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扮演著形塑地方、族群乃至國家認同的重要角色。一個地方或群體的音樂如何擴散到不同區域、甚至跨越國界？在全球化數位化的發展脈絡下，我們應該如何理解與看待音樂類型在流動與傳播過程中所發生的交融雜糅現象？讓我們來閱讀這篇選自 新活水 的文章，從音樂的視角映照出個人對於社會族群認同的反思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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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省第二代的鍾適芳，母系家族從中國大陸輾轉到香港再到台灣，生在海南島的父系家族則先往越南、寮國逃難，爾後流轉來台；此後，他們仍在島內不停移動、搬家。另一方面，父母雙方都無宗教信仰，加上母親是自學而前衛的女性主義者，反傳統也討厭任何束縛，鍾適芳自言始終沒有「根」的感覺，也不知道什麼是「根」。
或許這可以解釋她受到的莫名召喚？「我和交工樂隊、原住民音樂家合作，他們都有很明確的根源存在，而且是有形的。」鍾適芳舉例，「像鍾永豐、林生祥他們錄音前，都要在家門口的大樹下面拜伯公（土地公），家對他們來說有好多層意義，從祖屋、到家族……」但外省二代沒有具象家屋或空間構成的「根」，這些東西非常陌生。「『根的感覺』，我是從跟這些音樂家一起工作後才開始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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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或許，外省後代的「根」，即是像棋盤腳那樣飄洋過海，本質上由遷徙和離散所構成，她跟檳榔兄弟工作時，意識到類似的困境：「原住民永遠被迫離開，部落是空的、裡面沒有人。一直移動、重建，然後銷毀，社會階級流動又非常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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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聽一些異文化聲響時，也不能假裝那是一個撫慰我們的聲音。」她不無謹慎地表示，世界音樂的創作容易出現文化挪用、自我殖民的問題，或是去脈絡地混為一談，僅是營造異國風情遞送給聽者──事實上，全球音樂工業中的「世界音樂」標籤，是以西方為中心來概括「其他」文化的樂類及風格。
「無論做音樂、紀錄片或策展，最後都會處理到這些問題：能不能盡量呈現創作者文化背景下的脈絡：為什麼會發出這樣子的聲音？為什麼會產出這樣子的創作？」鍾適芳強調，「不是把它籠統地放在異國情調中，也不要為了行銷宣傳進行誇大或誤用。」或許這也是大大樹為何始終「大」不起來的原因？「若公司規模變大，也許就不可避免會違背自己對某些音樂、文化的理解吧！」
（引用自https://www.fountain.org.tw/interview/chung-she-fong?fbclid=IwAR11bog1oIE6ct7iNP_lSp_RKYAdsH14vMsQ0mfh8CcoDaGNal078ubtWF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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