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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捷歷史小教室】之 史上最黑，商紂王!

講到暴君，我們通常會稱之為「桀紂之徒」，也就是夏桀和商紂是這類型帝王的代言人，但真是如此嗎？

司馬遷在《史記》寫道：「帝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
如果要用十個字來形容商紂王，那就是「高大威猛、智力超群。帥哥！」
而且可以徒手跟猛獸單挑，除了武松和鷹村守以外，我還沒見過這種人物。
紂王繼位後，其實頗有貢獻，勵精圖治，致力於提高農業生產水平，並且抵禦外辱，擴張領土，將商朝的勢力範圍推廣到淮河、長江一帶。
打破階級任用平民當官，並且誅殺、流放一堆為非作歹的貴族。
這些不管放在哪一個朝代，都是不輸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的明君聖主，那怎麼會變成暴君的代表呢？
還留下「好酒淫樂、酒池肉林、殘害忠良、殺人為樂」等評論？

到底商紂王的人設是怎麼走鐘的？
商紂王最為人所知的事，大概就是和妲己的荒淫、酒池肉林，還有殺害叔叔比干的故事。
但我們說句實在話，美人傍身，幹點魚歡之事實屬人之常情。
酒池肉林的記載出自司馬遷《史記》：「以酒為池，懸肉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就是說，有個池子裝滿了酒，然後一堆柱子上掛滿了肉，讓你無限制享用。

ㄟ？這不就是我們去日本吃燒肉的「飲食放題」！至於「使男女裸，相逐其間」，看起來的確是淫亂不堪，不過你要知道，當年沒有嚴格的婚配制度，所謂婚姻是在周公制禮作樂以後才逐漸成形。

看《詩經》就會發現，古代人對「性」很是開放。《詩經》裡面描述很多那個年代「把妹」的招數，而且不只是把妹，撩哥也不在話下。
所以不要用儒家那一套道德觀去看紂王，他比孔子早了五百多年啊。嚴格說起來，紂王不就是提供酒食無限暢飲，再加上符合那個時代風格的徹夜狂歡而已嘛！商朝出土的甲骨文並沒有發現有關「妲己」的記載，周武王討伐商紂王的「誓詞」只有提到「商王受惟婦言是用」，也就是他聽信「枕邊風」，婦人干政。這擺明是性別歧視！商朝的女性地位不低，可以當官，也可以擁有封地，所以根本沒有後宮干政這個觀念。

那殺害忠臣比干又是怎麼一回事？比干是商朝的宰相、紂王的叔叔，相傳他是被紂王「剖心」而死。但是根據中國「夏商周斷代工程」研究，他比紂王晚死十年以上，這是用明朝的劍來斬清朝的官啊！而且屈原也說比干是投河自盡的，在在都顯示比干的死跟紂王沒有關係。

引自【社會在走，歷史要懂:呂捷開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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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講是魏晉南北朝了｜知史百家

安煥然

跟你們講，曹操的時代真的過去了。曹操是忠臣還是奸臣，就留給歷史去評斷。他有大氣，有抱負，有他堅持的政治認知，但他也是個權臣，戀權到極至。

曹操其實是很有「本事」的。只是讀史之人你要知道他的「本事」真正是在哪個方面？處在治世，曹操或許是個能臣。但處在亂世，也不會太差。只是他做的事情和決策，很多都是亂世權謀耍盡的權宜之計。他在「用人」方面確實打破了東漢迂儒之格局，但他的政策和制度之定立，很多主要只是為了安撫和制衡各方勢力，談不上什麼結構性的改變。他是順勢也是擅於用勢之人，卻不是「新時代」的人物。

曹操的時代過去了。怎麼辦嘞？都講是魏晉南北朝了。很亂的呀！司馬懿家族隱忍了很久，終究還是路人皆知。西晉這個政權，格局沒變，共業依舊（只是換人而已），基本還是延續曹操的「權謀」治國，但手段比曹操差。為穩住篡奪而來的政權，司馬氏甘脆分封同姓諸侯，敢敢讓「自家人」分贓國家資源。然而自古以來自家人爭奪家財，比誰都凶狠。不管司馬家族後人的資質如何，所使用的伎倆，離不開一連串的陰謀陽謀，明說暗奪，爾虞我詐，終究還是一個短暫政權。統一的政局很快崩潰，分裂割據，朝代更替，走馬燈。

魏晉南北朝，這是一個沒有政治理想的時代（四百多年啊！）。政壇上，就是每天惶恐於如何保權和算計於如何奪權。奪了權又不懂什麼時候又來一場政變。而且很多時候是說來就來的那一種，毫無預警。朝代之頻密更迭，對人民來說大概也無感了的。

這是一個族群大融合的時代，也是一個族群矛盾衝突的時代。胡漢互化皆有之。胡人政權有重用漢人世家大族的時候，但也有殺戮滅族的時候，而且說殺就殺，很恐怖。一切都是那樣的快到反應不過來，一個政權、一個世家大族就倒了。

心靈惶恐及心靈要得到慰籍，宗教大興。本土道教，外來佛教。但統治者既有興佛的時候，也有滅佛的時候。而且說滅就滅。

誰還看不破？誰還要給你騙？什麼循規蹈矩、道貌岸然、儒冠儒服？

不再救國了。人過得自在就好。能活著已很慶幸。寫寫駢體文，唯美就好，無需文以載道。也沒有什麼「道」是可以載的了。

但在這四百多年，這也是一個個性獨立的時代。文學獨立了、哲學思想解放了、繪畫書法藝術充滿個性，眾聲喧嘩。

極醜與極美。這時代，美男子好多。這時代，直率的女子也不少。林下之風，親卿愛卿。要習慣這新常態。

就這樣了，戰亂連年，權爭頻頻。錦繡未央，還是遠離政治比較好。塢堡自保，不然就去尋求你的桃花園吧！

（原刊於2020年9月6日《星洲日報．言路．邊緣評論》。作者授權轉載，特此鳴謝。）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

傳教士在中國：從難以融入到改變曆法｜　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從晚明到清初，北京宮廷裡的耶穌會士，一直想用羅馬天主教來改變中國——這個強大的、根基深厚的、高度發達的文明大國。但這批耶穌會士失敗了。他們的追隨者——19世紀的新教傳教士隨後也失敗了。仿佛唯物論的共產主義註定要改變漸趨腐朽的儒教中國。
　　
無意之中，這批耶穌會士卻扮演起了中西文化交流使者的角色。作為第一代漢學家，他們把中國介紹給西方，同時把西方的科技介紹給中國。耶穌會傳教團在北京的建立主要歸功於三個傑出人物的策略、辦事能力和他們的數學知識，這三個人分別是義大利人利瑪竇、德國人湯若望和比利時人南懷仁。
　　
不過，耶穌會引進西方的藝術和科技很難超越北京城的地域範圍，比如自鳴鐘只在宮廷製作和賞玩。但是，經過急待傳教士修訂的西方曆法，經由清廷頒佈後，一直沿用到民國初年成為中國現在仍在使用的農曆基礎。從清初直到1817年，掌管曆法和天文的欽天監長期設監正兩人，一名滿人，一名西人，先後在欽天監任職的傳教士多達數十人。
　　
就這樣，西方曆法排擠掉了有近兩千年傳統的中國曆法，以及元明時所引人已逾300年的回回曆法，開啟了中國天文史上新的時代，而且西方近代科學和文明與古老東方文化也開始了炙熱的碰撞和交融。
　　
利瑪竇「開門」
　　
為對抗宗教改革，天主教內部厲行改革，1534年班牙人羅耀拉創立了耶穌會。隨著新航路的開闢，耶穌會將一批又一批的傳教士派遣到海外去傳播福音，用教會的話說：「在歐洲失去的，要在海外補回來。」
　　
在中國傳播基督教阻力重重，最先來到中國的葡萄牙傳教士根本不懂漢語，他們對中國民眾的基本信仰和他們心目中的經典一無所知，把中國人崇拜的東西統稱為「魔鬼的發明」。直到義大利傳教士范禮安來到澳門，擔任耶穌會遠東視察員開始，耶穌會才開始意識到要改變這種無視中國文化的傳教策略。但是即使是范禮安這樣更加明智的基督徒也沒能讓傳教活動有什麼進展。
　　
沒有官方許可，任何歐洲人都不得在中國的土地上居住。中國政府對「洋鬼子」深懷疑慮，平時只讓他們在澳門定居，偶爾允許他們到汕頭進行商業旅行，還必須處於嚴密的監視之下。
　　
范禮安常常從澳門遠眺大陸，發出「啊，頑石什麼時候才可洞開？」的感歎。他一手培訓的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正是念出「芝麻開門」咒語的那個人。利瑪竇的方法是把耶穌會士變成中國文人那樣的學者，把基督教的教義，包裹上重重的西方科學的糖衣。

利瑪竇首先用西方的書籍、地圖、鐘錶和數學器具引起了中國官員的關注，而他本人對中國典籍的熱情同樣贏得了中國學者的尊重。只有在深深瞭解了他的傳教物件之後，利瑪竇才謹慎地提到基督教義。1601年，因為能修好他送給萬曆皇帝的自鳴鐘，利瑪竇最終獲准在北京定居。
　　
利瑪竇試圖協調儒家規範和基督教義，他認為「儒家的道理沒有任何與天主教道理相衝突的地方」，他聲稱中國人對儒家聖人的崇拜是完全世俗的，並不具有宗教信仰的性質。深人研究中國儒家經典之後，他進一步說，古代中國人已經相信基督教的一神論。他領導下的耶穌會傳教團，可以參加某些儒家的禮儀活動，但是反對佛教和道教的儀式。在居住在北京的10年間，利瑪竇從來沒有面見過萬曆皇帝，但是他結交了一些有權勢的中國朋友。不過對佛教和道教的否定也讓他樹立了一批敵人。
　　
在利瑪竇的努力下，天主教終於在中國立足。到他1610年去世的時候，天主教在中國已經有了四處教堂，領洗的中國教徒達到了2000人，其中最有名的當推徐光啟、李之藻和楊廷筠。利瑪竇臨死之前曾對教友龐迪我、熊三拔說：「我給你們打開了一扇大門，從這座門進去，可以建立許多大功勞。」而最大的功勞便是西方曆法的正統化，這是利瑪竇所無法預料的。
　　
西學繁榮
　　
通往中國之門確實打開了，至少說是開了一條縫，但是耶穌會的傳教士並不那麼安全。1616年，禮部侍郎連上三道奏疏，請求查辦外國傳教士。
　　
直到1629年崇禎皇帝重新修曆，傳教士的危難才出現轉機。
　　
對曆法的控制和發行貨幣一樣，是皇室的壟斷權力。從這種意義上來說，管轄時間和日曆是皇權的體現。對時間的認識為人類方方面面的認知、為各地的政治和經濟生活奠定了基礎。每個朝代的基本工作就是編纂一部曆法，這部曆法，除了為民眾提供天文知識，比如一個月有多少天，月亮的圓缺，春分秋分的日期，還要標明凶日和吉日，以備人們選擇婚禮、出行、動工或者其他日常活動的日期。
　　
1629年，欽天監推算日食失誤，而徐光啟用西學推算出的結果卻與實測完全吻合。《明史》載：「《大統》、回回所推，順天食分時刻，與光啟奏異。」崇禎皇帝對於欽天監推算日食失誤非常惱怒，下諭責駡說：「天文重事，這等錯誤，如再錯誤，重治不饒。」崇禎皇帝為何對一次天象預測的錯誤如此惱怒呢？
　　
中國人講究天人感應，天象是對人類活動的警示，並且與國運相關。此時的明朝已經是危機四伏，1629年冬天，皇太極的大軍連破北方多個城池，直逼北京。崇禎皇帝對明王朝社稷懷有深深的憂慮，深怕祖宗傳下的江山在他手中失去。天象預測如此失準，皇帝當然勃然大怒。

當時的明曆名為《大統曆》，是1517年劉基所制定，參照了元朝天文學家郭守敬編修的《授時曆》和回曆（1267年正式傳人中國）。元朝時多由回回天文學家（著名的有劄馬魯丁）擔任大都觀象台台長，明朝欽天監也有回曆局，這次日食預測的失誤讓穆斯林天文學家名譽掃地。崇禎皇帝決定啟用熟悉西法的徐光啟，修撰新曆。

1629年，徐光啟已經是70歲的老人了，他主要聘請了傳教士龍華民、鄧玉函和羅雅谷參與曆局工作。1631年1月，受耶穌會的委派，湯若望從西安來到京城。病榻上的徐光啟知道這個消息後，幾次上疏朝廷，極力推薦湯若望。之後湯若望開始協助徐光啟進行修曆的後期工作。1633年10月，自知時日無多的徐光啟又舉薦他的學生李天經接手曆局的管理，終於於1634年編撰成著名的《崇禎曆書》。
　　
《崇禎曆書》卷帙浩繁，共137卷，其中法原即理論部分佔到全書篇幅的1/30。《崇禎曆書》採用了丹麥天文學家第谷的太陽系結構系統，計算方法使用了哥白尼和德國天文學家開普勒的近代幾何學。這在當時是最先進的，同時期的羅馬教廷甚至對這些學說都不予承認。晚明就是這樣一段很怪異的時期，在政治軍事上的腐朽墮落中，又有著文化科技上令人興奮的燦爛，猶如末世中忽然綻放出的絢爛花朵。
　　
1634年《崇禎曆書》修成，但時局動盪，面對這樣一部全新曆法，崇禎皇帝又沒了主意。到底是沿用祖宗留下的《大統曆》，還是頒佈這部革命性的曆法，他猶豫不決。同時新法遭到了保守派人士的反對，代表人物是魏文魁。
　　
湖北布衣魏文魁和他的學生薛鳳祚一起研究曆法，寫了《曆元》、《曆測》兩本書，進獻給崇禎，堅持認為中國傳統方法推算的曆法精確度要高於西法。崇禎無法判斷，他命魏文魁組成東局，與徐光啟領導的西法曆局爭論。

直到1644年，崇禎才下令刻印《崇禎曆書》，向全國頒佈。同年4月24日，李自成攻人北京，崇禎皇帝自縊于煤山，明王朝壽終正寢。
　　
《崇禎曆書》卻並未成為舊王朝的陪葬，經過湯若望一系列積極而頗具手腕的活動，終於得以以另外的面目頒行於世。
　　
西學和「祖制」的紛爭
　　
湯若望協助徐光啟完成了沒能在明朝施行的《崇禎曆書》，在朝代交替、兵荒馬亂之際，湯若望細心保護了這部書的明末刻版，並製造了望遠鏡、日晷、繪了地圖連同修改了的曆書進呈給新的滿族皇帝。
　　
順治皇帝將湯若望進獻的新曆改名《時憲曆》，湯若望本人也因此取得朝廷的信賴，加封為欽天監正。但天文曆法不僅於政治制度、政治行為有重要影響，其直接關係國「統」之根本。西學曆法在中國傳播與實行引發了一場場生死角逐。

1657年，因湯若望上疏而被革職的原欽天監回回科官員吳明烜首先上疏，指責湯若望的曆法不準，請求保留回回曆。康熙三年（1664年），對湯若望西洋新法早有不滿的楊光先接著發難。
　　
楊光先幾次上書禮部，指控湯若望三大罪狀，一是指使曆官李祖白所寫的《天學傳概》是妖書；二是所獻《時憲曆》中「依西洋新法」之語，有謀奪中國之意圖；三是在全國各地佈置黨羽，圖謀不軌。還提出由於新曆法使吉時凶時倒置，造成了嚴重後果：使順治的幼子榮親王3月而殤，又由於下葬日子選得不對，致使榮親王生母董鄂妃不久死亡，接著順治帝也染天花而亡。
　　
此時的湯若望已患偏癱，口齒不清，主要由南懷仁來為他辯護。同時被打人獄中的還有傳教士利類思、安文思，欽天監的李祖白、許之漸等人。1665年3月，清廷判決湯若望及欽天監的李祖白等七人淩遲，除南懷仁等三名傳教士留京外，各地的傳教士一律逐回澳門。
　　
就在判決當天，北京發生地震，接著又發生大火，連續5日，人心惶惶。輔政大臣們以為是天象示警，即從獄中放出3人。孝莊文皇太后又傳諭，「湯若望向為先帝所信任，禮待極隆，爾等置之死地，毋乃太過」，湯若望這才無罪釋放。
　　
然而，同案5位基督徒李祖白等仍被處斬。1666年8月15日，看不到希望的湯若望在北京病逝。

湯若望等人被治罪後，清廷廢除西洋新法，重新沿用《大統曆》，楊光先、吳明垣以檢舉有功分別升任欽天監監正、監副之職。
　　
1667年，14歲的康熙親政，發現當時曆法混亂。於是在1668年12月26日，組織了一場御前辯論會，一方是楊光先及其助手吳明恒，另一方是原湯若望的助手南懷仁。雙方各以其法測日影移動，經過三天的測試，南懷仁大獲全勝。
　　
1669年，康熙正式復用西洋曆法，為湯若望正名平反。楊光先、吳明恒則獲罪革職，同時授南懷仁為欽天監監副。1676年，康熙進一步明確西法，「向者新法舊法是非爭論，今既深知新法為是」，欽天監官員就要潛心學習西法。至此，曆法之爭終於告一段落，沿用西法訂曆成為清朝定制。
　　
整個清朝，除「康熙曆獄」所影響到的短短數年（1664年-1669年）外，在近150年的時間（1644--1817年）均由耶穌會士在欽天監接續擔任監正或監副等要職。
　　
美國科技史學家席文說：「西方天文學在中國扎根的過程，是世界史上非西方科學與歐洲科學的最後一次較大的面對面的較量。」到了19世紀，近代科學作為帝國主義的附屬品穿越了國界，衝擊了各種古老的文明，各種科學、文學和宗教等等再也無力與之競爭了。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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