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閲讀:如果丘吉爾領導當下的美國,美國能避免衰落嗎?》
Niall Furgeson /英國歷史學家,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 原文刊載於英國《經濟學人雜誌》8/21
當美國於一片混亂中撤離阿富汗時,它的衰落令人回想起一個世紀前大英帝國的殞落。
一位歷史學家警告:阿富汗只是開始,未來可能會因此導致更大的衝突。
「許多人仍沈浸在無知之中……而他們的領導人為了獲取選票,不敢點醒他們。」
在《集結風暴》(即丘吉爾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的第一卷)一書中,丘吉爾如此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者:英國。
他痛苦地回憶:「拒絕面對令人不愉快的問題,渴求人民的擁護和選舉勝利,不顧國家的重大利益。」
美國讀者看著他們的政府「丟臉的」離開阿富汗,聽著拜登總統緊張而努力地為他造成的不光彩撤離辯護,可能會發現:丘吉爾戰前針對英國的批評,有一些會令他們心裡不舒服、但卻似曾相識。
借用耶魯大學的歷史學家Paul Kennedy 的一句話,當時英國的精神狀態是整個國家的疲憊和「帝國過度擴張」的產物。
自1914年以來,英國經歷了一次世界大戰和1929年大蕭條,並且在1918至1919年經歷可怕的大流行病——西班牙流感。
財政被堆積如山的債務,壓得喘不過氣來。
儘管英國仍然是全球主要貨幣發行國,但在貨幣方面,它已經不再是當年無可匹敵的角色。高度不平等的英國社會,促使左派政治家要求即使不實行徹底的社會主義,也要進行社會財富和權力的重新分配。
一部分知識分子在這方面走得更遠,他們選擇擁護共產主義甚或法西斯主義。
與此同時,凝固而無法變通的統治階層,傾向於忽略不斷惡化的國際形勢。英國的全球主導地位在歐洲、亞洲和中東都受到威脅。集體安全體系——當時建立在國際聯盟的基礎上,它是1920年戰後和平解決方案成立的國際組織,也正在崩潰,只留下了一個鬆散的聯盟,勉強補足業已離散的帝國影響力。
但結果卻是另一場更大的災難式的失敗:英國人既沒有認識到極權主義威脅規模之大,也沒有積累出阻嚇獨裁者的手段。
英國的教訓,是否有助於我們理解當下美國權力的未來?
美國人更喜歡從美國自己的歷史中吸取教訓,他們很少從他國歷史,看待世界。但將美國與上一任大英帝國的全球霸主對比,或許會為我們帶來更多啓發。因為今天的美國與戰時的英國,在許多方面都很相似。
與任何歷史類比一樣,這樣的類比當然也有缺陷。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統治了廣闊的殖民地和其他附屬國,今天的美國卻沒有相同的統治區域。
這一點使得美國人在自我認知上認為美國並非一個帝國,即使他們的士兵和公民在阿富汗駐紮了20年才撤退:他們依舊如此認為。
儘管美國的新冠病毒死亡率很高,但也並沒有嚴重到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經歷的那種受創傷的程度。當時英國有大量的年輕人被流感屠殺(近90萬人死亡,15至49歲的男性中,佔了大約6%,至少170萬感染者)。美國如今面臨的威脅也不像納粹德國對英國造成的威脅那樣明顯而迫切。
不過,某些相似之處還是很驚人,而且這兩個國家在阿富汗強行建立自己相信的價值秩序,都相繼失敗了。
早在1930年2月,在「過早的」現代化改革引發了一場叛亂之後,《經濟學人》雜誌已指出:「很明顯,阿富汗不會採用西方的東西。」
近幾十年來,預測美國衰落的書和文章已經太多了,以至於「衰落主義」已經成為一種陳腔濫調。
但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和50年代之間的經歷提醒我們,還有比溫和的、漸進式的衰退更糟糕的命運。
《以金錢為導向的價值觀》
我們從堆積如山的債務開始談起。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的公共債務從1918年佔GDP的109%,上升到1934年略低於200%。而美國的聯邦債務與英國雖有所不同,但在規模上是可以比較的。如今她的債務達到國內生產總值GDP近110%,甚至高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久前一個高峰。
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估計,到2051年,它可能超過200%。
當今的美國與大約一個世紀前的英國有一個重要區別,美國聯邦債務的平均期限相當短(65個月),而英國超過40%的公共債務採取的是永久債券或年金的形式。這意味著,今天的美國債務對利率的變化,要比當初的英國危險且敏感得多。
另一個關鍵差異是財政和貨幣理論的巨大轉變,這很大程度上正是凱恩斯對英國戰時政策的建議。
1925年,英國決定以戰前過高的價格將英鎊回歸金本位,這使英國陷入了長達八年的通貨緊縮。工會權力的增加意味著大蕭條期間,工資的削減落後於物價的削減,這導致了就業機會減少。
在1932年的低谷期,英國失業率為15%。然而,英國的大蕭條主要還是因為英國在1931年放棄了金本位制,這使得貨幣政策得以放寬。實際利率的下降意味著償債負擔的減輕,為英國財政創造了新的迴旋餘地。
在未來幾年,美國似乎不太可能出現這種償債成本的下降。以美國前任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mers為首的經濟學家預測,當前美國的財政和貨政策,將導致通貨膨脹的危險。
英國的實際利率在20世紀30年代普遍下降,而美國的實際利率預計將從2027年開始轉為正數,並穩步上升,到本世紀中期達到2.5%。當然對利率上升的預測,往往是錯誤的,而且美國聯準不急於收緊貨幣政策。但是,如果利率真的上升,美國的債務將需要更多的成本來償還,擠壓聯邦預算的其他支出,特別是國防等可容易調整的支出。
這將問題的關鍵,擺在我們面前了。
丘吉爾在20世紀30年代最關心的問題是:政府在拖延時間——這是英國綏靖政策的基本原理——而不是積極地重新武裝英國軍隊,以應對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帝國主義政府越來越多的侵略行為。丘吉爾反對英國綏靖主義者另一個關鍵論點是,財政和經濟方面的限制——特別是管理一個覆蓋斐濟、岡比亞、圭亞那、溫哥華的帝國,其高額成本使得快速重新武裝英國,變得不再可能。
稱美國今天面臨著類似的威脅——不僅是來自中國,還有來自俄羅斯、伊朗和朝鮮的威脅——這可能顯得異想天開。
然而,僅僅是這一事實,就說明問題所在。
大多數美國人,就像二戰之前的大多數英國人一樣,根本不想考慮在國家已有大量債務下,如何面對希特勒正在發動一場重大戰爭。
如今的美國也正在走向相同的道路。預計美國國防開支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將從2020年的3.4%下降到2031年的2.5%。
這會引起丘吉爾主義者的驚愕。他們也將會經歷相同的敵意和指責——如同當年譴責丘吉爾在煽動戰爭一樣。
《力量是相對的》
美國與其他國家相比的相對衰退,和當初的英國另一個相似點: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遜估計,到20世紀30年代,英國經濟產值不僅被美國(早在1872年)超越,而且還被德國(第一次在1898年,在經歷了災難性的戰爭、惡性通貨膨脹和不景氣的年代後,於1935年再次被超越)和蘇聯(1930年)超越。
大英帝國作為一個整體,其經濟規模比英國大,特別是如果把各殖民地包括在內的話,也許是其兩倍大。但美國的經濟規模更大,儘管大蕭條對美國的影響更嚴重,美國的經濟體量,仍然是英國的兩倍多。
今天的美國也面臨著類似的經濟產值相對下降的問題。按照購買力平價法,考慮許多中國國內商品的價格更低,中國GDP在2014年已趕上了美國。按當前美元計算,美國經濟體量仍然更大,但預計兩國的差距將會縮小。今年,中國的美元GDP會是美國的75%左右,到了2026年,則將達到89%。
中國給美國帶來的經濟挑戰比蘇聯曾經帶來的更大。這不是什麼秘密,因為蘇聯的經濟規模在冷戰期間從未超過美國的44%。
在許多運用於國家安全應用的技術領域,從人工智能到量子計算,中國正在努力追趕美國,這也不是什麼機密消息了。中國領導人的雄心壯志也是眾所周知的。
這五年來,美國對中國政府的好感明顯轉變為負面。即便如此,公眾對於應對來自中國的軍事威脅也沒有多大的熱情。如果中國攻打台灣,大多數美國人可能會與英國首相張伯倫的觀點一致,他曾臭名昭地將德國在1938年分割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動描述為「遙遠國家的爭吵,而我們對爭吵的雙方都一無所知」。
在兩次大戰之間,英國態度軟弱的一個關鍵原因是知識分子對帝國的反抗,以及更普遍的對英國傳統價值觀的反抗。
丘吉爾厭惡地回憶起1933年牛津大學辯論社在辯論中提出的動議:「我們拒絕為國王和國家而戰」。他指出:「在英國,人們一般會對這樣一個插曲一笑置之,但在德國、俄羅斯、義大利和日本,他們會有英國已經變得腐朽墮落了的根深蒂固的想法,這種想法也動搖了許多人的盤算。」
當然,這也正是如今中國新一代「戰狼」外交官和民族主義知識分子對美國的看法。
納粹、法西斯和共產主義者都認為英國人對自己充滿了憎惡。「我甚至不知道大英帝國正在消亡,」喬治·奧威爾在他的文章《獵象記》中記錄了他作為殖民地警察的時光。沒有多少知識分子能有奧威爾這樣的洞見,認為英國仍然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許多人——不像奧威爾——他們選擇了信仰蘇聯共產主義,他們為西方國家的情報部門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與此同時,令人震驚的是,大量上流社會的貴族精英還被希特勒吸引。甚至《每日快報》的讀者,也樂於取笑而非讚頌大英帝國。
《帝國的終結》
美利堅帝國不像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有英聯邦自治領地、殖民地和受保護國,但它現在所處的國際主導地位,以及過度擴張帶來的代價,完全與大英帝國相似。
現在美國的左翼和右翼都習慣性地嘲笑或謾罵美國帝國主義的計劃。《國家》雜誌的記者湯姆·恩格爾哈特(Tom Engelhardt)幸災樂禍地說:「美利堅帝國正在崩潰。」
對於右翼來說,經濟學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譏諷地想像著「美利堅帝國的衰落會是什麼樣子」。:
與此同時,進步的非裔美國哲學家康奈爾·韋斯特(Cornel West)認為「‘黑人的命也是命’與反對美利堅帝國的抗爭殊途同歸」,還有兩位支持川普的共和黨人瑞安·詹姆斯·吉爾·杜斯基(Ryan James Gir dusky)和哈倫·希爾(Harlan Hill)認為最近的新冠疫情揭露了「美國其實穿著皇帝的新裝」。
右翼仍然捍衛著美利堅共和國建國的傳統:與此相反,「覺醒」的左翼則試圖將美國歷史改寫為充斥著奴隸制和種族隔離的血淚史。但政治光譜中的任何一方都沒有多少人渴望回到上世紀40年代開始,美國扮演全球霸權時代。
簡而言之,就像20世紀30年代的英國人一樣,21世紀20年代的美國人已不熱衷於帝國主義——中國的觀察人士注意到了這一現象,並對此津津樂道。
然而,帝國仍然存在。
美國幾乎沒有多少真正意義上的的殖民地:只有加勒比海的波多黎各和美屬維爾京群島、北太平洋的關島和北馬里亞納群島,以及南太平洋的美屬薩摩亞。按照英國人的標準,這些殖民地根本不值一提。然而,美國與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軍隊遍布全球,無處不在。美國的武裝部隊人員在150多個國家都有部署,駐外軍隊總人數約為20萬人。
承擔如此廣泛的全球責任並非易事。但是,要想擺脫他們同樣不容易。
英國人為此吃過苦頭,美國人則要吸取英國人的教訓。
拜登決定從阿富汗進行「最後的撤軍」被認為是不明智的,這說明了美國想要減少其在海外所承擔的責任,並不容易。
歐巴馬曾經也做出了類似的從伊拉克撤退的決定,並於2013年宣佈「美國不是世界警察」。
川普的「美國優先」(American First)原則只是同一種衝動的民粹主義的版本:他太渴望離開阿富汗,並以關稅取代「反恐支出」。
在阿富汗發生的撤軍災難完美的說明,想要放棄對全球的主導權,這個過程是不太可能和平度過的。不管用何種措辭,宣佈放棄這場歷時最長的戰爭,就是承認失敗。
這不僅僅對塔利班,是他們的勝利。
中國也在密切關注,畢竟中國與阿富汗也有一段狹小的接壤土地。俄羅斯也在幸災樂禍的作壁上觀。
就在歐巴馬宣佈放棄做世界警察的幾個月後,俄羅斯立刻就對烏克蘭和敘利亞進行了軍事干預。
這並非巧合。
拜登相信美國可以像之前從越南撤軍、擺脫越南這個泥淖一樣從阿富汗撤軍。
越戰是段不光彩的歷史,美國在越南受到的屈辱確實產生了後果。它為蘇聯及其盟國以可趁之機,在其他地方製造了麻煩——包括非洲南部和東部、中美洲以及蘇聯於1979年入侵了阿富汗。
於是我們可以推論在喀布爾重演西貢當年的淪陷,未來也將產生類似的不良影響。
即便新保守主義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後抬頭,狂妄自大到了頂峰的時候,美利堅帝國的終結也不難預見。
我在《巨人:美利堅帝國的興衰》一書中首次提出,當時美國的全球地位至少存在四個根本性的弱點:一是人力赤字(很少有美國人願意在像阿富汗和伊拉克這樣的地方長時間工作);二是財政赤字(見上文);三是關注度不夠(選民在大約四年後就對任何大規模干預失去了興趣);四是歷史視角的缺失(決策者不願從前任那裡汲取經驗教訓,更不願意從其他國家吸取經驗教訓)。
但是曾經的大英帝國從來沒有這些事件。
另一個不同之處在於——這比財政赤字要深刻得多——是美國的負國際投資(NIIP),它佔GDP的比例是-70 %。
負的國際投資本質上意味著外國人對美國資產的所有權,超過了美國人對外國資產的所有權。相比之下,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儘管有大量的海外資產被清算以資助一次世界大戰,但它仍然有著龐大的正國際投資。從1922年到1936年,它一直保持在GDP的100%以上:到1947年才下降到3%。
拋售剩餘的帝國白銀(準確的說,是迫使英國投資者拋售海外資產,交出美元)是英國為二戰買單的一種方式。
但是美國作為一個債務大國,並沒有與之對等的儲備金。只有通過更多的公債出售給外國人,美國才能負擔得起維持其世界霸主地位的成本。
這對於維持其超級大國的地位而言,實在太不穩定了。
《丘吉爾:「我當首相不是為了主持大英帝國的葬禮」》
丘吉爾在《集結風暴》中的論點並不是在借德國、義大利和日本的崛起這一不可阻擋的進程來譴責英國的衰落。相反,他堅持認為,如果西方民主國家在1930年代早些時候採取更果斷的行動,戰爭本來可以避免。
當小羅斯福總統問丘吉爾這場戰爭應該叫什麼時,丘吉爾立刻回答說:「不必要的戰爭。」
同樣的道理,中國的崛起也並非不可阻擋,更不用說俄羅斯了。從朝鮮到委內瑞拉,所有與他們結盟的小國都是經濟上的弱國。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速度比預期的還要快,勞動力正在萎縮。
居高不下的公營及私營部門債務正在拖累經濟增長。它也可能在氣候危機中,首當其衝,因為它無法輕易改掉依賴煤炭,作為工業能源的現象。
然而,一系列事件的發展又很容易導致另一場不必要的戰爭。
最有可能是在台灣問題上爆發。
中國要統一台灣,而美國模糊地承諾要防禦中國——隨著東亞地區軍事力量平衡的轉變,這種承諾越來越缺乏可信度。
美國航母越來越難招架中國的東風-21D等反艦彈道導彈,而這還只是美國國防部無法解決的問題之一。
如果美國的威懾失敗,習近平發動突然襲擊,美國將面臨更嚴峻的選擇,要不然打一場漫長而艱苦的戰爭——就像英國在1914年和1939年所做的那樣——要不然就像1956年蘇伊士運河事件那樣,直接認輸。
丘吉爾說他寫《集結風暴》是為了表明:
邪惡者的惡意如何因善良者的軟弱而愈發猖狂;民主國家的結構和習慣為何——除非與更大的有機體結合在一起——會缺乏為卑微大眾提供安全感的毅力和信念;甚至在自我保護的問題上……謹慎和克制的忠告反而會帶來致命的危險……以及因為渴望安全和平靜的生活,而採取的中庸之道,可能會直接導向災難的中心。
他用一句精辟的格言作為這卷書的結束語:「事實勝於幻想。」
近年來,美國領導人過度熱衷於幻想了,譬如小布希領導下新保守主義者「全面統治」的幻想,還有川普想像出的美國「大屠殺」的黑暗噩夢。
隨著另一場集結風暴的到來,也許是時候面對現實了。
丘吉爾看透了這一點:帝國的終結很難不伴隨著陣痛。
——圖片:美國運輸機撤離阿富汗難民、美國最後離開的軍事領袖、拜登在白宮發表演說
利率期限結構理論 在 Eddie Tam 譚新強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香港人如何面對2047問題
近日香港社運終有點偃旗息鼓的迹象,整個社會都非常疲倦,真的需要休息了!林鄭犯下彌天大錯,但明顯因中央仍未批准辭職而被迫做下去。她開始嘗試派糖,建立所謂對話平台,在十月的施政報告中,必有更多紓緩民生問題的措施。如能改善民生,尤其房屋(需時甚長),當然是好事,但抱歉,對解決今次社運的核心政治問題,幫助甚微。
香港是個19世紀,兩次鴉片戰爭,歷史遺留下來的畸胎,亦正因如此,香港才這麼獨特、迷人,和具有價值。但既然DNA是畸形的,怎可能成長為一個完全「正常」的社會(當然沒有絕對定義) ?
上周已敍述過1980年代初的故事,香港開始擔心九七問題,出現移民潮,社會和金融市場漸趨不穩定,港元兌美元滙率由5.6跌至9.6,後來推出聯繫滙率,才穩定下來。政制方面,更需等到鄧小平先生推出「一國兩制」,得到50年不變的承諾,香港人才放心,更開始大量投資到內地,建設祖國。所以我認為「一國兩制」,其實是為九七前,而並非九七後所設計的。回歸後第二天,即碰到亞洲金融風暴,衰足6年,到SARS後才開始復蘇,即使不是「一國兩制」的錯,但最少可說「腳頭」非常差。
兩個權宜之計 深種不穩禍根
上周也提過聯繫滙率和「一國兩制」,這兩個權宜之計,雖有效穩定上世紀80年代香港人的信心,但亦留下一大堆嚴重的後遺症,亦是現在香港再趨不穩定的禍根:
(1) 聯繫滙率有助穩定投資者信心,非常適合香港的開放式經濟,更對中國吸收外資非常有幫助。但由於過去35年,大部分時間中國的增長率和通脹都遠高於美國,而香港經濟跟內地的經濟愈來愈密切,本需要較高息口來壓抑通脹和更重要的地產泡沫,但在聯繫滙率機制下,貨幣政策早已「外判」給了美聯儲,息口從上世紀80年代初的15厘以上,跌至GFC(環球金融危機)後的零利率,再加3輪QE。結果就是全球最昂貴的樓價,和最不合人道的人均生活面積。
(2) 「一國兩制」的2047時限問題。自回歸後,香港已不再是英國羞恥地搶來的所謂borrowed place,但竟然奇怪地竟仍活在非常有限的borrowed time。即使當年英國租新界,年期都有99年,但「一國兩制」竟然只有50年,即僅現在香港人均壽命的60%左右,對現在才十來歲的年青人來看,怎可以不擔心?過短的時限設計,是個極奇怪和嚴重的漏洞,即使深圳作為一個經濟特區,都沒有限期,為何已變回中國永遠屬土的香港,仍需再次面對此「租約期滿」問題?
(3) 《基本法》奇怪地也似乎故意留下多處憲法上的重要空白,包括23條,和更重要,如何達到普選的方法?為何當年不索性訂下一套完善的選舉法,或最少說清楚一條路線圖和時間表?在任何地方,從來修憲都是一件極困難的事情。美國無法修憲控制槍械,就是個好例子。理論上,設計雙普選並非修憲,仍留在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框架內,但實際上只是完成廿多年前,仍未完成的立憲工作。
貨幣貶值戰 聯匯將成犧牲
解釋完憲制問題的歷史根由,再探討一下未來吧。
我對聯繫滙率的觀點,大家都應該清楚。知道它的壞處,在適當時間可以檢討,但在危急時刻,絕不可碰。聯繫滙率,簡直是穩定香港的最重要支柱之一,尤其在連法治都已嚴重受損的今天。
我從來不擔心Kyle Bass之類的三流外國勢力來衝擊聯繫滙率,即使索羅斯(一流)也不怕。我最怕的是人民幣的半主動/半被動貶值,如真的只是一次性微調還好,但如不幸成為長期政策,真的以貶值來打愈來愈全球化的貨幣戰,我就非常擔心聯繫滙率將成為這場戰役的犧牲品。這不會是一個單純的經濟決定,必將是綜合經濟、外交和內政考慮的複雜決定,包括為何繼續支持美元為國際儲備貨幣,和內地人對香港的看法。
如果你認同現在香港的情况有點類似上世紀80年代初,面對九七問題,人心惶惶,動盪要等到出了「一國兩制」計劃才可平復下來。那麼是否現在的社會動盪,即使短期稍為平息,但除非2047的期限問題,得到明確解答,長期不安仍無法解除,社會動盪的頻率和幅度,必將隨着時間而加密和加劇?
大家可能有點猶豫,現在距離2047年仍尚有28年,比上世紀80年代初相對1997的時間點為早,是否太早杞人憂天?今次危機的導火線當然是反修例,因元朗事件而變為反警察暴力。但歸根究柢,最重要訴求就是真普選,亦認為有了真普選,才能保障其他權利。
但試想一下,如未能解決2047年這個期限問題,即使在3年後的下一屆特首選舉前,爭取到某形式的普選,有多大意義?還記得1997年前,英治年代最後一屆立法局選舉?彭定康取消功能組別,全部議席變為直選,遭中方指摘為故意搞局,結果「直通車」通不了,回歸後,馬上解散立法會,需要重新再舉行選舉,連功能組別制度都起死回生,一直沿用至今。我仍然主張先重啟普選立法會的討論,因為明年已到選舉,亦應較少爭議性,但或需要修改831框架。
所以即使能夠落實任何形式的普選制度,但如沒有能夠成功穿越2047年的擔保,結果也是徒然。如得到的只是短暫限於2047年前的普選制度,之後徹底取消一國兩制,更必令人失望和不滿。
所以這個看似仍有點遙遠的2047問題,最好能在不久將來內得到解決。如未能做到,恐怕社會動盪,不會完全平息,甚至愈來愈差。
3條出路 港獨危險難行
香港大概有3條政制出路,但機會並非均等。
(1) 不忌諱,少數極端分子其實是在追求「港獨」,成功機會絕對是零,亦當然極度危險。撇開民族大義,連食物和水源等實際問題都不講,只用兩段英治年代歷史來證明此舉的危險和不可行性。
1941年10月,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英國首相邱吉爾,雖很早在內閣會議上已承認軍事上,香港是無法抵禦日本侵略,但仍殘忍地增派兩營加拿大兵來港,近2000人。結果到了12月8日,即偷襲珍珠港的翌日,日軍果然從深圳發動攻勢南下,不到兩日已佔領新界九龍,但港島仍堅守至聖誕節才投降。聽過不少長輩講這場慘烈港島防衛戰的故事,缺食水和糧食,更遭不停炮轟。英勇的加拿大軍死傷慘重,近300名戰死,其後再有200多名死在集中營,他們都葬在赤柱軍人墳場。
第二個例證是1980年代初的中英談判,英方從未認真考慮過保留從《南京條約》得來應為永久割讓的香港島,和經《北京條約》得到的界限街以南九龍半島,因為他們知道香港仍是個無法防禦的地方。從1949年起,新中國早已否定清廷簽下的所有不平等條約,但實際上仍尊重英國在香港的管治權。結果是等到了1997年新界租約期滿時,就收回整個香港。
有少數人更妙想天開,希望美國插手香港。但可以告訴大家,表面上不少美國政客針對中國,但私底下,我接觸過的美國高官和政客當中,不少都和中國有不錯關係,甚至金錢來往。
隨便舉兩個例子,昨天說美國應跟香港人站在一起,對抗北京的參議院共和黨大多數領袖Mitch McConnell,他是靠老婆運輸部長趙小蘭發達的,大量選舉經費亦來自老婆外家。早前,《紐約時報》曾作深入調查報道,披露趙小蘭爸爸,船運大亨趙錫成的大部分資金來自中國的銀行,業務亦以中國為主,他更是某前領導人的同窗兼好友。 美國前副總統Joe Biden,他兒子的私募基金,從2013年至今已接受了超過15億美元的中國資金。
我更求神拜佛,特朗普千萬不可插手香港。兩星期前,他在接見巴基斯坦總理Imran Khan時,隨口說他願意充當巴基斯坦跟印度在Kashmir(克什米爾)邊境問題上的調停人。印度總理Modi認為此舉為干預內政,即時取消整個Kashmir實行了70年的一國兩制(Article 370),拘留所有政府高官,執行軍事戒嚴。同樣,如特朗普干預香港事務,只會令到情况更差,主權遠比貿易重要。
(2) 有些人希望大致上不變形,不走樣,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一國兩制」可獲得續約,因為2047年的時限實在太短。當年鄧小平也口頭上答應過如有需要,可給予更多時間,但可惜沒有寫下來。在現今情况,我認為以同樣條件來「續約」的可能性不太大,且機會肯定因近月事件而降低不少。
首先既然香港已回歸22年,竟仍可活在borrowed time之下已相當奇怪,為何中央會讓這歷史遺留下來的畸形情况再延續下去。有朋友妙想天開,問有沒有可能,香港人以交稅來交換「續約」?中央絕不缺錢,根本不可能動之以財。且看丹麥,也絕不會考慮特朗普神經的Greenland(格陵蘭)收購建議!
除非香港能證明繼續實行「一國兩制」,對祖國和香港,都是個無可替代的雙贏局面。要不然,為何會答應?但這是個雞蛋和雞的問題,如2047的期限問題沒法解決,香港就很難平靜下來,而愈動盪的香港,就愈對誰都沒有價值。
當年香港前途談判上,英國出賣了香港人,既不賦予居英權,談判團中亦沒有香港人(彭定康不算),但最少是一次對等,兩個主權國的談判。但如現在香港真的想跟中央談2047年的問題,由誰來充當香港代表呢?特首和主要官員都是由中央委任的。正如我上周指出,香港沒有共產黨支部,整個體制內,香港都沒有代表,更遑論中央最高層,與上海在每屆常委都必有代表的情况,截然不同。香港最多只有一些政協和人大代表,主要功能都只是諮詢。
(3) 除非中央另作闡述,法理上,到2047年7月1日,《基本法》到期,將變為一國一制。當然大灣區發展,除幫助發展區內經濟外,似乎也有為此作出準備的意思。硬件上問題不大,高鐵和港珠澳大橋都通車了。本來的4+9,近日的深圳先行示範區等計劃都已出台,作好幾手準備。也歡迎港人搬到大灣區,未來應可享受到與內地人一樣的待遇。
移民潮再現 北京將鼓勵新移民
在這次重大社運後,亦必有大量香港人選擇移民,近日美、加和澳洲等地移民政策已收緊,所以連馬來西亞、台灣、葡萄牙和希臘都變為熱門點。估計中央反將加速鼓勵內地人移居香港,彌補人口的流失。
簡單研究一下香港的人口國籍結構。約150萬為大陸出生的新移民,外傭約有40萬(沒有居留權,不公平)。其他行業的外國人約20萬(住滿7年有永久居留,投票和參選權)。再加上估計約有100萬香港人擁有美、加、澳、英等其他國藉。即剩下來土生土長,沒有其他國籍的香港人,約430萬,佔740萬人口不到60%。到2047年,這比例可能將跌至40%或更低。
一國一制的最大問題是到了2047年,誰都不知道到時中國的一制是怎樣的一回事。會否大概和現在一樣,比現在更開放,還是比現在更收緊?
其實完全一國一制也不容易,我相信仍需要一些例外。簡單如交通,香港開車是右軚的,與內地相反。普通法下的公司法、合同法和破產法等,也與內地法律非常不同(內地仍未有個人破產法,可能快出台),要完全改變也不容易。 但這些都是在一國大前提下的小例外,不能算一國兩制。
從前偶然會去寧波旅港同鄉會食飯(臭豆腐超好味),但一直覺得它的名字很有意思。相信這個會的創辦人,初頭因戰亂而逃到香港,本以為小住三兩年,就可以回到家鄉。但想不到一眨眼,已「旅港」七十載。
香港是個華洋混集的國際大都會,生於大時代的動盪,成長於難民潮的血淚史, 孕育無數商界傳奇故事。大家都推崇備至的香港精神,其實也包含一點「旅港」的過客心態,未必是壞事。
中環資產投資行政總裁
[譚新強 中環新譚]
利率期限結構理論 在 重點就在括號裡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所以,請你有機會的話,好好看看他們。當他們出書的時候,當他們在那小小的媒體版面擠來擠去的時候。
請你不要,不要,再等到下一個又怎麼了,你才開始上網去訂他們的書。」
#本篇禁止任何媒體以任何形式重述或轉載
好。我們就來談談「成為作家」這件事。
以下的話可能會很難聽、很直接,如果你很在意什麼「溫柔同理」,就請自己擔待著點。我現在沒什麼這種能量。
1.
「成為作家」的最低門檻是什麼?就是你印出一疊紙,上面掛你的名字。就這樣而已,不需要才華,不需要養成,不需要任何職前準備。只需要一點點錢。
但如果你想要比較正式的對待,你會需要找到一個出版社。這個出版社幫你印出一疊紙,上面掛你的名字。
這時候事情就會變得比較複雜。純粹就產業的角度來看,事實上發生的事情就是:出版社覺得你或你寫出來的東西值得投資(可以獲得名聲或利益上的回報),所以它願意負擔出書過程的所有費用——印刷、倉儲、行銷、人事、滯銷的風險,並且將它長期合作的通路與媒體資源投注在你或你寫的東西身上。
對於作者來說,有出版社願意幫忙出書,當然是比較好的選擇。你拿得到版稅,而且你的書也會得到比較好的對待。理論上,越大型的出版社,也越能在上述範疇裡提供優良的條件。
舉個例來說,如果一家出版社「本」比較厚,扛得住倉儲的損失,它可能就會願意第一刷就幫你印個兩、三千本。而財務狀況沒那麼厚的出版社,可能就不敢冒險,只能印個一、兩千本。這差異就足以影響最後的結果了:印的本數不夠多,就沒辦法鋪到每一間書店裡,惡性循環的結果是很多本來可能買的讀者就看不到你了;或者就算熱銷,庫存也會瞬間歸零,來不及鋪貨,白白浪費銷售的黃金時間。
2.
好,那提供了這些,出版社得到什麼?
書是這樣一種商品:平常毛利率超低,但要是賣超過一個量,後面的固定成本會完全消失,利潤會陡然拉高。
通常,一本書的成本控制,會以「第一刷」為單位。假設一本書300元,第一刷印了3000本,那就意味著這本書的所有成本、行銷費用和最初的毛利,加起來不會超過300*3000=900000。
所以你可以想見,如果這本書賣超過3000本,到了6000本或是9000本的時候,後面的利潤會是第一刷的好幾倍。因為所有固定成本,早在第一刷就攤完了。
在這個商業模型裡,出版社的目標就是每本書都至少賣完一刷。可以多賣的話就能賺錢。賣不完一刷的就是虧,那就要期望別本書賺錢來補。
可以這樣說:如果能夠保證暢銷的話,出版是一個可以賺蠻多的錢的生意。但這就是問題,沒人能「保證」哪本書暢銷,這個風險就是一切的問題所在。一個營運良好的出版社,就是可以好好平衡風險的出版社。
3.
有了以上的認知,你才能看得懂「要不要幫林奕含出書」這件事裡面的「在商言商」成份。(想要討論出書是否導致她的死亡的人,不管你支持哪邊,都給我滾。我今天沒有耐性跟低能的生物對話,絕對見一個鎖一個。)
寶瓶的思路是,它願意投注手上的資源進去(在業界不算最大,但也不算小了),但它沒有把握投進去了、光憑內容本身就可以賣到回本。所以,它想動用所有可能的打點——高強度的曝光,標籤式的話題行銷——,盤點所有可能的「資源」。(對,就是資源,你可以覺得我冷血,我不在乎。)
不同的出版社,有各自的「擅場」和生存法則。擅長不同的做法,也就會注意作者身上不同的「資源」。因為我是寶瓶的作者,我就明白說了:寶瓶最擅長的就是「操作人」,賦予作者鮮明的形象,然後用人來帶動書。
稍微想一下近幾年寶瓶最紅的幾本書就知道了。黃益中如此,林立青如此,羅毓嘉如此。
這也是一家擅長挖掘珍珠的出版社。因為它的生存方式就是以「人」為導向的。
當然,就如前所述,出版始終是一項高風險行為。沒人能保證每筆投資都成功的。就舉我自己的例子好了,我在那裡出了四本書,我有把握沒讓出版社虧到錢的,只有一本。但你還是可以在我身上看到一樣的操作模式——比如你可以查查,是什麼時候開始,我跟「戰神」這個我自己從來不提的關鍵字聯繫在一起的?
所以,回頭來看,你現在知道,為什麼林奕含「匿名出書」的提議,是不可能被寶瓶接受的了。
這大概就等於你要一家火鍋店不准賣熱食、一支職棒球隊不准拿球棒吧。
非但不可能接受,寶瓶還會很明確說出它的行銷會著力在哪些地方。再看一次,你就知道,那都是「操作人」的邏輯。
偏偏林奕含是沒辦法接受這些條件的。
雙方都不可能妥協,只有一個合理的結果,就是破局。
4.
從一開始這個組合就不可能成。那為什麼還要等到簽約後才知道?
(補註:我剛才得到消息,其實寶瓶與林從未簽約。也就是說,還在議約階段,討論到後續細節時,就已經決定中止合作了。這樣一來連解約的問題都沒有了,在此補充。(以下原段保留,僅供大家理解通常的流程))
原因很簡單,因為我們的出版流程比大家想像得粗糙、原始許多。
在大部份的狀況裡,作者把書稿投去出版社,出版社決定要不要出,幾乎只考慮書稿本身。而且這個考慮,還不見得是市場性的考慮,還會取決於審稿者的美學觀點。很多時候就是編輯喜歡,能不能賣是其次。
所以在許多流程裡,不是「做過市場評估了,所以簽下這本書」。而是「(因為審稿者喜歡,)簽下這本書了,所以我們來想辦法賣到市場上吧」。
雖然我沒有親眼看到,但我猜流程應該是:
a.林的書稿先說服了編輯。出版社與作者簽約。
b.負責這本書的編輯、業務、設計師、行銷企劃坐下來開會,規劃活動、特陳、媒體,定調文案、報品之類的細節。
c.在這一切決定後,會再跟作者開一次會,確定作者願意配合這些活動。
問題就卡在c.,寶瓶的做法,作者不願意配合。
寶瓶可以怎麼做呢?從最善良的:它可以修改行銷方案,直到作者願意配合為止。到最邪惡的:它可以有一百種拖延方式,讓你的約卡死在這裡,出不了書也跑不掉。(真的有這種活生生的例子,是誰就不說了。)
別忘了,簽約之後,權利義務是雙向的。不只是出版社有義務要出,作者也有義務在期限內供稿,並且不能把書稿給別人出。
所以當寶瓶發現c.卡住了,直接解約,這是善良的做法還是邪惡的做法?你可以自己想。
認為寶瓶應該無條件修改行銷方案,直到作者滿意為止的人,我建議你先去拿個九十萬進場玩玩。3000*300嘛。
5.
接下來可能有人會說,就算寶瓶擅長「操作人」,那它也不可以說「不操作這些點就一定會賣不好」來打擊林奕含啊。
是,游擊後來的優秀表現證明了,確實有不必「那樣操作人」,就可以讓這本書賣出好成績的方法。
但問題是當下有人會知道嗎?
寶瓶事前能夠知道「不這樣做還可以賣好」嗎?
游擊事前就能知道「不這樣做還可以賣好」嗎?
我想兩個答案都是否定的。
真要說,兩者的差別是,寶瓶畢竟比較保守,不願意負擔「少掉那些行銷點」的風險。而游擊願意負擔,它的理想性更強一些。游擊堅持理想並且賣得好,這非常好,我想這是所有文學人都夢寐以求的事,不會有人對此不滿的。
但這裡真的有這麼明確的道德落差嗎?
忘掉你的後見之明,想像當初只有一份書稿的時候,這本書你會怎麼判斷它的市場表現?
文字好?是好,但又不是頂尖的好,而且很多過度纏繞的修飾,會讓大部份讀者失去耐心。
題材有衝擊性?是沒錯,但這幾年李昂等人的情慾抒寫也很有衝擊性,結果仍是慘敗。
有極高的文學價值?不,並沒有。這是優秀的新人作品,但侷限很明顯,結構也需要重整。
有話題性?是。⋯⋯但,作者願意操作這些話題嗎?
更後退一點說:面對這一本書,你要怎麼「不操作人,只操作書」?這真的可能嗎?
看一下游擊版摘取的文案,不就是整本書最有煽動力的段落嗎?這句子為什麼有煽動力?讀過書的人,你捫心自問,讀這本書的過程中,你可有一秒曾忘記作者、只是單純地面對書?當你在書中再三讀到女主角的外表描述時,你真的一點都沒有察覺到那是在說什麼嗎?
(…….身為一個異性戀男性,這些話我通通不應該說的。)
6.
我真心要再說一次:我認為游擊做得很好了。能夠讓作者接受並且賣出好成績,沒有更好的結果了。
我只是解釋另外一邊的思路,如果要玩那種非此即彼的站隊遊戲麻煩自己滾。
人也不會因為是當事人的朋友就自動變得什麼都懂了。
7.
報導者,你們這次的處理方式我是記住了。沒關係,很好玩嘛。
先拿標籤來炒作的是你們,再來炒作別人貼標籤的也是你們。
「深度報導」嘛,就當是在寫虛構文體,匿個名就可以不查證嘛。很好。
8.
最後,說句跟整件事無關的,我個人的感慨。
我每年有各式各樣的機會,去接觸到不同層級的新人。從秀異的高中生、大學生,到快要出書正在累積資歷的文青,到真的出了新書的作者。
我一直覺得自己年紀算小,我從來都把他們當成戰友和對手。我知道這一路很難走,再怎麼優秀的人都可能突然折損。每一次我都想告訴他們,請一定要好好寫下去;但同時又覺得,沒什麼理由把人家留在這條荊棘路上,所以往往什麼都沒說。
如果,我是說如果,你讀了《房思琪的初戀樂園》,覺得這是個天才,實在寫得太好了。
那我會很高興地告訴你:你知道嗎,現在還活著,還在努力寫的,比我年紀小的,光我知道的,就還有三十個、五十個天才。
不必擔心你會看不懂,事實上林的文字在當代新人中不算好讀的。如果你真心覺得喜歡這本書,大部份的當代文學小說都不會是問題。
所以,請你有機會的話,好好看看他們。當他們出書的時候,當他們在那小小的媒體版面擠來擠去的時候。
請你不要,不要,再等到下一個又怎麼了,你才開始上網去訂他們的書。
文學新人所求無多,你願意當他的1/3000就可以了。
每個人都有那1/3000,我們就再也不用看出版社在那邊為了幾毛錢去計較有什麼「行銷資源」了。
9.
最後重申。
本篇禁止任何媒體、以任何形式重述或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