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台灣城市中的市場實際上是結合了商業貿易、文人社群、亞官僚體系、宗教廟宇與地方政治與自治的一個複雜場域。到了二十世紀的後半,這個台灣特有、極具生命力的地方場域又再次在我們熟悉的夜市上被重現出來。也因此,夜市在過去的十幾二十年之間,就成為了台灣文化的一種代表性特徵。不過,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台灣的夜市也隨著它成為台灣地方文化的代表,吸引了許多觀光客並帶來不少資源。之後,成為一個帶有許多資源的文化象徵場域,台灣的夜市也逐漸被觀光市場背後更大的政治勢力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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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銳實力刺穿著全世界,但台灣特色卻是與地方派系合謀,將台灣的地方性竄編為大中華拼圖的一部分。
以台灣人最熱愛的夜市文化為例,夜市是台灣庶民文化的代表,當然是台灣的經典地方性之一。夜市無分大小,散布在台灣每一個生活圈,無論鄉村或都市,都是下班、餐後的休閒好去處。雖然夜市可以說是台灣很普遍的生活方式,但其相關研究並不多,其中最著名的當屬人類學者余舜德,他認為,夜市不僅是台灣人民的夜間公共休閒活動,也是聚落的網絡節點,更是一種凝聚社區意識的認同空間。
在余舜德的敘述下,1990年代的夜市儼然是台灣人的道德共同體:夜市是日常與慶典之外的異質空間,其中各式元素交融出一種社群共感,此精神意識有其物質基礎,由各個聚落的網絡節點形成,這讓社群共同體的共感不僅僅是共同享用食物,更透過生活用品的生產與消費,將其流通範圍擴散於全台灣。夜市讓物的生產與消費在台灣共同體中流布,並且意外地發揮社群道德效果,包容了台灣曾經的經濟主體──製造業小頭家。
如今事過境遷,20年後的今日,中華帝國龐然崛起,中國因素強力發揮作用,上述余舜德提及的內銷主力輕工業,早已經完全外移至中國,夜市轉為流通中國的廉價商品,而在山林邊區情況變本加厲,不只夜市的產品來自中國,有時連顧客都來自中國,不知不覺間,夜市也被一條龍垂直整合,余舜德描繪的黃金年代共同體再不復見。
我們可以看到陸客團作為一個特殊的旅遊形式,由三方賽局形成:陸客的期待、業者的獲利以及中共的控管,其運作在日常生活中影響了在地學生與居民。關鍵原因在於陸客的集體移動以及沿途的地景政治,都是沿著帝國之眼的凝視依序展開。地景政治的型塑與主政者的政治意志絕對相關。
https://www.twreporter.org/a/bookreview-the-human-conditions-of-taiwans-sovereignty?fbclid=IwAR0Ob6NEEgK2mMWfiS9EdSYlh50xyNZ2iFuoj0o7b-CZARbVBRp9j_Z0W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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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敘事裡,那些不應被忽略的戰爭隱喻】
這是小編前些天在微信看到的一篇文章。
筆者觀察了武漢疫情以來,官方媒體上的「戰爭隱喻」。
算是解析這一種輿論手段吧。
感覺還滿有意思,分享給大家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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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敘事裡,那些不應被忽略的戰爭隱喻
「詞語有如掛鉤,能固定我們的思想觀念。」
——亨利·沃德·比徹
這些天,在許多媒體上,經常會出現這樣的新聞題目:「四個方面同向發力,打贏疫情防控的總體戰」、 「衝鋒,義無反顧!」 「大理徵用事件:防疫阻擊戰,決不能各自為戰」「打響疫情防控的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衝鋒」「人民戰爭」等等戰爭術語,在新聞報導中屢見不鮮。
針對這一現象,人們似乎還沒有進行過較多的分析和討論。這可能是因為,人們在閱讀新聞報導時,往往會更關注新聞事件本身,而忽視這些戰爭術語。或者說,人們已經司空見慣。
但是,戰爭術語的大量出現,其實是新聞敘事中戰爭隱喻泛化的一種表現。這是應該引起人們加以注意的。
原因在於,戰爭隱喻在新聞敘事中的泛化,事實上會使人們習慣於以一種敵我意識十分明確的戰爭思維,去錯誤地認知和理解非戰爭領域的社會現象或問題。比如說,將原本的災難看成一場戰爭,而非悲劇。認為結局只有勝敗,而沒有勝敗之外的其它選項。
一、戰爭隱喻是什麼?
戰爭隱喻,是指以真實的戰爭,類比非戰爭行為或事件。
作為一種在新聞敘事上出現的話語現象,戰爭隱喻則是指以戰爭術語,描寫各類非戰爭領域的新聞事件,賦予其以強烈的對抗性、緊迫性和修辭認知張力。
「四個方面同向發力,打贏疫情防控的總體戰」、 「衝鋒,義無反顧!」 「大理徵用事件:防疫阻擊戰,決不能各自為戰」「打響疫情防控的人民戰爭」……
這些話語,其實就是戰爭隱喻的典型代表。
這一類戰爭隱喻,當然不只是在這樣一種場合出現,也不只是今天才出現。只要認真觀察國內媒體的新聞報導,人們不難發現,戰爭隱喻,在新聞敘事中被廣泛地運用著。政府工作、經濟活動、體育比賽、醫療等等領域,都能看到,例如:
(1)在戰爭中學習戰爭 在游泳中學會游泳 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和疫情防控阻擊戰(常德日報,2020/02/11)
(2)中國經濟戰「疫」錄:經濟保衛戰全面打響 (中國新聞網2020/02/12)
(3)疫情如何影響中國軍團備戰奧運(環球網 2020/02/12)
(4)貴州省決戰決勝脫貧攻堅誓師大會引起黨員幹部強烈反響(新華網 2020-02-11)
(5)在疫情炮火中「誕生」 泰康同濟(武漢)醫院譜寫英雄讚歌(中國網醫療頻道 2020/02/08)
如果我們往回看三十年,那些我們所經歷過的重要事件,比如說1998年的大洪災,2003年的非典,以及2008年的汶川地震,國內媒體相關報導的新聞敘事,實際上也都運用了大量的戰爭隱喻。為了節省篇幅,這裡就不一一列舉了。
二、戰爭隱喻何以會在新聞敘事中泛化?
華中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的楊洋和董方峰,在《當代中國媒體話語中的戰爭隱喻現象研究》一文中,對戰爭隱喻泛化這一現象有進行過分析。他們認為,在當代中國話語中,戰爭隱喻泛化的原因有以下三點:認知動因、修辭動因、歷史文化動因。
第一,認知動因
喬治·考萊夫和馬克·詹森,是美國的兩位語言學家,兩人合著過《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一書。這本書被認為是認知語言學隱喻系統研究的開始。在書中,他們指出,隱喻不僅僅只是一種修辭手段,同時也是人類思維的基本形式,它直接參與人類的認知過程。
首都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陳嘉映老師,則在《論隱喻》一文中進一步指出,隱喻就是借用在語言層面上成形的經驗,對未成形的經驗作系統描述。通過隱喻,某些尚未定型的經驗,借助已經成形的經驗得到組織和表達。
對於許多人而言,戰爭是一個我們從小就十分熟悉的物件。比如各種抗日題材的電影電視劇,還有許多唱紅歌比賽,以及在學校所學的課本,乃至我們的國歌,其中就有著許多戰爭的話語。因此,新聞敘事運用戰爭隱喻,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能讓人更快速地認知某些暫時不太瞭解的新聞事件。
第二,修辭動因
戰爭所特有的緊急性質,決定了戰爭術語必須是精准和簡潔的,而不能像現在的政府通告那樣空洞冗長。另外,新聞敘事語言的相對匱乏,也會促使人們通過詞義泛化,來實現語言一定的動態平衡。因此,新聞敘事借用戰爭術語,既符合其對簡潔度的要求,也有助於豐富其語言形式。
第三,歷史文化動因
建國初期的領導人,多是軍旅出身,習慣於用戰爭術語部署和平時期的各項工作。而隨著大量軍隊幹部和軍人轉入地方工作,軍事用語也隨之被帶到了地方工作的「各條戰線」。在近幾十年來的歷次搶險救災中,軍人往往也被命令參加,成為主要救援力量。這些因素,都促成了戰爭隱喻在新聞敘事中的泛化。
三、戰爭隱喻泛化,會產生哪些影響?
戰爭隱喻作為一種話語模式,其在新聞敘事中的泛化,產生的影響是多方面的。積極方面的影響有:1、便於人們認知新事物;2、滿足新聞敘事對語言簡潔的要求;3、能將人們共同置於一種緊張的境地,以便齊心協力應對困難。
但是,它也會使人們習慣於以一種敵我意識極為明確的戰爭思維,去理解非戰爭領域的社會現象或問題。
比如說,在各地的防疫宣傳標語中,也能看到「湖北回來的都是定時炸彈」「今年過年不串門,來串門的是敵人,敵人來了不開門」 「發燒不說的人,都是潛伏在群眾中的階級敵人」這一類的標語。
人們製作這些標語的初衷雖然是好的,但實際上是一種戰爭思維在起作用。來串門的就一定是敵人嗎?就不能是有急事的人?發燒不說,就一定是階級敵人,而不是另有隱情?比如說,或是因為恐懼?或是因為擔心被隔離而無法照顧家人之類?
普魯士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認為,戰爭就是一種強制性的行動,讓敵人屈從,並為我們的意志服務。戰爭思維的要點,其實就是明確劃分敵我意識,集中一切力量消滅敵人。就像毛澤東曾經所說的: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
但是,這些新聞敘事所陳述的物件,大多並非真實的戰爭,也不是革命。這些物件,可能只是一項政府工作或經濟活動,一次體育競技比賽或社會公共衛生事件,但戰爭所特有的那種生死對立的敵我意識,它們其實並不具備,最多只能說它們是有一定限度內的對抗性或緊迫性。
因此,楊洋和董方峰兩位作者指出:「當人們無意識中將戰爭話語作為動員武器時,戰爭思維就往往構成行為指導框架,使人們把他們的工作視作真正的戰爭,其終極目的就是採取任何手段消滅虛擬的敵人」,可能導致的後果就是:「戰爭隱喻客觀上會遮蔽思維,阻礙人們接近事物真相,並放大對抗性,在行為上可能導向不必要的暴力」。
習慣于用戰爭思維去理解事物的人,也往往會將歷史上的每一次災難,都視作戰爭,並認為結局只有勝利和失敗兩個選擇。而只要沒有被「打垮」,就是勝利:
但他們從不會去想:災難就是災難,每一次災難都是悲劇,沒有真正的勝利。
四、我們可以做什麼?
現代社會的一大特徵,就是新聞媒體控制著社會話語權。當新聞媒體開始選擇一種特定話語模式進行新聞敘事時,人們也往往會在潛移默化中,就接受了這種話語模式所承載的思維模式,並運用其去認知新聞事件。
因此,當我們在看新聞報導時,至少應該做到以下三點。
第一,對新聞敘事的語言保持高度的敏感。不管是哪一家新聞媒體,對其在新聞敘事中所運用的話語,尤其是戰爭隱喻,都應該時刻保持一種警惕,思考其背後所潛藏的思維模式究竟是什麼。
第二,多管道搜集資訊對比新聞報導。新聞是建構出來的,同樣的事件,在不同的媒體的新聞敘事中,會呈現不同的形態,有時甚至會截然相反。因此,長期只接收同一類新聞源,可能使你只會用一種思維模式去理解世界。比如說,你十年如一日地只看《環球時報》,那你對中美關係的認知,很可能也就「美帝亡我之心始終不死」的境界。
第三,關心他人的遭遇,始終保持一份同情的理解。不要熱衷於「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這樣毫無根據的話語,而應盡可能設身處地的去理解那些有著不幸遭遇的人。這不是政治正確,而是因為你我這樣的人,大多數也只是被時代所玩弄的普通人。
就像作家方方所說的那樣:時代的一粒灰,落在個人頭上,就是一座山。
文章出處:公眾號「1號檔案館」
作者:伯羅奔尼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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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進步,但不要原地踏步,更不要倒退。重溫哈維爾1990年1月1日的新年講話:
//親愛的同胞們,四十年來每到這一天,你們都會從我的前任者口中聽到一個大同小異的主題:我們的國家怎樣蓬勃發展,我們怎樣生產了數百萬噸的鋼鐵,我們所有人怎樣高興,我們怎樣信任政府,以及我們面前怎樣擺住一條光明前路。
我估你們不會要我在這個辦公室——依樣——向你們說謊。
我們的國家並不繁榮。當我們缺乏一些必需品,整個工業的生產線卻製造一堆沒人需要的東西。一個自稱工人國家的國家,卻在羞辱和剝削工人……一個曾以教育水平自豪的國家,卻在教育上吝嗇,以至於世界排名跌至72。我們污染了祖先遺贈給我們的土壤、河流和森林,成人死亡率比其他大多數歐洲國家更早要高……
請容我講講個人觀察。我最近飛往布拉迪斯拉發時,在討論期間抽出一些時間往飛機窗外看,看到了斯洛伐克化學工廠的工業園區後面是巨大的住宅區。這種觀點足以讓我理解,幾十年來,我們的政治家和領導人一直不願或沒有從自己的飛機窗外望出去,沒有統計研究可以比得上它使我更快更好地了解我們所處的情況。
但這些並不是主要問題。最糟糕的是,我們生活在受污染的道德環境。道德使我們感到不適,因為我們慣於說出與違背內心想法的說話。我們學會不相信任何東西,彼此漠視,只關心自己。諸如愛情、友誼、同情、謙卑、寬恕之類的概念已失去了深度和廣度。對許多人而言,它們僅代表心理特徵,或者像遠古時代不合時宜的要求,在電腦和宇飛船時代顯得可笑。只有少數人能大聲喊叫:不應擁有無所不能的力量,那些優質農場應該將它們的產品送到學校、兒童的家和醫院。
先前的政權以其傲慢和不寬容的意識形態武裝起來,使人淪為生產力量,淪為與生俱內的生產工具……它使有才和自立的人淪為一粒粒嵌在巨大、嘈雜和發臭的機器之中的螺絲,機器的真正目的卻無人清楚。它只能運作得很慢,並使其自身及所有螺母和螺栓無休止地磨損。
當我講到被污染的道德環境,所講的其實是我們所有人。我們所有人都已經習慣了極權制度,並將其視為生活中不可改變的事實,因此我們有份幫助令它得以延續。換句話說,我們每一個自然在某程度上都對極權機器的運作有責。我們誰都不是受害者,我們共同創造了它。
我為什麼要這樣說呢?將過去四十年的悲慘遺禍理解為某種遙遠異邦強加於我的東西,這是很不合理的。相反,我們必須將這種遺禍視為我們對自己犯下的罪行。如果我們肯認,便會諒解這是我們所有人的責任,而我們自己也要為此採取行動。我們不能將一切都歸咎於先前的統治者,不僅因為這是不真實的,而且因為它會削弱我們每個人今天所肩負的義務:即獨立、自由、合理和迅速行動的義務。讓我們不要誤會:世界上最好的政、最好的議會和最好的總統不能靠自己成功,期望僅從他們那裡獲得施救是錯誤的。
如果我們意識到這一點,那麼籠罩新捷克斯洛伐克民主的所有恐怖將不再顯得如此可怕。如果我們意識到這一點,希望將重返我們的內心。
為了共同糾正關切的問題,我們其實有所依。最近一段時間,尤其是和平革命的最後六個星期,我們已示出巨大的人本、道德和精神潛力,以及掩蓋在強迫性冷漠下在社會中沉睡的公民文化。每當有人斷然宣稱我們是這個或那個時,我總是反對將社會視為一種極神秘的怪物,單純只信它的表面。我很高興沒有搞錯,世界各地的人都想知道捷克斯洛伐克那些溫柔、屈辱、抱懷疑態度和看似憤世嫉俗的公民,在哪裡找到了奇妙力量,僅以幾週之久,以體面的和平方式擺脫了極權主義的鎖。讓我們去問:對另一種制度無知的年輕人,在哪裡得到了對真理的渴望、對自由思想的熱愛、他們的政治思想、他們的公民勇氣和公民的審慎?他們的父母——被認為迷路的那一代——怎麼加入他們的行列?如此多的人如何不需任何建議和指示,立即知道該怎麼去做?到底是甚麼回事?
我認為,使我們目前的狀況充滿希望的主要原因有兩個。首先,人永遠不是外部世界的產物;他們還能夠將自己與更高級的事物聯繫起來,但是外部世界試圖系統地殺死他們的這種能力。其次,人文和民主的傳統雖在我們民族和少數族裔無意識沉睡,卻在閒聊間不顯眼地從一代傳給一代,因此我們每個人都可以發現它,在對的時候做對的事。
但是,我們必須為我們目前的自由付出代價。1950年代,許多公民在監獄中喪生,許多人被處決,數千人的生命被摧毀,數十萬名人才被迫離開國家。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捍衛我們國家榮譽的人,那些反抗極權統治的人,及那些僅僅設法保留自己並自由思考的人都遭到了迫害。我們不應忘記以某種方式為我們現在的自由付出代價的任何人。獨立法院應公正地審視那些迫害者是否有罪,讓我們最近時代的真相得以充分揭示。
我們還必須牢記,其他國家為他們目前的自由付出了更高的代價,而間接他們也為我們的自由付出了代價。別忘了在匈牙利、波蘭、德國以及最近在羅馬尼亞以如此恐怖的方式流淌的鮮血河水,以及蘇聯國家流淌的鮮血之海。首先,因為所有人類的苦難都與其他所有人息息相關。但是,除此之外,也不要忘記他們,因為正是這些巨大的犧牲構成了當今自由的悲慘背景或蘇聯集團國家的逐漸解放,從而形成了我們自己新獲得的自由的背景。沒有蘇聯、波蘭、匈牙利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變化,在我們國家發生的事情幾乎不會發生。
我們享有最佳的國際條件,這一事實並不意味著在最近幾周有任何人直接幫助我們。實際上,經過數百年,我們兩國都在不依靠更強大的國家或強國的幫助下揚起了自己的頭。在我看來,這構成了當下的重大道德資產。這一時刻本身就是希望,將來我們將不再遭受那些必須始終對某人表達謝意的痛苦。現在僅取決於我們是否會實現這一希望,以及我們是否會以歷史新的方式喚醒我們的公民、民族和政治自信心。
自信不是驕傲。恰恰相反:從最好的意義上說,只有一個自信的人或國家才能聽取他人意見,將他們平等地看待,寬恕敵人並悔改自己。讓我們嘗試將這種自信引入社區的生活中,並作為國家,引入我們在國際舞台的行為上。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恢復我們的自尊和相互尊重,以及對其他國家的尊重。
我們的國家永遠不應再是任何人的附屬物或可憐的親戚。的確,我們必須接受他人的經驗並向他人學習,但我們將來必須作為他們平等的伙伴,也要有所作為,做到這一點。
我們的第一任總統寫道:「耶穌,不是凱撒。」在這方面,他跟隨我們的哲學家切爾基克和科門斯克。我敢說,我們甚至有機會進一步傳播這一思想,並將新的元素引入歐洲和全球政治。如果那是我們想要的,我們的國家現在可以永久地散發出愛、理解、精神和思想的力量。正是這種光輝,我們可以作為對國際政治的特殊貢獻。
馬薩里克將政治建基於道德。讓我們在新時代以新的方式嘗試恢復這種政治理念。讓我們告訴我們自己和其他人,政治應該渴望為群體幸福作出貢獻,而非一種欺騙或強姦群體的需要。讓我們告訴我們自己和其他人,政治不僅是可能性的藝術,尤其是「可能性」會包括投機、計算、陰謀、秘密交易和務實操作,但它同時可以是一種改進我們和世界的藝術。
我們是一個小國,曾經是歐洲的精神薈萃點。我們為什麼不能再次成為它?
我們自家的黑手黨可能一直都在周圍,有時甚至會使水變得渾濁,但那些黑手黨卻不從飛機窗向外張望,他們吃的是特供的豬,但他們不再是我們的主要敵人。更重要的是,我們的主要敵人是任何國際黑手黨。今天,我們的主要敵人是我們自己的壞特不在意共同利益、虛榮心、個人野心、自私和競爭。在這一領域中,必須鬥爭。
我們前面有自由選舉和競選活動。讓我們不要讓這場鬥爭弄髒我們這場溫和革命的潔淨面孔。讓我們不要因為陷入糾紛奪權的叢林而迅速地失去了我們迅速贏得的世界同情。讓我們不要讓為慾望服務,在為公共利益服務的莊嚴服裝下再次綻放。現在,哪個黨派、政黨或團體在選舉中勝出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無論政治上的隸屬關係如何,無論是在道德、公民、政治還是專業方面,獲勝者都是我們中最好的。我們國家未來的政策和威望將取決於我們選擇的人物,選出我們的代表機構。
我親愛的同胞們!
三天前,由於您的訴求,我通過聯邦議會代表轉述了共和國總統的職責。您有權期望我警醒自己擔任總統前要看的任務。
首先是盡我的力量和影響力,確保我們很快在自由選舉中投票,確保通往這個歷史性里程碑的道路將是端莊與和平。
我的第二項任務是確保我們在選舉中作為兩個自治國家,尊重彼此的利益,民族認同,宗教傳統和象徵。作為一名捷克總統,向與他親近的斯洛伐克總統宣誓就職,在經歷了斯洛伐克過去的痛苦經歷之後,我感到有特殊的義務,即確保斯洛伐克民族的所有利益都得到尊重,受到尊敬,將來絕不會禁止任何國家機關,包括最高的機關。
我的第三個任務是支持一切將使我們的孩子,老人,婦女,病人,病人,勤勞的勞動者,少數民族以及所有因任何原因而變得更好的東西。優質食品或醫院不再是特權;必須滿足最需要它們的人。
作為武裝部隊最高統帥,我想保證,我們國家的防禦能力將不再被任何人用作阻礙勇敢的和平倡議,減少兵役,建立替代性兵役,以及軍事生活的人性化。
在我們國家,有許多囚犯儘管犯了嚴重罪行並受到了懲罰,但儘管有些調查人員、法官和辯護律師表示敬業,但他們不得不服從於墮落的司法程序,剝削囚犯的權利。他們現在生活在監獄中,這些監獄沒有努力喚醒每個人所擁有的更好品質,而是羞辱他們,在身心上摧毀他們。有鑑於此,我決定宣布一項相對廣泛的大赦。同時,我呼籲囚犯明白處理四十年來不公正的審判和監禁不能一蹴而就,並明白變更仍然需要時間來實施。通過反叛,囚犯既無助於社會,也無助於自己。我還呼籲公眾不要恐懼釋囚釋,不要使他們生活困難,讓他們回到我們中間後,以基督教的精神幫助他們,在體內發現監獄中找不到的東西:悔改的能力和可敬地生活的慾望。
我的光榮任務是加強我們國家在世界上的權威。如果其他國家尊重我們的理解、寬容和對和平的熱愛,我將感到高興。如果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和西藏的達賴喇嘛能夠在選舉之前訪問中國,只要一天,我將感到高興。如果我們與所有國家的友好關係得到加強,我將感到高興。如果我們在選舉前成功與梵蒂岡和以色列建立外交關係,我將感到高興。我還想通過短暫訪問我們的近鄰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和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來為和平作出貢獻。我也不會忘記我們的其他鄰國——兄弟般的波蘭以及越來越緊密的匈牙利和奧地利國家。
最後,我想說的是,我想成為一個少說話,多工作的總統。成為一個總統,他不僅要從飛機的窗戶向外張望,而且首先,最重要的是,他將永遠出現在他的同胞中間,並認真聽取他們的意見。
您可能會問我夢寐以求的共和國是甚麼。讓我回答你:我夢想一個獨立自由民主共和國,一個經濟繁榮但社會公正的共和國,簡而言之,一個人本的共和國,服侍人人,令人人寄望以服侍回饋它。作為一個俱圓人的共和國,如果沒有這一種人,就不可能解決任何問題,無論是人類、經濟、生態、社會還是政治的。
我最傑出的前輩們以捷克偉大的教育家科門斯克的語錄作為開幕詞。請允許我以我自己對同一句話來結束我的第一年講話:
人民,您的政府已歸還於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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