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別人給的答案或方法,而沒有經過自我探索及內化,是無法達到蛻變的。
基於東方的教育及文化影響,我們從學生時期學習時就在等待老師所教的內容、老師所出的考題、老師所期待的答案及我們以為能證明自己價值的成績。於是養成了我們等待或期盼他人給答案的習慣,認為有一個答案或方法能解決自己的問題,只要照做就會過關。
套用在人生困境時,我們也會期望療癒師或心理師給一個方法「你說的我都知道,那我該怎麼辦?」來突破,卻沒有發現別人的方法可能只能參考或有個方向,實際上的療癒或改變是發生在自己的參與摸索過程中的。
所謂的心理成熟或是人格成熟,就是從等待被別人滿足的嬰兒狀態,到認清這個「等待」不符合實際的成人樣貌,從而自己給出自己需要的這個滿足。如果沒有在心理上真正長大成人,我們很容易在幻想及現實的落差中感受到痛苦,而引動與人之間的磨擦及狀態變動。而成長就是在這區分現實與幻想中去體驗及理解,自己內在的粉紅泡泡是如何一丁一點的被外在灰黑的真實世界給修正的。
還記得我在唸國際英語教學(International Teaching)碩班的剛開始,教授就先要求大家寫一個幾千字的報告,題目是:「你對這堂課的期待是什麼?」在當時我還挺納悶教授什麼都還沒教,我哪知道該有什麼期待啊!但因為得要交報告,於是開始藉由題目去找資料,先自己多方去了解這個主題能涵蓋範圍的意思是什麼,有什麼理論支持或案例了解,會有什麼困惑或不懂,然後依照自己現階段理解的去抓出自己想知道的內容,而訂出對課程的期盼。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後續所有的課程,都不是教授「教」的,他頂多只是給我們文獻,然後接下來的就是自己找範圍、自己訂題目、自己找答案,及自己產出能夠再被探索的質疑或結論。有趣的是,這與人生成長中的自我探索很類似,如果你的問題是我指出來,我給答案,你照做的話,那就會是我的人生而不是你的了。
人生中自我探索很重要,是因為在摸索的過程中其實是更認識自己。我們都以為自己很了解自己,但那只是冰山露出來的八分之一而已,真正所有觸發我們去做一件事背後的動機,實是受底層的那八分之七的影響。而「我是誰」這個哲學性大哉問,就是一個靈魂來這趟地球之旅最重要的使命。一生中與他人及世界的交流碰撞中,看見自己的真實樣子,實乃不易。但這就是靈魂能演化蛻變的最重要滋養,沒有體驗就沒有領悟。
參,就是我們親自參與探索的過程,然後才有悟的可能。
#有興趣做更深度的自我探索
#歡迎加入靈魂之旅的行列
#週六晚即將開課
#名額剩兩位
illustrator: victoriya kryzhko
哲學報告題目 在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第一次聽到李國鼎的時候是 2018.02 和威宇去台中聽 Hank 演講
之後進公司不斷不斷聽 Hank 講李國鼎。過程中看了關於他的影片、公司也買了一堆李國鼎寫的書,但兩年過去,我沒有靜下來系統性地讀任何一本
這次的 trigger 點是讀台灣半導體早期的資料,想要把這個歷史拼圖拼起來,就先選了一本比較薄的、1987 年出版的 <工作與信仰> 讀起
這本是整理李國鼎在不同場合的演講、投稿而成,涵蓋很多主題,光是我摘要的內容就超過 7000 字,所以打算分三篇來整理心得
今天先講讀完李國鼎 1983 年在中央大學演講,主題 <求知的過程和經驗> 我非常喜歡這章,從李國鼎小時候講到他 70 歲
曾經老闆問我:阿堯,如果今天要你幫台灣科技化,你會怎麼做?當年蔣中正可是丟了臺灣工業化的題目給李國鼎
那時我完全沒有 idea,怎麼可能,太難了吧。但讀完這章,我覺得李國鼎有這樣的能力,完全不是因為他聰明。幾個 takeaway
1.跟最厲害的人學
2.保持初衷,一路保持初衷
3.每一步都算數,每一件看似困難的事,對往後都會有極大幫助
4.對現狀不抱怨,認真做事、隨遇而安
5.讀萬券書,更要行萬里路。與頂尖人才交流,不要活在自我想象中
-------底下內容摘自 <工作與信仰>-------
- 1934 到劍橋去做研究,因為那裡是核子物理的聖城,1930 年代前後,許多新發現皆從那裡研究出來。做了兩年的核能物理研究,和一年的極低溫下面超傳導現象的研究,這個題目是當時中國學物理的人沒有去學的。大學教科書 Radiation from Radioactive Substance 的作者 Rutherford 就是這裡的主管,另一位實驗室教授兩度得到諾貝爾獎。很多優秀學生都在當高級研究員指導研究生研究,還有發明電子的 Sir J.J Thomson 和發明 Cloud chamber 的 Wilson 雖然退休,但仍到實驗室來,可以常常請益
- 每天下午茶時間,做理論的人就會跟做實驗的人進行交流與辯論。不斷交互、修正,結果就帶來很多新發明。使得那時劍橋物理研究所成為世界物理學的聖地,全世界理論或實驗派的有名物理學家都常來演講訪問,這是他的黃金年代
- 這些研究學問的方法和思路無形中給我很大的訓練和啟示,那就是對任何問題,要先有整個的了解,然後選定優先次序再著手推動進行。
- 回國在還沒找到軍事工作以前,先到武漢大學教物理。第二年在長沙加入防空學校(月薪從 360 下降到 150)做照測總隊修理所的所長,招收了許多大學理工畢業生為技術員和一批機械生,所有後方主要城市的防空部隊都要我們派員工去大修,還要訓練軍隊技術人員的維護工作。因為當時沒電,就將磨米的磨子改成水力發電機。油不夠,就收購玉米和燒酒來練強力酒精,一面又做木炭汽車。這一段時間使我對技術問題和工廠工作,發生了很大的興趣
- 過了三年被邀請到中央研究院,參加 1940 西北日全蝕觀測。做沒多久,覺得這份工作和當初回國的初心不一樣。第二年同學介紹去資源委員會的資渝煉鋼廠做工務組主任,當時後方缺鋼鐵,而四川有鐵、有煤,在技術人力方面,有一批資源委員會送到德國去實習、然後計畫去湘潭參加設計中央鋼鐵廠的年輕工程師。我就和這一群專家中三四位共同來籌畫資渝煉鋼廠。我參加該廠工作期間,得到非常有意義的經驗,管理和技術的
- 在資渝做了三年,資源委員會調我到會本部工業處管理會數五六個鋼鐵事業,同時去戰時生產局也主管協調聯繫鋼鐵事業。因此對後方鋼鐵業的認識增加了解。勝利後,主動收集日本在東北所建設的鋼鐵工業資料。資源委員會擬在上海見一個有規模的造船廠,計畫用日本的賠償及美國的援助來辦,我就參加了籌備工作,技術人員延攬順利、碼頭已建好,但國共內戰,被調到基隆台灣造船公司。在此期間,曾以五十天的時間到日本實地考察其機械、造船等重工業。在台船約五年時間的磨練,最重要的使我對機械、造船工業也能略窺堂奧。
- 1953 被尹仲容徵招到經濟安定委員會下新成立的工業委員會做專任委員,做他主要的助手。一方面設計經建四年計畫的工業部門,尋找可發展的工業與產品。另一方面把這些計畫做出來後,便申請美援支持款項來加以推動,使國家走上工業化的途徑。在這方面我管的範圍很廣泛,除化學、食品工業外,諸如電力、紡織、機械等都歸我主管。這一工作時期是非常有意義的,可以接觸到很廣的層面,每天都接觸到新的事物及新的知識,同時以能代替進口、節省外匯的產品為優先。這段期間也開始參加國際會議,從 1954 開始每年一度的聯合國亞洲暨遠東經濟委員會年會,和其會前的工業分組會議,討論各國工業化的問題。以前只有外交部派人參加,注意力放在代表權問題,對其他專門議程都沒有意見。但我很認真看完議程中工業化涵蓋範圍的每個項目,在每項議程中我也盡量設法將彎的情形介紹給與會各國代表,交換經驗。連續參加三年,得到很多知識,對於推動一個國家工業發展,有了廣泛和整體性的看法。對於其他國家工業發展的途徑和方法或若干措施有助於我們推動工業的,回來即像工業委員會和經濟安定委員會報告並建議。
- 同時開始注意研究工業發展環境的問題。誰願意辦工廠?什麼情況下願意辦?什麼情況下能賺錢?政府哪些措施會影響工業生產?我最早有認識的是租稅問題對工業的影響。那時推動紡織外銷,發現進口的棉花有關稅,棉紗有貨物稅,賣出去有營業稅。我在經濟安定委員會先後建議關稅和貨物稅退稅制度,建議經採納就陸續實施了
- 由科學轉到工程,再由工程轉到社會科學,接觸財稅、經濟許多方面,凡是有關聯的問題或頭痛的問題,只要給我學習機會,都不會放過。一面做、一面學、一面想辦法解決問題,一面探尋新的問題和新方法,在工業委員會做了五年學到很多
- 1958 被派任美援會秘書長,因擔任幕僚長的關係,開始了我和財經首長接觸頻繁的時期。這時期我的三個身份,第一是美援會秘書長,第二是經濟部工礦計畫聯繫組召集人,第三是工業發展投資研究小組(IDIC)召集人。工業發展過程中研究投資環境的知識,當時尚無專門書籍可以參考,幸而隨顏靜波於 1957 參加舊金山世界第一次國際工業會議,會議中所收集的資料全有用處,徵選了十幾位同事,大家用科學的方法分析所謂投資環境有哪些
- 發現第一買土地很難,有很多法綁住。第二影響資本累積和行程得稅法很多,譬如印花稅。因這兩個因素,我邀請稅務專家、土地專家和法律專家來參加我的工作
- 我主持美援會最大信念是怎樣不依賴美援而可以生存,這是很少國家肯這樣做的。1960 提出財經發展 19 點措施
- 同時我想如何把這些觀念、法律功能、時代需要以及經濟學家的許多知識、社會應有的認識等,讓一般人都能了解,唯一的辦法是辦展覽會。這個展覽會將許多經濟觀念介紹給大家,讓大家了解和自行解答這些問題(人口過剩、水庫不足)設計一套圖表,分析一塊地三公頃要生產農作物的話,可以得到多少錢養多少人?若要辦工廠的話,可以生產多少?養多少人?若要外銷,可以得到多少外匯?這個觀念介紹給大家,大家對土地利用觀念很快就由農業社會轉變到工業社會
- 一個國家經濟的進步,同事也需要人民觀念的進步,來互相配合。我很快發現,今天我們所需要的是又懂法律、又懂經濟的人,我在美援會成立一個小組培養此種人才,並在台大及東吳大學設置獎學金鼓勵學經濟的去學法律,學法律的去學經濟,這樣對國家將有更大的用處。如果只懂法律而不懂經濟就會發生很多問題
- 在這期間,我每年有五、六次出國開會的機會,參加國際會議或帶領友好訪問團加強雙邊關係。行萬里路中,結識很多朋友,至今還保持聯絡,尤其在亞洲地去的財經首長,多變成好友。同時藉著外國投資人可知道世界的經濟情況、產品的發展情況,各公司的經營哲學及策略,這些都是學校學不到的,這些只有從談話中、公司年報中得來。知識增加了,而且增加的多半是動態方面的知識,而不是書本中固定的、靜態的資料
- 1969 由經濟部轉任財政部長,在我個人是極不願意的事,但當局既然一定要我做,也只能盡我的力量,仍抱著虛心學習的態度全力以赴。每一個銅幣拿到手中總有兩面,一面是人頭、一面是數字,我唯一可自傲的,看過數字,也看過人頭。我做過經濟部長,也做過財政部長,因此知道,同樣的一塊錢財經兩邊的看法,完全不同
- 從經濟部長轉到財政部,我仍不斷了解農工業的發展,從而綜合財政與經濟的關係。我常常告訴財政部裡的同仁,不要做經濟發展的障礙,假如有就趕快告訴我,如果法律有瓶頸就修改法律,辦法有瓶頸就修改辦法,若是人的話,則人的觀念就要改變。如果不能改變,應該調開原來工作崗位,這是我做事的哲學
- 1975.12 心臟病發,1976.06 請辭獲准,調任行政院政務委員
哲學報告題目 在 譚蕙芸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沒有誰比誰高貴](六之五)
反修例運動此前多場審訊,不論是襲警、藏武器、暴動案,在法庭裡的檢視方法,採取視覺較微觀。示威者在這條街被捕,隔一條街發生的事,不會視為相關。時間上檢視也收得狹窄,例如7.21元朗襲擊,或831太子站事件,示威者受事件影響之後上街,法庭不會視為有參考價值(relevant).
然而國安法第一審,唐英傑開電單車涉衝向警察防線,車上插了「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旗幟,案件搬到法庭,被提升到「恐怖活動」「煽動他人分裂國家」層次。
法庭對刑事案件審訊,多檢視可觸摸之物,如翻看閉路電視、檢視直播片段、化驗被告背包或手袋的物件。
但驗視一句話的意義,用甚麼方法,拉闊到歷史何年何月,翻查幾多本字典,還是要揭開人腦看看人的思想?
早幾天,辯方專家證人,港大學者李詠怡當被控方逼問舉殖民旗的人心裡想甚麼,梁天琦設計口號的心底意思。Eliza一度在庭上表示:「我沒法子有讀心術 (I am not a mindreader).」
如何去讀一場社會運動的集體心理?社會學家,明顯和法律專家有不同看法。
這天,彭寶琴法官問及Francis,他如何理解「反修例運動的時間線(timeline)」。作為專研社運的學者,Francis認為運動由2019年6月9日開始,延續至大約2020年中,但難說某一日正式結束。彭官反問:「逃犯條例不是撤回了嗎?在2019年9月條例撤回後,李教授你仍然覺得運動繼續下去?」Francis說是。
彭官亦問Francis,「你在問卷中問示威者,那一個口號有代表性,但每一個集會不是有主辦單位嗎?大會不是有他們的主題?」(亦即民間所謂的大台)
Francis回應道,每次遊行雖有個別主題,但整場大型反修例運動不只是個別遊行。「例如人們最初對『齊上齊落』口號感到有共鳴,因為此口號表達了整場運動裡,示威者感到的團結精神和聯繫感(togetherness)。很多時候,口號不是直接與政策訴求有關,而是表達示威者的情感和感受。」
這天,辯方專家證人,中大新傳學院教授李立峯Francis進入第二天作供。高個子的他,頭髮長及頸,穿了淺灰色西裝外套,外套布料質地有反光效果,西裝上的縐紋特別顯眼。他出現在證人枱時,拿着橙色的布袋,把厚厚的文件塞在布袋內,擱在證人枱。
Francis喜歡把手踭擱在枱上,竪起前臂,長長的手指揮舞着,談起他熱愛的社科方法論,語速越說越快,微微地左右搖動帶輪辦公室椅子。法官不只一次請他說慢一點。
有些時候,三位法官們發問的問題,比雙方大狀們更多。
Francis說,曾向全香港市民抽樣撥打電話作民意調查。為了要有隨機性,撥打住戶家居電話時,會向聽電話的人問,若家居住戶多於一人,那一位同住者的生日日期較接近,則邀請該人來回答民調。
唯一的男法官陳嘉信,手指之間常夾着筆,雙眉上下舞動,立即發問:「為何打電話去家居要這樣問,而手機則不用問?」
Francis解答道:「在外國,曾有研究發現,在家庭中負責接電話的人,永遠都是家庭主婦。」法官杜麗冰聽到後,臉上綻放出會心微笑,更向陳官互相交換笑容。Francis續說:「又或者是年輕人搶着電話聽,這樣,民調做出來就會有偏差。」
另一個社會學方法論的提問,也是由陳嘉信法官追問出來的。Francis團隊亦曾於廿多場遊行或集會活動中做現場調查。調查員會被分派在集會或遊行現場,邀請參加者填問卷。
但隨着運動變得更流水式,出現更多變數,甚至出現衝突。為了保護調查員安全,例如7.27元朗遊行,他們會派出少量資深調查員到現場,派發含有QR Code的單張,示威者可以事後上網填寫。
無論是代表控方的周天行檢控專員,抑或法官都問Francis,讓人拿單張回去跟QR Code填問卷,怎樣肯定填的人真是去過現場?
陳嘉信法官問:「你說,填問卷的人很熱心,你怎知他們會不會『熱心』過頭,上網虛構答案?」他雙手在空中比劃着括號,把「熱心」二字強調。
Francis說,他們巧妙地在網上問卷中加入了一條題目:「這天在那一個示威地點加入隊伍」,亦有一個選項是:「我今天沒有參加遊行」。填表者並不知道,研究員會剔走沒參加遊行的人的意見。
「他們填的時候,不知道這條題目若答了,其實篩走了自己,最終我們便可以只分析參加過示威的人的數據。」三法官聽罷,明白學者一早想到這些漏洞,點頭表示明白。
法庭裡,尋找「光時」意義之旅,控辯雙方均花心力指斥對方研究方法有漏洞。
代表律政司的署理刑事檢控專員周天行,嘗試從Francis的研究裡,找尋不足之處。Francis和團隊以5種研究方法:全港性電話民意調查、示威現場問卷調查、焦點小組、連登討論區大數據分析、公共討論分析(時評人在傳媒的言論),多管齊下來理解社會運動中口號的意義。
周專員指,調查大部分於2020年初之前進行,而本案發生的日子(2020年7月1日)之前一段時間,即2020年2月至7月,Francis沒有相關研究。周專員問:「沒有任何事阻止你進行更多研究吧。」
Francis指,當他自己知道要做專家證人時,已是2021年4月底,時光追不回了。「我不能坐時光機回到過去(I cannot travel back in time to do it.) 周專員堅持追問,可以做電話民調呀。此時陳嘉信法官插嘴表達其看法:「即係你叫李教授在2021年問番啲人9個月前在想甚麼?」
Francis望着陳官說:「你說的我認同,即使可以問,搜集回來的數據也不會可信。問人今日在想甚麼會較可信,你問人一年前想甚麼,可信性甚低。」
周專員轉以「以子之矛」嘗試再去進攻。「你曾說過口號的意義會隨時間改變,你在案發前一段相關時間,無研究喎。」Francis再解釋,除非遇到重大事件,口號的意思隨時間改變,基本上是以年計,或以十年計,「口號意義改變,並非分分秒秒在變動」。
Francis在庭上首次披露,他團隊進行的「連登討論區」大數據研究,份量之浩瀚,他和團隊從連登「時事台」從2019年6月到8月21日的討論帖子及回應留言,涉及2千5百萬個,電腦檔案足有38GB。
周專員從枱底拿出幾疊白紙,原來他的團隊從連登討論區,人手萃取了一些帖文,叫Francis即場示範如何做Coding (編碼)工作。
西裝骨骨的Francis翻閱着文件,開始說:「呢位網民【四葉妹妹】有提及過「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沒提及「港獨」及「五大訴求」,可算為「1, 1, 0, 0」; 網民【英國男孩】完全沒提,電腦會記為「0, 0, 0, 0」;這位【草尼馬仔】貼了光時旗的照片,不含文字留言,我們技術上沒法認出。但不改變們這個整個研究方法的合理性」。在嚴肅法庭,聽到鬼馬的網名,旁聽者都忍不住笑了出來。
控辯雙方過招,誰的「方法和總結」算是合理,光時究竟意義何在,是否違犯國案法?
Francis今天較完整披露他的看法。他認為,控方專家劉智鵬教授,以歷史及語言學角度去看「光時」這口號的意思,作出一個聲稱,就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口號,只有唯一一個解讀,並為所有人共知」,「但我認為劉教授沒有提供充足證據去證明這個聲稱」。
Francis解釋,劉教授報告中用了「necessarily」一字,即口號詮釋的唯一可能「必然」是這樣,這是Francis自己認為需要用多種社科方法驗證的假設。
口號究竟是由喊的人那端衍生意思,還是從接收者那邊決定意思?
陳法官指,他理解控方劉專家報告中指的是,「喊口號的人懷有分裂國家意圖和目的」。但Francis卻說,喊口號基本上是一個「傳播行為」,不只是一個人單方面「個人表達」那麼簡單。
一個口號喊出來,是由嗌的人承擔意義發送者責任,還是接收的人也有份貢獻意義?如此哲學性問題,在法庭的空氣裡交鋒。
Francis又像在講課一樣,「作為傳播學者,我認為,喊口號是一個溝通行為,不只是一種自我表達。我嗌一個口號,會考慮接收者如何理解。」
小個子的法官杜麗冰,左手手指戴了綠寶石戒指,她一邊說話一邊以手部語言輔助她的比喻:「好像我跟一百個人說,我喜歡西瓜,有人會覺得我愛吃紅色的生果,另一個人覺得我愛吃綠色皮的水果。我發送一個訊息,但別人接收不同。」
Francis補充:「不止這樣,說話的人會小心用字。例如有一句句子意義明確,另一句句子的意義含糊,如果我要表達自己,減少誤會,我會選較明確的那句。」陳官提出,智力不同的人也會用字不同。
Francis反駁:「不只,也看大家出身甚麼背景,像你們法庭背景的人理解『引導性問題』(leading question)和我們社科人便不同,不只是智力差異的問題。」聽到這句話,杜官和陳官都作深思狀。
控方曾挑戰,指若文字意義多樣,人們便沒辦法溝通。Francis在此反駁:「劉教授說,人們會跟社會慣例(convention)去用字,但問題是,社會有很多慣例。文字使用很複雜,也有修辭學(rhetoric)作為一種慣例。劉教授把語言意義解得太過死板(too rigid),語言意義多樣,修辭令人們變通調適,否則世界便沒有創意寫作了(creative writing)。」
控方周專員指出,劉教授也有其「證據」,就是警方跟據示威錄影片段,數算有多少次出現「光時口號」,而這口號與「顛覆元素」如港獨訴求、暴力行為同時出現。Francis反駁,這數據只在「點算上」可靠,但兩件事同時出現(co-appearance),並不等於有關。
Francis用一個生活化的例子,說明兩種同時出現的東西,無必然關係。「在大學,學生在班房可以自由入座,兩個大學生每次課堂都一起坐,可以解讀為他們是朋友;但在中學,課室座位是被編排的,兩個中學生常並排而坐,只能說他們是一起坐。」
然後,Francis就望着控辯雙方大狀的方向:「就像在這個法庭,李先生和周先生也一起坐,要考慮這是個法庭場景。」眾笑。
至於示威場景,有其特性,Francis解釋:「好像每年香港七一遊行,於同一個示威裡出現的團體,訴求可以不共容。如性小眾、勞工及外傭團體也會各自有訴求。」
即使大型示威有一些共同訴求,各人理解也有差異。Francis指,他有研究2014雨傘運動,其口號為「我要真普選」,「但落實到具體解釋,甚麼是『真』的普選?『真』字既開放又抽象,讓人各自己想象。」
文字容易於不同場景被誤解,Francis特別澄清了一個可能的誤會。焦點小組討論的指引中,研究員需要留意討論覆蓋不同範疇。其中一個範圍呈在法庭文件中,寫道:「社會運動意識形態和激進化(social movement ideology and movement radicalization」。
Francis特別澄清「激進」二字的在的學術意思:「激進化,在研究社運學術世界裡,意思是與社會常態的距離(deviation from social norm ),涉及更重大改變的意思,並沒有『好與壞』的評價。」
「好像反修例運動最初,有人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這訴求較溫和,因為過去香港也曾成立過,相比起來,『解散警隊』這口號則較激進」。陳官補充:「即是要求更徹底的社會改變。」
陳官亦引述文件中的資料,好奇地向Francis查問:「為何你認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比『五大訴求』更激進呢?」Francis解釋:「修辭學上,『革命』比『訴求』所涉及的改變,幅度更大,這是明顯的。」
在香港的刑事審訊上,「不爭辯事實、客觀存在」是常用術語,去指控一個人做了一件事,作為刑事案的入罪條件。然而一支旗,一句口號,如何建基於事實,使用這種法律語言,又出現了奇特的交雜和火花:
周專員指出,警察報告中點算示威口號出現次數是「客觀、不爭辯的事實」。
Francis反駁道:「你們只是提供了口號在示威現場,曾出現過的這個事實。」
周進逼:「你們只是倚賴別人的意見。」
Francis:「我們紀錄了人們表達意見的這個事實。我們分析的文章、人們論述過這些意見,都是一種『社會現實』(social facts)」
周再問:「你是否同意,劉智鵬教授報告裡,他對光時口號的解釋,是對的(correct)?」
詮譯變成了對和錯,二元對立,二選一,社科學者抗議了。
Francis:「我們的總結是,口號是開放的,抽象的,不只一個解釋,每人有每人的論述。我不會評價一個時評家對口號的解釋,正如我不會評價焦點小組裡一個平凡人的解讀。(I wouldn’t judge)我不會說,這個人的解讀是正確,這只是他自己的說話 (I wouldn’t say if this guy is correct, it is his own articulation)。」
周不放棄:「你不會異議,若我說劉智鵬教授的解讀是對的。」
Francis斬釘截鐵回應:「我會異議,問題並不在對與錯」。
杜麗冰法官嘗試插話,問Francis:「你會否覺得劉教授可以作這樣的解釋,即使你不贊同其解讀?」
Francis說:「我個人不會對口號作這樣的詮釋。劉智鵬教授的詮譯,只是『其中一個詮釋』。其解讀的地位沒有特別高,也沒有特別低。相比起某一個時事評論員,或者我們焦點小組的某一個參與者。」
周天行在盤問到最後,拋出了這個問題:「我說,我方對口號的理解方法(approach)更可靠。」
Francis噗哧笑了,全場亦爆出陣陣笑聲:「哈哈,肯定不是。警察在『點算口號』上或許是可靠,但我挑戰警察報告中『對數據的理解』,當口號與顛覆元素共同於示威場合出現,根本不是支持口號有顛覆意義的證據。我對警察報告是完全不贊同。」
此時,周天行專員彎腰,跟坐在他旁的同事耳語了逾三十秒。
周專員回過頭,橫空拋出這句話:「我向你指出,你的報告不可靠,不相關。」
Francis咬字清晰,語氣肯定回應:「我的報告,既可靠,合乎標準,亦相關。」
誰的解讀更有權威?控方專家認為喊口號的人必然意圖顛覆;辯方則指出,口號是開放和曖昩的,任何人的解讀,都沒有比另一個人的解讀更有權威。
一支旗,八個字,意義之爭,連繫着多位國安法被告的命運。
國安第一被告唐英傑,身型壯碩,年輕的他坐在犯人欄,由幾個懲教署職員押送。
唐的學歷不算高,是一位日本餐廳的厨師,然而穿着深色西服的他,還押了一年後,出席他自己的審訊,連日聽學者解讀他舉過的一支旗,都堅持翻閱着厚厚的法律文件,專心地聽着耳機,坐在他旁邊隔了犯人欄的翻譯先生,即時以廣東話傳譯。
「Rhetoric….修辭學」英語對話,小聲的廣東話,在法庭後方響起了,兩條聲道有些重疊。
幾名穿墨綠色制服的懲教署職員, 和唐一起坐在寬闊的犯人欄內。懲教職員的身體,慢慢挪移越近唐的方向,他們偶爾也竪起耳朵,跟進學者們的辯論進程。連穿着保安制服的叔叔,都聽得懂英語,都留意到辯論擦出火花,露出驚訝的表情。
八個字,有罪還是無罪,全城關注。誰的解讀更高貴?
時鐘已到下午四時半,明天Francis繼續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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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一):[Regime & Redeem]
7月2日控方專家劉智鵬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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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二):[Just Do it]
7月9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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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三):[過去與未來]
7月12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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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四):[知行合一]
7月13日辯方專家李詠怡及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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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五):[沒有誰比誰高貴]
7月14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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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六):[選櫻桃的人]
7月15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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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辯方專家證人中大新傳學院教授李立峯離開高等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