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意公子學歷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理工男跟文科男的討論很熱，竹科媽媽的「禁止低端人口進入」的群組也很熱門，很多人在發表意見的時候，犯了一個邏輯謬誤就是二分法。

我遇過不少理工組的男生，其實幽默大方才華洋溢，朋友也碰過跟一大群護國神山的工程師長期出遊聯誼，他們用餐的時候都雙手一揮：「盡量點！」完全符合刻板的「理工男」就是大方的形象，結果在年末所有參加的女生都收到了一份報表，上面記載著出遊的日期、油錢、吃飯錢（小吃攤）。當然不少文組的男生，的確都混在女生堆裡，所以心思縝密、靈感豐富，但這真的就代表文組的人都是花花公子嗎？呵呵，男人要玩誰管你學莎士比亞還是寫程式啊。要判斷一個男生好不好，當然，念的科系跟工作類型是個大方向，但家庭、價值觀、道德觀、還有對你是否真心，這都要長期相處才看得到。

而竹科媽媽的高端人口群組，規定名下要有房產、或是要有好的工作學歷才能加入，這種事情在上流社會常見的很，日本那些名牌學校幼稚園的爸媽可是要面試，比的就是工作學歷跟財力。在紐約上東區，很多高級學校的媽媽有個愛馬仕還不夠，如果穿過季的香奈兒自己就會渾身不自在。階級不可避免的存在，而那個被戰翻的群組，對我來說就是措詞不當，而這種低級錯誤也說明了，那個打出「低端人口」四個字的媽媽大概也算不上什麼高端人口，畢竟真正的有錢人就算心裡會瞧不起人，也很少有人會這樣光明正大地說出來，畢竟這些話都太政治不正確、有失身分了嘛。

話扯遠了，這幾年竹科的討論很多，附近的房價、消費、居民收入再再被拿出來討論，讓很多人覺得竹科工程師就是有錢人，這次竹科媽媽群組事件一出，更是很多人開始討論竹科工程師的太太到底試過著怎樣令人稱羨的生活，同時，釣出很多竹科工程師本人或家屬，細細說出到底要賣多少肝，才能達到那樣的高年薪，或是，身為一個賣肝工程師的太太，獨自處理所有家務有多艱辛。

其實我想表達的是，很多媒體小編截出來的討論，或許不是故意要以偏概全，但當我們在看事情的時候，是否應該要有自己的媒體識讀能力，是否應該慢下來想想，很多事都不只有一個面相，連星座血型都不只有一種了，人更不應該備用二分法歸類，也不應該用學校、學歷、地區，來當做百分之百的看人標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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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個尋常的夜晚，醫院病房只餘下醫療儀器和冷氣機重複而單調的運作聲。

我獨坐在當值護士崗位，就著桌上一盞昏黃的檯燈，埋首到一疊報紙雜誌裡剪剪貼貼。

「男姑娘，在幹甚麼呀？」光伯突然冒出一張臉。

「嚇死我了！」我從椅子上彈起，「還有，別叫我男姑娘，我是男護士。」

我已經向光伯解釋過很多遍，可是他仍然把我堂堂男子漢叫做男姑娘，而且還毫不客氣地拿起擱在桌上的信紙問道：

「這是甚麼？男人老狗在貼心心，寫情書嗎？」

我被識穿了心事，立時耳根發燙。

「即是猜對了啦！搞甚麼鬼呀？這樣剪剪貼貼，是示愛還是勒索？」

「你別管我，快去睡，別一會血壓又飆高！」

光伯三不五時拉著醫護人員和病人亂謅一通，熱情嘮叨得令人避之則吉，只有我常常陪他鬥嘴聊天。

「寫給誰的呀？是不是文雯醫生呀？」光伯不懷好意地笑說。

「你快去睡吧，安眠藥給我拿來……」我顧左右而言他。

「文雯醫生一定很多人追，你這樣寫不行的。」光伯咂咂嘴道。

「還是拿點毒藥來吧……」我已經無地自容。

「想當年呀，我連工廠裡的廠花都追到手呢。」

光伯說著從錢包掏出一張黑白照，光伯和光嬸年輕的臉上，是肆無忌憚的青春和笑意。

「那時候，美娥學歷高，人又長得漂亮，工廠裡個個男生都想追求她。有的用銀彈攻勢，有的管接管送，可是她通通不領情。」

他把照片穩妥地收進錢包裡。

「那麼你呢？」

他得意地道：「就靠一封情書呀！」

我擺出一個懷疑的表情說：「情書還在嗎？給我看看？」

「在家呀，下次叫美娥帶過來。」光伯擺擺手道：「總之你先把這封嚇人的勒索信丟了！明天再親筆寫一封，我來當你的軍師！」

＊＊＊

翌日，我夥拍文雯巡房，由於太想在她面前好好表現，結果頻頻出錯。來到光伯床前，我的頭已經垂得不能再低了。

文雯吩咐道：「你替光伯抽血吧。」

光伯二話不說就撈起衣袖，使勁朝我打眼色，我還未意識到他的意思，他已經開口說話了：「文雯醫生，你平常喜歡幹甚麼？」

「我嗎？看看書，聽聽音樂，沒甚麼特別的啊。」平常文雯都是一臉的不苟言笑，可是對著病人則溫柔耐心，這也是我喜歡她的千百個原因之一。

「看書好呀，聽音樂好呀，那麼你有男朋友了嗎──哎呀！」

我一聽這話就亂了手腳，針口刺不中血管，平白讓光伯捱了一針。

「怎麼了？」文雯從報告中抬頭。

光伯忍著痛楚，吃吃地笑說：「沒事沒事，那麼到底有沒有男朋友呀？」

「工作那麼忙，哪裡有時間呢。」

「那麼你喜歡哪種男生？我來給你牽紅線！」光伯拍拍胸口。

我差點吐血。

文雯輕描淡寫地回應：「最緊要聊得來，其他都是其次吧。」

「那麼我看男姑娘不錯呀，我跟他聊甚麼他都答得上話，胡說八道來說他認第二沒人敢認第一的了！」

我吐的血已經比光伯抽的血還要多。

「光伯你要戒口了，今晚開始吃粥吧。」文雯沒好氣地笑說。

「放過我吧，我不亂說話了。」光伯哭喪著臉。

文雯哭笑不得地走出病房，光伯神神秘秘地對我說：「男姑娘，你的情書寫好了沒有？」

我左右張望了一會，從褲袋中掏出一張皺巴巴的信紙遞給光伯。豈料他一手推開：「皺巴巴又暖呼呼的，太噁心了，我不要碰，你讀給我聽。」

我的白眼快要翻到後腦勻，但也只好坐在光伯床邊，細聲唸給他聽……

「把你的影子加點鹽／醃起來／風乾／老的時候／下酒──」

光伯把臉皺成一團喊道：「變態！」

我嘀咕道：「哪裡變態了？這首詩叫《甜蜜的復仇》，很有名呢。」

光伯攤手：「真搞不懂你，一時像個綁匪怕留下字跡般用報紙雜誌剪剪貼貼，一時又寫這些恐嚇人的字！」

「我是怕文雯不接受我，也不知道別人會不會說我癩蛤蟆想吃天鵝肉……所以才匿名給她寫信……」

「連署名也不敢寫自己的名字，寫情信有甚麼意思？再講，為甚麼要抄寫別人的詩？那不就是等如叫別的男人替你示愛？想想看那場面，多荒謬呀！」

我被光伯罵得目瞪口呆，完全想不到說法反駁。

光伯動氣道：「回去重寫！」

我垂頭喪氣地站起來準備離開，他又把我叫住：「還有給我買兩個雞尾包，媽的，文雯醫生真給我開了粥水餐單呀。」

＊＊＊

每天我值班時來到光伯床前，他都會笑盈盈地向我招手，然後湊近我耳邊，喜孜孜地跟我交代他向文雯打聽了哪些喜好。

多得光伯，我終於知道了她喜歡的作家是保羅科爾賀，讀村上春樹只挑賴明珠的譯本；她喝咖啡會下兩匙糖，吃麵時一定會挑出蔥花；她的父母從小迫她習琴，但她喜歡八十年代的粵語流行曲更多於古典樂；她喜歡游泳，喜歡待在水底時聽不見周遭人聲。

「男姑娘，情書寫好了沒有？」光伯像中學班上那些起哄的男生似的向我使眼色。

我確定了沒人在看，才從制服的胸袋中取出一張平整的信紙，這回信紙被小心翼翼地對摺收好，豈料光伯瞥了一眼就說：「你的字真醜，我看不清楚，你來唸。」

我忍住沒把他的氧氣喉拔掉。

我清清喉嚨，搖頭晃腦地唸道：「我想為你種一株花，栽一棵樹，直至根盤交錯，直到開花結果──」

光伯本來在大口大口地吃我剝給他的橙肉，才聽罷我唸個兩句，就咳個沒完沒了，忙不迭地打斷我：「咳！又從哪裡抄來的？」

「我寫的……」

光伯咳個不停：「咳！咳！矯情！造作！咳！」

「……」

「說了一大堆廢話，咳！連一句我愛你也說不出來！咳！」光伯邊咳邊說。

「……」

「一時又要考慮身份，怕自己高攀不起別人，咳！一時又瞻前顧後，還未付出就要計較得失，咳！連愛不愛也不敢說出口，三個字的事偏要花幾頁紙去繞圈子！問問你自己，咳！你喜歡那個人，是因為那個人也會喜歡你嗎？如果凡事也要計算回報，風險評估，那叫投資，叫作做生意！咳！」

我看他那麼激動，連忙站起來替他掃背：「知道了知道了，你就省口氣吧，那麼激動幹甚麼呢……」

光伯躺回床上：「今晚回去再重寫！咳！不要說別人說過的話，不要寫你做不到的事！」

＊＊＊

那夜，我把光伯說的話想了一遍，當晚，我挑了一張最普通的單行紙，重寫了一封情書。

翌日，我帶著情書回到醫院，來到光伯床前，卻看見收拾得整整齊齊的空床，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

是出院了嗎？拜託，誰來告訴我光伯只是出院了？

我掐著信紙，呆呆地站在床前，文雯來到我身邊，柔聲地說：「光伯走了。昨夜的事。」

我目不轉睛地盯著整齊摺疊好的床鋪，沒有一絲人氣，彷彿從來沒有人躺過的床鋪。

「我知道你跟光伯感情很好，他的太太還在辦手續，你要不要跟她談談？」

＊＊＊

我跟光嬸坐在醫院空中花園的長木椅上，眼前是一大片翠綠的人造草皮，天很藍，風很輕，有一片雲在我心裡下著雨。

我們無言地坐了一陣，光嬸才開口道：「承蒙你的照顧了。」

「哪裡，是光伯照顧我呢。」我才一開口，眼淚就不爭氣地湧上來。

「我每次來看他，他都說幸好有你陪他消磨時間。」

我勉強掛上笑容：「光伯教會我很多事。」

「他常常男姑娘男姑娘的叫你，令你很困擾吧？他這人就是這樣，嗓門大，又愛亂說話。」

我苦笑：「而且又嘴饞。」

看著手中還拎著的一袋麵包，本來熱氣騰騰的雞尾包，如今已經放涼了，我從袋中拿出一個，掰開一半遞給光嬸，另一半塞進嘴巴，無意識地咀嚼，也許填飽了肚子，心裡就不會那麼空蕩蕩了。

光嬸說：「原來平日就是你替他買的麵包？我就奇怪為甚麼每次我來探望他都有新鮮麵包跟我分著吃。他以前在工廠也是每天買麵包牛奶給我，足足買了一年，我才答應跟他去荔園。」

我有點難為情：「光嬸，也許有點唐突，但能不能請你把光伯寫給你的情書給我看看？」

「情書？甚麼情書？」

「光伯當年不是給你寫了封情書嗎？」

光嬸歪頭道：「哪有，他不識字的。」

我回想每次我給光伯看我寫的信，他都以不同的理由推搪，好讓我唸給他聽──我搖頭苦笑，這老頭真狡猾呀。

「我想起來了，他跟我說過，你有喜歡的人。」

我點頭微笑道：「他說要教我寫情書。」

「我跟他說，你別壞了人家的好事。他卻說，『男姑娘是個善良的人，被他喜歡的人一定會幸福的。只是，這傻小子還欠了一點膽子。』」

我的淚再也止不住，啪噠啪噠地打落在冷硬的麵包上，嘴裡還含著滿口的麵包，卻好像有甚麼卡在喉嚨，怎樣也吞不下。

「但其實他哪裡會寫甚麼情書呢，他這人話雖然多，卻從來不懂說半句甜言蜜語。說句害羞的話，我年輕時可是有很多人追求的，甚麼公子哥兒、俊男才子都有，但只有他願意天天買一個雞尾包一盒牛奶，早早就在我家門前等著，不論晴天雨天。」

我只默默地聽。

「你別看他說你沒膽子，那時候我們已經天天在一起上下班，放假也到處去玩，但他就是遲遲不跟我表白。他唯一一次說過的情話，就是在求婚時，那時候我們連手也不曾牽過，那夜他送我回到家門前，我看他整夜都心不在焉，便問他到底怎麼了。他嚥了一下口水，深呼吸之後拿出戒指，鄭重地說：你願意以後跟我一起生活嗎？」

光嬸頓了一頓之後續說：「他從不說花言巧語，但答應我的事一定會做到。那天我要他答應不能比我先走，他只是搖搖頭，對我說了三個字。」

我看著光嬸遲暮卻依舊閒雅的面容，她的眼眶早已紅了。

「『謝謝你。』那天他這樣對我說。」

＊＊＊

說完以上的故事，我把寫滿致辭的稿紙對摺，因為接下來要說的話，我早已在心裡排練了千百遍。

「光伯雖然不識字，卻教會我如何寫情書：不要說別人說過的話，不要寫你做不到的事。寫情書的正確方法，是用一輩子的時間去表白。文雯，你願意讓我照顧你一輩子嗎？」

文雯披著一身純白嫁衣，在台上泣不成聲，她點點頭，對我說了三個字：

「我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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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國寶」陳垣：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的污點｜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11月12日，亞運會開幕當天，也是中國史學大師陳垣先生誕辰130週年紀念日。

11月21日，國內數十位在陳垣研究、史學研究方面卓有實績的專家學者齊集中山大學，追憶研討這位廣東籍學人、當代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的學術貢獻。

陳垣先生的長子陳樂素、嫡孫陳智超先生也都是著名的歷史學家，「新會陳氏」祖孫三代均在史學領域內蔚為大家，是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一段佳話。陳智超先生應邀參加了此次研討會，並接受羊城晚報記者的獨家專訪。

一、「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有一個重要觀點，即「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這句話是他在什麼環境下講的？他做過哪些努力？

陳智超：這話他不止講過一次，並不是一句即興或者偶爾的話。最早應該是1921年，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會議上。他當時的學生鄭天挺回憶，陳老師(援庵)說：「現在中外學者談漢學，不是說巴黎如何，就是說西京(即日本京都)如何，沒有提中國的。我們應當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奪回北京！」

羊城晚報：他在不同場合多次重申過這個觀點。

陳智超：1929年，陳垣先生在北平師範大學兼任過一段時間歷史系主任。他的學生柴德賡回憶說：「援庵老師深以中國史學不發達為憾，常說日本史學家寄一本新著作來，無異一炮打到我的書桌上。」

1931年9月14日，胡適在日記裡提到：陳垣問我，漢學正統這時候在西京，還是在巴黎呢？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兩個人就相對嘆息，希望在十年之後，把漢學中心奪回到北京。

羊城晚報：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有這樣想法的不止陳垣先生一位。

陳智超：對，包括胡適、傅斯年、陳寅恪等諸位先生，都深以為憾，並且有緊迫感。祖父在北大的一位學生朱海濤回憶，「九．一八事變」以後，學生問陳先生對於時局的看法，他就說：「一個國家是從多方面發展起來的，一個國家的地位是從各方面的成就累積起來的，我們必須從各個方面努力和人家比……我們幹史學的，就當處心積慮在史學上壓倒人家。」

二、學術沒有國界，但學者有祖國

羊城晚報：世界著名的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對陳垣先生非常推崇。但是我們也看到，陳垣先生曾作《敦煌劫餘錄》，以「劫餘」二字表達對斯坦因、伯希和這些西方漢學家某些行為的斥責。那陳垣先生和伯希和有沒有過交集，他們的關係如何？

陳智超：伯希和確實不止一次在公開場合稱讚援庵先生，都有記載留下來，這是一方面。此外，最近在存於巴黎吉美博物館的伯希和檔案中，發現有陳垣先生給他的信，信中提到，你寄來的文章我收到了，一共十五冊。你請我送給王國維先生的單行本，我也轉交了，但很可惜，轉交三天之後他就自沉在昆明湖了。從這裡就看到伯希和、王國維與陳垣三人之間的關聯。

他們兩人有證可考的交往可以追溯到1924年左右。伯希和研究過摩尼教，來華在福州時聽一位龔先生說，在福州烏石山有兩塊摩尼教的碑，但沒有來得及去看。後來伯希和就寫信給陳垣先生，托他有機會再查找一下。陳垣先生的助手樊守執是福建人，正好去福州辦事，於是囑他查找，花了很大功夫，可惜最後還是沒有找到。

羊城晚報：看來他們之間不僅有學術上的交流，而且是可以互相託付辦事的關係。

陳智超：應該說不是一般的交往。1933年，伯希和又一次來中國，當時他把俄國博物館館藏的《元秘史》拍了照片送給中國，中國方面招待他，我的祖父也參加了，而且還回答他的問題，這封信都保留下來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撰寫《敦煌劫餘錄》大概也就在上世紀30年代吧？

陳智超：這部書是1931年出版的。為什麼叫「敦煌劫餘錄」呢？是因為敦煌的這些經卷，後來藏在北京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是經過斯坦因、伯希和掠奪之後，剩下運到北京的部分，一共八千卷。陳垣先生在助手幫助下，花了三個月時間整理清點了一次，編出了這部目錄書，這應該說是敦煌卷子裡面最早的、最科學的目錄。

出版的時候，陳垣先生在序言裡點名批評伯希和：「(清光緒)三十三年，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繼至敦煌，載遺書遺器而西，國人始大駭悟。」有人當時就建議，是不是可以用詞緩和一點，「劫餘」二字過於刺激了。但是他說不行，「劫餘」二字還不能抒發他的憤慨之情，所以堅持不改。你說伯希和知道不知道這個事情？當然知道，而且後來二人確實見了面，伯希和還是對他表示敬意。從此我們可以得到重要的啟示，在外國人面前，只有堅持正確的愛國立場，而不是奴顏婢膝，才能得到對方的尊重。

羊城晚報：那麼陳垣跟伯希和的關係，如果單純從個人層面來說，還是比較友好的。

陳智超：學術沒有國界，但是學者是有祖國的。伯希和是西方最傑出的漢學家之一，但也是掠奪敦煌文物最精的一個人。此人有他的兩面性：1933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日本人趁伯希和第二次來華，希望他也能訪問日本，但他為了表示對日本人侵略東北的憤慨，取消了赴日行程。1945年10月伯希和去世時，陳垣先生還寫信給傅斯年表達了惋惜之情。


三、治學無捷徑，唯有刻苦和持之以恆

羊城晚報：我們看很多關於陳垣先生治學的文章，深感他除了以研究成果影響後代，其治學之道也給今天的學術界帶來很大啟示。

陳智超：我看啟示應該是多方面的。首先有個大前提，從陳垣先生有志學歷史開始，就有一個很明確的觀念：作為歷史學家要有一種自覺，要喚醒國民的歷史觀念。什麼是歷史觀念？不同時期有不同重點。在他那個時代，就是不能忘記外國的侵略，不能忘記中國的光榮傳統，不能忘記中華民族抗擊侵略的氣節。學習歷史研究歷史的目的，這一點是首要的。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做學術不僅憑興趣，更不是為了成名成家，而要有家國之思、民族之念。

陳智超：這一點很重要。另外，他強調治學無捷徑，唯一的體會就是刻苦和持之以恆。比如說有四年時間，因為每天都很早起床編《中西回史日曆》，苦心設計簡明方便的表格，結果得了胃病，只能吃麵，對於一個廣東人來說實在痛苦。在他60多歲研究佛教史時，因為需要參考的一部典籍貯藏在一個潮濕陰暗的地方，多年無人進入，蚊蟲很多。他每天都是吃了奎寧就進去用功一天。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言必有據，實事求是」的嚴謹態度也給人留下很深印象。

陳智超：他強調，歷史學者就應該對歷史負責，要求真，不能去編造歷史。為了求真，有些問題就不是一下子能解決的。陳垣先生倡導文章不要急於發表，「寫成之後要多置時日」，認為如此一來，一者或許有新的材料補充，二者或許有所修正。他自己就曾經重金購買清人的手稿，研究其修改的過程，了解前人怎樣做學問。還有，他要求「不說閒話，力求創新」，提倡「理要講清楚使人心裡服，話要講明白使人看得懂，閒話不說或少說。」在學風上則力求創新，「凡論文必須要有新發現新解釋方與人有用」。這些思想和親身實踐對當今學術界是有借鑑意義的。


四、長居北京，與嶺南割捨不斷

羊城晚報：還想向您請教陳垣先生與嶺南文化之間的關係。首先，出身於一個務實的廣東商人家庭，對於他的人生和治學有沒有產生什麼影響？

陳智超：應該說有很深的影響。祖父是我們家族第一代的讀書人，他前兩代是經商，再前面恐怕就是農民。同輩也有很多經商的，但他從很小就喜歡讀書，雖然沒有家學淵源，也沒什麼師承可言。

祖父當時看書，並不限於只看四書五經，尤其喜歡讀史籍。於是長輩裡就有人指責他不務正業，但是曾祖父還是「購書無吝」。例如他十六歲那年，買了一部《二十四史》，就花去了曾祖父一百多兩銀子，這不是一般的支持。

羊城晚報：家庭給了他比較殷實的經濟基礎，父親又給了他寬鬆的讀書環境，這是家庭的影響。那麼地域方面呢？

陳智超：廣東這個地方，一方面最早感受到列強侵略，另一方面歐風美雨也是最早被感知。祖父在五歲以後就到了廣州，當然跟在新會時大不一樣，接觸了很多新知新事。另外，他在博濟醫學堂和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求學任教經歷也十分重要。這幾年所受到的近代自然科學的嚴格訓練，對祖父後來的史學研究起了積極作用。他在上世紀30年代的一封家書中曾說：「余今不業醫，然極得醫學之益，非只身體少病而已。近二十年學問，皆用醫學方法也。有人謂我懂科學方法，其實我何嘗懂科學方法，不過用這些醫學方法參用乾嘉諸儒考證方法而已。」雖然有點自謙，但這也確實是他能超越乾嘉大儒的原因之一。

羊城晚報：那他為什麼後來就長居北京了呢？

陳智超：他中間也曾短期回鄉，但應當承認，定居北京對他一生來講，有很大的影響。那時不像現在，即使你在窮鄉僻壤，只要有互聯網就可以知道天下事。祖父那個時候就不一樣，要看《四庫全書》，在廣東行嗎？要跟第一流的學者交流，也要在北京才有這個便利。

羊城晚報：那他思念廣東嗎？

陳智超：很思鄉。這種思念，甚至包括到具體的食物，如燒鵝、土鯪魚等。家鄉的災害他很掛心，而且對廣東學者也非常提攜，比如說岑仲勉先生，本來在廣州一所中學當老師，把刊有自己作品的校刊寄給我祖父，他馬上就轉送給了陳寅恪、傅斯年諸先生，直至將岑先生一步步薦入歷史語言研究所。

羊城晚報：您祖父在北京時，還說粵語嗎？

陳智超：在家裡他一直都說粵語。而且，他要求在北京生長的子弟，也一定要學廣東話，有時候還會親自教。在廣東的子女，也要想辦法學官話，甚至連我的姑姑都接到北京來上小學。


五、「二陳」比較研究，應不帶偏見

羊城晚報：今天的研討會也有很多學者提到了陳垣和陳寅恪兩位先生的比較，這也是近年來比較「熱門」的一個課題。您如何看待這種比較？

陳智超：我的看法是，我們要實事求是、不帶偏見地去研究。有些人連兩位先生的主要著作都沒看過，就發表議論，這不大合適。

陳寅恪先生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所的學生戴家祥提到，他在跟老師散步的時候，陳先生講，我就佩服兩個人，一個是王國維先生，第二位就是陳垣先生，他「學問踏實，德才兼優」。陳寅恪先生在給陳垣先生的信中，稱他為「大師」，據我所知，這樣的稱呼在寅恪先生的信中好像是絕無僅有的。另一方面我祖父對陳寅恪先生很尊重，他在給我父親的家書裡面描述，自己怎麼希望陳寅恪先生給他寫序，而且也只有他能寫這個序言。這種推崇不是虛名和客套，他們二人互相都很推崇。

羊城晚報：但是新中國成立以後，陳寅恪先生寫出了《柳如是別傳》、《論再生緣》這些皇皇大作，但陳垣先生的論著比起以前就少了很多。人們會從這些比較上得出某些結論，您怎麼看？

陳智超：首先有一個問題不能回避，陳垣先生比陳寅恪先生大十歲。其實，並非1949年後陳垣先生的論著戛然而止，他最後一部大的著作《通鑑胡注表微》是在1946年刊行的，那時他已經66歲。當時他在家書裡面就多次流露「將軍老矣」。

羊城晚報：是不是也有身體不好的原因？

陳智超：一方面當時關於輔仁大學的爭奪很激烈，梵蒂岡要停發經費，輔仁還有三千多師生，中央人民政府不管誰管？這裡面的鬥爭牽扯了他大量的精力。另一方面，年事已高，他也確實身體狀況不樂觀。1953年祖父給冼玉清先生寫了一封信，大意是說：四九年以後因為各種事忙，沒有時間寫學術文章，我正要寫了，結果右手麻木了；請蘇聯專家醫生看過，說我要立即停止一切工作，要休息。這一次就住院大概一百多天，然後陸續又住了八、九次醫院吧，1964年還動過一個大手術。健康狀況不允許了。


六、陳垣還擔負相當的社會工作

羊城晚報：新社會帶給他的震動應該也很大。

陳智超：這當然也是另外一個原因。他經過了晚清、北洋軍閥、國民政府、日本人統治，曾經一度對辛亥革命之後的民國成立以及抗戰勝利都抱有很高期望，但最後都失望了。解放以後為什麼他轉變很快，並不是因為讀了很多馬列主義的書，而是因為看到了現實。我老引這段話，祖父1949年曾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文章中說：

「有人問我北平解放後，你看見些什麼和以前不同？我告訴他，看見的先不說，我告訴你看不見的。解放後的北平，看不見打人的兵，看不見打洋車伕的警察，街上看不見乞丐，看不見整天花天酒地的政府官吏，看不見託人情送官禮的事情，更看不見有所謂『新貴』在琉璃廠買古董……這不同於以前的改朝換代，的確是歷史上空前的、翻天覆地的大變革。」

羊城晚報：那麼他在學術上主要做了什麼？

陳智超：1949年之後，祖父主要做了兩件大事：因為他原來的著作很多都是木刻本，或者在雜誌上發表，現在全部由國家出版社排印出版。大部分著作都是他在解放後精心修改過，並且重新整理的，這是一件工作。另外，就是著手整理《舊五代史》和《冊府元龜》，這是很大的工程，但沒有來得及完成。

羊城晚報：此外，陳垣先生的社會工作也相當繁重。

陳智超：是的，他關心史學教育，繼續指導學生，為出版社審稿，還當著幾千人學校的校長，這都佔去相當的精力。以前的幾十年，他每天凌晨四時起床讀書寫作，晚上九時就寢，生活很有規律。但解放之後，因為不斷參加各種會議，午夜才入睡也成了常事。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二陳在解放後的身份迥異，所以他們承擔的職責也是很不一樣的？

陳智超：對。陳寅恪先生應該說是比較純粹的、學院式的學者，陳垣先生有相當的社會活動，而且還是一位教育家，這個區別客觀存在。

羊城晚報：二人原先在學術上經常交流，新中國成立以後，這種交情還在嗎？

陳智超：這種交往一直沒有斷。過去兩人通信很頻繁，後來因為陳寅恪眼睛失明，沒有直接通信的可能，但還是互相關心的。1953年12月，陳垣給冼玉清先生的信中寫道：「中古史研究所事情當汪君未南行前，曾到舍間商酌，同人意見以為所長一席，寅恪先生最為合適。今聞寅恪先生不就，大家頗為失望，奈何！」而在1955年的信中，陳垣問冼：「寅恪先生起居佳否？聞其女公子調粵工作，可以照顧，甚善。」可見其關心。

七、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

羊城晚報：最近您主持編輯的《陳垣全集》出版了，人們發現書中收入了他生前寫的一個內部檢討材料，裡面交待了有關「曹錕賄選」的情況。

陳智超：我始終不把祖父看做一個完人，更不是把他看做聖人。他就是一位傑出的史學家、教育家、愛國者。他參加曹錕賄選是在1923年，我在全集裡面特別收了他寫的一個內部檢討，當時領導並不要求、也不希望他公開檢討，是他自己寫的。我把這篇文章也發表了。我覺得，既然是全集，就要反映全面。他自己一直認為，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我也不能給它抹掉了，我保留這封檢討，是讓人家全面了解他，他不是完人，也曾走過彎路。

但是，評價一個人的一生，看他的全部，要看他的晚節。就在參加賄選的同年，他寫了被蔡元培先生稱為「石破天驚之作」的《元西域人華化考》，後來又被推舉為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和故宮博物院理事，為保護故宮及故宮文物，與北洋軍閥進行了堅決鬥爭，一度還被捕並遭軟禁。上面提到的陳寅恪先生稱他「德才兼優」，也是在「賄選事件」之後。從這些也可看出當時社會對他的評價。

羊城晚報：那麼這件事到底當時是個怎麼回事？

陳智超：當時陳垣是國會議員，是拿薪水的，而且這個是他主要的收入來源。但由於連年戰爭，薪水已多時未發，後來得到通知說要補發欠薪了，也同時要求他們參加選舉。這是他終身的憾事。

八、三次婚姻與感情生活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出生在一個大家庭，有兩位母親，先後有三個妻子、十一個子女。在感情方面，他處於一種什麼樣的狀態？

陳智超：陳垣5歲時，父親把他過繼給了去世而沒有子嗣的三伯父。陳垣後來回憶說，雖然與過繼母親李氏生活在一起，她對自己也百般關愛，但畢竟是在生母周氏的懷抱中長大，對她還是很依戀的。每次吃飯，他總是在過繼母親處吃一點，然後又偷偷跑回生母那裡去吃飯。五六歲他就離開家鄉到廣州求學，除了有限的幾次回鄉省親外，很少有與母親見面的機會。他常因不能親自侍奉母親而內疚。

年輕時陳垣聰明博學，又長得一表人才，在廣州時被稱為「靚仔垣」。還有人提到這麼一件事：由於經常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又擅長演講，陳垣的名氣與日俱增，招來了不少開放女性的追求。陳垣有段時間用筆名發表文章，其中一個筆名是「豔」，友人問他何意，他坦言是他最喜歡的一個女朋友。

羊城晚報：他為什麼會有三次婚姻呢？

陳智超：1913年因赴北京從政，陳垣跟以前的生活切斷了聯繫，包括「父母之命」的原配妻子鄧照圓，也就是我的祖母。祖母原名「珍安」，識字不多，裹過小腳，因為祖父又字「圓庵」，所以祖母后來將自己的名字改為「照圓」，但他們兩人終究因為彼此思想的巨大隔閡，祖父來京後兩人就沒有再生活在一起。但是祖母知道祖父喜歡吃家鄉的鯪魚，就常讓子女買來曬乾，寄到北京。因為祖父過繼時是「兼祧兩房」，所以又娶了二房吳淑媛，比他小四歲，但也沒有隨他去北京，不久因意外失足落水而亡，年僅28歲。

後來追隨祖父去北京的徐蕙齡，是他在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師妹和學生。他們在北京共同生活了近40年，但到了晚年感情不和，出現巨大矛盾而分居了，後來徐夫人跟隨所生的兒子陳容到了天津生活。

對於身在天津、廣東的兩位妻子，祖父一直寄生活費。直到1966年5月，她們兩位在相隔不到一週的時間內先後去世，祖父這時已經是86歲的老人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晚年，他的女弟子劉乃和成為了得力助手和忘年知己，長期相隨。二人之間的關係到底如何？

陳智超：這個問題不是幾句話就可以說清。我的妻子曾慶瑛教授曾在《陳垣和家人》一書中，用了專門一節全面談到這個問題，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相關內容。



大師陳垣

陳垣，字援庵，廣東新會人。當代著名的歷史學家、教育家，曾被毛澤東稱為「國家的國寶」，與陳寅恪並稱「史學二陳」。

陳垣先生於1880年出生，六歲至廣州讀書。早年曾考科舉而名落孫山。在博濟醫學堂學過西醫，後創辦並入讀光華醫學堂，並留校任教。

1905年，與潘達微、高劍父創辦《時事畫報》，反對滿清專制、外國侵略，以觀點立場激進而著稱。辛亥革命後，當選民國眾議員，從此定居北京，後曾任教育部副部長。

1917年，38歲的他發表第一篇學術著作《元也里可溫考》，開闢了宗教史研究領域，當即震動學界，一鳴驚人，由此開始學術生涯。

抗戰淪陷期間，他閉門研究，堅決不與日本人合作。1949年，他選擇留在大陸，晚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病逝於1971年。

作為史學大師，他在宗教史、元史、中外交通史、考據學、校勘學、歷史文獻學上獨創甚多，學術建樹影響至今。

作為教育家，他從教74年，從傳統私塾老師到現代大學校長，前後執掌輔仁大學、北京師範大學46年。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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