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功利主義例子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從血淋淋的「權力」角度分析，瞭解伴侶們怎麼做才能擁有美好的關係】

或許你會覺得：這聽起來很現實、很功利，根本就是資本主義中血淋淋的鬥爭法則，怎麼會拿來套用在浪漫、感性的親密關係中？

然而，早有許多心理學研究，探討親密關係如何受權力影響，也才會有「權力鬥爭」這類的名詞出現，讓我們從交往中的情況中舉幾個例子，首先「該到哪裡度假？」：

#人際交往 #伴侶 #實際權力 #感知權力 方格子 vocus

【盧斯達：從 2014 年開始的改造 — 愛國者治港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中方動手，要整頓選舉制度，強調「愛國者治港」，將「非愛國者」排除出體系。這件事其實不是反送中導致的，因為類似的思路在 2016 年已經開始。

2016 年政權剝奪青年新政和獨立泛民的議席之後，「一國兩制白皮書」的執筆人之一強世功就在中國媒體多維接受訪問，表示（大意）如果反中國人士能夠進入體制，用體制作為平台去反對憲制秩序，這套秩序就會因自我否定而陷入內爆和崩潰。政治正確的新標準是，一國兩制的權力來源是中國憲法，香港的政治權力由中國授權，如果有反中國人士進入制度，就等於利用中國憲法給予的權力來反對中國，無異於打著紅旗反紅旗，「即這個國家的憲政體制正在合法地系統地進行自我摧毀和自我瓦解」。

「創意運用」的香港式選舉

中國認為這是一個體制漏洞。原先開放部份選舉，雖然沒有真正決策權，但香港人長年與制度相處，即使政府是行政主導，但也有人慢慢「創意運用」選舉，將之變成政見和思想傳播平台，視選舉為政治運動，推動各種思想議程。

本來選舉制度無異於科舉，用功名利祿將你跟體制綑在一起，無血消減激進力量。事實卻是各路人馬為了爭奪議席爭相發明新議程，他們對中國的權力推進也想法不一樣，議會在運行過程中，慢慢由維穩力量變成變動力量。選舉的結果不重要，因為沒人會執政，而是更在乎「選舉過程」和「選舉文化」所產生的啟蒙作用。

2014 年是歷史的死亡交叉，議會先驅啟蒙的大眾開始「反攻議會」，民意開始超前並牽著議員，經過持續數年的「批判—團結—批鬥」，人民成功將議員「爭取過來」，令他們不敢再批判激進抗爭者，甚至跟他們站在一起；「中國因素」進迫之下，議會保守派也只能承認議會不是用來議事，自己根本無法「得君行道」轉變管治，之後就出現連泛民都利用議會平台拖延和抗爭。

此一演變無疑加速了北京整治系統漏洞的時間表，不過無論過程如何，目的地都是一樣，所以 DQ 開始不是本土派的錯，2019 年的一系列後果也不是泛民阻礙法案所致。這些殺著恐怕在 2014 年制定「白皮書」時已經在預備列上。

「有限選舉」的長期影響

因為任何「真選舉」都會與社會思潮互相影響，導致「政治狂熱」。區議會和立法會直選是真選舉，真選舉的過程和期待會令人民逐漸尊嚴覺醒，越來越不能忍受自己被外物控制。所以打從一開始打真軍，遲早會生出寶寶 — 香港共同體意識。社會主義中國對選舉有特殊看法。選舉對他們來說是「政治協商」，是一種讓地方菁英馴服、共同守護政治現況的機制，他們不想要可能導致政局和人心不穩定的競爭性選舉。

因此中國不會准許香港實行「真民主」，半民主都尚且如此，真民主香港不就藩鎮化？中國自 2014 年之後，對香港便一步一步切香腸，雖然中間有各種突發事件，節奏加快減慢，主旋律還是一樣。首先封鎖民選特首的可能，再對立法會動手，殺雞儆猴，引入恆常 DQ 機制；2019 年之後則要動區議會，將整個系統的真選舉成份逐段切除，也就是削除反中人士利用「中國香港體制」的空間。

其實不能用字面意思去理解「愛國者治港」，因為北京也不能保證愛國者治國，一些官員把錢和人偷偷放到外國去，就不太愛國，中國尚且如此，香港就更是沉累深遠，「歷史不清白」。他們可能亦預計香港的政治菁英亦一樣，自己打著愛國旗號，但家人可以移民外國搞移民生意，但因為北京信任，所以不會用「不愛國」的名義將之打倒。

說穿了「愛國者」是「北京可信任之人」，反之，要摘除誰人公職的時候，不用糾纏法理和典章，簡化為「不愛國」的道德指控便可了事，其實是將 2016 年以來的 DQ 制度套上民族大義的合法性，永存於通例之中。

這也一定程度打通了香港政治和中國政治的隔離，種下了中國黨派鬥爭正式入主香港的新局面。「愛國者」之間互相指責同行「不夠愛國」之互相傾軋，已是可以預期，如今亦已見端倪。因為形勢的各種變化，一些人可能一夕由愛國者被打成不愛國者，一直獲得信任的人又可以一夕失去信任，見 2012 唐梁之爭。

因此香港還是會亂，只是北京可能認為香港反正都是亂，不如採取主動以亂達治，將混亂的節奏掌握在手中，好過香港用自己的節奏混亂。然而這說明了甚麼問題？就是體制自設計起就並不和諧，自身帶著衝突甚至自我毀滅的基因。

因「錯誤」而生的香港

強世功可能代表中國內部某種對政策祖宗的修正主義思維。固然上一代香港從政者作為被統戰對像，得到過中國禮遇，他們就一天追念鄧小平承諾過甚麼。當初中國為了統戰香港，對愛國者的定義十分寬鬆，依計令香港從政者產生玫瑰式幻想，認為將來自己有機會共治香港。

鄧小平當年是這樣定義愛國者：

「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只要具備這些條件，不管他們相信資本主義，還是相信封建主義，甚至相信奴隸主義，都是愛國者。我們不要求他們都贊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只要求他們愛祖國，愛香港。」

又說：

「港人治港不會變。由香港人推選出來管理香港的人，由中央政府委任，而不是由北京派出。選擇這種人，左翼的當然要有，儘量少些，也要有點右的人，最好多選些中間的人。這樣，各方面人的心情會舒暢一些。」

初衷聽來好像十分寬鬆，然而這三十年間，形勢已發生變化。強世功評價一國兩制的「初衷」，便甚具批判意味：

「要把『一國兩制』這種政治理念與基本法的具體制度設計區分開來。『一國兩制』毫無疑問是偉大的創舉，但具體制度設計可以完全不同。事實上，鄧小平當年對香港基本法起草中出現的傾向非常不滿。因為基本法起草正趕上內地自由化思潮泛濫，導致基本法的具體設計脫離了鄧小平預定的思路。正是針對基本法起草中出現的錯誤傾向，鄧小平在 1987 年專門接見了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發表了重要講話，糾正了過去的錯誤思路。然而，基本法大的框架已經完成，無法推倒重來。今天基本法中行政主導的問題、中央干預香港的問題、國家安全立法問題，都是當年起草中遺留下來的問題。」

今天中方的新講法是，你支持一國兩制，就要一併支持輸出這個秩序的中國。那中國不是純粹的理念中國，而是具體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你支持一國兩制，想有權利，就要先支持中國共產黨。反對中共就等於反對自己的存在基礎。

今天遺留在香港社會的特殊國家觀念，即大家多年來相信的「愛國不等於愛黨」、「反共也是愛國」，已不再獲得容忍。當年起草香港制度太過自由化，產生了各種「問題」，包括邦聯假想、平行中國、分化的國民身份、本土主義乃至獨立火苗，對中國而言解決新問題的方法就是將制度盡量單一化，將香港和中國提綱挈領的整合起來。

香港的從政者當然不想放棄掌握資源的議會，資源即生死存亡，然而要在這個制度下獲得接納，要從根本層面打倒自己，要支持中共，而不只是「愛國家民族」這樣的象徵層面。若做到那一步，又不知如何跟越來越堅定的選民交代？

將錯就錯的香港未來

三十年周折，由中共「糾正錯誤」而一切回到原點。結果是沒有浪漫，沒有量變化為質變，沒有民主中國，也沒有民主香港。不過經時間催化，當日的「問題」已經結出果子，對民主自由的渴望，弔詭地乘中國的妥協政策之變，又安全地醞釀多三十年，最後變成了別的東西。當中很多假戲真做、或者糊裡糊塗、或者痴心錯付，細緻地看，是全盤失敗；長線來看，卻為來香港的想像提供了過程跌跌撞撞的基礎。功利地說，政治啟蒙和社群意識已經用完了議會，用完了體制機緣，已經金蟬脫殼，不需再寄生保守路線，而是走入尋常百家，甚至溢出海外。

現況比起以前民眾寄望菁英，然後菁英又寄望趙紫陽集團由上而下自由化政改並獲准共謀，或者寄望議會和法治單天保至尊，都少了一點欺騙性。香港不那麼容易自主，但期待中國有天將香港想要的東西送到門前，亦是妙想天開。從 2014 到今天其實都是說明一個事實：單純寄望中國開放和政治自由化、或者外國打救的己願他力路線，行不通。

香港多年來將資源投入不那麼有效的路線，但市場還是有其機制力，人們慢慢就會發現資源有更好的用法，新的路線便慢慢由改變資源運用的集體行為，推陳出新，近年的新活動形式也不是由誰發明，是由下而上改變、適者生存的例子。如果香港是一個生物，它的存亡便取決於進化和演化速度是否能超過它的掠食者；因為中國的回歸政策有過「錯誤思路」，一些燦爛的東西就誤打誤撞養殖了出來。今後香港人如何創造利用這些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便是新時代的新博弈、新功課。

【盧斯達：從 2014 年開始的改造 — 愛國者治港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中方動手，要整頓選舉制度，強調「愛國者治港」，將「非愛國者」排除出體系。這件事其實不是反送中導致的，因為類似的思路在 2016 年已經開始。

2016 年政權剝奪青年新政和獨立泛民的議席之後，「一國兩制白皮書」的執筆人之一強世功就在中國媒體多維接受訪問，表示（大意）如果反中國人士能夠進入體制，用體制作為平台去反對憲制秩序，這套秩序就會因自我否定而陷入內爆和崩潰。政治正確的新標準是，一國兩制的權力來源是中國憲法，香港的政治權力由中國授權，如果有反中國人士進入制度，就等於利用中國憲法給予的權力來反對中國，無異於打著紅旗反紅旗，「即這個國家的憲政體制正在合法地系統地進行自我摧毀和自我瓦解」。

「創意運用」的香港式選舉

中國認為這是一個體制漏洞。原先開放部份選舉，雖然沒有真正決策權，但香港人長年與制度相處，即使政府是行政主導，但也有人慢慢「創意運用」選舉，將之變成政見和思想傳播平台，視選舉為政治運動，推動各種思想議程。

本來選舉制度無異於科舉，用功名利祿將你跟體制綑在一起，無血消減激進力量。事實卻是各路人馬為了爭奪議席爭相發明新議程，他們對中國的權力推進也想法不一樣，議會在運行過程中，慢慢由維穩力量變成變動力量。選舉的結果不重要，因為沒人會執政，而是更在乎「選舉過程」和「選舉文化」所產生的啟蒙作用。

2014 年是歷史的死亡交叉，議會先驅啟蒙的大眾開始「反攻議會」，民意開始超前並牽著議員，經過持續數年的「批判—團結—批鬥」，人民成功將議員「爭取過來」，令他們不敢再批判激進抗爭者，甚至跟他們站在一起；「中國因素」進迫之下，議會保守派也只能承認議會不是用來議事，自己根本無法「得君行道」轉變管治，之後就出現連泛民都利用議會平台拖延和抗爭。

此一演變無疑加速了北京整治系統漏洞的時間表，不過無論過程如何，目的地都是一樣，所以 DQ 開始不是本土派的錯，2019 年的一系列後果也不是泛民阻礙法案所致。這些殺著恐怕在 2014 年制定「白皮書」時已經在預備列上。

「有限選舉」的長期影響

因為任何「真選舉」都會與社會思潮互相影響，導致「政治狂熱」。區議會和立法會直選是真選舉，真選舉的過程和期待會令人民逐漸尊嚴覺醒，越來越不能忍受自己被外物控制。所以打從一開始打真軍，遲早會生出寶寶 — 香港共同體意識。社會主義中國對選舉有特殊看法。選舉對他們來說是「政治協商」，是一種讓地方菁英馴服、共同守護政治現況的機制，他們不想要可能導致政局和人心不穩定的競爭性選舉。

因此中國不會准許香港實行「真民主」，半民主都尚且如此，真民主香港不就藩鎮化？中國自 2014 年之後，對香港便一步一步切香腸，雖然中間有各種突發事件，節奏加快減慢，主旋律還是一樣。首先封鎖民選特首的可能，再對立法會動手，殺雞儆猴，引入恆常 DQ 機制；2019 年之後則要動區議會，將整個系統的真選舉成份逐段切除，也就是削除反中人士利用「中國香港體制」的空間。

其實不能用字面意思去理解「愛國者治港」，因為北京也不能保證愛國者治國，一些官員把錢和人偷偷放到外國去，就不太愛國，中國尚且如此，香港就更是沉累深遠，「歷史不清白」。他們可能亦預計香港的政治菁英亦一樣，自己打著愛國旗號，但家人可以移民外國搞移民生意，但因為北京信任，所以不會用「不愛國」的名義將之打倒。

說穿了「愛國者」是「北京可信任之人」，反之，要摘除誰人公職的時候，不用糾纏法理和典章，簡化為「不愛國」的道德指控便可了事，其實是將 2016 年以來的 DQ 制度套上民族大義的合法性，永存於通例之中。

這也一定程度打通了香港政治和中國政治的隔離，種下了中國黨派鬥爭正式入主香港的新局面。「愛國者」之間互相指責同行「不夠愛國」之互相傾軋，已是可以預期，如今亦已見端倪。因為形勢的各種變化，一些人可能一夕由愛國者被打成不愛國者，一直獲得信任的人又可以一夕失去信任，見 2012 唐梁之爭。

因此香港還是會亂，只是北京可能認為香港反正都是亂，不如採取主動以亂達治，將混亂的節奏掌握在手中，好過香港用自己的節奏混亂。然而這說明了甚麼問題？就是體制自設計起就並不和諧，自身帶著衝突甚至自我毀滅的基因。

因「錯誤」而生的香港

強世功可能代表中國內部某種對政策祖宗的修正主義思維。固然上一代香港從政者作為被統戰對像，得到過中國禮遇，他們就一天追念鄧小平承諾過甚麼。當初中國為了統戰香港，對愛國者的定義十分寬鬆，依計令香港從政者產生玫瑰式幻想，認為將來自己有機會共治香港。

鄧小平當年是這樣定義愛國者：

「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只要具備這些條件，不管他們相信資本主義，還是相信封建主義，甚至相信奴隸主義，都是愛國者。我們不要求他們都贊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只要求他們愛祖國，愛香港。」

又說：

「港人治港不會變。由香港人推選出來管理香港的人，由中央政府委任，而不是由北京派出。選擇這種人，左翼的當然要有，儘量少些，也要有點右的人，最好多選些中間的人。這樣，各方面人的心情會舒暢一些。」

初衷聽來好像十分寬鬆，然而這三十年間，形勢已發生變化。強世功評價一國兩制的「初衷」，便甚具批判意味：

「要把『一國兩制』這種政治理念與基本法的具體制度設計區分開來。『一國兩制』毫無疑問是偉大的創舉，但具體制度設計可以完全不同。事實上，鄧小平當年對香港基本法起草中出現的傾向非常不滿。因為基本法起草正趕上內地自由化思潮泛濫，導致基本法的具體設計脫離了鄧小平預定的思路。正是針對基本法起草中出現的錯誤傾向，鄧小平在 1987 年專門接見了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發表了重要講話，糾正了過去的錯誤思路。然而，基本法大的框架已經完成，無法推倒重來。今天基本法中行政主導的問題、中央干預香港的問題、國家安全立法問題，都是當年起草中遺留下來的問題。」

今天中方的新講法是，你支持一國兩制，就要一併支持輸出這個秩序的中國。那中國不是純粹的理念中國，而是具體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你支持一國兩制，想有權利，就要先支持中國共產黨。反對中共就等於反對自己的存在基礎。

今天遺留在香港社會的特殊國家觀念，即大家多年來相信的「愛國不等於愛黨」、「反共也是愛國」，已不再獲得容忍。當年起草香港制度太過自由化，產生了各種「問題」，包括邦聯假想、平行中國、分化的國民身份、本土主義乃至獨立火苗，對中國而言解決新問題的方法就是將制度盡量單一化，將香港和中國提綱挈領的整合起來。

香港的從政者當然不想放棄掌握資源的議會，資源即生死存亡，然而要在這個制度下獲得接納，要從根本層面打倒自己，要支持中共，而不只是「愛國家民族」這樣的象徵層面。若做到那一步，又不知如何跟越來越堅定的選民交代？

將錯就錯的香港未來

三十年周折，由中共「糾正錯誤」而一切回到原點。結果是沒有浪漫，沒有量變化為質變，沒有民主中國，也沒有民主香港。不過經時間催化，當日的「問題」已經結出果子，對民主自由的渴望，弔詭地乘中國的妥協政策之變，又安全地醞釀多三十年，最後變成了別的東西。當中很多假戲真做、或者糊裡糊塗、或者痴心錯付，細緻地看，是全盤失敗；長線來看，卻為來香港的想像提供了過程跌跌撞撞的基礎。功利地說，政治啟蒙和社群意識已經用完了議會，用完了體制機緣，已經金蟬脫殼，不需再寄生保守路線，而是走入尋常百家，甚至溢出海外。

現況比起以前民眾寄望菁英，然後菁英又寄望趙紫陽集團由上而下自由化政改並獲准共謀，或者寄望議會和法治單天保至尊，都少了一點欺騙性。香港不那麼容易自主，但期待中國有天將香港想要的東西送到門前，亦是妙想天開。從 2014 到今天其實都是說明一個事實：單純寄望中國開放和政治自由化、或者外國打救的己願他力路線，行不通。

香港多年來將資源投入不那麼有效的路線，但市場還是有其機制力，人們慢慢就會發現資源有更好的用法，新的路線便慢慢由改變資源運用的集體行為，推陳出新，近年的新活動形式也不是由誰發明，是由下而上改變、適者生存的例子。如果香港是一個生物，它的存亡便取決於進化和演化速度是否能超過它的掠食者；因為中國的回歸政策有過「錯誤思路」，一些燦爛的東西就誤打誤撞養殖了出來。今後香港人如何創造利用這些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便是新時代的新博弈、新功課。

【認真聽】純愛不純｜#台灣青春愛情電影｜刻在你心底的名字 \\ 李長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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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8年台灣電影再次興起以來，通俗的青春愛情故事，不但成為話題與票房的解方，也時常在各影展獲獎。以《#刻在你心底的名字》為例，金馬獎就入圍5項，也榮獲「最佳攝影」、「最佳原創電影歌曲」。盤點台灣青春愛情電影的興起，除了70年代瓊瑤式愛情的健康寫實延續，90年代台灣新電影借用愛情重建台灣性。但進入2000年後，一切開始慢慢不一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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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開始，《藍色大門》（2002）、《盛夏光年》（2006）、《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2011）、《女朋友男朋友》（2012）、《等一個人咖啡》（2014）、《我的少女時代》（2015）、《六弄咖啡館》（2016）、《刻在你心底的名字》（2020），大量的青春愛情電影成為了台灣純愛想像的視野，他們以「青春」、「少男」、「少女」為名，表現出台灣人的情感文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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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今天的「偽學術 | 認真聽」，就來談談這20年來的粉紅泡泡。這廣大的戀愛流行文化是甚麼模樣？它們反映了怎樣的愛情轉向？從不同作品中又可以解讀出哪些文本隱藏的敘事？還有那些膾炙人口的電影主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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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內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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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麼是愛情電影
▶ 我的《藍色大門》與青春
▶ 「青春」的形構
▶ 「少男」、「少女」的理念型
▶ 純愛不純—台灣青春的反叛結構
▶ 情感先於政治
▶ 愛情電影主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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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rstory 聽這裡：https://open.firstory.me/story/ckk39z6z0zvfx0807v0lu7165?ref=andr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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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kbox 聽這裡：https://podcast.kkbox.com/episode/4pHpNRfyLL7Tosl61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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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otfy 聽這裡：https://open.spotify.com/episode/3sbEXh0CwFSEICRNTdR09S?si=dyHHN9_qR-OzUF8q3P95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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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論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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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麼是愛情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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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談「愛情電影」，那勢必是要做個「#類型電影」操作型定義，儘管近年台灣電影的類型化飽受批評，但其的確是招喚大眾的一個方便途徑。或許我們可以幫愛情電影分類為：羅曼史（romance film）、通俗劇（melodrama）與文藝片。目前2000年後的青春愛情電影來看，則較多傾向文藝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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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因為電影類型化的緣故，其可以更清楚地連帶成一套系統、原則與期待。當「#愛情電影」正式成為一種培養台灣人觀賞電影的習慣，除了公式化的內部敘事外，向外延伸後，便足以展開各種文化工業的制度性生成，例如偶像明星的打造、週邊商品販售、主題曲的流傳等（Illouz,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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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透過類型電影的集體觀看，可以反映出一個社會的意識形態，或是文化模式。好比《#為甚麼愛讓人受傷》中，Eva Illouz（2012）藉由《傲慢與偏見》來理解西方個體主義的浪漫生態，或許我們也可以在這20年來的青春愛情電影裡看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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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藍色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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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藍色大門》張士豪的那個年紀，夏天的午后是連續補習戰鬥的人生，週一、三、五是何明數學，週二與週四是徐薇英文，當然以我不學無術的青春，大部份都是呈現偷懶蹺課的狀態。那時候究竟能夠有甚麼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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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的《藍色大門》第一次開啟了我對愛情與性別的思考。導演易智言當年拒絕了參加金馬獎，不然，這部相當具有時代意義的作品，肯定有不錯的成績。片中孟克柔（桂綸鎂）、張士豪（陳柏霖）、林月珍（梁又琳）三人的關係，呈現了00年代台灣青少年的社會行動與市民生活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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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的形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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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以後會成為甚麼樣的大人，變成00年代後市民社會中年輕男女的煩惱。在後傳統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活中，這些都市裡的小事件，個人選擇的養成遊戲，成為我們最需要煩惱的自由，一種集體規則與個人自由的協調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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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是一個重視自我探索的過程（過渡），無論是《藍色大門》或是《盛夏光年》，都試圖描繪這種秩序建構中的過渡，五月天同名歌曲的日文名稱就叫「#青春の彼方」-- 放棄規則，放縱去愛，放肆自己，放空未來。也是因為這樣的「#失序」，青春才讓人懷念。最終，沈佳宜說「人生中的很多事情，原本就是徒勞無功的」，的確，我們正在腐敗，但我寧可選擇相信《刻在你心底的名字》結局的協調與釋懷是有可能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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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也帶著台灣觀眾走出90年代的悲情。早期的青春愛情電影帶著濃厚的陰鬱，一直到《藍色大門》開始，我們開始談論同志情感、性別認同、家庭關係、三角戀愛等情感議題，青春變得多元而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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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愛情電影裡，反映著情感的真實體制（regime of emotional authenticity）（Illouz, 2012），非常強烈地要求內在性感作為行動與選擇的基礎。青春中的人們，因為初次面臨社會化規範，人們會認真審視自己與對方的情感（愛情、親情、友情），以判斷這段關係的重要性與強烈程度。這大量的自我情感檢視，一見鍾情的強烈情感暗示，時常就是「青春」的情感面貌。這也是青春迷人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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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男與少女的理念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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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中的少男與少女，帶給觀眾對性別角色的論述形構，一方面文本建立起一種戲劇性、典範式的形象，隨著故事的開展，加深觀影者的情感投射，另方面一起作用的是，少男少女的面貌外表的特質，也形成觀眾的欲望對象，產生明星化的作用，成為性別操演的模仿理念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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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愛情電影中的少男比少女更加倍重視，除了《藍色大門》與《我的少女時代》外，其它全部的愛情電影幾乎都圍繞著少男，少女通常則作為是推動劇情的力量。少男的姣好面貌，成為電影世界裡的耽美重心，隨便舉例就一堆，陳柏霖、張孝全、柯鎮東、陳昊森、曾敬驊，「#大男孩」的對純樸、憨直、大笨蛋的要求，他們表現忠誠、可受控制，並且，他們不會對（男性）觀眾產生威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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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女主角則以「#熱情開朗大方」為形象，如《女朋友男朋友》中的林美寶（桂綸鎂），就如同前述，她起了連結兩位男主角陳忠良（張孝全）與王心仁（鳳小岳）的作用，確實地帶動敘事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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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青春的反叛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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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後的台灣青春愛情，某個程度上融合了日本和美國的純愛視野，前者展現了「#物哀」的精神，後者則更多在表現西方個體主義的追求。當然，不同的作品也有各自主題脈絡的側重，像是性別認同、性別麻煩（Butler, 1990）、青春成長、描繪時代精神、國家與社會變遷的隱喻、情感抉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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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而言，台灣的作品更擅長挪用青春的反叛結構，去對應、甚至逆返「#國家體制的規訓」，這個台灣電影本土化的大主題。2000年後的新導演，以90年代前後為基礎，自然而然流露出了導演本身的「懷舊」情感，想是一個包含了情慾、戀愛、政治、社會、經濟裝況的「情感的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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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感先於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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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女朋友．男朋友》為例，其為一部愛情電影，也是一部歷史電影。該片採用序列式的線性時空，將台灣的多重現代性再現。許多文化學者會討論國族與愛情的辯證關係，大時代下兒女情長，微小的愛情被鑲嵌在巨觀的社會脈絡中。但實際進入電影文本，才會發現，楊雅喆並不是要說明這種台灣性的社會—歷史時空，反而，他進行一種「#逆反」，讓情感能量來主導政治的場景。根本沒人真正在鳥民主自由，這才是真正的自由，非常後現代的後現代的後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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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雅喆幾乎總結了後殖民與後現代電影裏頭所有的多元主體：女性、情慾、學生、社會運動、娘娘腔、同志、小三、本土、鄉下人、都市人等等，運用了諸多遊戲般的情節將這些概念構成一個皺摺，裏頭緊密扎實情慾流動，展開又可以觀看台灣自由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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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年我們一起唱的主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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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愛情電影還是成為一種類型了，也不是壞事，也許是必然，這形成了一個穩定的大眾流行文化市場，引導著戀情與自由的話題，反映著純粹親密關係的渴望。在電影裡，人們才可以淡化成人愛情經驗的功利性、功能性。如果能夠再有一首好聽的情歌那就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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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能在腦中烙印電影裡的青春記憶，就一定要有一首讓人感動的歌曲，當旋律響起時，瞬間喚起洶湧的刻骨銘心，像是《藍色大門》的「#小步舞曲」、《我的少女時代》的「#小幸運」等。盧廣仲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就是一個不錯的例子。這首獲獎歌曲，編曲十分令我動心，第一聲，每次聽到小號與歌手聲線對唱，與法國號的穿梭交疊，都會全身起雞皮疙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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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首歌起了關鍵的宣傳作用，五月天、魏如萱、周興哲、蔡依林、田馥甄、梁靜茹、李千娜、韋禮安、曾沛慈、徐佳瑩等歌手的cover版傳唱參與，更加豐富了電影文本與影迷/歌迷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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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是，該約唱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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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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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llouz, E. (1997). Consuming the romantic utopia: Love and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2. Illouz, E. (2012). Why love hurts: A sociological explanation. Polity.

3. Butler, J. (1990).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routledge.

寰宇漫遊的團隊是在兩個星期前，接到總統府的邀請，想要做一個對談。府方的重點，是希望在蔡英文總統下星期出訪前，藉這個機會把蔡英文總統在外交上的理念，透過我們的節目跟大家做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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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官方版本的出訪主要目的地是加勒比海友邦，但過境美國時間來回相加長達四天，我相信不是只有我而己，很多人很多很多人都會認為美國部分比友邦的部分更重要。所以這次我們在準備訪談時，我就確定了幾個主軸。

🔎第一：是蔡政府目前是否對美國太過傾斜?美國可信任嗎?川普可信任嗎?政黨輪替之後，美國的態度會不會改變?
🔎第二：是對中國，蔡英文上台之後，與中國關係倒退是事實，不管是那一邊造成的，蔡英文將來會如何處理與中國的關係?
🔎第三：是經濟，台灣在堅持民主體制與經濟發展中，一定要擇一嗎?🔎第四個主軸是如何看待我們與邦交國的關係。

所以我們先來看看第一個主軸蔡政府目前是否對美國太過傾斜?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看目前台灣跟美國川普政府的關係有多好，我在節目中以星等來評，現在是四顆星，馬英九時期是兩到三顆，改變的關鍵不在蔡英文，是在川普。是因為川普將美國與中國的夥伴關係轉成了對手的關係，刻意拉攏台灣。那這次蔡英文訪美，就是要看看台美關係是不是還是四顆星？

美方讓台灣總統來過境，一定會被中國抗議。美方會讓這位台灣總統來過境，多少有點背書的味道在，但又不能做得太明顯，把中國惹到翻臉。所以如果能過境美國本土，而且地緣上越接近華府，能見到的華府高級官員及國會高階議員的機會就更多，這是為什麼這次過境紐約是個big deal！

見到什麼人當然很關鍵，我的經驗是去之前，是一定不會講的，省得被中國知道了從中作梗。果然不管我怎麼問，她就講了些五四三，她還說了這個。

蔡英文：這幾年我們過境美國，在很多方面的待遇是有改善，那尤其是媒體新聞的同仁的採訪，也放寬了很多。

美方讓這位台灣總統過境多少有背書的味道，台灣媒體大幅報導台灣總統在美活動狀況，有助"外銷轉內銷"，這對選舉造勢是有幫助的。所以不要小看這個記者發稿的放寬程度。再加上之前的軍售正常化及眾多友台政策，所以目前看起來台美關係是好，但可以延續嗎?川普下台之後怎麼辦?這是為什麼小英會一直強調台美友好是兩黨共識。

蔡英文：美國其實對台灣的友善，跟對台灣安全的關心，它是跨黨派的，換句話說它的兩黨，還有它的國會議員，還有它的行政部門，其實對台灣的友善是蠻一致的。

這就是在說川普即使下台，換了民主黨上台，美國目前的友台政策是有機會會延續的。另一 個問題是美國會不會只拿台灣去當壓制中國的棋子或籌碼，大家擔憂的是美國把台灣用完就扔，這個問題我們用不同方式問了二次。

范琪斐：那時候就有很多民眾會講說，你看…美國就是拿我們台灣當籌碼，可是我想這個棋子說，我想在台灣民眾的心目裡面，我覺得這個是很難揮之不去的一個陰影。

動眼神經：美中貿易戰結束的話，妳覺得對台灣的角色，會不會有什麼改變？

蔡英文：台灣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存在，因為它就是一個民主自由的標竿，從威權社會走出來的一個民主自由的社會，而且它從過去的經濟相對融合的情況，在幾十年間，它變成是一個蠻成熟的自由經濟體嘛！那對很多的國家的發展來講，這都是一個很好的典範，這種典範的存在，對這個區域的穩定是有意義的，對很多的國家，它有一個示範的作用，台灣的存在本身，就是有意義的一件事情，如果你本身的存在是有意義的，而且是重要的一件事情，為什麼擔心自己變成棋子呢？

這是在說台灣要找到自己的定位，你找到自己的價值，就不用擔心凡事沒有話語權，不用擔心會被人家用完就扔。在蔡英文的想法，台灣的定位與價值，就是…

范琪斐：我們最大的價值是抗中嗎？
蔡英文：我們最大的價值是證明，再大的外來壓力，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是撐得住的。

我拿在台灣很多人在講的以色列模式來做例子。以色列在中東站得住腳的起源，不是因為幫美國在中東做代理人，1973年的十月戰爭，以色列同時遭到埃及跟敘利亞南北夾攻，當時全世界以為這下子以色列被滅國滅定了，結果以色列竟然打贏了這場戰爭，把這些阿拉伯國家打得稀哩呼嚕，以色列為自己在中東的地位卡下來了，第二個關鍵是以色列總理納塔亞胡在2003-2005年當經濟部長的時候，發展出以色列國防工業領軍的經濟政策，這讓以色列能兼顧國防及經濟濟發展。以色列模式最厲害的地方是將它的危機轉變成它的優勢。這個模式有沒有問題？有！有一個很大的副作用，就是中東危機降低時，賣武器的以色列經濟是不是就不好了呢？

但在台灣目前的狀況我們還不用去想這個藥丸副作用，先把藥丸做出來再講，這是為什麼蔡政府最近一直在強調潛艦國造的重要性，這是想要兼具國防跟經濟發展。

我另一個問題是民進黨一直強調民主自由，國民黨強調經濟發展，台灣選民似乎被強迫只能在民主跟經濟中選一個，我們真的不可能兩個兼顧嗎？

蔡英文：這個邏輯再重新轉一下，你如果沒有民主自由，你荷包守得住嗎？

范琪斐：可是沒有荷包的時候，也沒有民主自由。

蔡英文：任何的一個經濟發展到一定的程度，一定會面臨到公平正義分配的問題，也一定會發生環境保護的問題，勞工的問題。

蔡英文這是自由派思維的說法。民主跟經濟如果無法兼顧時，那個要放在前面？蔡英文是堅持民主要放在前面，不是將重點放在如何創造財富，而是放在如何公平分配財富。這個說法現在在美國在歐洲都有很多人主張。全球化是創造了很多財富，但這財富卻是極度集中，所以很多人都說一定要改，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裡像桑德斯，華倫都是這一派。這一派說法在年輕人中很受歡迎，但這個說法也被保守派批評，餅都還沒做出來，只會吵著如何分餅。

另一個是有關全球產業鏈轉移對台灣是不是有利？我有這個問題很久了，川普要的是製造業回到美國，也就是美國這麼大市場，最好都是美國公司自己來做自己來賺。所以任何政府只要跟美國是出超關係的，他都看不順眼，這次G20之後，跟中國貿易戰只不過停下來喘口氣，他馬上回頭就說要懲罰越南。

蔡英文：兩個面向，第一個面向是貿易的平衡問題，事實上我們跟美國的貿易或經濟的互補性其實滿高的，換句話說我們賣很多，其實我們也可以買很多回來，所以這個互補性是存在的，所以這種雙邊貿易的平衡這件事情，我覺得應該不是最困難的課題。

這個說法我還是覺得還是有些問題，川普主張的是單邊主義跟功利主義。他的重點是對美國有利，不是互利。所以在川普的心中，有任何國家跟美國的關係是所謂的互補關係，我還滿懷疑的，將來要跟美國買很多我想不是問題，但要賣很多的部分是我有問號的部分。

至於跟中國的闗係，我的問題其實只有一個，習近平上台之後，基本上是拒絕與蔡政府對話，在這樣的情況下怎麼處理跟中國的關係？

蔡英文：一方我們不挑釁，第二方面呢？我們要讓它不要有誤判，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就為什麼當習近平講，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時候，我們就必須要講清楚，另外我們當然也要對國際社會講清楚。

最後一個問題是我自己臨時加上去的，現在民主這個觀念，在全世界都受到挑戰，川普總統在美國國慶日才舉行了一個法西斯味道很重的閱兵，俄羅斯總統普丁才說自由派思維己死，我常常在想，像我這種把自由民主的價值觀看得這麼重的是不是在歷史站錯邊了，蔡英文是這麼說的，我以她這段話來作為我們今天整個節目的結論。

蔡英文：每個時代的民主都會接受挑戰，因為你會開始質疑，這個民主是不是一個好的民主，你這個民主是不是跟我的經濟利益是衝突的，可是我們都忘了一件事，民主也是需要進步，民主要接受挑戰，當你經過挑戰，再進化過的民主跟自由，其實它跟經濟，你要的那個經濟利益是不衝突的。民主自由不是就是這樣自然存在的，它是每一天我們都要去守護它、強化它，讓它能夠接受不同時代跟各種樣態的那種挑戰，如果你把民主當做是一個靜態的存在，沒有錯！民主自由有時候會撐不住。

范琪斐：那我撐得住嗎？

蔡英文：我們應該撐得住，因為以台灣社會，雖然我們常常會有一時的情緒的集結等等，但是它總是有一種集體的理性的存在，所以妳問我對台灣的民主，我還是抱持一個比較樂觀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