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斯達：中共是宗教搗毀政策的繼承者，而發明者是？ | 立場新聞】
中共建國以來，宗教事務一向抓得緊緊。中國人在文革時搗毀過很多廟宇，近來亦有越演越烈的趨勢，強拆教堂、迫害信徒之類的事層出不窮。
在國家恐怖主義虐肆的維吾爾地區，習近平進入崇拜儀式、國家話語進入官方經文；一些伊斯蘭寺在爭取不被強拆的時候，要作出「改建得更具中國特色」的妥協。[1]
介入和控制宗教組織似乎成為了中國共產黨的註冊商標，因為很多人都說得出馬克思那句「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因此認定中共的本質就是反對宗教。這並沒錯，但只是事實的一半。其實反宗教的意識形態在中國已經運行了超過一個世紀。晚清在晚期開始改革，本來是少數革命份子在談的「國家民族要進步」，正式在國家機器的提倡下成為「國民意識」。
二十世紀初，中國讀書人、年輕人最熱捧嚴復翻譯過來的《天演論》。這本書將達爾文《物種起源》的原理套用於國家和社會，提出國家之間也會彼此競爭和優勝劣敗。
嚴復將這種觀念，應用於面臨存在危機的中國（天朝自尊的失落），開啟了中國要「自強保種」的思潮。進步派開始認為傳統文化阻礙國家進步和進化。
作為中國現代國家神話一部乒份的孫文，就有一個在家鄉時搗毀神像的「反迷信」事跡。不管歷史有多少水份，這也說明了在那個時代，反對「迷信」是多麼偉光正。
要富國強兵，必先改革國民的思想，也就是掃除迷信。大清因1911年的一連串歷史巧合而腳痛下台。在之後的十年，民國政府、新文化運動、強國思潮糾纏在一起，在全國各地孕養了一場移風易俗的反宗教運動。
一開始由民國中央開始，象徵性而溫和，例如廢除祭天儀式；官員就任，不再依傳統到城隍廟參拜等等。
革命成功之後，孫文等革命黨卻很快發現，自己在急速形成的中央政權被邊緣化。國民黨雖然在第一次選舉得到多數席位（269席），但身負組閣重任的宋教仁被刺殺，國民黨與北京軍閥的矛盾爆發，孫文流亡廣東，後又與廣東國主陳炯明不和而相鬥。孫文引入各路軍閥攻擊陳炯明，並成功入主廣州。
1921年，孫文指派自己的兒子孫科做廣州市長。孫文等人要再革命，與北伐運動一齊開展的，是看似毫無關係的反宗教運動。
因為廣州政府債台高築，國民黨借用滇軍、桂軍和粵軍聯合與陳炯明對峙，軍費開支龐大；之後又要籌謀北伐。孫科政府開始在廣州各方面抽取重稅，嚴重干擾廣州人的生活，包括宗教生活。
例如要求廣州的官方廟宇及街坊廟宇「為國家犧牲」，改建為新式學校及其他政府機關；根據當時的廣州市政府公報，他們將大約五百七十間廟宇公開拍賣。
另外政府也對香燭冥鏹等東西加徵重稅，對於民間的反對乃至反抗，就聽而不聞甚至使用軍警鎮壓。
1924年，國民黨因為重稅問題而與地方人士衝突，領頭的是領有民兵的廣州商務總會及粵商自治會。
後來衝突擴大，加上當時已經活動的中共也加入抽水，最後釀成武裝衝突和街頭械鬥，不少地方士紳被殺；現在仍知名的廣州西關也因此而一旦焚毀。[3]
廣州的悲慘歷史，是革命政權典型的鵲巢鳩占。當地人的本土利益及宗教權益被犧牲，讓路於革命黨建立全國現代政權，以及推進「國家民族要進步」的抽象議程。
國民黨北伐成功之後，對於宗教的干預走得更深。1928年南京政府行政院公布《神祠廢存標準》和《廢除卜筮星相巫覡辦法》，對宗教分類，供奉先哲及佛、道、伊斯蘭和基督教的宗教場所，才可以「依法保留」；若宗教場所供奉的神靈來歷不明，或沒有根據，則要廢除。另外又命令各種巫師、風水師、靈媒等必須放棄從事「迷信行業」。
在地方上，政府設立了「風俗改革委員會」，以反迷信的口號，介入社會風俗、審查寺廟是否合格。風氣所及，全國興起「打城隍」的潮流，進步派打碎城隍廟中的神像，已預示了幾十年後的文革風情。
地方上的風俗委員會，步伐比起南京激進。開了頭的南京，畢竟並不是共產黨，他們只想適度進步，而不想全盤否定中國文化，例如仍能為黨國所用的忠孝仁義道德。但後來連本來有豁免權的佛教和基督教也成為進步份子的目標。運作大約一年後，「風俗改革委員會」被南京解散。
一如法家也許回答了堅持性善論的儒家所不敢回答的大哉問 （當人民不願意接受教化，統治者應該如何），而走向刑獄威殺和權術主義，而成為了儒家的完成版本；中共後來只是完成了國民黨不敢做的事，中共是國民黨的完全體。
「反宗教」其實不自中共始，而是現代國族主義者追尋現代性（modernity）的共同路徑，只有步伐快慢之分，而沒有路線差異。至於這條路是走對還是走錯，才是價值認同的問題。
今日中共對各種宗教的干預和「再組織」，除了忌憚「組織」這東西之外，還是依賴一種進步主義的世界觀。國家要強大、民族要進步，便要盡量袪除宗教和信仰的影響。
而恐怕這種思潮，自《天演論》風行中國以來，在一般民眾中就有影響力。只要事情結合國家建構、推進國家利益的論述，中國追尋現代性所吸收過的毒素，就會輕易浮現。如果說要反省而後反對，那麼反省的對像恐怕不只中共，而是要回到當代中國的現代國家建構。問題出在「中」，而多於「共」。這便是其一個海外華人常討論的命題：中國的傳統有甚麼養份，使得共產主義能夠落戶並且生根？
中國人沒有選擇「聯省自治」乃至「共和」，而是選擇了黨國。黨國說到最後是建基於傳統社會的屍體上。強幹要在弱枝上長出來。宗教和民間結社，是一種古老的組織方法，在黨國的歷史觀看來，如同其他傳統事物和機制，都是黨國（國家民族利益）擴權的障礙。
這條刀耕火種的路，與其說是由馬克思而來，不如說是馬克思那句話合了當代中國人的口味，才被選擇性地繼承了下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