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中國大陸實施改革開放後對全世界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梅克爾下台倒數14天》BBC

* 歐洲女王曾經是梅克爾的眾多稱號之一。但現在，這位強大的德國總理，本月選舉後，將遠離政治，永遠離開她女王的標籤。

梅克爾是現任歐盟領導人中任職時間最長的領袖。她參加了大約 100 次歐盟峰會，經常被描述為“房間裡唯一的成年人”。

事實確實如此：她令人難忘地幫助引導歐盟度過了移民危機、歐債危機、Covid-19，甚至是英國退歐。

但這是兩個不同的梅克爾混合的故事。

她的歐洲遺產，就像她的國內遺產一樣，也是相互混合甚至矛盾的。

在她的家鄉，她仍受到批評——她掌舵德國的 16 年裡，她是一名 遲疑著Krisenmanagerin，或危機經理，經常等到最後一刻才採取行動；一個務實主義者，沒有遠見卓識——包括她在歐洲舞台上的記錄。

這些都很重要，因為在梅克爾離開政壇許久之後，它們都將成為她真正的歷史評價的核心。

務實主義者梅克爾可能已經幫助歐盟度過了無數生存危機。

但是，如果梅克爾作為歐盟最富有和最有影響力的國家的領導人，能夠更果斷地利用自己的長期地位，那麼她可能會讓歐盟變得更加虛弱和無舵。

以 2015 年歐元區危機為例。

即使是希臘火熱的財政部長亞尼斯·瓦魯法基斯也承認，梅克爾通過讓他的國家保持在貨幣中拯救了歐元，儘管希臘因此財政仍然拮据。

“確實，她最終負責維持歐元區的團結，因為如果希臘退出歐元區，我不相信它維持一體，”。

“但我對她的政策有一些非常強烈的不同意見。她對於歐元區從來沒有遠見。她從來沒有想過一旦她拯救了歐元區，該如何進一步處理它，而且她拯救它的方式變得非常分裂。無論是在德國還是在希臘。”

梅克爾知道大方向，但她太務實，走一步算一步。

希臘總理瓦魯法基斯 (Yanis Varoufakis) 引用了她強加於希臘的重大緊縮措施，批評她。

在雅典，2015 年反德和反歐盟的不滿情緒蔓延街頭。抗議者揮舞著梅克爾的標語牌，留著希特勒的小鬍子，有些人焚燒歐盟旗幟。

西班牙和義大利也被迫面對許多納稅人認為不公平的緊縮措施，他們認為，這是梅克爾強加給他們的。

於是義大利從一個狂熱的親歐派轉變為一個狂熱的歐洲懷疑論的國家。

憤怒的選民相信歐元區的規則是為了強大的德國利益而設計的，以支持其利潤豐厚的出口行業。

他們說，如果像德國這樣更強大、更富有的成員國不幫助較弱、陷入困境的成員國，他們就看不到加入歐盟或歐洲共同市場的意義。

當你需要他們時，德國納稅人在哪裡？他們想知道。

這導致了針對梅克爾的另一項批評：最終她的學說只是歐洲的“德國優先”學說。

你可能會說，這並不奇怪。

首先，每個國家當選的領導人都可能優先考慮他們的國家。

但是後來——這是德國特有的——因為納粹歷史，德國人和歷屆總理，常常對國際中扮演重要的領導角色，非常謹慎。

所以，歐洲女王的稱號當之無愧嗎？

梅克爾總理的確最終出手干預以拯救歐元區，但她也在歐盟內部引發了深刻的南北分歧。

在難民危機期間和 Covid 大流行開始時，這樣的分裂危機再次出現——南歐人感到被遺棄，他們總是首當其沖地面對這些緊急情況，而且孤立無援。

雖然最終他們仍然感謝梅克爾，即使她往往很晚才出手.才行動。

這就是為什麼她的歐盟歷史遺產好壞參半。

但她在歐盟也樹立了一個驚人的先例。

與之前的處理歐元危機慢吞吞不同，Covid-19 危機對像德國這樣的富裕國家，承擔了較貧窮的歐盟國家的疫苗需求及經濟債務。

這又突顯了德國總理必要會採取的激進立場，尤其她必須面對德國國內要求平衡預算的傳統壓力。

法國經濟部長Bruno Le Maire是歐盟 Covid 復甦基金的主要設計師，該基金由德國梅克爾夫人和法國總統馬克洪Emmanuel Macron) 共同向歐盟領導人提議。

由於梅克爾在大流行疾病時歐盟一體採購疫苗的勇氣，這位歐盟遊戲規則改變者認為：“事實證明，梅克爾能夠根據德國當前的思維方式做出決定，並支持歐洲大陸更好的整合和更高的效率.”

勒梅爾先生認為，梅克爾總理認為，如果她不簽約，歐洲在大流行之後的未來就會岌岌可危。

當然，另一種觀點是，梅克爾所以採取快速行動，仍然是以德國的最佳利益為首要考量。

她可能非常清楚，如果義大利、西班牙、法國或其他國家因大流行而在經濟上窒息，歐盟的單一市場可能會崩潰。

市場是德國企業的主要賺錢來源。

因此，危機經理梅克爾 (Angela Merkel) 挽起袖子，採取了戲劇性、務實的行動。

她不僅在德國，在其他地方創造了歷史和頭條新聞。

儘管此行達還沒有達到梅克爾對歐盟移民危機的回答所引發的令人興奮的程度。

2015 年夏末，梅克爾 (Angela Merkel) 向超過 100 萬難民和尋求庇護者開放德國邊境時，她登上了全世界的頭版——有人稱讚，有人嘲笑。

回到家鄉，一些人自豪地吹噓自己國家的 Willkommenkultur，他們歡迎他人的文化，以梅克爾 (Angela Merkel) 為標誌。

其他人被這些難民的到來激怒，湧向極右翼 AfD，促使其成為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第一個在德國聯邦議會中贏得席位的極右翼政黨。

她的移民決定對歐盟的影響是巨大的，也是喜憂參半的。

歐盟在 2012 年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然而，僅僅三年後，其成員國就開始相互封鎖邊境，以阻止難民進入，其中許多人是為了逃離曾經是英法分割殖民的敘利亞戰爭。

這位德國領導人的行動幫助恢復了歐盟作為歐盟創始原則第 2 條規定，人權捍衛者的聲譽。

據美國副國家安全顧問兼總統的得力助手本·羅德斯說，美國總統歐巴馬受到了她很大鼓舞。

“這是歐巴馬所處的時代，當時世界上很少有政治領導人會做一些他們知道會在政治上造成破壞民調、聲望的事情，儘管他們認為這是正確的事情。

“當梅克爾決定接納所有這些難民時，很明顯這會引起政治反彈，歐巴馬對此以及她為之辯護的方式，感到難以置信。”

根據羅德斯先生的說法，歐巴馬鼓勵德國總理更有力地為捍衛歐洲發聲，尤其是在川普當選和英國脫歐公投之後。

羅德斯先生說，到 2016 年底，歐巴馬先生開始相信梅克爾和柏林現在必將成為“自由民主秩序的重心”。

布魯塞爾從此沐浴在梅克爾的光芒中。

另一方面，你可能會問，為什麼梅克爾沒有向歐盟領導人施壓，讓他們在 2015 年移民危機之前做好更好的準備？

在敘利亞和利比亞發生事件之後，這並不令人意外。

絕望的難民和尋求庇護者在試圖非法越境進入歐洲的海上喪生，歐盟國家則在試圖將他們拒之門外時，進行假人道了表演。

先是人道主義，之後又是務實主義，梅克爾總理後來因在代表歐盟與土耳其獨裁總統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達成有爭議的協議中發揮的關鍵作用而受到國際特赦組織和難民組織的抨擊。

該協議要求土耳其不僅要防止難民和其他人登上開往歐洲的走私船，還要開始接回那些設法登陸希臘海岸的人。

還有更多“是的，但是”的例子，當談到梅克爾（Angela Merkel）時，所謂的歐盟捍衛人權的堡壘，已經是她的名字。

是的，今年夏天，她和其他 16 位歐盟領導人簽署了一封聯名信，以捍衛 LGBTQ+ 社區，當時就成員國匈牙利的一項新法律引發了激烈的爭議。

但多年來，梅克爾也被許多人視為匈牙利民主倒退的推動者。

匈牙利自封為“非自由派”的總理維克托·奧爾班直到最近還是梅克爾總理在布魯塞爾的中右翼 EPP 小組的成員，保證了它在歐洲議會中的更多席位和影響力。疏遠他是有問題的，她再次沒有採取果斷行動。

匈牙利及其歐盟盟友波蘭——德國企業的重要合作夥伴——令人得到的結論是，梅克爾和整個歐盟，在涉及其人權記錄和法治並不一致。

西班牙前外交部長兼世界銀行集團前副行長安娜·帕拉西奧（Ana Palacio）最近指責德國有效地領導了她所說的歐洲控制其非自由成員的“非戰略”。她說，如果德國想採取行動維護歐盟保護人權和法治的創始原則，它就會發生。

帕拉西奧女士還抨擊了歐盟的外交政策，將缺乏方向和“可疑決定”歸咎於梅克爾（Angela Merkel）的大門：從歐盟與土耳其的交易到與中國的全面投資協議。該協議於去年 12 月在德國擔任歐盟 6 個月輪值主席國結束時簽署，令當時即將上任的華盛頓拜登政府感到震驚。

2020年，中國是德國最重要的貨物貿易夥伴。

安格拉·梅克爾 (Angela Merkel) 經常受到抨擊，因為她似乎允許德國的貿易利益決定其國家的外交政策，從而對歐盟產生影響。

最後是搞好與俄羅斯的關係。

通過在俄羅斯和德國之間建造北溪 2 管道以確保更便宜的能源，她被指責削弱了歐盟的政治團結和戰略一致性，並讓普丁不感到他必須面對強大的歐盟影響力。

許多中歐和東歐國家反對這條管道。烏克蘭總統沃洛德米爾·澤倫斯基最近將北溪二號稱為“危險的地緣政治武器”。

梅克爾只堅稱，如果莫斯科濫用管道，歐盟將對其實施進一步製裁。

她的另一面，她一直是對烏克蘭制裁俄羅斯的熱情倡導者。 2020 年 8 月，當著名的俄羅斯反對派政治家阿列克謝·納瓦爾尼 (Alexei Navalny) 被毒死時，這位德國領導人讓他飛往柏林的一家醫院，在那裡她採取了非常不尋常的步驟，突然拜訪了他。

再一次混合面貌的梅克爾歷史臉孔。

這篇文章的目的並不是要求梅克爾 (Angela Merkel) 面對歐盟的所有弊病。

在布魯塞爾，梅克爾的師父科爾被視為現代歐盟的創始人。他支持歐元的想法，反對當時德國的多數輿論。他的理由是政治上的，而不是經濟上的。

科爾認為，共同貨幣將防止歐洲鄰國之間發生進一步的戰爭。

科爾還推動德國統一，這讓德國西部的納稅人付出了代價。通過這樣做，他使東歐和中歐更接近歐盟，即使加入歐盟的前景仍然很遙遠。

相比之下，安格拉·梅克爾 (Angela Merkel) 的歐洲王冠就不那麼好了。危機時期的關鍵歐盟人物？她只是讓幫派團結在一起的膠水？

是的。

她是一個自信的新歐盟未來的建築師？可能不是。

法國的埃馬紐埃爾·馬克洪 (Emmanuel Macron) 渴望獲得這個頭銜。

四年前在巴黎，他要求在宣布總統選舉勝利時演奏貝多芬的第九首——歐盟國歌。綽號“歐洲先生”的他有一個雄心勃勃的歐盟改革計劃，包括從美國獲得戰略自主權——或者至少減少對美國的依賴，但他需要安格拉·梅克爾的幫助。

幫助為所謂的歐洲法德發動機注入活力 - 並幫助德國納稅人的錢投資，使他的 21 世紀歐盟願景成為現實。

這在德國並不是最流行的想法，因為安吉拉·梅克爾 (Angela Merkel) 非常清楚。
多年來，她一再的反擊和無休止的拖延戰術，直到 Covid 復甦基金，導致她被悄悄地稱為 Nein 總理。

柏林對法國總統的政府有自己的綽號，Scattergun。顯然是因為他們不斷為歐洲提出各種不同的想法：從擁有自己的國防力量到環境建議，再到新的歐盟貿易精神和歐元貨幣整合。

無論德國的下一任總理在本月的選舉之後是誰，而且競選已經白熱化，他或她將缺乏安吉拉·梅克爾多年來在布魯塞爾積累的經驗和莊嚴。

埃馬紐埃爾·馬克洪（Emmanuel Macron）看到了歐盟議席頭上的默克爾形狀的洞，並希望填補它。

如果他這樣做，歐盟可能會發生一些重大變化。這位在法國被稱為愛麗舍宮皇帝的人，很想被加冕為歐洲之王。

不過，首先，他必須贏得四月份的法國總統大選。

這絕非易事。

For her part, Angela Merkel insists the EU will impose further sanctions on Moscow if it abuses the pipeline.
She has been a passionate advocate of sanctions against Russia over Ukraine. And when prominent Russian opposition politician Alexei Navalny was poisoned in August 2020, the German leader had him flown to a Berlin hospital, where she took the highly unusual step of paying him a surprise visit.
A mixed legacy once again.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is not, of course, to lay all EU ills at Angela Merkel's door.
But when it comes to EU legacies, it's worth taking a look, as German journalists have been doing, at her late political mentor, former German Chancellor Helmut Kohl.
In Brussels, he is viewed as a founding father of the modern-day European Union. He supported the idea of the euro, against majority public opinion in Germany at the time. His reasons were political, rather than economic. Helmut Kohl believed a common currency would prevent further wars between European neighbours.
Kohl also pushed for German reunification, to the cost of taxpayers in western Germany. In so doing, he brought Eastern and Central Europe that much closer to the EU, even if membership was still a far-off prospect.

【張曉明：國家安全底線愈牢　「一國兩制」空間愈大】

6月8日下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舉辦了香港基本法頒布30周年網上研討會，國務院港澳辦張曉明副主任應邀以視頻方式發表了題為《國家安全底線愈牢「一國兩制」空間愈大》的主題演講。講話全文如下。

國家安全底線愈牢「一國兩制」空間愈大

——在紀念香港基本法頒布30周年研討會上的講話

尊敬的林鄭月娥行政長官，

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10天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這是香港回歸以來中央處理香港事務最重大的舉措之一，是「一國兩制」實踐過程中具有歷史意義的一件大事，也是基本法實施的一個裡程碑。我曾經與許多朋友說過，香港國家安全法一日不立，就不能說基本法得到全面實施。在香港基本法頒布30周年之際，我們終於欣慰地看到，這一缺失正開始以另一種立法方式得以彌補。我想，這也是我們對那些為香港回歸祖國和香港基本法起草作出歷史性貢獻的先輩們最好的告慰。

作為本屆全國人大2975名代表之一，我有幸參與和見證了這次全國人大會議審議「決定」的全過程。王晨副委員長對「決定」作說明和「決定」草案最後獲高票通過時人民大會堂內經久不息的雷鳴般掌聲震撼了我——那是一種只有壓抑很久或者期待已久才會爆發出的掌聲，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14億中國人民的心聲！

我注意到這段時間香港社會對「決定」的各種反應，歡欣鼓舞者有之，抹黑攻擊者有之，疑惑憂慮者有之。支持「決定」的市民認為，這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重要保障，「中央出手，香港有救」；反對「決定」的人聲稱「香港已沒有高度自治」，「『一國兩制』名存實亡」，「『一國一制』已經來臨」；對「決定」抱有疑惑的人主要擔憂「決定」和有關立法會不會損害香港的司法獨立和終審權，會不會影響到人權和自由。總的看，各方面關注都比較多地指向「決定」和下一步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對「一國兩制」的影響。這也充分說明，「一國兩制」的確是香港社會各界的最大公約數。那麼，究竟該怎麼看中央這一舉措對香港「一國兩制」實踐帶來的影響呢？今天我想與大家分享的一點看法是：國家安全底線愈牢，「一國兩制」空間愈大。要說明白這個問題，先要想清楚幾個「為什麼」。

第一，回歸初心，想一想為什麼要實行「一國兩制」？

大家知道，「一國兩制」最早是為解決台灣問題提出來的。為什麼針對台灣問題提出「一國兩制」的解決方案？為了實現祖國統一。後來由於解決香港問題的條件比較成熟，「一國兩制」首先被運用於解決香港問題的過程中。中央用「一國兩制」解決香港問題，基本考慮有兩個：一是為了收回香港，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二是為了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這在基本法的序言中寫得很清楚。對於後一點考慮，鄧小平先生講了不少。他在1984年7月會見英國外交大臣傑弗裡·豪時說：「根據香港和台灣的歷史和實際情況，不保證香港和台灣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就不能保持它們的繁榮和穩定，也不能和平解決祖國統一問題。」他還說，如果不采取「一國兩制」方式，香港會出現混亂局面，「即使不發生武力衝突，香港也將成為一個蕭條的香港，後遺症很多的香港，不是我們所希望的香港。」這是體現實事求是精神的戰略考量。但是，相比之下，對前一點考慮，鄧小平先生更為強調。

大家都很熟悉1982年9月24日鄧小平先生會見撒切爾夫人時那篇堪稱經典的談話。鄧小平先生一開談就對中國政府解決香港問題的基本立場作了明確而清晰的概括：「一個是主權問題；再一個問題，是一九九七年後中國采取什麼方式來管治香港，繼續保持香港繁榮；第三個問題，是中國和英國兩國政府要妥善商談如何使香港從現在到一九九七年的十五年中不出現大的波動。」在這裡，鄧小平先生把中央對香港的方針政策作了層次區分，主權問題排在第一位。他還斬釘截鐵地告訴撒切爾夫人，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可見，鄧小平先生在構思解決香港問題的方案時，從一開始就把主權問題放在「置頂」位置。

針對當時香港社會的憂慮，鄧小平先生還多次談到了香港回歸前的過渡期乃至回歸後可能出現的動亂和干預問題。1984年10月3日在會見港澳同胞國慶觀禮團時，他說：「不能籠統地擔心干預，有些干預是必要的。要看這些干預是有利於香港人的利益，有利於香港的繁榮和穩定，還是損害香港人的利益，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切不要以為沒有破壞力量。這種破壞力量可能來自這個方面，也可能來自那個方面。如果發生動亂，中央政府就要加以干預。由亂變治，這樣的干預應該歡迎還是應該拒絕？應該歡迎。」「總會有人搗亂的，但決不要使他們成氣候。」「某種動亂的因素，搗亂的因素，不安定的因素，是會有的。老實說，這樣的因素不會來自北京，卻不排除存在於香港內部，也不排除來自某種國際力量」。1987年4月16日，鄧小平先生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又就此講了很長的一番話。他說：「還有一個問題必須說明：切不要以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來管，中央一點都不管，就萬事大吉了。這是不行的，這種想法不實際。中央確實是不干預特別行政區的具體事務的，也不需要干預。但是，特別行政區是不是也會發生危害國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難道就不會出現嗎？那個時候，北京過問不過問？難道香港就不會出現損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夠設想香港就沒有干擾，沒有破壞力量嗎？我看沒有這種自我安慰的根據。如果中央把什麼權力都放棄了，就可能會出現一些混亂，損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權力，對香港有利無害。大家可以冷靜地想想，香港有時候會不會出現非北京出頭就不能解決的問題呢？過去香港遇到問題總還有個英國出頭嘛！總有一些事情沒有中央出頭你們是難以解決的。」「有些事情，比如一九九七年後香港有人罵中國共產黨，罵中國，我們還是允許他罵，但是如果變成行動，要把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怎麼辦？那就非干預不行。」

我想，在座各位今天與我一起重溫鄧公這些講話，都會對這位偉大政治家所具有的非凡洞察力和預見力、對他的先見之明欽佩之至！我記得，1993年9月23日，也就是末代港督彭定康拋出「三違反」政改方案、迫使中央另起爐灶成立「預委會」之後，中央決定公開發表鄧小平先生會見撒切爾夫人的上述談話，當時特別強調這篇講話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今時今日，再次重溫這些談話，更是讓人「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尤其是鄧小平先生關於切不要以為香港沒有破壞力量、中央必須保持某些權力、必要時非干預不行的諄諄告誡，作為「一國兩制」思想的原創性內涵，具有「警世恆言」意義，是需要我們深刻領悟的。

香港回歸祖國後，中央始終堅持按照「一國兩制」方針處理香港事務，從未動搖過。大家一定注意到，習近平主席關於香港的一系列重要講話特別強調要全面准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不走樣、不變形。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習近平主席還公開宣示了「一國兩制」下不可觸碰的三條底線，指出「任何危害國家主權、安全，挑戰中央權力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權威，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的活動，都是對底線的觸碰，都是決不能允許的。」這些重要論述都是針對香港回歸後特別是近些年來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有的放矢提出來的，是鄧小平先生「一國兩制」思想的繼承和發展，為我們在新形勢下推進「一國兩制」事業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回顧歷史，回歸初心，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不僅是「一國兩制」的題中應有之義，而且是「一國兩制」的核心要義。以此衡量，凡是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為維護國家安全目的而依照法定程序采取的舉措，包括這一次全國人大作出有關「決定」以及下一步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有關法律，都是天經地義的。如果有人因此質疑中央改變了「一國兩制」方針政策，是不是應該反思一下他自己對「一國兩制」的認識不全面、不准確，甚至有偏差呢？

第二，正視現實，想一想為什麼中央要出手處理香港有關國家安全立法問題？

古人講，「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用這句話來形容這次中央出手是很恰當的。香港局勢的發展變化已經到了鄧小平先生所講的「非中央出手不行」的地步，中央出手既是勢在必行，也是理所當然。

中央出手的事實依據是，香港內外敵對勢力所作所為已造成香港長時間亂局，並危及國家安全。而且，有關活動及其危害大有愈演愈烈之勢。特別是去年6月「修例風波」發生以來，一些人持續進行各種暴力活動，阻塞交通，毀壞地鐵，圍堵機場，四處縱火，打砸商鋪，用殺傷性凶器襲擊警察，對普通市民擅用「私刑」，甚至當街潑油點燃，制造「火燒活人」的慘劇。他們還私藏和制造槍械彈藥，囤積烈性炸藥，在公眾場所放置爆炸裝置，表現出明顯的恐怖主義犯罪傾向。性質更為嚴重的是，一些組織和人員明目張膽地鼓吹「港獨」「自決」等言論，並侮辱和焚燒國旗，污損國徽，衝擊中央駐港機構和香港立法會等政權機構，甚至叫囂「武裝建國」「廣場立憲」。一些外國勢力和台灣勢力更是赤裸裸地插手和干預香港事務，煽風點火，推波助瀾，為反對派和激進分離勢力撐腰打氣，提供資金、物資、培訓和保護。美國還制定《香港人權和民主法》，直接以國內法方式把對港干預制度化、常態化。這些活動不僅嚴重危害香港社會穩定、經濟繁榮和公共安全，而且突破了「一國兩制」底線，嚴重危害我國家安全，使香港出現了回歸以來最為嚴峻的局面，也有人說是香港歷史上最長的動亂。正如劉兆佳教授所說：「這次大規模風波與香港過去發生的政治鬥爭的最大分別，是它對國家主權和安全的悍然挑戰和衝擊，而更為嚴重的則是美國和其他外部勢力的前所未有的高度介入」。面對這樣的情勢，能設想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可以坐視不理或者束手無策嗎？有不少朋友說，中央這次出手是香港反對派和激進分離勢力逼出來的。我一定程度上認同這個說法。他們把中央和特區政府的克制忍讓當作軟弱可欺，做得太過分了！

當然，如果香港特別行政區能夠自行完成有關立法，堵塞有關法律漏洞，健全有關執法機制，有效打擊有關犯罪，自然無需中央出手。但連國歌法案在立法會通過都那麼艱難，在可預期的時間內完成國家安全立法恐怕更是「天方夜譚」。中央此時出手是現實政治下的必然選擇。

在這裡，我們不妨回溯一下「港獨」活動在香港冒起的軌跡。如果說，在香港回歸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港獨」還「見不得光」，還要借「本土」之名包裝兜售的話，2012年反「國教」得手之後，有關活動逐漸公開化。起初市面上流傳一些「明獨」或者「暗獨」出版物時，有人說，這是言論自由，政府不能干預。之後一些校園的學生組織公開提出「香港民族，命運自決」，有人又說這是學術自由，是一些不懂事的年輕人隨便說說而已，要多點「包容」。到了2015年1月，時任特首梁振英先生在《施政報告》中針對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雜志發表「港獨」主張提出嚴正警告，一些人說他小題大做。2016年2月8日發生「旺角暴亂」，那些人已不再滿足於言論表達，而是付諸街頭抗爭了。2月28日立法會新界東選區補選，主張「港獨」的候選人獲得高票，令他們食髓知味，要循體制內選舉奪取政權。3月28日，第一個公開主張「港獨」的所謂政黨「香港民族黨」宣布成立，該組織的綱領寫明要「建立獨立的香港共和國」，並開始籌集資金、招募會員、出版刊物和布置參選活動。我記得，4月1日我在香港接受鳳凰衛視采訪時，專門對此講了一番我至今仍然認為是義正詞嚴的話。我說：有人公開成立以「港獨」為宗旨的政黨，容不得我的回應有半點含糊，我們不能因為這些人的主觀意圖不可能得逞或者說不可能成事就姑息，在這些大是大非原則問題上，一定要講是非、講原則、講底線，絕不能養癰遺患，必須防微杜漸，露頭就打，窮追不舍！當時也有人說我「言重」了，甚至說這樣反而會抬高這幫年輕人。後來，我們看到的情形是：多名主張「港獨」「本土」的新人進入立法會，並上演了一幕幕就職宣誓鬧劇；「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居然成為「外國記者會」(FCC)的座上賓，邀請他公開「播毒」。有人說，人大釋法導致宣誓違規的6名議員的資格被取消，特區政府拒絕為FCC負責人、英國《金融時報》記者馬凱續辦在港工作簽證，是中央收緊對港控制的標志性事件。但他們為什麼不去想想，導致這些「後果」的「前因」是什麼？為什麼不去想想「港獨」活動何以發展到今天這個地步？現在，越來越多的人痛定思痛，意識到「港獨」是「政治病毒」，也是暴恐活動的溫床，如果任其傳播肆虐，成規模，成氣候，全社會都要付出慘痛代價，所以，必須「零容忍」。

中央出手的法理依據，最基本的是三條：一是國家安全事務本來就是中央統一管理的事務；二是維護國家安全立法本來就屬於中央事權；三是任何國家在打擊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方面都會采用一切管用的措施，毫不手軟。這幾條放之四海而皆准，無論實行單一制還是聯邦制的國家都是如此。美國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不斷制定的大量法律和堪稱「銅牆鐵壁」的執法體系、西班牙政府對加泰羅尼亞自治區獨立派領導人的嚴刑重判、俄羅斯對付車臣武裝的鐵血手腕，都足以說明問題。港人所熟知的FBI、CIA和MI5、MI6，也都是由聯邦或中央政府統一掌控的國家安全機構。需要說明的是，基本法第23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自行立法禁止七類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雖然是「一國兩制」下的特殊安排，是中央在國家安全立法方面作出的部分授權，但這並不改變國家安全立法屬於中央事權的基本屬性。中央對維護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在內的全國範圍內的國家安全負有最大的和最終的責任，有憲制權力也有憲制責任在維護國家安全的廣泛領域、根據形勢發展變化需要進行各種必需的立法，包括繼續建構滿足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需要的有關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在原有法律規定基礎上進行有關立法，是其行使主權權力、履行憲制責任的體現，與憲法第31條「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的規定和第62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職權第13項「決定特別行政區的設立及其制度」的規定，也是一致的。

還應看到，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也是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3年前召開的中共十九大，已把「一國兩制」確定為14項治國基本方略之一。去年秋天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進一步明確提出這一課題和任務。中國共產黨是我們國家的執政黨，黨的中央全會作出的統一部署必須得到切實執行。所以，我前面講到只是「部分認同中央出手是反對派和激進分離勢力逼出來」的說法，因為中央早已從全局和戰略高度對有關工作作出部署，只不過因為「修例風波」凸顯了國家安全風險，使這一舉措更顯緊迫，刻不容緩。

第三，理性思考，想一想為什麼中央再三強調有關國家安全立法針對的只是極少數人？

理性是迷茫時的光亮，是衝動時的清醒劑。做到理性思考，才能不被各種似是而非甚至顛倒是非的觀點所迷惑，不被各種危言聳聽的言論甚至謠言所煽惑。這在當下的香港極為重要。

「兩會」期間，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組長韓正和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常務副組長、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會見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時都表示，這次全國人大決定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針對的只是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組織實施恐怖活動以及外國和境外勢力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事務的行為和活動，針對的是「港獨」、「黑暴」、「攬炒」勢力。韓正副總理幾天前在聽取林鄭月娥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有關官員對國家安全立法問題的意見時，又進一步明確表示，有關立法懲治的是極少數人所從事的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行為和活動，不會影響廣大香港居民依法享有和行使各種權利和自由。結合「決定」有關規定和王晨副委員長的說明，我們可以對這些講話信息作以下通俗解讀：一是宣示「打擊極少數」，不僅僅是為了「安民告示」，也是中央確定的一項重要刑事政策，是有關立法的指導思想和原則，而且，也會體現在有關執法和司法過程中。二是有關立法的適用範圍是有嚴格限定的，懲治的只是干犯上述4種犯罪的行為和活動，與絕大多數香港居民無關。因為這4種行為和活動為害最烈，是影響國家安全最突出的風險點。至於其它一般的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以及普通刑事犯罪、經濟犯罪等，都不在本法規管範圍之內，而是依照香港特別行政區現行有關法律處理，有些該「激活」的法律要「激活」，不能老是沉睡。三是有關立法對執行機制的規定，包括中央維護國家安全的有關機關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機構設置及其職權，都會以有效防範、禁止、懲治上述4種犯罪行為和活動為原則，並充分尊重香港特別行政區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四是所有相關的立法、執法和司法行為，都會切實保障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各項權利和自由，符合現代法治原則和精神，不會擴大打擊面，更不會羅織罪名、任意出入人罪。

之所以強調理性思考，是因為反對派和一些外部勢力長期以來擅長玩弄一招，就是將中央和特區政府有關法律舉措污名化、妖魔化，危言聳聽，妖言惑眾，制造恐慌。「修例風波」中，一句「修例通過後人人都會被移交內地受審坐牢」的謠言，不知讓多少人走上街頭！這一次，他們一定會故伎重演。最近我已聽到一些謠言，特別是針對中央駐港國家安全機構的說法比較多，比如說它可以在香港隨意抓人，並把人送到內地受審，等等。這些其實都不值一駁。國家安全機構在內地辦案也要嚴格依法辦事，並有嚴格的程序限制，怎麼可能到了香港反而變得無拘無束呢？

毋庸諱言，這裡還涉及一個深層次問題，就是香港一些市民對國家的了解和信任問題，特別是對內地法治狀況缺乏了解和信任的問題。改革開放以來，經過40多年的努力，國家法治建設取得了舉世公認的進步。否則，怎麼解釋為什麼中國內地是吸引外資最多的地方？為什麼超過200萬的台灣居民、越來越多的香港居民和外國人選擇中國內地作為永居地？就刑事司法制度而言，好幾位香港法律界的朋友告訴我，其實內地與香港差不太多。內地辦案時也堅持正當程序原則，堅持罪刑法定、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罪刑相適應原則，堅持無罪推定、疑罪從無原則，嚴格遵循非法證據排除原則，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舉證責任由檢控方承擔，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依法享有的辯護權和其他訴訟權利。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內地各級各類法院所有裁判文書都要上網，接受全社會的監督。多位香港大法官參觀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案例庫信息系統後，對此都贊不絕口。

第四，辯證思維，為什麼不把這次中央出手視為香港撥亂反正、走出困境的轉機？

以50年為一個時段來計算的話，「一國兩制」實踐已進入中期。作為前無古人的創舉，它所取得的成功已載入史冊。特別是交接順利、過渡平穩、制度不變、高度自治、自由開放以及兩次在國際金融危機衝擊下快速復蘇等等，都超出了許多人的預言。但是，正如任何新生事物一樣，「一國兩制」實踐在探索前進的過程中，也遇到了一些路障，碰到了一些挑戰，顯露出一些問題，其中包括頂層制度設計的局限和實際工作的不足，都有不少值得我們反思和改進的地方。特別在治權和人心等方面的問題比較突出，以至於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教授等國際知名學者提出了一個新命題，就是香港需要「二次回歸」。

那麼，到底什麼是香港現在的主要問題呢？答案無疑會見仁見智。我認為，香港的主要問題不是經濟問題，也不是困擾基層民眾的住房、就業等民生問題，或者利益階層固化、年輕人向上流動困難等社會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其集中體現是，在建設一個什麼樣的香港這個根本問題上，存在嚴重分歧甚至對立。我們要建設一個真正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並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香港，但反對派及其背後的外部勢力則企圖把香港變成一個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實體，變成一個反華反共的橋頭堡，變成外部勢力一枚牽制和遏制中國發展的棋子。這是影響「一國兩制」全面准確實施和香港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主要矛盾，香港社會政治生活中的亂像和一些社會矛盾的激化，都是由這個主要矛盾決定的。

從現像上看，我們看到的更多的是社會高度政治化、泛政治化和民粹主義化，是政府施政動輒得咎，是國家安全處於不設防狀態，是國民教育難以推行，是充斥於媒體的對國家的各種負面報道，是學校考試題的荒誕不經，是把香港與內地隔絕的各種言論和舉動，是為香港發展提供空間和動力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受到抵制，等等。究其本質，是香港內外反華反共勢力蓄意制造的政治對立。他們的目標，不只是要搞亂香港，在香港奪權變天，而且要推翻國家政權，顛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是有人在公開發表的文章中叫嚷，要讓香港成為嵌進中國內部的「特洛伊木馬」嗎？不是有人誓言要「為美國而戰」嗎？美國國務卿蓬佩奧5月底發表的聲明不是還透露說「美國一度希望自由和繁榮的香港能夠為威權中國提供榜樣」嗎？所以，我上面講的判斷並不是我們的臆測，而是他們真實的妄想。我想，現在到了「打開窗戶說亮話」、一語道破的時候了。只有把香港問題的本質點破、說透，不諱疾忌醫，敢於直面所存在的主要矛盾和問題，才有可能找到正確的根治的辦法。當然，相對於身體疾病而言，社會問題成因更復雜，治理難度也要大得多。

這次中央采取果斷措施，從國家層面建立健全香港國家安全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顯示的是一種撥亂反正的決心和意志，采取的是既治標又治本的辦法，目的既是為了維護國家安全，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也是為了幫香港早日走出亂局和困局，重返正軌。如果任由香港局勢在反對派和一些外部勢力主導下發展下去，甚至順著他們的腔調和他們設計的路徑，通過倉促實行所謂「真普選」尋求出路，那麼香港只會陷入惡性循環，社會會越來越分化，與國家會越來越對立，不僅繁榮穩定難以為繼，「一國兩制」也可能被他們毀於一旦。我還注意到，香港社會不少人已在展望2047年後「一國兩制」的前途命運，我們確實要考慮一下，香港拿什麼樣的記錄來獲得屆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代表的全國人民的新的授權呢？

有人說這次中央采取的是霹靂手段，用力很猛，擔心國家安全立法會不會把香港管死，「一國兩制」空間會不會因此而壓縮。如前所說，我認為，如果這兩者之間存在辯證關系的話，那麼應該是：國家安全的底線愈牢，「一國兩制」的空間愈大。從經濟領域看，可以預見，立法出台後，香港社會恢復安定，營商環境、投資環境會改善，中央對香港的支持力度肯定會更大，包括大家關心的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問題，中央也會不遺余力地支持。上個月，林鄭特首剛向中央政府提交了一份這方面的建議報告，已得到韓正副總理和中央有關部門的積極回應。最近香港金融界的一位朋友還與我們談到一個看法：全球幾大國際金融中心的GDP與上市公司總市值的比例基本上都是1:1，只有香港是1:14。香港比其它金融中心多出來的13塊錢，是中國的錢、世界的錢。香港資本市場根本不是香港的市場，而是中國的、國際的市場。因此，只要中國經濟保持良好發展態勢，只要中央政府繼續高度重視香港的特殊地位，繼續看重世界與中國內地之間的超級聯系人角色和轉換器功能，只要中央在國際經濟環境困難的時候繼續力挺香港，還有什麼理由擔心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不保呢？從民生領域看，住房、就業、貧困等問題單靠香港自身條件解決，確實難度很大，但以國家之大，推出任何一項重大政策支持，都可能產生不可低估的效應。從自由人權保障來說，除了極少數作奸犯科、與國家「死磕」的人可能心有恐懼外，對於廣大市民來說，立法更多地意味著是對他們的有力保護。他們從此有了免於黑暴恐懼的自由，有了安心乘地鐵、逛商場的自由，有了在街上講幾句實話而不被「私了」的自由。特別是我們不用再為還未成年的孩子們擔驚受怕，不用擔心他們被「洗腦」，不用為他們一時衝動留下犯罪案底，毀掉一生而痛心疾首，香港的未來還有希望。這不正是香港走出困境、變亂為治的轉機嗎？歸結起來說，國家安全底線越清晰、屏障越牢固，香港越安定、繁榮，香港同胞與祖國內地人民的感情越親近，香港的優勢越凸顯，自由發揮空間越大，社會創新活力越強，對國家深化改革開放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貢獻也會越來越大。

前不久，我看電視時見到一位香港女市民在記者問她是否擔心中央為香港制定國家安全法的問題時，一口氣反問了5個問題：「全世界任何國家、任何地方都有這樣的立法，香港為什麼不能有？香港自己立不了，國家為什麼不能立？如果沒有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你怕什麼？如果你犯了罪，為什麼就可以不接受懲罰？你是誰，為什麼有超越法律的特權？」我欽佩這位女士獨立思考和邏輯思辨能力，幾句話簡潔有力，講出了淺顯而深刻的道理。

以上我講了4個「為什麼」，也鬥膽講了許多直言不諱的話。為節省時間，我最後再請大家想一個帶有終極性的問題，就是：誰人真心為香港？是成天在媒體上詛咒國家、到處唱衰香港、跑到外國乞求干預的那些人嗎？是成天幻想著對中國實施「顏色革命」、等著看香港街頭出現「美麗的風景線」的那些人嗎？......在香港再次面臨何去何從關鍵選擇的時刻，我們確實更需要集體理性。

去年11月，正當「修例風波」風高浪急的時候，習近平主席在巴西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期間就香港局勢講了三句話：「中國政府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決心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決心堅定不移，反對任何外部勢力干涉香港事務的決心堅定不移。」這三句話句句擲地有聲，力發千鈞。香港局勢正在發生積極而微妙的變化，我堅信：不論接下來香港再發生什麼，也不論外面的人怎麼說、怎麼做，全國人大常委會都將依照法定程序順利完成有關立法,並確保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落地實施。有了這部立法，「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就裝上了殺毒軟件，必定會運行得更安全、更順暢、更持久！

謝謝大家！

謝謝這篇文章,它把一些煩人的問題做了一些統整

說真的,之前根本沒有想過什麼台灣人中國人的認知問題,3年前去澳洲時也是隨便回答,因為在那裡遇到的人,都會很尊重"台灣"這個地方.

但隨著魏先生到北京工作,加上德國是個親中的國家,這個認知問題第一次嚴重衝擊到我.我不想去解釋我覺得我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也不想去了解你們從大陸那裡看到什麼莫名奇妙的新聞,你若問我從哪裡來,我就只會說,我從台灣來.

不要再問我中國人的認同問題
不要問我台灣會不會回歸的蠢問題
那些對我而言都不是問題
反正我就是來自那個擁有2千3百萬人口的小島
我可以選總統,我可以上FB,我可以在E-mail上寫"自由門"但不會被擋信

但,我常常感到中國對我們台灣人的不理性對待,這就是讓我產生反感的地方
"所以臺灣人降低對『中國』的認同，有一部分的原因，就是中國自己把中國這塊招牌給砸了。"
文中的這句,真是道出了我的心聲

台灣人這麼說這麼做 - 肖鋒
文章有點長, 但有內容, 但值得你花時間…

無法相信連國民黨跟民進黨都說不清楚的事，一個大陸週刊的主筆竟然能說的這麼清楚又易懂!

在台灣找中國，你能感悟到一種久違了的溫馨。我們與他們，似曾相識又彼此陌生。
不少陸客初看台灣會有些心理落差。台灣怎麼連個氣派的機場都沒有？

台灣不是用看的，台灣是要細細品味的。就像一個女人..
我們過往所瞭解的中國，只是一半，另一半在台灣，這一半雖小卻濃縮了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粹。

他們跟我們一樣，他們跟我們又不一樣，太不一樣了.
他們的「愛」是有心的，他們的「親」是相見的，
他們的「義」中是有我的，他們的「廟」是經常朝拜的。

中國漢字(繁體字)是我們與古人交流的密碼。
密碼不失，方能傳承。
他們的書店是有主張的，堅守在黃金地理位置。
逛書店是一種享受，讀書是一種態度。
一個不讀書的民族只會淪為低智商社會.

他們以忠孝仁義命名道路。台灣的路名很中國，香港的路名很殖民，大陸路名很革命。
路不只通東西南北，也通古今。
東西主幹叫忠孝路，南北縱橫叫復興路（台北）；
還有仁一路、信二路、義三路、愛四路（基隆）；
或者一心路、二聖路、三多路、四維路、五福路、
六合路、七賢路、八德路、九如路、十全路（高雄）.

他們的機場翻修，會一步一個道歉啟事。
謙恭本是中華民族的美德。公權更應如此。

人臉是城市最細緻的風景線。
台灣人的臉從容淡定，優雅內斂他們會熱心為陌生人指路，
新一代甚至會拿出手機，耐心為你google，將地圖解釋給你看。
中華民族以助人為樂，美德有傳。

他們一般不拒絕你借電話；迷路了員警不拒絕開車送你；
你不買東西不會嫌棄你，會說「謝謝，歡迎下次再來」；
臨行前被告知，大陸砍價殺一半的作法在台行不通，且會招致鄙視。

通常，他們不認同討價還價，減半還價更是拒絕，
買賣誠心、童叟無欺本是中國人的從商傳統
他們仍把「小姐」當禮貌的稱呼，而「老師」是極令人尊敬的稱謂。

他們宣導獻愛心、捐發票。
發票定期搖獎，既監督商家納稅，同時又救助老弱.
他們的旅館裡會擺放佛教聖典、聖經、大師語錄，各種信仰和諧共處。
什麼是和諧社會？這就是和諧社會.

他們的小吃攤有幾十年歷史，並不因城管掃蕩一空。
小吃攤是城市一道誘人的風景線。
友善是台灣人的關鍵字。
友善不是靠標語，也裝不出來，不是面子，而是裡子。

他們仍保持里長、鄰長的設置，居民一有矛盾或問題，先靠傳統的辦法協調。

中國式友善是鄉土社會出發，再擴展到陌生人社會的。
中華民族的裡子是鄉土中國. 台灣最值得你推薦的是什麼？
導遊說是人情和文化。真準，此兩物大陸最缺。
文化與人情沒寫在樓面上，卻寫在人臉上...。

『為什麼在跟臺灣人交流時，總覺得他們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呢?』
『為什麼說臺灣人也是中國人時，他們會生氣?』
『為什麼臺灣人這麼不喜歡中國啊?』

相信這是每位與臺灣交流過的大陸人民對『大部分』臺灣人的印象，並且深深感到怎麼臺灣人不覺得自己是中國人呢?跟課本裡說的『我們與臺灣同胞血脈相連』大相逕庭。

這之間的認知差異，為什麼「現在」大多數的臺灣人不認同『中國』，即便原本二十年前大多數臺灣人還是自認為是中國人，這之間變化的原因，本文將試著以多方角度解釋為何臺灣人自我認同的發生劇烈變化。

但我們要先認清楚一個相當重要但不好理解的概念，就是這種認同上的轉變不能與台獨劃上等號，這不是等價的。

前言：臺灣人原本的認同

每個在國民黨威權時代(1945~1980末期)的臺灣唸過小學的同學，都對小學用的制式作業本非常有印象，畢竟陪伴了每位小朋友六年的時光。

但以現代審美觀點來看，當時的作業簿可以說用『俗氣』兩個字來形容。

不過小孩子總是傻裡傻氣的，對這難看的作業本也分不出美醜。
而這作業簿令人印象最深的，是在作業本的封底上，印有兩行字：『當個活活潑潑的好學生，做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於是為了要滿足某些政治上的目的，因此黨國教育與宣傳系統對臺灣人民大舉宣傳，臺灣人是中國人的『政治術語』。

在那威權的時代，統治者說一就一，說二就二，沒有人質疑為什麼"我"是"中國人"？

反而大家認為堂堂正正的人就是中國人，所以我就要努力成為一個品德高尚的中國人。

同樣的，威權的教育系統告訴我們大陸的同胞都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我們必須反攻回去才能解救受苦受難的大陸同胞，但沒人質疑大陸人為什麼是同胞這件事情，反而會想到生活在臺灣這塊土地上的人就是中國人，對岸的大陸同胞也是中國人；我們在偉大的蔣總統領導下生活富足又安樂，大陸同胞則被萬惡的共匪荼毒。基於"同胞愛"，我們必須去解救大陸同胞。

因此在過去，臺灣幾乎不存在認同問題，大部分的人都認為自己有中國人的身份，而且認識大陸的方式都是藉由政府的宣傳，而非親身體驗。又加上當時的冷戰背景，1970年代前國際上普遍承認中華民國代表中國，於是認同自己是中國人這個觀念是牢不可破的。

但這畢竟是威權時代，隨著1980年代末期臺灣的民主化運動蓬勃發展以及兩岸之間的互動，造成了臺灣人的自我認同發生了巨大的改變。

臺灣陸委會委託臺灣國立政治大學選局研究中心調查臺灣人民自我認同研究，計畫已經持續了近20年，是臺灣針對同一議題不同時間的民意調查最具權威的一份資料，根據這張由調研結果繪製的圖表透漏了驚人的變化，從1992年起：『認為我只是中國人的臺灣人民，已經從1992年的25.5%下降到2011年4.1%，剩下不到原來的五分之一。認為我只是臺灣人的臺灣人民從1992年的27.6%，上升到2011年的54.2%，比率成長了三倍，認為自己僅是臺灣人的臺灣人民，已經超過臺灣人口比率的一半。而我是臺灣人也是中國人的比率也在逐漸減少中。』

有一派論點認為：1990年代後，臺灣由李登輝陳水扁執政，執行去中國化的教育政策。導致臺灣人認同發生改變。這論點非常不牢靠，因為臺灣人改變認同的比例變動相當大，遠遠超過當時受過教育的年輕人。也就是說有非常多受過正統『我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教育的中老年人改變了他們的自我認同，理論上他們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並非是一個簡單的去中國化政策就能改變。

凡事出必有因，在此先提出一個觀察的角度切入問題：為什麼臺灣人不認同『中國』呢?

1.中國象徵意義的改變與昧於事實的政治觀念

由於1970年代，美國逐漸改變冷戰策略，改變策略聯合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同圍堵蘇聯，導致原本較為孤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逐漸走向世界舞臺的中央，於是中華民國這個稱號逐漸得不到世界的認同。因此在這大前提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等式逐漸得到大部分國家認同。又加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昧於事實宣傳中華民國已經不存在，世界上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中國，隱含著中華民國不准出現在國際舞臺上，這種不讓臺灣也是中國(中華民國)的態度，意味著也不讓台灣人稱做中華民國國民，所以對臺灣人來說就出現這樣的疑惑：『如果中國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意味著中國人≠中華民國國民)，那我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所以我是中國人嗎?』

在這邏輯下，臺灣人覺得大陸人搶了中國的名號。也讓臺灣人在被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詢問：『你是中國人嗎?』時，自然認為大陸人指的中國人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自己又不是拿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因此就會回答：『我不是中國人。』也就是因為為了避免被混淆，生活在臺灣的中華民國為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做出區隔，於是採用臺灣當作他的招牌。中華人民共和國這種昧於事實不承認中華民國存在的政治態度，直接否決臺灣人的存在感，硬把臺灣人歸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下，對臺灣人民相當不尊重，造成臺灣人民對中國政府的反感，因此影響了臺灣人的認同。

2.中國人不把臺灣人當中國人看
一連串不得臺灣民心的政策與事件。除了中國的象徵意義的改變與昧於事實的政治觀念外，這裡我們談到 海峽兩岸重要的歷史事件，這些事件降低了臺灣人對『中國』的好感，影響了臺灣人的自我認同，以下我們按照時間次序排列。

《開放大陸觀光》
隨著臺灣人反抗蔣氏威權政府，1980年代末期臺灣的政治環境逐漸寬鬆。隨著1987年開放大陸探親，過去只能透過政府才能認識大陸，而現在能親眼見到。由於當時海峽兩岸歷經四十年的分治，已有非常大的差異。但因為只有少數臺灣人去大陸觀光因此觀光所造成的影響在那時候不大，但隨著兩岸交流越來越頻繁，台灣人對大陸的瞭解越深，對大陸越沒有認同感。

之後在1989春夏的那場騷動，共和國的決策讓臺灣人開始有了「自己跟中國人不一樣」的想法，這個想法雖小，但是所造成的結果卻相當巨大。因為在約莫半年後，臺灣發生了一樣的事情，臺灣學生萬人聚集在中正紀念堂要求政府政治改革，只是不同於大陸，臺灣領導李登輝接受了學生的要求，之後大刀闊斧的實施民主化，從此專制威權不再，臺灣與中國便在 90年代初期走向了一條完全相反的道路，而這條道路影響了臺灣的社會文化與生活方式，可以說是紮紮實實地改變臺灣。

所以在臺灣人的眼中，臺灣已經順應了冷戰結束的潮流，可是大陸呢? 因此我們可以用以下觀點理解臺灣人的視角：大陸人看朝鮮人的感覺，認為朝鮮還活在過去中國文革那年代，對他們物質貧乏饑荒不斷卻又精神生活飽足而感到不可思議與悲憫；同樣的臺灣人看大陸人，就覺得大陸人還活在過去臺灣專制威權的年代，物質富足但生活卻處處充滿不公與暴力，同樣感到感到不可思議與悲憫。

大陸人覺得朝鮮人跟自己不一樣；同樣的臺灣人也覺得自己跟大陸人不一樣。

《千島湖事件》
1994年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比率的首次低於認同自己是臺灣人的比率，那是因為那年發生了《千島湖事件》。關於千島湖事件，我們先用類似的事情來模擬。
2011年7月浙江溫州兩輛動車在暴雨中追撞，官方說四十人死亡，事故原因眾說紛紜。官方的處理態度讓人無語， 如出事後趕緊搶通道路甚至在車廂未確認是否還有受難者就將事故列車解體後就地掩埋，在出事後馬上對傷者提出賠償，令人很難不聯想到鐵道部想息事寧人。人民對官方報導的傷亡人數深感不信任。至於鐵道部發言人王勇平一句：『至於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更讓人異常憤怒。

如果你是中國人，看到政府的處理態度你會認同他嗎?如果你對這件事情感到悲憤的話就能理解千島湖事件為什麼能對臺灣人的自我認同有這麼大的影響。千島湖事件簡單說就是一群臺灣旅客去浙江千島湖遊玩，結果不知道遇到什麼什麼事情，整船的人全部消失，找到的時候船已經被焚燒，遊客與船員全部死亡。一開始的官方說法是發生火災，但死者家屬見到親人屍體時卻發現僅有上半身碳化，下半身卻無明顯燒傷，船上彈痕纍纍，死者行李全部消失，火災導致船難傷亡的說法遭到嚴重質疑。

但浙江省政府隨後的處置方式令人乍舌，不僅禁止臺灣媒體與受難者家屬上船拍照，還派大量人員將受難者家屬軟禁在旅社中控制行動，浙江省副省長在與受難者家屬開會時，受難者家屬要求帶屍體回臺灣，浙江省副省長竟然一副愛理不理，彷彿與受難者家屬談條件是污辱自己人格，於是脫口說出『沒辦法再和你們這些家屬談下去了』，後來浙江省政府發現火災事故不能平息臺灣的疑惑，於是宣佈抓到三位搶船的犯人速審宣判後便槍斃，浙江省雖提供官方說法，但沒人信，事情的真相也沒人知道。

對那時處在政治風氣急速變化的臺灣人民來說，共和國政府官員一副咄咄逼人，他就是真理的樣子，完全跟當時臺灣官員不是同一個層次。於是千島湖事件，成為臺灣邁入新聞自由後，全島人民頭一次親身見識到共和國政府一副你能拿他怎樣的態度，對比當時的臺灣環境，臺灣簡直是天堂。在千島湖事件後，如果你是臺灣人，你會認同代表中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嗎?

《飛彈危機》
如果美國因為中國人認為無關緊要的事情，宣佈在上海與廣州外海50公里處宣佈禁區舉行飛彈試射，禁止船隻通行。然後CNN天天播放美軍軍事演習影片，一副要對中國宣戰的樣子。你是中國人，你會不會對耀武揚威的美國反感呢?

因為在1995年臺灣總統李登輝訪問美國，以及預計在1996年舉辦第一次中華民國總統"直選"(人民直接選總統，一人一票普選)。在共和國認知這些行為就是搞台獨，於是共和國企圖干擾臺灣這次的總統選舉，於是就在95、96年舉行了兩次飛彈試射，飛彈點著在臺灣兩大港口高雄港以及基隆港外海，解放軍於同時間進行無數次的軍事演習，對臺灣進行」文攻武嚇」。那時候CCTV天天撥放軍事演習新聞片段，營造一副即將攻打臺灣的情景。

當時臺灣軍隊已經進入戰備狀態，各國已準備自臺灣撤僑。對臺灣人來說，臺灣人只是選個總統而已，中國的反應就如此激烈。所以臺灣人的反應就是：中國就是一個侵略者。因為在共和國政府的宣傳裡，常常說一句話就是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可是95、96年中國政府的軍事反應來看，中國政府明顯並不把臺灣人當作是自己同胞來看待，就是因為自己不是中國人所以共和國政府才如此的對待。也因為那年共和國政府的大動作，造成臺灣人民同仇敵愾的心理，大大加深自我身份認同的轉變，也導致1996年中華民國總統選舉李登輝的大勝。

《921大地震》
之後1999年，臺灣發生近年來最大的地震-921大地震，造成兩千多人死亡，十餘萬戶房屋損毀，是臺灣近年來傷亡最大的天然災害。當時國際紛紛對臺灣伸出援手，但北京政府聲稱國際救援物資以及捐款必須交由北京政府統籌，各國救難隊需要北京政府允許才可以進入臺灣，並且多方延誤外國救援團體來台以及擅自代表臺灣人民向各國致謝。這些中國政府的作為，臺灣人民是看在眼裡，怨念在心裡。

《SARS非典疫情》
2003年SARS非典疫情擴散，由於中國掩蓋非典在廣東的疫情，直到擴散鄰國後才向各國道歉。但隨著疫情一發不可收拾，臺灣也成為非典疫區，由於臺灣不在世界衛生組織(WHO)內，無法接收最新防疫報告與防疫政策建議，因此臺灣決定申請加入世衛組織。但此舉遭中國強烈反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吳儀在世衛大會中發表：『(對於邀請臺灣加入世衛組織)於法不符，於理不容，於情不合。』會後臺灣記者向中國代表團詢問說：『你聽到臺灣兩千萬人民的需要嗎?』中國官員沙祖康堅硬表示：『早就該拒絕了』，之後沙祖康更說出『誰理你們』這四個字。
『誰理你們』
非典對臺灣來說，是個全民危機，但中國政府在這次災害的表現嚴重失常，根本沒把臺灣人民當」人」看，尤其是當這個新聞在臺灣播放時，大大傷害臺灣人民的情感，對臺灣身份認同影響相當大。所以臺灣人民常常說，其實民進黨的最佳助選員就是最反對民進黨的中國共產黨。除此之外，中國對臺灣人的在大陸的生活政策也令臺灣人覺得自己在中國被視作是外國人。如在2003年前，共和國遊樂區的門票是屬於雙軌制，也就是說中國人買較便宜的票，外國人買的是比中國人貴幾倍甚至是十倍以上的票。臺灣人一定得買外國人買的票，買中國人的票還被要求重新購票。

再來是中國人對外國人進入西藏有額外的管制，必須申請入藏旅遊確認函(入藏證、入藏函)通過後才能進入西藏，但共和國的規定就是臺灣人與所有持有非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的外國人一樣，要進入西藏必須先申請入藏函，重點是港澳人士不用申請。就以我個人經驗來看，有一次參與北京某團體的聚會，在北京成府路上的萬聖書店舉辦，其中一位參與的同學是臺灣人，而他是就讀於中國政法大學，那時因為時間已經太晚，肯定會因為門禁回不去宿舍，因此舉辦單位就幫他訂了一間在萬聖書店旁的旅社。因為活動辦得很晚，超過十二點了，在中國住宿都要登記身份證，台灣同胞因為沒有身份證是拿著臺胞證入宿。可是當櫃檯人員看到那位臺灣同學拿著臺胞證時，就表明過了12點外國人不可以入住。接待的人大同學就很生氣，說哪有這種規定!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等理由都出來了。可是櫃檯人員就是一句話說：『臺灣人就是外國人，你自己去問北京市公安，他們就是這樣規定，過十二點我們不收外國人。』然後要求我們離開旅社。

同行的一位大陸同學感嘆地說：難怪有一句話是這麼說的，臺灣人來大陸，『藍的會變綠的，綠的會變成深綠。』 所以在共和國的身體力行下，告知臺灣人一個明確的訊息：『臺灣人不是中國人』。於是國民黨四十年的洗腦教育就被完全抵消，這也是共產黨令人欽佩的地方。

雖然臺灣人的自我認同在陳水扁執政下(2000~2008)，因為陳水扁刻意營造臺灣主體意識造成臺灣人的反感，自我認同的比率沒有明顯增加。但在2008年後，隨著馬英九政府的親中政策開始實行，臺灣人的自我認同已呈現一去不復返潮流，馬英九再怎樣努力也無法阻擋臺灣民眾認為自己是臺灣人的認同了。

共和國政府又推波助瀾不承認中華民國的存在，宣稱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省份。對臺灣人民來說，這是中國在公開說謊。而且共和國的對台政策，就是消滅中華民國政權，意圖破壞臺灣人民的生活，在這樣的疑慮下，臺灣人怎會對『中國』有好感呢?

我想一定有人問，為什麼我不提中國對臺灣的好呢?因為從人性角度，人本來就比較容易記住別人對自己的壞，比較不容易記住別人對自己的好。就像是現在大部份的中國人一談到美國與日本，便會聯想到美國帝國主義以及日本在二戰的侵略，而自動忽視美國在二戰時對中國的援助以及現代科技的發明與日本戰後給予中國的開發貸款以及各方面的無償援助。

而且，如果你是位男生，你想追求一位美好的女孩，你千方百計去討好他，可是你卻又常常對他拳打腳踢，你覺得你會追到那位女孩嗎?
中國常常義正嚴詞的要求其他國家『不要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如果中國還認為臺灣人民是中國人的話，可不可以請中 國不要再傷害自己人民的感情呢?

3.臺灣人在文化上找不到認同：

要讓臺灣人認為臺灣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讓臺灣人覺得自己的文化和中國大陸現有的文化相同。但由於兩岸分隔60年，兩岸人民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社會制度與社會風氣下，因此兩岸文化的演繹、對傳統文化的態度兩岸呈現極大的差異，而這差異讓臺灣人感受到臺灣與中國的不同。

在文化演繹的部分，海峽兩岸自1949年後經歷不同的政治制度與各自發生的歷史事件，使原本屬於中華文化圈的大陸與臺灣出現不同演化，如簡體字與繁體字的使用已使海峽兩岸字典出現的明顯差異，兩岸使用的中文 辭彙差異相信有一日將比英美英文辭彙差異大的多。
再不用說對同一事件，兩岸人民很少有共通的情感。比如劉翔拿奧運田徑金牌，大陸人民會感到無比驕傲，但臺灣人民會毫 無感覺。

王建民在美國職棒大聯盟拿勝投，臺灣人會感到歡樂無比，但大陸人會問說他是誰?更何況對同一件政治事件，如1995年李登輝訪美兩岸人民甚至會出現相反的感覺。在對傳統文化的保留上，兩岸也出現極大的歧異，大陸由於出現破四舊立四新等運動，對傳統文化不友善對待，這也是兩岸出現分化的原因。

如在臺灣民間信仰裡，臺灣的佛教、道教都可追根溯源到大陸。例如臺灣的媽祖信仰皆可溯源到福建莆田湄洲；三山國王信仰則可追溯到廣東潮州。但由於文革破壞，造成大量廟宇損毀，現有湄洲媽祖祖廟以及廣東三山國王祖廟皆經歷文革浩劫，同樣遭到神像搗毀、建築遭破壞、祭祀儀式被迫中止、神職人員被批鬥等宗教迫害。雖於改革開放後得到臺灣各廟宇捐助修復，但已失去一脈相承統的情感。

且中華人民共和國由於提倡唯物主義和無神論，不鼓勵宗教行為，在臺灣常見的進香以及繞境等民間宗教活動在中國完全消失，這些原本屬於傳統中國生活中的一部分反而在臺灣深化，在臺灣人的眼中，現在中國所謂的宗教儀式以及傳統活動，表演的意義遠大於實際的意義。在臺灣這些所謂的傳統，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又加上黨對宗教採取嚴格管制，黨組織深入宗教團體，因此在中國常出現違反宗教精神的神職人員，於是在中國神職人員成為鬧劇：道士不像道士，和尚不像和尚。如河南嵩山少林寺住持釋永信，有『少林寺CEO』的稱號，將少林寺沾染了商業氣息，讓佛門重地失去了莊嚴。

相反的臺灣則是個明顯的對比，在臺灣對於民間宗教與傳統文化的態度與中國決然不同。在臺灣所有城鎮，都是以當地信仰廟宇為中心發展而成，廟宇在農村提供公眾集會的場所，舉辦各類活動，有時甚至廟宇成為了各種小吃的集散地，發展成夜市。

在臺灣祭拜神明是人們生活中的一部分(當然其他宗教或是無信仰者是例外)，人民遇到各種難解決的問題時都會去寺廟求問神明，以現在的眼光來說也許不科學是迷信，但人們還是習慣遵從祖先們方式試著去祈求神明保佑。你可以在月下老人前看到眾多善男信女在求姻緣，也可以望見考生們希望文昌帝君能保佑他們考試順利，而婦女們則是希望註生娘娘賜予夫妻一個健康的寶寶，這一切在臺灣的廟宇無時不刻的都可以見到，人民虔誠的向神明訴說他們的問題與希望，更多的是向神明的感恩。

於是在傳統文化的保存上，中國讓臺灣人徹底失望了，加上分治後雙方文化各自發展，讓臺灣人感受到自己與中國明顯的不同。臺灣人認為他們是生活在現代中華文化下的人，他們喜歡中華文化，也認同中華文化。但我們要分清楚是，臺灣人認同的中華文化並不等於現在在中國的中國文化。

4.中國在世界上的名聲

中國把中國這塊招牌給弄臭了雖當今中國聲稱已恢復大國榮耀，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國，但由於國家價值觀明顯與大部分國家相異，且社會瀰漫著物質主義，導致人民精神信仰空洞與社會道德崩潰，讓外人見到中國發生的各種社會事件，只能用『驚人』來形容。

先前在廣東佛山，一輛貨車壓倒一位兩歲的小女童王悅後肇事逃逸，這已經讓人心痛。但驚人的是，隨後經過的十八位路人，卻視而不見不願伸出援手，從重傷的女童旁走過，爾後又一輛貨車同樣輾過後逃跑，最後才由一位元社會底層的拾荒者伸出援手，但早已過了黃金急救時間，女童在醫院離開了人世。

這絕對不是個案，各種道德淪喪德的事情在中國早已層出不窮，如包二奶，公器私用、扶摔倒老人被告。還有地溝油、三聚氰胺奶、瘦肉精等眾多食品安全問題，相信你已經充耳不聞了。

中國的經濟在改革開放後蓬勃發展，已經是全球不可忽視的力量。除了令人稱羨的經濟層面外，卻沒有相對應完善的社會制度，以及令人嚮往的文化與價值觀，於是當今的中國卻在精神文明的建設上迷失了方向。

沒人把路口的紅綠燈當真，排隊是奢望而插隊是常態，在公共場合不顧他人大聲喧譁。『八榮八恥』成了空話，自私自利成為標準。做事情爭先恐後，似乎慢一秒就是吃虧成為了中國人的標籤，諸如此類的負面印象不勝枚舉。當然中國還是有人堅持文明生活的，但是在廣大的同胞踐踏下，中國人的形象一瀉千里一去不返。

在國家的形象方面，不同的價值觀體系下的外人對中國充滿了不明白與不諒解。不瞭解為什麼中國要在西藏新疆的實施如此強硬的政策；搞不清為什麼北京能見度都已經不到100公尺了，都還只說是『輕微污染』；對中國為什麼用『墮胎』這種殺人的方式來控制人口感到恐懼；對為什麼關閉北京農民工子弟小學，讓三萬兒童輟學，另一邊卻投入十億人民幣執行希望工程援助非洲教育感到疑惑；不明白為什麼死於汶川地震的小學生名字是國家機密。

不明白有幾千萬人民生活在貧窮線下，但國家卻鋪天蓋地舉辦各種鋪張浪費的活動。不瞭解溫州動車追尾事件後，中國的決策不是停駛高鐵好好調查出事原因，而是就地拆解、掩埋車廂。太多太多對中國不明白，於是中國世界上第二大經濟國的光輝形象，蒙上了一層陰影。

這些對臺灣人來說，距離還太遠。但隨著開放大陸觀光客來台後，創造了臺灣一般百姓與大陸人直接接觸的機會，於是隨著臺北故宮博物院變成了吵鬧的夜市；大陸旅客無視禁煙的標示在禁煙區吸煙；甚至在臺灣著名景點野柳女王頭上，刻上簡體字的『中國常州趙根大』紀念到此一遊；為了搶奪阿里山小火車座位，兩團大陸旅行團在車站月臺大打出手。這些不文明的行為，直接影響了臺灣人對『中國』的印象。

所以臺灣人降低對『中國』的認同，有一部分的原因，就是中國自己把中國這塊招牌給砸了。

5.是生活方式的選擇

與其說臺灣人認同臺灣，不如說他認同的是臺灣的生活----一個民主制度與公民社會融合在一起的日常生活。他所受的教育，是教他如何成為一個公民，而不是有老師教導他說：『紅領巾，是國旗的一角，是烈士們用鮮血染紅的』。孩子本該快快樂樂的學習，不該有這些沉重的包袱。在他懂事後，也不必唸著連他都不相信的政治課本。他畢業後，可以在全台找工作，想住哪就住哪，不必在自己的國家裡遷移還需要辦理個暫住證。遷戶籍對他來說就像是便利商店買個東西一樣簡單，因為戶籍對他的影響，只在地方選舉時，選票上有著不同的候選人而已，甚至他的大學入學考試，也不會因為他的戶口，而降低他錄取重點學校的機會。

他即使生病了，也不會有沉重的經濟負擔，因為他知道臺灣的全民健保可以幫他分憂。他可能不知道全球前兩百名的醫院，臺灣就佔了十四間，僅次於美國與德國。他只知道他不必對醫生包額外的紅包，只需負擔非常低的金額，就能享受如此高質量的醫療。他的政府大樓，大門永遠是敞開的，門口的警衛見到你只會笑咪咪地問你：『有什麼需要幫忙的嗎?』而不是先查驗你的證件。

他去辦理一個手續，志願者首先會遞上一杯熱茶，指引著他去抽號碼牌，之後他就可以坐在沙發上悠閒著看報紙，沒有人會插隊。輪到他時，公務員也不會板著臉為你服務，而是貼心又迅速地完成你的需求。

他想出國遊玩，不必為了申請檔而四處奔波，只需要輕鬆辦理護照就可以踏出國門。他也不必忍受繳了高額的費用，卻得到拒絕簽證的對待，因為他的護照可以在世界上百餘國暢行無阻。

他也不必擔憂昨天發的博文，會不會因為言論過於激烈而被刪除，在臺灣他的言論自由受到保障。他也不擔心買的房子七十年後會發生什麼事，因為是永久持有，他甚至可以把房子連同土地，傳給他的子子孫孫。他也不擔心房子會被強拆，因為法律會保護他的一切。

若遇到冤屈，他可以找記者，也可以找民意代表將冤情訴諸大眾，而不是含淚吞恨。他在臺灣，雖然看到的都是不和諧的新聞，但他知道這些新聞會促進臺灣進步。他更習慣看到新聞媒體對著政府的弊案窮追猛打，因為有盡責的媒體把關，人民更可以發揮選票的力量。

雖然他的食品含有塑化劑等毒物，但他的政府處理態度，讓他相信他以後絕對不會再吃到。

他的政府官員，會因為被媒體批評官舍浪費太多電，向全民道歉，並且宣佈搬離官舍自費租屋，而不會聽到官員霸氣的向記者咆嘯說：『不要拿法律當擋箭牌』。因為他知道，他可以四年後把票投給另外一位候選人。

他從小被媽媽教導對人要有禮貌，所以他習慣說對別人『謝謝』，當然對方也會很自然的回『不客氣』，『請』與『對不起』更常常掛在他嘴邊。當他在捷運搭乘電扶梯時，他會自動的向右靠攏。他也習慣為了一件事情而排隊等待。

他習慣生活在一個可以跟政府與社會溝通無礙的地方。他當對政府不滿時，他可以上街表達他的想法，政府也會和善的回應。他也學會了包容其他人的想法，雖然他不是同性戀，但每年的同性戀遊行，他也會去支持。

他可以看他想看的書，不會看到刪節的版本。他可以出版他的著作，不會有人事先檢查。他可以自由的連上網站，不會看到『Error404filenotfound』，當然搜索資料時也不會出現『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部分搜索結果未予顯示。』

他已經習慣這樣的生活。

當然，我們絕對可以列舉出一堆臺灣社會的『不好』，如臺灣的民主還有很大的民粹成分，臺灣媒體的新聞質量有待加強，臺灣社會離西方的公民社會還有一段路要走等說不完的缺點。但臺灣人很清楚，民主制度下的公民社會有自我調適的能力，我們都相信只要沒有外力刻意改變我們，臺灣社會會越來越好。所以與其說，臺灣人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還不如說臺灣人不認同中國的生活，他們已經習慣了在臺灣的生活方式，並且深深愛上這樣的生活，這就是臺灣人認同自己是臺灣人的原因。

當然，他們也希望海峽對岸的人民也能跟他們過一樣好的生活。
說到這裡，是否解答了你心中的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