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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名散布謠言者被依法查處 🇨🇳
「控制了敘事的權力，就控制了歷史...」國際影視矚目的美國日舞影展即將開始，適逢武漢爆發疫情一周年之際，影展裡有一紀錄片格外受到關注——中國旅美女性導演王男栿的最新作品《In the Same Breath》，記錄2020年初混亂與失意交雜的武漢疫情現場，同時也將鏡頭轉向美國，描述相同的場景如何在美國上演，透過對照來諷刺兩國領導人的管理失誤。紀錄片由HBO資助監製，未來也將會在華納媒體的相關平台播放。導演王男栿與這部紀錄片有何特別之處？掌管全球最大電影和娛樂市場的華納，會因為這部紀錄片而被迫放棄中國市場嗎？圖為《In the Same Breath》中，引用2020年1月1日，武漢官方公告８名散佈有關疫情的謠言者已依法被查處，中國多家電視新聞主播異口同聲：「八名散播謠言者被依法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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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男栿是近年來最受外界看好的亞洲女性導演之一，拍攝的紀錄片如《流氓燕》（中國稱《海南之後》）和《獨生之國》獲獎無數，《獨生之國》更曾入圍2020年奧斯卡最佳紀錄片長片。今年36歲的王男栿出生於中國江西農村，爸爸在她12歲那年離世，王男栿因無法負擔學費被迫輟學。不過她並沒有放棄，反而進入職業學校學習，最後在上海大學攻讀英文文學，又轉往美國俄亥俄州大學攻讀傳播學，在紐約大學完成紀錄片碩士學位，現居於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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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紐約大學攻讀期間，王男栿拿著攝影機回到中國，在2016年完成了其首部作品《流氓燕》，以性工作者維權人士葉海燕為主角，記錄葉海燕如何抗議中國海南國小校長將六名國小女生「獻禮」給官員的事件經過。王男栿當初在拍攝《流氓燕》時，原本只想了解葉海燕作為一名性工作者的生活，但到後來卻因為跟著葉海燕到海南島抗議國小校長的性侵事件，目睹官方如何在過程中壓制維權人士、封殺消息，有了對中國社會的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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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王男栿完成紀錄片《獨生之國》，追問中國一胎化政策的後果。王男栿曾說，之所以被取名為「男栿」，是因為家人希望她可以成為家裡的重要支柱，身上背負這當時家人「生子」的希望。而在有了自己的孩子以後，這促使王男栿決定回到自己的家鄉，去探討中國獨生政策下，弱勢的個體深深的無奈和無力感，例如應該一胎化政策是「得為國家大局著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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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男栿的紀錄片有著強烈的反思與核心關懷，最新作品《In the Same Breath》依然不失王男栿的風格色彩。片中選取一段中國新聞畫面：多名電視新聞主播異口同聲地說出武漢「八名散播謠言者被依法查處」，再透過多位公民記者遠程採訪和拍攝的畫面，逐步呈現武漢當時令人心碎的場景——無法和至親道別的傷痛、前線醫療工作者和殯葬業者不斷面對死亡的創傷。王男栿找到當地一名確診感染的私人診所醫生，他被各家醫院拒絕收治而不幸病逝，他的妻子只能目睹救護車載走遺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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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男栿譴責中國官方處理不當、隱瞞病情，但相同的事件不久後也再度於美國上演。紀錄片裡截取了防疫專家佛奇（Anthony Fauci）在2020年3月曾說「根本沒有必要戴口罩」；但事實是，紐約的疫情在去年3月已開始蔓延。隨後美國像是一夕之間成為「翻版武漢」——紐約空蕩蕩的車站大廳、一名護士因為戴上口罩受到醫院懲處、而另一名護士因為表達安全隱憂而被開除。但紀錄片的最終畫面停留在獲得首批疫苗之時，希望以此作為積極的象徵。王男栿也希望以此紀錄片質問：我們到底從這一次的疫情中學到了什麼？如何才能避免我們重蹈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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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影片尚未正式上映，中國官方會不會回應？如何回應？紀錄片背後的贊助者——華納集團是否會受到中國的「懲罰」？還不得而知。一位熟知中國娛樂產業的專家向《華盛頓郵報》表示，「看看當時候的NBA發生了什麼事吧（當時火箭隊總經理在Twitter聲援香港，引起中國不滿）！中國平台撤走了所有的比賽播出，也買不到火箭隊相關商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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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是NBA，Sony也曾領教過中國官方的懲罰。Sony在1997年推出布萊德彼特主演的《火線大逃亡》（Seven Years in Tibet），因為劇情涉及1944年到1951年的西藏生活，引發中國官方不滿，隨即暫停與Sony製片商的商業往來，布萊德彼特本人也被牽連，被中國官方頒布長達十年的簽證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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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片商來說，觸碰中國敏感議題必須冒相當大的風險，也因此，外界才會好奇HBO和華納集團真的不擔心會毀了自己的「錢途」？對於種種疑問，HBO還沒有任何回應。而王男栿也表示，HBO不曾因為商業理由，而插手干涉紀錄片的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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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過往的拍攝經歷，王男栿表示中國官方在去年11月開始「關切」家鄉的母親，認為這是官方試圖再次施壓。但也因此讓她深感必須要繼續奮進——講述疫情爆發前期的故事，以及中國政府如何利用悲劇來激發極端愛國主義，「當政府告訴我們要往哪看時，它同時也在告訴我們不要往哪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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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In the Same Breath》紀錄片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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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能村的想像與行動　達魯瑪克部落繼續向前行(下) （08/02/2017 Green Inside）

文字：洪維志（台灣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碩士生）、照片提供：台灣再生能源推動聯盟

因2017年《電業法》修訂而誕生的「再生能源憑證」，為達魯瑪克綠能村的行動帶來另一種可能。在接受經濟部國家標準檢驗局檢驗，取得第三方認證機構核發的「再生能源憑證」，部落將可藉此來販售綠電給企業，取得實質收益。

儘管部落內的太陽能發電已經可以看出其有一定程度之效果，但未來若要持續擴大綠能在部落的發展，則必須依靠制度性的機制，來繼續擴散這個創新模式。主要方式有兩種：第一是成立綠能合作社，第二則是接受經濟部國家標準檢驗局檢驗，取得第三方認證機構核發的「再生能源憑證」，藉此來販售綠電給企業。

綠能技術的引入，對於大部分的居民而言，仍係感到相當陌生，且族人對於綠能的專業知識，或者理解仍然不足夠。因此在實驗過程中，先從「公共場域」先開始，除了作為示範與展示外，亦藉此來提升居民對此技術引入社區後的接受度。

即便居民都能接受，上述兩種機制又能否能轉化為全村的參與行動？具體而言，若要成立綠能合作社成立，該如何於制度上設計誘因，吸引族人投資入股？此外，取得「綠能憑證」後，又要如何讓企業認購呢？

達魯瑪克部落主席胡進德，以及環保聯盟秘書長陳秉亨表示，目前綠能推動小組計畫籌組「綠能合作社」，希望透過組織的運作，募到20股(1股1萬元)，來幫助部落持續拓展綠能裝設在其他公共空間，如大南國小或是循理教會等。另一方面，受限於現行建築法規，無法透過躉購機制，轉售台電之相關太陽能設備，則希望藉由「綠色憑證」的機制，來賣給需要綠電的企業。

再生能源推動聯盟(TRENA)理事長高如萍與參與建設的光電業者天泰公司補充，目前20股的籌措與應用，僅是作為一「示範」作用，希望藉由該社區內實際的個案推動，讓民眾了解參與合作社的運作，確實會讓社區居民受益，並從此「點」連結社區內之關係網絡，進行政策學習與擴散。換言之，20股僅是作為引領，其目的是為了讓合作社之獲利機制，更具「可見性」。

第三方認證機構之台灣大電力研究試驗中心工程師則予以補充，縱使僅是自用，而沒有要賣電給企業，該由「國家」所核發之憑證，亦可作為該發電設備生產多少再生能源發電量，以及環境效益的身分證明，可供民眾作為參考依據。

合作社的營運策略固然可以降低投資門檻，居民仍會擔心資金回收年限過長，或者遇有天然災害時的財務理賠問題。至於憑證機制的部分也還有待更完整法令規範及完善的交易制度的建立。

能源自主過了一關又一關，綠能村繼續向前行吧！

★ 編按：洪維志目前是台灣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碩士生，其碩士論文研究主題就是達魯瑪克部落再生能源推動計畫，洪維志已經連續兩年的暑假都常駐台多達魯瑪克部落，在第一線觀察整個部落推動能源自主的發展實況。

★★ 綠能村的想像與行動　達魯瑪克部落繼續向前行(上) （08/01/2017 Green Inside）
http://www.greeninside.com.tw/?p=4336

文章內容資料原始來源：
http://www.greeninside.com.tw/?p=4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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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的台灣根本沒有「統一」，而是一堆海上勢力分而治之的航運中繼站，更可以說正式因為這樣的人來人往，現代的台灣才漸漸成形，某些台獨理論唾棄這些屬於自身的一部分，真的是很可笑的事情。

先講，民族國家這玩意兒在人類社會出現的時間很晚，至今不過兩三百年，傳來東方是更晚的時間了，東亞大陸這邊民族主義的開始不過一百多年，「中華民族」這個觀念，是梁啟超在甲午戰後甚至更晚才「發明」出來的。
　
也就是說，在此之前，東亞大陸人的認知是：「我是皇帝陛下的臣民。」而不是，「我是大宋／大明／大清人。」根據東亞大陸這個帝國的認知，「皇帝」就是天下之主、統治著全世界，所以不會有「英國皇帝」、「奧國皇帝」、「暹羅皇帝」這檔事，就像不會有大安區台北市長、中正區台北市長，大安區、中正區，都是台北市長統下的行政區。在天朝人的眼裡，英國、奧國、暹羅，統統都是皇帝陛下的管轄範圍。
　
基本上台灣是海盜的後裔，在西太平洋直到印度洋這一個區域海盜盛行的時代，「民族主義」這東西還沒開始流行，當時在海上航行的人有兩種主要的身分，一種是奉陸地統治者之命尋找貿易道路的，例如哥倫布，他是熱那亞人（位於義大利半島），不過他是在西班牙天主教雙王（卡斯蒂利亞女王伊莎貝拉一世和阿拉貢國王斐迪南二世，兩個國家都位於伊比利半島，這個聯姻造成兩個國家的合併，而成為日後的西班牙國）的資助下出海的，所以他的船隻就隸屬於西班牙天主教雙王（而不是西班牙國，那時候還沒有西班牙國，就算有當時「國」的意思就是王的領地，人效忠的對象當然是王，而不是王的領地）。又例如鄭和，他是雲南的穆斯林色目人（穆斯林意指伊斯蘭教徒、色目人是非漢族的少數民族統稱），但他出海是使用大明的資源、是代表皇帝巡狩天下。
　
另一種人就是和統治者斷絕關係，憑自己的意志，用自己找的資源出海，他們沒有效忠的對象，他們的船隊不代表任何人的勢力、他們不服從陸地國家的法規，你可以用日本的浪人來理解這種人，日本的武士基本上是由大名（諸侯）豢養的，而他們則效忠於大名。舉例來說，效忠武田信玄的武士不會說自己效忠甲斐國（武田氏的根據地），而會說自己是武田家的武士。而浪人，則是沒有主君的武士。這種背棄一切旗幟、沒有效忠對象的海上人，就是海盜、就是倭寇、就是Pirates、就是Buccaneers，而台灣人，就是這些人的後裔。
　
換句話說，這些人在出海的時候，就已經決定和陸上亂七八糟的勢力還有統治者切斷關係了。我們這邊就不仔細談歐美的Pirates，而專心來談東亞的海盜。
　
這些人大概從13世紀就開始出現在東亞大陸的海面上，成員非常複雜，除了天朝各沿海省分的討海人外，還有朝鮮半島人、日本人，後來更有中南半島人和南洋人，他們掠奪海上船隊，偶爾甚至會上陸打劫。你可以想像，在天朝的朝貢制度下，大部分在這片海域活動的商船都是「官船」，打劫商船就是和朝廷作對，必須和統治者決裂是理所當然的。
　
有些人或許還記得過去台灣和中國還未三通的時代，台灣漁民先是被中國漁民打劫，後來變成被中國漁民「強迫貿易」，甚至有些人嘗到甜頭後開始專心做貿易、放棄捕魚的往事吧！數百年前，「倭寇」就是這樣慢慢演進的，他們一開始是捕魚，後來鋌而走險開始搶劫，武裝力量愈來愈強之後，開始收保護費（抽稅）、走鏢、主導貿易活動、提供諮詢服務（鄭芝龍就曾被李旦派去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據點澎湖當通事和翻譯），甚至控制港口秩序──收稅金、有自己的法規秩序和勢力範圍，擁有自己的武力，這當然是一個大帝國，只是它的勢力範圍在海上。
　
這種武裝海上集團大家最耳熟能詳，就是稱為東印度公司的幾個歐洲國家特許集團了吧，不過事實上這些「東印度公司」無論是不列顛、法蘭西、丹麥，還是最著名的荷蘭東印度公司，武力都不如印度洋到西太平洋這個「倭寇」集團。
　
到了十七世紀這個海上帝國的權力範圍到達頂峰，出現了李旦、顏思齊、鄭芝龍幾位強者。
　
三位最早的李旦（教名Andrea Dittis）原是菲律賓的漢族富商，後來因西班牙人屠殺菲律賓漢人事件逃亡到日本，取得德川幕府授權進行海上貿易後，成為當地漢商領袖，後來在倭寇集團的資助下組織海上船隊，往來日本、明帝國、台灣、東南亞間，與荷蘭、英國所經營船隻從事國際貿易以及掠奪商船，勢力盛極一時，北從日本、大明國黃海、東海沿岸，到菲律賓，再往西到蘇門答臘都有他船隊的蹤跡，洋人稱他為指揮官（Captain）、甲必丹（Captain，西班牙人對菲律賓領袖的稱呼）。
　
最可以說明李旦當時勢力的，就是大明國和荷蘭東印度公司在1623年爆發澎湖之戰的時候，李旦受兩方（由此可知大明國不認為他是大明國人）委託介入調停，這場調停讓荷蘭人放棄澎湖，轉進到台灣經營，由此可知李旦一言的份量。而這個協調，後來則成為鄭成功攻台的藉口。
　
顏思齊的歷史記載比李旦更少，甚至一度有學者認為他根本和李旦是同一人，直到後來發現此人真正存在的證明文件，我們對他的了解，主要來自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文件和清國江日昇小說台灣外記，目前在雲林北港朝天宮附近，有顏思齊上岸的紀念碑，大家去拜媽祖的時候可以順便去緬懷一下，此人是第一批來到台灣的墾荒者（他帶來的那批人雖然多是福建出身的漢人、但海盜集團種族繁雜，不太可能只有漢人）。
　
傳言顏思齊出生福建漳州，後來被官家陷害逃往日本，在日本成為海盜領袖，主要活動於長崎。小說記載因為德川幕府暴虐，顏思齊率領一班結拜兄弟，包括楊天生、鄭芝龍、李德、洪升、陳衷紀等人密謀造反，情事敗露才逃來台灣，不過史學家否定了此一可能，推測顏思齊離日應是日本政府對海上貿易的約束愈來愈強。
　
不過顏思齊帶人來到台灣屯墾是事實。至於顏思齊上岸屯墾的地點，目前台灣政府是把紀念碑豎立在北港一帶，但根據研究，顏思齊的上岸地點應是嘉義布袋（當時稱為魍港），證據是這一帶在荷蘭人治台前，就有很大的漢人部落了。顏思齊後來在諸羅山打獵途中罹患傷寒身亡，死後他的部眾歸於鄭芝龍門下。傳聞顏思齊是李旦集團的二把手，主要經略台灣一帶海域。
　
鄭芝龍則是三人之中最有名的，因為國民黨的教育，大家都知道他是想要阻止國姓爺鄭成功反清復明、後來甚至投降大清國的奸臣老爸。但事實上，Nicholas Iquan（鄭芝龍的天主教教名為尼可拉斯，他原名一官，閩南語寫成荷蘭文是Iquan）當時在南洋是個讓人聞風喪膽的名字。
　
鄭芝龍早年投靠澳門經商的舅父黃程，習得葡萄牙語並且受洗為天主教徒，教名尼可拉斯，後來到過菲律賓馬尼拉，最後落腳於日本，在那邊成為李旦部下，並受李旦旨意到澎湖擔任荷蘭人通譯和通事。前面提到過，在1623年，在澎湖的荷蘭人和大明國發生戰爭，荷蘭人接受李旦協商前往台灣南部，鄭芝龍也隨著過去。
　
在台灣的期間，李旦和顏思齊陸續離世，鄭芝龍接收了李旦集團在台灣的勢力，以台灣魍港為基地，劫掠福建及廣東數地，使明朝官兵疲於奔命，雖其間有朝廷招安動作，鄭拒絕並在台海縱橫兩年六個月，據估計到1627年，鄭芝龍的船隊已達700艘（嚇死人）。
　
之後，鄭芝龍陸續擊敗李旦根據地位於廈門的舊部許心素，代表西班牙、葡萄牙人的結拜弟兄劉香與李旦之子劉國柱的聯軍（鄭芝龍自己則是荷蘭和大明國的代表，這個代表的意思就是當保鑣、甚至幫忙喬事、提供各項服務，包括翻譯、打點各國官員等等等，由此可見這些海盜集團才是當初南洋和東洋海域的王者），終於成為東亞大陸東南沿岸的最大海上勢力（這中間還在廈門與金門料羅灣兩度擊敗荷蘭軍，其中一次荷蘭為了拔除鄭芝龍這個壟斷日本-大明-菲律賓航線的眼中釘，還聯合了站在西班牙葡萄牙一方、原來和自己敵對的劉香軍隊），當時荷蘭人所繪的海圖，清楚的將此一區域標示為鄭氏統治而非大明國。
　
鄭芝龍後來雖然接受大明國招安，不過很明顯的是，大明國叫不動他的軍隊，也打不贏他，這種封你一個王或一個官，讓你名義上臣服於我的手法，天朝叫做羈縻（就像執行冊封朝鮮國王或是越南國王這些形式一樣，事實上這些國家誰當王天朝根本管不動）。尼可拉斯一官當然從來沒有身為大明國臣民的想法，小說家陳舜臣把這段寫成小說風雲兒三部曲，裡頭的鄭芝龍處心積慮想要建立一個和陸上政權完全無關的新海上帝國，非常值得一讀。
　
鄭芝龍後來把根據地遷往廈門，不過沒放棄台灣的據點，他以台灣和廈門控制著台海，擄取日本-大明-菲律賓航線的最大利益。當時荷蘭人統治的台灣其實只有點，而不是面，因此什麼一下荷蘭人來、一下日本人來、一下中國人來的說法，其實有點言過其實，我們可以說，原來的台灣根本沒有「統一」，而是一堆海上勢力分而治之的航運中繼站，更可以說正是因為這樣的人來人往，現代的台灣才漸漸成形，某些台獨理論唾棄這些屬於自身的一部分，真的是很可笑的事情。
　
至於鄭成功，他想反清復明個屁啦，當時大明國被滿州人滅亡，之前海盜集團的「投資」（就是用錢賄絡大明官員，話說蟠踞廈門和鄭芝龍對抗的許心素，就曾以二萬兩白銀賄賂大明國福建副總兵、兼水師提督俞咨皋，取得官職獨霸台灣海峽蠶絲貿易，後來俞咨皋也在許心素與鄭芝龍的戰鬥中一同被擊敗。當然也不只大明國的官收錢啦，日本德川幕府創建人德川家康，也收過李旦的「政治獻金」，所以李旦和德川幕府關係一向良好，說到底都是錢作怪）付之一炬，原來的航線霸權變得不確定，當然也不能排除鄭成功想幹更大的（天朝皇帝），所以才和滿州人的大清王朝幹上的。
　
也因為要和大清國幹上，當然必須有政治號召，所以才找了大明國的朱姓破落戶皇族來當魁儡。有人用鄭成功是國姓爺證明他忠於大明，忠你媽啦，曹操奉漢獻帝劉協為帝，你以為劉協真的叫得動他喔？
　
後來「反攻大陸」失敗，失去廈門這個大鄭帝國根據地（其實沒這種稱呼啦，我們就姑且稱之，比較知道當時這是一股獨立的武力），才到台灣向荷蘭人「索回」現在的台南一帶的。講索回是因為鄭成功宣稱當初李旦協調荷蘭人來台的時候，是把台灣「借」給荷蘭人（並不是大明借的），他身為李旦集團的繼承人，自然有取回的權力。鄭成功攻下台灣之後，本來還想打菲律賓呂宋，看起來是有放棄當天朝皇帝的打算，而回到老爸鄭芝龍制定的海上帝國經略策略，只是攻台成功後沒多久就過世了。
　
是的，我們就是這些偉大的海上風雲兒的後裔，雖然受到後來受到一些殖民母國的影響，讓某些人對於血緣、土地投射很強的情感，甚至想模仿大陸型民族仿造一個台灣民族的民族神話。不過基本上這樣一個島國本來就很難搞「把門關起來、自己吃自己」的社會（相對的，很多中國人都還堅信當年西方國家如果不船堅炮利的打來，天朝子民還是可以過的像過去如天堂一般的好日子──雖然真像是那時候人的平均壽命不到40歲，社會上因為缺糧固定週期發生大型民變，殘暴的官吏虐待平民成為小說演義裡面的主要題材，結構化的貪汙系統讓貪官們的家產是以中央政府年度預算來計算的），自然資源先天上不足，島國就是得靠貿易、和大家交朋友往來，才有機會進化富裕文明。
　
農耕社會的結構，往往是家族的擴大，和你一起耕田的多數和你有血緣關係，因為資源（土地）有限，形成血緣家族緊抓著土地，家族長（因為農耕就是年複一年，活愈久愈了解節奏，經驗代表一切，所以老人很寶貴）以獨裁形式統治整個家族，不信任任何外人的社會文化是可以理解的。
　
但海商、海盜的世界不是這樣的，進行海洋貿易的世界資源是無限的，畫海為界根本一點意義都沒有，海象千變萬化沒有規則，經驗一點都不重要，更關鍵的是，在港口討生活的人來自四面八方，你招募船員的時候不可能一定要等到和自己有血緣關係的人，假設你走船到噶喇吧（現在的雅加達），航程中損失了三名船員，你不可能期待在那裡招募到和自己同族的船員，結果是毎艘船船員都來自四面八方，彼此的信任是來自要合力對抗大海才能生存，這時候血緣的重要性會降到最低。
　
你可以看到李旦的勢力範圍從日本、東亞大陸沿岸到菲律賓群島，再到蘇門答臘，這中間商船來來往往，怎麼可能船上都由一個種族組成。而港口更是人來人往的地方，長期在海上航行的這些海上人（別忘了當時還是帆船時代，一趟航程都是經年累月），上岸以後第一件是當然是找妓院和妓女幹砲洩慾，當中也會有人厭倦跑船生活，就在此定居屯墾，航運重要中繼站的台灣，島上人有南島人基因、有歐洲人基因、有漢族人基因、有日本人基因、甚至有土耳其人、阿拉伯人、非洲人基因都不奇怪。執迷於自己是漢化的台灣原住民後裔的單一血統，才是最可笑的。
　
所以身為海盜後裔的台灣人，對於血緣民族沒有特別的信仰，對於外族（外國）沒有特別的厭惡仇恨，是很正常的，如果我們承襲了那樣的基因或是社會文化，早就難以支撐下去了。
　
身為海盜早就切斷了對皇帝的效忠（甚至是對陸地的羈絆），等到民族主義在天朝興起台灣又已經被日本人統治，國族這東西本來就是被教導出來的，而台灣人又錯過了「共同學習」的年代，台灣人沒有國族觀念，不覺得陸地國家對自己重要，其實再正常不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