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清唬爆米花教室-314雙流空戰與道德的勇氣】 #福編
3月14日 是歐美的白色情人節,2021.3.14那天福編本來想寫的歷史文章其實是福編心中真正的空軍節,3.14雙流空戰紀念日。但每一提指頭(現在打鍵盤不拿筆)就嚎啕大哭不能自己。因為那天的先烈,每個都是天之驕子,家世好,面容俊,卻為正義與國家選擇上天必死之路。直到3月14日最後一小時才突然決定改成寫1988.3.14赤瓜礁海戰。雖然那是中共海軍打的,但至少不是讓人一直哭一直哭的中華民族烈士日,而是輝煌勝利日。
1940年9月13日壁山空戰,國軍空軍一如往常攔截進入四川盆地轟炸陪都重慶的日本機隊,卻首次遭遇零式機,遭到0:13(或24,因有11架重創)的大敗,13架遭擊落,11架被重創。國軍充分體認到日本裝備與我方的嚴重差異。幸而四川盆地馬上進入霧季(通常為10-4月),故日軍對我後方基地的轟炸隨之停止。
但到了1941年3月14日,四川盆地卻意外提早放晴,日軍遂再度派出機隊轟炸視野良好的次核心成都市。國軍空軍明知敵強我弱,仍視死如歸,以殘存的蘇聯援助但過時之兩大隊I-15戰機 31架分三編隊上前攔截,然而一如預料,日零式機在纏鬥中輕易耍弄國軍戰機,國軍總領隊黃新瑞大隊長很快頭部中彈殉難,二領隊副大隊長岑澤鎏接著也以身報國,數十分鐘內三領隊周靈虛中隊長步上忠烈之路、其他還有任賢、林垣、江東勝、袁芳炳、陳鵬揚等5位飛將軍陣亡。國軍當天又被擊落10架,重傷7架。國軍空軍至此幾乎可說付之一炬。直到陳納德將軍帶來那群理由不一的美國大男孩與P-38戰機後,中國的天空才稍微復晴。
雙流空戰是絕對的慘敗,但真正的意義是在壁山空戰後,陳納德將軍的援助抵達前,空軍先烈明知敵我裝備差異懸殊,但為了護衛國家與百姓,發揮道德的勇氣,毅然赴死的一戰。
所以在我心中,3.14才是真正的空軍節,因為那天證明了中國空軍與中華民族的道德勇氣。
#中華民國萬歲
(福編心中一直記得每個字的高中課文,有三篇,分別是正氣歌並序、黃花崗烈士事略序,最後就是羅家倫的 道德的勇氣)
**********附錄 道德的勇氣
要建立新人生觀,第一必須養成道德的勇氣(moral courage)。
道德的勇氣是和通常所謂勇(bravery)有區別的。通常所謂勇不免偏重體力的勇,或是血氣的勇;而道德的勇氣,乃是人生精神力量最好的表現,「匹夫之勇」與「好勇鬥狠」的勇,那能相提並論?
什麼是道德的勇氣?要知道什麼是道德的勇氣,就要先知道什麼不是道德的勇氣。第一、衝動不屬於道德的勇氣。衝動的行為是感情的,不是理智的;是一時的,不是持久的。他不曾經過周密的考慮,審慎的計畫,所以不免「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他的表現是暴烈(violence),暴烈是與堅毅(tenacity)成反比例的。暴烈愈甚,堅毅愈差。細察社會運動的現象,歷歷不爽。第二、虛矯也不屬於道德的勇氣。虛矯的人,絕不能成大事。所謂「舉趾高,心不固矣。」我們所要的不是這一套,我們所要的是「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對事非經實在考慮以後,絕不輕易接受,而一經接受,就要咬緊牙根,以全力幹到底。他所有的勇氣,都是經內心鍛鍊過的力量,以有程序的方式表現出來的。舉一例來說明罷,我有一次在美國費勒菲亞(Philadelphia)城,看一齣英國文學家君格瓦特爾(John Drinkwater)的歷史名劇,叫做林肯(Abraham Lincoln)。當林肯被共和黨推為候選大總統的時候,該黨代表團來見他,並且說明因為民主黨內部的分裂,共和黨的候選人是一定當選的。他聽到這個消息,沉默半晌,方才答應。等代表團走了以後,他又一聲不響的凝視壁上掛的一幅美國地圖。看了許久,他嚴肅地獨自跪在地圖前面祈禱。我看完以後,非常感動,回到寄住的人家來,半夜不能睡覺。心裡想假如一般中國人聽到自己能當選為大總統的消息,豈不要眉飛色舞,立刻去請客開跳舞會嗎?中國名劇牡丹亭中,寫一位教書先生陳最良科舉中了,口裡念道:「先師孔夫子,猶未見周公,老夫陳最良,得見聖天子,豈偶然哉!豈偶然哉!」於是高興得滿地打滾。但是林肯知道可以當選大總統的時候,就感覺到國家重大的責任落在他雙肩上了,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是一件可快樂的事,凝視國家的地圖,繼之以跪下來祈禱。這是何等相反的寫照!
道德的勇氣是要經過長期的鍛鍊纔會養成的。但是要養成道德的勇氣,必定要有兩個先決的條件:第一是天性的敦厚,第二是體魄的雄健。就第一個條件說,一個人有無作為,先要看他的天性是否敦厚。不要說看人是否能擔當國家大事,就是我們結交朋友,也要先認定他天性是敦厚還是涼薄,才可以判斷他能不能共患難。凡對自己的親屬都刻薄寡恩的人,是絕不會對朋友篤厚忠誠的。自然這樣的人,也絕不會對於國家特別維護,特別愛戴的;所以古來許多政治家用人的標準,是寧取笨重,而不取小巧。倒是鄉間的農夫,看來雖是愚笨,卻很淳樸誠懇,到患難的時候講朋友;祗有那戴尖頂小帽,口齒伶俐,舉動漂亮的人,雖然一時討人喜歡,卻除了做「小官僚」,做「洋行小鬼」而外,別無可靠之處。就第二個條件說,則體力與膽量關係,實在密切極了。二者之間,繫數極大。體力好的人不一定膽子大;體力差的人,卻常常易於膽子小。一遇危難,倉皇失措,往往是體力虛弱,不能支持的結果。左傳形容鄭國的小駟上陣,是「張脈奮興,陰血周作,進退不可,周旋不能。」所以把戰事弄糟了;用他們駕戰車上陣的國王,也就誤在這些馬的身上。馬猶如此,人豈不然。我相信膽子是可以練得大的,但是體魄是膽子的基本。擔當大事的人可以少得了它嗎?
具備這兩個先決條件,然後才可以談到如何修養道德的勇氣。修養就是把原來的質素加以有意識的鍛鍊。孟子所謂「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正是對於修養工作最好的說明。從這種修養鍛鍊之中,才可以養成一種至大至剛的「浩然之氣」,一種「泰山崩於前而色不沮,黃河決於側而神不驚。」的從容態度;修養到了這個地步,道德的勇氣才可以說是完成。但是有什麼具體的辦法,來從事於這種修養呢?
(一)知識的陶鎔 真正道德的勇氣,是從知識裡面產生出來的,因為經過知識的磨鍊而產生的道德的勇氣,才是有意識的,而不是專恃直覺的。固然「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但這還是指本性的、直覺的方面而言。在現代人事複雜的社會裡,一定要經過知識的陶鎔,才能真正辨別是非,才能樹立「知識的深信」(intellectual conviction)。知識的深信,是一切勇氣的來源,唯有經過嚴格知識的訓練的人,才能發為有系統、有計畫、有遠見的行動。他不是不知道打算盤,祗是把他算盤看透了!
(二)生活的素養 僅有知識的陶鎔還不夠,必須更有生活的素養。西洋的哲學家把簡單的生活和高超的思想(simple living and high thinking)聯在一起說,實在很有道理。沒有簡單的生活,高超的思想是不能充分發揮的。社會上有些壞人,並不是他們自己甘心要壞的,乃是他的生活享受的標準,一時降不下來,以致心有所蔽而行有所虧。那占有慾(possesive instinct)的作祟,更是一個重大原因。明末李自成破北京的時候,有兩個大臣相約殉國,兩個人說好了,一個正辭別回家,這位主人送客出門,客還沒有走,就問自己的佣人餵了豬沒有。那位客人聽了,就長嘆一聲,斷定他這位朋友不會殉國。他的理由是世間豈有豬都捨不得而肯自己殉國之理,後來果然如此。中國還有一個故事,說一個貪官死去,閻王審問他的時候:「你太貪了,來生罰你變狗。」他求閻王道:「求閻王罰我變母狗,不要變公狗。」閻王說:「你這人真沒有出息,罰你變狗你還要變母狗,這是什麼道理?」他說:「我是讀過禮記的。禮記上說:臨財母狗得,臨難母狗免,所以我要變母狗。」原來他把原文的「毋苟」二字讀成「母狗」,以為既可得財,又可免難。這雖是一個笑話,卻是對於「心有所蔽」而不能抑制占有慾者一個最好形容。須知一個人的行動,必須心無所蔽,然後在最後關頭,方可發揮他的偉大。這種偉大就是得之於平日生活修養之中的。
(三)意志的鍛鍊 普通的生活是感覺的生活(life of senses),是屬於聲色香味的生活,而不是意志的生活(life of will)。意志的生活,是另一種境界,祗有特立獨行的人才能過得了的。他有百折不回的意志,堅韌不拔的操行,所以「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毀之而不加沮」他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概,所以悠悠之口,不足以動搖他的信念。他能以最大的決心,去貫徹他的主張。他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他不但「不挾長,不挾貴」,而在這個年頭,更能不挾群眾,而且也不為群眾所挾。他是堅強的,不是脆弱的。所以他的遭遇愈困難,而他的精神愈奮發,意志愈堅強,體力愈充盈,生活愈緊張。凡是脆弱的人,最後都是要失敗的。辛亥革命的時候,民立報的一位編輯徐血兒,以二十歲左右的青年,做了七血編,慷慨激昂,風動一時。等到二次革命失敗,他便以為天下事不可為了,終日花天酒地,吐血而死,成為真正的「血兒」。這就是意志薄弱,缺乏修養的結果。至於曾國藩一生卻是一個堅強意志的表現。他辛辛苦苦,接連幹了十幾年,雖然最初因軍事敗衄要自殺兩次,但是他後來知道困難是不可避免的,唯有以堅強的意志去征服困難,才有辦法。所以絕不灰心,繼續幹下去。等到他做到了「韌」的功夫,他才有成就。
(四)臨危的訓練 一個偉大的領袖和他的偉大的人格,祗有到臨危的時候,才容易表現出來。世界上那一個偉大的人物,不是經過多少的危險困難,不為所屈,而後能夠產生的?俗語說:「老和尚成佛,要千修百鍊。」修鍊的時候,是很苦的。時而水火,時而刀兵,時而美女,一件一件的來逼迫他、引誘他。要他不為所屈,不為所動,而後可以成佛。這種傳說,很可以形容一個偉大人物的產生。從前全國人對於委員長蔣先生還不能有深刻的認識,等到西安事變發生,他在極度危險的環境當中,依然保持他的尊嚴和氣度,然後大家才都能真正認識他、信仰他、崇拜他。甚至連反對他的人也都受了感動,不得不對他肅然起敬了。因為在這樣九死一生的危險時機,他的偉大的人格和精神,都充分的表現出來。中國人常說:「慷慨成仁易,從容就義難。」張睢陽臨刑前說:「南八,男兒死耳,不為不義屈。」這種臨危的精神,是不因為他死而毀滅的。黃黎洲先生在他的補歷代史表序上有一段文章說:「元之亡也,危素趨報恩寺,將入井中。僧大梓云:『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素是以不死。後修元史,不聞素有一詞贊。及明之亡,朝之任史事者眾矣,顧獨藉一萬季野以留之,不亦可慨也夫!」這段沉痛的文字,豈僅指危素而言,也同時是為錢謙益輩而發,要知不能臨危不變的人,必定是怯者、是懦夫。祗有強者才不怕危險,不但不怕危險,而且愛危險,因為在危險當中,才能完成他人格充分的發揮。
在中國歷史上,有不少偉大的人物,如文天祥、史可法等,是可以積極表現道德的勇氣的。(****以下特別重要,福編作夢時還會夢到)十年以前,我和蔣先生閒談。我說,我們在開國的時候,何必多提倡亡國成仁的人物,和文天祥、史可法諸位呢?蔣先生沉默了一會,他說:「文天祥不可以成敗論,其百折不回,從容就義的精神,真是偉大!」我想文天祥的人格、行為,及其留下的教訓,現在很有重新認識的必要。他最初不見用於亂世,等到大局不可收拾的時候,才帶新兵兩萬入衛,元朝伯顏丞相兵薄臨安,宋朝又逼他做使臣去「講解」。他以抗爭不屈而被拘留。他的隨從義士杜滸等設計使他逃出,準備在真州起兩淮之兵,又遭心懷疑貳的驕兵悍將所扼,幾乎性命不保,逃至揚州,旋逃通州。路遇伏兵,飢餓得不能走了;杜滸等募兩個樵夫,把他裝在挑土的竹籃中抬出,航海到溫州起兵;轉到汀州、漳州,經廣東梅州而進兵規復江西。漢奸吳浚來說降他,他把吳浚殺了。江西的會昌、雩都、興國、撫州、吉安和廬陵的東固鎮都有他的戰績。他的聲勢,一度振於贛北和鄂南。兵敗了,妻子都失陷了,他又重新逃回到汀州,再在閩、粵之間起兵;又由海豐、南嶔打出來,在五坡嶺被執。自殺不死,路過廬陵家鄉絕死不食;解到燕京,元人起初待以上賓之禮說降他,以丞相的地位引誘他,他總是不屈,要求元朝殺他。若是不殺他,他逃出來,還是要起兵的。元朝也為這個理由,把他殺了。他在獄中除了作正氣歌之外,還集杜詩二百首,這是何等的鎮靜!何等的從容!他就刑時候的「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幾句話,不獨留下千秋萬世的光鋩,也是他一生修養成功的「道德的勇氣」充分表現。他本來生活是很豪華的,經國難舉兵以後,一變其生活的故態。他的行為,有兩件特別可注意的事。第一是他常是打敗仗而絕不灰心。當然他是文人,兵又是烏合之眾的義兵,打敗仗是意想得到的。但是常打勝仗,間有失敗而不灰心還容易;常打敗仗而還不灰心,實在更困難。這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第二是他常逃。他逃了好幾次;但是他逃了不是去偷生苟活,他逃了還是去舉兵抗戰的。這種百折不回的精神,是表現什麼一種勇氣?做事祗要是對的,成敗有什麼關係?「若夫成功則天也」,也是他最後引以自慰的一句話。文天祥出來太晚了!文天祥太少了!若是當時人人都能如此,元朝豈能亡宋?所以文天祥不但是志士仁人,而且是民族對外抗戰的模範人物!
必須有準備殉國成仁的精神,才能做建國開基的事業。進一步說,若是真有準備殉國成仁的精神,一定能完成建國開基的事業!
「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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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編想到3Q陳柏惟和他的僕從們,整天談著天方夜譚的話題,吹噓暴虎馮河的勇氣,大概是就學時課本即使還有這篇課文,八成也用這是中國課文不是「台灣」課文的理由說服自己不去讀吧。一個吹噓自己能1打35,然後先動手卻馬上被老人打敗,寄望這種人搞什麼建國開基事業,還是算了吧。
#請大家一起刪Q
#澄清唬夥伴會為道德的勇氣繼續堅持
#我們沒有800壯士但50小編與板手沒那麼容易屈服或收買
#本是人生勝利組的空軍先烈連命都敢搏
#我們打打字爆爆肝又算甚麼
#空軍軍歌是最多大陸人也認同的中華民國軍歌
#空軍軍歌藝術成分非常高
同時也有1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6萬的網紅錄低香港 DocHK,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思浩大談宋美齡養生之道,陰陽水一招變長壽健康!(大家真瘋Show 2020) 中華民國第一夫人,中國國民黨總裁、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及第一至五屆中華民國總統蔣中正的第四任妻子,前任中國國民黨主席及第六、七任中華民國總統蔣經國的繼母;曾任中國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會議主席團主席、中國國民黨中央婦女工作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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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伯溫的「謀臣」悲劇:一廂情願想做帝王師|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智謀文化的早熟和發達,是中國一個特有的現象。在這種文化的催生下,中國人特別崇拜智慧人物。而在智慧人物的系列中,有兩大偶像,一個是三國時期的諸葛亮,另一個就是元明之際的劉伯溫。歷代人們給這兩位附會了很多神異的傳說,傳說中,他們不僅神機妙算,而且還能呼風喚雨。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批評神化諸葛亮的《三國演義》時說,孔明先生被描寫得不大像一個正常人了,「多智而近妖」,而劉伯溫也被後世的許多傳說扭曲得厲害,即使不「近妖」,也是「多智而近怪」。
歷史上真實的劉伯溫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呢?
神異傳說之外的劉伯溫
劉基,字伯溫。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生,他的家鄉青田縣南田山武陽村(今屬浙江文成),按元朝當時的行政區劃,屬於江浙行省的處州路。
江浙地區向為人文淵藪,劉伯溫的家鄉武陽村雖然是個偏僻的小山村,距青田縣城有150多里之遙,但讀書的風氣不衰。劉基的曾祖還曾在宋朝為官,傳到劉基父親這一代,雖非顯第,但無疑是一個中國傳統農村典型的小門小戶的讀書家庭。在這種背景下,劉伯溫從小受到了良好的儒家傳統教育。《明史》上說,劉伯溫「幼穎異」,特別聰明,他的老師即對其父親說,劉伯溫不是池中物,長大後必然光宗耀祖。《明史》還記載,「基博通經史,於書無不窺,尤精象緯之學」。所謂象緯之學,就是通過觀察天象和占卜來預測人事的一套神秘的學問。在科學不發達的古代,這種學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如果輔之於縝密的思維和明晰的判斷,其所謂預測往往也有應驗的時候,這就更給這門學問披上了奇異的面紗。
《明史》的這兩點記載非常重要,因為它基本勾畫出了劉伯溫的兩條人生軌跡:一個是深受傳統儒家教育,作為「儒者」的劉伯溫;一個是搖鵝毛扇,作為「謀臣」的劉伯溫。兩者不可偏廢,毋寧說前者還更為重要,但可惜經過野史和民間的渲染,也許還包括劉伯溫後人有意無意的「改造」,作為「謀臣」的劉伯溫「壓倒」了作為「儒者」的劉伯溫。於是乎,本來是一個不無悲劇色彩的傳統知識分子,在各種離奇怪誕的傳說中,成為一個滑稽多智的怪物,差不多等於是江湖術士之流了。
作為儒者的劉伯溫,照例要重走前輩讀書人循環往復的那條道路。至順四年(1333年),23歲的劉伯溫參加元王朝的科舉考試,考中進士。值得一提的是,按照元朝的制度,年滿25歲的成年男子才能應考,據當代學者楊訥考證,劉伯溫虛報年齡為26歲,終於矇混過關。不過,只要是憑真才實學,在舊時,這倒是讀書人的一段佳話。
元順帝至元二年(1336年),已中進士的劉伯溫正式踏入仕途,到江西瑞州路的高安縣任縣丞。所謂縣丞,就是縣令的屬官,官階還不夠「七品芝麻官」,屬於正八品,略相當於今日之副縣長。
官階低倒沒有什麼,按照元朝制度,名列第三甲的進士就只能授予正八品,一個有才華的年輕人,終究是抑制不住的,問題的關鍵在於,劉伯溫運氣差了一點,他此刻所置身的,完完全全是一個衰世。
作為一個少數民族政權,元王朝最大的問題就是迷信武力,不尚文治,故以馬上得天下,仍然「以馬上治之」,加上元朝對漢民族的猜忌,因此始終沒有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到了元朝末代皇帝元順帝的時候,元王朝的統治機器更加遲鈍和衰朽。大凡衰世,都具備兩個重要表徵:其一就是吏治大壞,單靠一兩個志士仁人已無法改良,上層階級貪圖享樂,文恬武嬉,空前的社會危機迫在眉睫,他們卻有意無意視而不見,徬彿「清歌於漏舟之中,痛飲於焚屋之內」;其二,在草野中已經萌動著很多不安定的因素。元順帝當政時期,自然災害不斷,而吏治不良。
飽讀詩書,從書齋昂昂然走出的劉伯溫,儒家知識分子那種「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抱負幾乎與生俱來,但他在江西做了五年的小官,最後只能抑鬱求退。按照史書的記載,他在江西,「政嚴而有惠愛,小民自以為得慈父」,想來頗有政績,但「豪右數欲陷之」,意思是地方上的豪強貴族處處和他作對,最後只好離去,於1340年回到家鄉。江西短暫的五年仕宦經歷,並未使劉伯溫對元政權完全失望,這之後,他又謀到了一個江浙儒學副提舉的官職,這是負責地方教育事務的一個崗位,僅比縣丞的正八品高一等,屬於從七品。志大才高的劉基對此當然也無法滿意,好歹幹到至正十二年(1352年),他辭職了。辭職的理由是身體不好,後人於此有所爭論,不過不論劉伯溫當時是否真在患病,他對元政權的灰心,卻是越來越明顯地表露了出來。這從他辭職後所著的那本名著《郁離子》中即可看出。
「儒者」與「謀臣」的悲劇
元至正十九年十一月,朱元璋的部隊攻佔了浙江處州(今浙江麗水),因為在故鄉的聲望,劉伯溫和另外三個當地著名知識分子—葉琛、宋濂、章溢,一起被朱的兵士送到應天(今南京)去見朱元璋。《明史》記載了這四人與朱元璋見面的場景:「太祖勞基等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今天下紛紛,何時定乎?』」朱元璋表現出了禮賢下士的態度,向他們請教如何統一和安定天下,章溢回答說:「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意思是只要朱元璋保民安民,就能收拾人心,完成霸業。
劉伯溫從此開始了為朱元璋充當謀臣的人生新路。
作為深受儒家文化洗禮的劉伯溫,這麼快就倒向一個傳統觀念中的「亂臣賊子」,其中當然有多層因素的作用。史籍中流傳一個「西湖望雲」的故事,說劉伯溫早在投朱之前就發現金陵(即南京)有所謂「天子氣」,所以決心「輔之」。這無疑是無稽之談。劉伯溫之投效朱元璋,首先自然緣於對元政權的失望;其次,此時朱元璋的一些作為契合劉伯溫的期待—朱元璋部隊的軍紀相對較好,朱元璋本人比較能夠禮賢下士,朱元璋表現出了強烈的統一天下的願望,這些都是他區別於其他群雄,而對劉基這樣知識分子具備吸引力的地方。除此之外,還有兩點非常重要:一是朱元璋打出了民族牌,以驅除異族政權為號召;二是此時的朱元璋已經意識到,要想統一天下,一味的大破壞是不行的,還必須著手於建設,而要進行建設的工作,又必須依靠縉紳階層,儘可能維護他們的利益。
早在劉伯溫辭官隱居期間,他就在《郁離子》中說,要「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時之政,明法度,肄禮樂,以待王者之興」。而此時的朱元璋,頗有一些「明法度,肄禮樂」的氣象,他成為劉伯溫心目中正在興起的「王者」,不是一種很自然的事情嗎?
關於劉伯溫在朱元璋打天下過程中的作用,雖然不像傳說中那樣神奇,但他和其他知識分子一起,幫助朱元璋在亂世中恢復秩序,是值得歷史肯定的。
朱元璋統一天下,劉伯溫和其他開國功臣一樣得到了封賞,這似乎實現了他的人生抱負,但作為儒家知識分子,新朝的肇建又使劉伯溫自覺背負了一種新的使命,這就是「導君於正」,使新皇帝符合儒家的政治文化傳統。而就是在這方面,劉伯溫開始品嚐苦澀的滋味,因為在朱元璋這樣的雄主手下討生活,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劉伯溫入明後活了七年有半,在這不算長的時間裡,他先後幾次受封,又幾次被打發回鄉。從他第一次被斥退的經歷中,可以看出「伴君」確實是一件危險係數極高的工作。當時南京從夏天到秋天一直沒有下雨,求雨也沒有效果,劉伯溫藉機指出了三條弊政:一是陣亡將士的妻子數萬人都被迫住在「寡婦營」,不許外出;二是為營建工程的工人死亡,屍體暴露不收;三是敵方頭目既然已經歸誠投降,就不適宜充軍。古人認為天象由人事決定,劉伯溫借求雨的機會進諫,使朱元璋只好同意其請,可過了十來天仍未降雨,朱元璋立即作出了「劉基還鄉為民」的處罰。但劉伯溫被免職僅三個月,朱元璋又想起了他,令他火速從家鄉赴南京,恢復了其官職。而到了洪武四年(1371年),他在得到封爵之後,再一次被賜歸。
如果說第一次被貶,劉伯溫由於功名之心未滅還滿懷惆悵,那麼他後來的被放歸,則更像是一種自我放逐。這不僅因為明初同僚的傾軋十分激烈,不同派系之間的權力鬥爭已到白熱化的程度,更因為他對「聖意難測」有了更深的理解,對在雄主手下討生活充滿了憂懼,深知只有韜光養晦才是自我保全之道。
然而劉伯溫到底是讀書人,儘管他感覺面前這個曾經與自己共過患難的人越來越難以捉摸,但在反覆放歸、召還的過程中還是要戰戰兢兢地盡儒者的本分。他勸朱元璋,「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大」,要朱元璋保存臣子的體面,不應動輒羞辱,都是非常有針對性的;他又提醒朱元璋,對遁逃北漠的元朝大將王保保不能輕敵妄進,結果也被他不幸言中了—名將徐達在追擊王保保的一戰中,幾乎全軍覆沒。
憂讒畏譏的劉伯溫準備在家鄉終老,但善於占卜的他卻不知道,自己的命運並不在自己手中。很快,他就出事了。又使天災進一步演變成人禍,中國大地,一時飢民、流民、盜匪四起。
死因成謎
隱居的劉伯溫,竭力洗盡鉛華,表現得像一個不識字的老農,也不和地方官吏來往。他知道,有一雙天眼在盯著他的一舉一動。《明史》上這樣繪聲繪色地描述他的謹慎:「還隱山中,惟飲酒弈棋,口不言功。邑令求見不得,微服為野人謁基。基方濯足,令從子引入茅舍,炊黍飯令。令告曰:『某青田知縣也。』基驚起,稱民謝去,終不復見。」家鄉的父母官因為始終見不到劉伯溫,所以換上便服求見,正在洗腳的劉伯溫對上門的客人當然不好拒絕,升火做飯以待客,但當縣令以實相告時,劉伯溫馬上變色,自稱小民,便立即退避。
如此小心的劉伯溫還是出事了。
在浙江福建交界處有一個叫談洋的地方,此地偏僻而險要,所以成為奸人躲藏之所,劉伯溫便派兒子劉漣入朝反映這一情況,建議在此設立一個機構負責巡查,但劉漣繞過了中書省(當時明王朝政府的中樞機構),直接向皇帝奏陳,引起了執政大臣的嫉恨,他們誣陷劉伯溫看中了談洋這塊地方,準備作身後之墓地,只是由於談洋的百姓不同意,所以才希望朝廷在那兒設立機構,以此驅逐百姓。中書省準備借此興起大獄,這時的劉伯溫雖然患病,但仍然不得不扶疾入朝,向皇帝和朝廷說個明白。
劉伯溫面對朱元璋,「惟引疚自責而已」,意思是什麼辯解的話都不說,只承認「我錯了我錯了」,朱元璋沒有再窮追下去。但不久,在一件小事上,朱元璋還是給了劉伯溫一個下馬威。朝廷祭奠孔子,儀式結束後,祭祀用的肉分給重臣算是一種榮譽。劉伯溫沒有參加祭奠儀式,卻接受了肉。朱元璋說:劉伯溫是學聖人之道的嘛,怎能不參加祭奠卻享受祭品?學禮學到哪裡去了?下令停發其一個月俸祿。是否接受祭品是小事,停發一個月俸祿也是小事,關鍵是皇帝行動中透露的信息是意味深長的:他就是想讓劉伯溫沒面子。由此可見最後一次入朝的劉伯溫,其處境之尷尬。
處境和心情都惡劣,劉伯溫的病情加重了,洪武七年,朱元璋知其病重,賜歸田裡,這一年的四月十六日,劉伯溫卒於家中。
劉伯溫的死因,歷來有三種不同的說法:一說被丞相胡惟庸毒死;二說朱元璋是毒死劉伯溫的主謀;三說是病死。其實從情理上思考,劉伯溫當時已經患病,而且又不是當權派,朱元璋和胡惟庸又何必要多此一舉?胡惟庸毒死了劉伯溫的傳聞之所以流行,完全是後來朱元璋為除掉胡惟庸,有意給其羅織了一條新罪名。但他沒有想到,後世同情劉伯溫遭遇的人,不以揪出胡惟庸為滿足,又懷疑到他自己頭上,這真是一種諷刺。
與劉伯溫的死因相比,朱元璋在劉伯溫死的前後表現出來的態度,更耐人尋味。
劉伯溫還在朝的時候,朱元璋的文集刻成,他賜給了李善長、胡惟庸、宋濂三人,卻偏偏沒有給劉伯溫,這反映出朱、劉君臣關係在劉伯溫死前,已比較冷淡。劉伯溫病重被賜歸,朱元璋頒發了一紙詔書,對二人君臣一場進行了一次總結,其中既責備劉伯溫當年不早早歸附,也稱揚其功績,最重要的,是表示自己當皇帝後,對劉伯溫的安排和處置都是符合「國之大體」的。對劉伯溫來說,得到這樣一份詔書,肯定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朱元璋和劉伯溫君臣二人,在身份認識上大概是有一些偏差的。劉伯溫雖被人們看成「謀臣」甚至「術士」,但他更自居為「儒者」,然而讓他沮喪的是,朱元璋也更多願意把他當成「謀臣」和「術士」。在一次誰是當今大儒的討論中,朱元璋就曾經輕蔑地說,像宋濂、劉伯溫這樣的人哪配稱「大儒」?
朱元璋為什麼不願意承認劉伯溫為「儒者」?原因很簡單,儒者都有「導君於正」的使命,真正的大儒,在傳統觀念中,應該是帝王師。做「帝王師」,這堪稱千百年來中國文人的最高理想,劉伯溫也不會例外。問題是,這種理想很多時候只是文人的一廂情願。自信心太強的雄主們是不承認有什麼「帝王師」的,否則那豈非意味著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人比他更高明嗎?朱元璋是這樣,清朝的乾隆皇帝也是這樣。一個迂腐的讀書人尹嘉銓寫了篇文章,其中引用了《漢書·張良傳》中的一句話:「學此則為帝者師矣。」雖然他一再說明「不敢以此自居」,卻在一場文字獄中被乾隆抓住了把柄,乾隆憤憤地責問:「你要做帝王師,那把我往哪兒擺?」這就是雄主們從心底裡討厭帝王師的關鍵要害了。乾隆還有一句痛斥紀曉嵐時脫口而出的名言:「朕以汝文學尚優,故使領四庫書館,實不過倡優畜之,汝何敢妄談國事!」意思更為透徹,原來在帝王眼裡,所謂國事其實不過是他家事、是他一人之事,文人之流,哪怕是名義上的老師,都不過是他養著好玩罷了。至此,「帝王師」這頂紙糊的桂冠被乾隆輕蔑地吹了口氣便破碎了。
在現實的無情打擊下,劉伯溫的「儒者」、「帝王師」之夢最後破滅了沒有?不知道。我們清楚的是,他臨終前留下遺命,告誡子孫不得為官。
本文原載於《百家講壇》2009年第8期藍版,原題為「在雄主手下討生活不易——真實的劉伯溫與朱元璋」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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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學仁第一任妻子 在 金老ㄕ的教學日誌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戰國名將生死錄】商鞅:作法自斃的緣由
兵無常勢,水無常形,世事常因處境不同而有需變革的時刻。
戰國時代是競爭激烈的亂世,各國為求生存無不求新求變。正因競爭激烈,能從中脫穎而出的勝利者自然更受到關注及推崇,所以讓日後一統天下的秦國實力蛻變的「商鞅變法」,就成為後世研究改革的典範。
很值得玩味一點,我小時候聽商鞅的故事,講的人很少提他改革如何成功,反而比較聚焦在他「作法自斃」的結局。為何一個人幫助國家強盛,最後卻遭到舉國痛恨?雖已有無數前人對此做出點評,但老ㄕ這次也決定提出自己的一家之言,探討這位戰國中的關鍵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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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國的王孫
商鞅,原名衛鞅,衛國宗室的後代。雖然出身高人一等,但衛國國力衰弱,衛鞅為求更好的發展就跑到戰國首強的魏國為國相公叔痤服務。
公叔痤非常欣賞他衛鞅的才華,所以在病重時向魏惠王推薦:「衛鞅年輕有才,可以讓他擔任國相治理國家。」
魏惠王一聽這話就露出滿臉狐疑的表情:「國相呀,你是不是病糊塗了?且不說咱魏國那麼多人才,你卻只推崇衛鞅。依他的資歷,怎麼排也排不上他,若是用他那要如何服眾呀。」
眼看魏惠王反對,公叔痤說:「主公如果不用商鞅,那就殺掉他!不要讓他投奔別國成為後患。」
等到魏惠王走後,公叔痤趕緊找來衛鞅說:「我向主公推薦你當國相,他不答應,之後又告訴他,若是不用你就一定要殺了你。現在你趕緊離開魏國吧。」
相信看到此處,不少人會覺得:「這公叔痤有毛病吧?都說要殺人了,竟然還告訴當事人?於公,他這樣是縱虎歸山;於私,這是展現自己的殺意。如此只會陷入兩面不討好、兩頭都落空的結局呀。」
這裡就要解釋一下,戰國時代以前的春秋,很多時候家族或個人關係凌駕在國家之上。舉個例,有人跟孔子說:「我們這裡有人偷羊,結果被他兒子告發,這兒子不是很正直嗎?」結果孔子卻說:「父為子隱瞞,子為父隱瞞,這才叫正直呀。」這就是家庭人倫凌駕在國家之上的言論。但了戰國時代,國家的力量開始膨脹,但就有的傳統卻沒有完全消退。對公叔痤而言,和國君對談就要以國家的利益為出發,和衛鞅談話卻以兩人的交情及利益為主,這兩者在不同時空場景下是可以切割且不衝突的。
衛鞅回答公叔痤:「主公既然認為我是小咖,所以不採納你推薦我的建議,又豈會再聽你另一個建議呢?」所以衛鞅繼續待在魏國,而魏惠王也果然沒對他下手。
衛鞅為何會冒著被殺的風險(即便極小),也要留在魏國呢?因為老ㄕ說過很多次:「魏國是戰國中率先革新的首霸。」也就是說,風氣開明的魏國還算是有創新及向上爬的空間,所以衛鞅需要觀察一下,自己在魏國是否還有機會。另一方面,衛鞅也密切注意有沒有其他國家也會掀起改革的風氣,如果有更好的機會,那再離開也不遲。所以用一句話就可以解釋衛鞅的思考,那就是「騎驢找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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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奔秦國
西元前362年,秦孝公繼位。雖然是老牌諸侯國,但秦國當時的表現卻非常堪憂。首先它位置偏僻,在當時的國際外交上直接被中原各國諸侯忽略;另外秦國那時的物資及生產不豐,經濟困頓;最後,魏國曾多次擊敗秦國,這其中尤以名將吳起佔領河西之地對秦國打擊最大,因為這徹底封死秦國向東發展的可能性。
外交孤立、國力落後、強敵在旁,這些危機促使秦孝公積極改革,他頒布求賢令,並明確指出:「誰能為秦國獻出富國強兵之策,我便給予他高官及土地的賞賜。
「這就是我要的機會!」
看到秦國的改革契機,衛鞅來到秦國,並通過秦孝公的寵臣景監迅速見到秦孝公。
「先生有何指教?」
面對秦孝公的發問,商鞅開口:
「我為您講一下,遙想當年黃帝乃至堯與舜的時代……」
秦孝公聽著衛鞅的發言,越聽眼皮越重,強大的睡意讓他忍不住對眼前之人頻頻低頭。好不容易聽完衛鞅的發言,秦孝公衝回去找推薦人景監:「你這混帳!推薦的是什麼狗屁神經病?跟老子談黃帝?跟我講什麼神話故事?」
被噴得滿臉的景監衝去指責衛鞅:「主公說你就是個狂妄之徒,不可任用!這下好了,害我也被罵!」衛鞅卻說:「安啦,對我有點信心,再安排我見主公一面吧。」
不知是怎麼樣的神之操作,景監竟然信了衛鞅而且又成功讓他與孝公碰面。然後衛鞅開口:「今天跟您講,昔日武王伐紂,其後有周公制禮作樂……」
這次秦孝公雖然沒睡著,但回去依然對著景監就是一頓噴:「又讓這個廢物跟我講廢話!你敢再叫他來,信不信我弄死他後再弄死你!」
景監肚爛地找衛鞅:「你是不是想搞死我!信不信我先搞死你!」衛鞅依舊自信地說:「再給我一次機會,如果失敗了,你想怎麼搞我,我都認了。」
還是在老ㄕ摸不透的神之操作下,衛鞅第三次見到秦孝公,然後開口:「今天跟您說昔日齊桓公在管仲的輔助下,中興齊國並會盟多國諸侯……」
等到衛鞅發表完言論,秦孝公點點頭,之後回去找景監說:「你推薦的人,今天講的東西總算是比較有長進了,雖然我沒打算採納,但講的內容還是不錯地。」
景監找到衛鞅時,衛鞅這次主動說:「我想是時候開誠佈公我的壓箱底了。」
於是衛鞅第四次找上孝公,開口道:「昔日李悝著《法經》,文侯用之……」說著說著,旁邊的侍衛全都傻眼了,因為主公竟然越聽越嗨,甚至忍不住連連向衛鞅湊近,好像恨不得耳朵都要貼在衛鞅的嘴上,而且接下來好幾天,兩人都是從白天談到黑夜。
這個消息傳到景監耳中,連他自己都不敢置信。他在之後找到衛鞅問:「為何主公四次見你,態度差異如此巨大?」衛鞅說:「第一次見面,我講的是帝道,這樣實施好幾代才能達到天下安定的局面。第二次見面,我的是王道,要經文王、武王、周公輔政的成王三代才能定天下。這些對於主公都耗時太久,所以才不中聽。我第三次講的是霸道,一任君主就可以達成,但要顧及許多禮節。現在我講的是強國之道,是我總結魏國崛起的經驗內容,效果之強近在眼前,且無須顧及固網的法度,這就是主公最需要的治國理念呀!」
講到這裡,相信有人一定會說:「衛鞅幹嘛不直接就把壓箱寶拿出來?拖延這麼多次,萬一中間秦孝公完全放棄他,那該怎麼辦?」那我會回答:「衛鞅在進行一次結果滿意的向上管理。」試問,哪個領導者或是公司主管不喊著要人才?但請問又有幾個能真正用人才?所以在秦孝公考核人才時,衛鞅也在考核這號稱求賢之人的肚量。事實證明,秦孝公的肚量不是一般的大,面對前兩次都報告失敗之人,仍舊願意騰出時間繼續接見,這個舉動就是孝公向外昭告:「臭魚爛蝦來我都接待,難道人才來我不重用嗎?」看見領導的包容及耐力,並在之後提出改革理念看見秦孝公的飢渴及激動,這才讓衛鞅確定:「眼前之人,是願意大破大立的好領導,最適合讓我攀附並一展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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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厲風行的改革
在秦孝公的支持下,衛鞅展開激烈的改革變法,由於內容非常多,老ㄕ試著精簡出其中較為重要的核心概念:
1. 重農抑商
強迫各行各業的百姓(尤其是商人)從事農業,並限制農民遷徙以及接觸知識的自由,其目的是累積戰爭軍糧。(在之後威力加強版的第二位變法,還規定從事工商業者,連同妻子、兒女罰入官府為奴。可見商人在衛鞅的法律下有多麼沒人權。)
2. 加重賦稅
明確規定土地稅、人頭稅、徭役(可以想像成為政府免費勞動服務),這三種稅收方式。為了達到加強稅收的效果,貴族成為重點打擊對象。首先,貴族的稅率更重;再來,貴族子弟除嫡長子外必須服徭役;最後,貴族世襲享受祖先功勞的規定被取消,其目的是削弱貴族資產,一方面能迫使貴族要投入國家生產,另一方面可以強化王權。平民也別高興,因為衛鞅規定家庭若有兩個以上的兒子,必須在他們成年後分家獨立,如此可讓秦國按增加戶口數徵調人力,而不從此法的家庭,要繳加倍的賦稅。
3. 思想管制
明確用法律規定什麼性情的人要被處罰(大家也可以看看自己是否有中槍:心胸狹窄、性情急躁、懈怠懶惰、揮霍錢財、阿諛奉承……),居民要互相監督檢舉,一家犯法,十家連坐。不告發奸人的處以腰斬,告發者則可賞賜爵位一級,若是藏匿奸人,鈽彈自己被處斬,全家財產還要被充公。(之後的第二次變法,衛鞅還焚燒諸子百家的著作,避免有人使用其他學說挑戰法令。)
4. 確立軍功制度
建立二十等軍功爵制。士兵斬敵甲士首級1顆可得爵位一級,良田一頃,住宅土地九畝,役使無爵位的庶子一人,並擁有做官資格;斬敵甲士首級5顆可以役使本鄉的五戶人家。隨著爵位越高,就須以更多的斬首數換取,例如屯長若要晉身,所領導的五人小隊要斬首33顆。
另外,五人小隊沒砍到敵人首級,全隊處斬!衝鋒時有臨陣退縮者,在全軍面前處黥刑或劓刑(就是在臉上刺字或是砍鼻子)!
當變法內容一推出,秦國不分階層的人都炸了,因為新法完全顛覆秦國社會就有的習俗及體制。就因為這改變如此巨大,一開始大家都不敢置信。衛鞅對此還搞了「徙木立信」的宣傳,就是派人在首都市場的南門豎起一根約8公尺的木頭,並表示:「誰能把木頭搬到北門立即獲得賞金10鎰。(後來賞金增加到50鎰,然後1鎰金可兌換12石粟,根據葛劍雄教授研究,一個秦人平均一年吃18石的粟,所以50鎰金的概念就是……讓你可以購買大約34年份的粟!)」有人真的去搬木頭,果然獲得賞金,這讓所有人了解:衛鞅是玩真的。
但新法的改變實在太大,幾乎所有階層都因極度不適應而表達抗議,甚至連秦孝公的太子都違反新法,可見當時秦人有多麼水土不服。
衛鞅的對應方法很簡單:罰到你怕就不敢囉嗦了!
太子的犯法對衛鞅而言,是挑戰,也是一個公關宣傳的時刻。他表示:「法律推行不成功,就是上位者自己不先好好身體力行,所以太子必須接受新法的處罰,也就是處以黥刑(也就是在臉上刺青),如此才能證明法律的效力!」
「不可呀!」
所有官員都跳腳了,在太子臉上刺青?這樣他未來當領導還能見人嗎?
「太子是儲君,不方便黥刑,所以讓太子的老師代替受罰,因為他管教無方!」
隨著衛鞅的命令,太子的其中一個老師被施以黥刑,而另一個老師─公子虔也被處罰,並在四年後因觸犯新法,直接被劓刑(削掉鼻子)。這一波操作讓所有貴族都安靜了,至少表面上如此。
對平民,衛鞅也不手軟。有平民議論新法的好壞,結果不論是贊同還是反對,全被衛鞅給抓了,理由是:「點讚的是阿諛奉承!批評的是目無法紀!全部違法我制定的善良風俗,所以通通發配邊疆服勞役!」
姑且不管秦人的心理陰影面積,衛鞅變法的成效很明顯提升秦國國力。因為秦國之後擊敗韓國,使各國不敢再小覷,於是楚宣王與秦孝公聯姻,魏惠王與秦孝公會盟,秦國終結外交被孤立的處境。
而隨著變法越加徹底,衛鞅終於要實踐他的目標─擊敗魏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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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師東進
前面提到,掌控河西之地是秦國能否東進發展的關鍵,所以秦孝公不惜徵人才、搞變法,都是為了擊敗魏國好佔有河西之地。
於是在西元前354年,衛鞅趁魏國派大軍進攻趙國首都邯鄲(順帶一提,有沒有覺得這個戰役有點眼熟?因為這就是在孫臏篇提到的桂陵之戰,也是「圍魏救趙」的成語由來),立刻領軍偷襲魏國,之後殲滅7000守軍並占領少梁。雖然戰果看似不多,但足以顯示衛鞅對當時國際局勢觀察的敏銳,使他能把握魏國與關東強國對戰的時機趁隙發兵。
之後,魏國在桂陵之戰被齊國軍隊擊敗,加上楚國以「救趙」的名義加入戰局,魏國一時之間被圍毆的狼狽不堪。精明的衛鞅自然不會放棄擴大戰果的機會,於是率兵直接攻占魏國舊都安邑。這下可把魏惠王嚇壞了,再擋不住秦國,自己可要面臨三路大軍的夾擊,於是緊急調軍修築防禦工事好阻止秦軍。問題是,這反而激起秦軍的鬥志,因為根據衛鞅的軍功升級制度,攻城戰可是能讓戰功累積增加數倍的,我想當時秦軍可能懷著「有城牆?我好興奮!我好興奮呀!」的心態去暴力衝鋒,於是衛鞅攻破防禦工事,進一步占領魏國土地。
有道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即便連連吃虧,但魏國畢竟是底子厚的戰國首強,所以魏國先後擊敗齊國並與楚國休戰,隨即集中兵力向西反攻,並且馬上擊敗秦軍奪回了安邑等失地。而且估計是受不了昔日的手下敗將竟把自己一度逼得如此窘迫,魏惠王竟一口氣召集宋、衛、鄒、魯等十二個小國組成聯軍,準備爆打秦國。
這下換秦孝公嚇尿了,想不到連受重創的魏國竟還可以如此強勢,於是秦孝公決定:「召集全國軍隊跟他拚了!」此時衛鞅跳出來說:「拚個頭啦!我們一個國家打得過對方十三個國家嗎?安啦,我有辦法。」
於是衛鞅去見魏惠王,隨即發言:「大王的實力強大,我秦國萬不能敵,如今放眼天下能抵擋大王者,唯有東方的齊國。大王如今已能號令泗河地區的十二諸侯,何不繼續向北聯合燕國,如此就可以夾擊之勢向東攻打齊國,而我們秦國也願幫助大王,這樣大王就能向南攻打楚國。齊楚兩國一敗,韓趙兩國定會屈服,屆時大王就可真正的稱霸天下!」
衛鞅這一頓說詞,頓時把魏惠王哄得心花怒放,然後決定把矛頭轉向他國(而這麼做會成功的前提,我認為主要建立在兩點:1.秦國相比齊楚較弱,非魏國首要德的威脅;2.魏國先前的戰敗,這是尤其齊國的圍魏救趙做為開端,所以魏惠王自然更惱火齊國)。不只如此,衛鞅還出了一個餿主意:「大王何不先稱王,如此可作為號令天下的準備呀。」
這裡要跳出來解釋,先前為了敘述方便,所以都說是「魏惠王」。但實際上,當時用「王」之名號的,只有名義上的天下共主─周天子,還有從春秋時代就表示天下我最大最強的楚國。在接受衛鞅的慫恿前,魏國君主地位只到「侯」,而齊、秦、燕這幾個老牌諸侯國,甚至是魯、衛、宋等實力衰弱的小國君主,地位都是更高階的「公」,所以衛鞅抓準魏惠王積極稱霸的心態,讓他直接稱王,如此就能在名義上成為高人一等的存在。
魏惠王毫不猶豫地接受衛鞅的主意,立刻自封為王,這讓他自我感覺非常良好,問題是……其他諸侯國覺得自己被小瞧,所以都很怒!魏國也注定在日後要被所有人針對。
說到這,眼看魏惠王一直被衛鞅牽著鼻子走向更大的危機,我突然想到公叔痤當初曾對魏惠王說:「主公要是不用衛鞅,一定要趕緊殺了他!」如今看來,這預言是何等的準確,又是何等的諷刺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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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度出擊
面對魏惠王聯軍的強襲,秦孝公認識到秦國國力雖有長進,可仍不及對手,所以接下來的時間,他繼續力挺衛鞅推動更激烈的改革,而衛鞅在強國練兵的同時,依舊關注著出兵時機。
終於在西元前341年,魏國在馬陵之戰被齊國重創,衛鞅立刻揮軍攻魏。魏國很快派公子卬領軍迎戰,在兩軍對峙時,衛鞅聯繫公子卬:「我當初與公子相處愉快,卻沒想到如今要兵戎相向,我不忍心與你生死交鋒,不如我們見面訂立盟約,然後彼此痛飲,正好紀念我們既維繫彼此情誼又保兩國相安無事。」
公子卬看到衛鞅的訊息,心裡真是感動的一蹋糊塗,於是準時赴約……然後瞬間就被衛鞅埋伏的士兵給綁了。
「你口口聲聲說念及我倆的情誼,結果以此來訛詐我?」
面對公子卬的控訴,我猜衛鞅會不會訝異地反問:
「敵人在戰場上說的話,你也信?」
由於主將被擄,魏軍因群龍無首大敗,已經無法再承受戰爭損失的魏惠王只能割讓河西部分土地求和,但這只是極為短暫的和平,因為元氣大傷的魏國此時與秦國的強弱之勢已然逆轉,依照可預期的發展,秦國必然持續東進,而魏國未來將繼續挨打。此時魏惠王喟嘆:「寡人真後悔沒有聽公叔痤的話呀!」
在魏惠王垂足頓胸的同時,衛鞅因戰功被秦孝公加封於「商」,由於擁有獨立土地算是一個小國君主,當時人會以封地的名字稱呼他,於是那個名聞後世的「商鞅」就此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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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好死
從實力衰弱的小國王孫,如今成為崛起大國的百官之首,商鞅非常得意。所以有次他見到一個叫趙良的人,志得意滿的問:
「我以一個外人的身分來到秦國,之後改造了整個國家風氣,還建造不輸文化古國的雄偉宮廷城闕,這樣的功績與昔日同樣以外來身份輔佐秦穆公稱霸的五羖大夫百里奚相比,你覺得誰更有才幹?」
面對明擺著要人肯定的商鞅,趙良這麼說:
「百里奚當年聽說秦穆公賢明,寧願把自己賣為奴隸也要湊齊路費,對於百里奚克如此刻骨的誠意,秦國沒有人不佩服。之後他出任秦相,累了也不坐車,酷暑炎熱也不讓人不打傘,就以德化教育百姓。他死的時候,舉國百姓無不痛哭流涕,皆因感念百里奚的恩德呀。
可您之所以成為秦相,最初是靠著寵臣景監的推薦走後門,這事本身就沒啥好名聲。之後執政期間,一昧用嚴刑酷法強迫百姓改變及遵行,還讓百姓修建大規模建築,您覺得自己在百姓心中有會有什麼樣的名聲?事實上,您的新法還得罪秦國貴族,特別是當年為了立威,將受到貴族推崇的公子虔施以肉刑,如今他閉門不出八年,可見他對你怨恨極深。
百里奚當年出門,因受眾人愛戴,根本不用攜帶任何戶衛。可您如今,若沒有前呼後擁且持矛操戟的甲士貼身警備,就根本不敢出門。您的處境就好像早晨的露水,隨時準備完蛋。我看您不如把交還封地並退到偏遠的地方去自力更生,同時勸秦君施行德政,使弱勢百姓獲得照顧,或許能稍保平安。否則您要貪圖富貴並繼續獨攬國政,若有朝一日你無法再獲得秦君,那秦國想要你命的人還能少嗎?」您喪身的日子就會像抬起腳來那樣迅速地到來。」
商鞅沒有聽從趙良的勸告,而五個月後,秦孝公去世,昔日差點被演上刺青的太子繼位(這位新王日後被稱為秦惠文王)。
眼看昔日死敵成為領導,商鞅趕緊表示想退休,但此時先有人向秦惠文王建議:「秦國百姓如今只知道商鞅的新法,而不知道君上您,這種功高蓋主之人太危險了。況且君上您不是與商鞅有仇?不如趕緊清算他!」同時公子虔等貴族告發商鞅意圖謀反,秦惠文王於是派人捉拿商鞅。
不過商鞅提早得知消息,於是在拘捕前先落跑好投奔他國,連日的奔波後,商鞅在夜晚時分逃到邊境地帶。由於太過勞累,商鞅決定住宿旅店,結果旅店老闆說:「商鞅的新法律規定:旅店不可接納未帶身份證之人。勞駕您拿出身分證明吧。」商鞅囧了,因為逃難太急所以他沒帶身分證,何況就算他帶了,在被通緝的狀況下也不敢拿出來,於是他只能倖然離去,並道:「這法律可還真嚴謹呀。」
好不容易,商鞅走到秦魏兩國的交界處,結果把守國境的魏將忿恨地說:「你這欺騙公子卬的小人還妄想進入魏國?告訴你……沒門!」於是商鞅只能返回自己封地,而且索性發兵攻打秦國城市,估計是不想坐以待斃的被拘捕。
「哈!這下可是你主動造反,可不是什麼誣告了吧。」
秦惠文王派兵鎮壓商鞅,在實力懸殊的情況下,商鞅戰死,其屍身被帶回秦國首都處以車裂後示眾,商鞅全族也被誅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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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ㄕ一己之見
關於商鞅不得好死的原因,歷史上許多人都有分析:得罪當權貴族、強制改變風俗、以詭詐之道行事……我覺得有道哩,但也還有可以為商鞅辯駁的地方。
比如:得罪當權貴族。但這是戰國時代的必要策略,如果不將全力及戰果從特定階級解放出來,誰還肯為國家賣力?更何況打擊貴族勢力,其實君主也在中央集權的過程中撈到好處,所以即便商鞅死,秦惠文王仍然執行商鞅新法,因為對君主而言,這法律簡直太好用了。
強制改變風俗,這的確會讓老百姓哀號遍野,畢竟人天性追求穩定。可是商鞅變法也讓不少平民獲得以往難以想像的晉升,更是讓秦國人享受到國際地位提升的尊榮。要說商鞅的改革會讓人民因不便而忿恨一時,但時間拉長,享受到福利的群眾應該會感恩戴德的鼎力支持才是。可詭異的是,商鞅死時卻幾乎是人人歡慶,難道秦國人各個是忘恩負義的白眼狼?
以詭詐之道行事,那就見仁見智了,因為對敵人的殘忍就是對自己人的恩慈。(但我認同呂思勉教授提出的一種看法,就是當你慣性的以詭詐待人,那身旁的人自然也會易詭詐待你,這就是把自己投入在危險的環境之中。)
到底為何商鞅如此被集體忿恨?觀察商鞅的變法內容,我找到自己版本的解答……相互監督檢舉,告發後採連坐懲處。
如果對課本提到「白色恐怖」時期有印象,應該知道言論及思想管制下,民眾有多麼被壓抑,而這股壓抑會形成怨念,長期的怨念若有機會抒發,將會發酵變質成巨大的反撲,即便這樣的管制當初有他的背景上的合理性或必要性(以白色恐怖而言,是為了防止共產黨進一步透過言論宣傳破壞治安,如果研究就共產黨歷史,很容易發現他們真的很會操作言論並以此動搖對手;若以商鞅變法來說,他則是希望人民先無豪易易的遵從新法,才能使秦國迅速富國強兵)。
同時,告發後採連坐懲處,遮當中有多少人因誣告而得利?又因被告而家破人亡?這不但是累積怨念,還培養一個最要不得的風氣:誣告。
大家回憶一下,秦惠文王是在何時決定要逮捕商鞅?答案是:在公子虔等人告發商鞅要謀反。但這引申出很多疑問:商鞅謀反的動機是什麼?有沒有證據?透過這些疑問不難發現:這個告發超級站不住腳,商鞅如果據理力爭,應該能輕易反駁,可商鞅的反應卻是立刻落跑。為何商鞅反應這麼大?或許我們能合理推斷,商鞅在執政期間,對於誣告是清楚甚至縱容,所以他明白這招搞死人的功力有多厲害,以至於當他自己面臨誣告,連抵抗的念頭都不敢有。
最後做個結論吧。
以天下大勢而論,我毫不猶豫的肯定商鞅,但對於他的結局,我會說:「你活該,為你自己加諸在他人身上的所作所為負責吧。」
圖片為:電視劇海報 大秦帝國─裂變
這部電視劇大致描寫了商鞅的一生以及秦國變法的崛起,但其實自創情節非常多,也就是我說的,充滿太多現代人意淫了。
其實不是說歷史影視作品不能改編,畢竟只要是藝術創作就一定會摻有主觀的創作環節,但這部劇中把商鞅改編的超級正氣,或可稱為龍傲天、高大上......拜託,這其實很沒層次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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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第一夫人,中國國民黨總裁、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及第一至五屆中華民國總統蔣中正的第四任妻子,前任中國國民黨主席及第六、七任中華民國總統蔣經國的繼母;曾任中國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會議主席團主席、中國國民黨中央婦女工作委員會指導會議指導長、天主教輔仁大學董事長及榮譽董事長,同時亦為國立彰化師範大學、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與振興醫院的創辦人,對近代中國歷史及中華民國與美國關係影響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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