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伊朗，很少人會想到足球，但其實亞洲足球一哥不是日本，也不是南韓，而是伊朗。而伊朗足球的政治化程度更是世界第一，當北韓不見影，識睇世界盃，豈能不留意伊朗？政治和足球是我兩個長久以來的興趣，我對伊朗也有特別的感情，所以這篇寫得好開心！
陳婉容：明報星期日生活﹕邪惡軸心世界盃——伊朗的政治化足球
（按：想起伊朗，很少人會想到足球，但其實亞洲足球一哥不是日本，也不是南韓，而是伊朗。而伊朗足球的政治化程度更是世界第一，當北韓不見影，識睇世界盃，豈能不留意伊朗？政治和足球是我兩個長久以來的興趣，我對伊朗也有特別的感情，所以這篇寫得好開心！）
【明報專訊】上屆世界盃除了令鬥牛民族第一次攀上世界高峰，奠定了西班牙足球的主導地位之外，還有一些球迷難以忘記的賽事。例如北韓在小組賽中令巴西陷入苦戰，雖然最後仍然輸波，但世人無不驚訝這支來自「邪惡流氓國家」的神秘球隊，居然可以踢出如此有紀律的足球，甚至有牽制巴西的能力；場外更有話題性的是，傳聞說北韓小組賽出局，金氏狂人會將球員統統送入勞改營。今屆世界盃再不見北韓人身影，幸好「邪惡軸心」未因此缺席，今屆換上的是北韓去屆在外圍賽踢出局的另一支「邪惡」隊伍——伊朗。
雖然伊朗是亞洲足球一哥（而且國際足協排名參考價值不高），但為什麼要寫伊朗？巴西有主場之利，西班牙繼續星光熠熠，德國足球正在復興，而英格蘭雖然仍在沉淪，在香港仍有大量支持者。然而伊朗人對於足球之狂熱，不亞於以上任何一個足球強國；足球在伊朗的政治化程度，更肯定是世界數一數二。筆者去年採訪伊朗大選，在群眾湧上街頭慶祝溫和改革派的魯哈尼（Hassan Rouhani）當選後3日，就見證了伊朗在亞洲區外圍賽擊敗南韓，第四次晉身世界盃決賽周。當日德黑蘭幾乎全城沸騰，民眾在街上揮舞伊朗國旗，高呼伊朗萬歲。見過此情此景就不難明白，為何伊朗政府對足球緊緊箝制，以至在伊朗，足球就等同政治。
利用足球控制人民
足球最初透過大不列顛的帝國爪牙傳入伊朗，早在19世紀末，伊朗人就開始接觸這項運動，而且本身熱愛足球的巴列維王室亦非常支持伊朗體育發展。1979年伊斯蘭革命後，許多有表演形式的藝術和娛樂活動因伊斯蘭教義被禁，足球由於會集結人群，亦被什葉派教士視為潛在動亂源頭，是以初期並不鼓勵這種運動。在被足球取而代之以前，最能夠代表伊朗的體育活動是可以被稱為伊朗「國術」的摔跤。然而無論摔跤在伊朗歷史有多悠久，伊朗又出產過多少世界級選手，仍然無法抵擋足球在現代社會的吸引力；而摔跤這種個人化的運動，更敵不過講究有機合作性且充滿對抗性的足球，在現代國際政治中的重量。
去年前總統艾哈邁迪內賈德8年任期期滿下台，筆者所訪問過的伊朗民眾，無一不為此歡天喜地。內賈德的臭名，一半因為他在國際舞台上的瘋狂行徑，多少令伊朗跟西方進一步交惡，令伊朗受制裁重創，經濟一蹶不振，物價更因貨幣瘋狂貶值而騰飛；一半自然歸因於2009年選舉的各種種票醜聞，以及對反選舉舞弊的綠色革命血腥鎮壓。由於內賈德跟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權鬥，而大搞民族主義正好可以幫助內賈德削弱宗教教士權力，於是伊朗的「全民狂熱」運動——足球，就成為了內賈德最方便利用的工具。
內賈德對足球的控制，全球應該沒有任何一個國家領袖可以比擬：2008年，他將伊朗名宿阿里戴伊（Ali Daei）請來擔任領隊，1年後親手將他炒魷。同年他將曾效力拜仁的亞洲足球先生卡利米（Ali Karimi）請入國家隊（雖然卡利米對他並不賣帳，在2009年世盃外圍賽戴上綠色腕帶，以示支持反對派），又安植親信領導伊朗足總（IFF），甚至放寬女球迷入場看球賽的規定，令宗教領袖大為震怒。正如伊朗隊的前教頭古特比所言，伊朗足球的高度政治化有好有壞，好的當然是得以獲取更多國家資源和注意，壞的就是足球運動與政治走得太近，不免過於受到政治風向影響，長遠有礙發展。
足球與伊朗的好戰外交
講及足球成為了各國交鋒的戰場，最難以略而不談的歷史，自是1969年中美洲兩小國薩爾瓦多和洪都拉斯因爭奪世界盃入圍名額，重燃兩國之間由來已久的領土和資源衝突，最終爆發一場真正戰爭。共產波蘭傳奇記者卡普欽斯基（Ryszard Kapuscinski）談及此戰的著作，亦索性稱為The Soccer War。1986年墨西哥世界盃，阿根廷和英格蘭在福克蘭群島戰爭後首次在足球場上對陣，馬勒當拿當時以經典的「上帝之手」入球將英格蘭踢出局，對於阿根廷而言，無疑是打了一支民族主義強心針。1988年，由大帝碧根鮑華帶隊的西德在歐國盃四強對陣荷蘭，橙軍以2比1擊敗德國隊，賽後荷蘭竟有高達六成國民上街瘋狂慶祝，認為國家隊替他們報了二戰時被德國佔領的深仇大恨。橙軍領隊Rinus Michels其時就說了這麼一句：「Football is war.」最接近我們的年代，有最具現代國際政經關係意味的例子：「歐豬」希臘在上屆歐國盃對上了迫希臘政府實行緊縮政策、被希臘人民視為「假救濟，真殺人」的「債主」德國。許多本身對足球零認識的朋友，亦因此留意這場球場大戰，希望希臘能在球場上贏一仗，力保尊嚴，證明主體精神未死。
對於鮮有其他直接外交途徑，而且長期依賴在國際上樹敵來維持政權正統性的伊朗而言，足球的好戰本質（bellicose nature）正正令它成為伊朗外交的最佳出口。伊朗在1998年，在伊斯蘭革命後首次入圍世界盃決賽周，在伊朗引起了比任何國際摔跤賽都強烈的旋風；當年伊朗雖然在小組賽階段就出局，但卻完成了一件無比偉大的壯舉，就是在小組賽階段，以二比一擊敗了同組的「惡魔」美國。自1979年的發生於德黑蘭美國使館的伊朗人質事件起，美國跟伊朗就處於敵對關係，當年不是冤家不聚頭，雙方在球場上非常禮貌，場外卻風起雲湧，最終賽果令當年的伊朗國家隊成為民族英雄。
伊朗足球終於走向國際？
魯哈尼勝選後數天，伊朗即因第四次打入世界盃決賽周而再次舉國歡騰；這位備受改革派歡迎的新總統在政治與足球緊密掛鈎的伊朗，算是有個好得不能再好的開始。去年年底，魯哈尼跟奧巴馬進行破冰電話通話，不久後伊朗和P5+1在日內瓦的核談判就取得歷史性成果。內賈德的狂言狂語已成歷史，美伊關係也不如之前那般劍拔弩張，伊朗似乎向成為國際社會的「正常」一分子，又邁開了一大步。
然而事實卻沒有那麼簡單。在長期的制裁環境下，伊朗國家收入幾乎減半，足總因此瀕臨破產，連亞足聯的金錢援助，也因為對伊朗國際資金轉移的規限而難以到手。伊朗非常貧乏的外交，令伊朗隊1年只踢得上一、兩場國際友賽，而且對手都是連32強都打不入的弱旅。然而伊朗在外圍賽仍擊敗亞洲數一數二、有不少球員外流歐洲頂級聯賽的強隊南韓，總算不枉數年前重金禮聘葡萄牙籍的基羅斯（Carlos Queiroz）加盟成為教頭。基羅斯是費格遜的前任副手，甚至在曼聯辭退莫耶斯後，與費爵爺的另一前助教梅倫史甸一樣，成為過英國小報列出的曼聯下任教頭人選之一。名帥算不上，但作為助教仍然帶過曼聯皇馬，也帶過葡萄牙國家隊，國際經驗絕對足夠，可見伊朗振興國足之決心。
基羅斯其中一項建樹，就是從歐洲聯賽中引入一些海外伊朗人（Iranian Diaspora），邀請他們為伊朗國家隊效力。例如在外圍賽中大放異彩，效力英冠球隊查爾頓的Reza Ghoochannejhad，就是自小已經移民荷蘭，代表過荷蘭青年軍的前鋒，但決定代表伊朗國家隊出賽。他和英超富咸中場Ashkan Dejagah是伊朗世盃23人中，寥寥無幾的外國聯賽球員，其他球員都來自伊朗本土球會。雖然國內聯賽水平不低，但缺乏國際賽經驗，相信依然會成為伊朗國家隊的一個致命傷。
伊朗身處的F組，除了必然會出線的阿根廷以外，眾星雲集的波斯尼亞絕不好惹，曾經的非洲猛虎尼日利亞也還是有米基爾和尤保等球星在陣。然而伊朗國家隊早在6月初就已經抵達巴西，開始適應時差和集訓，比幾乎所有隊伍都要早。書寫伊朗當然是因為伊朗的政治外交特別值得研究，也因為個人對於伊朗的感情和對弱旅的扶弱心態；然而更重要的原因，是筆者認為在資金缺乏，經驗不足，出線機會奇低的處境下，依然認真對待足球，就是世界應該見證的，最美麗的體育精神。
文×陳婉容
編輯 胡可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