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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夢 & 逐夢：41.1和41.3的啟示》

這個閘門我卡關了很久。大概有整整一個星期的時間，晚上都在反覆推敲41號閘門的意境。因為我從來沒有類似的感受。

先生把書拿過去看了一看，給了十分水瓶座的回答，「這有甚麼難，這不就是慾壑難填的意思嗎？想做的事情有很多，可是每個人都只有24小時啊。」他的黑太陽，正是41.1。

「所以，要嘛我就專心想好然後做好一件事，就好。但很難啊，因為我就是想做的有很多很多，那要做出妥協啊，有些事不必我做，有些事不需要做到很足。35歲之前我貪多，但多而不精，35歲之後我知道排序、懂得揀選，所以即便沒有辦法接觸那麼多，我也認了。就是這樣。」

果然是他放光明的地方，三言兩語吊兒郎當，講得倒也十分中肯。於是我寫著，「在無窮欲望和有限資源之間求取平衡、管理期待」。卡了這麼久，關於41號閘門的核心課題，我終於可以落出一點自己看得懂的眉目。這也是剝解爻辭的入門處，有了一個主軸，便可以觀察一爻到六爻，在主軸上呈現的層次是甚麼。

先生的根部中心與情緒中心都是沒有定義的，41.1坐落其中，運作的狀態難免受人牽制，有時落入上窮碧落下黃泉的逐夢雲霄飛車，下了車之後總是筋疲力竭。但凡健康運作的時候，在資源管理上，是非常務實且知所變通的。

他曾花去近五年的時間想要考取外國的一張金融證照，最後一關總是功敗垂成，值此同時，我們迎來了兩個孩子、搬了家、他的職務也有了新的指派，時間總是不夠用，有時坐在他旁邊，會感受到一股莫名的焦躁之氣，彷彿心中坐著一位怒目少年。近一兩年，他漸漸懂得馴服那股蠢動，也學著覺察，別受某些情緒與壓力的假議題觸發。接受「有限」的事實之後，放下執念、下放權責，也就沒這麼難。有天，我看到朋友寫的文章，意思是，我們這一輩子，想要登的大山有很多，但終究要接受一個事實，真正能讓我們登頂插旗的山頭，只有一座。

我媽不同，我媽的41.3坐落在金星，是她信奉的價值，而根部與情緒中心高度啟動。打了電話回家問我媽，好想知道她對於渴望的感受是甚麼？小時候，我媽比我爸更像男子漢，打會飛的蟑螂面不改色，看到老師批改錯誤的科學實驗，會命令我隔天去學校fight，她自己也是老師，正確迅實是最高守則。

我媽的回應很正港，「我聽不懂妳在問甚麼。妳就是太愛做白日夢。我當然也有自己想做的事情，而我已經做到了。」我媽說的是她教書時的往事，她生下我弟之後，便毅然投入暑修，取得更進階的教學資格，那時，沒人看好她這麼做，覺得孩子都生兩個了，不進修也教得好好的，何必自找麻煩，搞得小孩子連飯都吃不上，我媽的堅持，正是我怎麼樣也讀不懂的41.3：「我知道我時間不多，未來，我只會更沒有時間，但我想為自己做這麼一件事，拿到那張認證資格。反正只有那兩年暑假，我又不是永遠不回家。」

在資源有限之下，41.3先選擇了自我的抱負，更勝於群體的期待。我想，多數人那時以為的不妥，其實只是質疑一個母親這麼做，會不會太過自私，把個人的想望，放在家庭與孩子之前。事實證明，那段時間的暑修，帶給我媽猶如浴火重生的感受，點燃了她對於教學改版的不厭其煩，把英文文法發展出好懂易記的口訣，懂得該怎麼設計具有鑑別意義的試卷。雖然時隔多年，她總是搖頭苦笑說，「真搞不懂那時哪來的勇氣。」然而她的眼睛裡有光，久久不散。

我媽的41.3，總是孤勇前行，有時她發展出一套很生動的教學方法，我鼓勵她何不在組織裡大鳴大放、發揚光大呢?她的回答很令人玩味，「那得花太多功夫，組織的事情不是三言兩語這麼簡單。我把我自己做到頂上，有心人自然會知道還有這條路可以走。這就很可以了。每個人都有每個人註定好要做的事情。做得太過，沒有好處。況且我的人生也不只有教書呀。」

41號閘門的神秘，原來有其道理，它不只代表了人類基因的啟始，也預言了身而為人，這一生要面對的境遇，不外乎就是「心之所繫」和「手之所擁」的拔河，我們的成就，端看我們怎麼面對限制。

好比，先生已經放棄當百岳冒險家了，餘生他只往其中一座山上去，而把其他山頭的風景，交託給其他夥伴去努力。築夢之所以踏實，來自於能捨。

又好比，我媽一直是獨善其身的教育者，她畢生的力氣，不在於兼善天下的改革，而是為了證明，除了一個母親的角色，一個女人的肩膀，遠比社會以為的，還能擔當更多。逐夢看似孤勇，成全自我的火花卻緜連不絕，啟發著她的許多學生、也啟發著她唯一的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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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合理]
每當太陽進入41號閘門時，象徵了人類圖新年的開始，在和基因的關聯中，它握有起始基因碼的鑰匙，為人類的進化引燃了開端。41號閘門跟渴望有關，渴望更多體驗、連結、與互動，期望經由這些經歷，共同塑造出群體的文明與進步。然而，每個人的時間與資源有限，一次只能專注其一，如何在「限制」下，求取能量和欲望之間的平衡，管理體驗的期待值，是41號閘門的功課。

41.1，位於上升相位，呈現的是：彈性運用替代方案，或透過合理的權責分配，築夢而踏實的心態變通。懂得在限制下做出優先排序，瞭解所謂的無限可能，其實是在有限的現實環境中獲得實踐，一個人不可能萬事沾鍋，有時必須適時下放權責、或放下執念，做出最符合目前資源配置的規劃，才得以登峰造極。

位於下降相位，將難以克制想要實踐所有想望的衝動，於是把重擔都放在自己身上，熱切追逐多樣體驗而窮盡心力，卻容易因為投入過高反生失落，最後懷疑這些體驗的真諦為何，感覺一切如同鏡花水月般虛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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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效率]
三爻是充滿實驗精神的，因此41.3也帶有試錯與衝撞的個人化色彩，試圖從體驗中找出運作的機制、淬煉出輝煌的經驗值，以作為後人按圖索驥的基礎，示範何者可行、何者不可行，減省繞路的時間、破除謬誤的套路，在看似海市蜃樓的渴望之中，即使逐夢，也保有利己利人的「效率」。

因為資源有限，三爻的著眼點，視個人志願為優先，以毅然決然的孤勇，投入體驗，實踐自己的抱負與野心，不惜先將社群或家族拋諸腦後。而三爻作為超脫個人角色、嘗試向外探頭的交界，斷裂的另一面，則和現實世界深刻相連，不是為了社交目的，而是找出破綻缺陷，試圖帶領群體蛻變。

因此，41.3的上升相位，壯烈逐夢、千山獨行，樹立以絕佳效率施展抱負的熱血典範；反之，若耽溺分享或施予，企圖為所有人指出可行之路、熱切想與環境中任何刺激或突變因子衝撞，則會導致效率不彰，損耗他人與自身能量。故而藍傘線的終極課題—「自私」，也許正是關鍵提醒，顛倒夢想、世事沉痾何其多，當資源與能量有限時，想要蛻變革新、發光發熱，何須外求，獨善其身為始。

今天是楊德昌導演逝世十四週年，對於他，已無須談論太多，最好的方式就是直接去看那些電影，去看他鏡頭下的臺灣，以及臺灣的種種具象的、抽象的、冰冷的、紛亂的人事物，推一本書《再見楊德昌》，然後，推他所有的作品 ——「我們何其幸運地生長在這個不幸的時代。（We are luckily unluc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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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非建議順序，單純列出幾部，先來看《#青梅竹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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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念真說：「其實楊德昌有一核心主題：時代變革中，人在其中的生存到底適不適合？孝賢扮演的角色是在迪化街賣布的，正尋求一種轉變，思索要不要到國外做生意，但受限於個人認知或本身的性格，註定會受到挫折。有一場在 Pub 的戲，那些知識份子在講些無聊的笑話，對方聽到他是賣布的，不屑的態度溢於言表。阿欽也是被時代所犧牲，他年輕時候是打少棒的，後來少棒沒了，他也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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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去天水路找朋友，看到一個傢伙在賣甘蔗汁，他竟把攤子整個推到路上來賣，警察前來驅逐，他不肯挪動，警察無計可施便走了。那個攤子上掛了三張照片，都是他跟蔣經國握手的畫面。出於編劇本能，我就去跟他聊天。他說，他從中學時代就被抓去練拳擊，成為國手，有一年，準備赴加拿大參加奧運，但那年加拿大已經和中國建交了，竟拒絕台灣代表團入境。台灣大隊人馬在日本等簽證，等到最後仍然沒能參加。回來後，他就去當兵了，退伍之後，什麼都不會。他說：『我要生活啊！我為了國家這樣練拳擊，練到最後也沒有機會！』那張照片就是他參賽前受蔣經國召見所拍下的。他覺得國家沒有照顧他，他這一輩子都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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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這個故事講給楊德昌聽，他覺得很有意思，後來還很高興打電話給我，說：『我們應該把這個弄出來，我已經想到題目了！』他常這樣，劇本還沒想之前，想題目、想海報、想工作人員要穿的 T 恤想得很高興，像小孩子一樣。他講了一個題目我覺得很棒 ───《業餘生命》。亦即三十歲之後的生命全是業餘的，因為生命在此之前已經過完了。以演藝界的人為例，可能三十歲之前所有掌聲就已經得光了。《青梅竹馬》裡，阿欽那個開計程車的角色基本上就是業餘生命，是一個挫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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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吞不吞的下那口氣？會否覺得自己被虧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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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看《#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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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德昌導演刻劃著純真的失落、道德的崩毀與理想主義者的殞逝，那時候的人們極其壓抑絕望、迷惘挫敗，無力改變現狀的父母將一切希望放在孩子們身上，用功讀書成為唯一一條出路，不安瀰漫的社會氛圍似乎一觸即發，族群對立，械鬥滋事，然而始終沒有人死的像個英雄，只能活著見證自己變成一個惡人，變成一個被大時代殺死的恐怖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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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一則撼動社會的情殺案件背後，不只關注著 1960 年代的日常生活，同時掀開存在於社會新聞裡的人之價值，透過鏡頭探問著究竟是什麼樣的環境、是什麼樣的因素，導致一個毫無前科的高中生成為滿身血污的殺人兇手？帶有史詩氣勢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英文喚作「A Brighter Summer Day」，重點就在「Brighter」，有比明亮更明亮之處，周遭就有比黑暗更黑暗之處，手電筒光線所及成為光明與希望，也因太過刺眼只能看見一半的真相，其他陰影滿布的地方則彷彿更加混沌不清，潛伏一旁的暴力蠢蠢欲動，價值觀不停偏斜擺盪，無論大人或是孩子都難以在顛沛流離中想像未來的自己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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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四澄澈而直接的雙眼於卡奇色制服堆裡顯得格外與眾不同，比起同齡的朋友他略顯沉默壓抑，臉上讀不出任何情緒，沒辦法真正融入不良少年的幫派核心，也沒辦法過著完全遠離紛擾的學生生活，不上不下的成績只能考上建中夜校，就如生於公務員外省家庭的狀況。張家的父母無可挑剔，媽媽勤儉持家，爸爸有自己不容動搖的原則，不但適時傾聽孩子的想法，為孩子據理力爭，也身體力行教導下一代做人必須光明磊落問心無愧，自己的未來要憑著自己的雙手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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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警備總部的人登門將父親帶走的那一天，直到白色恐怖真正在張家掀起驚濤駭浪的那一天，一顆又一顆的大型冰塊靜置走廊，一疊又一疊的空白稿紙擺在眼前，以失去時間感的精神壓力呈現人們漸漸產生斷裂的過程，原來國家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我們的人生，原來個體的命運從來不掌握在自己手中，原來過去深信不疑的公理正義都是滿紙荒唐言，比起貧窮，絕望才會真正讓人變得滄桑、憔悴、黯淡與不堪，只見他茫然盯著桌上的食物，卑微請求老師網開一面，再也抬不起頭面對如此踐踏人性的國家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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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凡善良、公平、正義等擲地有聲的名詞，並非有錢人的餘裕或底層者的嘲諷，也不是崇高空泛的道德標準，那些拚命守護的，就是為了下一代的目光與希望，往往等到事情發生了，才會知道父母對孩子造成的影響有多麼深遠。Honey 不惜代價對抗、維繫小四最後一線理智的，都是小明，是純真與救贖的象徵，然而一句當頭棒喝「我和這個世界都是一樣不可改變的」，意志的斷裂巨大到再也無法挽回，不可以被人瞧不起，不可以被世界的醜陋吞噬，那一把短刀殺死了愛，殺死了過去的小四，也殺死了一切理想中的美好期許，時代將青春、信念摔得粉身碎骨，只留下了選擇在風中搖擺的草，殘破地隨波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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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後看《#恐怖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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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疏離、壓抑、暴力、無解，交疊在楊德昌質樸且暖色調的台北日常恐怖之中，鏡頭下這群人困在無限循環、一成不變的日子裡，他們以為人生應該要有另外一種模樣，不缺物質的執意追求虛幻的精神生活，手頭不寬裕的以為擁有金錢便能迎來新的起點，是每位理想主義者不偏不倚走向憤世嫉俗，也就是恐怖份子的過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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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鏡頭下的台北是一個很雜亂的、拼湊的城市，沒有統一的建築與美學。楊德昌有句名言：『我們何其幸運地生長在這個不幸的時代。』身為戰後這一代，我們經歷過台灣非常破落而貧窮的階段，早期又面臨戒嚴，必須反抗威權、反抗貧窮、反抗這個破敗的城市，由此給我們帶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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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念真認為，臺灣最好的電影有兩部，一是楊德昌《恐怖份子》，二是侯孝賢《童年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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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似平靜的舊時台北，參差不齊的老舊公寓比鄰錯落，以槍聲劃破天際，也以槍聲劃下句點，三條故事線有條不紊地穿插、糾纏，慢慢收攏成一個故事，巧妙透過後設手法導向亦真亦假的結局。李立中和周郁芬一對中產階級夫妻，有潔癖的先生雖然收入足以餬口，但自私自利的他職場始終不順遂；婚後求子不得，足不出戶的妻子專注於撰寫小說，卻因生活百無聊賴而坐困愁城，無法突破寫作瓶頸，一日，一通匿名來電，讓她下定決心為自己的生活做出改變。來電的就是位混血少女，也是楊德昌開始構思《恐怖份子》的契機，如實反應台灣當年美軍駐紮的時代背景，母親活在逝去的西洋老歌之中，年紀輕輕的淑安則與不良少年為伍，為了金錢成為行竊慣犯，長期遊走在法律邊緣。因一條故事線再衍生另一條故事線，又因另一條故事線而發展出另一個完整的世界，家庭寬裕的少年攝影師小強愛上內心虛構的神秘少女形象，拼拼湊湊出看似合理的故事，每個人看見了部分的真相，每個人也同時被蒙在鼓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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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虛構？什麼是真實？風一吹，照片中的人就變得零碎，彷彿她是拼湊而來的。整個城市也是一樣，這是一個拼湊的世界，每個人看到的都只是一部分，並非真實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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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凝視著自己的照片，照片裡的眼神斜斜盯著男孩的位置，男孩從那處望向了女孩，三個畫面在短短幾秒的剎那建構出抽象而立體的空間，似乎時而行走於夢境，恍惚置身於現實，台北就宛若一個庸俗沉悶、乏善可陳的夢，彼時是，現在仍是，人人嚮往自由，人人求而不得，無論你腳踏實地過日子，或是企圖與眼前困境對峙，都無可避免一步一步靠近背後的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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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中，大台北瓦斯球代表的是一個快要爆炸的東西，暗示著危險，楊德昌鏡頭下的城市好像都走在邊緣上，隨時會發生狀況，跟他的個性很像，因為他事一個很敏感、細膩的人，看什麼事情都覺得不太對勁。就像《一一》裡頭，洋洋喜愛拍人家背部，這其實貫穿了他所有創作，楊德昌在看人的時候，總看到別人沒看到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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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們看的是《#一一》，最喜歡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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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婚禮開始，以葬禮作結，這些都是平凡無奇隨處可見的生活，也會發生在我們成長過程中的事，卻以溫柔的電影語言交織成文化背景之下的共同回憶與課題，在多年後依舊發人深省。簡家的主要收入來源是撐起台灣經濟奇蹟的代表性族群之一，也就是中產階級與中小企業，無須終日為錢勞心傷神，但人生不會因此而少些煩惱。爸爸 NJ 和幾名同儕合夥開創一間電腦公司，妻子敏敏是標準的家庭事業兩頭燒的職業婦女，兩夫妻膝下育有正在就讀北一女的女兒婷婷，和八歲的兒子洋洋，這一家人面對小舅阿弟的婚禮的同時也面臨長輩的腦溢血昏迷，NJ 甚至在圓山飯店巧遇了初戀情人阿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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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壓抑的中年男子，幾乎可以說是吳念真的化身，NJ 的父親形象，也可於李安「父親三部曲」中清楚察覺，傳統定義中一家之主的特質，如此衝突而缺乏溝通的家庭樣貌，從不同時代、不同年齡層都能窺見父親威權角色與早期家庭結構的瓦解。努力撐起一個家的背後，也有我們未曾發覺的浪漫餘暉，是不是人總有一天都需要在現實生活與理想愛情之間擇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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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NJ 與阿瑞的日本、婷婷與胖子的台北交織成了愛情詩篇，此端是自己久別重逢的年輕歲月，彼端則是女兒摸索愛情的未知期待，彷彿換了一個時空，婷婷也經歷了爸爸曾經走過的路，只是可能在愛與不愛之間就這麼毫不留情地一分為二。生活在台北，任誰都曾去西門町看電影，任誰都曾踏過無數次的武昌街，任誰都曾獨自佇立在車燈閃爍的路邊拼湊破碎的心，任誰都曾在吵雜壅擠的世界裡備感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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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是時代的縮影，從街道、天橋、紅綠燈平凡的日常畫面裡我們看到光陰流逝的證據，也感受著台北獨特的城市韻味。《一一》更是社會的縮影，每個角色在我們生活中都不陌生，有先上車後補票，也有發乎情止乎禮，有看似美滿的家庭，也有複雜紊亂的鄰居，有為求利益不擇手段的嘴臉，也有盼以真誠待人的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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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意可以裝，老實可以裝，交朋友可以裝，做生意可以裝，那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是真的？」短視近利、投機取巧，許多企業奉行利益擺第一的宗旨，公司需要賺錢是天經地義，卻非以長久經營的角度思考，於現在的食安危機、黑心食品、詐騙猖獗、缺乏國際競爭力等層出不窮的問題上浮現，畢竟有所得的同時都必須付出代價，這些代價都將落在下一輩的肩頭上。NJ 憤而掛上電話，拒絕接觸公司決策，也許惱怒的不只其他人的反反覆覆，而是此類罔顧未來和台灣商譽行為，如此成就經濟起飛錢淹腳目的共業，之後則必須由洋洋這個世代的年輕人慢慢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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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人尋味的名稱「一一 A One And A Two」，無論指的是兩個人、人與人，還是存在於每個角落的二元對立，也就是洋洋始終想捕捉的「後腦勺／看不見的後面」，都給人異常豐富的留白與思考空間，好與壞、對與錯、愛與不愛、真誠與偽裝、年輕與遺憾、喜宴與喪禮、送往與迎來，從楊德昌的鏡頭之下感受到的，是每個人看似互動密切又形影疏離的灰色地帶，更隱約透露出了一種反璞歸真的成熟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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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述的文字除電影台詞外皆出自王昀燕《#再見楊德昌》一書。）

【永遠的好夥伴】
今天參加官麗嘉小姐的追思禮拜，大家回顧她生前的點滴，笑著笑著，還是不捨的落淚了……。

前兩週聽到麗嘉過世的消息，我內心感到十分哀傷！去年七月，麗嘉還幫我出版了一本書--《浪尖上的回首》，記錄了我在政壇四十五年以來的許多故事。當時，麗嘉精神奕奕地帶著她的團隊，多次到辦公室與我談話、詳細記錄，然後不厭其煩的一校、二校、三校，才終於出版。她做起事來，總是這般認真、充滿活力。

麗嘉曾經是我工作上的好伙伴，在我擔任新聞局長時，她是『光華雜誌』的總編輯。《光華》雜誌是政府對外宣傳的重要刊物，剛開始發行時，是以贈閱海外華僑為主。我擔任新聞局長時，《光華》雜誌大幅擴充篇幅，除發印中英文雙語版外，還陸續增加中西、中日版，並增設業務部，向海外推廣訂閱。麗嘉更帶著團隊親赴海外跨國採訪，拓展報導的深度與視野，並宣傳台灣自由民主的價值，深受讀者喜愛。我後來到國民黨文工會擔任主任，麗嘉創辦《我們的》雜誌，擔任總編輯，針貶社會時事，也傳達政黨理念，將讓政黨的文宣內容變得豐富而生動，更貼近民眾。

擔任新聞局長時，我曾受邀到成功嶺演講，題目是「龍的傳人」，演講時我提到：「有爭氣的國民，才有爭氣的國家。」那是一個引人深思而又警惕的呼喚，當時引起了社會熱烈的共嗚。我也曾受邀回我的母校--政大演講，我跟學弟、妹說：「人生有夢，築夢踏實。」後來成為鼓勵年輕人的一句名言。以上這些演講文稿，都是出自麗嘉之手。

麗嘉的文采飛揚，總是能把生硬的宣傳品變成充滿感情的讀物。她的筆尖也總流洩出對社會國家的關懷、對人生未來的期許。我們曾經一起為共同的信念與價值而努力，如今她安息主懷、回歸天家，「神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 --啟廿一4」但麗嘉留給我們的美好回憶，永遠不會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