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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說，中共若勝，世界文明將在一種聲音下，通通被扼殺

對於一個非基督徒的我，要理解根基於喀爾文清教的美國保守主義，除了閱讀文獻與歷史，青少年時期大量閱覽的古典哲學起了很大作用。

雖然從高中起因研讀存在、後現代、結構、解構主義，而開始思維左傾，並以進步左派自居；但由於對個人主義的理解與堅持，意即自我實現的追求，對集體主義已不只是反感，更是厭惡。在2016年川普競選開始獲得啟發與反思，藉由個人主義而回歸原是右派的本我。

集體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方案幾乎是以畜道對待人類，編織出烏托邦理想社會，帶來的卻是思想監控、肉體毀滅。中國共產黨甚至妄想將全人類納入一體化管理，並美名為「新世界秩序」、「人類命運共同體」。20世紀極左翼國家社會主義德國納粹黨、蘇聯共產黨造成的無界侵略、圈養、大屠殺，如果沒有美國的引領與對抗，世界大部份國家可能早已歸於極權統治。

而這個趨向世界極權一體化的可能性又在21世紀初開始具現，因為中國共產黨和美國民主黨的利益結合，或者說是以民主黨為主的左派扶持、餵養了共產黨，先是蘇聯，接著以中國為實驗種植園，並以全球化分工與經貿獲取利益。

當獲得的利益龐大到不可想像時，這些政客、資本家，及其圍繞的利益集團為了追求慾望與快感，墮落到集體做出暗網才可能看到的各種變態、泯滅人性行為。而這個全球化利益分贓集團，除了把14億中國人當成韭菜收割，甚至妄想把全球也變成韭菜園。

由川普帶領的「讓美國再次偉大」運動，不僅關乎是否能阻止美國社會主義化，更關係到全人類的命運。這也是我開始寫本專頁，繼之創辦右派網站《對觀點》，期望成為華文（使用華文不與主張台灣獨立相悖）右派的一個虛擬據點，並支持川普連任。

川普舉著聖經，以清教徒美國傳統價值對抗所謂的自由派，這些意圖以人造天堂引誘人類進入社會主義地獄的左派領袖。我並不是討厭或排斥左派大眾，因為我過去也是其中一員。我厭惡的是利用左派烏托邦理想誘導希冀人類社會進步，引人踏入精心設計美麗陷阱中的那些陰謀領導者。

全球學術界已有8成以上被左派佔領，他們多數堅信自己的理念，沒意會到自由派思想帶來的危害。正如耶穌被釘上十字架時說：「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關於自由派思想的危害，文末連結到網站的【西方文明的危機與醫治】，文章所介紹的沃格林可以說是先知。

埃里克·沃格林( Eric Voegelin , 1901-1985 ) ，美國政治哲學家。1973年，沃格林在愛爾蘭都柏林的一次演講中預測說，十年之內，蘇聯將從內部崩潰。1991年12月26 日蘇聯解體，與沃格林的預測僅相距8年，這代表他對於極權與共產主義危害人類的深刻理解。

沃格林一生致力於研究二十世紀的地方性政治暴力，這一努力相關於政治、歷史或意識的哲學。根據沃格林的世界觀，他「指責對基督教的惡劣的烏托邦式解讀，因為會導致像納粹主義和共產主義這樣的極權主義運動」。沃格林不接受任何讀者和擁護者給他貼上的意識形態標籤或分類。

沃格林最經常被人引述的一段話是：「因此，只有當基督徒的先驗充實（fulfillment）被現世化的情況下，歷史中的本質（eidos）問題才會出現。然而，這樣一種關於末世的現世化假說是一個理論上的謬誤。」有個口號出自這段話：「不要把末世現世化！」，意思是：「不要嘗試讓來世的事情發生在此刻、此處」，或者「不要嘗試在地球上創造天堂」。

本文作者王志勇提到沃格林一生致力於尋求真理和秩序，他對政治學和人文學術做出了七大突出性貢獻：

一、批判實證主義，使政治學重新成為一門科學。
二、診斷西方文明的危機，強調靈魂的疾病。
三、批判極權主義和現代各種意識形態運動。
四、恢復對秩序的重視，強調失序和秩序的重建。
五、為人提供了一套歷史哲學。
六、為人提供了一套意識哲學。
七、為人提供了向超驗保持開放的哲學框架，用於醫治西方文明。

關於西方文明危機，作者指出：

西方文明的危機不僅僅是思想的危機，而是來自靈魂的疾病，也就是人的意志和意識的危機。這種意志的危機就是個人意志的叛逆，不願意降服在上帝及其所設立的秩序之下；這種意識的危機就是對超驗者上帝缺乏認識、敬畏和愛慕的意識，人的意識中充斥的是自己的慾望，成為拜金主義和享樂主義的信徒；而少數野心家則是瘋狂地想成為上帝，扮演救世主的角色，要把自己的意志和觀念強加給麻木不仁的大眾頭腦。

十九世紀興起的各種各樣的意識形態就是對上帝和他人的叛逆，就是想通過政治宣傳和武力征服的方式實現個人所設想的烏托邦夢想，不管是法西斯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都是如此的路徑。

因此，沃格林強調，許多自由派知識分子反對極權主義，但是，他們並沒有認識到，他們自己的意識形態傾向與邪惡的共產主義和納粹主義是完全一致的。他甚至明確地說：「不容置疑的是，自由主義向邪惡的共產主義的過渡有著內在的一致性和誠實性；如果我們把自由主義理解為主張對人和社會的內在性拯救，那麼邪惡的共產主義顯然不過是自由主義最激進的表達方式。

二十世紀中，從二戰時期的納粹德國、建設邪惡共產主義的蘇聯、中國和柬埔寨，這些極權共產國家以「現代化」、「科學化」的名義下主導了大規模屠殺。表面上，造成這種大屠殺的根源是阿倫特所強調的極權主義，但是沃格林更加深刻地揭示了極權主義背後意識形態的因素，就是自由主義、實證主義等各種以人為本的意識形態的陰暗性、虛偽性、暴力性和醜陋性。

這些意識形態的普遍特徵就是攻擊上帝的超驗性，藐視上帝在人的心靈中和社會中所設立的基本秩序和法則，從而摧毀文明所賴以存在的精神根基，為那些無法無天的思想與政治狂人的倒行逆施鋪平了道路。既然沒有上帝，當然也就沒有上帝所設立的秩序和法則，那麼人人都可以根據自己的知識和能力來重新塑造自己和這個世界。各種各樣的烏托邦夢想及其實踐就是出於這樣的思路。

全文請點閱網站連結閱讀，對於非基督徒者如我，這篇立論深刻嚴謹的文章，讀後具有很大啟發。

https://rightpoint.site/column-wang-200920/

遠離華夏食人族，恢復人性共興亞

要發掘何謂香港民族，思考華夏食人族之源起與發展在所難免，而當我想更準確咁解釋華夏之時，我忽然就聯想到過去人在澳洲深入偏遠沼澤尋訪鴨嘴獸之經歷。尋幽探秘嘅結果，雖然係一如預期嘅遍尋不獲，但因為本來就有可遇不可求嘅心理準備，回程感覺既講唔上可惜，亦未見得氣餒。活化石之所以引人入勝，原因在於觀察世間罕見嘅物種，可以親眼見證佢地幾乎絕跡於世嘅形態同習性，而鴨嘴獸作為十九世紀初歐洲科學家一度以為係惡作劇嘅卵生哺乳動物，正與以「四大文明古國」之一自居嘅華夏文化極為相似。以下將探討中國—華夏食人族—儒學鴨嘴獸保守估計已達三個千紀嘅發展停滯，論證香港民族脫離中國方可振興亞洲之道義責任，希望可以刺激民族同胞對於未來世界之和平想像。

華夏死水，寸草不生

世間萬物平等，適生淘汰係物競天擇使然，生物學意義上嘅保育瀕危物種亦應當支持，但香港民族飽受華夏食人族之害，絕對唔應該對近在咫尺嘅惡霸過於寬容，事關香港民族自身亦負有順應世界歷史演化嘅偉大使命。促使老帝國順勢解體、活化石安分退場，責任在於華夏歷史之非歷史，中華帝國之千年如一日，而香港民族為東亞生態系統所做嘅，只不過係呈現自身之求生意志，順勢向鄰國一池死水送出有助人類同胞起死回生嘅氧氣——唯有中國解體，中共治下各個族群方有望恢復人性，繼而步入正途，接上現代化之軌道。所以，相比起香港曾經風行一時嘅大中華主義思想，發揚民族主義，勇於改變受制於人嘅局面，先至係為華夏食人族燃點希望嘅合理路徑。

根據現代考古成果，位於現時伊拉克之兩河流域乃係孕育人類文明嘅豐饒之地，因為人類協作共生，形成部落聚落，大約公元前四千年左右，世界史上首個農業社會應運而生。由於農業社會之形成往往係經過漫長嘅選擇同適應階段嘅成果，活躍當地嘅人類早喺新石器時代已經掌握人工種植穀物技術，因此喺短短幾千年間，農耕技術已經傳遍四方，愛琴海、地中海、黑海以至黃河文明後來之繁榮，亦同蘇美社會文化息息相關。由此可知，華夏以農立國，既非世界農業社會史上唯一演進路徑，更非優異於其他古文明，發展初期嘅大體安定，只不過係因為遠離其他族群，避過激烈競爭——公元前嘅美索不達米亞地區之所以一直經歷各個王朝嘅武力征服，呈現出華夏食人族與一般香港人唔太習慣嘅歷史亂象，正係因為區內各國都無法以閉關自守形式經營。

當人類文明因為劇烈競爭而快速成長，歐亞大陸嘅東面，以黃河流域為根據地嘅儒學鴨嘴獸則因偏安而成為華夏食人歷史敘事中嘅適者。傳說中嘅夏王國稱霸中原地區，改禪讓制為世襲制，反映出武力同資源多寡極大程度上決定歷史走向，但其後商王國直至盤庚定都於殷之前都要不停遷都，則反映縱有共主之名實，當地貴族動亂與外敵入侵卻係從未間斷。商人統治衰落之際，周人以更具道德約束力之社會文化擊敗前朝，周禮於是成為定制。如此興衰交替之現象，其實係歷史上應有之常態，因為人類存在於世，本來就係要保持開放，不斷改革，面對各種天敵同環境轉變，繼而推動世界歷史不斷向前。因此，中國經歷文革之後以改革開放為國策，向世界展示友好姿態，本質上只係扭曲自然然後放開束縛，但瘋狂嘅係，華夏食人族已經習非成是，淪落到視經濟發展自然規律為權威嘅恩賜。中國人喺近乎缺氧嘅鎖國生活之中都可以如同老鼠一樣生生不息，又更無負儒學鴨嘴獸之名——野生鴨嘴獸繁殖能力固然不如儒學鴨嘴獸，但缺乏競爭而演化緩慢則為兩者共享之特性。

而要了解儒學鴨嘴獸到底係缺乏競爭在先，抑或係拒絕競爭在先，研究與華夏密不可分之儒學即可獲得關鍵線索。華夏文化敬鬼神而遠之，以自然解釋人倫，迴避形而上學嘅傾向，眾所周知，而孔子正係其中將形而下之事睇得最重因而成為所謂萬世師表嘅代表人物。無可否認，春秋戰國時期，中原確實出現過百家爭鳴之現象，事關當時儒學尚未具備壓倒一切嘅能力，但天人合一之謬說之所以喺秦漢之後成為主流，絕對唔係單單源於某任皇帝強行推動，真正起決定作用嘅係漢帝國人民已經具有充分思想準備迎接糅合陰陽學與五德終始學之儒教。華夏食人族之精神世界貧弱，易子而食，以至道德殺人嘅文化，就係由儒教所支撐，而儒教之所以歷久不衰，到廿一世紀都有人擁護，現象背後反映嘅正係華夏食人族即使曾經擦出資本主義嘅火花，但一直都未有真正進入近世，係貨真價實嘅人類文明活化石。

精神貧弱，後繼無人

回應世人對秩序嘅需求，本來無可厚非，亦有好處，但喺華夏文化之中，理想同現實逐漸割裂，倫理地位日高，實際道德反而每況愈下。周人趕絕已征服地內之故有文化風俗，由上而下推行官方祭祀儀式，係世界歷史上相當常見之統治策略，但封土建國求安穩之後，始終要面對周天子失去民心之事。春秋時代，各國主體意識亦變得不穩，人人急於發掘治道解決眼前困境，而魯國孔子選擇嘅策略就係上追周公，重塑國家地位以自保。當時魯國歷史悠久，但政經實力皆不敵其他國家，再次從諸侯國林立之背景中突出自身自然成為孔子嘅目標。

「周禮盡在魯矣」一說，既反映魯國求助於周禮力量，亦透露孔子以先王聖道描述自己心目中嘅理想國之心，無奈再苦心經營嘅政治理論，到最後都因為缺乏小共同體而歸於塵土——如此發展，同時亦已預示後世所有真心儒者屢試屢敗嘅必然下場。孔子之政治思想，本來或者係有向善演變嘅空間，但魯國自己人唔支持，子弟傳道又力有不逮，久而久之，自然失去進入新時代嘅活力。其實，假如周公理念真係值得魯國上下傾盡全力守護，如此優秀嘅文化又豈會經唔起時代考驗，因為他國入侵而輕易失傳？對比以色列人之堅忍不拔，甚至將地方神想像成至高之神去解釋亡國滅族嘅命運，最後令猶太教釋放出自我救贖之能量，影響其他族群以至成個羅馬世界，孔門子弟嘅傳道意志，可謂相當薄弱。

周人統治早期，前朝文化仍然興盛，重視鬼神意見，事無大小都會問道於天，刻有甲骨文之龜甲出土，正係商人信仰虔誠之象徵。然而，周人之文化有別於前朝，而且對缺乏道德責任感之祖靈天帝都失去耐性，於是佢地開始相信個人意願高於神明指引，自身德行更勝上天欽點（畢竟商人亦曾經係天命所歸），結果就令神明成為政治決定嘅背書者。當神權變得低落而未有惹起嚴重爭議，人道比天道更重要之思想自然慢慢成為主流，華夏過早嘅政教分離，就令後人視人間一切都係人類事務，亦令「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成為後來孔子思想嘅基礎。

孔子死後兩百年左右，秦漢相繼而興，前者焚書坑儒，殘害儒者，後者則借屍還魂，利用儒學，儒學自此已經因應華夏土壤而萎縮變形，再未見昔日曇花一現過嘅茁壯之姿。畢竟，周人已經播好君權先於神權嘅種子，制裁政治由人定斷嘅果實亦係時候加以收割。收割之後，漢武帝以儒學包裝專制，以官俸收編文士，繼位者再興黨錮大獄屠殺少數敢言之輩，種種行為都係以唔敬神嘅周人為榜樣。公元二百年左右，東漢陷入分裂之局，周公理念終告壽終正寢，華夏文化亦正式鴨嘴獸化，而儒學幾經焊接轉化再焊接，就衍生出南宋國之民族主義、明清政權之閉關自守，以至當代中國之自卑自大矛盾心理——當華夷之辨代表排外心態，中華正統則代表自我中心，所謂「孔子學說本身係好」一語已經再無討論價值。

唯古是尚，輕薄自然

漢武帝想將儒學演繹為儒教，唔可能一廂情願推行，因為鞏固權力嘅過程引起太大反彈，就會擦槍走火，觸發動亂。換言之，在上位者收唔收窄到思想自由，係視乎民間接唔接受思想控制嘅準備。而活化石代表人物孔子之政治主張唔主張普世，唔主張反戰，是非對錯觀念含糊，可謂最有利於政權殘民自利，溫水煮蛙。

孔子主張之中，愚民反智首推「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先王所指，不論係理解成神話傳說中嘅堯舜，定係創立周禮嘅周公旦，其實都唔係完美無瑕嘅人，因為聖人始終係人。有能之人為處身於特定時代同空間中嘅人民建立社會共識，其實即係同英國普通法一樣嘅概念，過度歌頌某個時期嘅聖人，甚至要求往後嘅統治者都要複製聖人王政，簡直係忽略時移世易之自然規律。例如，神話人物神農氏之能力，在於推廣農耕技術，神話人物黃帝嫘祖之能力，在於擊敗蚩尤同推廣養蠶紡織，呢啲所謂為人民謀福祉嘅形象，其實係將人物刻意平面化加隱惡揚善嘅壓縮式造神運動，以聖人稱呼凡人可謂不合情理。雖然基督教信仰之中都有大量先知聖人，但先知聖人永遠唔係上帝，佢地只係負責傳達福音同按神意行事，最後審判之權仍然在於造物主手上，國王都要向上帝交代，人道之外畢竟尚有天道。

然而，儒教世界觀認為聖人有權替天行道，而天理既然要運行於人間，就唯有由最了解聖人之道之開國皇帝定斷。皇帝之所以自動成為聖人，係因為佢獲得五德終始說嘅加冕，咁亦即係話，天理係用於追認獲得江山嘅人間權威，天理可以係少數凡人嘅意志，天理根本同自然意義嘅天毫無關係。眾所周知，中華帝國皇帝概念（Emperor）同歐洲國王概念（King）有異，主要分別就係前者係天人之間溝通嘅中介，即使係貧民出身都一定係天命所歸之聖人，成聖之後就會自動同平民身分徹底割裂，而後者重視貴族血統，繼承領地只因家世顯赫，管治之時都經常要同教廷或教會爭奪權力。明白到兩者分別，兩種發展模式之相異即刻呈現眼前：平民爭奪聖人頭銜，華夏因而自陷於惡性循環，貴族爭奪俗王寶座，歐洲則逐漸走上協商之路，簡而言之，儒教可謂罪魁禍首，但產出儒教之族群亦難辭其咎。

審視返華夏神話，神農氏以身試藥嘅實證主義有貢獻，唔代表佢係仁義之人，黃帝攻打原居於中原地區嘅蚩尤部落，更分明係武力征服，後世儒者咁都可以話「君臣朋友之倫，亦為聖人所立，故人知之」，可見崇拜權威之頑疾已經積重難返。華夏食人族甘心接受統治，儒者更孜孜不倦於以聖人概括古代有能之人，不斷將有能者同有德者混為一談，直接導致嘅結果就係華夏文化總係有陳義過高、厚古薄今嘅傾向，而長遠後遺則係信史非史，真假混集，社會進程不進則退，如同鴨嘴獸一樣停止演化。

因為拒絕面對歷史，拒絕相信聖人非聖，拒絕與時並進，抑制商人同民不聊生最終就成為中國歷史書上最常見嘅兩個四字詞。戰國時代，商鞅入秦推行變法，已經提倡重農抑商，壯大地主階級力量，希望社會經濟停留喺農業主導嘅階段；至漢武帝執政，社會經濟再次興旺，朝廷又以新經濟政策打擊商賈，妨礙商品經濟發展，只為平息紛亂；其後儒者王莽篡漢自立，面對農民賣地，商人買地，土地兼併導致民不聊生之局，新政府嘅對策將儒學發揚光大，參考周禮推行終極復古，以井田制之名充公土地，再次分配，胡適形容佢做「一千九百年嘅社會主義者」，可謂無意幽默而更顯幽默。概而言之，儒學之本質，就係深信只要倒帶歷史加高舉禮教就會改善社會爭逐名利之亂狀，儒者之本質，則係真心推廣從根本上消弭階級生成空間之聖人必聖學說，既然如此，共產主義會同華夏文化無縫對接，自然合乎邏輯。

擁抱階級，拒絕天道

商品經濟係農業社會不斷發展就必然會走向嘅新階段，而唐帝國之所以重視貿易，所謂中國歷史都曾經有過資本主義之說，則係受益於儒教正統地位一度旁落。漢帝國時代，朝廷長期徵用異族士兵對抗異族，久而久之，異族亦定居中原，各族文化因而融和。其後，異族勢力隨時而增加，趁漢帝國崩解之際建立政權，更多異族大舉遷入中原，衝擊原有文化，儒教逐漸不敵佛教，平民精神世界亦因佛教傳入中土而稍為開闊。北朝政權一輪混戰過後，北周成為強國，然後楊堅取而代之，建立隋國，但僅僅經歷兩代君主，即敗於李唐，最後，面向世界之鮮卑文化正式主導中原，舊漢氣象因而大變，中原自由之風可謂空前絕後。故此，唐帝國時代，政權非但無意效法周禮解決經濟問題，更順應社會互信逐漸建立嘅趨勢，開創出前所未見之榮景。究其原因，並唔係君臣相契，而只係在於唐人未受儒教繁文縟節所限，敵視異族文化之心淡薄，亦無法接受只講倫理、盲從古制之落後觀念。

十世紀初，李唐由盛入衰，遊牧民定居日久，節度使手握重兵，地方力量割據，擊碎帝國模型，而以漢人領袖自居之趙宋亦乘機佔地稱王。積弱不振之趙宋定都汴京，再偏安江南，最後都係不敵其他政治力量，根本原因就在於世界秩序層層加疊之結晶品必然會超越華夏疊一層又刮清一層返回起點之墨守成規。丸山真男認為，儒學所呈現嘅世界觀，係從自然現實嘅觀察中演繹社會關係，即係將人間之事反映於自然界，呢種認知模式喺人類思維嘅初級階段其實係屢見不鮮，正正點出點解死守祖宗家法係不可取。研究前人經驗，抽取合乎自然之道加以發揚，係人類一直穩步前進嘅基礎，而因時制宜而精進，從來都唔係易事，任何部落、城邦、民族脫穎而出，都一定係有佢地嘅適生之處。華夏食人族之所以適生而又非適生至今，靠嘅就係閉縮世界一角，始終堅持以力服人，排斥人心善性，以無神論掏空平民對死後世界想像，令平民專注今世之禍福。佢地唔相信天堂地獄，唔相信真主在上，更唔相信八百萬神明時刻存在，就連因果報應之說亦唔會對佢地構成實質心理壓力。終於，仁義禮智倡於市，即演變成虛偽造作，中庸之道行於世，即演變成折衷妥協，三綱五常為定法，即演變成父權壓迫，儒教之流弊，盡見於當代中國社會。

孔子真心相信貴賤有序，君臣有別，佢推崇仁義嘅目標只係想維護社會秩序，而唔係期望小人質地嘅人有朝一日變成聖人。天人相關之世界觀，係孔子理念之核心，即使天人合一同性即理係後人加以發揮，亦唔代表孔子本人係意識到天道但刻意存而不論。而朱熹生逢社會排外心態熾熱之際，主張「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明天理、滅人慾」，則向下開啟魯迅式精神勝利法。戴震批評朱熹理學，「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與外儒內法之華夏治國之道相呼應，本居宣長直言「儒者用儒道古聖人之說，佛道用佛之說，以定其理，於儒佛之中選取優劣，名之為道，皆己所私作之道也」，更係一矢中的。假如儒學所倡之君臣父子關係為恆定不變確為千古之法，父對子如同天對地，夫對婦如同陽對陰，階級社會合乎天理，咁古埃及王朝嘅「法老祭司—官吏軍人—商人農民—奴隸」社會制度同印度社會已經廢除但影響猶存嘅「婆羅門—剎帝利—吠舍—首陀羅—賤民」社會制度又有何不當？印度賤民女性生而為高階種姓男性之性器，應當承受施暴，若然理據來自種姓制度規定，又何以於理不合？當今印度社會之所以輕視女性，正正就係因為人類將人為之定制誤奉為金科玉律，唔再與時並進。當法老之墓已經風化，種姓制度亦已廢除，華夏儒教竟然仍然受到無知之徒狂熱吹捧，現代人除咗同情，大概亦只可苦笑。

人類之所以生於人道，在於人道生於天道，所謂天道即世界秩序、自然規律，難以名狀，但世界各地嘅神話同宗教正係人類解釋自身對天道如何理解嘅參考，只要加以比較，就會理解儒學鴨嘴獸原地打轉之演化史既罕見亦唔算罕見之處。希臘神話、北歐神話、日本神話等神話體系之中，諸神品格並非無可挑剔，但正因為諸神各有瑕疵，以天理操縱凡人之事至得以避免，因為人間之上有天神，天神之外有宇宙。漢武帝之後，所謂儒者，僵化大腦之內充斥盲目抵制外國之執念，又堅持凡人必須接受教化方可由惡轉善，所謂人本思想由此更見粗陋。

取締腐儒，遺毒自清

香港歷史自開埠起即與華夏食人族分道揚鑣，儒教思想早已隨年月而淡化，國體安定之後，新政府與學術界亦應以全面否定儒教遺毒為要務。回顧香港歷史，前人對中國革命事業嘅熱情確實高漲，而二戰之後，居於香港但卻心繫故國嘅人亦不在少數，但對香港民族新世代而言，反民主、反自由以致反歷史嘅華夏文化，已經變得陌生。即使中小學一直受到教科書論調洗腦，但大多數香港人都已經從中共暴政同華夏食人族真心擁戴不義政權之驚人現實之中，明白到中國政權同中國人之社會共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嘅恐怖真貌。所以，只有徹底排除儒毒，解構華夏，香港民族至有可能正本清源，堂堂正正步上獨立之路。

二十世紀初，滿清帝國倒台在即，稍有學識之革命人士如梁啟超抄襲西方民族主義，虛構出中華民族概念並加以普及，尚未進入近世嘅中國平民照單全收，忽然就成為炎黃子孫。華夏可與古埃及、巴比倫、古印度並稱「四大文明古國」之荒誕主張，亦係梁啟超得意之作。香港華人定居香港日子尚短，難免關心故地政事，香港歸屬尚未生成，積極參與中華民國內政者不在少數，何東之第三子何世禮放棄英國國籍而加入中國國民黨，戰後按黨指令促成港台貿易，直至1973年返回香港都繼續辦報為國民黨作政治宣傳，正係出名例子。

另一相當熱愛中國代表，則必定要數中大新亞書院創辦人錢穆。余英時形容佢「一生為故國招魂」，可見錢穆終生以所謂國學推廣者自居，完全未有因移居香港而改變舊思想。昔日香港中文大學成立之時，錢穆極力取爭院校首任校長必須係中國人，又認為中文大學應以中文為教學主要語言因而堅持以「香港中文大學」命名，中國認同昭然若揭。佢對自己想像中嘅中國一往而情深，因而流露一種彷彿終生從未接觸西方與東洋思想之固執，重申中國傳統政治唔可以僅僅以西方之君主專制簡單概括，實為「一種自適國情之民主政治」——視唐帝國為一個中國、主張唐之三省制有效制約君權、中國之常態係和多於分等等，都係落伍到無以復加嘅一管之見。而由佢生前曾經講到美國就發狂，指住門口一隻狗當佢係美國前總統杜魯門咁痛罵，更講出狗都比杜魯門有尊嚴呢類軼事觀之，佢嘅生平係完全符合一個愛國儒者嘅典型形象。如此人物，即使對本地大學教育事業有所貢獻，但情緒上狂熱反美反帝，又為中華帝國千年專制辯護，學養實在需要重新評估。

無可否認，大量香港前人視野受時局影響而繼續以中國人自居，但如此現象持續至香港前途談判時期，已經開始生變。香港人雖然尚未完全去除原有認同，但香港文化喺無形之中已經重塑緊大眾嘅心理，只係香港人發現唔到自己一邊做中國人，另一邊又希望維持英殖原狀之精神分裂。呢種精神分裂之下嘅集體意識流動，其實就係香港人成為民族前嘅心路歷程，而一百八十年嘅潛移默化所實現嘅厚積薄發、飛躍進步，非但唔係儒家教化而致，更係完全因為親近西方同時遠離華夏而成。

脫華復性，重新做人

所謂親近西方，更準確嘅講法其實係脫離華夏，恢復人性。儒學本身具有箝制思想之效，自漢武帝獨尊儒術已見一斑，名為推廣文教，實則罷黜各家各派思想體系；南宋朱熹理學號稱重振道學，實際上只係以嚴厲道德批判約束平民，同時助長社會無道德無責任之風；至明之世，統治者為求維持社會穩定，藉科舉制度推動儒教洗腦，應舉者因而受到顧炎武所指之「八股之害」，最終心腦俱殘，民智盡廢。儒學鴨嘴獸分泌之毒液之所以毒，在於人性本有善心，社會發展本有規律，無論任何年紀，都自然會心懷慈愛，無論任何職業，都應該以誠待人，但儒教竟一味高舉聖人之教，無視人類生而擁有之情感與本能，以及可以憑藉強大意志戰勝自身惡念之潛能。結果，華夏食人族因為遺忘人性而更難消滅食人文化，每日猜忌鄰里甚至親人，惶惶終日，最後只可以加入恐懼共同體以求自保；而香港先民因為勇於走出重圍，移居自由天地，最終就喺講究契約精神同市民權利嘅英國殖民地落地生根，開花結果。

〈皇后大道東〉歌詞提及「知己一聲拜拜／遠去這都市」，知己所指正係英國。香港人當時之所以認為知我者莫若英國，其實係因為尚未意識到真正嘅原動力始終來自自身，而非他者。的確，「這個正義朋友面善又友善／因此批準馬匹一周跑兩天」，英國殖民統治為香港先民提供比華夏食人族領域更自由嘅生態系統，但「百姓也自然要鬥快過終點」之「自然」二字，其實只係香港人之自然，並非任何人都可以做到，因為香港人願意為家人付出，亦積極計劃未來，再好逸惡勞都始終希望跟隨社會流動，成為中產。香港人樂天而散漫，靈動而急躁，好食懶飛、輕言放棄者大有人在，然而，大家從未向惡勢力低頭，正係因為心中有愛，是非分明，始終相信只要肯做肯試，凡事皆可能。

香港人開朗樂觀，自覺鴻運當頭，源於香港歷史順風順水，寄居香港，有付出就必定有回報。香港位處東西之交匯處，立於風暴前線，但自開埠至廿一世紀初，城市內部大體風平浪靜，經濟偶有受挫都總係快速復原，貨如輪轉，財源滾滾來，香港人因而難免自覺好彩。加上，香港人長期觀察邊境以北之民間疾苦，對比之下，落戶香港有如抽到上上籤之感，自然油然而生。然而，香港人心中亦一直暗藏惰性，雖然知道不勞而獲只屬幻想，但仍然難以戒除受華夏食人族文化影響之少做少錯僥倖心理。不過，香港人有小聰明，學習能力強，享有相當教育水平，配以外資林立之營商環境以及因自由開放而格外開闊之國際視野，醒目仔女形象相當鮮明，心懷僥倖都一直過到骨。香港人思維靈活，重視規則但絕不死板，生活上體現為擅長與來自世界各地之人溝通，寬容接納各式文化，抗爭時則表現為手段多樣，變化莫測，創意無窮，正係醒目之明證。不過，一般而言，香港人唔係以堅守原則而廣為人知，急功近利與缺乏耐性，常見於日常生活及工作，可以敷衍了事則必然得過且過，節省成本心力，亦係香港人之特點。由此可知，香港人之民族性，與告別華夏食人族之香港歷史緊密相連，全靠一代接一代發揚人性，一點一滴累積而成，香港民族形狀方有今日之清晰可見，後人應當追認珍惜。

華夏毀滅，東亞振興

霍布斯認為，人處於自然狀態難免侵略他人，故此強大政府結合嚴刑峻法，方可防止人類作惡，喺著作之中，佢更以神話中嘅海怪利維坦比喻權力無限膨脹之政權，形象鮮明而震撼。如此思維，正與華夏食人族之認知經驗相似，兇猛海怪與儒學鴨嘴獸之相似，自然亦合理不過。當我回想遠足當日尋覓野生鴨嘴獸，行到設有指示牌之處時之興奮，守候多時而更覺眼前湖景乏善可陳之悵然若失，我突然就諗起黑格爾對中國歷史之精準概述——不停將歷史推倒重建，只不過係「重複終古相同之莊嚴毀滅」。人類文明史上有戰有和，興亡交替，但整體一直係向建立契約、互相約束、互相理解邁進，生活亦因而變得更加美好，無奈華夏食人族一直錯過改革機會，最終就只可以凍結於遠古之世，停留於保護自己免於遇害身亡之原始時期，無法離開every man is enemy to every man之悲慘國度。

中國解體之後，以理殺人之儒教枷鎖將會同時崩潰，滅頂之災會令華夏文化追隨者真正意識到自身信念之不合時宜，而中國治下飽受壓迫嘅大小族群將會經歷西方族群早已經經歷過嘅後帝國時代，呼吸道聽途說已久之自由空氣。建設之路雖然長路漫漫，但天花拆封之後，非你死則我亡之敵對心理自此鬆綁，以日本為秩序維護者之東亞各國將會長久和平共存，而香港建國，既要與日本台灣攜手合作，鞏固東方連繫，亦要促進北方初立諸國與已發展國家之政經交流，扶掖後進。香港深受東西文化薰陶，輝煌歷史已達一百八十年，經驗之豐富絕對不遜色於世上其他喺戰後至按住民自決原則建立嘅國家。只要繼續精進自身，分工合作，堅持到中共主動挑起戰爭之日，香港民族自然會戰勝黑暗，浴火重生。

精進之真義，在於將好戰之意約束於一己體內，以批判他人之態度自我批判，每日反省，每日悔悟，直至重新發現香港民族本已有之嘅人性，成就自己同民族全體。而人性之內，本來就應該有順應天道與愛護他人之心，因為香港民族既然一早已經從華夏食人族之無神論輪迴中自我解放，自然亦等同回歸最初之善良。幾年之後，中國勢將發動戰爭，殘害香港民族，兩國平民難免要兵戎相見，但我相信香港民族大獲全勝之後，絕對唔會重蹈華夏食人族覆轍，冤冤相報，種下更深仇恨。相反，香港民族經歷正義之戰後，將會胸懷促進全人類之道德觀及世界觀差距繼續收窄之美好願景，上承抗爭時期齊上齊落口號，由學識寬容對待民族同胞開始，發揚民族內部應當愛人如己之團結精神，為日後同敵人亦可冰釋前嫌鋪路，成為更成熟嘅民族。只有維持香港文化中一直存在之宗教多元主義，勇於承擔為區域和平竭盡所能之重任，香港民族至會既可確立香港國體，同時再次成為名副其實嘅自由香港、東方之珠。
https://gnimmm.com/2020/06/11/chinese_platypus/

特別鳴謝同道 歪畸 贈圖

我們必須選邊，中立只會幫助壓迫者，而非受害人。

我也認為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

小黨該走出自己的道路，但現實是初期發展確實是從綠色光譜中分切出來的一塊(也許是我們稱的一支台派)但講白點我不相信藍色光譜的人會投給時力...
要從藍色拉選民支持滿難的...

【時代力量的問題】
　
我知道，和時代力量的諸多委員、黨公職比起來，我對於社會以及這個黨的貢獻是遠遠所不及，但，黨裡一直有些問題，也一直都存在，很久了，既然沒有人要撕破臉攤開來講，那就我來吧。
　
這些話，是我從2015年加入時代力量參與選戰，歡欣鼓舞進入國會到現在，一路以來目睹的黨內矛盾，寫出來，一來是我對黨還有最後的感情，二來是希望黨內所有人必須正視這些問題。
　
要處理，現在吃力不討好，或許還會掉票，但我認為如果這個黨還自詡理念型政黨的話，這是必須承擔的重量、必須跨越的關卡。
　　
本文總共9632個字，總共分五個段落，覺得太長我下面會附上連結，可以直接選子題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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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力量的權力結構】 https://reurl.cc/7go91
【立法委員黃國昌與時代力量】 https://reurl.cc/AQ818
【時代力量的小綠魔咒】 https://reurl.cc/bLR6l
【時代力量與柯文哲】 https://reurl.cc/Mad7W
【時代力量總路線檢討】 https://reurl.cc/kR0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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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全文
　
　
前言：
　
許多朋友曾在私下聊天時，半調侃半認真的問，「時代力量」是什麼意思？它代表什麼？一般政黨都會以所要表彰的價值融入黨名，中國國民黨、民主進步黨、社會民主黨、綠黨、建國黨，都可以很清晰地在自我取名中看見該黨的意識形態，那麼時代力量呢？時代力量四個字本身沒有與任何價值連結，你們的自我定錨究竟是？
　
殊不知，「時代力量」恰恰精準反映了這個黨的內涵，名實相副。
　
時代力量，就是在這個「時代（當下）」，有「力量（聲量）」的人，合起來組了一個黨，就叫做時代力量，這正是時代力量的生辰八字，也是一切問題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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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力量的權力結構】
　
　
近來時代力量的路線問題再次受到外界激烈的質疑與批判，過去同樣的情形已發生數次，一次比一次激烈，日前我就已對黨公開呼籲過，時代力量過去四年動輒面臨是不是「小綠」、「與柯文哲合作」等質疑，就是因為時代力量沒有路線，即便有，本身也從未被明確定義與說明過，不要說外界，包含時代力量內部都常有人對路線提出疑問，但從未被解決，根本原因在於時代力量的權力結構與組織問題。
　
過去時代力量屢次流出內部分歧的消息，媒體常以「分裂」、「派系鬥爭」下標解讀，事實上並不正確，因為時力內部從未有真正嚴格意義上的政治鬥爭，頂多「不和」，這代表黨本身沒有堅硬的外部框架，主要成員間缺乏明確的共同利益約束，致使各方都不願花費撕破臉翻桌的成本在內部收攏意見。黨內部無法透過衝突解決問題，導致當核心政治判斷出現分歧時，往往流於議而不決，甚至不議讓問題擱置，或索性各幹各的，多頭馬車。
　
外人或許覺得殊難想像，但這確實是時代力量一直以來的問題，或至少在勞基法二修，時代力量至凱道前抗議後，路線問題就成為黨內房間中的大象，無人觸碰，或是被認定無法解決，不知從何解決起，只能讓問題靜靜地躺在空氣中擱置，等待時間自然淘洗出結果。
　
這並不是黨中央同仁或黨主席個人問題，而是整個時代力量要面對的結構困境，時代力量黨中央從未有過凌駕幾位立法委員，特別是三位區域立委的權力，因此無法以中央決策強力主導黨的方向，就算真的想這樣做，恐怕也要面臨如何執行的問題。
　
檯面上主流政黨的權力結構，國民黨是早年接受俄羅斯共產國際扶植的政黨，黨組織完全繼承共產黨，也就是所謂權力集中的「列寧式政黨」，民進黨在成立時高度參考國民黨的組織架構，而時代力量的黨組織架構再同樣高度參考民進黨黨組織架構，三者殊途同歸。列寧式政黨或許聽來陌生，其實台灣人非常熟悉，因為幾乎每個人所認知的政黨樣貌，就是列寧式政黨，它的特色是類似政府或軍隊的科層化組織，由上而下，中央到地方一條鞭領導 ( Chain of command )，我們以為政黨就是長這樣，其實列寧式政黨是一種特殊模式，在世界上並非常態。
　
時代力量雖然引進若干網路參與的機制，但本質上仍然是傳統的封閉式政黨，在黨內部產生決策後由上而下，一層一層傳達，這在包括提名程序等各項黨務運作方面都可以很清楚看出來。對缺乏經驗的後進者而言，模仿既有制度是最快速也最低成本的方法，國民黨的全代會、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民進黨的全代會、中執會、中常會；時代力量的黨代表大會、決策委員會，基本上是同一套運作邏輯，當指揮中心無法有效決策時，黨就會陷入癱瘓。
　
要能夠揮動軍旗、號令部隊，背後當然要有權力支撐，國民黨過去有槍桿子和黨產，無須多說。民進黨則以共同利益為基礎：「給予即是支配」，這分兩個層面，一是民進黨自黨外至今的多年發展中累積了穩固的群眾基礎，在地方公職選舉中，被黨提名即有相當高機率能夠當選，「民主進步黨」這個招牌就是黨紀約束力的來源；另一部分是能夠匯集社會公信與資源的頭人，透過自己的分配管道建立系統，頭人在系統內部亦有相當大的影響力，這後來也發展出民進黨獨特的派系文化。
　
回到時代力量，時力黨中央的權力基礎呢？時力財務本身相當吃緊，候選人基本上都要自己想辦法募款打仗，而在社會支持方面，時代力量的政黨認同度大約都在10%上下，對於當選門檻和這個數字差不多的縣市議員來說，黨的招牌的確有相當的價值，因此必須尊重黨的決策，但對於當選門檻是過半的單一選區立法委員來說，狀況就不盡然相同，更何況是對2016年時力首戰告捷的三巨頭來說，更是如此。
　
當年號稱理念型的政黨，除了時代力量之外，還有其他小黨，例如社民黨與綠黨合作的綠社盟。時力與綠社盟在意識形態、政策方向上均差別不大，為何最後時代力量贏下三席區域立委，外加政黨票74萬票，斬獲兩席不分區立委，突破政黨補助款門檻，而綠社盟鎩羽而歸？除了社會的期待，當然也和洪林黃三人當年的社會光環與背景資源脫不了關係。
　
權力只向它的來源負責，對時代力量這樣原本沒有基礎的政黨來說，是因為有了黨，才有這三名立委；還是有了這三個人，才有後來的時代力量？這是一個很難釐清的問題，但也因此注定了黨組織無法凌駕開國功臣的命運。試想，如果今天黨強制要求區域立委某事而得不到配合，那麼黨有什麼後續手段嗎？黨能夠承擔得起損失這三位立法委員其中一位嗎？有任何一位黨主席擔得起這個政治責任嗎？
　
這舉例雖然極端，但只要一想就能明白黨的癥結何在，決策參與機制可以擴大，但至今仍未突破這個權力結構的硬傷。與其說黨中央向外下達命令，不如說從進入國會開始，諸侯共治才是它的真實樣貌，顯智主席雖貴為黨主席，但在幾位委員之間權力不會超過民間的調解委員會。
　
時力雖有剛性政黨的制度設計，但從未備齊運作這套機制所需的權力集中，也不曾透過一次又一次的內部鬥爭，來凝聚黨的路線以及釐清政治責任歸屬。沒有共同利益、也沒有更高的權力作為桶箍，一旦這三人無法互相退讓合作，也不試圖以強制手段逼迫對方妥協，那就注定黨陷入失能的分歧狀態，大家各走各的路，美其名為柔性政黨，其實黨不像黨，這幾年時力各種狀似精神分裂的內部邏輯矛盾，其根本源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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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委員黃國昌與時代力量】
　
　
本文目的不在聚焦個人，而是釐清時力作為一個新生政黨，過去四年運作有哪些弊病，然而黃國昌這個名字之於時代力量，連結實在太強，談時代力量如果完全繞過國昌，也就失缺了一部分，因此這個段落必須談黃國昌和時代力量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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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昌最近因私菸案，引爆台灣社會對時力定位的強烈質疑，我不認為這是他的刻意操作，今天換作藍營執政他依然會是戰神，廉能和行政墮落間的二元抗戰，本就是他一直來的主軸，但私菸案不是本文重點，這裡就不多談，國昌的路線後面會再提到。
　
國昌作為政治明星，一言一行最終仍會回到社會如何看待，但對時力來說，目前受到的強烈批判並不是國昌的問題，而是這個黨的問題。
　
國昌在非常早的時候，幾乎是甫進入國會不久就跟民進黨發生大大小小的衝突，關係很早就已經決裂，他也持續在言談中釋放對與「綠」合作的高度排斥，以一個政治工作者的角度，在執行層面我非常尊敬黃國昌，他是工作狂，對公共事務懷抱高昂鬥志，他的專業知識與揭弊能力不要說在時代力量，在整個立法院都是數一數二。
　
從黨的角度來說，國昌這幾年的工作成果更是時代力量聲量得以維持不墜的關鍵，他雖然一直自己走自己的路，但既然黨未曾明確定義黨的方向，那麼自然也沒有衝突問題，在工作上，他將他的工作發揮到淋漓盡致，何錯之有？
　
對黨內來說國昌最大的問題大概是他鮮少談及他對政治的遠程想像，使人無從捕捉他的藍圖，也無從跟隨或討論利弊，這或許是他的謹慎性格使然，然而綜觀他這幾年的路徑，國昌可以說是一個政治上的實證主義者，他不常直接談論純政治的觀點，特別是卸下黨主席的職務毋需代表黨後更是如此，他只在持續的行動中實踐自己的路線，但我們仍可從他累積的行為中，包括他偶而使用的隻字片語，例如「藍綠不過半」等，描繪出一個大致的輪廓，這個路線我在第五段會另外專門討論。
　
國昌的實證主義性格，也反映在他與黨內的溝通上，國昌不太和黨內同仁爭辯政治路線與對錯層次的問題，除了第一段提及的時代黨內衝突沒有檯面化之外，背後隱含的態度是「說那麼多沒有用，打出個成績再說」。時代力量的民選公職們，面對自己的工作無不戰戰競競、戮力奉公，但對「新政治」「素人參政」「各行各業來從政」來說，本就鮮有人能與中研院研究員出身、早在社會運動征戰多年的國昌的戰力旗鼓相當。
　
所以，時代力量的問題不在於國昌路線凌駕黨，而是黨在這幾年間並沒有在國昌路線之外另立出黨自己的路線，也沒有透過路線之爭來處理黨內蘊含的兩種本質上截然不同的政治想像，致使國昌個人完全代表也詮釋了這個黨。
　
年輕的面孔、良好的形象可以得到選民一時的喜愛，但一個黨若要長期發展，一定要有自己清晰的定位，明確的路線來爭取選民長期的信任。試問，如果今天國昌離開了時代力量，那麼這個黨的招牌是什麼？還剩什麼？時力還能夠吸引、抓住諸多對新政治高度期待的中間選民嗎？
　
請各位同仁嚴肅思考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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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力量的小綠魔咒】
　
　
時代力量的內部分歧，最大程度體現在對民進黨的態度上，我在第一段中已經說明過這是因為時力內部從未統合的緣故，政治上同陣營不同勢力各執己見時，就都去打，看結果誰的群眾多，這是簡單又實際的方法。但僅限於大家都處在同一個政治框架內時，如果連基本的大方向都各搞各的，那麼黨就會呈現高度精神分裂的詭異狀態，當前的2020大選就是最明顯的例子。
　
時代力量在選舉中與民進黨的競合關係，不論是以時間軸橫切或縱切，都呈現高度的不一致，以橫切來說，目前時代力量在區域立委的提名，有選區明顯需要和民進黨合作，卻又有選區直接挑戰民進黨現任立委，和民進黨究竟是要合作還是不合作？
　
以縱向時間來看，更是無比矛盾，各位還記得2015年時代力量中和立委候選人胡博硯老師為何退黨退選嗎？不就是因為在專訪中說了「如果民進黨不協調，不排除不支持蔡英文」，引起輿論譁然後迅速被黨部切割，翌日自己退黨退選為時代力量切割止血？
　
當時是2015年5月底，如今已是2019年8月，時代力量至今仍對是否支持蔡英文總統連任曖昧不明，在當年蔡英文對國民黨有壓倒性優勢時，時力早早就內部定調支持蔡英文，2019面對韓國瑜與蔡英文，時力這樣高舉理念的政黨，竟遲遲無法在兩人間作出自己的價值判斷？無非是怕被扣上小綠的帽子，但不論如何對外說明，恐怕都很難不給人2016害怕得罪泛綠選民，2020害怕被執政包袱拖累的觀感。
　
再以新北市第一選區為例，同樣的選區、同樣的呂孫綾、同樣的時代力量，兩次卻有截然不同的策略，上次面對國民黨的資深立委吳育昇，代表時代力量出戰的馮光遠最後和呂孫綾整合，退出選舉。當時黨內為什麼有這麼多人去勸馮老師，甚至因此被他怨懟，埋下日後退黨種子？難道不是因為怕選到底馮呂分票讓國民黨撿了便宜嗎？現在卻又主動再次走回這條路，既然如此，何必當初？
　
「小綠」這兩個字的陰影是如此壟罩在眾多時力黨人心頭，但究竟什麼是小綠？怎樣才算是小綠？這樣的定義卻從沒有被談清楚過，似乎小綠是一個外界與媒體貼上的標籤，只要一但貼上就要使勁把它甩掉，這個黨是不是小綠竟處於被動狀態，小綠成了故事中的惡龍，人人都知道山谷的背後有條惡龍，卻從沒有人真正看過。
　　
這樣的焦慮，來自於時代力量本身和民進黨的關係一直渾沌不明。時代力量成立之初的政黨定位非常單純，就是時代力量吸引中間、理念派選民，整合傳統綠營群眾的支持，來扳倒國民黨連霸選區。在國會裡民進黨加上時代力量區域與不分區的少數關鍵席次突破半數，促成立法院史上第一次政黨輪替，這是2016的主軸。
　　
但這樣的想像迅速在時力成功進入國會後破滅了，因為民進黨單獨取得了過半席次，時力戰略想定中的關鍵少數高地不存在，自此後黨內再無成功凝聚共識去定義時代力量的政黨定位，將詮釋權拱手交出，也就注定了在第九屆國會剩下的時間不斷面臨大綠小綠的困擾。
　
時代力量在這四年與民進黨關係惡化是一個必然的結果，台灣的選制本身就對小黨極為不利，在時代力量成長為第二大黨之前，永遠在單一選區：總統、縣市首長、立委都必須面對是否支持民進黨和合作與否的問題，也就產生小綠陰影；而堅硬的執政邊界也使時力無法參與治理過程，無從分享執政紅利，白話講就是雖然時力本身也喊要和民進黨一起打倒國民黨，但民進黨做得好那選民自然集中支持民進黨，時力反而必須在民進黨的缺陷中證成自己的價值，制度本身的框架註定了時力與民進黨的衝突。
　
在國會內，當黨的戰略定位消失，就變成必須單純在戰術層次取勝來鞏固黨存在的意義，也就是沒有定位上的不同，只有誰比較優秀，「更左更獨」是為代表。因此除了國昌個人強力的揭弊表現之外，時力黨團自然走向激進化的道路，在各個重大議題上必須踩得比民進黨更前緣，使民進黨人抨擊時力不務實、加蔥等指控。兩黨難以合作，因為給民進黨比讚就是在掏空自己地基，這都是黨沒有處理路線問題的後遺症。
　
坦白說，在我的觀點，所謂大綠小綠事實上是史觀的問題，一個黨要建立長期穩固基礎，必須要在歷史中刻劃國家的方向，在這個方向中鑲嵌自己的價值，這樣黨才有核心，才有穩定的方向；對外而言，黨的核心論述必須要能夠回答選民三個問題：
　
1. 我們從哪裡來
2. 我們該往哪去
3. 所以我們現在要做什麼
　
這樣的論述給予了人在共同體中、以及台灣在世界地景中的定錨，才有渲染力跟說服力。國民黨的中華民國史觀和民進黨的台灣史觀便是兩黨的群眾來源，即便是黨內最如日中天的政治明星也無法違背這個框架。對時力來說，如果順著國民黨228屠殺台灣人、白色恐怖、黨外運動、民主制度成熟這條歷史軸線走，那最終必然導向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的終點；也就必然面對應該跟民進黨合作共抗國民黨的道德結論。
　
這是大綠小綠之爭真正的源頭，也是我認為時代力量目前應該和民進黨採取的戰略位置，但倘若時力真正想走出一條長久、穩固、與台灣土地相連的第三條路，那麼應該回頭在既有史料中重新爬梳，尋找並建立一條全新的歷史切入面，在這個軌跡之上闡釋台灣的發展。
　
我認為長遠來看，這是時力真正應該去發掘的路線，最近也跟一些黨內朋友討論了想來著手進行這個論述工作，可惜不論時間與我的能力皆太不足，未能在時力遭逢當前危機前將這個工作產出一點初步成果，力有未逮，非常、非常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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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力量與柯文哲】
　
　
時代力量作為一個高舉價值和理念的政黨，且批判性如此之強，還是一個旗幟鮮明的台獨政黨，理論上理當對柯文哲市長的種種親中言行作出反應，但很奇怪，時代力量遇到柯文哲似乎就變了一個人，要馬避而不談，要馬雙重標準輕聲細語，這實在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舉例：今年三月韓國瑜市長訪香港中聯辦，時力在官方粉專以「主權零分」嚴詞批判，到了七月柯文哲訪問上海與國台辦主任劉結一會面，時力粉專的措辭就變成了「我們支持柯市長所謂的對等公開透明，更希望一旦對等公開透明不被中國接受時，柯市長能夠堅守立場，拿出態度。」一來一往之間，為何轉變如此之大？
　
事實上也不用答案，路人皆知當然是因為柯市長的支持者，所謂柯粉，與時代力量支持者高度重疊的關係，一旦抨擊柯文哲，便會引來柯粉憤怒的回擊，流失選票。
　
一個政黨，面對有風險的政治後果不可能完全迴避，就算如此久了也會被人看破手腳，這個道理大家都明白，但真要決策時就有個問題跑出來：誰來負政治責任？
　
我在第一段說過，時力內部本質上更接近諸侯共治的狀態，因此在2018的選舉採取分區負責的做法，也就是台北主委操盤台北選舉，新北主委操盤新北選舉，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可說是時力裡的西伐利亞原則。
　
在去年的選舉中，時代力量在台北市提名了包括我在內五位市議員候選人。當時在內部大家對於支持柯文哲與否各有判斷，林昶佐做為台北市主委因不欲強勢主導方向影響大家各自最後選舉結果，於是發表了兩篇文章談論柯文哲，希望從中拉開空間，後果並不成功，而候選人也於選舉末段各自表態，台北在柯文哲這一題於是沒有統一的立場。選舉過後，對黨來說，柯文哲問題就變成誰要來扛政治責任的問題。
　
許多人批評為何時代的標誌性人物，國昌鮮少談及台北市政或柯文哲？一來是基於對上述原則的尊重，二來，站在國昌的角度，為何他要來為黨扛這個擔子？比起時粉跟柯粉，昌粉與柯粉更是高度重疊，這在各個政治網路社群都能明顯觀察出來這個趨勢。以去年來說，如果說時代力量支持者中有七成支持柯文哲，那麼至少八成支持黃國昌，而在支持者外，兩人的政治路線除了主權方面以外，也有許多重疊之處，例如柯的「藍綠一樣爛」與國昌的「藍綠不過半」。既然台北沒有處理這一題，那麼他何須耗損自己的政治能量來接這個燙手山芋？這是人之常情。
　
既然時代力量檯面上的政治明星都沒有為黨承擔這個站在理念上理當批判柯文哲的責任，那麼這個問題就變成時代力量這個招牌的集體責任，所有人共同承擔。既然共同承擔，那麼似乎又好像沒有人需要承擔，且黨內凝聚共識成本如此之高，這個問題就被持續拖延到現在。
　　
許多時代力量的成員對民進黨抱持高度敵意，認為時力與民進黨有選票競爭壓力，泛民進黨支持者又常在網路上嘲諷、攻擊時代力量，因此民進黨是時力的最主要競爭者，這一部分來自於上屆政黨票被民進黨招喚流失的陰影，一部分也是前線戰士在戰壕中的視野。
　
但我認為，柯文哲才是在政治上，時代力量當前的最大競爭者。
　
道理很簡單，可口可樂與百事可樂才會互相搶業績，而舒跑與可口可樂則否。這是經濟學替代品的概念，時力與柯就是互為替代品，所以柯文哲一直以來也對時力相當客氣，甚至將時力黨主席與時力切割，就是這個原因，因為現階段雙方駁火對彼此的政治發展都不是最理性的選擇。
　
以台灣社會來看，藍綠各自有其政治軌跡與社會基礎，國民黨以黨國意識形態、侍從分配體系和軍公教打造自己的群眾板塊，民進黨則以台灣主體意識、台灣本土社群、和農、勞工階級為基礎出發，但隨著時間發展和大環境變化，雙方都面臨越來越多群眾傳統網路接不住，例如被經濟成長遺落的小生意、大公司裡的社畜，一但你照顧不到這些人，也無法為他們發聲，人民自然會尋找新的政治代言人，這是第三勢力的群眾來源，這個群體我認為還在持續擴大中。
　
廣義上來看、時代力量、柯文哲、黃國昌、館長等人都是這個社群中的聲量品牌，彼此間擁有重疊但不完全相同的支持者。第三勢力群眾還沒有明確的意識形態邊界，最大的共通點大概就是素樸的正義感與對傳統體制的不信任、被背棄感。
　
如同去年我在選舉中對柯的批判，我認為柯文哲市長利用他廉能、親民的形象，吸引了許多對新政治有期待的第三勢力支持者，卻因為自己的政治利益，屢屢用民粹的手段發起鬥爭，破壞民眾對社會體制的信任，甚至弱化台灣與中國之間的政治邊界，倘若有朝一日柯徹底掌握了第三勢力群眾，勢必會對台灣的民主造成巨大的危害。
　
因此，不只是時代力量自身的存續，這個黨能否成為第三勢力裡的中流砥柱，建構出理性、建設性而非破壞性的第三勢力道路，這是我對時代力量現下最深的期待，也是我之所以還留在這個黨的原因，可惜目前為止看來，選舉太近、理想太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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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力量總路線檢討】
　
　
「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這是時代力量在2016標榜的口號，也是這個黨最原始的目標：打倒國民黨。然而，在洪慈庸、林昶佐、黃國昌三人分別拉下楊瓊瓔、林郁方、李慶華後，四年過去，這個目標是失敗的，因為顯然國民黨並沒有被打倒，反而絕地大反攻。而究竟在進入國會後，具體要怎麼實踐打倒國民黨這個目標，政治上的進程如何規劃，黨也沒有藍圖來執行。
　
這是所有時代力量成員要捫心自問的問題：「到底『打倒國民黨』還是不是我們政治上第一優先的目標？」
　　
是的話，怎麼做？現階段最重要的任務是什麼？
　　
目前，黨內明顯蘊含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治性格，根本的差別就是時代力量與藍綠兩黨間的距離。一種，是認為時力應該與民進黨合作，共同對抗國民黨復辟；第二種，則是在藍綠兩黨間保持等距，就個案與政策監督批判。
　
這是時代力量真正的路線問題，長久以來被埋在檯面下、隱而不鬥的衝突。
　
不論是柯文哲的「藍綠一樣爛」，或是國昌在立法院拉出的「清廉 vs 弊端」都是一種在藍綠兩黨之間中立的形式。「藍綠一樣爛」，任何對台灣民主歷史以及政治現實稍有理解的人，都會知道這是一句去脈絡帶風向，與事實違背的話。即便站在最嚴格檢視的立場，馬英九執政與蔡英文執政，何者實現比較多時代力量支持的價值與政策方向，難道我們分不出來？
　
而以監督對抗權貴結構，創造一個新的政治分野，這樣的路線，或許有機會能夠突破既有的藍綠板塊，讓時力繼續穩定成長，但這個路線本身是由不斷不斷的戰鬥串連起來的，無法預測事件，政治上也沒有明確的遠程方向。我認為，政黨的功能，終究還是要給支持者指引一個方向，告訴大家，我們究竟希望把這個國家開往什麼方向？更何況，以時代力量如此重視台灣獨立這四個字的政黨，主權議題、中國威脅，我們怎麼能夠不視為優先問題？
　
如果將視角拉出立法院、拉出台灣政府部門之外，拉出台北市、拉出台灣，我們會看到，中國正在殘忍的壓迫周邊民族的生存空間，上個禮拜，香港23個公部門發表聯合聲明，嚴詞批判港府，港人已經幾乎要走到了武裝抗暴的前線。我們能獨善其身嗎？台灣能置身事外嗎？
　
反紅媒，多少人在雨中走上街頭，不就是因為真切感受到這是正在發生的威脅？國民黨與共產黨勢力結合，加上韓國瑜捲起的民粹風暴，眼看就要對台灣民主構成最強烈的威脅，時代力量這時候難道還要猶豫嗎？還能不採取行動嗎？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Elie Wiesel 曾說：「我們必須選邊，中立只會幫助壓迫者，而從非受害人。」
　
在美國與中國之間中立，就是選擇站在威權，在藍綠間中立，我認為同樣亦相去不遠。
　
赤裸地講，我至今仍打從心底相信「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以我所學習的台灣的歷史發展，以我這幾年在政治圈工作的所見所聞，我依然認為國民黨是阻礙台灣進步，邁向下一階段的最大障礙。
　
過去國民黨阻擋台灣民主化，民主化後阻擋轉型正義，阻擋各項社會改革，現在要阻擋台灣在美國幫助下真正脫離中國勢力影響，阻擋台灣建構成一個更成熟更穩固的自決共同體，國民黨永遠都為了自己的利益站在危害台灣的那一端，這就是這個1949年來到台灣的殖民政權和台灣本土社會間永恆的衝突。
　
這樣的政黨，如果時代力量如果不能夠讓時力的支持者們明白：台灣必須先面對這些歷史的沉痾，花費更多時間解決檯面下根深蒂固的結構問題後，才有可能向真正公平、效率的社會更邁向一步，那麼這個黨，我認為有愧於諸多對時代力量推動台灣寄予厚望的人，也辜負了當年時代力量創黨的精神。
　
如果時代力量怯於小綠的心魔，怯於將國民黨與民進黨之間的差異說出來，怯於指出台灣應該要走的方向，那麼即便時代力量本身成長了，但國民黨執政完換民進黨，民進黨執政完再換國民黨讓它復活，這樣台灣社會會變得更好嗎？容我提醒大家，台灣打從有總統和國會直選以來，歷史上只有一次真正政黨輪替就是2016年，這是一個多麼艱難不容易才走到的下一階段，難道我們要讓它倒退，所有努力都變成白費嗎？
　
這不是什麼用大局綁架、或是某些人口中嘲諷的芒果乾吃太多，真實處境就是如此，大家知道台灣在世界上其實是相對富裕、安全、穩定的地方，那麼也應該要了解，這樣的狀態有多麼不容易，它需要這個社會付出力氣、付出汗水維護，即便過程發生一些問題，也不該因此中斷。我們現在之所以能夠生活在相對安定的環境裡，就是因為有國家的壁壘幫我們擋下中國的入侵，如果讓國民黨重新上台自毀長城，那麼不知道會有多少勢力因此滲透進台灣。用積木堆起城堡要很久，推倒它只要一瞬間，時代力量在這個關頭還有模糊的空間嗎？
　
這不是時代力量哪個人，或是黨主席要獨自處理的問題，而是時代力量所有人必須共同面對。
　
我在此向所有時代力量的夥伴沉重的提問：
　
時代力量到底有沒有勇氣說出：「對，我認為現階段民進黨繼續執政，時代力量作在野黨監督，這才是對台灣有幫助的。」？
　
時代力量能不能夠和民進黨合作，讓台灣歷史開向我們期待的方向？
　
自2015年入黨至今，儘管一路上諸多質疑，基於政黨倫理，此前從未公開批判，今天到了這一步，實非我所願。如果時代力量還是無法面對自身的矛盾，還在困於選票計算，迴避應該承擔起的社會責任，那麼我對這個黨的期待、在這個黨的路，或許也走到了盡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