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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真聽】《咒術迴戰》裡的咒術起源 | #發現陰陽師的日常 | 咒術與日本人 | 日本是「詛咒之國」 | 京都、大阪、奈良的陰陽師地點 | 日本的結界在哪裡？ // 李長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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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掀起了一股陰陽師風潮，在小說、漫畫、電影、電視、電玩中，#安倍晴明 幻化的陰美角色，在鬼魅充斥的平安時代，各種「#咒術迴戰」，讓我們愉快地沉溺在魔物幻化、咒詛攻克的敘事當中。但，你有想過，什麼是 #陰陽師 嗎？什麼又是陰陽道？陰陽師如何建立起日本的「#咒術」傳統？咒術與日本國家文化又非常緊密的關係？而日本關西又有哪些與安倍晴明相關的熱門與隱藏版景點？想要透視陰陽師與咒術師，聽這一集Podcast就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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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節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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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咒（術）的社會學
▶ 咒術師的大眾文化熱潮
▶ 所謂陰陽道
▶ 陰陽道的結構性意義
▶ 被官僚體制收編的咒術知識
▶ 玄怪災異的政治學
▶ 占卜咒術作成為生活美學
▶ 咒術與祭祀
▶ 咒術迴戰裡的咒術源流
▶ 陰陽師地點巡禮
▶ 日本的結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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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kbox 聽這裡：https://podcast.kkbox.com/episode/H-JbQusjqMi0zr9J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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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rstory 聽這裡：https://open.firstory.me/story/ckt2qu3ivgccg08877k9rnerb?ref=andr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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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otify 聽這裡：https://open.spotify.com/episode/5VSdNGKvzxsF0PwdG4juIW?si=BIpk0bgRR2eMzPF7tbgKrA&utm_source=copy-link&dl_branc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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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論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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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咒術迴戰的咒啊~ 咒的社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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咒術，屬於一種原始思維，或許我們也可以說做，巫術、魔術等，普遍存在於各大文明的制度性或非制度性宗教之中，主要誕生於主觀與客觀關係的混淆。人類對於自然的認知與能動不足，於是對於自然的千變萬化，產生強烈的恐懼和敬畏之心，便相信有一種超自然的力量在支配千變萬化的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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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咒術、巫術的世界有著自己的合理性，也就是說，在共感與類似的巫術推動下（Frazer, 1890），人們會自行腦補符合自己情感願望的因果關係。如果真的難以在咒術系統中被解釋，那便會自行分化出新的方式（咒術），來解決不合邏輯的地方。所以說，反論之，從咒術的內容與施展，可以看出個人的情感世界，若從集體的面向來看，這種強烈的情感、高度的敵意，便會呈現在制度性的權威當中，例如國家的治理、集體的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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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日本的歷史脈絡，小松和彥（2014）、加門七海（2021）都將日本詮釋為「詛咒之國」（呪いの国）。從一個東方觀點的視角來看，學者們希望在特定的文化特殊性上，將日本理念型化。相對於西方發展出一神宗教，四處充滿神靈，並且對自然現象感到畏懼的精神心態，就產生出了一種以「呪」為基礎的世界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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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從對咒術的考察與理解，可以窺見到個人的內心世界與日常行動，與社會的集體制度與精神心靈。於是，我們就來談談，日本的咒術，陰陽師與陰陽師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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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陰陽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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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的結界》一書中，安倍晴明的後代安倍成道定義，所謂陰陽師，是在日本古代陰陽寮制度中，那些有著豐富天文、地理、占卜、咒術學問的人，從現代的角度來看，就是「國家級研究機構」中的研究員博士們。陰陽師的制度與角色的源流。綜合了陰陽師的各種形象，到安倍晴明一個角色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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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咒術迴戰》裡的咒術師與詛咒師，看起來是，正反的兩面的角色。但事實上，就是陰陽師，陰陽師在平安時代晚期後，進入一般常民中，接受委託而行事，自然就有著「有錢辦事」的陰暗面向，本來就存有好的陰陽師與壞的陰陽師。（例如盧屋道滿）。對了，咒術迴戰作品裡的咒術師，其實雜揉了陰陽道、雜密、道教、神道教的咒術脈絡，綜合為「咒術師」的形象，可以一一追尋到其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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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官僚體制的陰陽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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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陽師的知識，源於中國思想的陰陽家，但陰陽五行之說，可以說是一種「實用主義」的學科（或科學），提供了兵書、術數、方技等基礎知識要素。這些陰陽家多半被稱之為「術者」，掌握占星、災異、風水、望氣、巫醫、役使神鬼等。如司馬談、班固對陰陽家的評論一樣，術者的技術是一種「知識權力」，因此被吸納到官僚體系，像是建立「太史」與「太史局」，以壟斷知識，對其施展保護與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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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日本的陰陽之術，則是由百濟渡來人傳入，在西元538年的「佛教公傳」事件，使得儒學、佛教、術數文化在日本本土展開知識基礎。官方派人學習曆法、天文（占星相）、地理（擇吉地）、遁甲（式盤占卜）、方術（包括咒術在內的醫術），帶來政治上的有效性。首次陰陽寮體制的出現，在飛鳥時代天武四年，在明日香村中的高松塚古墳裡就有星宿圖像，證明天文學知識在統治階級有了完整的傳播。初期陰陽寮裡的博士，許多都由渡來人擔任（初期如高金藏、王中文等），並且知識世襲，像是後來的最澄大師，自幼也習陰陽之術，屬漢人系渡來人的系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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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襲了許多當時中國的習慣與制度，陰陽師正式成為國家體制中的一員。陰陽寮為其行政體制，模仿唐朝太史局體系，主要負責陰陽、曆法、天文、刻漏等工作。陰陽寮設六名陰陽師，設陰陽博士（如安倍晴明）負責培訓陰陽生。實施《大寶律令》後，禁止的僧侶的占卜行為（原本一起跟著佛教傳來），嚴明地進行了技術知識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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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災異的政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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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儒學思想與五行占卜的相結合，產生了將災禍與異怪視為對統治者發出警戒的概念，我們可以稱之為「災異思想」。「災」指的是乾旱、洪水、飢荒、蝗蟲、火災等，「異」則包含日食、天象異常、地震、植物異變等。只要一發災異，就等於下罪統治者的失德，要己詔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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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奈良時代到平安時代的律令國家體制完整，於是有趨向儒家思想中心的傾向。也就是說，如果天有災異，那必定是統治者德行與施政有問題。到了平安時代中後期，則以儒家思想為中心的統治，轉向以陰陽學說為主，天皇提高了陰陽寮官僚體系中的重要性，並且賦予他們解釋災異的占卜權力（但同時也是限制非官方的占卜）。也就是說，原本咎責天皇的治理問題，轉變為預測、判斷、詮釋災異的原因，並將災異歸咎給「神明」、「怪物」作祟。從史官的紀錄就可以明顯地看見，各種「奇怪現象」被寫入《續日本書記》等史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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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災異的政治學，促成了整個朝廷政府對占卜、咒術與祭祀的依賴，透過強調陰陽學說與祭祀禮儀的《董仲舒祭書》，擴大這些技術的需求。於是，偉大的陰陽師們正式登場，並且被記錄在《今昔物語集》裡，形成後世對陰陽師的印象整體，例如安倍晴明等，廣為流傳，也形成某種以「祭祀、咒術」為核心的社會文化與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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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時代的生活風格促成陰陽師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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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道平安時代後期，律命制度逐漸崩潰，陰陽道正成為貴族統治階級危機意識的精神土壤，遇到不好的、無法解決的是，就用陰陽師來占卜災害的原因，並且使用咒術祭愈來對應。這個做法確立了陰陽道成為一種「咒術宗教」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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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為外戚攝政的貴族政權時期，保守又纖細的藤原文化，也缺乏積極進去的治理精神，凡是注重先例，日常生活中塞滿了各種年中行事，大小的祭祀活動，連沐浴更衣、剪指甲都要「凡是問陰陽師，占卜一下」。在日常生活中，貴族們也覺得到處都是怪異的事，但現在想想可能是普通的事情。如《小祭目錄》中，包含「獸類」（突然出現）、「鳥類」（亂飛）、建物（倒塌漏水）等等。有些事情就被貴族認定為怪異、妖怪的現象，請陰陽師來確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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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陰陽師的咒術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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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像是安倍晴明這樣的大咖，在這個時期都在幹嘛呢？從史料紀錄來看，安倍晴明作為陰陽師的活動共被記錄67件，包含13件占卜、18件咒術與祭祀、21件為勘申時間與空間。大致上可以藉此想像一下陰陽師、咒術師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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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咒術迴戰》裡看到的，可能只是陰陽師生活的一部分。當然，「咒術」的特色，在平安時代後期，越來越重要，既然把世界怪異歸因給作祟，那更多實際又積極的防範、抵抗、恢復、甚至反擊，就逐漸重要。甚至推動陰陽師、陰陽寮，成為一種具有咒術宗教性質的存在。比較有趣的是，《咒術迴戰》裡的咒術起源，「術式」就是咒術，「領域展開」就是「結界」，包含陰陽道、神道、雜密、道教、修驗等不同的咒術習慣，但其陰陽道裡雜揉成一種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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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咒術的類型：祓、反閉、身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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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陽師的咒術可分為「祓」、「反閉」、「身固」。祓，一般來說，容易被認為是什道教的固有儀式，一開始是只有朝廷可以執行的「大祓」，後來為私人、個人進行祈願與祓，是平安時代末期與鎌倉時代的事情了。前述政府部門對作祟、汙穢、避忌的概念，擴散到民間後，社會整體開始對「祓」的效力產生其待。這些祓，不只是去汙解厄，也可以去病、安產、詛咒與反詛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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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閉」與「身固」，都是類似迴避邪鬼、保護自身的咒術。反閉時常是一種帶著特定「禹步」走法的儀式，誦反閉咒，其實跟道教中的禹步相同。而「身固」則是護身法，需要刀禁咒、結獅子印、畫符等。也是跟道教雷同，大家想想看殭屍電影就可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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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咒術迴戰》中可以看見各種咒術的想像，例如新田新的護身與恢復術式就是「身固」；釘崎野薔薇的「稻草人」就是「丑時參拜」的「厭魅」，為一種交感巫術；伏黑惠的「十種影法術」就是安倍晴明的「十二神將」式神，來自於道教式盤所指出的十二天將；五条老師的「無量空處」，則來自於密教的祕法，「虛空藏求聞持法」；加茂憲紀的弓矢，与幸吉的魁儡術，西宮桃的飛行掃把，都可以追溯出陰陽師的相關咒術繪卷與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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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陰陽道的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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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祭祀，我們可以想像一下，為何京都有如此多的寺院神社活動，各種不同的祭祀典儀，充斥著一整年。在時間與空間上，許多是延續於陰陽師主導的祭祀。並且在（功能性）祭祀的過程中，逐漸地，將陰陽道推向一個真正的咒術宗教。如果你有機會在日本參加一些神社的祭祀，你可以體會一下平安時代，陰陽道祭祀的場景，有點像是電影《來了》，在黑暗降臨時，導引四方，請神到現場來達到祈願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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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詛咒與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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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松和彥的《詛咒與日本人》（呪いと日本人）中，他提到知高縣物部村的一種伊邪那岐派咒術師（いざなぎ流），部分與陰陽道有關連性，但也可得知，詛咒這樣的想法早就存在於日本的在地宗教中。小松和彥描述這些詛咒的故事中，包含了各種人性、人心的邪惡與厭惡，隱含著「人存在的立場」，人惡的部分。小松和彥談了為何人害怕詛咒、如何詛咒別人、如何防止詛咒等，從諸多歷史事件，比山下克明更加廣泛地論述了詛咒、咒術在日本文化生活中的重要性。（像是怨靈的故事、用御守的習慣、各種祭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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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陽道的觀念與技術，從國家集團，擴展到貴族仕紳，在蔓延到民間鄉土，展現了統治者的治理框架。但同時，這些觀點與技術也符合著一般人民心中在情感上的展現，進行表現出日本人在「詛咒的世界」（呪いの世界）上的社會-個體結構二元互動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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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陽道深刻地影響著日本人的宗教世界。也是因為陰陽道沒有追求「超脫」的教義，大都為了現世的功利，沒有密教的隱密深遠的典儀，也沒有道家對生命的追求。在陰陽道充分融入各種信仰的過程中，使得日本人的宗教觀相對寬容又薄弱，陰陽道回應著日本人在現實生活中，很實際的每日的安定與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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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咒術其實離我們很近 #日本的結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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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們再談安倍成道的《日本的結界》。這本書沒有太深奧的論證，或是填鴨的史料，讀來有趣輕鬆，書的內容來自於真正的陰陽師的「#經驗之知」。安倍成道以自己的生活所知，敘述著結界的技術、陰陽師的系譜、安倍晴明的卓越等，並舉出關東、近畿、中部、北海道等地的結界樣貌。旅行者們可以跟著這本書，去拜訪日本的各處結界，饒富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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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我們單獨來聊一集陰陽師與結界的旅行好了。（已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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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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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razer, J. G. (1990). The golden bough. In The golden bough (pp. 701-711). Palgrave Macmillan, London.
2. 小松和彥（2014）。呪いと日本人。角川。
3. 加門七海（2021）。呪術の日本史。宝島社。
4. 安倍成道（2021）。日本的結界。健行文化。
6. 山下克明. (2012). 院政期の大将軍信仰と大将軍堂. 東洋研究, (186), 35-54.
7. 山下克明. (2006). 陰陽道の宗教的特質. 東洋研究, (159), 91-117.
8. 山下克明. (2020). 日本古代の呪符文化 (前近代東アジアにおける< 術数文化>)--(< 術数文化> の伝播・展開). アジア遊学, (244), 260-280.
9. 山下克明. (2021). 古代・中世の陰陽師 (総特集 陰陽道・修験道を考える). 現代思想, 49(5), 25-37.
10. 山下克明. (2019). 『小右記』 にみる藤原実資の陰陽道信仰 (特輯 『小右記』 と藤原実資 (下)). 古代文化= Cultura antiqua, 71(2), 191-202.
11. 山下克明. (1996). 平安時代の宗教文化と陰陽道. 岩田書院.
12. 山下克明. (2007). 陰陽道の成立と儒教的理念の衰退. 古代文化, 59(2), 177-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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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論文都沒這麼認真

#今天是農3月23日天上聖母媽祖聖誕

水晶姐姐介紹媽祖給大家認識😊
✡台灣人的媽媽－媽祖✡
🌼【身世眾說紛紜】
關於媽祖的身世眾說紛紜，且神話與史實落差甚鉅，直到明末昭乘和尚著《天妃顯聖錄》之後，神話傳說才大致完成定版。據《天妃顯聖錄》之說媽祖乃宋代泉州府莆田人氏，父親任都巡檢，夫妻樂善好施卻單傳一子人丁單薄，於是虔誠向觀世音菩薩祈求子嗣，一日其母夢見觀世音賜予優缽花（或謂藥丸），吞食後懷胎十四個月產下媽祖。媽祖出世後逾月不哭，故取名為「默娘」。

媽祖自幼聰敏好學且朝夕禮佛，而後得到玄通道人授予「玄微祕法」，又得神人之「銅符」乃精通驅妖除魔之術。嗣後媽祖降服桃花山之妖怪千里眼與順風耳，並收為部將。廿八歲重陽節，玉帝來詔媽祖得道升天，可見媽祖信仰乃佛道之融合。

如按史料之載 ，媽祖原為巫祀信仰，原始文獻皆言媽祖為「巫」，眾人因其生前能預知吉凶禍福而祀之，後來才改稱「神女」、「龍女」。至宋徽宗賜其「順濟」廟匾乃轉變成神。宋代媽祖之封號為「夫人」、「妃」，至元代因航運日趨發達乃冊封為「天妃」，並成為全國性信仰。明初封為「聖妃」，明成祖因派遣鄭和下西洋，為安定軍心，將之封為「天妃」。清康熙年間原本冊封為「天上聖母」，至康熙廿二年因施琅攻克明鄭，假借媽祖神助之說，乃再冊封為「天后」。至此媽祖已成為地位最崇高之女神。

媽祖信仰自宋代的女巫轉變到清代的天后，揆其緣故乃因航運的發展造成信仰的普及，又因政治的炒作，藉宗教收服民心才日漸蓬勃。台灣移墾之初仰賴航海，而初闢地區又是「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治 理台灣的各個政府也都會拉攏媽祖，以証明政權的合法性與行為的正當性。傳說媽祖曾經協助鄭成功擊退荷蘭人，也曾幫助施琅將軍打敗明鄭，又曾助清廷平定林爽文、戴潮春、蔡牽之變，但這些傳說都只是統治者利用媽祖信仰鼓舞士氣、籠絡民心，減少人民反抗的托詞。

🌼【台灣媽祖的造型】
台灣的媽祖約有膚色、黑色、紅色、金色和白色等五種顏色。其中膚色是按人體皮膚顏色塑造。黑色則有二種說法，一說原本不是黑色，因為長期奉祀在廟中接受香煙薰染，久而久之就被薰黑；另一說則是黑面媽祖較凶悍，因此執行除煞、捉妖等鎮暴任務通常要請黑面媽祖出馬。紅色代表喜氣、祥瑞，一般在喜慶場合會迎請紅面媽祖坐鎮。金色則是神祇的象徵色彩。而白色媽祖一般都是近年來迎自 中國大陸，早期台灣鮮有「臉色蒼白」的媽祖。

台灣媽祖的造型通常塑造為中年婦女、身材豐腴（但胸部平坦）、慈祥高雅的形象。就台灣人的普遍認知，身材福態表示福氣，體態輕盈、身輕如燕並不符合福氣的象徵，而媽祖造型沒有胸圍是怕汙衊聖靈，因此台灣的女神除婆祖之外通常沒有「性徵」，而是以中性性別呈現；媽祖面容和藹、慈祥，表示其平易近人。

綜觀媽祖造型可發現，台灣人其實是根據「媽媽的形象」來塑造媽祖，台灣媽祖信仰之所以盛行，是因台灣人將媽祖當作我們共同的媽媽來崇拜，因此媽祖崇拜，就心理層面而言也反映「戀母情結」的心理因素。

台灣媽祖的構造可分硬體與軟身兩種，硬體媽祖全身以木材、石材或泥土雕塑而成；軟身媽祖則 是頭部、手足以木材雕刻，身體、關節則以藤條編成，再組合金身穿上衣袍。而值得注意的是，台灣的神像除媽祖之外鮮有軟身製作的神像。

大陸媽祖造型是年輕的女性，乃依照媽祖昇天時（二十九歲）的形象來塑造，台灣的媽祖則是中年婦女的造型，是依照母親的形象來塑造；大陸媽祖體型纖瘦，台灣的媽祖身體微胖，顯示媽祖成熟穩重；大陸媽祖表情嚴肅，台灣媽祖慈眉善目、平易近人。造型的轉變，表示台灣人對媽祖觀念的轉化，台灣的媽祖不再是年輕女孩的形象，而是以母親的樣貌呈現。

媽祖原為航海之神，主要任務在保護漁民、航海者的安全。台灣最早的媽祖廟均面向大海、港口，來台之後的媽祖廟也有面向高山，因為要防範原住民出草獵人頭之故。在中法戰爭和二次世界 大戰期間，媽祖又有巡海岸、接炸彈、救軍伕的神蹟；且在颱風、洪水、地震、瘟疫頻傳的台灣，媽祖也有預警災難、阻擋震災、平息瘟疫等特異功能。從諸多盛傳的媽祖傳說及神蹟，可發現媽祖不但是自然災害的防護神，在人為的戰亂中，也擔負起護佑民眾的任務，祂與台灣歷史、民眾的生命歷程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其本土化現象亦反映移民生活之歷程。

現在台灣的媽祖廟無所不在，媽祖的業務也無所不包，信徒舉凡健康、考試、事業、生育、農事……都會祈求媽祖庇佑。從媽祖功能的轉變，業務的繁雜，更可瞭解媽祖信仰在台灣已經成為民間最普遍的信仰。

🌼【媽祖的排行與分工】
媽祖祇有一位，但在一般媽祖廟中總會有許多尊媽祖神像，且有大媽、二媽、三 媽等排行。此乃媽祖深受民眾信仰，信徒每有入厝、治病、娶新娘、除妖、祭煞甚至選舉，都會迎請媽祖神像前往坐鎮；因此，廟方祇得雕塑分身以供信徒迎請，新雕媽祖的分身就賦與名稱、編號，以利辨識，其中稱大媽、二媽、三媽、四媽乃是依雕塑先後的編號。

所謂祖媽、開基媽、老大媽者通常是該廟最早的媽祖；而鎮殿媽則是在廟裡坐鎮不外出遶境巡視，也不接受信徒迎請出勤。

會媽、正爐媽、副爐媽之稱謂，則是表示爐主制度，許多信徒自組媽祖會，雕塑媽祖金身，以輪值或搏筊方式決定當年爐主人選，爐主、頭家通常以一年為度，每年定期搏筊或輪值方式迎請媽祖回家供奉。更換爐主則稱為「過爐」，舉行過爐儀式時，通常會聘請陣頭前導遊街，並演戲宴客以表隆重。

黑面大媽、金面二媽、紅面大媽、黑面三媽之類的稱謂是按照媽祖膚色、編號加以區分。

由於編號的不同，媽祖們也有不同職務。一般而言，廟裡的祖媽、老大媽、鎮殿媽、開基媽等「資深媽祖」通常祇在廟中留守而不外出，各項業務則由其他媽祖分配。台灣俗諺有：「大媽鎮殿、二媽吃便、三媽出戰」之說，意謂大媽鎮守在廟中；二媽沒有特殊任務祇接受供奉不必做事；而信徒有事相求通常迎請三媽前往處理，因此三媽經常在外執勤故言出戰。

大甲鎮瀾宮則有：「大媽鎮殿，二媽吃便，三媽愛人扛，四媽閹尻川」之說，意謂鎮瀾宮的大媽鎮守廟殿；二媽沒事做所以吃便；三媽即副爐媽是擔任進香的媽祖，因此喜歡受信徒扛著前往進香；四媽（正爐媽）據傳擅長醫理， 信徒如有重病難治或久病不癒，都會挖取媽祖神像底座的木屑放在藥包之中煎熬，作為藥引。

彰化南瑤宮媽祖則有：「大媽四愛吃雞，二媽五愛冤家，三媽六愛潦溪」之諺語，意為大媽、四媽非常靈驗，信徒許願有求必應，因此祭典時信徒供奉牲醴特別豐盛故曰愛食雞；二媽五愛冤家是指二媽會和五媽會信徒常有爭執、糾紛，日治時期常曾由霧峰林獻堂調停勸和，故曰二媽五愛冤家；三媽六愛潦溪前往笨港進香回程須渡過濁水溪，經常遇到河水上漲須涉水過溪，故曰「愛潦溪」。

🌼【媽祖婆的戀情】
媽祖與保生大帝大道公均為宋代人，二神均為福建人氏，一在同安白礁一在莆田湄洲，兩地相去不遠且雙方均未婚即昇天，因此民間盛傳大道公與媽祖婆的羅曼史。

民間傳說大道公與媽祖婆原係一對戀人，當大道公迎娶的花轎抵達媽祖家中之時，媽祖見母羊生產之痛苦狀，萌生悔意，毅然退婚；大道公無故被拋棄，心有不甘，於是每當媽祖婆誕辰遶境時，就施法降雨意圖淋下媽祖臉上的脂粉，媽祖也不甘示弱，每逢保生大帝出巡時，即施法颳風吹落大道公頭上的帽子。因此民間有「大道公風，媽祖婆雨」的諺語，意謂大道公誕辰（農曆三月十五日）都會颳風，媽祖誕辰（農曆三月二十三日）就會下雨，顯示二人鬥法至今不休。

其實農曆三月正值梅雨季節，颳風、下雨乃自然現象，然而大道公與媽祖婆鬥法的故事反映民間豐富的想像力，此一傳說係將大道公與媽祖婆從人世間的愛情糾葛，轉至神界的法力交戰，而兩位神祇呼風喚雨的能力，更是海洋文化 的表徵。

早期台灣媽祖按分靈祖廟可分為湄洲媽、溫陵媽（泉州）與銀同媽（同安），媽祖的造型則是按照「媽媽的形象」來塑造。隨著移民時間久遠，目前各地的媽祖廟多由台灣本土所分靈，媽祖名號則有北港媽、大甲媽、鹿港媽、干豆媽、安平媽、新港媽或內媽祖（如彰化天后宮）及外媽祖（如彰化南瑤宮）等在地化的稱謂。

媽祖崇拜原為航海之神，但媽祖來台之後，也隨著民眾的移墾，職責也有所轉化，台灣媽祖的任務有防止「番害」、驅逐瘟疫、防颱救災和協助農牧等新的職務。在二次大戰期間美軍轟炸台灣，許多地區都盛傳媽祖炸彈化解戰火的神跡，也有媽祖巡視海岸的傳說，因此媽祖還承攬國防和海防業務。現在媽祖又包攬信徒的健康、考試、事業和感情等所有問題，媽祖已不僅是漁民、船員的守護神。

死於安樂：八旗軍由盛轉衰的歷史教訓｜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清代八旗軍早期戰鬥力甚強。從統一女真各部並征服蒙古、朝鮮，到推翻明王朝政權的歷次戰爭中，可以說是所向披靡。然而入關後不久，八旗軍便開始出現戰鬥力衰退的跡象。隨著清王朝在全國的統治日趨鞏固，戰事日漸稀少，這支軍隊也逐漸蛻變衰敗，及至晚清亟需用兵之際，它已完全變成一支不堪任戰的糜爛之師。本文將著重從軍事領域的各個不同側面，揭示其由盛轉衰的歷史教訓。


一、八旗軍由盛轉衰的歷史概況

八旗軍是清太祖努爾哈赤創建的軍事組織。他起兵後不久，便對女真族氏族社會時期就存在的兼具生產和軍事職能的社會組織──牛錄進行改造，先後建立了黃、白、紅、藍、鑲黃、鑲藍、鑲白、鑲紅8旗。皇太極時，又按民族分為滿八旗、蒙八旗和漢軍八旗。各旗設立都統、副都統、參領、佐領等官職，逐級統轄。從努爾哈赤創建八旗到1644年清軍攻佔北京這一階段，八旗實行兵民合一，兼具軍事、行政和生產等多方面的職能。兵丁平時狩獵務農，戰時自備武器糧秣，隨軍作戰，「出則為兵，入則為民，耕戰二事，未嘗偏廢」，堪稱一支能征善戰的精兵勁旅，作戰時軍紀頗嚴，有進無退，甚至在死傷慘重、屍相枕籍的情況下仍很少有人退縮逃陣。它曾以精兵6萬，採取集中兵力、連續作戰、逐路擊破的戰法，擊敗明朝10餘萬大軍，取得了薩爾滸大捷；用兩年的時間攻克明軍防守關外的寧錦防線，殲滅明軍5.4萬人；後來又在山海關與明總兵吳三桂合兵擊敗李自成大順軍，逐一消滅各地的反清力量，在建立清王朝、統一全中國的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清軍入關並建立全國政權後，建立了八旗常備兵制度，將整個八旗組織原封不動地移入新的社會體系之中，成為完全由國家供養的職業軍隊和職業預備役軍人集團。八旗官兵攜家帶口，按建制集中居住在軍營之中，駐於京畿地區的部隊稱「京營八旗」，駐於全國各戰略要沖之地的部隊稱「駐防八旗」。軍營內生活設施齊備，旗兵及家屬不得私自外出。官兵嚴格從旗人內部選拔，「生則入檔，壯則當兵」。都統、參領、佐領等各級軍事長官同時又是行政長官，平時督促士兵從事生產、養活家口、操練武藝，戰時率部出征。為了維護自己的政權支柱，酬謝八旗軍功貴族，清廷開國之初即給予八旗將士相當優厚的待遇，期以免除官兵後顧之憂，專心練武，保持原有的軍事素質。同時也嚴格規定，八旗官兵不得做工經商或從事其它謀生之業。然而，事與願違。從順治、康熙年間起，八旗官兵便已出現追求享受、戰鬥意志衰退的傾向。在前線指揮戰鬥的親王、郡王和貝勒們「逗留觀望。不思振旅遄進，竟爾營私適己，希圖安便，或逶兵甲之不全，或托舟楫之不具，借端引日，坐失事機」。在平定三藩之亂的戰爭中，八旗軍以往的主力地位已被綠營兵所取代。雍正、乾隆年間的一些重要戰爭，如柴達木之戰、平定大小和卓之戰、大小金川之戰中，儘管參戰的八旗官兵數量有限，其中一些號稱精銳的八旗部隊的表現卻不如綠營兵，昔日敢打敢沖的作風已不復存在。

嘉慶至清末，八旗軍逐漸演變成專靠國家供養的社會救濟組織，失去了起碼的戰鬥能力。1799年清軍在鎮壓白蓮教大起義時，曾一度把京營八旗中最精銳的健銳營和火器營派往前線，結果因軍紀敗壞，不聽約束，未及投入戰鬥就被迫撤軍回京。清朝末年，有人建議從八旗軍中挑選壯丁加以操練，使之恢復入關時驍勇善戰的面貌。而深知其弊的慈禧太后、光緒皇帝此時早已不抱任何幻想，回答說：選練八旗丁壯是多年前的老辦法了，你們卻不知今天的八旗兵早已無可練習。

八旗軍的衰敗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官兵素質低下。八旗軍入關以後，尚武精神迅速失落，好逸惡勞的現象到處蔓延，直接導致了八旗官兵體能和軍事素質的全面下降。人人耽於安逸，優遊渡日，很少把心思用在練功習武上，掌握良好的鞍馬騎射技藝的官兵越來越少。1815年，嘉慶帝閱看左右兩翼前鋒營官兵射靶，200人內竟無一人能5箭全部射中。八旗兵每逢上操、應差大都是僱人頂替。在皇帝和大臣都要出席的玉泉山閱兵大典上，也是由僕人攜帶著兵器，騎馬乘車趕赴演武場，儼然一副老爺兵的模樣。當時京城中盛傳的謠諺「糙米要掉，見賊要跑，雇替要早，營營要少」，說的便是這幫旗下大爺每次領歲米月糧時都要刁難發放者，臨陣交鋒時唯恐奔逃不及，操演檢閱時都要預僱替身，平日儘量少到營中當差巡城的情形。上述不正常現象的長期存在，必然使八旗軍中充斥人殘技疏、羸弱不堪任戰之人。清末甲午戰爭中，京營八旗中最精銳的部隊神機營赴山海關佈防。有人在蘆溝橋遇見他們，但見「前二名皆已留髯，第三名則一十一二齡童子也，余多衣不周體，蹲踞道旁，不願前進」。這樣的老弱殘兵當然不會在槍林彈雨的戰場上有什麼作為。

訓練形同虛設。清朝建立以後，逐漸建立起較為完善的軍事訓練制度。但因承平日久，這些制度實際上並無人認真執行。平日規定的每月練習步射、騎射，每年合操、考試大都草草了事。有的將領還肆意篡改條例，減少訓練次數，減輕訓練強度。如乾隆年間廣州駐防八旗的火炮訓練時間就由每年4周減為2周，射擊訓練的次數由10次減為5次。有的駐防八旗部隊，甚至因操場被出租賺錢，乾脆取消了火槍和火炮的射擊練習。

軍隊風氣敗壞。清軍入關以後，軍紀鬆懈、風氣敗壞的現象開始出現。終年仰食於官府的八旗官兵拋棄了以往淳樸簡約的社會風尚，以遊手好閒、華衣美食相標榜，追求安逸舒適的生活。平日裡很少有人按時巡城出操，而是「三五成群，手提雀籠雀架，終日閒遊甚或相互賭搏」，「肆無顧忌窩竊、窩娼、窩賭」。將領整日「居家彈箏擊築，衣繡策肥，日從賓客子弟飲」；士兵穿衣爭用綢緞，飲食必求醉飽，甚至將剛發下來的餉銀拿出來揮霍一空，剛領到的糧米轉手賤賣給商舖，換取銀錢大吃大喝，鬥雞走狗、入班唱戲以及抽大煙之風到處蔓延。一些人倚仗著自己的旗人身份，以為反正在生活過不下去時，官府要予以接濟，所以「多有以口腹之故，而鬻房賣產者，即如每飯必欲食肉，將一月所得錢糧，不過多食肉數次，即罄盡矣。又將每季米石，不思存貯備用，違背禁令，以賤價盡行糶賣，沽酒市肉，恣用無餘，以致閤家匱乏，凍餒交迫，尚自誇張，謂我從前曾食美物、服鮮衣。」一月的餉銀不足數日之需，餉米領出以後便行糶賣。

清中、後期，統治階級政治上的腐敗也嚴重地影響了八旗內部。在生活方面，一些軍官為了私人目的指使手下旗兵去做各種小差使、跑腿，打仗時則在隊伍中挑選精兵專門保護自己。一些軍官藉口各種公務對兵丁錢糧私行科斂。如旗人辦事，需要佐領出具保結，佐領往往要收受銀錢才出具手續，使旗人本來就難以養家餬口的兵餉被層層剋扣。還有一些軍官利用手中的權力對屬下兵丁放印子錢（高利貸）。有人甚至與商人勾結起來，讓兵丁先向米鋪借錢，到發放祿米的時候，則由軍官串通米鋪代領，剋扣折算欠款，等到兵丁缺糧少米時，只能向米鋪高價購買。軍官和米鋪商人靠這種卑劣手段獲取重利，不少普通兵丁卻因此家境日趨貧寒，負債纍纍。在用人方面，八旗將領往往以自己的隨營子弟立有戰功及鞍馬騎射技藝出眾為由，將他們提升為軍官。或不顧年齡的限制，挑選心腹及家屬中的孩子和老人當兵吃糧。像防禦和驍騎校這樣較低的軍官職務，簡直可以公開用錢來購買。太平天國戰爭期間，一位名叫陳升的廣州駐防八旗馬甲，就因為捐獻了2500箱火藥而被提升為防禦。八旗軍內部腐敗現象的盛行加速了官兵貧富分化的進程，使官兵關係趨於惡化，對軍隊戰鬥力的削弱有著不可低估的影響。

裝備殘缺廢損。按照制度規定，八旗官兵出征作戰時都應自備兵器糧草，清軍各級組織對官兵自備兵器的殘缺廢損情況平時要定期進行檢查。但從乾隆年間開始，相當一批八旗官兵的自備兵器已是徒存名目。有的八旗兵丁藉口經濟困難不按規定置辦軍器，還有人將已有軍器典當換錢，甚至偷偷地把軍中利器──火炮砸碎賣廢鐵。清廷三令五申，仍是屢禁不止，最後只好在軍器點驗時實行照顧政策，不再點驗旗員內護軍校、筆帖式以至六品武職的軍器。到了乾隆末年，那些沒有經過點驗的官員所擁有的軍器、盔甲大部分朽壞。皇宮各門所備兵器也都成了擺設，不具備起碼的殺傷功能。

當然，八旗兵衰敗的根本標誌還是其戰鬥力的喪失，是其作為一個武裝集團已失去執行自身職能的基本能力。而對此最嚴格、最全面的檢驗應當是在你死我活的戰場上。1659年鄭成功攻南京之役，鎮守南京的總管喀喀穆統八旗軍不敢迎戰，只好以綠營出擊，已初露衰弱之象。康熙年間平定三藩之亂，大將軍多羅順承、郡王勒爾錦駐兵荊州，勞師數載，不敢進兵。聽說吳三桂軍隊到來，匆匆將大炮埋在土中倉惶退去。貝勒尚善、察尼、鄂鼐等領兵進攻岳州，藉口舟楫未具、風濤不測，屯兵城下一年之久，不敢一戰，聽到退卻的命令，竟「三軍歡聲如雷」。清中後期，八旗軍將無敢戰之膽、兵無縛雞之能的實情已為舉國上下所熟知，連清廷也不敢輕易把他們派上戰場了。

二、八旗軍衰敗的原因：

八旗軍從興盛走向衰敗是一個複雜的歷史過程，是多方面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首先，也是最根本的因素，八旗軍的興衰與清王朝的興衰是一致的。作為與廣大人民利益根本對立的封建貴族政權，清王朝的統治最終走向腐朽是歷史的必然。作為這一政權的統治工具，八旗軍由盛而衰也符合歷史發展的規律，並且是清王朝走向沒落的一個縮影。早在「康、乾盛世」時代，清王朝就開始顯露出種種敗兆。最明顯的表現是封建貴族們出於其追逐財富、剝削壓榨廣大民眾的階級本性，上至皇帝大臣，下至各級官吏、豪紳，皆一改清初較為簡樸的風氣，肆意侵吞和揮霍人民的勞動果實，追求紙醉金迷的糜爛生活。康熙6次南巡，費用浩大，銀子花得跟淌海水似的。乾隆的豪侈則遠遠超過他的祖父和父親。為遊山玩水、尋歡作樂，他倣傚康熙6次南巡，途中修建行宮30處，運河上的隨行船隻達上千艘。每到一處，地方官百般討好，搭綵棚、辦筵席、進貢山珍海錯和土產方物，酒無虛日，城開不夜。乾隆還大興土木，修建宮殿、苑囿，如擴建康熙時修建的避暑山莊，建外八廟；擴建雍正時期建的圓明園，增建長春園、綺春園等，不知耗盡了多少民脂民膏。清朝的王公貴族、文武百官也上行下效，無不沾染上奢華沒落的風氣，貪污成風，賄賂公行。而歷朝皇帝大都對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作深究。康熙朝掌握大權的索額圖、明珠、徐乾學和高士奇等人無不是聲名狼籍的貪贓枉法之徒。乾隆的內侄福康安也仗著自己的寵貴地位和特殊功勛，搜刮民財，生活異常奢汰，動輒拿出上萬金幣犒賞軍中將士，家中每日裡姬妾僅買花就花費數萬錢。最典型的是乾隆晚年執掌朝政的和坤。他任軍機大臣達24年之久，專權和貪婪之名，連外國人都知道得清清楚楚。1799年，乾隆死後，嘉慶將他治罪抄家，僅其家產的一部分就值2.2億多兩，相當於當時國庫5年多的收入。和坤的兩個僕人被抄沒的家產也值700多萬兩白銀。可見他們貪贓枉法已達到何種嚴重的程度。

清朝封建政治的腐敗必然會深刻地影響到八旗軍官兵，這是導致八旗軍衰敗的最根本原因。但八旗軍本身在治軍指導思想以及相關制度、決策上的種種謬誤弊端，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因，直接加速了其衰敗過程。

其一，對變化中的國家安全環境缺乏清醒意識，缺乏整軍經武、進行改革的危機感和緊迫感。清軍入關以後，所面臨的社會歷史環境發生了四大變化：由以遊牧狩獵經濟為主的滿、蒙少數民族聚居地區進入到以農業經濟為主、漢族佔絕大多數的關內廣大地區；由部族軍隊變成國家軍隊；由戰爭時期進入到相對和平時期；由以冷兵器為主的時代進入到火器時代。與此同時，隨著歐洲工業革命的開始和歐洲通往東方航線的「開闢」，西方殖民勢力加快了從海上東侵亞洲各國的步伐，佔領了爪哇、蘇門達臘、菲律賓、印度、緬甸等許多中國周邊國家，將其變為自己的殖民地，甚至入侵中國的澎湖、台灣，竊據澳門。原先地處歐洲的俄羅斯也在短短近百年間，越過烏拉爾山，迅速佔領東、西西伯利亞的廣闊疆土，成為中國的北方強鄰。這些「千古未遇」的強敵逼處四鄰，虎視眈眈，給中國的安全環境帶來極大威脅。

上述變化客觀上要求清朝統治者從實際出發，對確立於戰爭年代的八旗制度進行改革，特別是將原先「軍民合一」的八旗軍的軍事組織職能與社會組織職能剝離開來，建立適應當時世界局勢及和平時期軍隊建設的軍事體制，將八旗官兵家口的生計問題交由社會去解決；要求清朝統治者不能僅僅滿足於應付國內問題，而要學習近代西方先進的軍事技術、編制體制和軍事思想，盡快使自己的軍隊擺脫落後狀態。

但清朝統治者卻無視這些客觀需求。他們死抱住「祖宗成法」不放，片面強調「辦理一切事件，皆法祖宗」，把建立適應新的社會環境的軍事制度與優待八旗軍功貴族對立起來，把學習西方先進技術與保持旗人的尚武精神對立起來，軍事改革嚴重滯後。一旦有人主張對八旗制度做這樣那樣的變革，都遭到嚴厲斥責。例如，清中後期，旗人貧富分化日益嚴重，貧窮者不得不將清朝廷分給他們的土地大量典賣他人，單靠朝廷發放的兵餉俸祿生活。而隨著旗人家庭人口迅速增加，往往一份兵丁糧餉要養活十幾口人，致使許多貧苦旗人家徒四壁，有的旗人因為貧窮一輩子不敢結婚，有的旗人跑到農村去討飯甚至餓死。而清朝統治者眼看著大批旗人窮困潦倒，卻不肯對這一過時的制度進行根本性改革。嘉慶帝在聽取某御史關於派京城中的八旗閒散人丁到口外、西北一帶耕墾的建議時，曾大發雷霆說:「若如該御史所奏，八旗男婦皆以紡織為務，則騎射將置之不講。……於國家贍養八旗勁旅，屯駐京師本計，豈不大相刺謬乎」。另一方面，抱著「天朝上國」自大心態的清朝統治者，以為憑著老祖宗」馬上打天下」的騎射功夫足以揚威天下，因而無視近代西方軍事技術的高速發展，無視西方列強「船堅炮利」的現實，閉關鎖國，固步自封，聽任自己的軍事技術停滯落後。清軍征緬作戰時，已發現緬人所使用的來自西方的火槍性能遠遠超過清軍的火槍，但沒有引起乾隆皇帝的足夠重視。英國使臣馬戛爾尼出使中國時，曾帶來一支裝備有新式武器的衛隊。他邀請清朝名將福康安檢閱衛隊演習新式武器。福康安卻不屑一顧地說：「看也可，不看也可。這火器操法，諒來沒有什麼稀罕。」英國送給清王朝的新式火炮，被收藏到圓明園倉庫之中。直到百餘年後，露出強盜真面目的英國侵略軍打上門來，攻佔京城，火燒圓明園，又把這些沈睡多年的火炮重新搬上船運回國。鴉片戰爭失敗以後，清朝統治者雖然不斷接到中國軍事技術專家們關於仿製西洋火器的建議，卻並沒有產生學習西方先進技術的緊迫感，仍把這些先進火器打發到倉庫中去睡大覺，並再次下諭，命令八旗官兵們學好滿語、騎射功夫。

其二，當迫於現實壓力不得不進行改革時，卻往往以錯誤的思想做指導。頑固守舊的清朝統治者通常對改革抱著敵視的態度，但在客觀形勢的逼迫下，在陳腐的八旗制度實在難以維持下去時，不得不對其進行某些局部的改變。但在這種時候，卻往往是從優待八旗貴族、解決旗人生計問題出發，著眼於賙濟八旗老弱，為其提供起碼的衣食之需，背離了軍事組織以增強戰鬥力為宗旨的改革方向。比如，為了遏制旗人因為典賣土地，負債纍纍，經濟地位日益惡化的趨勢，清廷動用巨額公款代八旗兵丁回贖「民典」旗地，代還債務，賞賜銀兩錢糧。設立養育兵制度，從那些戶口滋盛，餘丁繁多，因無法補上兵額而生活窘迫旗人家庭中挑補養育兵，每月發一定數量的兵餉或祿米。在挑選馬甲等薪餉較多的職位時，不是以身體是否強壯、軍事素質好壞為標準，而是對貧乏孤寡之人，對無人贍養者，對年老者實行照顧政策，讓其領取更多的薪餉。有時，採取用國庫款項或挪用軍費經商，減少營馬數量，削減裝備和訓練方面的開支，將訓練場地和一些公共建築出租賺錢的辦法，來接濟貧困旗人。

這些措施，從本質上說是為了維護陳腐落後的八旗制度，解決旗人一時生活之需，而不是著眼於解決軍隊的機制問題，對整個軍事制度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所以並不能從根本上制止八旗官兵生活水平日益下滑的發展趨勢。為救濟貧困而增加的兵額與餘丁數量的迅猛增加相比，無異於杯水車薪。康熙年間是五名丁壯招收一兵，乾隆年間已達到八名丁壯招收一兵，其後兵、壯比例更為懸殊。靠著一名士兵每月一兩銀子、五斗米贍養一家十幾口人的情況相當普遍。康熙、雍正、乾隆年間為旗兵贖回的土地很快又被賣掉。平日對八旗官兵的補助賞賜，也只能救一時而不能救長遠。但從另一方面看，這些以解決八旗生計為核心的做法卻嚴重地危害了八旗軍的建設。為了供養養育兵，救濟貧苦旗人，八旗將領採取減少戰馬和戰船數量的辦法，將原先給戰馬買草料或製造、修理戰船的錢來救濟士兵家口，甚至將戰鬥力比較強的騎兵兵額裁掉，挪出錢來養活更多的養育兵，使八旗軍隊中充斥戰鬥力較低、甚至完全沒有任何作戰能力的冗員。八旗將領用軍費和出租軍產經商，也對清軍內部腐敗現象的蔓延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一些人乘機大肆出售軍用牧場、演炮場，造成八旗戰馬數量銳減，士兵無處進行火炮射擊，就連射程比較近的火槍射擊，也因為操場長度不夠而只能在秋收後舉行。而八旗官員整天忙於經商，自然無心進行正常的軍事訓練，平日操演擺花架子，敷衍了事也就不足為怪了。

其三，軍事功能與社會功能混為一體，軍隊臃腫不堪。為了維持八旗成員特殊的政治、經濟地位，清廷將八旗官兵及其家屬全都包下來，給予他們授官襲爵，佔有土地、人丁等許多方面的好處。而長期供養「數十萬不士、不農、不工、不商、非兵、非民之徒，安坐而仰食於王家」，必然要給清朝的中央和地方財政帶來十分沈重的負擔，不得不竭盡全力搜括民財予以支撐。清軍軍費支出大體可以分為三部分：一是兵餉馬干銀，主要來自於中央財政支出，其數額在雍正中期以前每年約1900萬兩左右，雍正末年以後每年約為2600萬兩左右。二是歲米月糧，由國家徵收的糧食中統一撥給實物，也有一部分糧米採取折成銀兩的辦法發放。三是武職養廉銀、兵器火藥製造費、軍事工程修造費等，主要由地方財政支出，大約每年500萬兩左右。在上述巨額軍費支出中，僅兵餉馬乾銀一項每年即佔康熙朝中央財政支出的70%，佔道光朝中央財政支出的72%。而其軍費的一半以上都耗費在人數最多時僅有27萬人的八旗軍身上。如嘉慶朝60萬綠營官兵每年兵餉馬干銀約1200萬兩，僅佔當年總數的46%，其餘1400餘萬兩為八旗官兵兵餉馬干，約佔總數的54%。

但在上述管理模式下，清廷每年花費的巨額軍費並沒有真正增強八旗軍的實力。這是因為在八旗俸餉總額中，官兵的家口、馬匹耗費佔了很大的比重。僅以西安駐防八旗為例，其官兵的俸餉佔餉銀總額的42%，所支糧食佔糧食總額的7.4%；而供養官兵家口的費用則佔餉銀總數的20.5%，所支糧食佔糧食總額的90.5%；養馬費用佔餉銀總數的37.5%，馬匹飼料糧佔糧食總數的2.1%。而馬匹飼養費項目的設立在很大程度上帶有補貼旗人家口生計的性質。清中後期，各駐防八旗軍營都大幅度減少，實際養馬數額，私下改騎兵為步兵，出租牧場，馬匹飼養費實際上是空有名目，大部分被挪做它用。即使是作為兵餉發放的軍費，也有相當數量花在為救濟旗兵生計而內部招收的養育兵身上。這些年幼體弱的「童子軍」數量十分可觀，乾隆年間總數即達到2.6萬餘人。嘉慶後期數量更多，僅八旗驍騎營中已達26872人，佔驍騎營總兵額的33.4%。他們每月所領的餉銀為3兩、2兩、1.5兩不等，按平均數計算，則每月耗銀不低於5萬兩，每年耗銀不低於60萬兩。但這些養育兵實際上是在空吃糧餉，根本不具備起碼的軍事技能，也就無法在戰場上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更為嚴重的是，隨著八旗人口的不斷增加，八旗軍費日益增長，大大超出了清廷的財政支付能力，一旦遭逢災害、戰爭，收入劇減，軍費將無法保證按足額發放。清中、後期，由於西方列強的侵略和掠奪，國內農民起義風起雲湧，本來就捉襟見肘的清朝財政瀕於崩潰，清廷不得不在咸豐年間將旗餉減成發放，京營八旗官兵只能拿到原餉的六、七成。在一些地區，旗兵俸餉拖欠扣減現象更為嚴重。如光緒末年奉天旗人在兩年間總共發了9個月的俸餉，加上扣減攤派，每兵所得不及餉額的十之一二。而這種「既要吃皇糧，又吃不飽皇糧」的現象的出現，對本來就難以維持生計的旗人家庭無異於雪上加霜。一些旗人紛紛逃亡，另覓生路。有的旗人還違禁私下做起了小生意補貼家用，而無心上操應差。更多的人則因為長期享受優待政策，產生強烈的依賴心理，把當兵看成是一種謀生的手段，把遊手好閒、追求安逸奢侈的生活看成天經地義的權力，清廷補貼賞賜稍不如意，就四處鬧事。清代京營八旗兵丁曾幾次為增發津貼等事項，在皇宮門前或親王府中聚眾喧嘩，幾乎釀成大規模暴動，令清朝君臣都頭痛不已。

其四，治軍不嚴，訓練鬆垮，姑息成風。清廷給予八旗官兵特殊的優待政策，也使得「從嚴治軍」的信條在他們身上無法真正實行。事實上，八旗士兵在社會上惹事生非，打架鬥毆，作姦犯科，久已成為京城和各八旗軍防地的一項公害，各級旗營軍官總是曲加庇護，地方官吏也很少敢出面拿問，致使旗營無賴的氣焰愈加囂張。八旗軍的訓練，大都是虛應故事。不僅平日射箭拉弓，視為具文，就連三年一次的大閱兵，也不過臨時稍為演習，過後即置而不問。負責監督軍訓的御史大臣們雖心知肚明，卻仍層層欺瞞，不願意說出真相。一次，某王爺奉命閱操。有一名步軍校遲到，按例要受到鞭打的處罰。執刑人解開他的衣服，卻發現一大堆小古董從其身上掉下來。王爺問是怎麼回事。步軍校哭著回答說：「家中有人十口，每月只有五兩俸銀，吃不飽飯，只好從古董店裡領一些小古董到集市上販賣以養家口。今天早上正逢隆福寺廟會，所以上操遲到了。」最後連王爺也只好將他放了不加責罰。乾隆、嘉慶皇帝對八旗軍內部隱瞞真相、姑息遷就的情形並非毫無所知，也曾多次批評八旗官兵和監察御史。但他們除了在口頭上提倡「鞍馬騎射功夫」外，並沒有採取什麼有效措施來改變這一局面。相反，卻不斷降低軍官和士兵的軍事技能考核標準。如乾隆以後規定，各旗挑選馬甲時不再校閱騎射功夫，只是將備選之人傳赴衙門，令其拉弓，即行選取。據收藏在東洋文庫中的《雍正朝鑲紅旗檔案》記載：當時世襲祖先軍官職務的大多數人，軍事技能考試成績並不好，許多人的步射、騎射成績評語都是「劣」，個別為」平」，幾乎沒有得「優」的，卻都能照樣任官不誤。這些新的考核標準實際上是姑息了僅把當兵作為謀生手段的的八旗子弟，縱容了旗人不習武藝，整日遊蕩的風氣。

其五，實行封閉的用人制度，人才危機日益嚴重。軍隊是擔負專政職能的特殊武裝集團，只有廣泛吸納社會上的優秀人才，才能有效地履行這一職責。但八旗軍始終是關起門來，在自我封閉的小圈子裡搞軍隊建設。八旗制度規定軍職世襲。兵員都從旗人子弟中選募，旗人不得與漢人通婚，以保持血統的純潔；初級軍官主要靠世襲或由官學中學習滿漢語言、騎射功夫的八旗軍官子弟中間選拔。屬於中級軍官的佐領，有勳舊、世管、互管、公中諸種，除公中佐領外，都是由某一個或幾個世家子弟承襲。高級將領如都統、副都統全都由滿洲貴族世代壟斷。由於世襲範圍十分廣泛，八旗軍職的陞遷失去了競爭力，失去了公正性，使得八旗軍官隊伍中充斥昏庸無能、不思進取之輩。特別是清廷常派缺乏行伍經歷及戰爭閱歷的皇親國戚擔任大軍統帥。這些人從小生長在深宮官府之中，過慣了驕奢淫逸的生活，大多不具有擔任軍隊統帥的素質，卻硬被置於關係到戰爭勝敗、國家安危的重要崗位上，由此往往埋下失敗的種子。清軍在征討噶爾丹、平定準噶爾等作戰中屢次受挫，都是由於任用了昏庸無能的八旗貴族做主帥所致。比如清軍對準噶爾用兵時，雍正皇帝先後派出怯懦無能、寡謀魯莽的滿族貴族傅爾丹、馬爾賽為將，結果損兵折將，一敗塗地。而雍正皇帝不自省用人不當的教訓，反而極力庇護敗軍之將，遷怒於漢人將領。賜給傅爾丹御帶，卻將漢人寧遠大將軍岳鐘琪關進監獄，將漢人署寧遠大將軍紀成斌處死。有的八旗將領不僅無能，而且怕死，在戰場上鬧出不少笑話來。康熙年間的烏蘭布通之戰，擔任前敵將領的正白旗副都統色格，臨陣怯戰，推托中暑而下馬。他的家人說：「二品大員如此臨陣退怯，將來回去有什麼臉面見人呢？」又把他扶上馬。色格卻再次從馬鞍上滾下來，躲進草叢。等到打完仗回營時，還是渾身顫慄不已，身穿甲冑、蒙著大被抖到天亮，一時傳為軍中笑談。封閉的用人制度所帶來種種不利影響，從上述例子中可見一斑。

其六，以體恤八旗官兵為由，不願利用寶貴的臨戰機會對八旗軍隊做適度使用。清廷和八旗將領為了優待旗人，保存「國之根本」，一方面禁止他們與漢人接觸，免受漢文化的熏染。另一方面又以體恤生命為由，不願意在一些小規模戰爭中適度地使用八旗官兵。早在平定三藩之亂時，八旗大軍頓兵昆明堅城之下，不思進取。漢人將領趙良棟欲發動進攻，即遭到定遠平寇大將軍彰泰的反對，理由竟是「皇上豢養之滿州，豈可輕進，委之於敵？」其實不僅彰泰，康熙、雍正、乾隆皇帝在歷次南北戰爭中都有不願多用八旗兵的想法。如1767年征緬甸之役，用兵25000名。其中綠營兵22000名，八旗兵僅僅3000名，綠營兵數多於八旗8倍有餘。1787年鎮壓台灣林爽文起義，用綠營兵10000名，八旗赴前敵者僅100名。1853年鎮壓太平天國起義，清軍調集綠營兵53436名，八旗兵僅4999名，綠營出兵人數較八旗多出10倍有餘。即使是派八旗軍上戰場，打仗時也往往是由綠營兵甚至臨時招募的勇營兵打頭陣，八旗兵在後跟隨。這樣做表面上看起來是對八旗官兵的體恤優待，從長遠觀點看卻是坑害了他們。在相對和平時期，每一場戰事都是檢驗軍人素質和軍事訓練水平的難得機遇，也是將帥們積累作戰指揮經驗的極好機會。然而從清朝統治者到八旗官兵都千方百計逃避上戰場，只滿足於在平日的操演教閱中走過場、擺花架子，以領取糧餉度日。清後期，八旗官兵除了蒙古、吉林、黑龍江馬隊還稍能打仗以外，京營八旗和各駐防八旗大都是兵無縛雞之能，將無才智之士。當時荊州旗營官兵甚至連自己軍營中的財產都保護不了，還需要花一大筆錢僱人替他們站崗放哨，以防止小偷偷竊財物，由此不難看出其軍事素質之低劣。

綜上所述，八旗軍由盛轉衰是在特殊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出現的現象，它的衰敗與封建統治階級腐朽沒落的趨勢是相一致的。但同時也要看到，任何軍隊從戰爭年代進入和平時期，都要面臨嚴峻的考驗。古今中外的軍隊都要經過這一關。八旗軍由盛轉衰的事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和平時期軍隊建設過程中某些普遍傾向。清朝統治者對和平時期軍隊建設的影響認識不足，固步自封，拒絕改革，直接導致了八旗軍的迅速衰敗。這一歷史教訓對後人仍然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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