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義廉恥故事】~范仲淹算命
宋朝的范仲淹從小就懂得立志。有一次他去算命,走到一個地方,看到一位算命先生,他索性就問:「你幫我看一看,我能不能當宰相?」
這位算命先生一輩子從來沒有見過,一個小孩子居然開口就說要當宰相,也著實嚇了一跳。就跟范仲淹說:「小小年紀,如何口氣這麼大?」
范仲淹有些不好意思,接著又跟算命先生說:「不然這樣好了,你再看看,我能不能當醫生?」
算命先生有些納悶,為何志願如此懸殊,就問他:「你為什麼選擇這兩個志願?」
范仲淹回答:「因為只有良相跟良醫可以救人。」
算命先生聽完之後很感動,一個孩子念念想著要救人,算命先生立刻就跟范仲淹說:「你有這樣一顆心,乃真正宰相之心,所以你以後一定可以當宰相。」
因為范仲淹從小立志當宰相,當他在念四書五經時,就念出如何治國平天下,其他一般的讀書人只是為了功名利祿,所以念出來的見地自然不一樣。
因此,我們要從小立志,發出利益社會的心,並為這一目標全力以赴,自然也會得道多助。
📍感謝文章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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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心得分享》
古聖先賢從小立志,做人處事立基點都是捨己為他人著想的胸懷,量大則福大,因有一顆不自私的心,立志為他人的心,因此心中務實的有目標的前行,那份堅定並不改志的心念,屹立不搖,正氣凜然,讓人敬佩效仿。
貪圖利益的人,會為了自身利益爭取,因只有為己的貪心產生,違背自身利益衝突的事,也就產生莫不關心,也就多了算計與不純良,久而久之人與人只剩利益就少了真情真義。
四書五經意思 在 畢明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資深演員黃樹棠早前過身的時候,很多人寫的是「求叔再見」。
我沒有看《我和殭屍有個約會》,他的離去卻令我想起古龍的《離別鈎》。忽然之間很想說說古龍。
很多年前,無線拍了古龍的武俠小說《離別鈎》,主角楊錚就是由求叔飾演,反派自戀貴公子狄青麟是謝賢,求叔就是那個使用七武器之一Lethal Hook的高手。(小學我返下午班,早上看重播的)
故事的概念,型,關於命,宿命的諷刺。
「我知道鈎是種武器,在十八般兵器中名列第七,離別鈎呢?」
「離別鈎也是種武器,也是鈎。」
「既然是鈎,為什麼要叫做離別?」
「因為這柄鈎,無論鈎住什麼都會造成離別。如果它鈎住你的手,你的手就要和腕離別;如果它鈎住你的腳,你的腳就要和腿離別。」
「如果它鈎住我的咽喉,我就和這個世界離別了?」
「是的。」
「你為什麼要用如此殘酷的武器?」
「因為我不願被人強迫與我所愛的人離別。」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真的明白?」
「你用離別鈎,只不過為了要相聚。」
「是的。」
是我老豆讓我知道古龍的,家中,四書五經(真係《論語》、《孟子》、《大學》、《中庸》、《詩經》、《尚書》、《禮記》、《周易》、《春秋》),有;英語文學作品,大量;但我爸爸也愛看武俠小說。倒是我哥哥讓我看了很多古龍的(還有臥龍生),因為我大佬會買會租來看。小時候,我識鬼咩,見他看,我又看。
所以小學畢業之前,我已經讀完了所有金庸武俠作品。在我家,古龍和金庸是齊名的,爸爸常說他們兩個風格完全不同,同樣好看。小時候常常覺得,古龍比較型,特別有格調:「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問你死未!)
宿命,天意,冥冥之中,福禍相生相滅,他玩得出神入化,《離別鈎》是咁的:
神目神劍藍一塵藍大先生,得一號稱「東方金鐵之英」的曠世奇鐵,苦苦找得退隱多年的名鑄劍師邵空子,替其鑄造一把絕世好劍。詎料寶劍出爐,方欲成形的一剎,他因太緊張臨門失手了﹐結果弄出了一非劍非鈎的怪武器- 離別鈎。
藍一塵悲憤至極,邵空子自愧無顏,便用離別鈎自盡。悲劇。藍一塵便將這離別鈎送給了邵空子的徒弟、少年楊恨,就是楊錚的父親。
邵空子在此之前剛煉成了一柄利劍:靈空,實屬極凶之劍,邵空子便毀掉它煉成一柄薄如紙的薄刀。薄刀被應無物以一本殘缺的古劍譜換去,並傳給了自己的徒弟,世襲一等侯狄青麟。
毀掉了大半的古人劍譜,根本無法練成劍法,卻正好被楊恨用來練離別鈎。殘缺的劍,配合殘缺的劍譜,成就了天下無雙的武功。(正好對付厲害的狄青麟。)
太想完美,反而失手成恨,賠了性命。
想要絕世兵器,結果人鐵兩失。
殘缺的劍,遇上殘缺的劍譜,被遺棄的,找到了對手:you complete me。
因因果果,相報相了。
古龍很早就告訴大家,封侯拜相,一表人才,可以殺人放火,出身平凡,甚至破碎,可以品格高尚。
「每個人這一生中都難免要做錯幾件愚蠢的事,若是人人都只做聰明事,人生豈非就會變得更無趣了。」
「一個男人若是能活六十年,至少有十年光陰是白白浪費了的。這十年中,起碼有五年是在等女人換衣服,還有五年是在等女人脫衣服。」
這,就是古龍。
#古龍關注組
#其實佢好多作品好好睇
#陸小鳳楚留香絕代雙驕三少爺的劍
#可惜死得太早
#嗜酒好色才情豪壯
#出殯時倪匡等在棺材放了48枝XO陪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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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很開心能參加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主辦的韋伯逝世百週年學術研討會,這是我第一次走進東吳大學。那天知識量太大導致肚子餓,但又不好意思吃兩個便當,所以發現樓上有麥當勞還開心地傳訊息給朋友說:「妳學校好讚喔!竟然有麥當勞。」對方回:「我學校確實有麥當勞,但我讀的是清華大學。」
😔
當天研討會的下午茶點心很讚,我一直盯著桌上的司康流口水,但實在不好意思跟同學搶點心吃。😂
我擔心教授誤會我去現場白吃白喝,所以寫了一份作業證明我有認真聽課。
=======研討會開始=======
主辦單位: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協辦單位:東吳大學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
時間:2020年12月5日(週六)09:00-18:00
地點: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國際會議廳
社會學家Max Weber於1920六月因感染大流行肺炎而過世,一百年後同樣遇到肺炎疫情肆虐的2020年,我們紀念這位影響社會學、政治學、哲學、經濟學等人文社會科學的思想家格外具有意義。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人文社會學院、人權研究中心合辦的韋伯逝世百週年紀念研討會,讓現代學者透過知識上的交流與韋伯對話。大多數的人都以為韋伯只是社會學家,對他的印象就是與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和涂爾幹(Emile Durkheim, 1858-1917) 並列為「社會學三大經典作家」。如果更熟悉韋伯一些的人可能會知道其最著名的著作《基督新教的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以及《經濟與社會》都是社會學經典,但較可惜的是,讀過這些著作的人,或許也罕有機會去深度理解韋伯的知識創造過程,以及為何他從不認為自己是社會學家。
這場研討會邀請了多位學者與會。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裴元領的論文<宗教是什麼?為研究韋伯宗教社會學的準備工作>以中國四書五經、易經、聖經、佛經、墨子、印度摩科婆羅多及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來分析韋柏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劉維公的<從新社會學的角度談韋伯>認為社會學的關鍵在於創造力,而不是有多少學派、生產多少論文。現在的環境已經不是社會學誕生的那個年代,而是數位社會時代,這個年代你(妳)在網路上的「帳號」比自己是誰更重要。在(法國後現代思想家)布希亞的時代,人們認為「大眾不在乎真實」,但到了今天,則是「大眾創造真實」——假新聞、偽資訊都是現代人的集體創造。跟性愛機器人做愛算不算出軌?未來趨勢已經不是在爭吵性別、性向,而是當機器人成了人類更好的選擇而非替代品時,這些倫理問題怎麼辦?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張君玫的<韋伯與奧斯華德:一個能量社會學的想像>從化學家奧斯華德的「社會能量學的一元論」與韋伯的「多元社會學觀點」的對立衝突切入。根據她的研究,韋伯不認為奧斯華德的化學概念可以推展到人文社會,只是現代的人反而開始重讀奧斯華德的能量學(能量的關係),因為當代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確面臨能源、環境等新的問題。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賴曉黎的<從禁欲概念論尼采與韋伯的異同>研究尼采的《道德系譜學》與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宗教社會學》中,禁慾理想與韋伯禁慾主義之間的主要區別。政治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暨系主任黃厚銘的<消失於社會學中的理論與經驗間關係之多元想像>認為思想史、理論研究不該只存在哲學、歷史學中,但不少人認為社會學的研究只有「質性、量化、田野」三種方法。講者取三大家理論與經驗之間的關係來說明:涂爾幹的「社會事實論」是用一個理論來掌握一個實在,並從經驗中來驗證理論是否符合實在,或從經驗中產生新的理論。韋伯的「理念型」則建構出一個在現實世界中找不到的東西,認為社會學是具體事實的科學,所以最抽象的法則最沒有用處,沒有辦法套用於所有社會。韋伯的理念型和涂爾幹的普遍可以適用的想法與抽象概念抵觸。如果是這樣,那麽,馬克思學說的本質是「自由自覺的勞動狀態」,若將其核心精神從《資本論》中抽掉,只留下經驗證據,那這本書還能成立嗎?青年馬克思談了一個共產世界的理想狀態的理論,但《資本論》的實證經驗卻非如此。中山醫大醫社系副教授黃敏原的<韋伯的人論及其社會心理學考察>指出韋伯由理念引導世界圖像,認為需要我們「熱情」參與,並舉「清教徒可望成為天職人,我們則必須是職業人」的新教倫理為例。
每位講者雖然只有短短的20分鐘,但卻帶給現場聽眾如沐春風的知識啟迪。只可惜礙於篇幅與我的知識有限,僅能以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的張旺山教授論文作為研討會代表,而與會學者豐富精彩的研究,大家可以按照論文題目搜尋拜讀。
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的張旺山教授在其論文<韋伯的某種「人的科學」的構想:1895-1907>(Max Webers Konzeption einer “Wissenschaft vom Menschen”:1895-1907 )中提到,韋伯關於某種「人的科學」的構想形成,與他轉換人生跑道(由法學家轉變成國民經濟學家)有關。並且,這種「人的科學」的構想,從 1895 年弗萊堡大學就職演說首度提出,到1907到 1910 年已初步完成, 直到1910德國才成立社會學學會。講者在研討會上企圖論證韋伯的通才在各領域皆有傑出表現與貢獻,只是韋伯在學術領域中不斷跨界的強烈特色,也導致後人不斷地挑戰他的權威;但同時,各領域的學者得藉著韋伯的典範出發,才能開啟更多知識上的創新與可能。根據韋伯太太瑪莉安娜(Marianne Weber, 1926)的說法,青少年時期的韋伯花了很多的時間與精力製作了一幅 1360 年的德國歷史地圖,並在 15 歲那年的聖誕節期間再度寫了一篇長達 46 頁的論文<對印度日耳曼諸民族之民族性格、民族發展與民族歷史的一些考察 >。
但從小熱愛歷史的韋伯並沒有成為歷史學家,除了他的興趣廣泛外也有經濟上的考量——就跟我們尋常人一樣。韋伯 1882 年 5 月在海德堡大學註冊時,是以「法學」作為主修與職業學門 ,1884 年冬季學期轉讀柏林大學、1886 年通過第一次法學國家考試,直到 1889 年完成博士論文及1891 年完成任教資格論文完整了法學家訓練。所以,韋伯在 1892 年開始以私講師身份在柏林大學教授法學課程,並於 1893 年 11 月被任命為法學非教席教授。
韋伯的教職生涯並非一路到底毫無變動,這與德國的教育體制、韋伯個性與博學多聞都有關係,就像1893 年 6 月弗萊堡大學哲學學院就已經想要挖角韋伯去擔任「國民經濟學與財政學」的講座教授。 而韋伯在 1894 年 4 月初決定轉換人生跑道接受聘任,前往弗萊堡大學擔任「國民經濟學與財政學」的講座教授。這也意味如果韋伯只懂法學,是無法受到弗萊堡大學哲學學院青睞的,假如他的底子不夠也無法輕易脫離舒適圈,獲得更好待遇的工作。
韋伯於1919年1月28日受巴伐利亞「自由學生同盟」之邀,在慕尼黑大學所做的二場演講,<以學術為志業>與<以政治為志業>皆是「以精神工作為志業」的系列演講。韋伯後來根據速記人員抄錄的筆記,於1919年出版演講內容。為何韋伯會特別提到政治呢?在還沒了解韋伯前,我原以為像他這樣的經典學者不會沾染政治領域,但在閱讀這兩篇演講稿後得知,在當時德國的學術氛圍,韋伯意識到政治立場干擾學術領域造成的困惱。他在演講中呼籲——一種學術倫理的規範性訴求——政治不屬於課堂、教師扮演先知的徒然。在此摘引<以學術為志業>中對於學術倫理訴求的經典段落:「在文化團體以及政治團體的範圍內應該如何行動——這兩種完完全全是不同性質的問題。如果他接下來問道,他在課堂上為什麼不應該同時處理這兩者,那麼對這個問題的答覆就是:因為先知與鼓動家並不屬於課堂上的講臺。先知和鼓動家都被告知說:『要走上街頭去公開演說。』意思就是到容許批評的地方。」
擁有學者身分的韋伯排斥政治進入課堂上,但課堂外的韋伯卻希望透過候選而不競選的方式從政,來達到他參與制憲的目的。他在1918年12月25日寫給友人的信中,韋伯還信誓旦旦地認為:「看來,我在法蘭克福相當篤定能夠當選。」結果卻事與願違。韋伯也曾經感嘆地說,終其一生,他都是個「政治獨行俠」。從這兩篇演講稿中就能發現,韋伯身處學術領域與政治領域中,產生既熱愛又互斥的矛盾心情。
張旺山教授也在自己的研究中提及,韋伯一生始終對政治有一種「秘而不宣之愛」,因此,他對政治學的貢獻,也使得諸如《政治學的經典作家》(Klassiker der Politik)這樣的書,不得不將他列入政治學的「經典作家」之列。韋伯提出「正當支配的類型」的學說時,雖不是為了政治學而生,但卻影響了政治學領域,並被政治學者所用。Carl Heinrich Becker(1876-1933)曾依照韋伯的期望並提供優渥的條件,希望聘他為波昂大學的「政治學」講座教授,但後來韋伯基於私人理由選擇了到慕尼黑接 Lujo Brentano(1844-1931)退休後所留下的國民經濟學講座教授的空缺。1920 年夏季學期,韋伯甚至在慕尼黑大學開設了一門進階課程,課名就叫作「一般國家學與政治學(國家社會學)」。
我們廣為傳頌韋伯的博學多聞,但卻忽略了就是因為他懂太多、擁有太多知識,常讓他面臨抉擇的痛苦。在一封韋伯於 1887 年 9 月 30 日寫給他的大姨丈包姆加騰(Hermann Baumgarten, 1825-1893)的信中,韋伯就曾坦承:由於「種種實際上的利益――對這些利益的規制,乃是法律發展的基本課題呈現了種種的結合,而這些結合在我看來,用我們的科學的那些手段,是無法加以掌握的」。這意思是韋伯體悟到法律知識的極限,而將其排除在自己的興趣與職涯之外。
雖然講者一樣只有短短二十分鐘,但卻提供了韋伯豐富的知識之旅。韋伯在學術職涯上並非如我們習慣的教育體制,只能線性發展的刻板印象。在這意義下,韋伯的一生為台灣學者、學生帶來的啟示是:在求知、求學的旅程中,「修正」與「調整」是再正常合理不過的現象了。我們不要被一時的挫折擊倒,休息夠了爬起來就好。同時,韋伯的一生也提醒我們面對知識要謙卑,那是因為人擁有的知識都有極限與界線。即便博學如韋伯也不斷地受到各領域的專家挑戰,但知識就是憑靠在如此的堆疊中精煉與豐富。或許韋伯可以成為各種領域的專家,但他卻未定義自己是某個領域的專家,就是因為他清楚知道自己的所知所能有限。不過,韋伯逝世百年後其知識系統並沒有因為各種挑戰崩潰,反而留給社會學界與對社會科學有興趣的每一個人,可以憑著韋伯的典範達到他以前辦不到的事情,與少經歷他在肉體與精神上的煎熬。
最後,由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與東吳大學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共同舉辦的「韋伯逝世百週年:韋伯學說與二十一世紀對話」只是第一個一百年,未來將會有兩百週年、三百週年與韋伯對話的學術研討會。雖然韋伯的生命逝去,但他卻能持續地啟發後人追求知識,熱愛生命與社會;死亡只是瞬間的終點,卻是邁向精神永恆的起點,韋伯的學問與精神永存在知識宇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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