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是 #原住民族日
原本當天就想分享我為《#百年香山》第二輯,寫的 #香山開發史,這是一本由竹塹城社區願景協進會發行、紀錄在地長者的生命訪談集。基於種種因素,遲至今天才分享。
踩在有記憶的土地上,踏實做事、帶來改變。這是我對自己從政的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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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山開發史
#近山逼海的開展之地🌊
綜觀全台的史前遺址,多數坐落於山海間。開墾,是將荒地開闢為宜人居之所。據聞香山,是新竹最早有人居住的地方。
除了列在教科書中的台東長濱文化、十三行文化,到前陣子因臺9線蘇花公路山區路段改善計畫受到注目的南澳漢本遺址,史前遺址幾乎都在山海間的小平原區域。
香山是台灣西部山與海距離最近的地方,在狹長的香山平原上,於西元2000年,發現了史前遺址—「上沙崙文化遺址」 。其位在香山區樹下里浸水街附近的沙丘上,根據考証,遺址主要有2個文化層,下方文化層是屬於四千五百年到三千五百年前新石器時代中期的繩紋紅陶文化;而上層文化層則是出土近代漢人的文物,推測大約是清朝早期的漢人墓葬物品。
上沙崙文化遺址比著名的十三行遺址(一千八百年到八百年前)早了近兩千年。可惜出土文物不多,無法判定當時居住於此的究竟是哪一個族群的祖先。
在鹽水里的耆老訪談中,蔡清火阿伯分享了一句俗諺:「近山逼海,做呷挫屎」。巧妙地點出古早時香山討生活、求溫飽的艱辛。
幾千年前,新竹地區的史前聚落,同樣有人為了滿足基本生存需求,選擇於香山定居。無怪乎,清火阿伯憶及在物資貧乏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甚至會有市內的人選擇下嫁到香山求個溫飽。
香山是,新竹地區人類文化的開展之處,故事自此揭開序幕。
#原住民與渡海之人
雖荷蘭、西班牙、鄭氏王朝皆曾統治台灣,然統治力皆不曾貫通南北,在十七、十八世紀,香山居民仍是以原住民為主。
新竹市政府網站「新竹沿革」寫道:「『竹塹』是居住在新竹平原平埔族道卡斯族『竹塹社』的音譯。明永曆15年(1661),命左先鋒楊祖駐屯竹塹;康熙57年(1718),王世傑率族人由同安首先開墾竹塹埔,這是漢人開墾竹塹之開始。」當時的竹塹埔,是以暗街仔(今東前街與平和街一帶區域)為圓心。
因著渡海之人的強勢迫遷,一路北遷的竹塹社,最終在采田福地(今新竹縣竹北市新社村)於康熙36年,歸順清廷成為熟番。
當中的竹塹社,據廖瓊林撰《新社采田公館記略》云:「我祖造基海島,我社始基於香山,繼移於竹塹。及索遷至舊社,始營公室,纔入版圖,厥分七姓,曰錢、衛、廖、三、潘、黎、金、為國新丁。」極有可能始於香山。
荷西時期,曾有西班牙人探險南下竹塹(今新竹),甚至遠及二林社(今彰化二林);直到荷蘭時代,竹塹社才受到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管轄,荷蘭戶口表中,有代表該社的「Pocael」名稱的出現,1650年時,計130戶、520人。
永曆15年(1661)四月鄭成功克台後,於六月派遣左先鋒楊祖駐紮竹塹屯墾。 這是漢文名「竹塹」最早的出現。此時的竹塹社居住於香山、鹽水港一帶。永曆30年(1676)鄭軍置通事於竹塹社,永曆三36年(1682)鄭克塽修築台灣北部雞籠等港,徵調原住民搬運糧食,軍令嚴苛,原住民紛紛起而抗之,竹塹社、新港社響應,殺通事、社商。鄭克塽派左協理陳絳督兵征剿。
香山沿海一帶有許多百姓公廟,百姓公是台灣漢人對客死他鄉或無子孫祭拜之孤魂野鬼的統稱,沿海各里耆老們對於百姓公的遺骨為誰莫衷一是,有說兒時聽長輩們說過因為香山靠海,有些船在此上岸,漢人、外國人和原住民打鬥有死傷就地在此埋葬;有說是閩客械鬥、漳泉械鬥;有說在明鄭與清廷開戰時,清兵上岸於此兵戎相見;或說日治初期日兵上岸即遭抵抗,死去的日本兵只能草率掩埋…。後來開墾時挖出遺骨,即送到百姓公廟供奉。
山與海的交界之處,原住民與渡海之人在此相遇,原本尚未有固定名稱,「香山」之名,是漢人大量來此開墾時才出現的,這是後話了。
#淡水廳治在竹塹
新竹地區大規模的漢人開發,一直要到清廷治台時期才開始,「六死三留一回頭」這句俗諺道盡當年漢人開墾之艱辛。
雍正年間積極鼓勵開墾,甚至放寬許多條件,像是:雍正2年(1724)准許民番進行租佃,朝廷覆准「福建台灣各番鹿場閒曠地方可以墾種者,令地方官曉諭聽各番租與民人耕種。」因此,漢人取得土地的方法時常是以租佃方式進行,即表面上是番產,實際上土地卻是由漢佃掌控。逐漸吸引漢移民前來拓墾。
香山地區則是在康熙末年,有閩人許、晉、葉三姓人入墾,然遭遇番人抗拒,三姓人被慘殺者達十餘名,致墾務中斷一時。直到雍正年間有泉州府惠安縣人吳忠信及同安縣人吳祖入墾香山。
「香山」這地名也是在這時期出現的,一說為福建惠安陳姓族人遷居到此。其族人目前大多居住在埔前聯里,於大坪頂一帶,漫山遍野無名花草盛開,薰芳馥郁,故名香山。另一說自鹿仔坑秀才林秀春,傳云:香山往昔為竹塹番棲住地,漢人初來稱曰番山,後覺地名不雅,乃改稱「香山」。
香山港的存在讓香山在清代有一定的位置,道光末年至咸豐年間,竹塹港已漸淤淺,而被南邊的香山港所取代。 自大陸來的商船主要停駛於香山港,再以小船轉運舊港,因此兩港常常合稱「香舊」。 其開港年代各文獻說法不一,有一說是道光五年(1825)甚至更早,《新竹文獻會通訊92號》所記載為光緒二年。 船隻往來頻繁、郊商、鄉民買賣雲集,連帶讓香山天后宮也擁有竹塹城內的信徒,一時香火鼎盛。
此時,香山其他地區仍有不少熟番,依據熟番大租繳交數量可推論,在清治時期,香山地區仍有不少原住民存在。
無怪乎,位於香山南端中隘里的陳金昌耆老提及老一輩告訴他,早先這一帶是「番仔庄」,「隘口」是彼此交換物品的集市之意。
#日出日落香山觀海
《新竹縣鄉土史料》中,新竹八景關於「香山觀海」的描述為:台灣鐵道驛站只有香山可觀海。
現在從香山車站往外看,所見的是貫穿香山的省道中華路,很難想像在日本時代,「香山觀海」為八景之一。其實海埔新生不過是國民政府來到台灣這幾十年的事,香山火車站前轉角朝山里的陳漢卿阿伯亦在訪談中提及,過往的中華路是石頭路,路旁滿是竹林、林投樹,於朝山活動中心旁,甚至可以在道路間看到堤防。
由日治二萬分之一台灣堡圖(明治版,1898)與Google地圖(2017)的套疊可得,過往的香山火車站離海岸不過一百多公尺。
昭和七年(1932)後因戰爭因素,總督府停止海峽貿易,香山港轉為以漁業活動為主。
大正13年(1924)碑圳公有化政策實施後,將既有何勝圳改建延伸至香山地區,末代圳長何汀甫捐出,由政府擴大整治,原先命為昭和圳,後考慮居民習慣的稱呼,更改為汀甫圳。汀甫圳引頭前溪水,流經十八尖山腳下,過香山地區入海,是竹塹東南隅的重要灌溉水源。可見香山當地水脈無法提供足夠的灌溉水源,只好遠從十幾公里外的頭前溪引水灌溉。從汀甫圳的修築年代研判,香山地區的大規模水田化,可能遲至日治中期才發生。
而汀甫圳未及之區域,則多靠水塘,或是旱田耕作,在香山地區,台灣製糖株式會社擁有大片甘蔗田,五分車鐵道一路從新竹糖廠延伸到香山以及苗栗竹南一帶。也因此,香山在日本時代的都市規劃中,是作為新竹州的糧倉與後花園。
#國民政府在台灣
香山在此時期面臨了三次的行政區劃重大變更。
先是戰後新竹州解體,1946年,國民政府將原日治9轄區整併東、西、南、北、香山等5區,並將新竹縣竹東區、竹東鎮、寶山鄉併入新竹市竹東區和寶山區,新竹市當時為全台九個省轄市中面積第二大市(僅次於屏東市)。
二於1950年,台灣調整行政區劃,省轄新竹市被撤銷降級,和新竹縣合併,成為新竹縣轄的新竹市。香山、竹東、寶山成為新竹縣轄鄉鎮,原省轄東西南北四區整併為新竹縣轄市,設縣政府於今市政府。
直到1982年,新竹縣市分治,新竹市(升一級回來)和新竹縣分離,縣政府遷至竹北。新竹市與香山鄉合併升格為省轄市,香山鄉改為香山區,才成為今天的樣貌。
民國40年初,有鑒於相思樹經濟價值菲薄,大量農民隨當時風潮所趨改種荔枝。民國56年時,曾經一度盛行栽植洋菇,由食品工廠收買製造罐頭外銷,賺取不少外匯。民國50年台灣玻璃奠基設廠,帶動大同磁器、中台興、美爽爽等廠商前來投資。民國63年都市計畫規劃出香山工業區;民國67年朝山都市計畫實施。 許多耆老也在這段時期,因工業區的興起,選擇棄農從工。
1940年代至1966年間,沿海浮復地急速陸化成為海埔新生地。香山本為港泊地,容易變遷,一旦潟湖地形變化或淤淺,港口機能即迅速衰頹,必須另尋泊地取代。歷史上的香山港泊地一直在頂寮、下寮、汫水港、鹽水港、內湖等地擺盪,而最後以潟湖陸化終結。
幸好,潟湖區是優良的漁場,沿岸漁業成為當地居民重要產業活動,挖公呆、養蚵是許多耆老的共通記憶,香山海域養殖牡蠣的時間更是超過百年,卻因「綠牡蠣事件」重創養蚵業,2004年底,根據台灣大學海洋研究所老師林曉武的研究報告,新竹香山一帶的牡蠣銅含量高達1000ppm,是世界平均標準的40倍以上。造成當地牡蠣銷售量嚴重下滑。然政府期間並無積極作為,一直到2009年,漁業署才陸續收購銷毀並禁止養殖。
一個百年產業,因工業污染而沉寂,農地也逃不過同樣的命運,2001年到2006年間「鎘米事件」,受汙染面積共約33公頃,主要分布於浸水里和樹下里;肇因為汀甫圳的牛埔溪支線及八輪支線流經香山工業區,水源受到工廠排放水污染。雖然92年9月15日新竹香山區浸水社區部分區域(約3.2公頃)已完成改善並解除列管。 但地方的恐懼仍未消失,在訪問的過程中,仍會聽到地方耳語-刺鼻氣味、圳裡突兀的顏色和油汙…,香山工業區在面臨傳統產業出走後沒落,原有的農、漁業也受到損傷,擁有豐富生態的濕地與丘陵綠意的香山,該如何尋找新的出路?這也是我們在訪談的過程中,最常聽到的耆老擔憂,該如何讓子孫留在香山?
#看不見的城市
時光荏苒,地景更迭。
義大利名作家卡爾維諾在《看不見的城市》的「城市與記憶之三」說過;「當來自記憶的浪潮湧入,城市就像海綿一樣將它吸收,然後脹大。」
透過與耆老的訪談,屬於香山的共同記憶於焉展開、往外延伸,景色、聲音、心情的記憶,相同的事件、相異的感受…,記憶隨著時間被型塑或保有原貌。百年香山,存在於耆老的口中和老照片裡,我們紀錄、串聯、想像。
或許,耆老訪談的意義就在這裡了吧!透過地方人的回憶,見證香山的興衰。
或許,我們都存在於某個看不見的城市,找尋自己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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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和參考書目都在書中。
照片是回母校盪鞦韆,以前是輪胎泥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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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祿山為何敢盛世造反 | 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首先要說明,別看安祿山造反的動靜這麼震撼,但對這事兒,他真沒多少勇氣。
你們不是說造反成功率百分百嗎?這是要坑死我啊!
比如公元756年夏天時,洛陽都已是安祿山的囊中物,他還大模大樣的在洛陽登了基,「大燕國」的國號都喊了出來。可一聽說安史叛軍在潼關外吃了憋,李光弼大軍正直奔他的老窩范陽。剛過了把「皇帝癮」的他,立刻嚇得腿哆嗦,朝著部下破口大罵:「汝元向我道萬全,必無所畏。今四邊若此,賴鄭、汴數州尚存,向西至關,一步不通,河北並已無矣,萬全何在?更不須見我。」
——所以,哪怕氣焰最囂張時,安祿山的造反成功信心,也是十分脆弱的。稍吃點虧,那就不留神就要崩。可既然這樣,他為何還敢咬牙硬幹,把這煌煌大唐打到水深火熱呢?
第一個高調原因,就是他扯旗翻臉前,唐朝軍事制度的槽點:
大唐軍備「外重內輕」,十大節度使執掌精銳重兵,手握平盧河東范陽三鎮節度使大權的安祿山,更擁有十八萬大軍,是唐朝中央軍數量的一倍。而且早在天寶六年時,他就緊鑼密鼓準備造反,連每次入朝,都要詳細考察關中各地道路。其部隊經過十多年經營,更是「祿山精兵,天下莫及」。等於是馬刀早就磨的雪亮,就差朝唐朝狠砍下去。
而相對低調的,就是安祿山的部將們,哪能跟安祿山比狂熱的「積極性」!
別看當時是「盛唐」,但大唐的府兵制蕩然無存,府兵制度下的武將待遇,也是名存實亡。以《資治通鑑》記載,那些士卒出身,靠軍功拚殺出來的武將們,當時反而受盡權貴們的歧視。邊鎮的軍將,也早已脫離了府兵系統管控,成了節度使的私人勢力。放在安祿山的地盤裡,安祿山本人,更被其麾下十八萬大軍視作衣食父母,
別說是扯旗造反前,哪怕在安史之亂已覆滅多年後,安祿山的牌位,依然被歸順唐朝的安史叛軍將領田承嗣供進廟宇,享受了這些老部下兵將們二十多年的祭拜,直到唐代宗年間才被砸個稀巴爛。失敗後都這麼高人氣,可以想像,在安祿山振臂一呼前,那支他苦心錘煉多年的叛軍,是何等的死心塌地。如此「積極性」,當然撐起安祿山的膽氣。
但最重要的原因,卻還是大唐君臣的「神助攻」。
雖然後世的學者們,給安史之亂前的大唐,總結了種種毛病。但不爭的事實是,當時的大唐王朝,並非是明末那樣水深火熱的衰世,相反一切看上去無比強大。單以軍事說,就算安祿山能打又如何?唐朝僅在河西地區,就擁有精兵二十四萬,且都是多年來吊打吐蕃的虎狼之師。而且看看地圖部署就明白,安祿山若敢南下,李光弼郭子儀的朔方軍就敢猛攻安祿山老窩,叫他進退不能!無論拚戰場還是拚消耗,安祿山本沒有勝算。
可就是大唐君臣的蠢操作,一次次給野心勃勃的安祿山,送上「勝利的曙光」。
打出「入朝討楊國忠」的幌子,撕破臉發起叛亂。
且不說安祿山苦心經營那些年,奸臣李林甫對他的包庇縱容。踩掉李林甫上位的宰相楊國忠,這位安祿山的死敵,卻是不停送大禮:為搶政績發動對南詔的戰爭,反而瞎指揮打到全軍覆沒,活活報廢了數萬精兵,導致長安洛陽的防務一片真空。外加多年把持選官大權,一切金錢開道,長安各級衙門昏官扎堆。坑事坑到這地步,偏還要揪著安祿山惡治。反而被膽肥的安祿山,直接拿著當招牌。
可笑的是,就在河北前線打成一鍋粥時,楊國忠還在不停給唐玄宗灌迷魂湯:皇上您放心,不出十來天,安祿山的部下就會把安祿山捆了來見您——那邊都亮刀子了,他還在做春秋大夢,如此豬對手,怎能不叫「信心不足」的安祿山,不停的打雞血,一口氣席捲中原。
但比楊國忠更蠢的,卻是他的「上級」:唐玄宗李隆基。
身為一位開創「開元盛世」的鐵腕帝王,「安史之亂」前的唐玄宗,更生動詮釋了「權力讓人變傻」。
安祿山的壯大,本身就是唐玄宗昏聵執政的結果,但猛醒過來的唐玄宗,也一度開始了冷靜的應對。全速轉動的大唐國家機器迸發出強大的威力:打到756年時,唐軍已經穩守住了潼關,李光弼郭子儀的朔方精銳,正朝著安祿山的河北老窩猛打,氣焰熏陶的安史叛軍,眼看就要被甕中捉鱉。
這慘淡局勢,才叫安祿山信心崩塌,發出「萬全何在」的悲嘆。這不是他過度悲觀,這就是安史叛軍當時的無解死境:憑著強大的國家實力和正確應對,養虎遺患導致的安史之亂,原本可以在一年多時間裡迅速平定。大唐別說「由盛轉衰」,延續盛唐輝煌,也絕不是什麼高難度。
但就是這個歷史關口,短暫英明的唐玄宗,卻再次私心作祟。只因懷疑駐守潼關的哥舒翰「不忠」,就不顧戰場局勢,死催哥舒翰決戰,終於把原本贏定的大唐潼關守軍,活活送進安祿山的口袋,然後潼關失守,長安淪陷,唐玄宗倉皇跑路,安史之亂,終於從覆滅在即,變成橫掃半壁山河的戰禍,盛唐時代,就此終結。
安祿山為何敢在大唐盛世起兵造反?
可以說,不是安祿山有多麼堅定的「勇氣」,而是唐王朝一次次昏聵的應對,不斷在他最崩潰的時候,給他勇氣!
一個表面強大,其實嚴重逆淘汰且戰略昏聵的團隊,會「作」出怎樣的災難。唐玄宗君臣的作死過程,就是生動說明。(張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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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斯達:武肺讓人反思「日本就是好」的帝國史遺產 -- 上報 / 評論】
中國爆發武漢病毒,以地緣看來,你以為香港和台灣疫情會最嚴重,但第一波爆發的結果看來,東亞世界的疫情是「近輕遠重」,地理和政經聯繫最多的港台疫情反而較輕,日韓則逐漸變成重災區。現在香港的染病人數是百多人,台灣則少至數十人;日本已經突破過千,韓國則數千人染病,成為名乎其實的疫區。
在爆發初期,有香港媒體在廣東訪問民眾,一班大媽對著鏡頭說,不怕,相信黨和政府,不怕,口罩都不必戴。不夠半個月,中國就大規模爆發,這張截圖也成為廣為流傳的恥笑迷因。也許「相信政府/權威」,就是東亞數地疫情盛衰的關鍵之一。
香港自然不用說,經過大半年的反送中衝突、搜捕和離奇死亡事件,民眾對政府的信賴已經清零。疫情初特區政府放慢手腳,不肯呼籲戴口罩、不斷淡化疫情、至死拒絕封關,導致市民恐慌搶購口罩和物資,也有抗爭者用氣油彈、小型炸彈、放火等方式抗議。民間老鼠拉龜,竟也喚起了全體不信政府而自救的氣氛,加上「不信政府」,就減低了病毒擴散的規範。其次是經過大半年社會動蕩,中國遊客的人數在疫情爆發前已經大減,所以可說是抗爭者救了全香港。
台灣主要是跟世衛有關。世衛因為「一個中國」原則,排拒台灣參與已久,但台灣亦因禍得福,因為全面倒向中國的世衛,在疫情初期就不斷淡化疫情,導致「相信世衛」的國家全部錯失時機。因為長期不能靠世衛,台灣自己的醫療系統就「自主研發」起來,加上選出了較為本土優先的政黨,上天還是眷顧台灣。
長期過度美化日本
至於日本就是另一個情況。日本的文化輸出,令我們長期過度美化日本。我們想像日本人很清潔企理,又是主權國家,應該擋得住。疫情初期,很多居住在日本的朋友,不斷抱怨日本政府和民眾毫無防疫意識,也毫無減少中國遊客的意識。那時說出來,香港的網友也不相信日本有事搞不好,但實情就是現在日本也要向台灣取「疫情經」。
日本和中國一樣,疫情迅速傳播,涉及一個文化和體制的問題。日本人合群到一個神經質的地步,不能為其他人帶來麻煩和恐慌,是他們的金科玉律。因此每個提出「疫症很嚴重,要及早準備」的聲音,都會被視為為恐天下不亂而抵制。同樣的事情,應用在東北大地震和福島核電災難。後來一些揭露福島核電問題的日本人,也被同胞施壓。因為說出來,就是揭一個群體都處理不了的瘡疤,在崇尚和諧穩定的社會結構不受歡迎。
至於校園,也聽過不少為了保住中國留學生不受打擾而淡化疫情。戴口罩一直沒有普及。日本人甚至笨到在Twitter呼籲別人不要講「武漢肺炎」,認為這樣是差別待遇是歧視中國。只能說是經濟起飛幾十年來,日本民間已經變成毫無有機自發性的巨嬰,抱著「和平真好」的信條,無視現實。一般日本人信政府,政府就信世衛,病毒就這樣輸入。而日本的精神勝利、報喜不報憂、服從上級的文化體制,自然是其中一大推手。
去年年底,我去日本參加一個關於反送中的交流,發現日本人與精神世界動蕩不堪的香港人完全不同。他們很少視中國為世界和平的威脅,他們認為美國才是最大威脅,視中國為維護區域和平的重要伙伴。幾十年來,日本都沒有真正的社運,與政府保持距離的公民社會衰弱,人民信政府,政府信世界秩序 (世衛),自然中招;為了保護國體的安保鬥爭最終熄滅,取而統治日本的親中、左翼和媚外的世界觀。當世衛和中國一心坑你,日本自然毫無免疫力。而且日本還要搞奧運,當然就粉飾太平硬撐下去,會撐到多少人染病而死,尚未可知。
戳破「日本就是好」的帝國遺產
日本的崛興和衰落,都與「相信政府」有關。明治維新為何成功而洋務運動失敗,一直是東亞史的經典比較題。其中一個關鍵,明治維新雖然是由天皇名義進行,但實際上是由封建國由下而上推行。洋務運動則受到地方和人民抵制。在江戶幕府時期,幕府與諸大名國的關係都是緊張和貌合神離。大名不相信所謂的「中央政府」,偷偷自己和外國做生意、輸入外國學問,到美國黑船來臨,不少有潛力的大名國經已有了初期的資本主義建設經驗和洋學知識,明治維新時早就有地方建設的成功經驗。人民相信政府,但明治政府當權者,是地方練歷出來的下級武士,不是長於深宮婦人之手的官二三代。
當時日本人面對外國殖民帝國來襲,迅速反應,相信政府,卻剛好押到了寶,押到了有視野和歷練的菁英武士,開創了歷史的奇跡;由明治維新到二戰,前度的地方諸侯和下級武士左右了日本大局,這些人也扮演了「公民社會」對沖政府的避險功能,即使下野,也有方國的鄉黨支援,有影響力,政府不是絕對的權威;但二戰打爆了一切,日本最後保護國魂的努力,也隨著安保鬥爭失敗、三島由紀夫自殺等事件而大致告終。70年代之後日本發大財,政府的控制力變得無遠不屆,日本人沒有改變,仍然相信權威,相信政府,但政府已經不是由下級菁英武士控制,他們不是開疆闢土、具有水滸精神的封建制菁英,而是蕭規曹隨的公務員。
跟祖宗之訓也不是不好,太平無事也應該如此,但一定應付不到突如其來的巨變。日本和中國一樣,當脫離封建進入大一統之後,大方向走錯了,就很難及時糾正,往往要付出滅頂的代價。北海道知事鈴木直道因為反對安倍的消極政策,積極防疫,大出風頭,這令人回想一直反對與世界開戰的海軍頭子山本五十六,但舉國如此,無力回天是常有的事。
武漢肺炎不只刺破了中國「舉國體制最有效率」的神話,或許亦令人重新反思「日本就是好」的帝國史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