千餘噸，尚短十一萬四千餘噸，雖目前尚未缺糧，而轉瞬即感糧荒頗為嚴重。為今之計，首在輸入大批化學肥料，使勿失農時，來年收成方有把握。次則在青黃不接時期，運濟糧食以資過渡。報載聯總明年一至六月運米七十三萬噸接濟我國。此項糧食如何分配，當在藎籌之中，務祈將臺灣列入分配糧食區內，於明年二、三月間接濟五萬噸以維民食。一面並請分配大批化學肥料來臺，藉利農事，實所企禱。至臺灣糧食產銷數字，已由救濟分署另電詳陳，佇盼電復。弟陳儀亥艷親印。
陳儀不僅明確表達了沒有餘糧可供出口，更要求中央行總能盡速撥糧食、肥料來到臺灣，以解決臺灣方面缺糧之急。
此外，長官公署於1946年5月25日下令查緝嚴禁糧食出境，並積極籌購外米。1946年1月31日，越南西貢米五千袋運抵臺灣 。同年夏天，內地福建曾運米364公噸、穀281公噸及麥32公噸至臺灣 。此外，自1945年11月至1946年10月止，貿易局以交換物資為主併採購的方式，自上海、天津、青島等地進口大量臺灣所缺的物資，例如肥料8,457公噸、麵粉90,900袋、布123,664疋、汽油26,500加侖等共二十三類之多，並大量配銷予一般人民及合作社。
由上述資料可知，「長官公署運輸大量米糧到大陸而導致臺灣米荒」之說，應該僅是「傳聞」，並非事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