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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本與展覽】醜泥怪

文/小米嘛

「媽媽，你知道這世界上有一條@$&溝嗎？」有一天回來，鴨鴨興高采烈地分享。

『什麼溝？』媽媽有聽沒有懂。

「矮芽溝！」

『矮什麼溝？』講了三個字，媽媽只聽得懂一個溝字。

「矮芽溝啦！」鴨鴨又說了一次，看媽媽還是一臉狀況外的樣子，氣急敗壞的解釋：「就是那個有“草泥怪”的地方啊！今天有一個書店的老闆來跟我們講了一本繪本，說草泥怪就住在矮芽溝阿。」

說了半天，媽媽實在有聽沒有懂，但從此這個“矮芽溝”和“草泥怪”就常出沒在我們家，不管經過哪條溪哪條河，鴨鴨都要問一句：「這個是矮芽溝嗎？那裡面有草泥怪嗎？」

草泥怪？到底什麼是草泥怪？是草泥馬變成的妖怪嗎？『嗯~媽媽不知道什麼是草泥怪耶！牠是住在水裡的嗎？』

「對阿，牠就住在“矮芽溝”裡，」怎麼說來說去還是這個“矮芽溝”？「但是不是每個人都看得見牠喔！要運氣很好的人才能找到牠。」

疑，這情節怎麼似曾相識？難不成所謂的“草泥怪”其實根本是トトロ（龍貓）？！

一直到後來才知道，原來所謂的“矮芽溝”其實是中永和一帶源遠流長的小溪「瓦窯溝」，但到底“草泥怪”是什麼，卻始終沒有個答案.....直到今天。

意外從群組媽媽中得知了這特別的展覽，馬上決定帶孩子們來看，順便了解一下這個在鴨鴨口中說了大半年的“草泥怪”到底是什麼東西？這才知道原來草泥怪不是草泥怪，從頭到尾人家的名字都叫“醜泥怪”~🤣

醜泥怪有著暗綠色軟趴趴看起來不成形的髒髒的身體，和一雙無神卻無辜的眼睛。

故事是這樣的.....

有一天，小男孩阿名回到家後想趁媽媽不注意時，偷偷把中午剩下的便當倒進馬桶。怎料便當盒才剛打開，就被媽媽抓個正著。氣壞的媽媽舉起手中的鍋鏟準備修理阿名，阿名卻一溜煙地逃了出去。

走在家附近的臭水溝旁，生氣的阿名不滿媽媽的處罰，發洩似地往路邊被隨手丟棄的珍珠奶茶一踢，一個重心不穩，竟往旁邊的水溝跌下去。

說時遲那時快，一股黑色的鴻流捲住了他，帶他經歷了一場奇幻又恐怖的冒險。他們經過了傷心湯，來到了水泥刀山，又通過了扭曲巷和喚飲迷宮，最後經過了鬼嘯隧道，才終於看見前方有一道希望的曙光。

把阿名帶上岸後，醜泥怪終於現身；一看到醜泥怪的模樣，阿名嚇得魂不附身。醜泥怪卻告訴他，很久以前的自己不是長這個樣子的，說完又帶著阿名回到幾千年前~~

那時的醜泥怪是個活潑可愛的水精靈，有著清澈的身體，和水靈的眼睛；而現在看來的臭水溝過去卻是條美麗又清澈的小溪。許許多多的昆蟲和小動物們自在生存，而傍溪而生的人們則尊重著河川帶來的一切生機。

直到後來的後來，來此居住的人類愈來愈多，小溪旁開始蓋起一棟棟的房子；為了怕淹水，河道的兩旁逐起了高高的水泥堤。小動物們不見了，而人們則從水泥房子中牽出一條條像小蛇般的水管，排出了各式各樣髒汙的廢水......

清澈的小溪不見了，愈來愈狹小的河道變得愈來愈髒汙，在地人不再叫它本來的名字，直接叫起「在那條臭水溝」來；而那位可愛的水精靈呢？早以成為了髒汙的“醜泥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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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太新穎的故事，卻如此發人省思。

我們所在的地方，是不是都曾有那麼一條美麗的“瓦窯溝”？一條因為人類的文明和進步逐漸走向黑暗的小溝？

展覽的內容沒有枯燥的環保議題，而是用繪本中的圖片和簡單的故事帶著我們找回從前的美好。再用書中的情節設計了六個關卡，讓孩子們從遊戲中了解保護水資源的重要性。

明明不是很大的展覽，我們卻在此玩了將近三小時；鴨鴨開心能看到醜泥怪“本人”，而依比則從一開始看到醜泥怪外表害怕的不敢接近，到離開前已經知道要好好保護我們的河流，醜泥怪才會變回可愛的水精靈。如此一趟，值了。

展覽資訊在這，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參考參考：

《醜泥怪原畫特展》：

展覽地點：新北市美麗永安藝文中心（新北市中和區中和路390號2樓）
展覽期間：2021.04.10（六）~2021.05.02（日）
展覽時間：11：00~19：00
主辦單位：綠書店 綠書店 Green Bookstore
入場費用：免費

又，此篇非業配也非合作文，為小米嘛真心分享，歡迎有興趣的朋友轉貼分享，讓我們一起保護水資源。

※ 圖文版在這：https://mypaper.pchome.com.tw/churong/post/1380607480

#繪本分享 #展覽分享
#醜泥怪 #瓦窯溝
#綠書店
#我們的身邊是不是都有條住了個醜泥怪的瓦窯溝呢？

在光電廠上蓋候鳥餐廳！發電與生態保育，竟然可以雙贏？（06/16/2020 天下雜誌700期）

義竹電廠僅佔嘉南沿海廢棄鹽灘不到2%面積，卻引發全台生態人士矚目。此案能否成功建立生態與光電共榮的典範，牽動地面太陽光電發展的命運。 在桃園龍潭和窯文創園區，里長謝金棋以燒窯保存農村的手作文化，同時爭取市府資源打造微電網，讓社區不再擔心颱風來時大斷電。沒想到，在復舊的農村裡，卻有最先進的再生能源微電網。


文：劉光瑩

在地小人稠的台灣，發電與生態保育，一定勢不兩立嗎？從嘉義鹽田、桃園農村的兩個故事看到，能源轉型關鍵從來不是技術，是和所有利益關係人共好的心。

嘉義布袋鹽灘地，鹹鹹的風吹來，這是每年來台灣度冬的黑面琵鷺，最愛覓食的餐廳之一。

「牠們最愛吃小魚小蝦，」台灣黑面琵鷺保育學會常務理事陳建誠說，這邊從日本時代就是鹽田，因數十年沒有人為開發，生態保持自然，是賞鳥重地。

這裡卻是台灣最大的地面型太陽能發電廠之一──義竹電廠。

太陽光電跟生態保育一定勢不兩立嗎？從這個案場看到，只要有縝密思考，就有機會做到環境、能源與人民三贏，找到往前走的新模式。

台灣西南鹽灘地，冬天常吸引黑面琵鷺在這飽餐一頓。韋能能源正在案場生態保留區引進水源，希望打造更理想的候鳥餐廳。

嘉義布袋．義竹電廠：太陽光電廠蓋候鳥食堂

5月中，義竹電廠教育展示中心，舉辦布袋鹽田環境監測階段成果發表會。

台上講解鹽灘地鳥類生態與土壤檢測結果的，是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教授林惠真。坐在底下聽課，像學生一樣抄筆記的，是韋能能源執行董事胡根地。

時間拉回3年前，電廠成案的關鍵，居然是位愛鳥學者。崑山科大環工系教授翁義聰，最早跳出來反對韋能在布袋鹽灘地蓋電廠。

曾任濕地保護聯盟理事長的翁義聰，愛鳥成痴，曾為濕地鳥類高蹺鴴寫書，也協助推動台江國家公園和四草生態保護區。

「但沒辦法，他們得標了，」翁義聰說，他心念一轉，木已成舟，只好盡力跟業者溝通，看能為野鳥爭取到多少空間。

原本規劃80公頃的電廠區域，最後業者留下3成面積、20多公頃做生態保育區。

「當初要求保留3成、畫出方正區域，他們都做到了，」他強調，「總是要幫忙，不然他們不會做好，」他因而繼續擔任顧問。

2017年得標時，佔地80公頃的韋能能源電廠是台灣最大。如今，還有許多開發計劃進行中，包括台電彰濱工業區佔地140公頃的光電廠，以及台電正在台南鹽灘地興建的213公頃電廠。

再生能源佔2成的能源轉型目標，光電扮演舉足輕重角色。經濟部規劃，2025年太陽光電裝置容量要達到20GW（吉瓦，即十億瓦），其中屋頂型佔6GW，地面型目標14GW。然而地面型太陽光電進度落後，至今完工容量還不到1GW。

台灣要找能蓋大型地面電廠的地，談何容易。「最大挑戰是地狹人稠，」長年研究能源轉型的台綜院院長吳再益直言，台灣寸土寸金，要拿來種電，通常是已無路可走的最下策。

承諾做20年生態監測

跟中國或美國電廠相比，台灣是小巫見大巫。美國計劃在內華達州建造的光電廠，就是韋能義竹電廠的36倍大。

在地小人稠的台灣蓋太陽能，怎麼做？

一句話：想快，先得慢慢來。

韋能能源義竹電廠的最大特色就是，第一個承諾做20年生態監測的太陽能電廠。

對韋能能源資深專案經理陳律翰來說，這不只是電廠開發案，更是在上生態課。

他學到了鹽灘地就是因為有水，才會有小魚小蝦，吸引鳥類駐足覓食。「等於是幫黑面琵鷺保留一些可以吃飯的地方，」他說。

在太陽能領域有20年經驗的韋能能源執行董事胡根地，手上同時開發多個案廠，在台灣緊迫的能源轉型時程表上，能否與地方利害關係人達成共識，是一大挑戰。

負責案場鳥況調查的中華鳥會研究部專員洪貫捷直言，比較前2年的觀測數量，完工後鳥量確實減少。「接下來的課題，是要管理保留區內水位，讓棲地品質變好，」他說。有鑒於此，韋能還在枯水期，從附近大排引水進到保留區，讓「琵鷺餐廳」環境更好。

此案因此成為全台第一個由開發商和社區團體合作、承諾20年生態監測的太陽能電廠，未來業者還考慮申請環境教育場域，協助社區營造。

胡根地說，身為再生能源業者，希望能盡量確保發電跟生態環境共存共榮，做到最好，讓義竹案場成為台灣生態光電的典範。「降低綠色衝突，大家比較容易往前走，」他說。

經濟部後續仍有許多光電開發案，行政與立法機關也期待這樣的合作模式，能成為往後開發案的標竿。

電廠指導原則：共好

針對之前引發爭議的漁電共生、農電共生等方案，行政院能源及減碳辦公室副執行長林子倫，與經濟部積極推動「太陽光電開發研擬環境與社會檢核機制」，希望建立一致標準評估可行性，消弭爭議。

林子倫肯定義竹電廠為正面案例，因為業者從頭到尾跟鳥會、農委會特生中心，都保持良好溝通。

但挑戰是，如何把典範複製到往後的開發案？

林子倫指出，檢核機制落實後，會檢視開發案是否做到資訊公開與民眾參與、是否關注到對環境的衝擊與對附近社群影響。

地球公民基金會主任蔡卉荀則期待，未來當業者將電業籌設許可送審能源局，就要同時做環境與社會檢核。

「並非多一道環評，而是讓開發者知道，在這邊設電廠，可能會面對怎樣的社會或環境成本，考慮清楚再決定，」她說。

過去從事環保運動的民進黨立委洪申翰，也認為環社檢核有其必要。他說，大多數地方政府都希望推動再生能源，但不清楚如何處理爭議。「有了協助處理爭議的工具，地方推動能源的公務員，才知道怎麼做，」他說。

其實，韋能能源另一個得標案場，就面臨進退維谷。2017年，台東縣政府在知本濕地畫出160公頃招標做太陽光電，韋能能源得標，但卻因牽涉原住民傳統領域，至今卑南族卡大地布部落認為縣府與業者未尊重部落意願，仍持續抗爭中。

對此案，胡根地坦承要花更多時間跟耐心去溝通，但最終仍希望找到雙贏的方式。

桃園龍潭．金牌農村：自己建再生能源微電網

除了大型開發案，也有社區自主做能源轉型，主要目的在防災與教育。

桃園龍潭，位於偏鄉和都市之間，有個位在半山腰的金牌農村，逢颱風就停電是家常便飯，現在除了推廣農村生活，還要擁抱能源轉型。

驅車彎進山路旁的和窯文創園區，都是來看百年油桐花樹的遊客，他們三三兩兩坐在伯公樹下喝茶，用的是園區自己燒製的茶杯，形色各異。

「我們一開始燒窯，就是因為希望少用免洗杯和碗，達到無痕山林，」三和里里長謝金棋說。他之前在市區開餐飲店，2005年因父親過世回鄉，剛好因緣際會上了農村規劃課程，隔年選里長，決心要把三和社區的古早生活找回來。

他發現很多農村再造，硬體建設再多，人還是回不來。2007年，謝金棋與里民決定以友善環境的方式再造農村。「要水泥減量、開發減量、需求減量，」他堅持保持農村風貌，不用水泥，而是用樹木泥土和紅磚來砌牆、蓋洗手台。

沒想到，在復舊的農村裡，卻有最先進的再生能源微電網。

伯公樹旁的咖啡廳，屋頂上裝有5.4KW的太陽光電板、6KW小型風機。這還不夠，園區裡有5支風光互補LED路燈，白天靠曬太陽與風吹儲能，晚上放光芒，不花一毛錢電費。更厲害的祕密武器，是燃料電池系統與儲能設備，在社區斷電情況下，可提供約3天電力。

金牌農村想推自主能源，其實是來自實際的痛點。

防災兼做能源教育

「颱風來時，這邊是桃園最先停電的地方，」謝金棋說，因為位於山腰，一年至少停電5次以上。納莉颱風那次，等外部救援就等了8個多小時。

謝金棋更認為，這是最好的環境教育。「小朋友看到風光互補路燈的太陽能板和小風機，都會很好奇，」他希望用這個契機讓他們知道，不只要珍惜使用能源，還要找出自主能源。

此外，咖啡店屋頂上的太陽光電雖然規模小，但也讓他們每個月省下2成電費，不無小補。

復舊的農村裡，有著先進的再生能源微電網。（黃明堂攝）

「人類要永續生活在地球，能源使用是最重要的課題，」謝金棋感慨地說，「如果我們使用愈多能源、卻更破壞環境，無法永續。」

幫里長找到資源，把金牌農村社區變成能源自主示範社區，桃園綠色專案辦公室功不可沒。

桃園經發局專委、同時也是綠辦副執行長楊叡昀說，綠辦的重要業務，除了協助工業用電大戶節能與使用再生能源，還要協助地方創能、儲能。

她表示，會選在三和里做環境教育社區，就是希望能讓更多人看到，傳統農村也有能源轉型的思維。

無論是鹽灘地、電廠級的太陽光電廠，或是小規模、電池級的自主能源社區，能源轉型的關鍵，從來就不在技術本身，而是社區人民自主，希望讓環境更好、經濟更好的心。

韋能的義竹電廠是再生能源加生態保育，龍潭的和窯園區則是把能源自主加上文創和農村文化。一群人一起走，才能走得比較遠。

「再生能源發展，共生、共榮是必然的方向，」洪申翰強調。（延伸閱讀：再生能源日增　台電如何維持供電穩定？）

前瞻政策

●三大問題
1.欲速則不達：能源轉型大方向良善，也符合全球趨勢，但設定在短時間內達到目標，可能推升成本、犧牲程序正當性，各界阻力也較大。

2.搶地爭議：地面太陽光電往往跟現有土地利用競爭，不論是農耕、產業用地或是自然生態保留區，可能引發爭議、甚至抗爭。

3.城鄉差距：偏遠社區逢天災容易斷電，等待救援不易。

●三大建議
1.設定合理目標：應參考其他國家經驗，設定符合台灣現實的能源轉型時間表，而非期望在短期內迅速達標，恐傷害目標的正當性與品質。

2.溝通為上：經濟部已建立環境社會檢核機制，督導的政府單位應協同業者一起，與所有利害關係人，如周遭居民、傳統領域部落族人，從計劃伊始就保持透明開放態度充分溝通，避免衝突與對立，建立共同目標才能往前走
3.社區自主：社區培養能源自主意識，向外尋求資源，打造地區的小型能源安全網。

【與地球和好 完整報導】
永續大計》
「人定勝天」其實會害了我們？如何給下一代環境正義
國土計劃》
台灣第二起罷免案在宜蘭？小村莊的水源保衛戰，全台都需要面對
糧食危機》
無肉不歡、種稻卻不愛吃米　你的三餐為什麼害人也害己？
都市熱島》
你家吹得到風嗎？看不見的「風權」，其實攸關你繳的電費
數位專輯》
與地球和好──疫情的盡頭，行動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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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黃韵庭）

關鍵字： 能源轉型 再生能源 太陽能 生態 環境 氣候變遷 減碳 微電網 與地球和好

★★★ 完整圖文內容請見：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template=transformers&id=5100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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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星期芬蘭學校停課，還在適應在家全職工作+全職媽媽的作息，同時照顧工作和安安，其實比平時更忙，完全沒有時間再追蹤新聞或是做任何反思或寫作。

但是看到也是在芬蘭從事教育工作的老師，母親寫的文章，每字每句說到重點，講到心裡。我也心疼現在芬蘭的女性領導層，她們能做的都盡了最大的力了吧！

徵求了原作者同意轉發

【這屆女性領導層究竟是把好牌打爛，還是爛牌打好了？】

Original 錢文丹 芬蘭吧

作者錢文丹，現居芬蘭赫爾辛基。從上海教師到留學芬蘭雙碩士，從華人媽媽到芬蘭教育出口者，自帶多重身份看芬蘭教育。目前在芬蘭做中國教師來芬培訓工作。

文丹寫在前面 這兩三個星期，一直有國內朋友問我芬蘭疫情怎麼樣？我在赫爾辛基還好嗎？用不用給我寄口罩？

還有人問我要芬蘭人宅家帶娃的活動，甚至有人希望我分享一下芬蘭停課不停學有沒有什麼特別之處。還真有，下一篇文章我會講。

這篇先來看大局。截至3月25日，芬蘭已經有880人確診。其中有561在首都赫爾辛基。若芬蘭YLE和HS權威媒體所言屬實：過去一周，從國外回到芬蘭的人，有20萬。

這個數字著實讓當局驚呆。我看到這個數據，感覺真正的「戰爭」還沒開始。

這週五，芬蘭就會揭曉赫爾辛基大區到底封不封城。

如果你要跟進芬蘭疫情，又想避免不必要的信息負擔。下面這一個網址就夠了：https://korona.kans.io/?language=en&from=groupmessage。文末閱讀原文，可查看。
這段時間，我一邊跟進官方過去三周應對COVID-19的舉措，在動態中看疫情發展。可能好些人跟我一樣，看新冠信息看到頭疼，閱讀量急增。

一邊又要參與FB群組芬蘭人討論，微信群組在芬華人討論。在碰撞中，找到這個公共健康危機的「機」。這樣的大型公共事件，是我們理解芬蘭政治體制、社會文化、教育特色的有利窗口。越是不同，越要學習，越要討論。才能更好理解芬蘭、生活在芬蘭。

內心感觸良多。我用這篇長文，盡量客觀，不吹不黑地跟你們分享一下我在芬蘭，對於抗疫的一些想法。

3月24號，芬蘭前總統（Martti Ahtisaari）確診，82歲的老人家。他於1994-2000年期間擔任芬蘭總統，2008年他榮膺諾貝爾和平獎。

他的妻子在21號被確診，是因為3月8號參加婦女節音樂會，那時重大集會仍然舉辦。

他真的是芬蘭國寶。

加上前期確診病例都是跑意大利度假回來（一周滑雪假，有錢出去玩）。

新冠在芬蘭，怎麼走的都是高端人才路線？！！

真不是這樣。假期出國度假在北歐太正常了，這不是高端人才的專利，普通芬蘭人也能說走就走。

至於3月8號，還能參加大型集會活動，完全是政府當時沒有實施強硬措施帶來的惡果。

不幸，這惡果掉在了芬蘭前總統夫人身上，緊接著波及前總統。

這麼大年紀了，真心希望二老挺住。

國寶確診，這又引起芬蘭社會一大波討論：

芬蘭中央政府的抗疫措施到底給不給力？

怎麼政府的措施看似在跟著疫情走，沒走在疫情前面？畢竟政府一次又一次的升級措施，是在病例一天一天急速遞增之後。

還有人質疑：這屆女性領導層究竟行不行？她們究竟是把好牌打爛，還是爛牌打好了？

就先來說說，這屆女領導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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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屆女性領導層權有多大？

目前看，帶領芬蘭抗疫的至少有下面三方：

一方是這屆女性領導層。為首的是芬蘭總理桑娜·馬林（Sanna Marin），一位34歲女性。去年12月份剛出任芬蘭國家總理，年輕、貌美、初為人母、還是一位網紅。她成為芬蘭歷史上最年輕的總理，也是世界上屈指可數的年輕國家領導人。

正在執政的另外四個政黨的黨魁，也全都是女性，他們分別是經濟部長、司法部部長、教育部部長、內政部部長。這5位女性，有4位是35以下。而內閣19位部長中，女性就有12位。

另一方是芬蘭負責COVID19的傳染病專家組。這不必多說。

還有第三方，是隱形的一方：立法流程。我假如說，芬蘭傳染病專家組給政府提出了關閉赫爾辛基的建議，從建議到生效至少有兩關要闖：

第一關：芬蘭中央政府（相當於我們的國務院）要開會討論這個建議。中央政府也不是一條心：芬蘭是多黨聯合執政，每個黨派都有自己的代表，他們共同組成內閣。

只有內閣確定了提案，才能進入第二關。

第二關：將提案交給芬蘭200位國會議員審批。200個人要討論、投票。通過了，這個提案才生效、才成為法規。

相對有權的其實是芬蘭國會。

所以，大家不要看女性領導層在鏡頭前的風光。說白了，他們主要是負責公共溝通的。真正的權利已經被分散出去，這個就是北歐人引起為豪的分布式領導力。

分布式領導力看似每個人都參與決策，實則是沒有一個人有決定權。什麼都要群策群議。這是民主的光芒，也要以犧牲效率為代價。

在芬蘭生活這麼多年，我對芬蘭政府的公信力一直有信心。

我們要相信芬蘭政府已經站在人民的角度來抗疫。至少芬蘭/北歐政府為人民服務的水平已經是人類目前所能達到的最高高度了。

如果連北歐這樣的政府我們都不相信，雖然它也不完美，那這世界上真的沒有可信賴的政府了。

但是，好人也有力不從心的時候。

好人應對重大疫病的能力、方式和效果受很多因素制約。可以從下面這些角度綜合來看芬蘭防疫背後的無奈：

比如，醫療規模和資源。

在芬蘭，平時去看個小病都要排隊幾小時，或是要預約到幾周以後。可想而知，重大疫情真的來了，人均能有資源非常少。醫護人員數目，床位數目、醫療設備、藥品等等都是問題。

比如，像芬蘭這樣的小國家是否建立了比較完善的應對機制。通常而言，沒有重大疫病經歷的國家也就缺乏相應機制。中國乃至WHO的應對體系都是在SARS之後建立起來的。如果缺乏這方面的經驗，應對機制肯定落後。

比如，芬蘭政府可以用財政補貼關閉公立機構。

但要讓私營企業關閉，比如餐廳、酒吧關閉，那就需要更多的財政補貼。芬蘭政府輕易下不了這個決定。

比如，制定限令的立法流程。就算芬蘭中央政府（相當於我們的國務院）有關閉餐廳、酒吧這個提案，還得交給200名國會議員討論、投票、通過。

這個流程走完，新的法案才能生效。

民主、依法治國真的需要時間成本。

同時，時間的流失也消磨盡了芬蘭原有的天然抗疫優勢：

比如人口居住和聚集方式。

中國人口密集，一千平方米的土地上有145個人。芬蘭是多少呢？是一千平方米的土地上才16個人，人口密度極低。在北歐，人與人之間真的是「天然隔離」。

中國家庭喜歡幾代同堂，春節前後喜歡家庭聚集，很容易造成家庭型傳染病。但是北歐人，不僅年輕夫妻不跟父輩同住，孩子到18歲後也是搬出去自己租房住。

至於居住的房子，要麼是別墅，天然隔離。要麼是公寓樓，是沒有中國小區那樣的封閉式管理的，更沒有小區大門，最多每棟樓下的門是需要住戶鑰匙才可以打開。

比如衛生習慣和公共衛生意識。

芬蘭公共場所相對衛生、乾淨，幾乎每處都會放洗手液。所以在疫病出現後，芬蘭官方就新冠肺炎的通知：不是戴口罩，是要勤洗手。因為對本地人而言，戴口罩是得病的象徵，是防止飛沫傳染給他人。

幾乎每個芬蘭人都知道，打噴嚏和咳嗽時，正確的做法不是用手捂住嘴巴，因為手會碰觸很多東西，傳染給他人。而是要用手肘處的衣服捂著口鼻，以免飛沫亂飛。

平時能夠做到這樣的公共衛生意識，得益於芬蘭國民的高素質。畢竟25-64歲的芬蘭人，有44%受過高等教育（OECD）。

2
復盤芬蘭疫情

3月1號可以說是芬蘭疫情爆發的起點，當時我家附近有學生確診，有130名師生被要求在家隔離。

小區群組內立即在討論：

為什麼確診患者不被收入醫院治療，反而在家養病？

為什麼密切接觸的130位師生也是在家隔離，還允許他們的家人自由出動？

為什麼學校還正常上課？

可以說，這一事件初步倒出了芬蘭政府的抗議措施和醫療專家的水準態度：

政府無非是兩點。第一，我們尊重患者及其家屬的隱私和自由。即使有家庭成員被要求在家隔離，其他成員還是可以自由活動。

第二，我們不能停課。一旦孩子停課，這麼多家長必須請假在家，而工資是要麼雇主要麼社保機構補貼，全拿。作為首都，赫爾辛基不能開這個口子，一旦開了，其他城市的學校出現患者也會跟著做。赫爾辛基的市長，在講話中說了：中央政府沒決定停課，赫爾辛基不會停課。不然這是對中央決策的不信任。

而芬蘭專家的態度是：這個病毒在門把手和公共場所的表面上存活時間，僅是幾個小時到24小時，且兒童感染的機率非常小。所以學校可以正常上課。

芬蘭專家很快被打臉。

僅僅2周多時間，疫情發展到整個國家都不能幸免於難。

3月16日，是芬蘭抗疫路上的一個重大拐點：

一方面，芬蘭官宣國家進入緊急狀態！頒布《限制條例》：關閉小學以上所有學校，關閉公共設施，即將關閉邊境，絕不實施「群體免疫」等。當天官宣全芬蘭確診病例是277位患者。

另一方面，芬蘭負責COVID-19檢測的衛生和福利局（THL）執行主管Markku Tervahauta突然跳出來在官媒（YLE）宣佈：芬蘭真實的新冠患者數據可能是官宣的20-30倍。

3月25日THL繼續宣佈：芬蘭需要住院治療的新冠患者，將超過11000人。

市民們對芬蘭政府終於進入全力抗疫狀態上升的好感，瞬間又被這可能上萬的病例拉低到了零點以下。

很顯眼，確診患者和真實患者之間存在鴻溝。

這個鴻溝哪來的？

有主觀原因，即官方規定的檢測標準。3月13號之前，必須同時滿足下面兩個要素，芬蘭官方才同意被檢測：1）出現症狀；2）從疫區回來（疫區包括中國、意大利、韓國、伊朗、日本），或跟確診人員有密集接觸。

這等於說：如果你從意大利回來，沒出現症狀，則不讓檢測；如果你出現症狀，不是從疫區回來，或沒有跟確診人員接觸，也不讓檢測。

就這樣任由病毒在芬蘭四處遊蕩，足足兩周。

自3月13號起，芬蘭已不再對輕症患者和疑似患者進行檢測，不管你從哪來的症狀。當時芬蘭官方直接說，我們已經阻擋不了病毒在芬蘭傳播，接下來只能把有限的資源用於醫護人員、已住院患者等高危人群身上。

病毒，繼續遊蕩。

也有客觀原因。

芬蘭真實的檢測能力、重症能力、醫療資源到底如何。這些決定了握在領導手裡的牌，究竟是好是壞。

3
芬蘭檢測能力和醫療資源

今天我看到一份報告。是2019年10月發佈的《全球衛生安全指數（Global Health Security Index》報告（GHSI）。研究機構是「核威脅倡議」（Nuclear Threat Initiative）、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健康安全中心、及經濟學人智庫（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它能幫助我們有理有據地看芬蘭抗疫能力究竟如何。於是我下載了這份報告。

地址：
https://www.ghsindex.org/wp-content/uploads/2019/10/2019-Global-Health-Security-Index.pdf

發現這是一個耗費巨大精力的研究，由三大機構組成的研究團隊與13個國家21名專家組成的國際顧問委員會共同準備了一個包括六大領域、34個主要指標、85個次要指標的140個問題，用全面框架評估了195個國家防控傳染病及全球流行病的能力。

這六大領域包括：

1、預防；
2、檢測與報告；
3、快速反應；
4、衛生體系；
5、遵循國際標準；
6、風險環境。

應該說十分全面。

我們來看芬蘭。總分佔排行榜第10，其他幾項指標基本都前10，但是檢測和報告能力淪落到你在圖中找不到，竟然是第45名。

所以，不要再怪責芬蘭官方不檢測輕症，真的是檢測能力不行！

非不為也，是不能也。

再進一步，萬一生病，芬蘭醫院的床位、重症監護室ICU床位數量、醫生數量、護士數量夠用嗎？經合組織（OECD）2017年發佈的《芬蘭國家醫療資源》幫我們回答了這個問題。

下載地址：
http://www.euro.who.int/__data/assets/pdf_file/0011/355979/Health-Profile-Finland-Eng.pdf?ua=1http://www.hc3i.cn/php/marticle.php?id=43882https://yle.fi/uutiset/3-11229831http://rs.yiigle.com/resource_static.jspx?contentId=1017703

1. 芬蘭醫院的床位：3張/千人。處於歐盟最低行列。

這是因為從2000年起， 芬蘭為了控制經濟成本，進行醫療改革：床位被急劇減少，住院天數也被急劇減少。

2. 芬蘭有歐洲人均最少的醫生，卻有人均最多的護士。

醫生數量：3.2名/千人。低於歐洲平均值3.6，高於中國2.6名。

護士數量：14.6名/千人。是歐洲第二高的人均護士數，也高於中國3.14名/千人。

這張圖完全符合我在芬蘭的生活經驗。看急診的話，我可能已經見了三四個護士，等待了三四個小時，才能看見醫生的廬山真面目。

3. 芬蘭看病難最大的問題是：等得久

在芬蘭，低收入家庭報告自己的看病需求未被滿足，是中高家庭收入的兩倍。這背後有多重原因：經濟原因、地理障礙或等待時間。

看下圖，居住在不同地方，享有的醫生資源和等待時間有很大差異。比如你住在Kuopio地區，你能享受到每千人5.1名醫生，這意味著可以快速就醫，減少等待時間。

醫生沒見到，小病已經好了。這在芬蘭很正常。

4. 重症監護室ICU床位數量

芬蘭醫生資源最好的Kuopio地區，ICU床位數量是2個/十萬人。這已經是全芬蘭最好水準了，其他城市可想而知。遠遠低於中國華東地區的4個/十萬人。

一句話：檢測弱、床位少、醫生少、等待時間還長。

這就是芬蘭的現狀。可以說，這幅牌不好打。

在當下資源下，政府把檢測和醫療資源放在重症患者和醫護人員身上，真的已經是最優解了。保護醫護，才能搶救更多生命。

同時，政府也得去增加檢測資源和醫療資源。不然怎麼應對過去一周，剛剛回到芬蘭的20萬人（數據來源芬蘭權威媒體Helsinki Sanomat）。

4
政府統一大動作之下，
地方/群體還有自己的小動作

3月16號，芬蘭總理宣佈關閉小學及以上所有學校時，有些地方城市不聽話。

比如萬塔市。萬塔市政府讓老師來學校遠程上課。隨即，萬塔市教師集體出來發聲，聲稱自己的安全健康沒有受到保護，也指責當地市政對教師不信任。

官方忙出來解釋：學校關閉了，沒人了，相對安全。而且學校的教具和環境更適合教師開展教育。

教師不聽，繼續抗議。

3月20號，芬蘭總理又追加宣佈：芬蘭1-3年的孩子和特殊教育的孩子不遠程教育，可以來學校上課。加上3月16號宣佈的芬蘭幼兒園正常開放。

這樣全芬蘭只有最小的孩子來幼兒園/學校。

當天，芬蘭國家教育委員會發文《國家教育委員會將盡快向政府指明其政策將帶來的後果》表示不服中央政府的決策。

這裡不得不說芬蘭教育圈的三方力量：

一方是芬蘭教育部：負責教育政治、教育政策。

另一方是芬蘭國家教育委員會：負責教育教學、教育改革、教育出口。

第三方是芬蘭教師工會：負責教師權利。

這三方力量可以說是平行獨立的部門。雖然國家教育委員會負責的一切教學工作都離不開教育政治和教育政策，但從行政領導關係上看，他們並不是上下級關係。這不同於中國教育部全覽一切。

同時，芬蘭教師工會是芬蘭教育界一股強大勢力，獨立於政府之外。他們一直站在教師角度，幫教師從政府那裡爭取權利和利益。比如為了提高教師工資，工會可以組織全國教師罷工，跟政府談判。

芬蘭政府讓1-3年級教師來學校上課這事就惹惱了教師。我所在的芬蘭教師群組，有1.5萬教師，在社交媒體上一波又一波指責自己的安全健康權利沒有受到保護，代表教師權益的教師工會向芬蘭教育部和國家教育委員會，分別施壓。

先是教育部表示，學校沒有義務上學，強烈建議1-3年級的學生也參加遠程學習。

緊接著，芬蘭國家教育委員會發文。其指出：「根據《緊急狀態法》發佈的法規，會提交給國會等待國會審核。我們希望國會取消該法規。」

地方和中央要做到協同一致，芬蘭也得下功夫!!

說到這，你們不難看出，芬蘭人真的不是不關心疫情。

如果你有一種錯覺是芬蘭人好平靜，那我建議你加入芬蘭人群組去看看他們的爭論。至少我所在的一個赫爾辛基群組，一個芬蘭教師群組，裡面的芬蘭人天天在那討論疫情對芬蘭生活、經濟和教育的影響。

遇到言辭激烈的，掌管教育的副市長還要經常出來安撫一下。

此時再回頭看我們的問題：這屆女性領導層究竟是把好牌打爛，還是爛牌打好了？

我想，你已有答案。

最後，上一張芬蘭總理馬林的照片，是週六早上她站在芬蘭湖邊，看著這片國土和湖光。

我想她已經做了她能做的一切，不禁有些心疼她。

祝福她、芬蘭和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