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閲讀:如果丘吉爾領導當下的美國,美國能避免衰落嗎?》
Niall Furgeson /英國歷史學家,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 原文刊載於英國《經濟學人雜誌》8/21
當美國於一片混亂中撤離阿富汗時,它的衰落令人回想起一個世紀前大英帝國的殞落。
一位歷史學家警告:阿富汗只是開始,未來可能會因此導致更大的衝突。
「許多人仍沈浸在無知之中……而他們的領導人為了獲取選票,不敢點醒他們。」
在《集結風暴》(即丘吉爾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的第一卷)一書中,丘吉爾如此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者:英國。
他痛苦地回憶:「拒絕面對令人不愉快的問題,渴求人民的擁護和選舉勝利,不顧國家的重大利益。」
美國讀者看著他們的政府「丟臉的」離開阿富汗,聽著拜登總統緊張而努力地為他造成的不光彩撤離辯護,可能會發現:丘吉爾戰前針對英國的批評,有一些會令他們心裡不舒服、但卻似曾相識。
借用耶魯大學的歷史學家Paul Kennedy 的一句話,當時英國的精神狀態是整個國家的疲憊和「帝國過度擴張」的產物。
自1914年以來,英國經歷了一次世界大戰和1929年大蕭條,並且在1918至1919年經歷可怕的大流行病——西班牙流感。
財政被堆積如山的債務,壓得喘不過氣來。
儘管英國仍然是全球主要貨幣發行國,但在貨幣方面,它已經不再是當年無可匹敵的角色。高度不平等的英國社會,促使左派政治家要求即使不實行徹底的社會主義,也要進行社會財富和權力的重新分配。
一部分知識分子在這方面走得更遠,他們選擇擁護共產主義甚或法西斯主義。
與此同時,凝固而無法變通的統治階層,傾向於忽略不斷惡化的國際形勢。英國的全球主導地位在歐洲、亞洲和中東都受到威脅。集體安全體系——當時建立在國際聯盟的基礎上,它是1920年戰後和平解決方案成立的國際組織,也正在崩潰,只留下了一個鬆散的聯盟,勉強補足業已離散的帝國影響力。
但結果卻是另一場更大的災難式的失敗:英國人既沒有認識到極權主義威脅規模之大,也沒有積累出阻嚇獨裁者的手段。
英國的教訓,是否有助於我們理解當下美國權力的未來?
美國人更喜歡從美國自己的歷史中吸取教訓,他們很少從他國歷史,看待世界。但將美國與上一任大英帝國的全球霸主對比,或許會為我們帶來更多啓發。因為今天的美國與戰時的英國,在許多方面都很相似。
與任何歷史類比一樣,這樣的類比當然也有缺陷。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統治了廣闊的殖民地和其他附屬國,今天的美國卻沒有相同的統治區域。
這一點使得美國人在自我認知上認為美國並非一個帝國,即使他們的士兵和公民在阿富汗駐紮了20年才撤退:他們依舊如此認為。
儘管美國的新冠病毒死亡率很高,但也並沒有嚴重到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經歷的那種受創傷的程度。當時英國有大量的年輕人被流感屠殺(近90萬人死亡,15至49歲的男性中,佔了大約6%,至少170萬感染者)。美國如今面臨的威脅也不像納粹德國對英國造成的威脅那樣明顯而迫切。
不過,某些相似之處還是很驚人,而且這兩個國家在阿富汗強行建立自己相信的價值秩序,都相繼失敗了。
早在1930年2月,在「過早的」現代化改革引發了一場叛亂之後,《經濟學人》雜誌已指出:「很明顯,阿富汗不會採用西方的東西。」
近幾十年來,預測美國衰落的書和文章已經太多了,以至於「衰落主義」已經成為一種陳腔濫調。
但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和50年代之間的經歷提醒我們,還有比溫和的、漸進式的衰退更糟糕的命運。
《以金錢為導向的價值觀》
我們從堆積如山的債務開始談起。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的公共債務從1918年佔GDP的109%,上升到1934年略低於200%。而美國的聯邦債務與英國雖有所不同,但在規模上是可以比較的。如今她的債務達到國內生產總值GDP近110%,甚至高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久前一個高峰。
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估計,到2051年,它可能超過200%。
當今的美國與大約一個世紀前的英國有一個重要區別,美國聯邦債務的平均期限相當短(65個月),而英國超過40%的公共債務採取的是永久債券或年金的形式。這意味著,今天的美國債務對利率的變化,要比當初的英國危險且敏感得多。
另一個關鍵差異是財政和貨幣理論的巨大轉變,這很大程度上正是凱恩斯對英國戰時政策的建議。
1925年,英國決定以戰前過高的價格將英鎊回歸金本位,這使英國陷入了長達八年的通貨緊縮。工會權力的增加意味著大蕭條期間,工資的削減落後於物價的削減,這導致了就業機會減少。
在1932年的低谷期,英國失業率為15%。然而,英國的大蕭條主要還是因為英國在1931年放棄了金本位制,這使得貨幣政策得以放寬。實際利率的下降意味著償債負擔的減輕,為英國財政創造了新的迴旋餘地。
在未來幾年,美國似乎不太可能出現這種償債成本的下降。以美國前任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mers為首的經濟學家預測,當前美國的財政和貨政策,將導致通貨膨脹的危險。
英國的實際利率在20世紀30年代普遍下降,而美國的實際利率預計將從2027年開始轉為正數,並穩步上升,到本世紀中期達到2.5%。當然對利率上升的預測,往往是錯誤的,而且美國聯準不急於收緊貨幣政策。但是,如果利率真的上升,美國的債務將需要更多的成本來償還,擠壓聯邦預算的其他支出,特別是國防等可容易調整的支出。
這將問題的關鍵,擺在我們面前了。
丘吉爾在20世紀30年代最關心的問題是:政府在拖延時間——這是英國綏靖政策的基本原理——而不是積極地重新武裝英國軍隊,以應對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帝國主義政府越來越多的侵略行為。丘吉爾反對英國綏靖主義者另一個關鍵論點是,財政和經濟方面的限制——特別是管理一個覆蓋斐濟、岡比亞、圭亞那、溫哥華的帝國,其高額成本使得快速重新武裝英國,變得不再可能。
稱美國今天面臨著類似的威脅——不僅是來自中國,還有來自俄羅斯、伊朗和朝鮮的威脅——這可能顯得異想天開。
然而,僅僅是這一事實,就說明問題所在。
大多數美國人,就像二戰之前的大多數英國人一樣,根本不想考慮在國家已有大量債務下,如何面對希特勒正在發動一場重大戰爭。
如今的美國也正在走向相同的道路。預計美國國防開支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將從2020年的3.4%下降到2031年的2.5%。
這會引起丘吉爾主義者的驚愕。他們也將會經歷相同的敵意和指責——如同當年譴責丘吉爾在煽動戰爭一樣。
《力量是相對的》
美國與其他國家相比的相對衰退,和當初的英國另一個相似點: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遜估計,到20世紀30年代,英國經濟產值不僅被美國(早在1872年)超越,而且還被德國(第一次在1898年,在經歷了災難性的戰爭、惡性通貨膨脹和不景氣的年代後,於1935年再次被超越)和蘇聯(1930年)超越。
大英帝國作為一個整體,其經濟規模比英國大,特別是如果把各殖民地包括在內的話,也許是其兩倍大。但美國的經濟規模更大,儘管大蕭條對美國的影響更嚴重,美國的經濟體量,仍然是英國的兩倍多。
今天的美國也面臨著類似的經濟產值相對下降的問題。按照購買力平價法,考慮許多中國國內商品的價格更低,中國GDP在2014年已趕上了美國。按當前美元計算,美國經濟體量仍然更大,但預計兩國的差距將會縮小。今年,中國的美元GDP會是美國的75%左右,到了2026年,則將達到89%。
中國給美國帶來的經濟挑戰比蘇聯曾經帶來的更大。這不是什麼秘密,因為蘇聯的經濟規模在冷戰期間從未超過美國的44%。
在許多運用於國家安全應用的技術領域,從人工智能到量子計算,中國正在努力追趕美國,這也不是什麼機密消息了。中國領導人的雄心壯志也是眾所周知的。
這五年來,美國對中國政府的好感明顯轉變為負面。即便如此,公眾對於應對來自中國的軍事威脅也沒有多大的熱情。如果中國攻打台灣,大多數美國人可能會與英國首相張伯倫的觀點一致,他曾臭名昭地將德國在1938年分割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動描述為「遙遠國家的爭吵,而我們對爭吵的雙方都一無所知」。
在兩次大戰之間,英國態度軟弱的一個關鍵原因是知識分子對帝國的反抗,以及更普遍的對英國傳統價值觀的反抗。
丘吉爾厭惡地回憶起1933年牛津大學辯論社在辯論中提出的動議:「我們拒絕為國王和國家而戰」。他指出:「在英國,人們一般會對這樣一個插曲一笑置之,但在德國、俄羅斯、義大利和日本,他們會有英國已經變得腐朽墮落了的根深蒂固的想法,這種想法也動搖了許多人的盤算。」
當然,這也正是如今中國新一代「戰狼」外交官和民族主義知識分子對美國的看法。
納粹、法西斯和共產主義者都認為英國人對自己充滿了憎惡。「我甚至不知道大英帝國正在消亡,」喬治·奧威爾在他的文章《獵象記》中記錄了他作為殖民地警察的時光。沒有多少知識分子能有奧威爾這樣的洞見,認為英國仍然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許多人——不像奧威爾——他們選擇了信仰蘇聯共產主義,他們為西方國家的情報部門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與此同時,令人震驚的是,大量上流社會的貴族精英還被希特勒吸引。甚至《每日快報》的讀者,也樂於取笑而非讚頌大英帝國。
《帝國的終結》
美利堅帝國不像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有英聯邦自治領地、殖民地和受保護國,但它現在所處的國際主導地位,以及過度擴張帶來的代價,完全與大英帝國相似。
現在美國的左翼和右翼都習慣性地嘲笑或謾罵美國帝國主義的計劃。《國家》雜誌的記者湯姆·恩格爾哈特(Tom Engelhardt)幸災樂禍地說:「美利堅帝國正在崩潰。」
對於右翼來說,經濟學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譏諷地想像著「美利堅帝國的衰落會是什麼樣子」。:
與此同時,進步的非裔美國哲學家康奈爾·韋斯特(Cornel West)認為「‘黑人的命也是命’與反對美利堅帝國的抗爭殊途同歸」,還有兩位支持川普的共和黨人瑞安·詹姆斯·吉爾·杜斯基(Ryan James Gir dusky)和哈倫·希爾(Harlan Hill)認為最近的新冠疫情揭露了「美國其實穿著皇帝的新裝」。
右翼仍然捍衛著美利堅共和國建國的傳統:與此相反,「覺醒」的左翼則試圖將美國歷史改寫為充斥著奴隸制和種族隔離的血淚史。但政治光譜中的任何一方都沒有多少人渴望回到上世紀40年代開始,美國扮演全球霸權時代。
簡而言之,就像20世紀30年代的英國人一樣,21世紀20年代的美國人已不熱衷於帝國主義——中國的觀察人士注意到了這一現象,並對此津津樂道。
然而,帝國仍然存在。
美國幾乎沒有多少真正意義上的的殖民地:只有加勒比海的波多黎各和美屬維爾京群島、北太平洋的關島和北馬里亞納群島,以及南太平洋的美屬薩摩亞。按照英國人的標準,這些殖民地根本不值一提。然而,美國與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軍隊遍布全球,無處不在。美國的武裝部隊人員在150多個國家都有部署,駐外軍隊總人數約為20萬人。
承擔如此廣泛的全球責任並非易事。但是,要想擺脫他們同樣不容易。
英國人為此吃過苦頭,美國人則要吸取英國人的教訓。
拜登決定從阿富汗進行「最後的撤軍」被認為是不明智的,這說明了美國想要減少其在海外所承擔的責任,並不容易。
歐巴馬曾經也做出了類似的從伊拉克撤退的決定,並於2013年宣佈「美國不是世界警察」。
川普的「美國優先」(American First)原則只是同一種衝動的民粹主義的版本:他太渴望離開阿富汗,並以關稅取代「反恐支出」。
在阿富汗發生的撤軍災難完美的說明,想要放棄對全球的主導權,這個過程是不太可能和平度過的。不管用何種措辭,宣佈放棄這場歷時最長的戰爭,就是承認失敗。
這不僅僅對塔利班,是他們的勝利。
中國也在密切關注,畢竟中國與阿富汗也有一段狹小的接壤土地。俄羅斯也在幸災樂禍的作壁上觀。
就在歐巴馬宣佈放棄做世界警察的幾個月後,俄羅斯立刻就對烏克蘭和敘利亞進行了軍事干預。
這並非巧合。
拜登相信美國可以像之前從越南撤軍、擺脫越南這個泥淖一樣從阿富汗撤軍。
越戰是段不光彩的歷史,美國在越南受到的屈辱確實產生了後果。它為蘇聯及其盟國以可趁之機,在其他地方製造了麻煩——包括非洲南部和東部、中美洲以及蘇聯於1979年入侵了阿富汗。
於是我們可以推論在喀布爾重演西貢當年的淪陷,未來也將產生類似的不良影響。
即便新保守主義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後抬頭,狂妄自大到了頂峰的時候,美利堅帝國的終結也不難預見。
我在《巨人:美利堅帝國的興衰》一書中首次提出,當時美國的全球地位至少存在四個根本性的弱點:一是人力赤字(很少有美國人願意在像阿富汗和伊拉克這樣的地方長時間工作);二是財政赤字(見上文);三是關注度不夠(選民在大約四年後就對任何大規模干預失去了興趣);四是歷史視角的缺失(決策者不願從前任那裡汲取經驗教訓,更不願意從其他國家吸取經驗教訓)。
但是曾經的大英帝國從來沒有這些事件。
另一個不同之處在於——這比財政赤字要深刻得多——是美國的負國際投資(NIIP),它佔GDP的比例是-70 %。
負的國際投資本質上意味著外國人對美國資產的所有權,超過了美國人對外國資產的所有權。相比之下,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儘管有大量的海外資產被清算以資助一次世界大戰,但它仍然有著龐大的正國際投資。從1922年到1936年,它一直保持在GDP的100%以上:到1947年才下降到3%。
拋售剩餘的帝國白銀(準確的說,是迫使英國投資者拋售海外資產,交出美元)是英國為二戰買單的一種方式。
但是美國作為一個債務大國,並沒有與之對等的儲備金。只有通過更多的公債出售給外國人,美國才能負擔得起維持其世界霸主地位的成本。
這對於維持其超級大國的地位而言,實在太不穩定了。
《丘吉爾:「我當首相不是為了主持大英帝國的葬禮」》
丘吉爾在《集結風暴》中的論點並不是在借德國、義大利和日本的崛起這一不可阻擋的進程來譴責英國的衰落。相反,他堅持認為,如果西方民主國家在1930年代早些時候採取更果斷的行動,戰爭本來可以避免。
當小羅斯福總統問丘吉爾這場戰爭應該叫什麼時,丘吉爾立刻回答說:「不必要的戰爭。」
同樣的道理,中國的崛起也並非不可阻擋,更不用說俄羅斯了。從朝鮮到委內瑞拉,所有與他們結盟的小國都是經濟上的弱國。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速度比預期的還要快,勞動力正在萎縮。
居高不下的公營及私營部門債務正在拖累經濟增長。它也可能在氣候危機中,首當其衝,因為它無法輕易改掉依賴煤炭,作為工業能源的現象。
然而,一系列事件的發展又很容易導致另一場不必要的戰爭。
最有可能是在台灣問題上爆發。
中國要統一台灣,而美國模糊地承諾要防禦中國——隨著東亞地區軍事力量平衡的轉變,這種承諾越來越缺乏可信度。
美國航母越來越難招架中國的東風-21D等反艦彈道導彈,而這還只是美國國防部無法解決的問題之一。
如果美國的威懾失敗,習近平發動突然襲擊,美國將面臨更嚴峻的選擇,要不然打一場漫長而艱苦的戰爭——就像英國在1914年和1939年所做的那樣——要不然就像1956年蘇伊士運河事件那樣,直接認輸。
丘吉爾說他寫《集結風暴》是為了表明:
邪惡者的惡意如何因善良者的軟弱而愈發猖狂;民主國家的結構和習慣為何——除非與更大的有機體結合在一起——會缺乏為卑微大眾提供安全感的毅力和信念;甚至在自我保護的問題上……謹慎和克制的忠告反而會帶來致命的危險……以及因為渴望安全和平靜的生活,而採取的中庸之道,可能會直接導向災難的中心。
他用一句精辟的格言作為這卷書的結束語:「事實勝於幻想。」
近年來,美國領導人過度熱衷於幻想了,譬如小布希領導下新保守主義者「全面統治」的幻想,還有川普想像出的美國「大屠殺」的黑暗噩夢。
隨著另一場集結風暴的到來,也許是時候面對現實了。
丘吉爾看透了這一點:帝國的終結很難不伴隨著陣痛。
——圖片:美國運輸機撤離阿富汗難民、美國最後離開的軍事領袖、拜登在白宮發表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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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日期:2021年8月20日
【明報專訊】美國總統拜登終於結束美國歷史上最長的阿富汗戰爭。喀布爾機場一片混亂,不禁令人記起1975年美國撤離越南西貢市時的畫面。不少人更譏笑美國再次打敗仗,拜登無能,數周前仍堅持阿富汗傀儡政府可支撑最少兩三年,經美軍訓練有素,擁有先進武器的30萬強大軍隊,更必能抵抗為數只約7萬人的「雜牌」塔利班戰士。
見到一堆可憐被出賣的阿富汗人,爭相攀上正在移動的美國軍機,起飛也死不放手,從半空掉下身亡的場景,我也感到驚訝和替他們不值。但阿富汗真是越南的翻版?美國真的是夾着尾巴敗走?拜登真的將因此而喪失政治前途?
仔細分析一下,就明白阿富汗戰爭跟越戰的分別。阿富汗戰雖長達20年,但美軍死亡人數不到2400,越戰中美軍死了近6萬。更大分別是當年有徵兵制,民怨載道,華盛頓經常出現大規模反戰示威,克林頓和小布殊等都是當年的「逃兵」。美國人被洗腦誤導攻打阿富汗和伊拉克是為911恐襲報仇,但其實與他們無關,因此從未出現大規模反戰示威,所有士兵都是自命拯救世界(或嗜血)的志願軍。
美軍20年死亡人數低過COVID 難言敗走
第二個問題,美國真的在阿富汗打敗仗?首先以人命損失來計算一下勝敗,美國折兵數目只約等如4天的COVID死亡人數,美國每年兇殺案人數都近2萬。對比下,保守估計阿富汗人民總死亡人數最少25萬,美國的100倍,包括政府軍、塔利班與平民老百姓,有估計更高達百萬!這叫做輸?
况且由小布殊到拜登,4任總統口徑都異常一致,打仗目的只為剷除蓋達組織(Al Qaeda)和找出他們認為被塔利班政府窩藏的拉登。雖然最終是在巴基斯坦找到和殺掉他(due process?),但對美國來說,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有何分別?重點是完成任務,美國跟從前的大英帝國不一樣,不擅長搞殖民地,根本無興趣參與所謂「國家建設」。拜登亦提醒阿富汗是有名的「帝國墳墓」,十九世紀英國曾佔據但鎩羽而歸,二十世紀,蘇聯更間接因泥足深陷於此而最終瓦解,二十一世紀美國也陷入苦戰20年,亦可說因而走漏了阻擋中國崛起的機會!
最重要和最現實的是,無論從美國內部利益,或地緣政治角度考量,退出阿富汗都是明智之舉。撤軍根本是絕大多數美國人所歡迎的一個共識,連伊拉克之戰都早已結束。如拜登所說,談判是特朗普在2019年開始的,曾幾乎邀請塔利班領袖到大衛營,後因反對聲音太大而告吹,拜登自辯只是按着既定時間表執行協議。
現在很多人指摘拜登上月仍堅持美軍撤退必非常有秩序,絕不會出現當年越南的亂狀,但結果仍是歷史重演!但試想一下,即使事前CIA告訴拜登一旦撤軍,阿富汗傀儡政府必馬上倒台,拜登可以對人民講真話嗎?醜陋的事實是,既然決定出賣阿富汗政府和人民,這個謊言是必須講的。再者請留意,他從來沒說過阿富汗政府永遠不倒,只說理應暫時不倒。倒的速度真的重要嗎?其實對阿富汗人民福祉來說,11日極速變天,和平交接,幾乎不用開槍(有人取笑比美國選舉更和平),代表人心所向,是好事! 如真的再拖兩年,即內戰繼續,更多生靈塗炭!
早前在多哈的會議,參與者包括美、中、俄、巴基斯坦、塔利班及阿富汗政府雙方,可能他們已達成如何交接的共識,包括答應讓美國人和西方盟友安全離開,甚至有傳聞塔利班答應讓總統加尼(Ashraf Ghani)帶着大量財富安全出走!
所以怎可能拜登真的對亂局感到意外?前天他被George Stephanopoulos訪問,提到近700難民擠迫在美國軍機上,以及有人從飛機掉下跌死的恐怖情景,拜登打斷問題,冷血地和坦白地回答:「但這已經是四五天前的事了!」 他似乎沒有回答問題,但其實已盡在不言中。他的意思是撤軍必混亂,些少傷亡在所難免。况且四五天前的事,已超過現今24小時的News cycle,已成為舊聞,何足掛齒?薑果然是老的辣,誰說他老人癡呆?
塔利班學會PR 助和平接管
塔利班也學會了PR形象的重要,對今次和平接管有極大幫助。塔利班似乎有點模仿愛爾蘭共和軍(IRA),分為軍事和政治兩個部分,軍事負責打仗,政治負責在多哈(和天津)談判。他們答應今次掌權,已汲取過去犯錯的經驗,變得更文明和温和,將容許女性讀書和工作,已特赦所有前政府人員和曾為西方國家服務的人。當然不少人仍不相信,所以才會出現人群湧到機場的場面。據悉,除機場出現一點混亂外,今次塔利班奪權後,確未出現大規模屠殺和報復。即使在機場控制上,原來美軍和塔利班是有協議的,似乎是美軍要求塔利班設防線,阻止大量難民湧進機場,不止塔利班曾開槍鎮壓,美軍也曾開槍「錯殺」數名逃難者。
拜登在國際方面考慮更聰明和實務。理論上,如美國能建立一個所謂西方自由民主國家,駐軍在與新疆接壤的阿富汗,確有長期牽制中國的作用,但明顯經過20年經驗,原來這是個mission impossible,長期部族內戰,才是阿富汗過百年來的歷史常態,根本從未真正統一過。再看看地圖,拜登即明白到美國控制的阿富汗,被不友善的國家:俄國、伊朗、巴基斯坦和中國等重重包圍,有如圍棋中的死棋。現在拜登可說主動放棄死棋,故意製造權力真空,如出現地區性不穩定,或反而對美國有利。
短期內,塔利班處於極有利位置,為保持和平穩定,各鄰國必爭相釋出援助之手,協助建設阿富汗。近日西方傳媒居心叵測,故意指出阿富汗擁有各種「寶貝」,包括稀土、最時尚的鋰,更可成一帶一路的下一個目的地,可建通往伊朗的輸油管!明顯目的是引誘中國捲入漩渦,誤闖此帝國墳墓。
阿富汗龍蛇混雜,塔利班本身已分為不同派系,另外仍有多個恐怖組織以此為基地,包括蓋達和伊斯蘭國(ISIS)的殘餘分子。最值得留意的是鼓吹疆獨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ETIM,簡稱東伊運),多年來一直被美國定性為恐怖組織,但去年美國突然剔除此標籤,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引中國捲入阿富汗 西方傳媒居心叵測
近日西方傳媒更為中國精心設下一個兩難抉擇陷阱。他們說中國仍不可算是真正超級強國,因為已40多年未經歷過戰爭的考驗。他們認為超級強國必須願意用武力捍衛國家安全和利益、原則和盟友安全。其中頗有可能的一個場景是,親密盟國巴基斯坦假如被日趨不穩定的阿富汗牽連,發生頻繁嚴重恐襲事件(上月已出現過),中國會否作出軍事反應?如不出兵,會否被戰略對手和甚至盟友輕視?但如出兵,後果或更嚴重,將打破過去40多年和平崛起的神話,會否因此而失去道德高地?今天的阿富汗確非1970年代的越南,但上一次中國開戰,對手正是政權剛逆轉不久的前盟國越南。
第三個問題,拜登會否因此潰裂而提早成為跛腳鴨,明年底中期選舉共和黨重掌國會控制權,2024年連任無望?現在為時尚早,誰也沒有答案。但拜登聰明之處,正是精準選擇距離中期選舉尚超過1年,總統選舉3年的今天來引爆此早晚必爆的計時炸彈。1975年西貢淪陷/解放(觀點與角度),翌年已是大選年,福特就落敗了。
拜登抽身時機精準 不損連任
拜登上任剛逾半年,其實做了不少事情。加速接種疫苗,成功通過多個刺激經濟和基建方案,當然亦不忘繼續對中國施壓(可惡)。阿富汗一事,暫時拜登看似失分,但再過一段時間,如美國僑民安全撤退,塔利班亦真的變得較温和,說不定拜登可變回英雄,甚至贏得不少早已支持撤軍的特朗普鐵粉票。
100天的傳統蜜月期已過,無可避免地民望必有所回落,正是kitchen sink所有壞消息的好時機。除阿富汗,有人認為這一浪Delta變種病毒和通脹上升,都可影響中期選舉。但每一浪疫情只維持數月,拜登亦已準備為國民打booster shot。通脹更似有見頂迹象,10年債息回落至1.3厘以下,說不定明年底大家已再次擔心衰退和通縮。
最後,大家有否留意到去年美國大選時傳聞的一段拜登次子亨特(Hunter Biden)醜聞影片,終於浮現出來。於2019年拍攝,裸體的亨特與一名俄國妓女聊天,形象已非常差,更恐怖的是蠢如豬的亨特,在片中提及在2018年,已曾被俄國毒梟偷走一台手提電腦!如這段影片在大選時出現,會有何影響?再想下愛潑斯坦(Jeffrey Epstein)的下場,何等功力才可把此醜聞拖延關鍵的9個月後才爆出來!
中環資產投資行政總裁
[譚新強 中環新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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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想擺脫書:書永遠不死》艾柯&卡里埃爾對談錄
* 這是一個對談。
對談雙方艾柯&卡里埃爾,一位是百科全書式學者、作家,另一位是傑出的編劇,奧斯卡終身成就獎得主。
他們都是愛書人、藏書家,海闊天空聊談由書延伸的種種話題。
詩人海涅有一句廣為流傳的話:在他們開始燒書的地方,他們最終會燒人。
書,永遠不該死去。
⋯⋯⋯⋯⋯⋯
卡里埃爾: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一種趨向:收藏技術竭力淘汰的東西。
我有個比利時朋友是電影編劇,他在地下室放了十八台電腦,就為了可以看從前的影片!
所有這一切都說明,沒有什麼比永久性載體更曇花一現。我們還能讀一本五個世紀以前印刷的書,卻無法看一張只不過數年以前的電子錄影帶或LCD老光盤。
除非把舊電腦都留在地下室。
卡里埃爾:真正令我震驚的,在於當下的完全消失。我們從未如此著魔於仿古風尚。過去在全速追趕著我們,很快我們就要服從前一季度的時尚。
未來永遠不確定,當下卻漸漸在縮短和退避。
艾柯:現在的消失,不僅因為從前持續三十年的時尚如今只持續三天。這同樣與我們講到的事物的過時有關。從前,你花幾個月時間學騎自行車,一旦學會,這就成了一件終生有效的家當。如今,你花兩星期學用一個新的電腦程序,等你漸漸能操作時,更新的程序又出現了,你不同意也不行,手機軟體會強制更新。
因此,問題不是集體記憶的喪失。在我看來,這更像是當下的不穩定。我們不再活在一個平和的現在之中,我們只是沒完沒了地為未來努力做準備。
卡里埃爾:我們處於運動、變化、更新和轉瞬即逝之中,矛盾的是,正如剛才所說的,我們的時代卻是一個越來越長壽的時代。
我們的祖父母的一生顯然要比我們的短暫,但他們始終處於恆久的現在之中。
我叔叔的祖父從前是個鄉下業主,他在每年的1月1日為來年整理賬目。前一年的賬目基本預示了下一年的狀況。什麼也沒有改變。
03
艾柯:記憶具有雙重用途——無論個人的記憶,還是集體的記憶(即文化)——一是保存某些數據,二是讓那些沒用並有可能充塞我們腦袋的資訊沈於遺忘。
一種文化若不懂得過濾過去幾個世紀的遺產,就會讓人想到博爾赫斯在《博聞強記的福內斯》中的人物福內斯,那個能記住一切的記憶專家。
但這恰恰與文化背道而馳。文化,是所有從此消失的書和其他物件的墓園。
卡里埃爾:如果借助在網上搜尋的資料,我們在邏輯上必須覈實這些訊息的可靠性。網絡工具讓我們方便地找到一切假訊息,真實的和不真實的,但事實上也讓我們陷入某種極端的困惑之中。我想,有關安貝托·艾柯的網上訊息一定充滿謬誤,至少充滿不確定性。
艾柯:當某某研究院的某先生出版克萊蒙梭或柏拉圖研究著作時,我們應該相信,他提供的資料確切可靠,因為他一生都在圖書館裡覈實這些來源。然而今天,某先生很有可能從網絡獲取資料,一切都變得不可靠。說實話,這一切早在網絡之前就已存在。個人記憶和集體記憶,本來都不是過往事件的真實寫照,它們只是重構。
05
卡里埃爾:你和我一樣知道,國家主義的約束在何種程度上歪曲了我們對某些事件的看法。直至今日,歷史學家們還常常屈服於本國公開或隱秘的意識形態……阿塔蒂爾克命人改寫土耳其歷史,聲稱早在羅馬時代,土耳其人在羅馬人入侵以前就在土耳其生活了幾個世紀。
諸如此類的事情處處都有……我們即便想覈實,又上哪裡覈實呢?
我們一般認為,土耳其人事實上來自中亞細亞,而現今土耳其的最早居民沒有留下任何書寫遺跡。怎麼辦?
06
艾柯:如果記憶像一張軟體,人到五十歲就會得阿爾茨海默症。遠離阿爾茨海默症或其他各種老年痴呆的方法,就在於持續不斷地學習,比如每天早起背一首詩,做各種智力練習,甚至字謎或者變位構詞遊戲。
我們這一代人在中學還必須背誦詩歌。但接下來的幾代人越來越少這麼做。熟記的過程其實就是在訓練記憶力和智力。今天,我們在某種意義上已經不是非得這麼做不可,但我們恰恰要強迫自己進行這種日常練習,否則就有過早患老年痴呆症的危險。
卡里埃爾:我恰好還記得一句引文——我的記憶剛剛夠用——「我還記得一個擁有非凡記憶力的人,但我忘了他都記住些什麼。」也就是說,我只能記住遺忘。這樣一來,我想我們的交流有助於區分法文中的「知識」(savoir)和「認識」(connaissance)。
知識塞滿我們的腦袋,卻不總是有用。認識則是把一種知識轉化為生活經驗。
07
卡里埃爾:我們的歷史書的書寫往往從民族主義傾向出發,從短期利益出發,從這兒那兒感受到的意識形態的選擇出發。
任何關於法國大革命的歷史都不是清白無辜的。丹東本是19世紀法國那些歷史學家們的偉人,到處可見丹東像和丹東街。後來他失寵了,被證明墮落了,廉潔的羅伯斯庇重新獲得青睞,受到阿爾貝·馬蒂埃等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的大力支持。於是在法國的某些左派社區有了幾條羅伯斯庇爾街,在蒙特伊–蘇–布瓦甚至有了一個羅伯斯庇爾地鐵站。
明天又會是誰?又會有什麼動靜?
08
卡里埃爾:我們全都受著過濾的教育,這種過濾早在我們之前就已完成。正如你所說,這是一切文化的本質。不過,我們不該禁止對這樣的過濾發出質疑,事實上我們也不缺乏這類質疑。舉個例子。在我看來,除了蘭波和波特萊爾以外,最偉大的法蘭西詩人均默默無聞。他們是17世紀初的巴洛克詩人們,布瓦洛和其他古典詩人曾對他們施加了致命的打擊。他們的名字是讓·德·拉塞佩德、讓–巴普蒂斯特·夏西涅、克洛德·霍皮、皮埃爾·德·馬爾波夫。我有時會背誦他們的詩,但這些詩人的作品只有古本,也就是他們在世時的版本,非常罕見,極其昂貴。這些詩幾乎沒有再版。我堅信他們屬於最偉大的法蘭西詩人之列,遠遠超過拉馬丁、繆塞,儘管後兩位的作品作為法語詩歌典範而暢銷不衰。
09
卡里埃爾:偉大的俄羅斯小說家們相互通信,甚至和他們的法國同行保持書信往來,比如屠格涅夫和福樓拜。一個作家若想避免被過濾,那麼他最好聯合、參與某個小群體,而不要保持孤立。
艾柯:莎士比亞之謎在於,人們不能明白,為何單單一個演員就能創造出如此天才的作品。有人甚至推想,莎士比亞的戲劇可能出自培根之手。但是不對。莎士比亞並非孤單一人。他生活在文大學者圈中,和其他伊麗莎白時代的詩人們保持密切往來。
10
卡里埃爾:在古老的文化傳統裡並不存在對偉大創作者的膜拜。不計其數技藝超凡的古代匠人進行創作,卻從未在他們的作品上署名。他們從不把自己視為、也從不被人視為藝術家。
艾柯:他們也沒有創新的概念,這是西方的標誌。在某些文化傳統裏,「藝術家」(artists)的野心只是極為忠實地重複同一種裝飾圖案,並把前輩教下的技藝再傳給學生。他們的藝術即便有變化和差異,我們也察覺不到。
11
卡里埃爾:佛里茲.朗還為人所知,至少電影愛好者們記得他的《殺手M》。但其他幾位呢?過濾,正無情、無影地全面實施,甚至電影學校也一樣,這由學生們來決定。突然,某位「被過濾的」導演重新現身。因為他的某部電影在這裡或那裡放映,並造成轟動。因為新出了一本關於他的書。但這總是極其罕見的。
我們幾乎可以說,電影一旦開始走進歷史,也就走進遺忘。
卡里埃爾:突然之間,活力不再,導演老去,演員也是,作品被不斷重複,某種精髓的東西正在喪失。義大利電影一去不復返,儘管它曾經在世界電影名列前茅。
這讓我們笑、讓我們顫抖的三十年,如今還留下什麼?
費里尼始終讓我心醉神迷。安東尼奧尼一直讓我心懷敬佩。你看過他最後的電影短片《米開朗基羅的凝視》嗎?這是有史以來最美的一部電影!安東尼奧尼在2000年拍攝了這個不到十五分鐘的短片,片中沒有任何對白,他有生以來第一回把自己拍進電影。我們看見他獨自一人走進羅馬的聖·皮埃爾·奧里安教堂。他緩緩走向教皇尤里烏斯二世的墳墓,整部電影就是一個沒有對白的對話,是安東尼奧尼和米開朗基羅的摩西像的相互凝視。我們一直在探討的問題——我們這個時代特有的自我展示和言論表達的瘋狂,毫無來由的焦慮躁動——全被否決在影片的沈默和導演的凝視之中。
12
卡里埃爾:如今唯一還保持手寫的東西————是醫生的藥方。手寫信消失將造成一整個行業的消失。
筆跡學,代人寫信,手稿收藏者和商人……使用電腦讓我懷念草稿,尤其那些對話場景的手稿。我懷念塗抹的槓子,刪改的字句,最初的混亂,向各個方向發射的箭頭,它們標誌著生活、運動和依然困惑的探索。
13
卡里埃爾:在那些艱難的歲月裏,書籍處處輕易地得到傳播,它是一種挽救文化的工具,正如在古羅馬帝國末期,有些知識份子隱退到修道院裡,抄寫一切他們可以從正在衰敗的文明中輓救出來的東西,他們感覺到它將要分崩離析。
這種現象發生在所有文明陷入危難的時代。
可惜的是,沒人採取這一方法來挽救電影。你知道在美國出版的一本書嗎?書名很漂亮,叫《消失的電影攝影集》。那些電影只剩幾張劇照,我們必須從這些劇照出發,重新建構電影本身。這有點兒像那個伊朗書籍裝訂師。不僅如此。把電影改編成小說,就是說把電影提煉成帶插圖的書,這種做法早已存在,可以追溯到默片時代。這種改編自電影的書有一部分保存了下來,而電影本身卻早已消失。
書比電影更長久,儘管書的靈感來自電影。這麼說來,電影也有考古學。
14
艾柯:從那以後,這本書每次重新出現在拍賣目錄裏,我都會去查看,書價再也沒有回落過。這樣的價格,讓書再也不可能落入真正的收藏者手中。
卡里埃爾:它成了一件金融產品,一件商品,這很可悲。收藏家,也就是真正愛書的人,往往都不是特別有錢。書一旦變成可以賺錢的物品,貼上「投資」的標籤,有些東西就丟失掉了。
艾柯:必須強調一點,古籍已不可避免地走在消亡的路上。我要是擁有一件珠寶珍品,或甚至一幅拉斐爾的畫,在我死後我的家人會賣掉它。但我若收藏書,一般會在遺囑上註明,既然我花了一輩子把它們收集在一起,也就不希望它們將來被拆散。這樣一來,這些書要麼只能捐給某個公共機構,要麼通過佳士得拍賣行賣給一家大圖書館,一般會是美國圖書館。從此,這些書就永遠地從市場上消失了。在每任擁有者去世的時候,鑽石都會回歸市場。至於印刷初期珍本,從此只能在波士頓圖書館的館藏書目上看到。
艾柯:永遠也不可能。因此,除了所謂的投資者造成的破壞以外,每一冊古籍都變得越來越稀罕,也必然地越來越昂貴。至於年輕一代,我不認為他們喪失了對珍本的愛好,我倒是懷疑他們是否曾經具備這種愛好,既然古籍的價格總是遠遠超過年輕人的購買能力。話說回來,一個人若真的感興趣,也不一定非要花很多錢才能成為收藏家。
15
卡里埃爾:愚昧往往接近謬誤。
對愚昧的興趣促使我關注虛假的研究。這兩條道路完全被傳統教育所忽略。每個時代既有其真理的一面,也有眾所周知的愚蠢的一面,極大的愚蠢,然而傳統教育只負責教授和傳播真理。
從某種程度而言,愚昧被過濾了。是的,確實有「政治上正確」和「理智上正確」之分。換言之,有一種所謂的好的思考方式,不管我們願不願意。
艾柯:虛假並不一定是愚蠢或弱智的表達方式。虛假就是一次謬誤。違心地行事,就是言與知相悖。
人們一直都在真誠地犯錯。
謬誤橫貫人類的歷史,這不算壞事,否則我們就成了神.....托勒密真的相信地球靜止不動。在托勒密身上絲毫沒有弄虛作假的成分,隔著歷史來看,這只是一個謬誤的知識罷了。
卡里埃爾:我有很多年沒回到這些問題上了。但我再次感到震驚,研究愚蠢問題是如此讓人興奮。
不僅因為愚蠢引出書的神聖化問題,還因為愚蠢讓我們認識到,我們中的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有可能說出類似蠢話。我們總是處於說傻話的邊緣。
我再讀一句夏多布里昂的話,他評論自己一點都不喜歡的拿破侖:「其實,他就是一個戰爭大贏家,除此之外,任何將軍都比他能幹。」
艾柯:當我們決定談論愚蠢,從某種意義來說,我們在向人類這一半天才、半愚昧的造物致敬。
而當我們漸漸臨近死亡——正如咱倆的現狀——我們開始覺得愚蠢勝過美德。
卡里埃爾:在研究愚蠢問題時,我們發現的第一件事就是我們自己是傻瓜。顯然,我們不可能把別人當成傻瓜自己卻不受懲罰。
我們最終會意識到,別人的愚蠢恰如一面鏡子朝我們張開。
一面永久、精準、忠實的鏡子。
卡里埃爾:我們的精神都有些狂熱。我們收藏的書全都見證了我們的想像令人眩暈的程度。一邊是不著邊際的妄想和瘋狂,另一邊是愚蠢,想要區分這兩者尤其困難。
艾柯:我們可以強調文明的各種進步,這些進步極為顯著,並且涉及在傳統中毫不相干的各個社會範疇。但與此同時,愚蠢也越來越多。
從前的農民不說話,並不是因為他們愚蠢。受過教育也不一定意味著智慧。
不。今天有這麼多人渴望被人聽見,致命的是,他們只被人聽見了他們自己的愚蠢。
從前的愚蠢沒有爆發,不為人所知,今天的愚蠢卻肆意橫行。
16
艾柯:我承認,我直到四十歲才讀了《戰爭與和平》。但我在閱讀以前就瞭解這部小說的精髓。你剛才提到《摩訶婆羅多》:我從沒讀過,雖然我收藏了三種語言的三個版本。誰從頭到尾讀過《一千零一夜》?誰真正讀過《愛經》?
但人人都在談論它,有一些還加以實踐。這個世界上充滿我們沒讀過卻幾乎無所不知的書。
問題因此在於,我們是怎麼知道這些書的?巴亞爾說他從沒讀過喬依斯的《尤利西斯》,但他打算向學生們講解這部小說。
卡里埃爾:說到我們書架上那些沒有讀過並且永遠不會去讀的書,很可能每個人心裡都有這樣的想法:我只是暫時把它們放在一旁,我和這些書有個約會,不過是在以後—很久以後,甚至來生。
有些垂死的人感到自己大限已到卻尚未讀過普魯斯特,這樣的哀嘆實在讓人受不了。
艾柯:當有人問我是否讀過這本或那本書時,我出於謹慎總是這麼回答:「您知道,我不讀書,我寫書。」這樣一來,所有人都會閉嘴。但有時還會有人堅持不懈地提問。「您讀過薩克雷的小說《名利場》嗎?」我最終屈服了。連續三次我試著讀這本小說,每次都半途而廢。
—-文章來自於本書部分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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