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斯達:美國、歐洲、中國還有陳奕迅 — 新疆棉花事件各方在打甚麼算盤?】
因為一些國際時裝品牌不再採購新彊產棉花,近期十分亢奮的中國網民又有了新話題,而大量港台明星也在指令之下,紛紛與「辱華企業」解約。「小粉紅」的強烈表態,自然是一大話題令人沉迷在現象下游的醜態,明星陳奕迅亦一馬當先表忠,為香港帶來的集體回憶人設崩壞衝擊,亦一樣掩蓋了事情更值得深挖之處:世界上的各大政商巨頭,在這場風波在打甚麼盤算?
美國的盤算
美利堅人合力推倒了特朗普,拜登上場。商業集團在選戰中捐了很多錢,期待美國在建制派帶領下,與中國平息衝突,大家又可以回到有錢齊齊搵的 good old days,不過事與願違,一眾向來討厭政治的時裝品牌仍然被綁上戰車。
之前我猜測拜登政府的「新策略」是打算將其他國家綁上戰車,因糧於友,美國在設定對中戰略時盡量不動手,好恢復元氣,並且謀求最後補刀,收割戰果,就像他們在二戰前夕對待軸心國。以上只是猜測,但現在似乎也有這個調調。時裝集團肯定並非純粹因為道德而棄用新疆棉,良心消費運動很早就已經萌芽,為何等到今日。各大集團的異動,扯出業界組織「良好棉花發展協會」(BCI),巨頭異動源於它的影響力。不過秩序的源頭更可能是美國本身,在特朗普任期之末,美國政府推出一份行業清單,包括科技、服裝、食物等等行業,指這些行業的供應鏈有強迫勞動製作產品;國會又通過《防止強迫維吾爾勞動法》,加上前國務卿 Pompeo 一錘定音新疆人權出大問題,製造業被迫超前部署,平衡政治風險,如果自己的生產鏈繼續與中國掛鉤,就可能面對法律政治責任。現在看來,貿易戰仍然以另一種方式上演。
特朗普時期是「清潔」美國生產鏈,減少中國巨企在美國國內影響力,例如華為中興,主要是通過「聯邦通信委員會」,現在卻是進一步脅迫其他製造業退出中國,等於直接攻擊中國經濟架構。美國的行為仍然是因糧於友,調動製造業作戰場前卒,自己躲在後面。而且他們開闢戰場的自由度很高,今天可以說新疆棉是血汗棉,明天也可以說其他地區生產鏈一樣血汗,要求產業購買者轉到民主自由國家。
他們預計中國會激烈反對,並且抵制轉身的企業,這進一步可以加速世界經濟供應鏈的去中國化,而中國會越來越依賴自己的內循環。中國確實變成內循環的一日,就會俄羅斯化,即是它仍然是區域霸權,但基本上與西方平衡隔離發展,無法威脅和左右西方,那一天美國可能就會滿足。
這個願景未知道會否成功,但期待拜登可以帶領他們與中國繼續雙雙發大財的財閥經濟大戶,心裡可能就有一種被拜登耍了的感覺。
歐洲的盤算
英國和一些歐盟國家也在制訂類似美國的政策。德國正在製訂《供貨鏈法》,英國則修訂原有的《現代奴役法》,都可以(或必然)用來針對中國。加拿大也在做類似跟進,多屬五眼聯盟。
德國的轉變則來自多年來與中國做生意時吃了的虧,包括技術被轉移和生產鏈越來越單一所產生的不安全感,加上國內民眾要求,而德國內心與美國爭鋒的心理需要,令德國的轉變可能比很多人想像的還要來臨得早。
中國的盤算
中國外交界和網民進入狂熱,不過在狂熱狀態的底層,始終是出於中國的自我認識與世界結構的矛盾。如果中國表現沒那麼「有尊嚴」,外界要用權謀令中國進入純粹內循環也會難得多。首先中國有深深的後發展國家危機感,即使在底層文宣,有一些段落念茲在茲,要求國民要努力不讓中國跌入南美式依賴結構、修昔底德陷阱(大國必然衝突)及中等收入陷阱(國民收入停滯)等等。
中國的反應,基本上都是為了避免重蹈某些後發展國家的覆轍,因此會認定所有干涉其國家內政的行為,都是為了將中國推入永久貧窮的深淵。這個由苦難中華史觀開出的世界觀,同時影響一般人和黨國高層,並主宰國家行為。關於新疆,中國人認為這只是「新疆問題」一部份。「新疆問題」一言以蔽之,就是融合問題,只要維吾爾人融合於中華民族,新疆就沒問題。中國的解決辦法就是「發展經濟」,因此新疆是一個生產基地,寓產於教,移風易俗。只要新疆人有錢,而且漢人移民佔多,就會穩定,就不會有極端伊斯蘭恐襲。所以新疆的棉花產地,對他們來說不只是經濟,更是政治安全的基石。新疆作物賣不出去,就動搖經濟,更動搖融合維吾爾人的政治任務。
中國早前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也提出了自己對人權的新定義,加強「生存權」、「發展權」等有利後發展國家的概念,也就是如果你損害中國人的經濟利益,就等於傷害其發展權,傷害其人權。而中國不斷將經濟邊陲納入中心,建立生產鏈,過程可能涉及強迫勞動、有拆遷、有傳統文化和聚落被破壞,但這些事漢地都經歷過,憑甚麼新疆就可以保持聖潔?發展經濟更是促進人權的大好事,勞動更是光榮,在黨國眼中可能根本不明白「強迫勞動」這個詞,因為窮山惡水挨出來的他們,會更傾向認為「勞動是人權」,冇得勞動才是冇人權。沒有飯吃還說甚麼自由?這在學理中據說叫做「發展式人權」(developmental human right)。近年中國在國際間強烈推廣有關思想。最早應該是在 2017 年的世界經濟論壇提出,後來有關概念進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中國眼中虛偽的西方
至於外界說新疆人權受損,中國的反應亦不難解釋。除了雙方對人權的標準和時間段不同,也是因為「讀太多歷史」。中國讀了西方特別是美國的歷史,知道了西方的陰暗面,外交官的辭令也非常沉迷於美洲印地安歷史。對他們來說,西方美國現在講人權都是虛偽,因為他們自己就抹除了絕大多數美洲原住民,有大屠殺,還有黑奴(碰巧很多黑奴都是生產經濟作物)。他們對美國乃至西方的力量固然有多少敬畏,但也導致他們認為大國崛起過程是必須不仁慈的,必須犧牲一些「小數族群」的利益。他們認為,西方自己渡了血污海,便坐在岸上說風涼話,說中國不是。中國也要渡過那個血污海,擠身一線強國之列。西方的階段是發財立品,而中國人認為西方自己發了財,卻不想其他人發財,所以才用「品」來阻止後進者出生。這就是他們「大格局」的思考,但這會不會是另一種後發展國家陷阱?
很多人認為西方政客很功利,只想賺錢和掌權,很容易對付,但西方也有一些民主,西方民眾的道德感會慢慢影響政府。在中方民眾和西方民眾之間,多年來存在的隔閡反而是保衛和平的基石,貿易問題可以貿易解決,一切都操持在兩國政治菁英的小機制之中,但現在雙方民眾已經為對方建立了既定形象,雙方的政治菁英都要援引各自的民眾,取得政治合法性。政治家在國內的政治合法性,遠比起外部如何衝突更加重要,先進和後進國家的商貿衝突逐漸升級成文明衝突。
外交官和政府機構的言行慢慢變得「十分網民」,因為在網絡時代我們都意識同化了,貴族正在凋零。不管有沒有民主,時不時取悅民眾還是重要的,而民眾通常是一無所有,因而充滿戰鬥性。在他們的帶領下,本來歐洲人沒有太大反應,但因為中國尊嚴雄起,也觸動了歐洲諸國的國家尊嚴,於是本來為平衡中美衝突而發展的中歐關係,也可能就此產生變數。
作為鏡子的娛樂圈
陳奕迅當然也重要,他代表香港流行曲征服「全球華人」的光輝,但反送中期間他基本沉默,現在更避不了國家任務,說明他的生產鏈主要在中國。很多香港人本來就艱難目送著他們熟悉的時代,陳奕迅則是打在棺材上的最後一釘。之前為時代巨輪而痛哭的人,現在變成大悲無言的欲哭無淚,但我認為不應該怪陳奕迅,痛苦從來是人生的良師益友。你愛了他幾十年,但你最終發現那座富士山始終不是你的,你只是跟它共享過某個時空,談了一場必然消逝的戀愛,你將目送生命中所有美好事物的逝去。英雄、偶像、朋友、同志,都將一一跟你分道揚鑣。因為你變得更複雜,更理性。
陳奕迅始終是陳奕迅,只是他無法再完全滿足你,你的不滿表示你的心靈進步。不要為陳奕迅而悲哀,要為你和整個香港的成長而自豪。最終你會明白,藝術品和藝術家有時也要分開,欣賞事物的時候,要有點逢場作戲的機心。最近看導演版《正義聯盟》,看到 Amber Heard,不禁想,如果 Amber Heard 唔係一個會喺張床屙屎嘅人,都係正嘅。如果陳奕迅不是這樣,都係正嘅。陳奕迅的音樂好是客觀的,不過他就只走到這裡,若你不想停下來,便只得目送他,目送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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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斯達:美國、歐洲、中國還有陳奕迅 — 新疆棉花事件各方在打甚麼算盤?】
因為一些國際時裝品牌不再採購新彊產棉花,近期十分亢奮的中國網民又有了新話題,而大量港台明星也在指令之下,紛紛與「辱華企業」解約。「小粉紅」的強烈表態,自然是一大話題令人沉迷在現象下游的醜態,明星陳奕迅亦一馬當先表忠,為香港帶來的集體回憶人設崩壞衝擊,亦一樣掩蓋了事情更值得深挖之處:世界上的各大政商巨頭,在這場風波在打甚麼盤算?
美國的盤算
美利堅人合力推倒了特朗普,拜登上場。商業集團在選戰中捐了很多錢,期待美國在建制派帶領下,與中國平息衝突,大家又可以回到有錢齊齊搵的 good old days,不過事與願違,一眾向來討厭政治的時裝品牌仍然被綁上戰車。
之前我猜測拜登政府的「新策略」是打算將其他國家綁上戰車,因糧於友,美國在設定對中戰略時盡量不動手,好恢復元氣,並且謀求最後補刀,收割戰果,就像他們在二戰前夕對待軸心國。以上只是猜測,但現在似乎也有這個調調。時裝集團肯定並非純粹因為道德而棄用新疆棉,良心消費運動很早就已經萌芽,為何等到今日。各大集團的異動,扯出業界組織「良好棉花發展協會」(BCI),巨頭異動源於它的影響力。不過秩序的源頭更可能是美國本身,在特朗普任期之末,美國政府推出一份行業清單,包括科技、服裝、食物等等行業,指這些行業的供應鏈有強迫勞動製作產品;國會又通過《防止強迫維吾爾勞動法》,加上前國務卿 Pompeo 一錘定音新疆人權出大問題,製造業被迫超前部署,平衡政治風險,如果自己的生產鏈繼續與中國掛鉤,就可能面對法律政治責任。現在看來,貿易戰仍然以另一種方式上演。
特朗普時期是「清潔」美國生產鏈,減少中國巨企在美國國內影響力,例如華為中興,主要是通過「聯邦通信委員會」,現在卻是進一步脅迫其他製造業退出中國,等於直接攻擊中國經濟架構。美國的行為仍然是因糧於友,調動製造業作戰場前卒,自己躲在後面。而且他們開闢戰場的自由度很高,今天可以說新疆棉是血汗棉,明天也可以說其他地區生產鏈一樣血汗,要求產業購買者轉到民主自由國家。
他們預計中國會激烈反對,並且抵制轉身的企業,這進一步可以加速世界經濟供應鏈的去中國化,而中國會越來越依賴自己的內循環。中國確實變成內循環的一日,就會俄羅斯化,即是它仍然是區域霸權,但基本上與西方平衡隔離發展,無法威脅和左右西方,那一天美國可能就會滿足。
這個願景未知道會否成功,但期待拜登可以帶領他們與中國繼續雙雙發大財的財閥經濟大戶,心裡可能就有一種被拜登耍了的感覺。
歐洲的盤算
英國和一些歐盟國家也在制訂類似美國的政策。德國正在製訂《供貨鏈法》,英國則修訂原有的《現代奴役法》,都可以(或必然)用來針對中國。加拿大也在做類似跟進,多屬五眼聯盟。
德國的轉變則來自多年來與中國做生意時吃了的虧,包括技術被轉移和生產鏈越來越單一所產生的不安全感,加上國內民眾要求,而德國內心與美國爭鋒的心理需要,令德國的轉變可能比很多人想像的還要來臨得早。
中國的盤算
中國外交界和網民進入狂熱,不過在狂熱狀態的底層,始終是出於中國的自我認識與世界結構的矛盾。如果中國表現沒那麼「有尊嚴」,外界要用權謀令中國進入純粹內循環也會難得多。首先中國有深深的後發展國家危機感,即使在底層文宣,有一些段落念茲在茲,要求國民要努力不讓中國跌入南美式依賴結構、修昔底德陷阱(大國必然衝突)及中等收入陷阱(國民收入停滯)等等。
中國的反應,基本上都是為了避免重蹈某些後發展國家的覆轍,因此會認定所有干涉其國家內政的行為,都是為了將中國推入永久貧窮的深淵。這個由苦難中華史觀開出的世界觀,同時影響一般人和黨國高層,並主宰國家行為。關於新疆,中國人認為這只是「新疆問題」一部份。「新疆問題」一言以蔽之,就是融合問題,只要維吾爾人融合於中華民族,新疆就沒問題。中國的解決辦法就是「發展經濟」,因此新疆是一個生產基地,寓產於教,移風易俗。只要新疆人有錢,而且漢人移民佔多,就會穩定,就不會有極端伊斯蘭恐襲。所以新疆的棉花產地,對他們來說不只是經濟,更是政治安全的基石。新疆作物賣不出去,就動搖經濟,更動搖融合維吾爾人的政治任務。
中國早前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也提出了自己對人權的新定義,加強「生存權」、「發展權」等有利後發展國家的概念,也就是如果你損害中國人的經濟利益,就等於傷害其發展權,傷害其人權。而中國不斷將經濟邊陲納入中心,建立生產鏈,過程可能涉及強迫勞動、有拆遷、有傳統文化和聚落被破壞,但這些事漢地都經歷過,憑甚麼新疆就可以保持聖潔?發展經濟更是促進人權的大好事,勞動更是光榮,在黨國眼中可能根本不明白「強迫勞動」這個詞,因為窮山惡水挨出來的他們,會更傾向認為「勞動是人權」,冇得勞動才是冇人權。沒有飯吃還說甚麼自由?這在學理中據說叫做「發展式人權」(developmental human right)。近年中國在國際間強烈推廣有關思想。最早應該是在 2017 年的世界經濟論壇提出,後來有關概念進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中國眼中虛偽的西方
至於外界說新疆人權受損,中國的反應亦不難解釋。除了雙方對人權的標準和時間段不同,也是因為「讀太多歷史」。中國讀了西方特別是美國的歷史,知道了西方的陰暗面,外交官的辭令也非常沉迷於美洲印地安歷史。對他們來說,西方美國現在講人權都是虛偽,因為他們自己就抹除了絕大多數美洲原住民,有大屠殺,還有黑奴(碰巧很多黑奴都是生產經濟作物)。他們對美國乃至西方的力量固然有多少敬畏,但也導致他們認為大國崛起過程是必須不仁慈的,必須犧牲一些「小數族群」的利益。他們認為,西方自己渡了血污海,便坐在岸上說風涼話,說中國不是。中國也要渡過那個血污海,擠身一線強國之列。西方的階段是發財立品,而中國人認為西方自己發了財,卻不想其他人發財,所以才用「品」來阻止後進者出生。這就是他們「大格局」的思考,但這會不會是另一種後發展國家陷阱?
很多人認為西方政客很功利,只想賺錢和掌權,很容易對付,但西方也有一些民主,西方民眾的道德感會慢慢影響政府。在中方民眾和西方民眾之間,多年來存在的隔閡反而是保衛和平的基石,貿易問題可以貿易解決,一切都操持在兩國政治菁英的小機制之中,但現在雙方民眾已經為對方建立了既定形象,雙方的政治菁英都要援引各自的民眾,取得政治合法性。政治家在國內的政治合法性,遠比起外部如何衝突更加重要,先進和後進國家的商貿衝突逐漸升級成文明衝突。
外交官和政府機構的言行慢慢變得「十分網民」,因為在網絡時代我們都意識同化了,貴族正在凋零。不管有沒有民主,時不時取悅民眾還是重要的,而民眾通常是一無所有,因而充滿戰鬥性。在他們的帶領下,本來歐洲人沒有太大反應,但因為中國尊嚴雄起,也觸動了歐洲諸國的國家尊嚴,於是本來為平衡中美衝突而發展的中歐關係,也可能就此產生變數。
作為鏡子的娛樂圈
陳奕迅當然也重要,他代表香港流行曲征服「全球華人」的光輝,但反送中期間他基本沉默,現在更避不了國家任務,說明他的生產鏈主要在中國。很多香港人本來就艱難目送著他們熟悉的時代,陳奕迅則是打在棺材上的最後一釘。之前為時代巨輪而痛哭的人,現在變成大悲無言的欲哭無淚,但我認為不應該怪陳奕迅,痛苦從來是人生的良師益友。你愛了他幾十年,但你最終發現那座富士山始終不是你的,你只是跟它共享過某個時空,談了一場必然消逝的戀愛,你將目送生命中所有美好事物的逝去。英雄、偶像、朋友、同志,都將一一跟你分道揚鑣。因為你變得更複雜,更理性。
陳奕迅始終是陳奕迅,只是他無法再完全滿足你,你的不滿表示你的心靈進步。不要為陳奕迅而悲哀,要為你和整個香港的成長而自豪。最終你會明白,藝術品和藝術家有時也要分開,欣賞事物的時候,要有點逢場作戲的機心。最近看導演版《正義聯盟》,看到 Amber Heard,不禁想,如果 Amber Heard 唔係一個會喺張床屙屎嘅人,都係正嘅。如果陳奕迅不是這樣,都係正嘅。陳奕迅的音樂好是客觀的,不過他就只走到這裡,若你不想停下來,便只得目送他,目送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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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戰爭日誌 林維喜案事件簿
時間:1839年3月27日
地點:廣東省城(今廣州)
人物:林則徐、鄧廷楨、義律
事件:
【義律屈服】
早上,林則徐收到洋商遞來的義律稟文,表示願意繳煙,「內稱遵諭願繳煙土,當與制軍、撫軍會商批示,查其呈繳之數(註1)」。林則徐「當與制軍撫軍會商批示,查其呈繳之數(註2)」。
義律以英國政府的名義發佈一條公告,令所有英國商人將他們的鴉片交由他轉繳給林則徐:
「本總監督茲……謹以不列顛女陛下政府的名義並代表政府,責令在廣州的所有女王陛下之臣民,為效忠女王陛下政府,將他們各自掌管的鴉片即行繳出,以便轉交中國政府……且本總監督茲為了不列顛女王陛下政府並代表政府,充分而毫無保留地願意對繳出鴉片經我之手轉交中國政府的全體及每一位女王陛下的臣民負責。(註3)」
同日,各國鴉片商人出結表示以後「斷不敢將鴉片一項,稍行販買,永不敢以鴉片帶來中國(註4)」。
#知史討論。
義律和中國官府打了幾次交道,都沒有什麽結果。最後,沒有作好戰爭準備的義律,不得不服從林則徐之命令,勸告英商將鴉片交出。他以英國政府的名義發佈一條公告,並在商館宣佈,以英政府的名義要求本國鴉片商人將所有的鴉片交出,由他轉交給中國政府。必須指出的是,在圍困商館之前的數月中,鴉片貿易一直處在停頓狀態。1839年3月22日,馬地臣(Matheson)記錄道「最近五個月裡在廣州一箱鴉片都未售出(註5)」。約有五萬箱鴉片等著出手,還有更多的鴉片正在從孟買運來的路上。義律一時覺得將鴉片交給林則徐將可緩解貿易停頓,且不失為一條讓中國人來承擔損失的妙法。
3月27日上午,林則徐接到了義律的稟帖,表示願意交出鴉片。林則徐完全沒有意識到:從這份稟帖開始,他們掉入了戰爭的陷阱。這份稟帖改變了林則徐此行使命的性質,原本針對外國商人的反鴉片走私的行動,從此變成了中英兩國官方間的交涉。由於這份宣言,鴉片的所有權易手了:它不再是商人的私人財產,而成了英國政府的公共財產。義律的決定被馬地臣譽為「頗具政治家風範的大手筆」,馬地臣同時也坦言稱「中國人已落入了使他們自己直接面對女陛下的圈套。如果中國人拒絕接受鴉片的話……我們的處境就要大大地不妙了。(註6)」
義律的表態讓林則徐鬆了一口氣,同時也讓被困在商館區的英國商人大為興奮。林則徐認為禁煙總算有了結果,但如果他瞭解了英商為何興奮不已,也許,他就輕鬆不起來了。英商之所以興奮,是因為義律的舉動,意味著英國政府已經決定保護他們的利益。他們的鴉片本來就是用來賣的,至於是賣給中國人還是英國政府,並不重要。既然政府願意出面收購他們手裡的鴉片,他們何樂而不為呢?所以,他們爽快地答應了交出庫存的鴉片,甚至於將那些還在運輸途中,尚未抵達廣州的鴉片也一併報了上去;少數幾個美國商人見機,也通過關係,把自己的鴉片轉讓到英國商人名下,以求減少損失。結果是:林則徐收繳到了比他想像中更多的鴉片。
茅海建:義律代表鴉片商人繳出鴉片,意味著林則徐收繳了英國政府的財產。但這「並不意味著將遵循中國的法令,而是將鴉片商人的貨物變為英國政府的財產,圖謀以此為由向中國發動戰爭。自1839年3月30日起,義律還被困在商館期間,他就不停地向英國外相寫報告,呼喚武力報復。其中4月3日的報告,已經十分具體地提出了侵華計劃和勒索要求。」(註7)
來新夏:義律的繳煙稟帖並不是「恭順」服罪的表示,而是在明目張膽對抗失敗後,轉而採取的一種陰謀詭計。義律在給鴉片販子的通知中,以英國政府代表的身份作了特別的保證說:「特別需要明瞭的是:英商財產的證明以及照本通知樂於繳出的一切英國人的鴉片的價值,將由女皇陛下政府隨後規定原則及辦法,予以決定。(註8)」這樣,他們就把林則徐為維護民族尊嚴的禁煙運動和鴉片販子的破壞活動之間的矛盾擴大為中英兩國政府間的糾紛問題,製造了鴉片戰爭的爆發。因而義律的這一陰險手段博得了大鴉片販子馬地臣的喝采說:「(義律的命令是)一個寬大的、有政治家風度的措施,特別當中國人已經陷入他們直接對英王負責的圈套中的時候。(註9)」
註1:林則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林則徐全集:第九冊日記卷》(福建:海峽文藝出版社,2002年),頁384 / 4576
註2:林則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林則徐全集:第九冊日記卷》(福建:海峽文藝出版社,2002年),頁384 / 4576。
註3:Chang, Hsin Pao, Commissioner Lin and the Opium Wa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264-265.
註4:林則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林則徐全集:第五冊文錄卷》(福建:海峽文藝出版社,2002年),頁130 /2416。
註5:Chang, Hsin Pao, Commissioner Lin and the Opium Wa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166.
註6:Chang, Hsin Pao, Commissioner Lin and the Opium Wa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166.
註7:茅海建:《天朝的崩潰 - 鴉片戰爭再研究》(修訂版),(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
註8:Morse, Hosea Ballou.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Alpha Editions, 2019 (original edition by London: Longmans, Green & Co., 1910), pp.225.
註9:1839年5月致查頓等信,見[英]格林堡著,康成譯:《鴉片戰爭前中英通商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年),頁186。
(本文由「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授權「知史」發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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