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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羅斯黑警影印機對白，唔好咁似得唔得？

白羅斯掌管警察部門嘅Gennady Kazakevich副內政部長話呢一場係「精心策劃嘅顏色革命」（the classic scenario of the “color revolution” ），社交媒體散播「負面情緒」（ “necessary” moods），「抹黑同妖魔化政府同執法部門」（“discrediting and demonizing the authorities and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而警察只係對示威者作出「適當嘅處理」（responding adequately）「依法行事」（acting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令社會回復穩定」（to stabilize the situation in the country）。

然後加多句，「歐洲同美國嘅警察都係咁啦」（not only in Belarus, but also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係咪抄㗎？抄都唔好抄都咁足吖！

#外國都係咁系列

Photo Source：TUT.BY
報導：
《TUT.BY》
"We are honest with our people." Deputy Interior Minister discussed the situation in the country with the UN representative
https://news.tut.by/society/702666.html?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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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票》

李家同

我從小就怕過母親節，因為我生下不久，就被母親遺棄了。

每到母親節，我就會感到不自然，因為母親節前後，電視節目全是歌頌母愛的歌，
電台更是如此，即使做個餅乾廣告，也都是母親節的歌。

對我而言，每一首這種歌曲都是消受不了的。我生下一個多月，就被人在新竹火車站發現了我，👮‍♀車站附近的警察們慌作一團地替我餵奶，
這些大男生找到一位會餵奶的婦人，要不是她，我恐怕早已哭出病來了。

等到我吃飽了奶，安詳睡去，這些警察伯伯輕手輕腳地將我送到了新竹縣寶山鄉的德蘭中心，💒讓那些成天笑嘻嘻的天主教修女傷腦筋。

我沒有見過我的母親，小時候只知道修女們帶我長大。

晚上，其他的大哥哥、大姊姊都要唸書，我無事可做，只好纏著修女，她們進聖堂唸晚課，我跟著進去。

有時鑽進了祭台下面玩耍，有時對著在祈禱的修女們做鬼臉，
更常常靠著修女睡著了，好心的修女會不等晚課唸完，就先將我抱上樓去睡覺，我一直懷疑她們喜歡我，是因為我給她們一個溜出聖堂的大好機會。

我們雖然都是家遭變故的孩子，可是大多數都仍有家，過年、過節叔叔伯伯甚至兄長都會來接。

只有我，連家在那裡，都不知道。也就因為如此，修女們對我們這些真正無家可歸的孩子們特別好，總不准其他孩子欺侮我們。

我從小功課不錯，修女們更是找了一大批義工來做我的家教。屈指算來，做過我家教的人真是不少，他們都是交大、清大的研究生和教授，工研院、園區內廠商的工程師。

教我理化的老師，當年是博士班學生，現在已是副教授了。教我英文的，根本就是位正教授，難怪我從小英文就很好了。

修女也壓迫我學琴，小學四年級，我已擔任聖堂的電風琴手，彌撒中，由我負責彈琴。

由於我在教會裡所受的薰陶，所以，我的口齒比較清晰，在學校裡，我常常參加演講比賽，有一次還擔任畢業生致答詞的代表。

可是我從來不在慶祝母親節的節目中擔任重要的角色。我雖然喜歡彈琴，可是永遠有一個禁忌，我不能彈母親節的歌。我想除非有人強迫我彈，💔否則我絕不會自已去彈的。

我有時也會想，我的母親究竟是誰,看了小說以後，我猜自己是個私生子。爸爸始亂終棄，年輕的媽媽只好將我遺棄了。

大概因為我天資不錯，再加上那些熱心家教的義務幫忙，我順利地考上了新竹省中，大學聯招也考上了成功大學土木系。

在大學的時候，我靠工讀完成了學業，帶我長大的孫修女有時會來看我，我的那些大老粗型的男同學，一看到她，馬上變得文雅得不得了。

很多同學知道我的身世以後都會安慰我，說我是修女們帶大的，怪不得我的氣質很好。畢業那天，別人都有爸爸媽媽來，
我的唯一親人是孫修女，我們的系主任還特別和她照相。

服役期間，我回德蘭中心玩，這次孫修女忽然要和我談一件嚴肅的事，她從一個抽屜裡拿出一個信封，
請我看看信封的內容。

💓信封裡有二張車票，孫修女告訴我，
當警察送我來的時候，我的衣服裡塞了這兩張車票，顯然是我的母親用這些車票從她住的地方到新竹車站的，一張公車票從南部的一個地方到屏東市。

另一張火車票是從屏東到新竹，這是一張慢車票，我立刻明白我的母親應該不是有錢人。

孫修女告訴我，她們通常並不喜歡去找出棄嬰的過去身世，因此她們一直保留了這兩張車票，等我長大了再說。

她們觀察我很久，最後的結論是我很理智，應該有能力處理這件事了。

她們曾經去過這個小城，發現小城人極少，如果我真要找出我的親人，應該不是難事。

我一直想和我的父母見一次面，可是現在拿了這兩張車票，我卻猶豫不決了。我現在活得好好的，有大學文憑，甚至也有一位快要談論終生大事的女朋友，為什麼我要走回過去，去尋找一個完全陌生的過去？

何況十有八九，找到的恐怕是不愉快的事實。

孫修女卻仍鼓勵我去，她認為我已有光明的前途，沒有理由讓我的身世之謎永遠成為心的陰影，她一直勸我要有最壞的打算，既使發現的事實不愉快，應該不至於動搖我對自己前途的信心。🔐我終於去了。

這個我過去從未聽過的小城，是個山城，
從屏東市要坐一個多小時的公車，才能到達。

雖是南部，因為是冬天，總有一家派出所、一家鎮公所、一所國民小學、一所國民中學，然後就什麼都沒有了。

我在派出所和鎮公所裡來來回回地跑，終於讓我找到了兩筆與我似乎有關的資料，第一筆是一個小男孩的出生資料。

第二個是這小男生家人來申報遺失的資料，遺失就在我被遺棄的第二天，出生在一個多月以前。

據修女們的記錄，我被發現在新竹車站時，只有一個多月大。 看來我找到我的出生資料了。

問題是：我的父母都已去世了，母親幾個月以前去世的。我有一個哥哥，這個哥哥早已離開小城，不知何處去了。 畢竟這個小城，誰都認識誰。

派出所的一位老警員告訴我，我的媽媽一直在那所國中裡做工友，他馬上帶我去看國中的校長。

校長是位女士，非常熱忱地歡迎我。她說的確我的媽媽一輩子在這裡做工友，是一位非常慈祥的老太太。

我的爸爸非常懶，別的男人都去城裡找工作，只有他不肯走，小城做些零工，小城根本沒有什麼零工可做，因此他一輩子靠我的媽媽做工友過活。

因為不做事，心情也就不好，只好借酒澆愁，喝醉了，有時打我的媽媽，有時打我的哥哥。

事後雖然有些後悔，但積習難改，媽媽和哥哥被鬧了一輩子，
哥哥在國中二年級的時後，索性離家出走，從此沒有回來。

這位老媽媽的確有過第二位兒子，可是一個月大以後，神秘地失蹤了。校長問了我很多事，我一一據實以告，當她知道我在北部的孤兒院長大以後。她忽然激動了起來，🗃在櫃子裡找出了一個大信封，這個大信封是我母親去世以後，在她枕邊發現的，校長認為裡面的東西一定有意義，決定留了下來，等他的親人來領。我以顫抖的手，打開了這個信封，發現裡面全是車票，

📨一套一套從這個南部小城到新竹縣寶山鄉的來回車票，全部都保存得好好的。

校長告訴我，每半年我的母親會到北部去看一位親戚，大家都不知道這親戚是誰，
只感到她回來的時候心情就會很好。母親晚年信了佛教，她最得意的事是說服了一些信佛教的有錢人，湊足了一百萬台幣，捐給天主教辦的孤兒院，

捐贈的那一天，她也親自去了。 我想起來了， 有一次一輛大型遊覽車帶來了一批南部到北部來進香的善男信女。他們帶了一張一百萬元的支票，
捐給我們德蘭中心。
修女們感激之餘，召集所有的小孩子和他們合影，我正在打籃球，也被抓來，老大不情願地和大家照了一張像。現在我居然在信裡找到了這張照片，我也請人家認出我的母親，她和我站得不遠。

更使我感動的是我畢業那一年的畢業紀念冊，有一頁被影印了以後放在信封裡，那是我們班上同學戴方帽子的一頁，我也在其中。

💌我的媽媽，雖然遺棄了我，仍然一直來看我，她甚至可能也參加了我大學的畢業典禮。

校長的聲音非常平靜，她說︰
「你應該感謝你的母視，她遺棄了你，是為了替你找一個更好生活環境，

你如留在這裡，最多只是國中畢業以後去城裡做工，我們這裡幾乎很少人能進高中的。弄得不好，你吃不消你爸爸的每天打罵，說不定也會像你哥哥那樣離家出走，一去不返。」

校長索性找了其他的老師來，告訴了他們有關我的故事，大都恭喜我能從國立大學畢業，有一位老師說，他們這裡從來沒有學生可以考取國立大學的。 我忽然有一個衝動，我問校長校內有沒有鋼琴，她說她們的鋼琴不是很好的，可是電風琴卻是全新的。

🎶我打開了琴蓋，
對著窗外的冬日夕陽，我一首一首地彈母親節的歌，我要讓人知道，我雖然在孤兒院長大，可是我不是孤兒。 因為我一直有那些好心而又有教養的修女們，像母親一般地將我撫養長大，我難道不該將她們看成自己的親母親嗎？更何況，我的生母一直在關心我，是她的果斷和犧牲使我能有一個良好的生長環境，和光明的前途。

我的禁忌消失了，我不僅可以彈所有母親節歌曲，我還能輕輕地唱，

校長和老師們也跟著我唱，♥️琴聲傳出了校園，山谷裡一定充滿了我的琴聲，

在夕陽裡，小城的居民們一定會問，為什麼今天有人要彈母親節的歌？對我而言，今天是母親節，

這個塞滿車票的信封，使我從此以後，再也不怕過母親節了。

收到天津寄來的《南開詩學》第二輯。這本是由葉嘉瑩老師跟知名學者謝冕，吳思敬擔任顧問；羅振亞，陳仲義等擔任編委，李潤霞教授等人主編。
我這篇放在壓軸，前面還有編輯頁，實在令我驚訝。
不過本人一向說實話，不怕得罪人。這篇文章提出兩岸詩歌研究不足之處,還請大家參考｡

《两岸诗人的创作与发展差异》 @颜艾琳

深厚的中华文化积淀，碰撞融合的多元艺术文化环境，生活美学与生活理念的传播，滋养出台湾丰富多样的文创产业形态。中国新诗的发展在台湾的语境下没有断裂过，李金发、戴望舒等开辟出的现代诗歌轨迹在台湾一直没有断档，这一点跟大陆不同，中国现代诗歌在台湾有着自然的延续，非常完整。作为女性诗人的我，由于近年常跑大陆交流，提出一些两岸的观察与大家分享。

*谈所谓活动家

我出身南台湾小农村，从小爱诗、13岁创作发表第一首诗作，国中时存钱买诗集跟文艺书籍，从小喜爱读书、绘画、音乐，长大做编辑出版、策划文化活动…大家比较看到我活泼的那一面，还一度获得“文学太妹”谑称，但我对诗歌的修练、私下的专注、执着，对自我女性主体和身体的表达意识，亦获得学界的关注。我从事以诗作为跨界的核心，演绎了诗文的丰富，企图达到艺术的高峰。在台湾，诗人作为活动主持、策画执行、总监擘划、或挤身音乐、摄影、绘画、影像、表演等相关工作，其实非常普遍。不若大陆有些人只以写诗发表多寡、不看质地，以为台湾诗人如我等，是以活动家为主，写诗为辅。
那真是很不一样的观念。在台湾，你要能跨界，表示对相关艺术、表演等知识有一定水平，甚至能够邀请到大咖来与诗共舞、与诗同盟，不仅个人诗要写好，拥有人脉、方方面面都得达到高度，才能成为一个好的跨业诗人、好的策划人。否则一个活动只靠亲友相挺，互相吹捧，来参与诗歌活动的人都是些半调子，发发新闻稿曝个光，大家晾一下爽一下，把钱花完了，这样的活动策画我反而觉得是分赃。因此要冠上台湾人为诗歌活动家的同时，是否该先去看看这位诗人的作品跟呈现出来的意识呢?
台湾很多诗人都做一部分文创或策展活动，老前辈叫我们去做什么事情，我就去做。我最自豪的是，1995年洛夫先生还没去温哥华的时候，《创世纪》诗刊在诚品办“诗的星期五”讲座，后来洛老去了温哥华停止，2005年由我跟诚品信义店、元智大学结合资源，复活了“诗的星期五”，龙应台担任文化部长办的“齐东诗舍”诗的复兴基地，我被找去筹备跟执行了一年至少60场的诗歌活动。从年少起，文字便深植于我的生活，通过书写与企划主持活动，我认为是在回馈我的缪思女神。

*谈先锋，要综观整个华文书写的时间先后

我常被论述为台湾中生代女诗人的情欲代表，部分诗作以女性觉醒和身体为题材，且形式上具有先锋色彩。可一旦牵扯到下半身、浪荡、性别与情欲，大陆都以伊蕾、翟永明、沈浩波跟尹丽川等为先锋。却不知台湾早在1970年代的白萩《香颂》 1972初版，写的是结婚后对妻子、生活的情欲悲歌。而杨光中著名的诗集《好色赋》被认为是两岸第一本 色情诗集，出版于1978年，诠释令人脸红心跳的异色主题，以致于出版就遭到查禁。杨光中称自己是「肉体派」：「对女人的肉体做虔诚的颂赞与讴歌，我也不畏缩，对人类最有影响力的性，加以毫无保留的赞美！」诗人向明认为杨光中的作品笔触大胆，却保持诗的艺术性，「用意象处理，不会直捅捅的真刀真抢。」 杨光中那时就有「下半身诗人」之称。 1980年即有利玉芳、陈克华、颜艾琳、夏宇，1990年代江文瑜等人。所以讨论到女性和身体这类些话题，就质地与书写数量、年代、表现的手法、诗人书写的年代环境，从来没放在一起好好比较过。
其他如后现代、乡土、打工、古诗新写、自动书写等议题，几乎很少看到能综观两岸相关诗作的论述。感觉大陆诗人太会喊口号、 立山头，忘了写诗的目的并非是要出风头。台湾写所谓的下半身大多从生活感悟出发，有时读来还蛮沉重的。
再来就是因为台湾没有传承的失落期，前辈们从1930年代至今仍不断修练文字艺技，给我们晚辈很大的激励。以纪弦、痖弦、洛夫、郑愁予为例，这些人在动荡的时代是如何成为大师的？
纪弦1980年代去美之前是成功中学的老师。他们那一代到了台湾之后大多担任公职、军职、要不就是老师。那时到台湾的都是大学问家；清华大学、交大、成功大学等名校，最精英的人在那个年纪都念了大学或是留洋。他们都是经过战争颠簸的，如郑愁予老师大学就念了5年，从幼儿园读到大学，大陆到台湾到美国，一共念了30个学校，这都是普遍的，他们就是生命的迁徙和奔波的一代人。而且那时候的诗人，都懂得要好好自修英文。为什么要学好英文呢？他们为了可以接触外面的空气，故想把英文学好，看更多的外文诗集。他们怎么练习英文诗？在没有影印机和打印机的情况下，他们整本整本抄写波德莱尔、艾略特，逃难路上轮流抄写，商禽，痖弦，张默等，对他们这些军中诗人来说，就是那样学习的。
而他们到了台湾，和一群背景相同的人交往，因为文学变成好朋友。台湾已有多位提名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或是口袋名单 : 洛夫、杨牧、李魁贤、商禽、夏宇等。而商禽、夏宇的瑞典文诗集是马悦然亲自翻译的，杨牧已经得到了欧洲的骑士奖，周梦蝶，商禽等也早就被翻译成瑞典文法文等。另外在引进翻译上，辛波斯卡、索因卡 、莒哈丝、捷克总统诗人哈维尔、策兰等等在二十来年前就引进了。木心更是在1980年代于台湾副刊上发表作品、1990年代在台湾出版系列书籍。台湾小归小，出版信息比较早开放，也没像大陆对诺贝尔文学奖那么热衷。也许出于一种自信?
台湾是小岛，但胸怀很大。大陆一些在国外长期生活的诗人，认为外语对母语写作会形成合并某种负面的影响。比如北岛跟多多的外文能力并不好，若对台湾诗人来看，简直浪费了在海外面向多元文化的吸收机会。但诗歌本是无国界的艺术，不同的语言都有自己的魅力，台湾老一辈对外语的态度、对传统诗词文学的传习，将东西文化练成吸星大法；洛夫跟余光中老师到了80几岁都有新作跟锐意的作品出版、这种精神让台湾后辈想超越他们，只能更加用功努力。

*以诗为文创打太极

台湾的观光传播局和当地文化局常常联手合作，除了办很多文学奖，找我们这些诗人写短诗或小品文，放在捷运（地铁）跟公交车上，满城满街跑。台湾还有很多诗路、楼梯、公园、墙面也放诗句: 阿里山诗路、盐水诗路、松江路诗公园、博爱特区诗句人行道、高雄女诗人石鼓灯、台东都兰诗碑公园、文学馆的诗展览、诗行楼梯。台湾各地文化局也办国际诗歌节，把诗歌和当地特色文化结合，邀约各国诗人在地，期许他们写下只字片语藉以传传。较有名的有台北国际诗歌节、花莲太平洋国际诗歌节、文化部办的亚洲诗歌节、淡水国际诗歌节等。
近年在文创产业的活耀运用下，优秀诗人的作品、在地文学奖的得奖诗作也做为跨界授权来演绎。比如本人规划的文学唱台南、公共电视台将诗歌改编成微电影并请诗人入镜演出，音乐人谱曲、舞蹈家编舞演出、艺术家变成共艺术品、书画家画诗…用各种方法深化表演诗、让它以五感进入到生活层面。台湾金曲歌后罗思容本身也是画家诗人，她挑选了台湾12个女诗人的诗，谱成曲乐，融合客语、台语、普通话、京剧、英文等，非常精彩。罗思容将这张音乐专辑取为《多一个》，意即每首歌都是两个女人的作品，「用艺文的子宫生出一个新的作品」。
还有我跟观光界、料理界、饭店把诗歌做成旅游项目、餐饮菜单。，比如将郑愁予的《野店》做成一道高粱炙烧羊排，《错误》则是一碗呈现江南鱼荷的面疙瘩。让文学走进衣食住行，在台湾搞创意的诗人，尽可能把诗歌与民众生活结合。
而所谓跨界的本事，也可让执行企划的诗人、因为以诗为文创工作，可以营生乃至抽版税，不论企划者跟授权的诗人，皆能以诗人身分去尊荣诗艺。

*结语

两岸诗歌创作环境、 诗人自我培成的教育途径、文创授权、活动规划，也许因为大时代环境变迁而有异，但逐年的交流沟通，华语诗的研究跟市场，私以为只会越来连结越强，越紧密。

2018.11.30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