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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唱衰論失敗主義論悲觀論的人，內心多少有種我比大家更聰明更懂，所以看透了時局的險惡跟人心的醜陋的情懷。所以，容我出來告誡大家，別太樂觀比自以為是...。
其實，所謂的大家，並沒有那麼容易看透，否則社會科學不會不斷精進各種研究方試圖一窺究竟。
然而，布希亞說的好，大眾的本質是沉默(或者，可以想像城某種黑箱，沒人知道作為整體究竟是如何運作出結論？)。
即便到了網路生活，不發言的沉默者依然是多數，沉默螺旋依然成立。群體的意見依然難以理解與掌握。
姑且學過幾年統計跟社會調查分析的我，還算懂得如何看結構宏觀整體，也知道民意如風如水如夢似幻，變化多端，難以捉摸，對於只看看周圍一些網路聲量就能判斷社會如何如何的斷言，我都是笑笑看過去而已。
從個體層次的觀察套讀宏觀社會結構，是素樸社會分析常見的合成謬誤，看多就不足為怪了。
上次很開心能參加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主辦的韋伯逝世百週年學術研討會，這是我第一次走進東吳大學。那天知識量太大導致肚子餓，但又不好意思吃兩個便當，所以發現樓上有麥當勞還開心地傳訊息給朋友說：「妳學校好讚喔！竟然有麥當勞。」對方回：「我學校確實有麥當勞，但我讀的是清華大學。」
😔
當天研討會的下午茶點心很讚，我一直盯著桌上的司康流口水，但實在不好意思跟同學搶點心吃。😂
我擔心教授誤會我去現場白吃白喝，所以寫了一份作業證明我有認真聽課。
=======研討會開始=======
主辦單位：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協辦單位：東吳大學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
時間：2020年12月5日（週六）０９：００－１８：００
地點：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國際會議廳
社會學家Max Weber於1920六月因感染大流行肺炎而過世，一百年後同樣遇到肺炎疫情肆虐的2020年，我們紀念這位影響社會學、政治學、哲學、經濟學等人文社會科學的思想家格外具有意義。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人文社會學院、人權研究中心合辦的韋伯逝世百週年紀念研討會，讓現代學者透過知識上的交流與韋伯對話。大多數的人都以為韋伯只是社會學家，對他的印象就是與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和涂爾幹(Emile Durkheim, 1858-1917) 並列為「社會學三大經典作家」。如果更熟悉韋伯一些的人可能會知道其最著名的著作《基督新教的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以及《經濟與社會》都是社會學經典，但較可惜的是，讀過這些著作的人，或許也罕有機會去深度理解韋伯的知識創造過程，以及為何他從不認為自己是社會學家。
這場研討會邀請了多位學者與會。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裴元領的論文＜宗教是什麼？為研究韋伯宗教社會學的準備工作＞以中國四書五經、易經、聖經、佛經、墨子、印度摩科婆羅多及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來分析韋柏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劉維公的＜從新社會學的角度談韋伯＞認為社會學的關鍵在於創造力，而不是有多少學派、生產多少論文。現在的環境已經不是社會學誕生的那個年代，而是數位社會時代，這個年代你（妳）在網路上的「帳號」比自己是誰更重要。在（法國後現代思想家）布希亞的時代，人們認為「大眾不在乎真實」，但到了今天，則是「大眾創造真實」——假新聞、偽資訊都是現代人的集體創造。跟性愛機器人做愛算不算出軌？未來趨勢已經不是在爭吵性別、性向，而是當機器人成了人類更好的選擇而非替代品時，這些倫理問題怎麼辦？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張君玫的＜韋伯與奧斯華德：一個能量社會學的想像＞從化學家奧斯華德的「社會能量學的一元論」與韋伯的「多元社會學觀點」的對立衝突切入。根據她的研究，韋伯不認為奧斯華德的化學概念可以推展到人文社會，只是現代的人反而開始重讀奧斯華德的能量學（能量的關係），因為當代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確面臨能源、環境等新的問題。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賴曉黎的＜從禁欲概念論尼采與韋伯的異同＞研究尼采的《道德系譜學》與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宗教社會學》中，禁慾理想與韋伯禁慾主義之間的主要區別。政治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暨系主任黃厚銘的＜消失於社會學中的理論與經驗間關係之多元想像＞認為思想史、理論研究不該只存在哲學、歷史學中，但不少人認為社會學的研究只有「質性、量化、田野」三種方法。講者取三大家理論與經驗之間的關係來說明：涂爾幹的「社會事實論」是用一個理論來掌握一個實在，並從經驗中來驗證理論是否符合實在，或從經驗中產生新的理論。韋伯的「理念型」則建構出一個在現實世界中找不到的東西，認為社會學是具體事實的科學，所以最抽象的法則最沒有用處，沒有辦法套用於所有社會。韋伯的理念型和涂爾幹的普遍可以適用的想法與抽象概念抵觸。如果是這樣，那麽，馬克思學說的本質是「自由自覺的勞動狀態」，若將其核心精神從《資本論》中抽掉，只留下經驗證據，那這本書還能成立嗎？青年馬克思談了一個共產世界的理想狀態的理論，但《資本論》的實證經驗卻非如此。中山醫大醫社系副教授黃敏原的＜韋伯的人論及其社會心理學考察＞指出韋伯由理念引導世界圖像，認為需要我們「熱情」參與，並舉「清教徒可望成為天職人，我們則必須是職業人」的新教倫理為例。
每位講者雖然只有短短的20分鐘，但卻帶給現場聽眾如沐春風的知識啟迪。只可惜礙於篇幅與我的知識有限，僅能以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的張旺山教授論文作為研討會代表，而與會學者豐富精彩的研究，大家可以按照論文題目搜尋拜讀。
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的張旺山教授在其論文＜韋伯的某種「人的科學」的構想：1895-1907＞（Max Webers Konzeption einer “Wissenschaft vom Menschen”:1895-1907 ）中提到，韋伯關於某種「人的科學」的構想形成，與他轉換人生跑道（由法學家轉變成國民經濟學家）有關。並且，這種「人的科學」的構想，從 1895 年弗萊堡大學就職演說首度提出，到1907到 1910 年已初步完成， 直到1910德國才成立社會學學會。講者在研討會上企圖論證韋伯的通才在各領域皆有傑出表現與貢獻，只是韋伯在學術領域中不斷跨界的強烈特色，也導致後人不斷地挑戰他的權威；但同時，各領域的學者得藉著韋伯的典範出發，才能開啟更多知識上的創新與可能。根據韋伯太太瑪莉安娜（Marianne Weber, 1926）的說法，青少年時期的韋伯花了很多的時間與精力製作了一幅 1360 年的德國歷史地圖，並在 15 歲那年的聖誕節期間再度寫了一篇長達 46 頁的論文＜對印度日耳曼諸民族之民族性格、民族發展與民族歷史的一些考察 ＞。
但從小熱愛歷史的韋伯並沒有成為歷史學家，除了他的興趣廣泛外也有經濟上的考量——就跟我們尋常人一樣。韋伯 1882 年 5 月在海德堡大學註冊時，是以「法學」作為主修與職業學門 ，1884 年冬季學期轉讀柏林大學、1886 年通過第一次法學國家考試，直到 1889 年完成博士論文及1891 年完成任教資格論文完整了法學家訓練。所以，韋伯在 1892 年開始以私講師身份在柏林大學教授法學課程，並於 1893 年 11 月被任命為法學非教席教授。
韋伯的教職生涯並非一路到底毫無變動，這與德國的教育體制、韋伯個性與博學多聞都有關係，就像1893 年 6 月弗萊堡大學哲學學院就已經想要挖角韋伯去擔任「國民經濟學與財政學」的講座教授。 而韋伯在 1894 年 4 月初決定轉換人生跑道接受聘任，前往弗萊堡大學擔任「國民經濟學與財政學」的講座教授。這也意味如果韋伯只懂法學，是無法受到弗萊堡大學哲學學院青睞的，假如他的底子不夠也無法輕易脫離舒適圈，獲得更好待遇的工作。
韋伯於1919年1月28日受巴伐利亞「自由學生同盟」之邀，在慕尼黑大學所做的二場演講，＜以學術為志業＞與＜以政治為志業＞皆是「以精神工作為志業」的系列演講。韋伯後來根據速記人員抄錄的筆記，於1919年出版演講內容。為何韋伯會特別提到政治呢？在還沒了解韋伯前，我原以為像他這樣的經典學者不會沾染政治領域，但在閱讀這兩篇演講稿後得知，在當時德國的學術氛圍，韋伯意識到政治立場干擾學術領域造成的困惱。他在演講中呼籲——一種學術倫理的規範性訴求——政治不屬於課堂、教師扮演先知的徒然。在此摘引＜以學術為志業＞中對於學術倫理訴求的經典段落：「在文化團體以及政治團體的範圍內應該如何行動——這兩種完完全全是不同性質的問題。如果他接下來問道，他在課堂上為什麼不應該同時處理這兩者，那麼對這個問題的答覆就是：因為先知與鼓動家並不屬於課堂上的講臺。先知和鼓動家都被告知說：『要走上街頭去公開演說。』意思就是到容許批評的地方。」
擁有學者身分的韋伯排斥政治進入課堂上，但課堂外的韋伯卻希望透過候選而不競選的方式從政，來達到他參與制憲的目的。他在1918年12月25日寫給友人的信中，韋伯還信誓旦旦地認為：「看來，我在法蘭克福相當篤定能夠當選。」結果卻事與願違。韋伯也曾經感嘆地說，終其一生，他都是個「政治獨行俠」。從這兩篇演講稿中就能發現，韋伯身處學術領域與政治領域中，產生既熱愛又互斥的矛盾心情。
張旺山教授也在自己的研究中提及，韋伯一生始終對政治有一種「秘而不宣之愛」，因此，他對政治學的貢獻，也使得諸如《政治學的經典作家》(Klassiker der Politik)這樣的書，不得不將他列入政治學的「經典作家」之列。韋伯提出「正當支配的類型」的學說時，雖不是為了政治學而生，但卻影響了政治學領域，並被政治學者所用。Carl Heinrich Becker(1876-1933)曾依照韋伯的期望並提供優渥的條件，希望聘他為波昂大學的「政治學」講座教授，但後來韋伯基於私人理由選擇了到慕尼黑接 Lujo Brentano（1844-1931)退休後所留下的國民經濟學講座教授的空缺。1920 年夏季學期，韋伯甚至在慕尼黑大學開設了一門進階課程，課名就叫作「一般國家學與政治學（國家社會學）」。
我們廣為傳頌韋伯的博學多聞，但卻忽略了就是因為他懂太多、擁有太多知識，常讓他面臨抉擇的痛苦。在一封韋伯於 1887 年 9 月 30 日寫給他的大姨丈包姆加騰（Hermann Baumgarten, 1825-1893）的信中，韋伯就曾坦承：由於「種種實際上的利益――對這些利益的規制，乃是法律發展的基本課題呈現了種種的結合，而這些結合在我看來，用我們的科學的那些手段，是無法加以掌握的」。這意思是韋伯體悟到法律知識的極限，而將其排除在自己的興趣與職涯之外。
雖然講者一樣只有短短二十分鐘，但卻提供了韋伯豐富的知識之旅。韋伯在學術職涯上並非如我們習慣的教育體制，只能線性發展的刻板印象。在這意義下，韋伯的一生為台灣學者、學生帶來的啟示是：在求知、求學的旅程中，「修正」與「調整」是再正常合理不過的現象了。我們不要被一時的挫折擊倒，休息夠了爬起來就好。同時，韋伯的一生也提醒我們面對知識要謙卑，那是因為人擁有的知識都有極限與界線。即便博學如韋伯也不斷地受到各領域的專家挑戰，但知識就是憑靠在如此的堆疊中精煉與豐富。或許韋伯可以成為各種領域的專家，但他卻未定義自己是某個領域的專家，就是因為他清楚知道自己的所知所能有限。不過，韋伯逝世百年後其知識系統並沒有因為各種挑戰崩潰，反而留給社會學界與對社會科學有興趣的每一個人，可以憑著韋伯的典範達到他以前辦不到的事情，與少經歷他在肉體與精神上的煎熬。
最後，由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與東吳大學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共同舉辦的「韋伯逝世百週年：韋伯學說與二十一世紀對話」只是第一個一百年，未來將會有兩百週年、三百週年與韋伯對話的學術研討會。雖然韋伯的生命逝去，但他卻能持續地啟發後人追求知識，熱愛生命與社會；死亡只是瞬間的終點，卻是邁向精神永恆的起點，韋伯的學問與精神永存在知識宇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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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級歪：「等等，難道滴妹不就是一個擬仿物嗎？不是滴妹不存在，而阿滴創造出的擬仿物掩蓋了滴妹的不存在。正好相反，是先有滴妹的擬仿物，阿滴才藉由擬仿物建構了自己的真實頻道。那麼阿滴的頻道本身真實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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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David Graeber
2016，《規則的烏托邦》，商周
Evan Thompson
2007, Mind in Life: Biology, Phenomenology, and the Sciences of Mind
Frans de Waal
2017，《你不知道我們有多聰明》，馬可孛羅
Jacques Monod
1972, Chance and Necessity: An Essay on the Natural Philosophy of Modern B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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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 (中譯本：1998，《擬仿物與擬像》，時報)
1993, 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 (中譯本：2006，《象徵交換與死亡》，譯林)
Michael Tomasello
1999, The cultural origins of human cognition
2014, A natural history of human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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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沉思錄》，五南
Slavoj Zizek
1993, Tarrying with the Negative: Kant, Hegel, and the Critique of Ideology.
Thomas Nagel
1974, What Is It Like to Be a Bat?
Ludwig Wittgenstein
2009, Major Works: Selected Philosophical Writings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中譯本：1996，《邏輯哲學論》，商務印書館)
法國已故社會學大師尚‧ 布希亞 ，曾提出《消費社會》等理論，是當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同時也是一位攝影愛好者，喜歡用鏡頭捕捉虛實交錯的場景， ... ... <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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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希亞 在 [情報] 布希亞死了！ - 精華區NTUND95 的推薦與評價
77歲撒手人寰 布希亞終於停止挑釁
一九九一年，當所有的電視觀眾眼睛都注視著美軍的飛彈、耳朵都聽著ＣＮＮ宣告美軍勝利時，法國著名的社會學家和哲學家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卻語不驚人死不休地發表「波斯灣戰爭不曾發生」一文：在九一一事件後，對於美國霸權的受挫，他發表「我們都這麼夢想過」，被視為支持恐怖分子。終其一生都是挑釁者的布希亞在三月六日過世，享年七十七歲。
嚴厲批判消費社會
布希亞一九二九年生於漢斯，一九六六年的論文《物體系》為其進入社會學界的濫觴，七二年出版的《符號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使他揚名國內外，七六年的《象徵交換與死亡》則是他後現代思想的轉捩點。布希亞主要理論之一是對消費社會的嚴厲批判，他認為人的消費活動中更多的是在符號層面上，而不是在物質層次上，在一個已經符號化的消費社會裡，人們通過消費各種作為符號的物品，而獲得身分認同。
六十歲向所有理念開放
對布希亞而言，意識形態也是符號體系，所以，拒絕意識形態使得他很難在政治上或知識上被歸類，但是他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教義派分道揚鑣，不願成為法蘭克福學派，批判六八知識分子的模式，尤其是當時當道的馬克思主義和毛主義，卻使他在後現代的理論中佔有一席之地。他曾自我解嘲地定義其一生的改變是：「二十歲嘲笑知識分子的工作、三十歲是反對現存社會結構的境遇主義、四十歲成為烏托邦主義、五十歲橫跨各界、六十歲向所有的理念開放」。
布希亞左手著作分析符號的學術書籍，右手寫作批判現實世界的暢銷書，對於社會事件的參與以及辯論，使得他既是挑釁者也是嘲諷者，《忘記傅科》批判傅科被媒體安排成知識明星的小書，曾在七七年引起軒然大波，而最膾炙人口的是九一年他在《解放報》發表有關波灣戰爭的系列評論。
質疑媒體呈現的戰爭
一九九○年十二月，聯合國安理會授權對伊拉克使用武力，九一年一月四日，布希亞發表「波灣戰爭將不會發生」文章，兩個星期後美英對巴格達發動空襲，面對許多揶揄，布希亞不畏地又在二月六日再寫「波灣戰爭：真的正在發生嗎？」，二月底戰爭結束，三月廿九日布希亞又發表「波灣戰爭不曾發生」，質疑這個戰爭，其政治操作與媒體報導的真實性，強調現代媒體及其技術所造成的後現代社會，虛擬代替現實的境況。雖然他的「荒謬論題」被知識界批判為「暴露了後現代思想在智識與政治上的破產」、「無能從事有效的批判抗拒」，布希亞卻堅持，觀察是形成個人對
事件觀點的關鍵因素，若沒有親眼目睹，事情便沒有發生。
支持恐怖分子的民主敵人？
十年之後，他又發表有關九一一的評論文章，描述九一一的襲擊是融合歷史、象徵主義和黑暗幻想，他對悲劇並沒有太多的同情，還認為九一一是所有人都在夢想摧毀霸權美國，恐怖分子犯下暴行，他以為，恐怖主義是不道德的，但它也是全球化本身不道德的一種回應。
布希亞的晚年因此被批判為民主的敵人，或是反美、支持恐怖分子，儘管他五冊《冷酷記憶》有廣大的讀者群，不過，他的激進知識分子對消費社會的挑釁角色，卻是他在辭世之後，最被消費社會所精神消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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