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力山水泥攪拌機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聯合筆記

做工的人

鄭朝陽

台北京華城百貨拆除工程日前發生工安意外，一名工人因樓地板坍塌遭埋，消防人員獲報派員趕往搶救。報系資料照。記者林俊良/攝影

最近天氣很熱，安裝冷氣的工人忙得不可開交，但進門的師傅都是近五十歲以上的中年人，問他們「這一行年輕人怎麼感覺很少？」師傅答得直白「只安裝冷氣做不到半年，賺得少，沒有年輕人要來」。

營造業的朋友也喊缺工，尤其水電、木工、水泥工，一趕工，下游包商還會坐地起價。工頭也抱怨，工人集辛苦、汙穢、危險於一身，而且還願意認真做的工人真的不好找，要趕工、調人手，當然要有好待遇。

產業缺工已是台灣的日常，而且遍布各種勞力密集的三K行業，加上教改方向錯誤，弄得年輕人頂著學歷，寧可在便利商店吹冷氣打工賺時薪，也不願下苦工學一技之長，儘管媒體再怎麼宣傳專業技工待遇其實很迷人，年輕人還是敬而遠之。

除了辛苦，做工的人處境真的危險。昨天台中就有四十二歲的泰籍移工失足跌落一點五公尺深的煤渣攪拌爐，送醫不治。日前台北京華城的拆除工程作業時，四十七歲邱姓工人在一樓開著小山貓施工，被八樓突然塌落的樓板掩埋，痛失一條寶貴生命。

這些不幸悲劇幾乎天天在全台各地上演，勞工主管機關以往常統計勞工職災排行榜，墜落事故總是名列前茅，藉此提醒雇主做好工地風險管理。六、七前的台北市勞動局甚至針對死傷的重大勞安事件編製「職災地圖」，清楚標註發生過死傷意外的營造工地，讓這些「凶宅」在網路上公開，並連結地政局的不動產資訊網頁，供民眾買屋參考，也給業主壓力。

然而，一樣是首都的台北市，不僅市府官網已看不到職災地圖，京華城的工安意外也不見勞動局宣示勞安態度，更早之前的錢櫃KTV大火的罹難員工賠償，更看不到台北市政府強力守護罹難員工權益的決心，從對業者的假扣押到成立賠償信託基金、協助團體訴訟等作為都看似被動，兩相對照之下，守護勞安的態度高下立判。

如果要大家捫心自問：願不願意讓自己的孩子去當工人？以當下這種勞安的職場來看，答案應該是顯而易見。其實台灣不只需要做工的人，更要養成各種專業的職人，打造安全的工作環境才能撕掉又髒又危險的標籤，迎來更多年輕新血；政府和企業主的勞安教育和管理，真的該加油了！

懷鄉文集《靠岸》第十二章 工人首部曲

如果沒有國共內戰、沒有1955年大陳島的撤退，我想父親應該會追隨祖父農耕打漁，繼承家業，在浙江外海九平方公里的上大陳島，生兒育女，終其一生。如果，我註定要成為父親的兒子，那麼我勢必也會跟著父親下田耕種，春播秋穫；跟著父親操作單帆漁船，視四季漁訊，在無常的大海上討生活，一如父親追隨祖父、祖父追隨曾祖父一般。然而時代的巨變，不僅僅改變了父親的命運，也改變了我們整個家族的命運。來台後，既無學歷，亦一技之長的父親，只能成為當時台灣社會中最底層的工人，用自己的勞力糊口，撐起一家的生計，和母親一塊，孖孖勤勤撫育兒女長大成人。工人生涯期間，父親曾被高處墜落的貨物砸中送醫，險些喪生；亦曾因長期忍飢挨凍，罹患三期胃癌，全胃割除，雖又從鬼門關逃過一刼，但過去八十幾公斤的壯碩身體，一場大病下來，只剩下四十公斤的嬴弱身子；這是我如今的父親，雖髮蒼齒搖，卻自在澹泊，他滿足於過去一生苦力的經歷，並在娓娓道來時，面露恬淡的微笑。

父親到台灣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政府的召募下，由政府在花蓮美崙撥出的一塊地，和一群老鄉建造自己的家－大陳新村，當時是1956年，父親18歲。

「那時候的工錢一天六塊台幣，大鍋飯菜吃到飽，大家共睡自搭的工棚，也算包吃包住了。」父親回憶。

雖然錢少工苦，但這是一份幫鄉人親人重建家園的工作，越快蓋好房子，鄉親們就能越快在花蓮這塊新的土地上，重新扎根，開展新的人生，於是每個參與這份重建工作的老鄉，莫不全力以赴，不消幾個月，全新的大陳新村已然落成，鄉親依照政府的配置，逐一遷入新居，人口少於四口的分六坪房，人口多於四口的，分十坪房，雖然只是水泥砌磚、柏油澆頂的平房，人人卻喜上眉梢，這群被戰爭逼著棄園毁家的人們，終於停止飄泊，在台灣東岸這塊瑰麗的新天地，重新落地生根。

幾個月沒日沒夜在工地蓋房子，父親從一個工地生手，竟也練就了當個工人的基本功夫，從扛磚挑砂、攪拌水泥、劈柴鋸木、板模砌牆，乃至水電接管、隔間裝潢，父親從生疏到熟練，而持續付出的苦力，亦讓父親鍛練出強健的體魄，為一生的工人生涯，奠下良好的基礎。

經過幾個月的辛勞，父親攢下他人生中第一筆小小的積蓄，年輕氣盛的父親，把一半的錢交給祖母，一半的錢拿去買了一套卡其服和一雙球鞋，以滿足當時追求時尚的虛榮心，向同儕炫耀他努力工作的成果。

「花起來很心疼，但穿起來很拉風！」父親為他這段工人生活的初體驗，下了這麼個總結。

不再有土地可以依附、不再有大海可以依存；曾祖父羅洪亮開拓的家業已在戰火中毁於一旦，而曾祖母羅李氏堅毅的身影，也和年少快樂的記憶，一塊留在那座只能在夢裡回去的島嶼。如今18歲的父親，既無學歷，亦無專長，面對茫茫前程，若要自立自強，除了販賣自己的勞力謀生，似乎別無出處了。

新村的工作告一段落後，父親又找了一份鋪馬路澆柏油的工作，一天15塊錢，在烈日曝曬、地面烘烤下，全身烏漬，汗流浹背，但父親甘之如飴，因為這份工作的工資，是建造新村的一倍，可惜一條馬路很快就完工了，父親開始到處尋求其他打零工的機會，但是時有時無，父親心有餘，卻機會不足，漸漸閒置在家的時間，遠遠大於出門打工的時間，而且根本賺不了什麼錢。

父親愈來愈感覺惶惑茫然，他不怕吃苦，但必須賺錢，尤其身為長子，他有義務分擔祖父母的家計，讓底下四個弟弟、二個妹妹，能有飽食足衣的生活，但時不我予，父親對於未來，充滿了憂慮。

1952年9月，政府決定重建位於花蓮縣秀林鄉銅門村木瓜溪北岸的「銅門發電廠」，那是座建於日據時代台灣第一座地下水力發電廠，設有八千瓩發電機三組，但在1944年間被大水沖毁。1956年，時年18歲的父親在朋友的介紹下，參與了重建工程。

這是一份相對穩定的工作，卻異常辛苦。父親一報到，先擔任水泥挑夫，論斤計酬，一公斤水泥一塊台幣，須徒步從銅門把水泥挑到奇萊，約莫35公里的崎嶇山路。這個工作看似報酬豐厚，但真的去做，才知道非常難賺。力氣大有經驗的挑夫，一趟可以挑50公斤，一天挑一趟賺50塊台幣。父親有自知之明，第一天挑，只挑30公斤，盤算由淺入深、從輕到重，體力應該可以負荷，而另外一位和父親年紀相當的表哥想賺多一點，決定挑35公斤。

他們二個表兄弟從清晨四點多就摸黑出發，起初還算輕鬆，肩挑30公斤的水泥，尾隨其他挑夫，循著上坡山路，一路疾走，期間倆兄弟還能有說有笑，但一個小時、二個小時、三個小時過後，逐漸覺得雙肩愈來愈沈，兩腿越來越重，其他的挑夫雖然挑得比他們重，腳程卻比他們快，沒多久就遠遠拋開他們，在七轉八折的山間，消失了身影。在這人湮罕至的深山裡，兩個表兄弟心裡叫苦連天，但又不能半途而廢，只能硬著頭皮，舉步維艱地向前走。父親的表哥尤其痛苦，因為多背了五公斤，簡直快把他的背脊給壓斷了，途中倆人還嚎啕大哭了一場。

好不容易終於把水泥挑到目的地，已是晚間八點，山區黑影幢幢，倆人還得就著星光摸黑走山路回家，待回到家中，已不知是凌晨何時了。事隔幾天，兩個表兄弟心有不甘，又上山挑戰這份挑夫工作，發現真的是挑不動，這才決定放棄。

所幸工頭又把這二個少年，安排去做攪拌水泥的工作。工班一組四個人，都是大陳老鄉。

「一包水泥、二畚斗沙、四擔粗沙，倒水，攪拌！」那時可沒什麼預拌混凝土機，打水泥全靠人工，一遍一遍、一輪一輪的打，通常打個三遍，打好了，就有輸送帶把打好的水泥送到別處。父親等人再繼續打其他的水泥，此期間不能中斷，一定要打到好才行，所以有時候一打就24小時，不眠不休地打，打完一番可以休息好幾天。

在銅門發電廠工作期間，雇主並沒有提供伙食，三餐要自己打點，父親通常就是白飯配辣椒，只要把辣椒烤一烤咬著就飯吃，再加點梅甘菜，就打發了一餐飯。也不知道是不是當時辣椒吃太多了，父親後來一直有胃痛的毛病。

過了一段時間，工頭要父親這個工班改去木瓜溪挖沙、洗沙。這是一個糟糕的工作，不但辛苦，而且容易做白工。工班先到河裡挖沙淘洗，再用流籠把挖洗好的沙運到山上。但麻煩是，溪況並不穩定，有時候大水一來，好不容易挖好、洗好的沙就會被沖走，遇到這種情形，一毛錢都領不到，倘若山洪暴發，還有生命危險。父親做了一個多月，因為賺不到錢，才決定放棄。

而後透過朋友介紹，父親爭取到銅門路段，道路保養維護的工作，一天工資22元，一個工班約十七、八個人。當時花蓮銅門一帶的山路，土質鬆軟，極易坍方，一旦發生土石崩坍掩埋路面，保養班就要立即出動，清除路面土石，以確保道路暢通。這好比現在的蘇花公路坍方，立刻會有工班到現場日夜搶通，所差別者，現在都是用怪手、推土機搶通道路，父親那時候卻是一鏟一擔地清運土石，倘若又有土石在同地點落下，後果不堪設想。但是無論如何，這已是相當輕鬆穩定的工作了，父親做了近三個月後，工班解散，又回復四處打零工的窘境。

此後，父親曾到木瓜溪運木頭、太魯閣建小鐵路、豐濱鄉開墾農地，所有大大小小的工程，父親幾乎無役不與。

有一次強颱來襲，蘇花公路坍方，父親接到工頭的通知去清運道路，因為交通中斷，無車可坐，只好頂著狂風暴雨，徒步走進災區。父親隨著臨時工班，冒著風雨，日以繼夜挖石搬土，颱風雖已離去，但外圍環流仍然強大，海風呼嘯，海邊巨浪拍岸，沖起一道道飛天的水花，父親一直做了一個多禮拜，終於搶通蘇花公路，然而工作的報酬，是視土方清運的體積來計算，這一個多禮拜到底清了多少土石，又全由工頭說了算，結果父親只領了完全不符工作所得的少許工資回家，而且因為受了風寒，大病一場。

父親當時雖然年少，但早已對工人辛苦危險的工作處境，瞭然於心，反正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就是拿自己的生命拚生計就是了。但是最讓父親難以隱忍的，就是遇到刻薄的工頭，不但苛扣工人的工資，甚至在工人完成工作後，工頭領到雇主的酬勞就跑了，可憐的工人連一毛錢也沒拿到，尤其父親年紀又小，有些工頭會故意欺負父親，令父親無可奈何。

所謂窮則變、變則通，經常遭到苛扣工資的工人們慢慢懂得提防不肖的工頭，要求工資必須每週結算一次，不會等到工作完工才算錢，這才稍稍有了一點保障。

父親記憶裡，也有隨著其他年輕工人們刻意戲弄工頭的趣事。曾有個工頭戴一只手錶，他規定工人們一天中要扣除中餐及午休的時間，做滿八小時的工，並按照他的手錶來計算大家的工時。有天早上，工人們趁工頭不注意，偷偷把工頭放在工寮的手錶調快半小時，到了傍晚再調快半小時，結果那一天，大家就少做了一個小時的工，稍稍滿足內心的反抗的快感。

至於父親提及當年的工人，是拿生命拚生計，並非戲謔之言，父親隨口就舉了好些例子。

「中橫剛開路時，我們大陳新村裡有個新婚的年輕少婦，每天定時上山幫工人們燒飯，有天就在她上山時，山腰剛好在炸山，大批土石滾流落下，當場就把她埋了，家屬連屍體都找不到，也沒有任何的賠償，死了就死了！」父親回憶。

父親還有個同齡的結拜兄弟，和父親一起去山上開路，同時幫忙運送土方，工程地點四周都是懸崖峭壁，稍一不慎就會跌落山崖。當時也是事發突然，父親那位結拜兄弟在前面推著車，不知怎地瞬間向前滑衝，父親眼睜睜看他連人帶車掉到百公尺的山崖下，當場摔死，時年才20歲。活生生的人出去，變成一具冷冰冰的屍體回來，令家屬肝腸寸斷！

在花蓮近三年打零工的生活，直到父親20歲接到兵單才暫時告一段落，二年的兵役說長不長，說短不短，至少在保家衛國的同時，足以讓父親沈澱思索未來的人生，該何去何從？

懷鄉文集《靠岸》第十二章 工人首部曲

如果沒有國共內戰、沒有1955年大陳島的撤退，我想父親應該會追隨祖父農耕打漁，繼承家業，在浙江外海九平方公里的上大陳島，生兒育女，終其一生。如果，我註定要成為父親的兒子，那麼我勢必也會跟著父親下田耕種，春播秋穫；跟著父親操作單帆漁船，視四季漁訊，在無常的大海上討生活，一如父親追隨祖父、祖父追隨曾祖父一般。然而時代的巨變，不僅僅改變了父親的命運，也改變了我們整個家族的命運。來台後，既無學歷，亦一技之長的父親，只能成為當時台灣社會中最底層的工人，用自己的勞力糊口，撐起一家的生計，和母親一塊，孖孖勤勤撫育兒女長大成人。工人生涯期間，父親曾被高處墜落的貨物砸中送醫，險些喪生；亦曾因長期忍飢挨凍，罹患三期胃癌，全胃割除，雖又從鬼門關逃過一刼，但過去八十幾公斤的壯碩身體，一場大病下來，只剩下四十公斤的嬴弱身子；這是我如今的父親，雖髮蒼齒搖，卻自在澹泊，他滿足於過去一生苦力的經歷，並在娓娓道來時，面露恬淡的微笑。

父親到台灣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政府的召募下，由政府在花蓮美崙撥出的一塊地，和一群老鄉建造自己的家－大陳新村，當時是1956年，父親18歲。

「那時候的工錢一天六塊台幣，大鍋飯菜吃到飽，大家共睡自搭的工棚，也算包吃包住了。」父親回憶。

雖然錢少工苦，但這是一份幫鄉人親人重建家園的工作，越快蓋好房子，鄉親們就能越快在花蓮這塊新的土地上，重新扎根，開展新的人生，於是每個參與這份重建工作的老鄉，莫不全力以赴，不消幾個月，全新的大陳新村已然落成，鄉親依照政府的配置，逐一遷入新居，人口少於四口的分六坪房，人口多於四口的，分十坪房，雖然只是水泥砌磚、柏油澆頂的平房，人人卻喜上眉梢，這群被戰爭逼著棄園毁家的人們，終於停止飄泊，在台灣東岸這塊瑰麗的新天地，重新落地生根。

幾個月沒日沒夜在工地蓋房子，父親從一個工地生手，竟也練就了當個工人的基本功夫，從扛磚挑砂、攪拌水泥、劈柴鋸木、板模砌牆，乃至水電接管、隔間裝潢，父親從生疏到熟練，而持續付出的苦力，亦讓父親鍛練出強健的體魄，為一生的工人生涯，奠下良好的基礎。

經過幾個月的辛勞，父親攢下他人生中第一筆小小的積蓄，年輕氣盛的父親，把一半的錢交給祖母，一半的錢拿去買了一套卡其服和一雙球鞋，以滿足當時追求時尚的虛榮心，向同儕炫耀他努力工作的成果。

「花起來很心疼，但穿起來很拉風！」父親為他這段工人生活的初體驗，下了這麼個總結。

不再有土地可以依附、不再有大海可以依存；曾祖父羅洪亮開拓的家業已在戰火中毁於一旦，而曾祖母羅李氏堅毅的身影，也和年少快樂的記憶，一塊留在那座只能在夢裡回去的島嶼。如今18歲的父親，既無學歷，亦無專長，面對茫茫前程，若要自立自強，除了販賣自己的勞力謀生，似乎別無出處了。

新村的工作告一段落後，父親又找了一份鋪馬路澆柏油的工作，一天15塊錢，在烈日曝曬、地面烘烤下，全身烏漬，汗流浹背，但父親甘之如飴，因為這份工作的工資，是建造新村的一倍，可惜一條馬路很快就完工了，父親開始到處尋求其他打零工的機會，但是時有時無，父親心有餘，卻機會不足，漸漸閒置在家的時間，遠遠大於出門打工的時間，而且根本賺不了什麼錢。

父親愈來愈感覺惶惑茫然，他不怕吃苦，但必須賺錢，尤其身為長子，他有義務分擔祖父母的家計，讓底下四個弟弟、二個妹妹，能有飽食足衣的生活，但時不我予，父親對於未來，充滿了憂慮。

1952年9月，政府決定重建位於花蓮縣秀林鄉銅門村木瓜溪北岸的「銅門發電廠」，那是座建於日據時代台灣第一座地下水力發電廠，設有八千瓩發電機三組，但在1944年間被大水沖毁。1956年，時年18歲的父親在朋友的介紹下，參與了重建工程。

這是一份相對穩定的工作，卻異常辛苦。父親一報到，先擔任水泥挑夫，論斤計酬，一公斤水泥一塊台幣，須徒步從銅門把水泥挑到奇萊，約莫35公里的崎嶇山路。這個工作看似報酬豐厚，但真的去做，才知道非常難賺。力氣大有經驗的挑夫，一趟可以挑50公斤，一天挑一趟賺50塊台幣。父親有自知之明，第一天挑，只挑30公斤，盤算由淺入深、從輕到重，體力應該可以負荷，而另外一位和父親年紀相當的表哥想賺多一點，決定挑35公斤。

他們二個表兄弟從清晨四點多就摸黑出發，起初還算輕鬆，肩挑30公斤的水泥，尾隨其他挑夫，循著上坡山路，一路疾走，期間倆兄弟還能有說有笑，但一個小時、二個小時、三個小時過後，逐漸覺得雙肩愈來愈沈，兩腿越來越重，其他的挑夫雖然挑得比他們重，腳程卻比他們快，沒多久就遠遠拋開他們，在七轉八折的山間，消失了身影。在這人湮罕至的深山裡，兩個表兄弟心裡叫苦連天，但又不能半途而廢，只能硬著頭皮，舉步維艱地向前走。父親的表哥尤其痛苦，因為多背了五公斤，簡直快把他的背脊給壓斷了，途中倆人還嚎啕大哭了一場。

好不容易終於把水泥挑到目的地，已是晚間八點，山區黑影幢幢，倆人還得就著星光摸黑走山路回家，待回到家中，已不知是凌晨何時了。事隔幾天，兩個表兄弟心有不甘，又上山挑戰這份挑夫工作，發現真的是挑不動，這才決定放棄。

所幸工頭又把這二個少年，安排去做攪拌水泥的工作。工班一組四個人，都是大陳老鄉。

「一包水泥、二畚斗沙、四擔粗沙，倒水，攪拌！」那時可沒什麼預拌混凝土機，打水泥全靠人工，一遍一遍、一輪一輪的打，通常打個三遍，打好了，就有輸送帶把打好的水泥送到別處。父親等人再繼續打其他的水泥，此期間不能中斷，一定要打到好才行，所以有時候一打就24小時，不眠不休地打，打完一番可以休息好幾天。

在銅門發電廠工作期間，雇主並沒有提供伙食，三餐要自己打點，父親通常就是白飯配辣椒，只要把辣椒烤一烤咬著就飯吃，再加點梅甘菜，就打發了一餐飯。也不知道是不是當時辣椒吃太多了，父親後來一直有胃痛的毛病。

過了一段時間，工頭要父親這個工班改去木瓜溪挖沙、洗沙。這是一個糟糕的工作，不但辛苦，而且容易做白工。工班先到河裡挖沙淘洗，再用流籠把挖洗好的沙運到山上。但麻煩是，溪況並不穩定，有時候大水一來，好不容易挖好、洗好的沙就會被沖走，遇到這種情形，一毛錢都領不到，倘若山洪暴發，還有生命危險。父親做了一個多月，因為賺不到錢，才決定放棄。

而後透過朋友介紹，父親爭取到銅門路段，道路保養維護的工作，一天工資22元，一個工班約十七、八個人。當時花蓮銅門一帶的山路，土質鬆軟，極易坍方，一旦發生土石崩坍掩埋路面，保養班就要立即出動，清除路面土石，以確保道路暢通。這好比現在的蘇花公路坍方，立刻會有工班到現場日夜搶通，所差別者，現在都是用怪手、推土機搶通道路，父親那時候卻是一鏟一擔地清運土石，倘若又有土石在同地點落下，後果不堪設想。但是無論如何，這已是相當輕鬆穩定的工作了，父親做了近三個月後，工班解散，又回復四處打零工的窘境。

此後，父親曾到木瓜溪運木頭、太魯閣建小鐵路、豐濱鄉開墾農地，所有大大小小的工程，父親幾乎無役不與。

有一次強颱來襲，蘇花公路坍方，父親接到工頭的通知去清運道路，因為交通中斷，無車可坐，只好頂著狂風暴雨，徒步走進災區。父親隨著臨時工班，冒著風雨，日以繼夜挖石搬土，颱風雖已離去，但外圍環流仍然強大，海風呼嘯，海邊巨浪拍岸，沖起一道道飛天的水花，父親一直做了一個多禮拜，終於搶通蘇花公路，然而工作的報酬，是視土方清運的體積來計算，這一個多禮拜到底清了多少土石，又全由工頭說了算，結果父親只領了完全不符工作所得的少許工資回家，而且因為受了風寒，大病一場。

父親當時雖然年少，但早已對工人辛苦危險的工作處境，瞭然於心，反正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就是拿自己的生命拚生計就是了。但是最讓父親難以隱忍的，就是遇到刻薄的工頭，不但苛扣工人的工資，甚至在工人完成工作後，工頭領到雇主的酬勞就跑了，可憐的工人連一毛錢也沒拿到，尤其父親年紀又小，有些工頭會故意欺負父親，令父親無可奈何。

所謂窮則變、變則通，經常遭到苛扣工資的工人們慢慢懂得提防不肖的工頭，要求工資必須每週結算一次，不會等到工作完工才算錢，這才稍稍有了一點保障。

父親記憶裡，也有隨著其他年輕工人們刻意戲弄工頭的趣事。曾有個工頭戴一只手錶，他規定工人們一天中要扣除中餐及午休的時間，做滿八小時的工，並按照他的手錶來計算大家的工時。有天早上，工人們趁工頭不注意，偷偷把工頭放在工寮的手錶調快半小時，到了傍晚再調快半小時，結果那一天，大家就少做了一個小時的工，稍稍滿足內心的反抗的快感。

至於父親提及當年的工人，是拿生命拚生計，並非戲謔之言，父親隨口就舉了好些例子。

「中橫剛開路時，我們大陳新村裡有個新婚的年輕少婦，每天定時上山幫工人們燒飯，有天就在她上山時，山腰剛好在炸山，大批土石滾流落下，當場就把她埋了，家屬連屍體都找不到，也沒有任何的賠償，死了就死了！」父親回憶。

父親還有個同齡的結拜兄弟，和父親一起去山上開路，同時幫忙運送土方，工程地點四周都是懸崖峭壁，稍一不慎就會跌落山崖。當時也是事發突然，父親那位結拜兄弟在前面推著車，不知怎地瞬間向前滑衝，父親眼睜睜看他連人帶車掉到百公尺的山崖下，當場摔死，時年才20歲。活生生的人出去，變成一具冷冰冰的屍體回來，令家屬肝腸寸斷！

在花蓮近三年打零工的生活，直到父親20歲接到兵單才暫時告一段落，二年的兵役說長不長，說短不短，至少在保家衛國的同時，足以讓父親沈澱思索未來的人生，該何去何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