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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由小提琴家Daniel Hope撰寫的書《古典樂界的崩潰日常》應該很有趣！🤩

#我自己回想起來曾遇過崩潰的事有 -
✔️演奏時鋼琴因輪子沒固定好，所以當彈比較出力時，琴就往後滑走。🙈

✔️在台北國家演奏廳台上彈時突然斷電長達至少一分鐘（還記得當下在彈巴赫的賦格，仍繼續在黑暗中彈完）。💡

✔️人在歐洲旅遊臨時接到邀約，為了與一位特地來台的知名小提琴家合作，立即更改旅遊計畫與機票提前回來，隔天排練後天演出。✈️ 🏃️

✔️協奏曲演出前一天晚上，指揮騎機車時出車禍斷了一條腿得住院，隔天趕緊與另一代打指揮在音樂會當天下午台上彩排。🛵💥🚗

✔️與樂團排練「黃河」鋼琴協奏曲，直立鋼琴因為過於老舊，踏板用力一踩結果裡面機械斷掉GG⋯⋯🥀

✔️鋼琴因為整音完後鍵盤沒有完全安裝好，導致演奏時踩左踏板彈特定單音卻會跑出雙音。🙉

✔️在德國威瑪參加貝爾曼(Lazar Berman)的音樂營，傍晚一回到旅館接到主辦單位的電話，頂替當晚身體不適的貝爾曼彈教授音樂會。

✔️與樂團排練首演的鋼琴協奏曲「月光華華」，作曲家在演出前兩天才又寫出了差不多五面的華彩樂段Cadenza！😳

✔️在演奏廳開獨奏會時，坐在第一排有位歪果仁，從上半場就睡死打呼鼾聲如雷，中場時連工作人員都過來關心了⋯ 😴💤 📣

✔️與樂團排練李哲藝老師的鋼琴協奏曲「桃園四季」，其中最後樂章需要大量迅速的滑奏Glissando與樂團抗衡，結果滑到拳頭割到黑鍵而大出血，血流不止只好拿手邊的毛巾裹著，等到彈完這樂章，毛巾也成了血書🩸📜

✔️去莫斯科參加李希特國際鋼琴大賽，因為沒有年齡限制，所以與例如高齡61歲的俄國音樂院教授，或是已經在Decca、Naxos錄音無數的中生代鋼琴家Eldar Nebolsin, Balasz Szokolay一同在同一舞台比賽⋯ 😱

✔️幫一位生病的好友代打一場獨奏會，五天內準備出一場獨奏會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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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樂界的崩潰日常》
'Toi, toi, toi! - Pannen & Katastrophen in der Musik‘

有哪些事情會讓古典音樂家瞬間「崩潰」？

一位鋼琴家正在面對整個音樂廳的觀眾演奏, 而鋼琴滑走了
他該怎麼辦？

一位小提琴家在演奏中琴弦突然斷了一根, 他該如何應對？

演出中第一排的觀眾突然鼾聲如雷, 指揮該怎麼做？
……
在古典音樂這一行裡，這些大大小小的囧事屢見不鮮。巴赫、貝多芬、莫扎特和瓦格納等大師都經歷過，而梅紐因、巴倫博伊姆、安娜•奈瑞貝科等當代音樂家也未能幸免於難。

世界知名小提琴演奏家丹尼爾•霍普，將他與其他音樂家在世界各地音樂廳和歌劇院中所遭遇的種種「崩潰時刻」寫在了即將發行的這本《古典樂界的崩潰日常》中。

寫書，對於丹尼爾·霍普而言已經不是首次。《我該幾時鼓掌》是他最熱銷的著作，他在書中以一流演奏家的角度風趣的普及了音樂會禮儀，可以說是一本大師寫成的「古典音樂小白入門指南」。

http://www.cnfiberhome.com/item.php?id=64325848

【🎹鋼琴的大千世界】♩.♪ 今天是我曾在德國Koblenz上過一週大師班的已故蘇聯鋼琴家 魯道夫·凱勒 (Rudolf Kerer)逝世七週年，分享他在1963年的一部電影裡為飾演列寧的演員演奏的貝多芬奏鳴曲「熱情」！

Rudolf Kerer (10 July 1923 – 29 October 2013) was a much-recorded Soviet and Russian classical pianist.

▪️童年與少年時代

鋼琴家Rudolf Kehrer於1923年七月十日出生於喬治亞首府提比里斯的德裔家庭，其先祖在1816/7年間移民自德國的符騰堡，是當時許多移民至烏克蘭以及高加索地區國家（包括喬治亞、亞塞拜然、亞美尼亞）的德國家庭之一。

Rudolf Kehrer成長在提比里斯的德裔社區，附近有一間基督教教堂、德語學校，以及一間固定有德國籍醫生值班的醫院。當地的德裔家庭維持著德國的文化傳統，其中也包括了活躍的音樂會活動。

在莫斯科、列寧格勒、奧德薩、基輔等地之外，當時在蘇聯各地頻繁舉行演奏會的眾音樂家也經常到提比里斯演奏。正如同著名的音樂家包括歐伊斯特拉赫、柯剛（Leonid Kogan）、李希特皆來自烏克蘭，巴許基洛夫（註一）、伏拉申科（註二）以及薇莎拉茲（註三）都是出生於喬治亞的提比里斯。提比里斯確實是當時蘇聯的音樂重鎮之一。

（註一：Dmitri Bashkirov 1931-，俄國鋼琴家，任教於莫斯科音樂學院以及馬德里蘇菲亞皇后音樂學院，學生包括Arcadi Volodos、Dmitri Alexeev、Nikolai Demidenko、Eldar Nebolsin以及鄧泰山。）

（註二：Lev Vlassenko 1928-1996，1958年柴可夫斯基鋼琴大賽首屆的銀牌，學生包括普雷特涅夫）

（註三：Eliso Virsaladze 1942-，喬治亞鋼琴家，1962年柴可夫斯基鋼琴大賽第三名，李希特非常讚賞她的才氣跟舒曼鋼琴作品詮釋，也多次來台演出）

Rudolf Kehrer父親Richard為鋼琴製造師及調音師，繼承了祖父Hermann的小工作坊。在這樣的社經背景中，Rudolf Kehrer與他的弟弟一起成長。家族的其他遠親也都住在提比里斯。

▫️跨出第一步

在父親的鋼琴事業耳濡目染下，Rudolf Kehrer在六歲便開始接受專門的鋼琴教育。Kehrer的第一位老師是德國女鋼琴家Erna Krause，在德國習樂而後來到提比里斯開設私立學校。儘管Kehrer日後回憶起Krause鋼琴班上的六年，認為學習成果相對而言沒有第二位老師Anna Tulaschwili的課程來得豐碩，但兩位老師都幫他打下了紮實的技巧基礎。

父親在各音樂廳以及演奏會的鋼琴調音工作也讓Rudolf Kehrer在很小的時候有機會認識到頂尖鋼琴家們的演出曲目。

十一歲時，Rudolf Kehrer被選為潛力新秀青年演奏家的一員，獲得了蘇聯文化部的支持，得到機會可以進一步深造鋼琴演奏。Rudolf Kehrer一直到十八歲都受教於Anna Tulaschwili的指導。

Rudolf Kehrer在十二歲時就能夠彈奏蕭邦的練習曲集；在著名鋼琴家Egon Petri（註四）某次來訪提比里斯的音樂會中，Rudolf Kehrer有機會在他面前演奏蕭邦的C小調練習曲《革命》，兩年後Rudolf Kehrer則可以彈奏幾乎全部的蕭邦練習曲。

（註四：Egon Petri，1881-1962，受教於布梭尼，其門下學生包括Earl Wild和John Ogdon）

▪️政治迫害和家庭拆散的年代

德裔喬治亞人長久以來安居在提比里斯的德語區，到了1930年代他們被迫愈來愈屈服於史達林政權對蘇聯境內少數族裔的壓迫。

早在1934年，所有居住於蘇聯地區的德裔居民都必須被造冊登記，而蘇聯政府稍後幾年便利用這些名單逮捕德裔居民並且驅逐其出境。

所謂的「俄羅斯化政策」指的是關閉蘇聯境內少數族裔的文化設施，而俄文則是唯一的法定官方語言。

Rudolf Kehrer也因此只能在德語學校上到四年級結束，最後在另一間俄語學校拿到畢業證書。

隨著蘇聯境內的德裔居民的基本人權不斷地遭到限縮，位於阿爾泰山脈區的蘇聯德語區主管機關也於1938年十一月遭到強制解散，烏克蘭則在1939年的三月底關閉所有的德語區主管機關。

1937/8年蘇聯政府開始了第一次大規模的逮捕行動，德裔、猶太裔、甚至是俄裔的知識份子都牽連於其中。Rudolf Kehrer的兩個叔叔在1938年遭到逮捕，他們之後便下落不明，唯一的可能就是遭到處決。Rudolf的父親則在1939年被指控擔任德國間諜而遭到逮捕，1943年過世在拘留所裡。母親只收到一張短短的通知信告知其夫已死，信上沒有任何關於死亡地點與原因的訊息。

隨著1941年六月二十二日德國與俄國的全面戰爭開始，德裔居民在蘇聯的生活情況變得更加惡劣。光在1941年的七月到十月就有大約十萬名德裔居民被強制遣送到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

德語區在1941年八月也全面被蘇聯陸軍以及內務人民委員部（簡寫為NKVD，也是日後KGB系統的前身）的特種部隊佔領，與國內其他區域的聯絡也被截斷。

1941年八月二十八日，來自蘇聯最高領導人的命令生效，蘇聯境內的德裔居民皆被指控涉嫌與德國通敵且密謀策反，並被大規模地遣送至蘇聯的中亞地區。

光是九月初，就有大約有四十萬名居住在伏爾加河流域、八萬名左右來自蘇聯其他鄰近歐洲區域，以及約兩萬五千名來自喬治亞與亞塞拜然的德裔人口，被強迫遷徙到西伯利亞以及中亞地區。在1942年到1944年之間則又有約五萬名德裔居民從列寧格勒及境內其他殘存的德語區被強迫遷出。

1941年的十月十八日，Rudolf Kehrer和母親、弟弟，以及兩位阿姨一併遭到遣送出境。他們被送上了卡車以及載運牲畜的貨運列車一路被送到了裏海旁的巴庫市（位於亞塞拜然），接著在顛簸動盪中渡過了裏海，繼續被遣送到哈薩克。最後在抵達塔什干（今日的烏茲別克首都）前的七十公里左右，遣送他們的火車停在一片荒漠的正中間。負責遣送的蘇聯士兵讓所有人在荒野中下車，而這些人經過了漫長的等待最終被運送牲畜的卡車分載到不同的當地村落。

▫️軍隊的監視

在嚴刑的威脅下，這些德裔居民只有得到當地指揮官的允許才能夠離開被分派遷居的中亞村落。這樣的執法嚴格地控制了當地居民的行動。

直到1956年，對於被遷居人民自由移動的限制才得以解除。只是這並不意謂德裔居民得以遷回到他們被蘇聯政府移居前的居住地區，他們一直等到80年代才得以回到家鄉。

Kehrer一家人先抵達哈薩克南部的村落Slawjanka，1946年後他們住在名為PachtaAral（字面上的意思是「棉花鋪成的海」）的集體國營農業公社。

當地的居住環境以及生活資源都非常惡劣：住的地方四壁都是乾土牆，沒有窗戶，屋頂是芒草鋪的，地板也僅是夯實的乾泥土；前幾個月配給的主食是玉米，偶爾有一隻陸龜（譯註：原文真的是這樣）。

嚴酷的氣候條件也讓居民吃了很多苦：當地冬天酷寒，而夏天沙漠地區的氣溫則可以來到四十度。

這些德裔居民被迫去做各種不同的勞力工作；Rudolf Kehrer得辛苦地負責照顧好幾片棉花田。

▪️勞工隊的生活

從1941年開始，當地所有能工作的男性都被徵召進勞工隊（Labor Army），1942年開始徵召的對象加入了沒有子女的女性，再晚一點則進一步增加了沒有嬰幼兒的母親們。最後算起來被徵召入勞工隊的德裔人數高達十萬人。

勞工隊負責的工作包括了建造工廠、鐵路、鋪路、以及開鑿運河。極端的工作量和惡劣的伙食條件使得許多人死於營養不良，有些人則是因為在小地方違反了規定便遭到毫不留情地射殺。

Rudolf Kehrer本來也會被徵召進入勞工隊。起初Kehrer因為生了重病而免於入伍，之後他在最後一次動員中受到徵召。正當Kehrer已經坐在準備出發的列車上時，一個舊識在月台上看到了他，讓他下車。舊識並且利用在警察單位服務的職務之便讓Kehrer不會再受到徵召。

▫️沒有鋼琴的十三年

儘管Rudolf Kehrer並沒有受過完整的教師訓練，他在接下來的幾年間開始在小學校教數學，而他的教學成功也讓他最後得以獲准接受函授教育。

在高分通過教師考試之後，Rudolf Kehrer取得了正式的教師證書。Kehrer選擇走入教育事業，卻是因為他很早就放棄了成為職業演奏家的希望。

在這段日子裡Kehrer既不能聽音樂也不能演奏。德裔的蘇聯人民持有收音機是違法的，Kehrer為了能夠記得他最心愛的鋼琴演奏，便在一塊板子上畫上了鋼琴的琴鍵，就著那塊板子舞動手指，讓音樂在腦海中響起。

這樣的生活持續了整整十三年。

▪️新的開始

遷居人民自由移動的限制在1956年得以部分地解除。這時終於出現了一道曙光，前往大城市得到進一步的教育或是新的生涯規劃變得不再那麼遙不可及。

Rudolf Kehrer這時已經三十一歲了。在家庭會議中，Kehrer向家人表示他打算重新接受演奏家的養成教育，只是這個理想自然被認為只是一廂情願，甚至被懷疑根本不可能實現。

Rudolf Kehrer於是報名了塔什干音樂學院的入學考試。他花了一個月的時間準備，順利地通過了考試，馬上從三年級開始上課（五年制）。

在重做學生的這幾年Rudolf Kehrer非常努力，有一陣子甚至是一天花上七到八個小時學習。這些努力帶給他非常傑出的成果：畢業考一結束Kehrer便馬上獲得了該學院的教職。

▫️決定性的大突破

要不是參與了1961年的戰後第二屆全蘇聯音樂大賽（註五），Rudolf Kehrer一定會一輩子都一直待在在塔什干的音樂學院教琴。1945年的戰後第一屆全蘇聯音樂大賽的鋼琴首獎正是李希特和Victor Merzhanov。

（註五：全蘇聯鋼琴大賽舉辦年度以及各次相隔年份實在不可考，可以得知的大概是吉利爾斯為1933年第一屆的鋼琴首獎、Yakov Flier為1935年度的首獎得主）

儘管超過參賽者的年齡限制，Rudolf Kehrer仍然被破例允許參加比賽。這一次的成功再次超乎預期：Kehrer獲得了評審團前所未見的五十分的滿分，抱走了大賽首獎。大賽的評審在參考意見中是這樣寫的：「Rudolf Kehrer絕對是蘇聯音樂界的奇蹟，他擁有非常獨特、個人化且圓熟的天賦，他的演奏也具備了鋼琴演奏所能企求的最完美音色特質。」

Rudolf Kehrer馬上獲得了當時蘇聯境內最聲名顯赫的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樂學院教職，他同時也成為了莫斯科愛樂固定合作的獨奏鋼琴家。

▪️僅限於鐵幕內的活動

不同於李希特與吉利爾斯等演奏家，Rudolf Kehrer儘管經歷了這些成功卻很長一段時間無法踏上西方國家演出。Kehrer的活動被限制在包括東德在內的東歐國家。儘管巴黎那邊公布了他的演奏會訊息、美國也發出了無數的邀請函，Rudolf Kehrer卻一直無法得到出國許可，也沒能得知蘇聯當局任何的拒絕理由。其實Kehrer的出國文件一再被擋下的真正原因來自於他父親與兩位叔叔死於史達林政權的冤獄，這讓蘇聯當局擔心Kehrer一旦到了西方國家就不會再回來。也因此Rudolf Kehrer的名聲只流傳於東德小小的圈子裡，這些人認識Kehrer要不是因為在音樂會或是廣播中聽過他的演奏，就是聽過他為蘇聯國營唱片公司Melodiya眾多錄音中的其中一張唱片。

▫️終於到達西方國家

在八零年代的末期Rudolf Kehrer第一次得到允許前往西方國家旅行。在1990年──也是在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樂院執教的二十九年後──Kehrer受聘為維也納音樂學院的客座教授，他在這裡一直教到了1998年。

Rudolf Kehrer最後定居在瑞士蘇黎世，他在那裡待到2013年至他在柏林過世，他下葬在柏林弗里德諾的一個所謂的藝術家墓園區。

Rudolf Kehrer教授一生獲獎無數，他同時也是眾多鋼琴大賽的評審團之一，並且舉辦了許多鋼琴大師班，也有愈來愈多他的學生在國際著名的鋼琴比賽中展露頭角。

Rudolf Kehrer在幾近八十歲高齡的今日才被西方世界所認識並獲得肯定，實在是太遲了。史達林的恐怖政治扼殺了一個本來可以向世界開展的偉大藝術生涯，讓人唏噓不已。

（內文文字引用自：http://mainlyclassicalmusic.blogspot.com/2015/03/rudolf-kehrer.html?m=1）

【白鳥之歌】

若說卡薩爾斯是20世紀最偉大的大提琴家，相信這點無人能反駁。但若要明確指出他的偉大之處在哪，或許沒多少人能一言以蔽之。首先，大家都知道是卡薩爾斯在14歲那年於舊書店發掘了巴哈埋沒已久的無伴奏大提琴組曲，並且又花了12年的時間，每天鑽研練習將這部作品發揚光大，使之成為最偉大的大提琴經典而非僅只是訓練指法的練習曲。然而，也因為這部作品，讓卡薩爾斯重新定義並彙整了當代大提琴的演奏技巧，賦予了大提琴全新的藝術生命，讓大提琴不再只是過氣的笨重老樂器。

光是以上兩點，就足以讓卡薩爾斯撐起20世紀大提琴音樂的半邊天，也讓卡薩爾斯名留青史。然而，卡薩爾斯偉大的地方不僅只是音樂藝術上的貢獻，他偉大的人格情操更是後輩的典範。他曾說過自己是個永遠都在「拒絕」的音樂家，他拒絕了一般人無法抗拒的名利、慾望，甚至拒絕了功成名就、飛黃騰達。「拒絕」成了他的招牌，但也成了他之所以偉大的關鍵。究竟他是如何「拒絕」的呢？

這得從他小時候說起，卡薩爾斯是西班牙舉國皆知的天才兒童。四歲進唱詩班、七歲學小提琴、九歲學鋼琴。而十歲時，他已經能全本演奏巴哈十二平均律中的48首前奏曲與賦格了。但小小年紀的他非但沒有選擇當鋼琴家、也不願意當小提琴家，而是投身於當時根本被音樂界視為冷僻樂器的大提琴。這是他人生第一次的拒絕！

15歲那年，西班牙皇室為表彰卡薩爾斯的天才與努力，特地頒發了兩年的獎學金讓他進入聞名全歐的馬德里音樂學院深造，並賦予了他隨時都可進出皇宮與皇太子一同學習音樂的待遇。然而卡薩爾斯竟然拒絕了這樣豐厚的禮遇，選擇帶著這筆獎學金往當時的弦樂重鎮比利時布魯塞爾音樂院學習大提琴。這是他人生第二次的拒絕！

當時布魯塞爾音樂院最知名的大提琴教授是約克伯，約克伯非常看不起這位來自西班牙的懵懂青年，因此有意在大師班的課堂上羞辱卡薩爾斯。只見約克伯輕蔑的隨口問了幾首冷僻艱深至極的曲目，沒想到卡薩爾斯竟能將每一首曲子皆一音不漏的完整背譜演奏。這可讓約克伯瞠目結舌，當場收斂起高傲的態度，打算好好栽培這難得一見的天才。為了留下卡薩爾斯，約克伯甚至願意提供卡薩爾斯食宿、免費幫他上課。但有骨氣的卡薩爾斯斷然拒絕，表面上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他不習慣布魯塞爾的生活。但明眼人都知道，他恨極了約克伯歧視、無禮的態度。因此在不惜與西班牙皇室決裂、將所有皇室獎學金一併繳回的要脅下，卡薩爾斯隻身一人離開布魯賽爾，流浪到巴黎，過著落魄的留學生涯。而這是他人生第三次的拒絕！

在巴黎這段日子，雖時他人生最困頓潦倒的時刻，卻也是涵養他藝術生命最豐蘊的時刻。他一方面在夜總會拉大提琴娛樂觀眾、一方面又以巴黎為基地展開遊歷全歐旅行演奏的生活。不僅多次回到西班牙故鄉演奏、更受邀前往倫敦為當時的維多利亞女王演奏。後來也遠度大西洋接受美國老羅斯福總統的邀請，親赴白宮與卡內基音樂廳演奏。卡薩爾斯聲望的頂點是與小提琴大師提博、鋼琴巨擘柯爾托組成了舉世知名的鋼琴三重奏，遊歷世界各地演奏長達30年之久，累積了聲望與名氣。

到了1920年，卡薩爾斯終於回到巴塞隆納。他成立了一個全由素人組成的業餘管弦樂團，不僅不求報酬的訓練喜愛音樂的平民大眾一起演奏，更讓巴塞隆納的市民有了欣賞美好音樂的機會。接下來他更成立了工人音樂協會，讓每天在工廠裡辛苦工作的藍領階級，只需每年繳一美金的會費，就能欣賞卡薩爾斯每兩星期為他們所舉辦的高水準音樂會。

每年夏天，卡薩爾斯總會回到故鄉小鎮開音樂會。同樣的曲目，卡薩爾斯在倫敦可獲得五千美金的酬勞，然而卡薩爾斯卻僅對故鄉的劇院經理象徵性的僅收五美金的車馬費。鄉親們愛極了卡薩爾斯，每當卡薩爾斯回鄉度假之時，居民們總刻意拿起樂器在戶外演奏，無論是嚴肅的室內樂或是熱情的佛朗明哥舞曲，總會故意留下一把樂器無人拿取，以等待卡薩爾斯不期從路上經過而興奮的拿起樂器一同合奏。就是這樣純樸、熱情卻又善良的人民，感動了卡薩爾斯。但也就因為這樣的感動，使得卡薩爾斯做出了人生中最痛苦的一次拒絕。

那是1936年夏天，西班牙爆發內戰，佛朗哥建立法西斯獨裁政權。痛心疾首的卡薩爾斯離開了他摯愛的故鄉，搬到距離法國與西班牙邊境只有數公里之遙的法國小鎮普拉德。從此卡薩爾斯不再稱呼自己是西班牙人，而是他的故鄉之名－加泰隆尼亞人。這是他第四次的拒絕！

此後，卡薩爾斯開始了他一連串長期抗議、習慣拒絕的歲月。二戰爆發，卡薩爾斯拒絕前往德國為納粹演奏、也拒絕了墨索里尼之邀到義大利演奏。之後他拒絕前往承認佛朗哥政權的英國演奏，二戰過後更拒絕了赴美國演奏，原因同樣是因為他們都承認了佛朗哥政權。卡薩爾斯發誓，只要佛朗哥政權存在的一天，他勢必與邪惡周旋到底，沒有模糊地帶、更沒有商量餘地。恨極卡薩爾斯的佛朗哥政權不只一次發出全球通緝令，將卡薩爾斯列名為遭到通緝的戰犯，明令若活抓卡薩爾斯必定砍斷他的雙手，讓他永世不得拉琴。但卡薩爾斯依舊拒絕如故、抗議如故。就這樣，他拒絕了大半個世界。此時的他寧可在法西交界蒼涼偏僻的庇里牛斯山上舉辦寒酸的音樂節，也不願為這些光鮮亮麗卻面目可憎的政客演奏。

然而卡薩爾斯的普拉德音樂節卻因此成了世界頂尖音樂家的朝聖之地。他們爭相參與每一年音樂節的活動與演出。就在1950年，巴哈逝世兩百週年之際，卡薩爾斯組了一個僅有數十人的小小樂團專門演奏巴哈的管弦樂作品。而這小型樂團的陣容與卡司足以媲美當時世界各大頂尖樂團，樂團首席是大名鼎鼎的曼紐因、而大鍵琴手則是廿世紀最偉大鋼琴家之一的塞爾金。如此陣仗，讓當年的紐約時報大篇幅報導，也讓卡薩爾斯成了音樂界追求自由民主的人權鬥士，更在1958年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的提名，個人聲望達到頂峰。但這樣的頂峰卻是他用數不盡的拒絕所換來的。

1959年，卡薩爾斯終於赴美國紐約演出，然而邀請他的並非已多次遭受閉門羹待遇的美國，而是聯合國國際大會。在那場音樂會中冠蓋雲集，就連西班牙駐聯合國大使都親自前往聆聽「戰犯」的演出。卡薩爾斯拒絕了西班牙，但卻沒有一個人能拒絕他的音樂！又一次，紐約時報給當晚演出的卡薩爾斯發表了這樣的社論：「值得慶幸的是，佛朗哥政權沒有蠢到在眾目睽睽下拒絕文明。」

一個用拒絕堆砌起來的價值觀，給了我們這樣不凡的啟示與榜樣。他的尊嚴建立在不屈服於任何現實利益，更以人道精神、自由民主為畢生追求的信仰。自1945年起，每一次的音樂會，卡薩爾斯必定以他家鄉加泰隆尼亞的民謠《白鳥之歌》作為終曲。在這首曲子裡，能聽到他的傲然於世的骨氣與勇氣，更能聽到他慷慨無私的包容與熱情。骨氣勇氣代表的是不妥協的價值觀，包容熱情卻是對眾生的擁抱與關懷。這如同卡薩爾斯所說的：

「對人類尊嚴的侮辱就是對我的侮辱，而維護正義是我的良知使然；事實上，人類的良知比音樂重要得多。雖然你可以用音樂來提升人類的良知，但是最偉大的是愛，卻是對所有生命的愛。」

本文第一則留言裡的影片旁白，是卡薩爾斯於1971年最後一次受邀在聯合國大會上演出時的演講錄音。當年他已91歲高齡，其聲調仍然鏗鏘有力、感人肺腑。再過兩年，大師辭世，卡薩爾斯留給世人的絕不只有偉大的音樂藝術，其崇高的情操與人格，更是人類永遠追求的真理，照亮這世界每個陰暗的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