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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國寶」陳垣：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的污點｜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11月12日，亞運會開幕當天，也是中國史學大師陳垣先生誕辰130週年紀念日。

11月21日，國內數十位在陳垣研究、史學研究方面卓有實績的專家學者齊集中山大學，追憶研討這位廣東籍學人、當代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的學術貢獻。

陳垣先生的長子陳樂素、嫡孫陳智超先生也都是著名的歷史學家，「新會陳氏」祖孫三代均在史學領域內蔚為大家，是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一段佳話。陳智超先生應邀參加了此次研討會，並接受羊城晚報記者的獨家專訪。

一、「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有一個重要觀點，即「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這句話是他在什麼環境下講的？他做過哪些努力？

陳智超：這話他不止講過一次，並不是一句即興或者偶爾的話。最早應該是1921年，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會議上。他當時的學生鄭天挺回憶，陳老師(援庵)說：「現在中外學者談漢學，不是說巴黎如何，就是說西京(即日本京都)如何，沒有提中國的。我們應當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奪回北京！」

羊城晚報：他在不同場合多次重申過這個觀點。

陳智超：1929年，陳垣先生在北平師範大學兼任過一段時間歷史系主任。他的學生柴德賡回憶說：「援庵老師深以中國史學不發達為憾，常說日本史學家寄一本新著作來，無異一炮打到我的書桌上。」

1931年9月14日，胡適在日記裡提到：陳垣問我，漢學正統這時候在西京，還是在巴黎呢？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兩個人就相對嘆息，希望在十年之後，把漢學中心奪回到北京。

羊城晚報：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有這樣想法的不止陳垣先生一位。

陳智超：對，包括胡適、傅斯年、陳寅恪等諸位先生，都深以為憾，並且有緊迫感。祖父在北大的一位學生朱海濤回憶，「九．一八事變」以後，學生問陳先生對於時局的看法，他就說：「一個國家是從多方面發展起來的，一個國家的地位是從各方面的成就累積起來的，我們必須從各個方面努力和人家比……我們幹史學的，就當處心積慮在史學上壓倒人家。」

二、學術沒有國界，但學者有祖國

羊城晚報：世界著名的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對陳垣先生非常推崇。但是我們也看到，陳垣先生曾作《敦煌劫餘錄》，以「劫餘」二字表達對斯坦因、伯希和這些西方漢學家某些行為的斥責。那陳垣先生和伯希和有沒有過交集，他們的關係如何？

陳智超：伯希和確實不止一次在公開場合稱讚援庵先生，都有記載留下來，這是一方面。此外，最近在存於巴黎吉美博物館的伯希和檔案中，發現有陳垣先生給他的信，信中提到，你寄來的文章我收到了，一共十五冊。你請我送給王國維先生的單行本，我也轉交了，但很可惜，轉交三天之後他就自沉在昆明湖了。從這裡就看到伯希和、王國維與陳垣三人之間的關聯。

他們兩人有證可考的交往可以追溯到1924年左右。伯希和研究過摩尼教，來華在福州時聽一位龔先生說，在福州烏石山有兩塊摩尼教的碑，但沒有來得及去看。後來伯希和就寫信給陳垣先生，托他有機會再查找一下。陳垣先生的助手樊守執是福建人，正好去福州辦事，於是囑他查找，花了很大功夫，可惜最後還是沒有找到。

羊城晚報：看來他們之間不僅有學術上的交流，而且是可以互相託付辦事的關係。

陳智超：應該說不是一般的交往。1933年，伯希和又一次來中國，當時他把俄國博物館館藏的《元秘史》拍了照片送給中國，中國方面招待他，我的祖父也參加了，而且還回答他的問題，這封信都保留下來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撰寫《敦煌劫餘錄》大概也就在上世紀30年代吧？

陳智超：這部書是1931年出版的。為什麼叫「敦煌劫餘錄」呢？是因為敦煌的這些經卷，後來藏在北京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是經過斯坦因、伯希和掠奪之後，剩下運到北京的部分，一共八千卷。陳垣先生在助手幫助下，花了三個月時間整理清點了一次，編出了這部目錄書，這應該說是敦煌卷子裡面最早的、最科學的目錄。

出版的時候，陳垣先生在序言裡點名批評伯希和：「(清光緒)三十三年，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繼至敦煌，載遺書遺器而西，國人始大駭悟。」有人當時就建議，是不是可以用詞緩和一點，「劫餘」二字過於刺激了。但是他說不行，「劫餘」二字還不能抒發他的憤慨之情，所以堅持不改。你說伯希和知道不知道這個事情？當然知道，而且後來二人確實見了面，伯希和還是對他表示敬意。從此我們可以得到重要的啟示，在外國人面前，只有堅持正確的愛國立場，而不是奴顏婢膝，才能得到對方的尊重。

羊城晚報：那麼陳垣跟伯希和的關係，如果單純從個人層面來說，還是比較友好的。

陳智超：學術沒有國界，但是學者是有祖國的。伯希和是西方最傑出的漢學家之一，但也是掠奪敦煌文物最精的一個人。此人有他的兩面性：1933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日本人趁伯希和第二次來華，希望他也能訪問日本，但他為了表示對日本人侵略東北的憤慨，取消了赴日行程。1945年10月伯希和去世時，陳垣先生還寫信給傅斯年表達了惋惜之情。


三、治學無捷徑，唯有刻苦和持之以恆

羊城晚報：我們看很多關於陳垣先生治學的文章，深感他除了以研究成果影響後代，其治學之道也給今天的學術界帶來很大啟示。

陳智超：我看啟示應該是多方面的。首先有個大前提，從陳垣先生有志學歷史開始，就有一個很明確的觀念：作為歷史學家要有一種自覺，要喚醒國民的歷史觀念。什麼是歷史觀念？不同時期有不同重點。在他那個時代，就是不能忘記外國的侵略，不能忘記中國的光榮傳統，不能忘記中華民族抗擊侵略的氣節。學習歷史研究歷史的目的，這一點是首要的。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做學術不僅憑興趣，更不是為了成名成家，而要有家國之思、民族之念。

陳智超：這一點很重要。另外，他強調治學無捷徑，唯一的體會就是刻苦和持之以恆。比如說有四年時間，因為每天都很早起床編《中西回史日曆》，苦心設計簡明方便的表格，結果得了胃病，只能吃麵，對於一個廣東人來說實在痛苦。在他60多歲研究佛教史時，因為需要參考的一部典籍貯藏在一個潮濕陰暗的地方，多年無人進入，蚊蟲很多。他每天都是吃了奎寧就進去用功一天。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言必有據，實事求是」的嚴謹態度也給人留下很深印象。

陳智超：他強調，歷史學者就應該對歷史負責，要求真，不能去編造歷史。為了求真，有些問題就不是一下子能解決的。陳垣先生倡導文章不要急於發表，「寫成之後要多置時日」，認為如此一來，一者或許有新的材料補充，二者或許有所修正。他自己就曾經重金購買清人的手稿，研究其修改的過程，了解前人怎樣做學問。還有，他要求「不說閒話，力求創新」，提倡「理要講清楚使人心裡服，話要講明白使人看得懂，閒話不說或少說。」在學風上則力求創新，「凡論文必須要有新發現新解釋方與人有用」。這些思想和親身實踐對當今學術界是有借鑑意義的。


四、長居北京，與嶺南割捨不斷

羊城晚報：還想向您請教陳垣先生與嶺南文化之間的關係。首先，出身於一個務實的廣東商人家庭，對於他的人生和治學有沒有產生什麼影響？

陳智超：應該說有很深的影響。祖父是我們家族第一代的讀書人，他前兩代是經商，再前面恐怕就是農民。同輩也有很多經商的，但他從很小就喜歡讀書，雖然沒有家學淵源，也沒什麼師承可言。

祖父當時看書，並不限於只看四書五經，尤其喜歡讀史籍。於是長輩裡就有人指責他不務正業，但是曾祖父還是「購書無吝」。例如他十六歲那年，買了一部《二十四史》，就花去了曾祖父一百多兩銀子，這不是一般的支持。

羊城晚報：家庭給了他比較殷實的經濟基礎，父親又給了他寬鬆的讀書環境，這是家庭的影響。那麼地域方面呢？

陳智超：廣東這個地方，一方面最早感受到列強侵略，另一方面歐風美雨也是最早被感知。祖父在五歲以後就到了廣州，當然跟在新會時大不一樣，接觸了很多新知新事。另外，他在博濟醫學堂和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求學任教經歷也十分重要。這幾年所受到的近代自然科學的嚴格訓練，對祖父後來的史學研究起了積極作用。他在上世紀30年代的一封家書中曾說：「余今不業醫，然極得醫學之益，非只身體少病而已。近二十年學問，皆用醫學方法也。有人謂我懂科學方法，其實我何嘗懂科學方法，不過用這些醫學方法參用乾嘉諸儒考證方法而已。」雖然有點自謙，但這也確實是他能超越乾嘉大儒的原因之一。

羊城晚報：那他為什麼後來就長居北京了呢？

陳智超：他中間也曾短期回鄉，但應當承認，定居北京對他一生來講，有很大的影響。那時不像現在，即使你在窮鄉僻壤，只要有互聯網就可以知道天下事。祖父那個時候就不一樣，要看《四庫全書》，在廣東行嗎？要跟第一流的學者交流，也要在北京才有這個便利。

羊城晚報：那他思念廣東嗎？

陳智超：很思鄉。這種思念，甚至包括到具體的食物，如燒鵝、土鯪魚等。家鄉的災害他很掛心，而且對廣東學者也非常提攜，比如說岑仲勉先生，本來在廣州一所中學當老師，把刊有自己作品的校刊寄給我祖父，他馬上就轉送給了陳寅恪、傅斯年諸先生，直至將岑先生一步步薦入歷史語言研究所。

羊城晚報：您祖父在北京時，還說粵語嗎？

陳智超：在家裡他一直都說粵語。而且，他要求在北京生長的子弟，也一定要學廣東話，有時候還會親自教。在廣東的子女，也要想辦法學官話，甚至連我的姑姑都接到北京來上小學。


五、「二陳」比較研究，應不帶偏見

羊城晚報：今天的研討會也有很多學者提到了陳垣和陳寅恪兩位先生的比較，這也是近年來比較「熱門」的一個課題。您如何看待這種比較？

陳智超：我的看法是，我們要實事求是、不帶偏見地去研究。有些人連兩位先生的主要著作都沒看過，就發表議論，這不大合適。

陳寅恪先生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所的學生戴家祥提到，他在跟老師散步的時候，陳先生講，我就佩服兩個人，一個是王國維先生，第二位就是陳垣先生，他「學問踏實，德才兼優」。陳寅恪先生在給陳垣先生的信中，稱他為「大師」，據我所知，這樣的稱呼在寅恪先生的信中好像是絕無僅有的。另一方面我祖父對陳寅恪先生很尊重，他在給我父親的家書裡面描述，自己怎麼希望陳寅恪先生給他寫序，而且也只有他能寫這個序言。這種推崇不是虛名和客套，他們二人互相都很推崇。

羊城晚報：但是新中國成立以後，陳寅恪先生寫出了《柳如是別傳》、《論再生緣》這些皇皇大作，但陳垣先生的論著比起以前就少了很多。人們會從這些比較上得出某些結論，您怎麼看？

陳智超：首先有一個問題不能回避，陳垣先生比陳寅恪先生大十歲。其實，並非1949年後陳垣先生的論著戛然而止，他最後一部大的著作《通鑑胡注表微》是在1946年刊行的，那時他已經66歲。當時他在家書裡面就多次流露「將軍老矣」。

羊城晚報：是不是也有身體不好的原因？

陳智超：一方面當時關於輔仁大學的爭奪很激烈，梵蒂岡要停發經費，輔仁還有三千多師生，中央人民政府不管誰管？這裡面的鬥爭牽扯了他大量的精力。另一方面，年事已高，他也確實身體狀況不樂觀。1953年祖父給冼玉清先生寫了一封信，大意是說：四九年以後因為各種事忙，沒有時間寫學術文章，我正要寫了，結果右手麻木了；請蘇聯專家醫生看過，說我要立即停止一切工作，要休息。這一次就住院大概一百多天，然後陸續又住了八、九次醫院吧，1964年還動過一個大手術。健康狀況不允許了。


六、陳垣還擔負相當的社會工作

羊城晚報：新社會帶給他的震動應該也很大。

陳智超：這當然也是另外一個原因。他經過了晚清、北洋軍閥、國民政府、日本人統治，曾經一度對辛亥革命之後的民國成立以及抗戰勝利都抱有很高期望，但最後都失望了。解放以後為什麼他轉變很快，並不是因為讀了很多馬列主義的書，而是因為看到了現實。我老引這段話，祖父1949年曾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文章中說：

「有人問我北平解放後，你看見些什麼和以前不同？我告訴他，看見的先不說，我告訴你看不見的。解放後的北平，看不見打人的兵，看不見打洋車伕的警察，街上看不見乞丐，看不見整天花天酒地的政府官吏，看不見託人情送官禮的事情，更看不見有所謂『新貴』在琉璃廠買古董……這不同於以前的改朝換代，的確是歷史上空前的、翻天覆地的大變革。」

羊城晚報：那麼他在學術上主要做了什麼？

陳智超：1949年之後，祖父主要做了兩件大事：因為他原來的著作很多都是木刻本，或者在雜誌上發表，現在全部由國家出版社排印出版。大部分著作都是他在解放後精心修改過，並且重新整理的，這是一件工作。另外，就是著手整理《舊五代史》和《冊府元龜》，這是很大的工程，但沒有來得及完成。

羊城晚報：此外，陳垣先生的社會工作也相當繁重。

陳智超：是的，他關心史學教育，繼續指導學生，為出版社審稿，還當著幾千人學校的校長，這都佔去相當的精力。以前的幾十年，他每天凌晨四時起床讀書寫作，晚上九時就寢，生活很有規律。但解放之後，因為不斷參加各種會議，午夜才入睡也成了常事。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二陳在解放後的身份迥異，所以他們承擔的職責也是很不一樣的？

陳智超：對。陳寅恪先生應該說是比較純粹的、學院式的學者，陳垣先生有相當的社會活動，而且還是一位教育家，這個區別客觀存在。

羊城晚報：二人原先在學術上經常交流，新中國成立以後，這種交情還在嗎？

陳智超：這種交往一直沒有斷。過去兩人通信很頻繁，後來因為陳寅恪眼睛失明，沒有直接通信的可能，但還是互相關心的。1953年12月，陳垣給冼玉清先生的信中寫道：「中古史研究所事情當汪君未南行前，曾到舍間商酌，同人意見以為所長一席，寅恪先生最為合適。今聞寅恪先生不就，大家頗為失望，奈何！」而在1955年的信中，陳垣問冼：「寅恪先生起居佳否？聞其女公子調粵工作，可以照顧，甚善。」可見其關心。

七、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

羊城晚報：最近您主持編輯的《陳垣全集》出版了，人們發現書中收入了他生前寫的一個內部檢討材料，裡面交待了有關「曹錕賄選」的情況。

陳智超：我始終不把祖父看做一個完人，更不是把他看做聖人。他就是一位傑出的史學家、教育家、愛國者。他參加曹錕賄選是在1923年，我在全集裡面特別收了他寫的一個內部檢討，當時領導並不要求、也不希望他公開檢討，是他自己寫的。我把這篇文章也發表了。我覺得，既然是全集，就要反映全面。他自己一直認為，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我也不能給它抹掉了，我保留這封檢討，是讓人家全面了解他，他不是完人，也曾走過彎路。

但是，評價一個人的一生，看他的全部，要看他的晚節。就在參加賄選的同年，他寫了被蔡元培先生稱為「石破天驚之作」的《元西域人華化考》，後來又被推舉為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和故宮博物院理事，為保護故宮及故宮文物，與北洋軍閥進行了堅決鬥爭，一度還被捕並遭軟禁。上面提到的陳寅恪先生稱他「德才兼優」，也是在「賄選事件」之後。從這些也可看出當時社會對他的評價。

羊城晚報：那麼這件事到底當時是個怎麼回事？

陳智超：當時陳垣是國會議員，是拿薪水的，而且這個是他主要的收入來源。但由於連年戰爭，薪水已多時未發，後來得到通知說要補發欠薪了，也同時要求他們參加選舉。這是他終身的憾事。

八、三次婚姻與感情生活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出生在一個大家庭，有兩位母親，先後有三個妻子、十一個子女。在感情方面，他處於一種什麼樣的狀態？

陳智超：陳垣5歲時，父親把他過繼給了去世而沒有子嗣的三伯父。陳垣後來回憶說，雖然與過繼母親李氏生活在一起，她對自己也百般關愛，但畢竟是在生母周氏的懷抱中長大，對她還是很依戀的。每次吃飯，他總是在過繼母親處吃一點，然後又偷偷跑回生母那裡去吃飯。五六歲他就離開家鄉到廣州求學，除了有限的幾次回鄉省親外，很少有與母親見面的機會。他常因不能親自侍奉母親而內疚。

年輕時陳垣聰明博學，又長得一表人才，在廣州時被稱為「靚仔垣」。還有人提到這麼一件事：由於經常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又擅長演講，陳垣的名氣與日俱增，招來了不少開放女性的追求。陳垣有段時間用筆名發表文章，其中一個筆名是「豔」，友人問他何意，他坦言是他最喜歡的一個女朋友。

羊城晚報：他為什麼會有三次婚姻呢？

陳智超：1913年因赴北京從政，陳垣跟以前的生活切斷了聯繫，包括「父母之命」的原配妻子鄧照圓，也就是我的祖母。祖母原名「珍安」，識字不多，裹過小腳，因為祖父又字「圓庵」，所以祖母后來將自己的名字改為「照圓」，但他們兩人終究因為彼此思想的巨大隔閡，祖父來京後兩人就沒有再生活在一起。但是祖母知道祖父喜歡吃家鄉的鯪魚，就常讓子女買來曬乾，寄到北京。因為祖父過繼時是「兼祧兩房」，所以又娶了二房吳淑媛，比他小四歲，但也沒有隨他去北京，不久因意外失足落水而亡，年僅28歲。

後來追隨祖父去北京的徐蕙齡，是他在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師妹和學生。他們在北京共同生活了近40年，但到了晚年感情不和，出現巨大矛盾而分居了，後來徐夫人跟隨所生的兒子陳容到了天津生活。

對於身在天津、廣東的兩位妻子，祖父一直寄生活費。直到1966年5月，她們兩位在相隔不到一週的時間內先後去世，祖父這時已經是86歲的老人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晚年，他的女弟子劉乃和成為了得力助手和忘年知己，長期相隨。二人之間的關係到底如何？

陳智超：這個問題不是幾句話就可以說清。我的妻子曾慶瑛教授曾在《陳垣和家人》一書中，用了專門一節全面談到這個問題，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相關內容。



大師陳垣

陳垣，字援庵，廣東新會人。當代著名的歷史學家、教育家，曾被毛澤東稱為「國家的國寶」，與陳寅恪並稱「史學二陳」。

陳垣先生於1880年出生，六歲至廣州讀書。早年曾考科舉而名落孫山。在博濟醫學堂學過西醫，後創辦並入讀光華醫學堂，並留校任教。

1905年，與潘達微、高劍父創辦《時事畫報》，反對滿清專制、外國侵略，以觀點立場激進而著稱。辛亥革命後，當選民國眾議員，從此定居北京，後曾任教育部副部長。

1917年，38歲的他發表第一篇學術著作《元也里可溫考》，開闢了宗教史研究領域，當即震動學界，一鳴驚人，由此開始學術生涯。

抗戰淪陷期間，他閉門研究，堅決不與日本人合作。1949年，他選擇留在大陸，晚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病逝於1971年。

作為史學大師，他在宗教史、元史、中外交通史、考據學、校勘學、歷史文獻學上獨創甚多，學術建樹影響至今。

作為教育家，他從教74年，從傳統私塾老師到現代大學校長，前後執掌輔仁大學、北京師範大學46年。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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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民黨 宋楚瑜 治國政見-讓我們共同改造台灣

關鍵四年 讓我們共同改造臺灣

工業革命，奠定了英國富強的基礎；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國近五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任誰也無法想像，一個蒸氣機的發明，立即改變了整個生產過程，甚至富強了一個國家。任誰也無法想像，一個理念的宣揚，立即改變了傳統中國的封建制度，甚至創造亞洲第一個民主國家。當時代的巨輪不停向前轉動的同時，也意味著新、舊典範之間的開始競爭、轉變、位移。正如同美國獨立運動所創建的民主政治制度，對當時仍堅守君主專政制度的法國而言，不可不謂是前所未有的奇聞，然而，到了最後，卻成為法國共和政體所欲學習的對象。

這意味著典範之間的競爭，在一開始可能會有所衝突；典範的轉變，在一開始可能會無法讓人欣然接受。在任何一個時代之中，總有一群人扮演拒絕改變的保守派，相同的，也總有一群人扮演接受時代挑戰的變革派。兩者的差異，端視其面對外在環境改變時，所抱持的心態是抗拒，還是正視外在環境的變遷，而找尋適當的對應方式。老羅斯福總統，面對經濟大蕭條的年代，選擇前衛性的擴張需求政策，使美國安然渡過經濟難關。蘇聯戈巴契夫總統，面對追求民主化的蘇聯共產政權，選擇用和平轉移政權的方式，避免了一場流血衝突。埃及總統穆巴拉克以及敘利亞總統格達費，面對人民追求政治上的自由民主，選擇以鎮壓的方式，回應民眾的需求，終至自己領導的政權垮台。顯見國家領導人面對時代變遷、典範轉移時，他所做的任何決定，都影響了國家是繼續前進，或是對立內耗。


一次寧靜革命

民國76年，堪稱是臺灣社會運動史上，關鍵的一年。由於國民黨宣布解嚴，並開放政黨登記，使得臺灣社會更朝向正常民主國家的方向發展。勞工運動、農民運動、教師運動、殘障者與其它弱勢族群爭取權益運動、老兵福利自救運動、政治受難者人權運動和大陸來臺人士返鄉運動等，相繼出現，讓臺灣的社會運動從基本人權走向政治人權。這樣的變革，讓過去生活在戒嚴威權時代的民眾，完全無法想像。爾後，伴隨人民政治知識的增加，以及民國79年，司法院做出的第二百六十一號解釋文，讓知識份子以及有志青年群聚中正紀念堂，號召野百合運動。野百合運動的主要訴求是改選萬年國會，讓臺灣得以落實真正的民主化。野百合運動的出現，大大衝擊當時國民黨統治的正當性。而四十年未曾改選的國民大會代表以及立法委員，終究在民國80年底全數退職，堪稱臺灣政治史上第一次不流血的「寧靜革命」。因為寧靜革命，臺灣人才得以用自己的選票選出立法委員、省長，甚至是總統。

國會全面改選的重要性在於開啟了總統直選的可能。回首第一次臺灣舉辦總統民選的過程史，我們才會知道總統民選是件多麼得來不易的一件事。有的人站在歷史的浪頭上，選擇委任選舉，也有的人站在歷史的浪頭上，選擇全面直接選舉，不同的選擇造就出不同的歷史結果。但我們慶幸臺灣人民選擇正確的一方，不畏懼國內、外政治環境的壓力下，堅持由臺灣人真正當家作主，用民主的方式，選擇自己想要的國家領導人。不但傲視東亞，更贏得民主國家的敬重。


二次寧靜革命

然而，歷經了四次總統選舉以及兩次的政黨輪替，我們發現臺灣的民主並沒有因此深化，反而讓臺灣的民主被統獨、藍綠意識型態所綁架。政治人物的想法，不再是為了提升人民的福祉努力，反倒是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犧牲大眾的利益。前人辛苦爭取來的參政權，也變成政治鬥爭下的奪權工具。試問要求選民含血、含淚投票的政客們，心中究竟把選民的福祉放在第幾順位？到底是增進升斗小民的福祉比較重要，還是維繫政客們的既有權力、既有利益比較重要？茉莉花革命的號角，喚起了人民自覺的力量，也敲響了西非獨裁政權的喪鐘。這股來自人民自發性的力量，強烈宣示主權在民的真理。

臺灣囿限在統獨枷鎖、藍綠對抗的紛爭已經十多年。這個政治人物創造出來的假議題，虛耗臺灣政治、經濟發展的動力。不但阻礙了經濟的成長，也延緩了民主的深化。未來四年是臺灣要脫胎換骨的關鍵四年，面對國際各方面強烈的競爭，我們需要再一次脫胎換骨的改革，這就是「二次寧靜革命」。寧靜革命，不是要挑起對立，血淋淋的與敵人對抗，達到改朝換代的目的。相反的，二次寧靜革命是要重建人民彼此之間的信任關係，摒除藍綠、摒除統獨、摒除對立，用民主的機制、用投票，向挑起對立的人說NO，重建一個和諧、互助、互信的新臺灣社會。我們期待臺灣在經過這次脫胎換骨的寧靜革命後，讓臺灣成為全球華人最想居住的地方，讓臺灣成為引領大陸巨龍前進的龍珠，讓臺灣成為東方的瑞士。



讓臺灣成為全球華人最想居住的地方

二次寧靜革命是一種體質的改造，要由內而外的，改造政府的體質以及人民之間的關係。它包含改變政府做事的態度，並且引領整個社會建立互信，進而引領整個國家產業進行根本上的變革。唯有重整政府，讓政府施政效能提升、產業改造，讓整體失業率降低、重建信任，讓社會各階層、各族群和平相處，方能吸引全球華人來臺定居。

一、重整政府，重建人民信任

「重整政府」，不是一個口號隨便說說，而是要讓政府不但清廉，更要有效能，要能確實的發現問題，進而解決人民問題。執政者（政府）除了做好一個管理者，更要主動做好輔導者的角色，幫人民過更好的生活。另一方面，重整政府是要讓政府更有公信力，才能更有公權力；如此一來，人民才會真正相信政府。
為了讓政府效能提升，因此，當前行政機關必須進行根本性的體質改造。首先是組織文化的改造，消滅欺上瞞下，建立良性競爭。政府官員面對人民，不是面向長官；人民才是政府的主人，官員只是為人民服務的僕人。其次，政府機關必須去疆界化（Boundary-less），政府各部門必須總體作戰，不能各自為政。政府機關猶如人體構造，人體沒有任何一個器官可以單方面運作，而不需要其它器官的輔助。相同的，政府也是。單兵作戰、各自為政英雄主義式的政府，只存在於童話故事之中。現實生活中，政府必須整合，進行上下左右機關的連結。否則一個政策順了姑意，逆了嫂意，不是政令不出行政機關，就是政令朝令夕改，民眾無所適從。第三，重新界定中央與地方關係，不論財政、體制、指揮、總體監督與執行，都必須重新規劃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係。中央政府必須一改過去是地方政府上級單位的心態，中央與地方關係，不再是絕對的上下、從屬關係。中央與地方是伙伴關係，中央政府協助地方政府，共存共榮的和諧新關係。第四，強化國會監督功能，賦予國會閣揆同意權與總統到國會進行國情諮文。過去幾次修憲，讓我國的政府體制，始終在總統制與內閣制之間難以釐清。這樣所造成的結果就是，各政黨選擇對自己有利的方式來解釋政府體制，造成國家體制混亂不清。唯有強化國會監督功能，賦予國會閣揆同意權，才能讓立委協助執政者抓漏補洞，一起監督執行，而非單純的幫行政部門護航蓋章。
二、重建公平正義社會

「重建信任」，一方面要讓人民彼此之間重拾信任，不否定對方對這片土地的情感，另一方面則是要，拋開藍綠與族群的對決，重建臺灣社會整體的信任感。因此，首先要建立公平正義的社會。讓臺灣社會各階層、各族群沒有被剝奪的感覺。

古典經濟學理論告訴我們，唯有降低生產成本，資本家方可利益極大化。資本家唯有不斷尋找更低廉的勞工、更便宜的生產原料，才能創造出最大利益。在這樣的勞動經濟結構下，勞資關係是處於對立面。一方唯有盡可能的壓縮對方利益空間，才能讓自己獲利。這樣的勞動關係是緊張的、脆弱的以及充滿不確定性的。20世紀初，美國經濟大蕭條的經驗告訴我們，即便再有錢的資方，也無法抵抗沒有消費力的市場。勞資關係應該是相輔相成、互助合作的。資方應該重視勞方無形的人力價值，而非計算有形的勞（體）力價值。相同的，勞方也應該計算資方的投資風險，而非只看到資方利益。如此一來，勞資關係方能和緩、和諧。有關類似基本薪資問題、外勞數量等問題，我們不該再以勞資對立的方向來思考，而應以勞資互惠的方向處理。唯有讓社會多數人有了穩定的工作後，國家的財政也得以穩定、有收入，進而推動社會福利政策，讓溫暖的陽光能夠照映到每一個黑暗的角落。

對於年輕人、社會新鮮人，我們主張提供青年兩桶金、國有地籌建國民住宅，讓年輕人買的起房子，落實居住正義。兩桶金，一桶金協助年輕人輕鬆租屋，另一桶金則協助年輕人購屋。近幾年來，臺灣年輕人的起薪逐年降低，然而臺灣房價卻逐年增高，使得年輕人不但沒有房子住，更不敢結婚、生子，養育下一代。這樣造成臺灣社會少子化、高齡化，長久而言，將導致臺灣產業競爭力、國防安全、社會福利支出等，出現重大問題。當解決年輕人居住正義的問題後，吾等再進一步提出「扶老攜幼」政策，解決年輕人不敢生，老年人口逐年成長的問題。我們提出「八六五」方案，鼓勵年輕人生育下一代。初生嬰兒每月補助8,000元、1~2歲幼兒每月補助6,000元，以及3~4歲兒童每月補助5,000元。對於老年人，我們提出「居家照護」方案，一方面提供最好照護，一方面開創新的就業機會。

公平正義社會，另一個要處理的問題是「改革司法，重建人民對司法的信任」。身為執政者，必須捍衛司法正義，絕不選擇性辦案、干涉司法判決。為了減少司法資源浪費，未來司法審判，將著重提升第一審法官素質以及恢復宣判前送閱制度。

當前司法的三審制度，司法體系並未特別重視第一審法官的資歷，導致許多第一審判決，與社會主流價值相違背，造成司法威信喪失。未來應該改成資深的司法人員擔任第一審法官，減少與社會主流價值相違背的判決。恢復宣判前送閱制度，並非干涉審判，而是在宣判前統一司法見解，避免人民無所適從，降低司法威信。


讓臺灣成為引領大陸巨龍前進的龍珠
一、建立臺灣共識，堅定臺灣優先的立場

兩岸關係，從過去到現在甚至是未來，對臺灣而言，都是當前最重要且最需要面對的課題。親民黨認為兩岸關係須依中華民國憲法所揭櫫的國家定位來決定。亦即，依兩岸目前存在的事實和中華民國主權現況，推動兩岸互動，並須受到對岸和國際的承認和尊重。
兩岸問題已非表象的統獨爭議，而是現實的臺灣人在大陸權益保障的問題。因應當前現況，兩岸不論在經濟貿易、文化、學術、宗教等交流，早已日趨頻繁，尤其臺商在大陸所創造出來的經濟產值與就業機會，對促進大陸的現代化，可謂功不可沒。但臺商在大陸的經貿保障以及人身保護，相較而言，至今仍顯不足。

親民黨主張，總統與立委選舉過後，不論哪一個政黨勝選，都應該立即召開國是會議，召集朝野政黨，爲兩岸問題尋求最大的共識。我們有必要先重建人民之間的信任關係，再重建政黨之間的互信機制，進而促成臺灣共識。產生臺灣共識，沒有時間表，亦沒有預設立場，而在臺灣內部沒有共識前，兩岸關係應以維持現狀，和平發展為最高原則。
二、進行第三波產業革命，讓臺灣成為大陸巨龍前進的龍珠
過去大家所熟知的資本主義自由市場機制出現了嚴重問題，金融海嘯、國際熱錢、物價上漲等新問題，衝擊著各國政府的經貿反應能力。以前是「資本→原料→工廠→市場→利潤」的結構，演變成現在直接由「資本→利潤」，因為錢賺錢比較快，結果造成了生產關係與金流間的脫鉤。各國都以金融操作、金融衍生性商品，創造出亮麗經濟數字，卻同時出現可怕的失業數字以及忽略了泡沫經濟的可能。

然而，舊時代的政府只會在問題發生時，試著找尋方法解決。殊不知政府一個政策出櫃，從概念、規劃、到法令通過，最快就要一年，再等預算、人才、組織到位，又是一年，到了實作修正，再來一年。所有的問題越滾越大，舊的方案趕不上新環境的變化，導致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金錢都無法降低失業率以及刺激經濟成長。所以現代化的政府，最少要看到三年以後的趨勢，馬上著手，見微知著，這樣防患於未然。這本是執政者本能的作為，卻因大家不重視，反而變成「有效率」的政府，倒果為因。
隨著國際經濟自由化的趨勢，以及國家疆界模糊，沒有一個國家能再以封鎖邊界來阻止人流、金流、物流、資訊流，四流的移動。這是國際化必然的結果，也是臺灣應當正視的問題。四流在國際間快速移動，產業鍊亦可以整批移動，貼近市場（銷售中心）或工資低的地方（成本優勢）。對臺灣而言，是危機也是轉機。當前很多失業問題不再是「job-less」，而是「desk-less」，不是裁員或不景氣導致失業，而是這個職位根本不被需要了。在國際經濟快速變化的浪頭上，臺灣若掌握的好，將引進大量的人流、金流、物流、資訊流。反之，臺灣若掌握不好，現有的人流、金流、物流、資訊流將快速移出。一念之間，可以讓臺灣是東亞小蟲，亦或是東亞龍珠。面對這樣新時代的挑戰，我們還要繼續談統獨、談藍綠嗎？這就是新的經濟型態，政府應該提早準備、告訴大家，而非一昧怪罪全球經濟不景氣，是咱們政府不爭氣。
日前媒體報導，臺灣面板以及DRAM產業，今年虧損，恐達千億臺幣之譜。這是多麼可怕的數字，顯示出臺灣電子業已進入微利時代，代工已無利潤可言，電子業要活下去，就要建立自己的品牌與通路。政府應加速產業進行革命，而非被動補助、補貼。
三、臺灣的機會與臺灣經貿策略
臺灣的機會在於，我們有引以為傲的民主制度、尊重人權以及豐富的多元文化。由於臺灣歷史的發展，使得臺灣人的包容性與多元性都是其它地方所沒有的。臺灣與中國自古以來文化相同、語言相通，加上成熟的民主制度與對人權的尊重，使得各國企業在臺灣的投資，能獲得完全的保障。臺灣可以成為各國企業創新發展的試點場所，待試點成功後再至大陸開展乃至行銷全世界。臺灣在軟、硬體上的技術與開放態度，是對岸所不及，尤其網路自由上，臺灣主張絕對的自由，不但可激發更多的創意，更大大保障人權不受侵犯。在地理位置上，臺灣享有與生俱來的海洋與地理位置優勢。若以臺灣為經濟軸心，向外進行輻射，則美、日、東南亞等經濟體，都是未來臺灣發展的可能。在人力資源上，臺灣擁有比大陸更平均的教育水準，比歐美更勤奮的民族性，比東南亞更忠實反應中國文化傳統。這些都顯示，臺灣人絕對是世界經濟進入中國大陸的先鋒軍。


讓臺灣成為東方的瑞士
一、面對環境變遷，重新建構人與土地的和諧關係
過去我們常言：人定勝天。但一次又一次的氣候變遷、大自然對人類的反撲，已經不是全球暖化問題所造成的，而是全球氣候極端化。中國長江可大旱三個月，卻又在一夕之間洪水氾濫。日本接二連三的地震，不但造成人員、財產的傷亡、損失，更可怕的是產生許多無法救治、處理的災害，例如輻射。泰國連續一個月的洪水，也驗證了全球氣候的極端化，不是一地、一省或一國的問題，而是全世界都必須共同面對的課題，誰也無法預知下一次的災難將會發生在哪一個國家。
臺灣必須重新進行國土規劃，改變人定勝天的觀念，重新建構人與土地的和諧關係。地層、水利、水源、房價、人口、區域發展，均需進行國土重規劃。以房價問題為例，臺北地區房價高，是因供需關係，臺北人太多，所以打不下來。人為什麼擠臺北？因為工作機會。人跟著工作走，工作跟著產業走，產業都集中臺北，自然人都在臺北。所以，要解決房價問題，不是連臺北以外地區低房價一起打，而是做好國土規劃，規劃好特定產業區域，自然人們往此移動。再者，區域應有發展特色，城鄉應有發展區別，不應齊一化。徹底的在地化，就是國際化。我們不必要什麼地方像普羅旺斯，而是要這地方與普羅旺斯齊名，特別到全世界獨一無二。此外，政府的公共工程建設也要一改過去「遇山鑿洞、遇水架橋、填海造地」的觀念。因為大自然反撲的速度，永遠比人類建設的速度要快的多。唯有和諧的與土地共存，不濫墾、不濫伐，不過度開發，亦不過度建設，順應自然而為，適時發展綠能產業，才可確保我們生活的寶島得以永續發展。
二、發展綠能產業，減少二氧化碳排放
臺灣綠能產業的發展，在全世界有不錯的表現，尤其太陽能相關產業方面，更是領先國際。第三波產業革命，不但是要將產業結構進行汰舊換新，更是要將生產思維進行全面改造。過去我們仰賴核能發電，但我們只計算發電成本，卻沒有計算風險成本以及善後成本，這就是產業舊思維。但看看德國面對核能發電的態度，我們不禁要更審慎面對我國核能發電的問題。我們要提出一個新的思維模式，當計算風險成本以及善後成本後，我們就知道即使核能發電也僅是權宜之計。當前臺灣有許多地方進行「養水種電」試辦工程，不但可延緩沿海地層下陷的問題，更進一步的提供「新能源」方向，就是一個嘗試朝向綠能產業的思維模式。
另一個產業思維新模式就是逐年降低勞力密集、資本密集產業，朝向小而美，需要高度人力素質產業。隨著臺灣逐漸開發，臺灣勞工已經不俱有勞動力低成本的優勢。論勞動力成本，大陸、越南勞動力成本，比我們更低。這幾年我們已經深受其害，產業紛紛外移設廠，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因此，我們更應該思考臺灣人力的優勢，發展高度人力素質產業，例如生醫產業、觀光旅遊業。生醫產業是臺灣的優勢，不但沒有排放二氧化碳問題，更擁有臺灣人力資源作為後盾，而觀光業則是臺灣人的熱情好客與服務態度，都不是其它國家短時間內可以超越的。



我們要與時間賽跑。2012年起的關鍵四年需要大家共同打拼，為臺灣找出新的方向與契機，共同改造臺灣。親民黨為此結合多位國內各領域專家、學者，提出新時代、二次寧靜革命綱領與政策活頁書。我們期望人民能冷靜地用選票力量，跳脫藍綠對抗思維，選賢與能，重新開啟臺灣發展動力，找回失去已久的光榮感。親民黨政策活頁書的意義，便在於根據「人民優先、公平正義、永續發展」三大原則彈性制定國家發展方針與策略，能夠與時俱進，開誠佈公，而一反過去政見白皮書，只是單向與民眾傳達理念。親民黨政策活頁書並不是僵化的、固定不可變更的。相反的，它是更靈活的，配合當前的局勢，調整政府步伐，並開誠佈公，集眾人智慧，一同謀全體人民最大利益，它是可以與全體國人雙向討論的。親民黨活頁書的結構包含：兩岸與國安、政府與國會、環境與經濟、人資與教育、生活與公平五大類。親民黨用最開闊的心胸與社會大眾一同參與討論，寄望活頁書政見能最貼切民眾之所需，並以此帶領臺灣進行再一次蛻變、脫胎換骨的改造工程，使得臺灣得以成為東亞龍珠，立足全世界。

#重蹈覆徹

#白色恐怖 並沒有成為過去，衹是 #變成綠色恐怖 而已。

#黨國思想 也沒有消失，衹是 #國民黨變成民進黨，#中華民國 變成 #這個國家 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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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並沒有成為過去

陳真 2019.10. 15.

維根斯坦說，一個人如果無法理解隱喻 (metaphor)，那麼，他首先將會有一種學科難以學習，那就是歷史。

在我看來，歷史跟繪畫有著某種相似性，首先，它都是對於一種無法重現的時空之「再現」企圖；換個方式說，當你談到歷史，你只能隱而喻之，而無法讓時光倒流。

不過，我不是要講這層面，而只是要講一種十分粗淺的意思，意即：並不是所有的繪畫全是素描；「真實」(reality) 可以有無數種再現方式；「抽象」畫一樣能「傳神」。面對一個「抽象」畫家，你可以有一百萬種批評方式，卻沒法批評他畫的東西尺寸不夠「寫實」，畢竟我可以把一個人物像的眼睛畫得比屁股還大，難道不可以？我甚至可以把人體畫成一堆乍看毫無意義的線條不是嗎？

講這些只是想免於腦殘們的無聊口水，別無深意。

進入正題。簡單說：有這麼一種理解過去的方式是錯的，那就是以為過去已經成為過去，而我們「已經」活在幸福之中。事實上，倘若現在是幸福的，那麼，過去肯定也一樣幸福，甚至「更」幸福。同理，倘若過去是壓迫而不自由的，那麼，現在肯定也一樣壓迫而不自由，甚至「更加」壓迫而不自由。

如果你一定要很「寫實」才會開心，那麼，不妨說我只是要談六、七、八零年代的台灣。但事實上，這樣一種背景設定很無謂。我倒覺得，我所講的，人類任何年代都適用，某種隱喻方式其實是相通的。

曾舉一例，很經典。三十幾年前，仍是戒嚴時期，忘了那是一個什麼樣的場合，只記得有個高醫學妹可能是「英烈千秋」、「筧橋英烈傳」等愛國電影看太多了，居然很感慨地對我說 (她當時還不知道我是野心陰謀份子)，她「好嚮往林覺民那個年代哦，好浪漫，好有理想，為了革命，只好跟自己最愛的人告別」；說著說著，就哽咽了，接著杏臉含春自言自語道：「好羨慕那樣的革命年代，可惜現在是民主時代，一切都好平凡。」

我聽了最後這一段告白，感覺很無言，無語問蒼天。

那時的我，朝不保夕，宛如亡命之徒。走在校園，更是人見人厭。有幾年的時間，全高醫只有一個朋友，是位韓國僑生，是當時極少數還把我當人看的高醫同學。

各位明白我的意思吧？所謂白色恐怖，只是極極極...少數人感覺恐怖，而一般人是沒有任何恐怖感的。不但沒有，而且過得特別幸福美滿。特別是學生或年輕人，更是幸福到爆；每天就是舞會、泡馬子 (這年頭叫把妹)、烤肉郊遊打電動看漫畫。university 翻成中文就是「由你玩四年」的意思。

當時的大學生，幾乎全是國民黨的附隨組織「救國團」之友，寒暑假個個忙著參加其所謂「自強活動」。那是大學生們交往談戀愛、培養甜蜜感情的基本生活常態。

白色恐怖真的很恐怖，做為一個異議份子，身處其中，你幾乎無法想像會有黎明到來的一刻，就猶如我很難想像哪一天我可以毫無顧忌地在這島上懸掛五星旗，並且大聲地說我以身為中國人為榮；因為祖國對人類文明發展與世界和平做出了史無前例最大的貢獻。我若不以此為榮，政治還有何種榮耀可言？

白色恐怖真的很恐怖。但是，一般人哪來恐怖感？真是活見鬼了，根本沒這回事。一般人沒有恐怖感，只有對「野心陰謀份子」充滿強烈的厭惡感；只要對黨國稍有不敬，隨便一個路人都能馬上「為國除害」，對你行使暴力或辱罵，就像打擊一隻過街老鼠那樣理所當然，理直氣壯。

解嚴前後，我在黨外雜誌工作兩三年。有一天，跟著雜誌社裏頭一個開貨車的阿伯出去載書。我搭他的便車去辦其它事。後來會合時，見他臉上全是乾漬血跡，半個頭包紮。問他怎麼了？他說去發傳單，被路人圍毆，連一邊的耳朵都差點被整個打落地上。

再舉一例，應該大約是1988年，江蓋世發起台獨環島行軍，我也有參加。每一段路程參加者往往小貓兩三隻，屈指可數，人數非常少，就跟巴勒網的活動差不多。在這場活動中，我運氣好，參加的幾個路段都沒挨過揍，但我隱約記得，江蓋世曾經幾次遭路人圍毆，打完倒地後，還被踹入水溝中，無人伸出援手。

其實，那不是台獨行軍，我們所高舉的布條上只是寫著「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僅僅只是主張一種言論自由，但依舊完全不見容於一般人。至少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99.999%的台灣人主張兩岸統一，視台獨如蛇蠍撒旦那般邪惡與變態，而且，台獨恰恰就是被宣傳為「共匪同路人」的同義詞。很弔詭吧？！政治語彙就是這樣，缺乏實質內涵，只要你掌權，想怎麼建構就能怎麼建構。

我不確定有關江蓋世挨揍之這段記憶的細節是否精確，不過，黨外人士動轍挨揍，基本上就是常態。剛上大學時，甚至曾經有愛國人士十幾人，讀了我的文章很不爽，竟然組隊來高醫說要給我好看。還好我大部份時間都翹課，兩次都沒被堵到。但是，平常時候，在校園內，學長學弟甚至同班同學對我出言恫嚇與羞辱，乃至威脅施暴，基本上也是一種常態。

當年，電影放映前要先唱國歌，全體觀眾必須起立致敬。我不願意起立，經常會有觀眾從四面八方拿瓜子、花生或瓶瓶罐罐砸過來，或是對你叫罵、恐嚇。所謂白色恐怖，不就是這樣嗎？國家整你之外，人民更是你日常生活的直接威脅來源。

為什麼一般人 (特別是年輕人與學生) 這麼痛恨黨外？因為他們相信，黨外破壞了他們的美好幸福生活，破壞了民主自由。所謂白色恐怖不就是這樣嗎？一般人哪來恐怖感？別騙鬼了！那根本不是事實；不但不是事實，而且是事實的相反，腦殘才會相信。那是時下民進黨所散播的一種對於過往歷史基本情境的扭曲與虛構，目的是要說：

「你看，過去好恐怖~額~，全都是萬惡國民黨的恐怖罪孽。還好有偉大的本黨推翻了萬惡的國民黨！如今大家才享有由本黨所賜的民主自由與幸福美滿的生活。」

可是，把威權時代也好，白色恐怖也罷，描繪成什麼大家在萬惡的國民黨政權的壓迫下膽戰心驚地過活，大家偷偷摸摸地一心就是要追求什麼民主自由，根本就是鬼扯蛋，活見鬼了。那是相信時下這套什麼民主自由鬼話的腦殘人士才會有的荒唐認知，實在非常離譜，騙小孩也不該這樣的騙法，太可笑了。如果歷史真的是什麼「人民膽戰心驚地飽受恐怖壓迫」這樣一種圖像，國民黨豈有可能每次選舉都是全面壓倒性的勝利？

我文章開頭提到的那位嚮往辛亥革命時代之「浪漫」的學妹，恰恰就是戒嚴時期一般人的基本心態，覺得自己好幸福好自由好美滿~哦~，幸福美滿到有點太無聊太平淡了。

當然，我指的比較不是四、五零年代那種人人自危的動亂時期，而是指六、七、八零年代。不過，如前所說，在這個意義下，做這樣一種歷史分期其實很無謂。不信，你去問問上一代人，看他們活在比方說血腥殘暴的日本殖民時期，是日子過得很恐怖，還是過得還不錯？答案應該是還不錯；即便日本鬼子泯滅人性，屠鄉滅村，婦孺皆殺，在台灣殺害至少四十幾萬人，是一百個蔣家那麼恐怖，但是，絕大部份人其實並不存在恐怖感。

黨外時，面對生活四周人們的質疑，最常被問到的一句話就是：「國民黨政府那麼好、那麼民主，大家的生活這麼幸福、這麼自由，為什麼你們 (黨外) 卻還要亂？為什麼你還要求解除戒嚴？傷害這個社會對你 (們) 有什麼好處？」

所謂白色恐怖或威權時期，不就是這樣嗎？大多數人民的生活常態其實是幸福美滿的，至少不是什麼大家都過得充滿恐懼感或是每個人都嚮往著什麼民主自由，根本沒這回事。

比方說，戒嚴時期當然也有民調。每一次民調，都是高達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民意支持戒嚴，認為那是捍衛民主自由的法寶，保障我們安和樂利的繁榮，防止「陰謀份子」(即共匪同路人)藉著民主自由來傷害民主自由。

過去國民黨不就是這樣嗎？現在民進黨不也是這樣嗎？如果你想了解戒嚴時期或威權時期的基本氛圍，那麼，此時此刻的台灣就是了；差別只是在於比較不容易坐牢，至於其他方面幾乎一模一樣，只是當權者旗子顏色變了，黨國名稱變了，其它都一樣。

不信，你去公眾場合說你是中國人試試，或是寫幾篇兩岸統一的文章試試，或是在公司或學校裏頭公開稱讚祖國試試，或是去街頭發傳單主張兩岸統一試試，或是在校園成立主張兩岸統一的社團試試，看你的前途、工作與人身安全與人際關係會有什麼樣的遭遇與變化，看看人們會不會對你惡言相向或另眼相看，看看人們會不會把你當成怪物看待。

把過去說得很恐怖，把現在說得民主自由幸福美滿，那就是鬼扯蛋。如果你對過去的理解如此幼稚，那意味著你對現在的理解一定也很幼稚，你一定是個十分乖巧的順民，或是個綠油油的腦殘，整天講些什麼民主自由的蠢話。

蔣家時期，幾乎所有大學生所有年輕人，不也是每天滿口民主自由，並且以此來傷害、攻擊與醜化黨外人士，說我們是破壞民主自由的害群之馬，說我們是中共的同路人。不就是這樣嗎？所謂過去與現在，不就一模一樣嗎？

每次聽到那種把過去說得很恐怖、把現在說得民主自由幸福美滿的論調，我就覺得很無言，很想撞牆。根據本草綱目的記載，腦殘真的是很難治療，很可能無藥可醫。

你看，如前所說，日本人統治台灣，幹了多少大屠殺事件，數都數不清；屠鄉滅村，婦孺老幼統統不放過，屠殺了四十幾萬人，豈止是一百個蔣家、一百個228事件的規模？但是，綠營當道，如此的血腥殘暴歷史居然描繪得美侖美奐，美好得不得了，台灣人簡直應該跪下來感謝日本人才行，千方百計就是要台灣人必須感謝日本人的「恩澤」。

可是，一講起國民黨，就是講成像地獄、魔鬼那般可怕，把過去講得好像人人被壓迫得痛苦不堪，敢怒不敢言，然後由偉大的民主先賢先烈勇敢帶頭反抗，推翻萬惡的國民黨；在偉大的民進黨帶領下，帶給大家民主自由幸福美滿的生活，然後叫大家要珍惜哦，不可遺忘歷史哦，不可以讓萬惡的國民黨復辟哦，更不可以讓全世界最恐怖的人類共同敵人共產黨有滲透機會哦，要小心共匪的同路人就躲在你我的四周哦。

如此荒唐的認知，如果這不是鬼扯蛋，什麼是鬼扯蛋？如果這不是洗腦，什麼是洗腦？如果歷史是這麼一回事，我們還需要小說嗎？

過去與現在，不就是這樣嗎？各種台詞與作法以及人們的基本生活樣態與心態，完全一模一樣。特別是年輕人與學生，過去如果和現在有什麼不一樣，那就是現在的年輕人與學生，似乎比過去更腦殘。為什麼呢？因為媒體與教材及各種資訊，控制得更加細膩入骨。

過去是依靠「隔絕事實」來洗腦，不讓你接觸，現在則是讓你根本不在乎事實。為什麼事實不再起作用？因為主流統治者在你腦海中成功植入一種幾乎是被視為先驗的 (transcendental)、從而也根本無可懷疑的「世界圖像」或者說「基礎架構」，就像我們在「一加一等於二」等等「基礎架構」上來理解一切知識一樣。

各種知識都可以被檢討被檢驗，但是，基礎架構或基本世界圖像卻無須檢驗，因為它們是一切是非對錯的判準。大家懂我的意思吧？就像尺可以測量一切東西的尺寸，但是尺本身卻無可質疑。這就是洗腦最厲害之處。

更荒唐卑劣的是，不但虛構過去，扭曲現在，而且加害者居然變成拯救者。關於這部份，請參見「卡韓政變 (178)：民進黨簡史」。

簡單說，「過去」那個所謂萬惡的國民黨，跟「現在」這個偉大的民進黨，不是至少有八成以上的基因重組與重疊嗎？領導階層甚至根本就是同一批人！只是換面旗子而已；昔日之加害者，居然搖身一變，成為民主自由的拯救者。

同樣這批人，「過去」也是以民主自由的拯救者形象出現。「現在」的他們，居然反過來指控同樣也是由他們呼風喚雨的「過去」。至於指控的台詞與對白，「過去」與「現在」居然還是一模一樣。

我的表達能力總是讓我感到很挫折，始終表達不出我想表達的。難以言喻的(ineffable) 說不上來，至於「可說」的部份，也只能盡力用粗淺的大白話說到這樣。

——
（陳真 | 2019.10.16 20:30 | #）

卡韓政變 (188)：過去並沒有成為過去 (後記)

陳真 2019.10. 16.

後記：

寫政治方面的東西，最大的痛苦有二，一是寫來滿紙污穢。二是明明白白根本無須多說之事，你卻必須像傻瓜一樣，不斷說：「你看你看，是這樣哦，是那樣哦。」很痛苦吧？全是廢話不是嗎？就如同面對一團大便和一朵花，而你卻只能不斷重覆說上一百萬遍：

「你看你看，是大便，好臭哦對不對？有沒有聞到？好臭哦。看到沒有？真的好髒好臭對不對？你看不見嗎？眼睛被大便糊到嗎？沒聞到臭味？啥咪？很香？你看不懂這是一團大便嗎？啥咪？你覺得很好吃？你每天都好想吃？這是你最熱愛的美食？」

另一方面則是：「你看你看，好美的花，看到沒有？好香好漂亮對不對？啥咪？你覺得很髒？害你想吐？應該全部消滅？」

我不是在寫三百年前或三千年前的事，而只不過是在寫短則數月、長則不過幾十年的事，卻常感覺我好像彭祖仍活世上，講述千百年前不為人知的往事一般，很無奈。

每天去外面吃早餐，總是會看到那些喪心病狂無恥齷齪的骯髒報紙--蘋果日報及自由時報，每天就是造謠抹黑，仇中反華，醜化異己。

今天 (2019年10月16日)自由人渣報寫著：「基層民意強烈要求」民進黨政府必須儘速通過「中共代理人法」，以「保障台灣的民主自由與人權」。

這些政治人渣，一方面妖魔化過去，說蔣家如何抓共匪，多麼恐怖，多麼傷害民主自由與人權，一方面用無恥謊言把自己包裝成民主自由與人權的拯救者、捍衛者；另一方面，卻又使用與當年蔣家完完全全沒兩樣的手法與政治語言，整天塑造「匪諜就在你身邊」的獵巫氛圍。

比方說，人渣政客蘇貞昌昨天表示：

「中國無所不用其極，利用台灣的開放、民主來滲透及破壞民主。現在既然知道中國滲透台灣很嚴重，怎麼可以允許中國在台灣有代理人呢？任何行為只要違反自由民主，或是幫中國講話，都要想辦法擋住。有法律的部分就要好好執行，不夠的部分也要看怎麼做會更好。」

很無恥不是嗎？這些行為，不就是他們口口聲聲所妖魔化的恐怖「過去」？完全一模一樣不是嗎？連「幫中國講話」也不行。誰敢不仇中不反華，誰敢說一句大陸的好話或是報導一句大陸正面的事，誰敢去參加任何具有一絲大陸官方色彩的活動，就是「叛國」，就是「危害國家安全」，就是「為匪宣傳」的「中共同路人」。

這樣一些事，難道不是如此明明白白的卑鄙齷齪？難道還要我做更多說明，然後你才能懂、才能看見？

同樣是今天的新聞。一樣是綠油油的民視新聞，標題寫個「扯」字！還加上驚嘆號！扯，就是荒唐離譜的意思。什麼事有多扯？原來是大陸的學校與台灣的學校常有交流活動，互有師生參訪。

比方說有個由天津大學舉辦的「海峽兩岸青年學生領導力論壇」。今年，台大學生會拒絕推派代表，但台大校方仍打算讓其他學生參加。因此，綠媒說「好扯」！可是，這事扯在哪？兩岸學界交流有何問題？你不參加，別人難道就不能參加？

但是，綠油油的台大學生會卻「出面控訴」！控訴說，這些兩岸交流會議常有類似「兩岸一家親」或「年輕人如何促進經濟和文化發展與繁榮，以共創中華民族復興」的言論，說這就是「思想洗腦與統戰」，台大校方怎麼可以讓學生參加這種「統戰」活動 ？

很蠢不是嗎？蔣家年代的大學生不就幾乎全部都是這樣嗎？

報紙還說，抗議的學生指出，「中國是極權主義社會，甚至連藍的或統派的學生，都可能在大陸被抓、被消失。」因此，指控「台大校方這樣的舉動實在相當不負責任。」

這就是假新聞不是嗎？所謂「反送中」也是搞這一套假新聞，說什麼只要一進入香港或大陸，只要批評中共，隨時就會有一堆人「被抓」、「被失蹤」、「被消失」。謊話連篇，非常可恥。

一位「親綠學者」叫吳叡人，甚至還說，「這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中國的目的就是要滲透台灣民主。台大是最高學府，卻毫無危機意識，儼然國安隱憂。」

很扯吧！連這麼荒唐的蠢話也說得出口。可是，這類鳥話，不就是所謂過去之威權及白色恐怖年代的基本辭彙嗎？過去年代有一群「親藍學者」，也是這樣，動不動就會跳出來說共匪思想入侵、國家安全有危險或是中共同路人就在你身邊等等等。過去所有一切荒唐事，如今卻完全借屍還魂。而且，一樣是打著「捍衛民主自由」、「保衛國家安全」及「保障人民安居樂業」的口號。

上個星期，有一位大陸遊客在台大學生活動中心，把所謂聲援香港的什麼連儂牆上的貼紙撕下。結果這位陸客居然馬上被警方逮捕，而且限制出境，刑法伺候。台大學生會並準備以毀損罪提告。

很扯吧！有這麼嚴重嗎？今天如果撕下的是反民進黨的標語，肯定會被視為理所當然，甚至捧為英雄。

更荒唐的是台大學生會對此發表的聲明，我真不敢相信我的眼睛。這一切不就都是蔣家年代的往事一一重現嗎？

台大學生會的聲明是這麼寫的。希望你看了也會覺得荒唐，要不然我實在不知道如何說明這麼明明白白的可笑與腦殘。聲明的標題是：【學生會堅決提告，以法治抵抗蠻橫侵略】。很荒唐吧。

聲明的內文則寫說：

「撕毀連儂牆海報和紙張的行為，...不僅僅是隨機、偶發、情緒性的個人行為，中國及其代理人在臺灣土地上對自由民主象徵物的破壞，已經是中國對台統戰在前線的延伸、對民主制度的系統性攻擊：透過無視法治的暴力，脅迫個人表達意見的自由，企圖使反對中國霸權者因恐懼而噤聲。在台大，學生會絕不會默許、放縱挑戰台灣民主與法治精神的蠻橫行徑。

連儂牆是由台大學生會借用並與校內學生一同展設，以聲援香港人抵抗中國與其在港代理者暴政的運動，並表達台灣抵抗中國併吞、捍衛民主自由與台灣主體性的決心。...對於該中國遊客破壞連儂牆的行為，學生會堅決提告並且不會撤告或和解，以台灣法治抵抗對民主自由的侵害。

台大學生會也在此呼籲，撕一貼百，請同學們繼續前往連儂牆留言，透過行動，表達對中國霸權的抵抗與對香港人民的支持。電影《返校》中政權的恐怖在台灣史上不只是過去式，也是對未來的永恆警惕：在自由之前，我們必須記得，自由有多麼得來不易。

香港人正在前線以肉身記憶，而在台灣的我們，能給香港的最大支持，就是持續關注中國對台灣的侵略行為、反對讓中國在台協力者掌權，透過一整座島嶼的自由，告訴港人、告訴世界，面對霸權，我們抵抗，並成功捍衛了自由的生活。」

這樣一些蠢到爆的傻話，我真不知道還能怎麼說才能讓各位真心覺得離譜。

今天，美國通過了《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日後將「依法制裁」並「展開清算」所有破壞香港民主自由的「罪犯」，包括香港警察與官員，並可連坐論責其直系親屬，「以支持香港人民有權示威抗議，有權爭取民主、自由、自治與法治」。

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Nancy Pelosi）說，「美國如果不為中國的人權發聲，那麼，我們在世界其他地方，就會失去代表人權發聲的道德權威。」

很離譜吧！更離譜的是，該齷齪法案的推手之一，美國眾議院議員史密斯（Christopher Smith）的一番無恥謊言與睜眼瞎話。他說，「中共擅長粉碎屍體，打碎骨頭，以酷刑折磨持不同政見的民眾，並在集中營關押許多無辜民眾，犯下大規模的危害人類罪，卻沒有因此被究責與制裁。」

對此，我除了說恨，不知道還能說什麼才能讓各位覺得離譜。事實上，同樣的話幾十年來我都已經寫過不知道幾千幾百遍了。

百般無奈之餘，過去十幾年我常有個想法：想要讓是非善惡獲得平反，想要讓公義獲得伸張，依靠的恐怕不僅僅是理，而是力，因為理已說盡，又能如何？當媒體與教育被牢牢掌控，你再有理也沒用；良善的一方總是被誣衊成邪惡，而撒旦卻被美化成天使，到最後，難道不是比比看誰的拳頭粗？

就如 Noam Chomsky所說，美國其實不斷提醒世人一件事，那就是，為了避免血腥侵略的恐怖悲劇，大家只好盡量想辦法在武力上壯大自己。今天，祖國之所以還能穩定發展，大家有飯吃，免於生靈塗炭，那是因為美國並沒有絕對把握可以輕鬆血洗中國，否則，今日的中國，老早重演日寇侵略屠殺上千萬人以及西方列強分割佔領的痛苦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