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山富旅行社面試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如何寫一個故事的開頭？】
　
這次的作家談寫作，我們分享的文章出自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奧茲的文集《故事開始了》的序言。
作為多項知名文學獎的得主、甚至有過諾獎提名的他，也還是和一般創作者一樣，感嘆「開頭太難了」。
讓我們一起來看看，他對於如何寫好故事開頭的絮絮叨叨吧。
-

如何寫一個故事的開頭？/ 阿摩司·奧茲
　
過去，我父親寫學術性著作。他總是羨慕我有小說家的自由，想寫什麼就寫什麼，腦子裡想的東西直接就可以寫到紙上去，不受各種預先搜尋資料然後再研究的限制，不須承擔先熟悉該領域所有現有資料的義務，擺脫了比較資料出處、提供證據、核對引文和加註腳的桎梏：像鳥兒一樣自由。您很想寫「什穆埃爾愛齊拉」不是？您只要動筆寫就是了。您想寫「可是齊拉愛的是吉伯特」不是？您寫就得了。您想加上「可是什穆埃爾是和吉伯特兩情相悅」嗎？誰能反駁您呢？誰又能走上前來，拿出相反的材料或者拿出您可能忽略掉的資料出處，對您表示異議呢？
　
而另一方面，我對父親懷有某種羨慕之情。他每次坐下來寫一篇學術論文，書桌上都擺得滿當當，有打開的書本、單行本、參考資料、各種辭書，就像是給大炮準備好充足的炮彈一樣。他從來不會像我一樣坐下來，呆看著一張了無生趣的書桌中間的一頁帶著嘲諷的白紙，仿佛月球表面的一個火山口。只有我，空洞和絕望。去無中生有吧。順便說一下，我說的還是那張書桌。我父親去世以後，他的書桌傳給了我。這張書桌年復一年都像是印度加爾各答的貧民窟一樣「人」滿為患，而今卻像科索沃的小型飛機場一樣空空蕩蕩。
　
實際上，誰沒有過這樣恐怖的經歷呢？坐在一張白紙面前，它衝你咧著沒有牙齒的嘴巴樂：開始吧，咱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動我一根指頭？
　
一張白紙實際上是一堵刷了白灰的牆，沒有門，也沒有窗戶。開始講一個故事就像是在餐館和一個素昧平生的人調情。還記得契訶夫的小說《帶狗的女人》裡的古羅夫嗎？古羅夫朝那隻小狗一次又一次晃動手指頭，示意它過來，直到那女人臉一紅，說：「它不咬人。」於是古羅夫就請求她准允他給那條狗一根骨頭。這就給古羅夫和契訶夫他們兩個人一條可以遵循的思路；他們開始眉目傳情，故事也就開始了。
　
其實，幾乎每個故事的開頭都是一根骨頭，用這根骨頭逗引女人的狗，而那條狗又使你接近那個女人。
　
想像一下，你決定寫一個來自納哈里亞的姑娘——我們就叫她瑪蒂達吧——她發現她在希臘有一個不認識的表姐。假定那位表姐也叫瑪蒂達。想一想啊，納哈里亞的瑪蒂達決定九月份去希臘，看望和她同名的表姐。那好啊，可是應該先寫什麼呢？一個晴朗的早晨，瑪蒂達醒來？瑪蒂達去了旅行社？瑪蒂達還是個小姑娘的時候，那一天她的手指夾在通風機裡了，使她難以忘懷？或者是，瑪蒂達在塞薩洛尼卡，在一個擠滿了農民的旅館裡租了個房間，她在那裡遇到一個養蜜蜂的人？或者，我們寫這個故事應該這樣開頭：詳細描寫樓梯下面的儲藏室裡那厚厚的蜘蛛網？第一章寫什麼？瑪蒂達凝視著那對曾祖母傳下來的耳環？曾祖母的名字也叫瑪蒂達。第一頁寫什麼？第一段又該寫什麼？第一句應該透露出多少東西？
　
在我們人生旅程的中途，我迷失了方向
離開筆直的道路，醒來發現自己
孤身一人在黑暗的森林裡。
——但丁《地獄篇》
　
或許，但丁的《地獄篇》開頭一節可以用作所有故事的標準的第一行：「在我們人生旅程的中途」，或多或少都是這麼多故事實際開始的地方。
　
所以，您坐下來，問您自己應該先寫什麼；怎麼樣進行人生旅程中途的開場？坐著。在紙上亂畫。把紙揉成一團。扔掉。在下一頁上亂畫：各種圖形，花兒，三角，菱形，帶一個小煙囪的房子，一隻沒長毛的貓。再揉成團。扔掉。到了這個時候，瑪蒂達開始消失了。您又掀開一頁。哎呀，這新的一頁並不比前一頁友好。還是老樣子：沒有狗——沒有女人。
　
實際上，這種事兒是一直發生的，不光小說家會遇到，不管誰要寫些什麼東西，都會遇到這種事兒。齊拉受廠裡委託要對吉伯特進行面試，他是一個應聘者，來一家製造廠應聘員工協理員職位。廠裡希望齊拉把她對他的印象寫一份書面報告。她寫道：「面試於晚上六點在巴格達咖啡館進行。」
　
她劃掉了。這樣寫可不怎麼對，因為面試晚上六點開始是不錯，但卻是在六點至六點四十五分之間進行的。再者說了，誰在乎是六點還是八點？是在巴格達還是在阿拉斯加？她又劃掉了。咬著鋼筆尖兒。思考。然後她寫道：「面試剛一開始，吉伯特給我提供了一份……」又劃掉，把「吉伯特」換上了「應聘者向我提供了一份簡歷，他堅持要我立刻就看，然後我們再開始談。那份簡歷是密封著的。」
　
劃掉。這又有什麼區別呢？還有，「堅持」在這兒口氣太重了，因為吉伯特當時實際上沒有那麼毅然決然。「請」？太弱了。事實上，他說話的口氣比堅持輕，比請要重，要我先看他的簡歷。有沒有一個介於「請」和「堅持」之間的詞兒呢？或許是「要求」？不行，他並沒有要求。他不是那麼毅然決然。總而言之，「毅然決然」這個詞兒可真是傻乎乎的。不管怎麼說，這份簡歷是要附在我的報告上的，如果我要設法寫這份報告的話，所以，誰在乎吉伯特是堅持、硬要、請我、求我還是引誘了我呢？（引誘了我？吉伯特？這冷不丁的，你腦子裡都在想什麼呢，齊拉？）哎，或許報告可以這樣寫：「應聘者給我的印象是，他是一個分外自信的人，儘管他好像是有點兒故意給人留下這樣的印象。」不錯，而實際上是很臭：他給人的印象是，他在故意「試圖給人這樣的印象。」臭邏輯，希伯來語也很臭。此外，「分外自信」——你以為你是誰呀？一個有資格證書的自信心評估師嗎？
　
齊拉從頭再寫：「吉伯特，二十九歲，生於以色列國蓋代拉市，離異，曾任警察局巡官五年……」不對。見鬼，你難道直說事實都不會了嗎？他是從警五年，但他當警察局巡官只是過去的一年半的事呀。
　
幹嘛不從最帶勁的地方寫起呢？可是到底什麼才是最帶勁的呢？再說，天也晚了。齊拉答應過要在她下班前給瑪蒂達打電話的。
又是很臭。「她下班」指的是瑪蒂達下班還是齊拉下班，並沒有說清楚。
夠了。這報告齊拉今天是寫不出來了。明天又是一天。這並不是世界末日嘛。
又一次劃掉。「明天又是一天」簡直太老套了。但從另一方面說，那又怎麼啦？老套的東西有什麼不好？幹嘛不老套呢？以三個意思相近的問題結尾：「那有怎麼了？有什麼不好？幹嗎不呢？」，這樣結尾不是很笨拙嗎？
齊拉把草稿撕成碎片，給瑪蒂達打電話（瑪蒂達已經去希臘找另一個瑪蒂達了）。
　
開頭很難啊。
　
誠然，對付這一難題的策略是五花八門：有的作家從來不從頭寫起，而是從故事的中間選上幾個容易的場面開始寫，以便熱熱身。（問題是，即便從故事中間選上一個容易的場面，那也需要一句開頭的話。）有的作家，比如卡繆的小說《鼠疫》裡的格朗，寫一部書裡的第一句話，寫了一遍又一遍，寫了一百遍，還是寫不出來。可以推測，還有的作家就完全放棄，也許是萬念俱灰，疲憊不堪了，索性想到哪兒就從哪兒開頭，這究竟有什麼區別呢，從什麼地方開頭都可以，寫什麼都無所謂，即便是開頭平淡無奇或者有點可笑，都無所謂。比如說，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一篇名為《白夜》的小說開頭就不怎麼樣：「這是一個可愛的夜晚，親愛的讀者，一個只有在您風華正茂之年才有的夜晚。如此的夜色清朗，群星閃耀，當您遙望夜空時，腦子裡想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在這樣燦爛的天空下，難道還會有性情暴躁，喜怒無常的人。」
　
嗐，挺令人尷尬。即使那對「親愛的讀者」的獻媚之詞也無法彌補那多愁善感的陳腔濫調帶來的尷尬。而這不是旁人，畢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呀。天知道他寫了一稿又一稿，究竟寫了多少稿，重寫，毀掉，咒駡，亂畫，揉成團，扔進火裡，扔抽水馬桶裡沖走，最後定下來這種「就這樣了」。
　
或者，大概不是這樣子。《白夜》畢竟是用第一人稱寫的小說，以一個多愁善感的人物的觀點寫的，故事的副標題就是「一個傷感的愛情故事（選自一個做夢人的回憶）」。所以，這個很糟糕的開篇句也許是作者故意寫的，事先謀劃好要寫這麼糟糕的。
　
果如此，我們的問題就必須重新開始。陀思妥耶夫斯基寫了又寫，到底寫了多少稿，才最後寫出了這個糟糕的開篇句範例？對那滿布星斗的天空，那「親愛的讀者」，那「一個只有在您風華正茂之年才有的夜晚」，進行了多少提煉和蒸餾？換句話說，安徒生童話裡那皇帝的新裝實際上是不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冒牌貨，為了揭露皇帝的愚蠢和眾人的墨守成規？或者，那個大叫「他什麼也沒穿」的勇敢男孩也許也是一個傻瓜，儘管可能是一個不同種類的傻瓜？有沒有這種可能：那一絲不掛的皇帝根本不是真的一絲不掛，而是身著華服？那個騙人的裁縫不是個騙子，而是一個令人稱奇的大師，他的天才也許遠遠超出的眾人和皇帝的理解力，遠遠超出了男孩的知識範圍？這也不是不可能的：只有那最敏銳的觀察者才有可能注意到了皇帝那華麗的新裝，而皇帝、大眾，甚至那個大膽的解構主義男孩，都沒有發現那新裝之美。那孩子一定是搜索了所有的檔案才揭露了皇帝是一絲不掛的，並不是因為這位皇帝比別的皇帝——或者別的人——穿得更少，而只是因為今天，一絲不掛的皇帝是本周的特賣廉價商品。
　
有人可能會將問題表述如下：用第一人稱刻畫一個多愁善感的人物，寫出一篇多愁善感的文本，這兩者之間有沒有一個分界線？如果有的話，這條分界線在哪裡？或者，是不是不再有所謂好的文本和不好的文本之分，而只有合理的、受歡迎的文本和別的文本，不無合理但不怎麼受歡迎的文本了？
　
回到我們兩難的命題來。一篇故事從哪裡開始才算恰當？一篇故事的任何開頭，都是作者和讀者之間的一種合同。當然了，合同有各種各樣，包括那些缺乏誠意的合同。有時候，開篇一段或是第一章所起的作用就像是作者和讀者背著主人公簽訂的一份秘密和約。《唐吉訶德》和阿格農的《就在昨天》的開頭就屬這種情況。有具有欺騙性的合同，作者似乎是把所有的秘密都和盤托出，這樣毫不生疑的讀者就咬住釣餌，上鉤了，想著他實際上已經應邀進入了那個黑暗的房間，根本沒有意識到，那個「後臺」並不真的就在幕後，而只是另一個場景；就在讀者幻想他參與了一個陰謀，而實際上他只不過是一個更加撲朔迷離的陰謀的受害者而已；那份看得見的合同只不過是一個障眼法，是一份更隱秘、更微妙、更刁鑽的合同的外在形式而已。比如，克萊斯特的《米夏埃爾•科爾哈斯》、卡夫卡的《審判》和湯瑪斯•曼的《被挑選者》，這些作品的開頭就是這種情況。
（《被挑選者》第一章的題目是「誰敲的鐘？」，在這一章裡，作者一本正經地告訴讀者說，敲鐘的並不是敲鐘的人，而是「故事的精神」，然而，到了後來卻發現，這「故事的精神」實際上並不是精神，而是一個名叫克萊門斯的愛爾蘭人。）
　
有的開頭頗似一個甜蜜的圈套：一開始就引誘您，要麼是有聲有色的閒談，要麼是毫無保留地供認，要麼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冒險，然而您最後發現，您要得到的不是一條真魚，而是一條釀餡魚。比如說，在《白鯨》裡有很多冒險經歷，也有很多菜單上沒有提到的熟食，甚至在開篇合同（「叫我以實瑪利吧」）裡都沒有暗示到，但是卻作為一個特別的獎勵頒發給您——就好像是您買了一個冰淇淋，卻贏了一張周遊世界的獎券。
　
還有富有哲理的合同，比如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裡那著名的開篇一句：「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而實際上，托爾斯泰本人不管是在《安娜•卡列尼娜》裡，還是其它作品裡，都是和這種二分法相矛盾的。
　
我們有時候會碰到一份很嚴苛的開篇合同，幾乎令人望而卻步，從一開始就警告讀者：此處票價非常昂貴。如果您覺得無力支付一筆令人不快的預付款，您最好乾脆不要試圖入內。不要指望有什麼讓步和折扣。比如說，福克納的《喧嘩與騷動》的開頭就是這樣。
　　
然而，最後是，什麼是開頭呢？原則上任何故事是不是都會有一個恰當的開頭？是不是毫無例外總是有一個潛在的、開頭前的開頭？更在序言前面的引言之前的東西？《創世紀》之前發生的事情？造成最初因的因素的原因，但這個因素的主旨是不是還有一個原因呢？愛德華•A. 賽義德對「起源」（一個被動的存在）和「開頭」（他認為是一個主動的概念）進行了區別。例如，如果我們想寫一個故事，開頭一句是：「吉伯特出生于蓋代拉。他出生的前一天，一場暴風雨把苦楝樹連根拔起，並且毀掉了籬笆牆。」我們可能還得講講那棵苦楝樹是怎麼倒的，或許甚至要講講那棵樹是怎麼種下的，或者，我們還得回過頭講講吉伯特的父母何時，從何地來到了蓋代拉，有那麼多的地方，他們為何單單來到了蓋代拉。要講講為何在蓋代拉定居，以及那刮倒的籬笆牆在什麼地方。因為，如果是吉伯特•卡多什出生了，那就一定會有人不辭勞苦做了他的父親；一定有人曾有所希望；或者是怕了，愛了，或者是沒有愛。有人提出了要求，並得到了滿足；有人很喜歡，或者只是裝作喜歡。簡而言之，如果這個故事要完全履行其理想的職責，那麼就必須至少一路追溯過去，一直追溯到宇宙大爆炸這一宇宙的極度高潮期，可以推測，在這一刻，所有小的爆炸也開始了。順便問一下，就在宇宙大爆炸之前，這裡實際上存在著什麼呢？是不是蓋代拉原來的化身？
　
在我們的開篇合同中，那個有暴風雨和苦楝樹的故事裡，應該有一種類似染色體的東西，這種染色體有一天會使吉伯特•卡多什結婚，再離婚，加入警隊，然後退役，申請一份新的工作，而這正好使得他和齊拉邂逅，當他請——堅持；不，既沒有請也沒有堅持，而是介於請和堅持之間——他這麼一做，齊拉已經迷上他了，最後發現，愛她的什穆埃爾也愛上了吉伯特。
　
或者，我們是不是不應該從吉伯特或齊拉開始，而應該從這位什穆埃爾開始？或者，甚至從什穆埃爾的曾祖母瑪蒂達開始？而這位瑪蒂達也是齊拉的朋友瑪蒂達的曾祖母，而這位瑪蒂達去希臘尋找和她重名但並不認識的表姐了。

※ 2015.09.11 觀點—《泰晤士報》Melanie Phillips ※
接受這些難民是天大的錯誤
—此次的難民危機是失志、搞不清楚狀況的歐洲，向下沉淪的封緘

德國的巴士站以及抗議群眾之間，可以看到「歡迎難民」、「沒有人是非法的」的海報。上週末，英國群眾在牛津聚會，拿著自製的牌子，寫著：「只要給我們機會，我們歡迎難民」、「四海一家」等等。

這些抗議者只是在告訴旁觀者他們是好人而已。公開表示同情，是道德高尚的表現。不表同情，乃是顯示著冷酷無情。這稱為「張揚一己之德」（”virtue signalling”），或者強迫抒情（mandatory emoting），而這種情緒抒發在這次的移民大危機中已經達到瘋狂的高點。

許多人為了難民表達歇斯底里的情緒之時，（英國首相）大衛‧卡梅隆的回應算是有節度，做到了同理心與公共利益的平衡：他說，未來五年內，英國將會從敍利亞邊境上的難民營中，接收兩萬人來此定居。

左派馬上痛批此數字少得可憐。工黨黨魁候選人顧綺慧（Yvette Cooper）進一步抱怨，表示英國應該收容一些已經抵達歐洲的移民。但是這麼做，只會讓人蛇集團大賺其錢，並導致更多人溺死於地中海而已。尤有甚者，我們如此收容的人，可能有一部份是 Isis 的支持者、或隸屬於其他伊斯蘭主義的派別，危害國家安全。

但最大的重點，是分類的錯誤。這不是有關人道的難民危機。這是一個政治性的移民危機：發展中國家的人群想要移動到已開發國家，且其數量排山倒海，前所未見，威脅歐洲。

聯合國 1951 年訂定的《難民地位公約》，將難民定義為一個有充份的理由害怕被迫害的人。這顯然不適用於目前這一群絕大多數並非為了逃命而移動的人群。

即使是激發（歐洲）輿論大同情的可憐男童，艾蘭‧寇地（Aylan Kurdi），也不是為了逃命而溺死。他們全家在土耳其已經安全住了三年。

同時，稱呼這波人群為經濟移民也不正確。無疑其中有些人想要尋求財富，但其他人只是想要離開一個他們知道沒有前途的國家。這是因為阿拉伯、穆斯林世界陷於戰亂與暴力之中，正在一步步瓦解。其原因，當然是激進伊斯蘭的崛起，散播著難以言喻的野蠻與不文明。西方所加諸的民族國家形式，正在崩解，演變成部落戰爭。一個正在死亡的文化，一面試圖征服其他地方，另一面則開始戕害自己的人民。

這是一整文明正在抽搐痙孿的問題，但在歐洲與英國，媒體與政治界卻忙不迭地告訴我們，我們有道德義務收容成千上萬被影響到的人群，這當然是大錯特錯。

首先，為什麼這是我們的責任？沒有一個中東國家主動表示要收容任何一個難民。這次的移民潮難道不是阿拉伯與穆斯林世界的責任嗎？

其次，英國與歐洲有空間收容這波移民潮的說法，無疑是自欺。根據聯合國的統計，截至去年年底，被迫流離的人群人數高達六千萬人。全世界每一百二十二個人之中，就有一個人是難民、或是因為內戰而離開家園、要不然正在尋求庇護。英國當然沒有能耐收容這些人：英國的公共設施，早就因為每年外來的三十萬移民，而面臨嚴重的短缺與不足。

來到歐洲的移民愈來愈多，只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歐洲跟他們說，我們歡迎你們。

德國說他們今年將會收容八十萬人。義大利政府將非法移民除罪化以後，每個月都有成千上萬的移民從利比亞搭船進入，義大利地方政府消受不了，只好把他們丟到鎮中心、火車站的臨時營區。

歐洲輿論對艾蘭‧寇迪溺死的照片大表同情，只讓事情更糟糕。黎巴嫩港口市的黎波里的旅行社表示：過去一週內打算前往土耳其，再到歐洲的人數增加了百分之三十。

這一波移民潮將會永遠改變歐洲的風貌：移民人口中絕大多數是穆斯林。聯合國統計，百分之七十的移民是年輕男子。如果他們都獲准在歐洲定居，很可能會把全家人都接過來。歐洲的文化會因此而受到全面的改變。梅克爾也知道這點，她承認德國將會因為這群人而改變。

與此同時，英國卻拒絕讓信仰基督教的難民進入。前坎特伯里大主教凱瑞（Lord Carey of Clifton）因此抗議，他說中東的基督徒被釘十字架、被砍頭、被強暴、被強迫改宗、被種族清洗。然而我們的政府卻拒絕讓伊拉克與敍利亞的基督徒來英國接受庇護。歐洲的主要基督教國家，除了波蘭與捷克以外，一方面逃避基督徒難民唯恐不及，另一方面卻打開大門迎接成千上萬的穆斯林。

匈牙利的總理，維克多‧奧班（Viktor Orban）表示，歐洲應該只收容基督徒。為此，他被罵得臭頭，還被稱為納綷。這種一窩蜂、不假思索的態度，只會保證歐洲的法西斯主義再度成為現實：如果歐洲的左派政治菁英不顧念人民的感受，把那些想捍衛自己文化的人，污名化為納綷，那麼歐洲人民投入真正法西斯主義者、種族歧視者的懷抱，指日可待。這種現世報已經在法國發生。民族陣線的瑪琳‧勒彭正打算利用這股民怨取得政治上的優勢。匈牙利有尤比克黨（Jobbik）；希臘則有金色黎明（Golden Dawn）；比利時則是弗拉芒利益（Vlaams Belang）。

在敍利亞與伊拉克，有許多孩童被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殺死，英國的輿論沒有表示同情。也沒有著名人士表示願意把自己的家門打開，讓被奴役、被截肢的索馬利亞女孩子居住。

英國沒有人支持出兵轟炸阿薩德總統的軍隊、沒有人支持派兵到敍利亞或伊拉克跟 Isis 交鋒、更沒有人倡議：支持阿薩德屠殺自己人民的伊朗政府，我們應該與之斷交，甚至將之推翻。英國政府反而將提供一千五百億美金的援助款給伊朗，以換得伊朗不發展核武的承諾。這筆款項無疑會被用來製造更多難民，歐洲又會再度告訴自己，接收這些難民乃是其道德責任。

有道德與「張揚一己之德」，剛好背道而馳。「張揚一己之德」代表著一種情緒的霸凌，不但是自虐，也是自欺欺人。此次的難民危機就是失志、搞不清楚狀況的歐洲，向下沉淪的封緘。

http://www.thetimes.co.uk/…/o…/columnists/article4552486.e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