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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我遺落的時間點」- 寫2021「金烏 雲豹 百合花」#楊茂林 個展

文｜#林郁晉

世界不斷運轉並創造大量資訊，創作者接收了大量的訊息，在不斷匯集、濃縮、拆解之後這些資訊撼動了身體，迫使他們去創造、開拓直至完成作品——執迷不悟，像必須得要完成什麼。楊茂林歷經50餘年創作歷程，至今仍持續不段，過往所產生的作品，成為了歷史文化片段的時間產物，楊茂林獨特的自我語言系統開展出許多創作符號，並透過視覺藝術探求其中意義。

「尋找曼荼羅」系列從2015年開始發展，楊茂林在從事藝術創作近50年後，揮別以往社會政治環境相關主題，重整聚焦於自身，不斷反思和剖析自身主體如何建構，並以「尋找本質」為核心，開啟三大系列的創作提問。從「啟程」開始，陸續以深海魚、金魚、熱帶魚為主題發想，發展出《黯黑的放浪者》、《瀲灩之魂》、《花落春未盡》三個單元。楊形容這系列是某種內在「自畫像」的呈現，將自身性格中孤僻、內向、不善與人交往的一面深刻掏出並比擬深海魚一般。若說《瀲灩之魂》企圖談論人生奮鬥的意志，《黯黑的放浪者》是朝向生命存在的積極探索，《花落春未盡》則是輕聲感嘆年紀漸長、肉身老去的困頓之餘，仍嚮往回到那原初純粹的心之所向，並重新思考人之於肉體間存在的關係。

今年（2021）楊茂林於台南加力畫廊展出「金烏 雲豹 百合花」，他將個人創作疏理為三大部分呈現給觀眾。（一）：畫布油畫創作。延續2019年於耿畫廊個展的《黯黑的放浪者》， 回應以「深海魚的性格」作為中年後對生命存在的積極探索。（二）：卡漫人物的木雕創作。2002、2003年，楊開始接觸木頭這類媒材並嘗試木雕創作，將牛樟、香樟、花樟、紅檜及扁柏融入作品之中；以卡漫人物試圖晉身為神佛的作品，表現出他對文化移植、文化混種的觀察、理解，同時也是楊自身認同的投射。（三）：在自然不規則的木頭上創作。過往在畫布或木頭上創作，容易受其框架、範圍限制，然而新系列作品則是重新以另外一種思考方式看待材料——不再試圖對媒材加以控制，而是從媒材本身出發，因應其性格及姿態，與之相處共存，順其紋理增長；緩慢揉合自己的意識而不硬性強加，乃是種破除原先框架限制的思考方式。

楊茂林的新作告別了以往階段敘事為主軸的創作方式，開始挑戰媒材的界線及框架，不斷地突破自己且試圖探索未知。在持續「尋找本質」的旅途中，發現了過往遺落的自己，並渴望在面對生命枯萎腐朽、肉體逐漸消亡之前，綻放主體精神的永久存在。

全世界大約有六種檜木，台灣就有「紅檜」、「扁柏」 兩種，其中「紅檜」更是台灣才有的特有種。大致而論皆是沿著太平洋沿岸，分布在潮溼的山谷或海邊，而台灣的檜木更是離不開終年雲霧繚繞的高山雲霧帶。本次楊茂林新系列的作品使用了大量的檜木「紅檜」散發蜜殘香氣，而「扁柏」則是隱含著花果香味。在崩塌地水流集中區所生長起來的檜木其特質、硬度、造型和材質性都回應了楊茂林極盡所能追尋的「永久存在」之渴望及「探索未知」之可能。本次系列作品大量的出現烏鴉、雲豹、百合花作為圖像的呈現，過往90年代楊所發展出的《圓山紀事》、《熱蘭遮紀事》、《百合紀事》等系列也曾出現過雲豹、百合，試圖透過符號探討屬於台灣主體意識的歷史與政治上的認同關係，但與召喚回初期系列的感受似乎又不太相同，跳脫出了台灣主體性的強烈歷史控訴，回到某種自然而不強硬的溫柔敦厚，其中又非全然將這些符號、象徵物停留於表層的自我描述，似乎更是種苦心細探，探問究竟是何種資訊建構了自己。回憶童年、回憶過往那些刻在心底深處等待著他將其緩緩撈起浮現，相比三、四十歲諷刺威權、批評體制的作品時期，現在的楊則是進入了尋找自我內心的階段。

「回歸原初，自然不再強加，而是試圖柔軟並與之共存」楊茂林說。

面對楊茂林的作品，或許我們可以以「義大利超前衛派」那種不傾向單一藝術風格、對人類社會的歷史文化提出質疑、嘲弄，並試圖重建自身文化的傳統，恢復民族文化的活力來看待；又或者卡爾•榮格(Carl G.Jung)的精神分析式方法來說明他的心境已由外轉而內，建構所謂「內部適應」所衍生出的集體潛意識(Collective subconscious)來進行分析。然而這些對楊而言似乎已不再是唯一順位必須強烈回應的問題。回過頭看，或許我們也可以試著和楊一起「漫遊」於他的作品之中，這乃是成熟老練的藝術家深刻掌握其中竅門並已從心所欲的能力，即便揮別過往重新「尋找本質」，作品依然可見先前積累的經驗及其生命歷史的記憶，以某種樸實柔軟之心，找出記憶裡過往的自己，並將主體的精神綻放永恆的美豔。

而在那曝光翻湧的記憶裡，總有什麼被遺落下來，像是撥開時間的摺縫，擠入了那恍如停格而鐘針倒走的精微的時間分隔，看見往昔的時光被不同時期的人生際遇所截斷、擠壓，形成完全顛倒錯妄之圖。在追求極致的同時，總會不慎遺落了些什麼，不禁讓人好奇，楊茂林早已年過半百，進入了所謂從心所欲，不逾矩的階段，但他卻像是那些不老惡童一般自在活躍，不知在他那老派柔情的內心深處，是否依然還有些微小孱弱的光點被不小心刻意的遺留下來，等待著他重新拾起。

[金烏 雲豹 百合花]一展像是重新翻出那些楊茂林舊時不慎遺留下的密碼，又或像那早已提好姓名和地址的空信封一般，再一次地讓回憶裡的畫面來回撥放、倒轉、停格、再快轉、暫停，試圖找到某個關鍵性被遺落的時間點再次地將其補上。若說藝術是某種時代的檔案，藝術家再次翻出記憶裡遺落的一角，或許可以成為我們再次填補屬於台灣藝術史洪流中未曾見光的一面。

這個月書量假使再繼續累積下去，可能就會介紹不完了，截至本月上旬的推薦書單早早列對完畢，卻一直找不到時間分享，剛好這個寒風颼颼又陰雨綿綿的周日早晨，或許是再適合不過的時機，這個月依舊有著形形色色的新作問世，一起來泡杯咖啡、挑本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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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看前幾天才聊過的本月選書，讓人想全書逐字抄寫的偉大作品《#滅頂與生還》，見證人類苦難及人類對苦難的反應，也是普利摩李維一生對納粹大屠殺思考的總結。身為人類史上最大暴行的倖存者與見證者，在往後四十年餘生中，作者無數次重返記憶中的集中營，持續地對惡加以闡述；秉持科學家的理性，從語言和哲學上去釋疑，一一檢視錯誤。尤其在滅頂者與生還者之外，還有許多人處於難以定義的灰色地帶，李維探究其中人類意志的脆弱本質，盡其所能去追求真相、見證與正義，對抗旁觀者對歷史的簡化及錯誤認知。多年以後，一個五年級小學生向普利摩李維提出這樣的疑問：「你為什麼不逃跑？」事實上，閱讀這本書的過程可能會很痛苦，你可能對人性失去信心。綜觀今日極端主義升溫，這本書猶如一道屏障，每當政治暴力又起，警告我們勿忘用見證者的眼光去檢視。這件事既然曾經發生過，就有可能再次發生。光是回憶不夠，要時時保持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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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是近日舉辦贈書活動的 Deborah Heiligman《#梵谷兄弟》（這兩天比較忙碌會盡快找時間公佈得獎者），不同於多數傳記的刻意抽離，此書著眼於人性與情感面，從梵谷兄弟的共同起點開始鋪陳，一個性格像父親，一個像母親，他們就像太陽與月亮緊緊牽引，成為對方的經濟支柱與精神導師，有過磨擦，有過爭執，有過計較，有過懷疑，但在一次又一次的不歡而散後漸漸領悟到生命中那些不容改變的事物，對藝術的熱愛與對世界有所貢獻的初衷，讓他們總在關鍵時刻接住即將墜落的彼此。作者清楚爬梳了梵谷相關的文獻資料，以優雅的散文細膩地織出梵谷兄弟的人生故事，不僅刻畫出梵谷滿腔熱情卻被人視為古怪的性格、他受難的歷程、他的鄉愁、兄弟深刻的情誼與奇妙的命運，也帶領讀者一窺藝術傑作誕生的背景、梵谷如何揚名於世，以及精神病患在那個時代的處境。細細讀來，時而引人深思感嘆，時而令人動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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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久違的兩本沙林傑作品，《#法蘭妮與卓依》與《#抬高屋梁吧，#木匠西摩傳》，《法蘭妮與卓依》為沙林傑捕捉青春殘影的兩篇成長小說，關於受夠自己老是得痛恨所有人，也受夠了自己沒有勇氣去成為一個無名小卒。青春，是只能去感受，而不能去剖析的世界，法蘭妮和男友一起吃午餐，兩人在討論人際關係與學校課業的對話之間，漸漸僵持不下，法蘭妮突然昏倒送醫，醒來後發現自己精神崩潰。卓依重溫哥哥巴迪往年在信中對他演員生涯的鼓舞，在和母親的爭吵與手足的對話中，反覆思索心靈的寧靜。同屬格拉斯家族七兄妹的法蘭妮和卓依，他們發現自己相信的事物，和這個世界是多麼不同。《抬高屋梁吧，木匠：西摩傳》是沙林傑晚期代表作，延續〈看香蕉魚的好日子〉中結束生命的男子故事，那是場人聲嘈雜的婚宴，眾人紛紛談論著缺席的新郎西摩。那是部被主人遺留於人世的日記，寫滿逝者心靈的呢喃與試著找到出路的思索 ── 生命有限，我們能夠在藝術的創造中企及永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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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批書籍當中，數一數二期待的大概莫屬布克獎作家、《觀看的方式》作者 John Berger 思索生死、苦難與愛的小說《#婚禮之途》。一對暌違十年未見的伴侶買好禮物，一個從法國出發，另一個從斯洛伐克啟程，前往義大利參加一場婚禮。他們的女兒妮儂即將結婚，但是醫生也宣告，23 歲的她會在幾年內飽受愛滋病折磨，最終死去。遺世獨立的小村裡，一場宛如被施了魔法的婚宴正在進行，在音樂、美食與祝福中，所有失落與受難的靈魂都再度看見了生命的歡娛。美麗又活潑的妮儂被父母和所愛之人環繞，丈夫吉諾堅定的步伐在風中牢牢地穩住她，她知道他們會一直共舞下去，彷彿沒有任何事情能威脅他們。儘管通往婚禮的路途，也同時朝向死亡，也許生命的終結並非悲劇，而是一場慶典，「神在我們的無能為力中與我們站在一起。」他們懷抱對生命的深情，在生命殞落之前，擁抱、深吻，隨音樂光腳起舞。《婚禮之途》出版於 1995 年，生命的有限與殘酷令人心碎，但他以敏銳、纖細的感受力，將人和世界的緊密連結表露無遺。這篇如詩的小說，是作者見證生命流動之時，對儀式、旅行、苦難與愛的思索，也是他晚年最令人動容的一部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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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為麥田出版值得推薦的兩本新書，其一是日本國民大文豪夏目漱石的《#虞美人草》，俳句連綴式小說，行文絢爛多彩，奇思妙想屢屢湧現，不但是竭盡自身文學才氣、一生懸命的專業作家處女作，也是一部考驗作者寫作技巧和耐力的轉型作品，挑戰譯者專業的經典文學。外交官的女兒藤尾，學識出眾、談吐優雅。父親死後，為了從同父異母的哥哥手中奪取遺產，母親催她成婚。然而，藤尾對父親生前所決定的婚姻並不滿意，與還未有美好仕途的未婚夫相比，她更願與一個雖然貧困卻擁有極高榮譽的詩人交往。她沉迷於詩人為己傾倒的虛榮感之中，卻未料到一切都是假象，得知真相的藤尾難以接受，卻再也無法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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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本為歷史書寫名家陳柔縉首部時代小說《#大港的女兒》，以日本時代高雄港為舞台，細膩又大器，刻劃近代台灣百年流轉，並寫出高雄的女兒如何不服輸，在異族的腳下、在異國的天空，一步一步不停歇，衝破困局，活出自己的名字。1945 年昭和天皇宣布投降的那一天，一個時代終了。原以為的光復，卻是讓愛雪迎來兩次椎心的離別，父親被迫逃至香港，自此音訊全無；丈夫也因遭舉發為異議分子，遠走日本。她原可以赴日念大學，原可以是醫生太太，卻被政權捉弄變形。然而，她毫不回首顧影自憐，相隔幾年也來到日本，先後在田園調布做衣服貿易、在渋谷開食堂、連鎖洗衣店，乃至於接手製藥會社，只為扶贊丈夫全心投入海外台灣人團結運動。女性也可以勇往直前，成就很多事。愛雪濃烈的生命力，她的勇敢、她的內斂、她的果決，無疑側記了一個時代的人物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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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也相當好奇這本無法忽視的翻譯小說，匈牙利國寶級作家瑪格達薩柏經典之作《#門》，一位渴望全心投入寫作，無暇兼顧家務的女作家，在朋友推薦下聘來一位工作能力超乎常人的老太太管家。老太太平時獨居在一間大門始終上鎖緊閉的公寓裡，任何人來訪都只能停留在門廊，且屋子裡總是飄出消毒漂白水的氣息。一個是目不識丁的農民階級管家，一個是信仰著文字的知識份子作家，個性與觀念天差地遠的兩人之間衝突不斷，卻仍在延續了近二十年的主僕關係中發展出一份相互依賴的愛。但隨著女作家期盼已久的文學成就與名望突然降臨，一場毀滅性的風暴也在上鎖的大門後悄悄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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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2019 年被譽為德國最美麗的書籍《#逝物之書：我們都是消逝國度的局外人》在台出版，以十二篇散文講述曾經存在世上，如今已永遠逝去的事物，借用紙張、墨跡、語言，召喚記憶，與消逝抗爭。世界歷史中充滿了許多早已消失的事物，也許是肆意破壞，是失落在時間的洪流中。Judith Schalansky 以生花妙筆為自然物與藝術品列出一份失物目錄，例如莎芙戀歌、拆除的共和國宮、滅絕的老虎物種，或者太平洋一座已然沉沒的島嶼。故事中的主人翁都是旁觀者，與消逝抗爭，如老人在提契諾森林裡累積人類的知識，廢墟畫家創造了未曾出現過的往昔，年老的葛麗泰嘉寶漫遊在曼哈頓，問自己何時可能死去，以及作者在自己童年的空白中，尋找沒有歷史意識的東德蹤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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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浪漫奇幻小說《#裝幀師》也相當引人注目，如果這世上有一本書，能夠抹去你的悲傷、使你忘卻痛苦、為你永遠隱藏一個祕密，你是否願意不問代價，縱身一試？一封神祕的邀請函，硬生生把艾墨特和家人拆散，被迫成為女巫的學徒。女巫其實是位手工書裝幀師 ── 這是個喚醒恐懼、迷信與偏見的謎樣職業，因為在看似尋常的書頁上，可能是你最黑暗的祕密。艾墨特將學到如何製作精美的手工書冊，而每一本書都是心靈的獨特印記：回憶。不論想忘卻某事或抹滅過去，裝幀師都可以幫忙，你的回憶將安全地儲藏在一本書裡，不論有多可怕，你永遠不會記得它。在裝幀師不見天日的地窖中，成排書籍藏著無數故事，也引來有心人的覬覦，就在危急時刻，他意外發現一本書上竟寫著自己的名字，艾墨特何時走進這裡？而他的書又藏了什麼難以啟齒的痛苦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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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心好奇此本影響奉俊昊最深的推理小說：Nicholas Blake《#野獸該死》。所有的一切都起源於一場車禍，這場車禍撞死了一名小男孩，車主肇事逃逸。小男孩的父親法蘭克卡恩斯悲痛欲絕，唯一支撐他活下去的念頭，只有殺了真凶，為兒子報仇。然而，警方卻對此案毫無頭緒，同時他還收到好幾封恐嚇信函，在無法相信任何人的情況下，身為知名推理小說作家的法蘭克決定靠自己找出凶手。他隱姓埋名，將自己想像成凶手，一步步探尋蛛絲馬跡，終於來到了真凶身邊，並展開一起無人知曉的完美謀殺計畫。詭異的是，在法蘭克預謀犯案那天，形跡敗露的他行凶失敗，該死的人卻還是死了，代表另一個不知道兇手是誰的殺人計畫成功，成為頭號嫌疑犯的法蘭克為了洗清罪嫌，請來私家偵探奈丘史川吉威協助探案，於此同時，一場居心叵測的謎案也於焉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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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岸之嫁》馬來西亞華裔暢銷女作家朱洋熹也迎來第二本小說《#夜虎》，據說老虎如果吃了許多人，就會化為人形，置身於人群之中，此書背景設於 1930 年代的馬來亞，結合當地的白虎食人傳說，敘述由一節斷指展開的解謎之旅。帶我們進入的世界有僕人和主人，有古老的迷信傳說和現代的理想主義，也有手足的競爭和禁忌的愛情。然而在這個處處驚奇、不斷推進的故事深處，更是一個孩子和一名年輕女性深刻的成長故事，他們一次次探索，在那個寧可隱身其中的社會裡尋找自己立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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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日本推理大師橫山秀夫睽違六年的全新小說《#北光》以「家」為核心，完美揉合設計、建築與懸疑元素，一次又一次逆轉的真相，喚起每個人對「家」的念想與眷戀，從謎團中找回「親情與救贖」。建築師青瀨在業主授予的充分自由中，將畢生對於「家」的想像化為現實，蓋了一棟獨一無二的木造房子，坐南朝北，盡情納入北邊的光線。不料交屋四個月後，他愕然發現，這個理想的「家」竟空無一人，只留下一把德國名設計師布魯諾．陶特的椅子。早該入住的業主一家人為何會憑空消失，又為何不肯住進他精心設計的屋宅？沮喪失落的青瀨決定追查真相。在此同時，他還協助事務所處理一個美術館的大案子，兩頭奔忙，儘管焦頭爛額，但在整個過程中，他不斷回想起自己獨特的成長經歷、和不同的建築對話，思索家人與家庭真正的意義，不但為美術館完成了動人的設計，還發現了一個意想不到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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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錯過的吉本芭娜娜再推出《#小幸福寶典》，為日本刊行百年的《婦人公論》雜誌撰寫超人氣專欄集結成冊，從第一篇寫「種睫毛」的好處，居然是種的時候可以睡覺，寫到最後一篇「創造幸福」，吉本芭娜娜期許自己成為一個「光看她的生活方式，就像在用言辭讚美某人」的那種人。全書收錄 46 篇專欄隨筆，以「幸福」為主題，談論生活、家人（還有烏龜、貓奶奶貓爺爺和愛犬）、朋友、職人，及以工作為核心的人生哲學。本書集結吉本芭娜娜畢生的文字菁華。當下沒注意到的感受，事情過後回想起來才會發現，這種微不足道的幸福，像石頭、雜草般遍布每個人的生活，不起眼卻生命力旺盛，每當脆弱或不安來襲時，若能一念間緊握手心，就足以成為安定自我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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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是極度扼腕、拍完照才發現忘了放入裡面的知名音樂才女鄭宜農新書《#孤獨培養皿》，此書為她的首部私我書寫，用鑷子將一段聲音、一句話語、一種味道或一節觸感，截下生命的某某故事做成玻片，放到回憶的顯微鏡下仔細觀看，平行凝視是時間單位，橫切面則能理解它的空間，把它縮得很小很小，或許便能夠一覽它的色彩與結構：幼時養的狗狗阿毛教導她無私的愛、老家羅東的房間裡驚異發現恐懼的聲音、在陽剛玩具間揣揣不安的異感認同、青春期的舞蹈是無法抑制體內對凝鍊的追求等，25 篇散文，25 種孤獨的培養皿，不僅是鄭宜農的故事，同時也包容他人的、形形色色的、千千萬萬的關係，在其間對話，在其間嚴肅地面對自己，使他與她與它，無論來自哪種樣貌的培養皿，都終將因理解與被理解而趨於完整 —— 她滋養一個又一個，孤獨，卻從不孤單的靈魂。

「國家的國寶」陳垣：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的污點｜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11月12日，亞運會開幕當天，也是中國史學大師陳垣先生誕辰130週年紀念日。

11月21日，國內數十位在陳垣研究、史學研究方面卓有實績的專家學者齊集中山大學，追憶研討這位廣東籍學人、當代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的學術貢獻。

陳垣先生的長子陳樂素、嫡孫陳智超先生也都是著名的歷史學家，「新會陳氏」祖孫三代均在史學領域內蔚為大家，是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一段佳話。陳智超先生應邀參加了此次研討會，並接受羊城晚報記者的獨家專訪。

一、「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有一個重要觀點，即「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這句話是他在什麼環境下講的？他做過哪些努力？

陳智超：這話他不止講過一次，並不是一句即興或者偶爾的話。最早應該是1921年，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會議上。他當時的學生鄭天挺回憶，陳老師(援庵)說：「現在中外學者談漢學，不是說巴黎如何，就是說西京(即日本京都)如何，沒有提中國的。我們應當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奪回北京！」

羊城晚報：他在不同場合多次重申過這個觀點。

陳智超：1929年，陳垣先生在北平師範大學兼任過一段時間歷史系主任。他的學生柴德賡回憶說：「援庵老師深以中國史學不發達為憾，常說日本史學家寄一本新著作來，無異一炮打到我的書桌上。」

1931年9月14日，胡適在日記裡提到：陳垣問我，漢學正統這時候在西京，還是在巴黎呢？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兩個人就相對嘆息，希望在十年之後，把漢學中心奪回到北京。

羊城晚報：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有這樣想法的不止陳垣先生一位。

陳智超：對，包括胡適、傅斯年、陳寅恪等諸位先生，都深以為憾，並且有緊迫感。祖父在北大的一位學生朱海濤回憶，「九．一八事變」以後，學生問陳先生對於時局的看法，他就說：「一個國家是從多方面發展起來的，一個國家的地位是從各方面的成就累積起來的，我們必須從各個方面努力和人家比……我們幹史學的，就當處心積慮在史學上壓倒人家。」

二、學術沒有國界，但學者有祖國

羊城晚報：世界著名的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對陳垣先生非常推崇。但是我們也看到，陳垣先生曾作《敦煌劫餘錄》，以「劫餘」二字表達對斯坦因、伯希和這些西方漢學家某些行為的斥責。那陳垣先生和伯希和有沒有過交集，他們的關係如何？

陳智超：伯希和確實不止一次在公開場合稱讚援庵先生，都有記載留下來，這是一方面。此外，最近在存於巴黎吉美博物館的伯希和檔案中，發現有陳垣先生給他的信，信中提到，你寄來的文章我收到了，一共十五冊。你請我送給王國維先生的單行本，我也轉交了，但很可惜，轉交三天之後他就自沉在昆明湖了。從這裡就看到伯希和、王國維與陳垣三人之間的關聯。

他們兩人有證可考的交往可以追溯到1924年左右。伯希和研究過摩尼教，來華在福州時聽一位龔先生說，在福州烏石山有兩塊摩尼教的碑，但沒有來得及去看。後來伯希和就寫信給陳垣先生，托他有機會再查找一下。陳垣先生的助手樊守執是福建人，正好去福州辦事，於是囑他查找，花了很大功夫，可惜最後還是沒有找到。

羊城晚報：看來他們之間不僅有學術上的交流，而且是可以互相託付辦事的關係。

陳智超：應該說不是一般的交往。1933年，伯希和又一次來中國，當時他把俄國博物館館藏的《元秘史》拍了照片送給中國，中國方面招待他，我的祖父也參加了，而且還回答他的問題，這封信都保留下來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撰寫《敦煌劫餘錄》大概也就在上世紀30年代吧？

陳智超：這部書是1931年出版的。為什麼叫「敦煌劫餘錄」呢？是因為敦煌的這些經卷，後來藏在北京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是經過斯坦因、伯希和掠奪之後，剩下運到北京的部分，一共八千卷。陳垣先生在助手幫助下，花了三個月時間整理清點了一次，編出了這部目錄書，這應該說是敦煌卷子裡面最早的、最科學的目錄。

出版的時候，陳垣先生在序言裡點名批評伯希和：「(清光緒)三十三年，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繼至敦煌，載遺書遺器而西，國人始大駭悟。」有人當時就建議，是不是可以用詞緩和一點，「劫餘」二字過於刺激了。但是他說不行，「劫餘」二字還不能抒發他的憤慨之情，所以堅持不改。你說伯希和知道不知道這個事情？當然知道，而且後來二人確實見了面，伯希和還是對他表示敬意。從此我們可以得到重要的啟示，在外國人面前，只有堅持正確的愛國立場，而不是奴顏婢膝，才能得到對方的尊重。

羊城晚報：那麼陳垣跟伯希和的關係，如果單純從個人層面來說，還是比較友好的。

陳智超：學術沒有國界，但是學者是有祖國的。伯希和是西方最傑出的漢學家之一，但也是掠奪敦煌文物最精的一個人。此人有他的兩面性：1933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日本人趁伯希和第二次來華，希望他也能訪問日本，但他為了表示對日本人侵略東北的憤慨，取消了赴日行程。1945年10月伯希和去世時，陳垣先生還寫信給傅斯年表達了惋惜之情。


三、治學無捷徑，唯有刻苦和持之以恆

羊城晚報：我們看很多關於陳垣先生治學的文章，深感他除了以研究成果影響後代，其治學之道也給今天的學術界帶來很大啟示。

陳智超：我看啟示應該是多方面的。首先有個大前提，從陳垣先生有志學歷史開始，就有一個很明確的觀念：作為歷史學家要有一種自覺，要喚醒國民的歷史觀念。什麼是歷史觀念？不同時期有不同重點。在他那個時代，就是不能忘記外國的侵略，不能忘記中國的光榮傳統，不能忘記中華民族抗擊侵略的氣節。學習歷史研究歷史的目的，這一點是首要的。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做學術不僅憑興趣，更不是為了成名成家，而要有家國之思、民族之念。

陳智超：這一點很重要。另外，他強調治學無捷徑，唯一的體會就是刻苦和持之以恆。比如說有四年時間，因為每天都很早起床編《中西回史日曆》，苦心設計簡明方便的表格，結果得了胃病，只能吃麵，對於一個廣東人來說實在痛苦。在他60多歲研究佛教史時，因為需要參考的一部典籍貯藏在一個潮濕陰暗的地方，多年無人進入，蚊蟲很多。他每天都是吃了奎寧就進去用功一天。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言必有據，實事求是」的嚴謹態度也給人留下很深印象。

陳智超：他強調，歷史學者就應該對歷史負責，要求真，不能去編造歷史。為了求真，有些問題就不是一下子能解決的。陳垣先生倡導文章不要急於發表，「寫成之後要多置時日」，認為如此一來，一者或許有新的材料補充，二者或許有所修正。他自己就曾經重金購買清人的手稿，研究其修改的過程，了解前人怎樣做學問。還有，他要求「不說閒話，力求創新」，提倡「理要講清楚使人心裡服，話要講明白使人看得懂，閒話不說或少說。」在學風上則力求創新，「凡論文必須要有新發現新解釋方與人有用」。這些思想和親身實踐對當今學術界是有借鑑意義的。


四、長居北京，與嶺南割捨不斷

羊城晚報：還想向您請教陳垣先生與嶺南文化之間的關係。首先，出身於一個務實的廣東商人家庭，對於他的人生和治學有沒有產生什麼影響？

陳智超：應該說有很深的影響。祖父是我們家族第一代的讀書人，他前兩代是經商，再前面恐怕就是農民。同輩也有很多經商的，但他從很小就喜歡讀書，雖然沒有家學淵源，也沒什麼師承可言。

祖父當時看書，並不限於只看四書五經，尤其喜歡讀史籍。於是長輩裡就有人指責他不務正業，但是曾祖父還是「購書無吝」。例如他十六歲那年，買了一部《二十四史》，就花去了曾祖父一百多兩銀子，這不是一般的支持。

羊城晚報：家庭給了他比較殷實的經濟基礎，父親又給了他寬鬆的讀書環境，這是家庭的影響。那麼地域方面呢？

陳智超：廣東這個地方，一方面最早感受到列強侵略，另一方面歐風美雨也是最早被感知。祖父在五歲以後就到了廣州，當然跟在新會時大不一樣，接觸了很多新知新事。另外，他在博濟醫學堂和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求學任教經歷也十分重要。這幾年所受到的近代自然科學的嚴格訓練，對祖父後來的史學研究起了積極作用。他在上世紀30年代的一封家書中曾說：「余今不業醫，然極得醫學之益，非只身體少病而已。近二十年學問，皆用醫學方法也。有人謂我懂科學方法，其實我何嘗懂科學方法，不過用這些醫學方法參用乾嘉諸儒考證方法而已。」雖然有點自謙，但這也確實是他能超越乾嘉大儒的原因之一。

羊城晚報：那他為什麼後來就長居北京了呢？

陳智超：他中間也曾短期回鄉，但應當承認，定居北京對他一生來講，有很大的影響。那時不像現在，即使你在窮鄉僻壤，只要有互聯網就可以知道天下事。祖父那個時候就不一樣，要看《四庫全書》，在廣東行嗎？要跟第一流的學者交流，也要在北京才有這個便利。

羊城晚報：那他思念廣東嗎？

陳智超：很思鄉。這種思念，甚至包括到具體的食物，如燒鵝、土鯪魚等。家鄉的災害他很掛心，而且對廣東學者也非常提攜，比如說岑仲勉先生，本來在廣州一所中學當老師，把刊有自己作品的校刊寄給我祖父，他馬上就轉送給了陳寅恪、傅斯年諸先生，直至將岑先生一步步薦入歷史語言研究所。

羊城晚報：您祖父在北京時，還說粵語嗎？

陳智超：在家裡他一直都說粵語。而且，他要求在北京生長的子弟，也一定要學廣東話，有時候還會親自教。在廣東的子女，也要想辦法學官話，甚至連我的姑姑都接到北京來上小學。


五、「二陳」比較研究，應不帶偏見

羊城晚報：今天的研討會也有很多學者提到了陳垣和陳寅恪兩位先生的比較，這也是近年來比較「熱門」的一個課題。您如何看待這種比較？

陳智超：我的看法是，我們要實事求是、不帶偏見地去研究。有些人連兩位先生的主要著作都沒看過，就發表議論，這不大合適。

陳寅恪先生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所的學生戴家祥提到，他在跟老師散步的時候，陳先生講，我就佩服兩個人，一個是王國維先生，第二位就是陳垣先生，他「學問踏實，德才兼優」。陳寅恪先生在給陳垣先生的信中，稱他為「大師」，據我所知，這樣的稱呼在寅恪先生的信中好像是絕無僅有的。另一方面我祖父對陳寅恪先生很尊重，他在給我父親的家書裡面描述，自己怎麼希望陳寅恪先生給他寫序，而且也只有他能寫這個序言。這種推崇不是虛名和客套，他們二人互相都很推崇。

羊城晚報：但是新中國成立以後，陳寅恪先生寫出了《柳如是別傳》、《論再生緣》這些皇皇大作，但陳垣先生的論著比起以前就少了很多。人們會從這些比較上得出某些結論，您怎麼看？

陳智超：首先有一個問題不能回避，陳垣先生比陳寅恪先生大十歲。其實，並非1949年後陳垣先生的論著戛然而止，他最後一部大的著作《通鑑胡注表微》是在1946年刊行的，那時他已經66歲。當時他在家書裡面就多次流露「將軍老矣」。

羊城晚報：是不是也有身體不好的原因？

陳智超：一方面當時關於輔仁大學的爭奪很激烈，梵蒂岡要停發經費，輔仁還有三千多師生，中央人民政府不管誰管？這裡面的鬥爭牽扯了他大量的精力。另一方面，年事已高，他也確實身體狀況不樂觀。1953年祖父給冼玉清先生寫了一封信，大意是說：四九年以後因為各種事忙，沒有時間寫學術文章，我正要寫了，結果右手麻木了；請蘇聯專家醫生看過，說我要立即停止一切工作，要休息。這一次就住院大概一百多天，然後陸續又住了八、九次醫院吧，1964年還動過一個大手術。健康狀況不允許了。


六、陳垣還擔負相當的社會工作

羊城晚報：新社會帶給他的震動應該也很大。

陳智超：這當然也是另外一個原因。他經過了晚清、北洋軍閥、國民政府、日本人統治，曾經一度對辛亥革命之後的民國成立以及抗戰勝利都抱有很高期望，但最後都失望了。解放以後為什麼他轉變很快，並不是因為讀了很多馬列主義的書，而是因為看到了現實。我老引這段話，祖父1949年曾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文章中說：

「有人問我北平解放後，你看見些什麼和以前不同？我告訴他，看見的先不說，我告訴你看不見的。解放後的北平，看不見打人的兵，看不見打洋車伕的警察，街上看不見乞丐，看不見整天花天酒地的政府官吏，看不見託人情送官禮的事情，更看不見有所謂『新貴』在琉璃廠買古董……這不同於以前的改朝換代，的確是歷史上空前的、翻天覆地的大變革。」

羊城晚報：那麼他在學術上主要做了什麼？

陳智超：1949年之後，祖父主要做了兩件大事：因為他原來的著作很多都是木刻本，或者在雜誌上發表，現在全部由國家出版社排印出版。大部分著作都是他在解放後精心修改過，並且重新整理的，這是一件工作。另外，就是著手整理《舊五代史》和《冊府元龜》，這是很大的工程，但沒有來得及完成。

羊城晚報：此外，陳垣先生的社會工作也相當繁重。

陳智超：是的，他關心史學教育，繼續指導學生，為出版社審稿，還當著幾千人學校的校長，這都佔去相當的精力。以前的幾十年，他每天凌晨四時起床讀書寫作，晚上九時就寢，生活很有規律。但解放之後，因為不斷參加各種會議，午夜才入睡也成了常事。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二陳在解放後的身份迥異，所以他們承擔的職責也是很不一樣的？

陳智超：對。陳寅恪先生應該說是比較純粹的、學院式的學者，陳垣先生有相當的社會活動，而且還是一位教育家，這個區別客觀存在。

羊城晚報：二人原先在學術上經常交流，新中國成立以後，這種交情還在嗎？

陳智超：這種交往一直沒有斷。過去兩人通信很頻繁，後來因為陳寅恪眼睛失明，沒有直接通信的可能，但還是互相關心的。1953年12月，陳垣給冼玉清先生的信中寫道：「中古史研究所事情當汪君未南行前，曾到舍間商酌，同人意見以為所長一席，寅恪先生最為合適。今聞寅恪先生不就，大家頗為失望，奈何！」而在1955年的信中，陳垣問冼：「寅恪先生起居佳否？聞其女公子調粵工作，可以照顧，甚善。」可見其關心。

七、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

羊城晚報：最近您主持編輯的《陳垣全集》出版了，人們發現書中收入了他生前寫的一個內部檢討材料，裡面交待了有關「曹錕賄選」的情況。

陳智超：我始終不把祖父看做一個完人，更不是把他看做聖人。他就是一位傑出的史學家、教育家、愛國者。他參加曹錕賄選是在1923年，我在全集裡面特別收了他寫的一個內部檢討，當時領導並不要求、也不希望他公開檢討，是他自己寫的。我把這篇文章也發表了。我覺得，既然是全集，就要反映全面。他自己一直認為，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我也不能給它抹掉了，我保留這封檢討，是讓人家全面了解他，他不是完人，也曾走過彎路。

但是，評價一個人的一生，看他的全部，要看他的晚節。就在參加賄選的同年，他寫了被蔡元培先生稱為「石破天驚之作」的《元西域人華化考》，後來又被推舉為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和故宮博物院理事，為保護故宮及故宮文物，與北洋軍閥進行了堅決鬥爭，一度還被捕並遭軟禁。上面提到的陳寅恪先生稱他「德才兼優」，也是在「賄選事件」之後。從這些也可看出當時社會對他的評價。

羊城晚報：那麼這件事到底當時是個怎麼回事？

陳智超：當時陳垣是國會議員，是拿薪水的，而且這個是他主要的收入來源。但由於連年戰爭，薪水已多時未發，後來得到通知說要補發欠薪了，也同時要求他們參加選舉。這是他終身的憾事。

八、三次婚姻與感情生活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出生在一個大家庭，有兩位母親，先後有三個妻子、十一個子女。在感情方面，他處於一種什麼樣的狀態？

陳智超：陳垣5歲時，父親把他過繼給了去世而沒有子嗣的三伯父。陳垣後來回憶說，雖然與過繼母親李氏生活在一起，她對自己也百般關愛，但畢竟是在生母周氏的懷抱中長大，對她還是很依戀的。每次吃飯，他總是在過繼母親處吃一點，然後又偷偷跑回生母那裡去吃飯。五六歲他就離開家鄉到廣州求學，除了有限的幾次回鄉省親外，很少有與母親見面的機會。他常因不能親自侍奉母親而內疚。

年輕時陳垣聰明博學，又長得一表人才，在廣州時被稱為「靚仔垣」。還有人提到這麼一件事：由於經常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又擅長演講，陳垣的名氣與日俱增，招來了不少開放女性的追求。陳垣有段時間用筆名發表文章，其中一個筆名是「豔」，友人問他何意，他坦言是他最喜歡的一個女朋友。

羊城晚報：他為什麼會有三次婚姻呢？

陳智超：1913年因赴北京從政，陳垣跟以前的生活切斷了聯繫，包括「父母之命」的原配妻子鄧照圓，也就是我的祖母。祖母原名「珍安」，識字不多，裹過小腳，因為祖父又字「圓庵」，所以祖母后來將自己的名字改為「照圓」，但他們兩人終究因為彼此思想的巨大隔閡，祖父來京後兩人就沒有再生活在一起。但是祖母知道祖父喜歡吃家鄉的鯪魚，就常讓子女買來曬乾，寄到北京。因為祖父過繼時是「兼祧兩房」，所以又娶了二房吳淑媛，比他小四歲，但也沒有隨他去北京，不久因意外失足落水而亡，年僅28歲。

後來追隨祖父去北京的徐蕙齡，是他在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師妹和學生。他們在北京共同生活了近40年，但到了晚年感情不和，出現巨大矛盾而分居了，後來徐夫人跟隨所生的兒子陳容到了天津生活。

對於身在天津、廣東的兩位妻子，祖父一直寄生活費。直到1966年5月，她們兩位在相隔不到一週的時間內先後去世，祖父這時已經是86歲的老人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晚年，他的女弟子劉乃和成為了得力助手和忘年知己，長期相隨。二人之間的關係到底如何？

陳智超：這個問題不是幾句話就可以說清。我的妻子曾慶瑛教授曾在《陳垣和家人》一書中，用了專門一節全面談到這個問題，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相關內容。



大師陳垣

陳垣，字援庵，廣東新會人。當代著名的歷史學家、教育家，曾被毛澤東稱為「國家的國寶」，與陳寅恪並稱「史學二陳」。

陳垣先生於1880年出生，六歲至廣州讀書。早年曾考科舉而名落孫山。在博濟醫學堂學過西醫，後創辦並入讀光華醫學堂，並留校任教。

1905年，與潘達微、高劍父創辦《時事畫報》，反對滿清專制、外國侵略，以觀點立場激進而著稱。辛亥革命後，當選民國眾議員，從此定居北京，後曾任教育部副部長。

1917年，38歲的他發表第一篇學術著作《元也里可溫考》，開闢了宗教史研究領域，當即震動學界，一鳴驚人，由此開始學術生涯。

抗戰淪陷期間，他閉門研究，堅決不與日本人合作。1949年，他選擇留在大陸，晚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病逝於1971年。

作為史學大師，他在宗教史、元史、中外交通史、考據學、校勘學、歷史文獻學上獨創甚多，學術建樹影響至今。

作為教育家，他從教74年，從傳統私塾老師到現代大學校長，前後執掌輔仁大學、北京師範大學46年。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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