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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大選教我們的三件事》文/陳文茜

1）盡量把事件看得更遠：不要在乎一時的外界評價：才能創造歷史大事。敘利亞難民危機時，梅克爾收容難民具備了長遠的眼光。當然她沒有忘記，當時她在東德時，一個小女孩渴望的自由。當東德政府幾近破產時，他們的生活也近乎難民。她的心跳動著人道主義：但這不是惟一的理由。她明白德國的崛起如果沒有新的國際形象，這是非常危險的事。

歐洲沒有人會忘記希特勒、屠殺、兩次大戰德國都是侵略國。德國需要一個新的名片，新的形象：才能崛起，才能服眾。

梅克爾看的是未來半世紀德國的挑戰，不是今天的報紙，明天的民調。在敍利亞難民危機中，她需要德國成為人道主義大國的形象。

梅克爾是一位科學家，她認識德國經濟當下隱藏的危機。年齡的老化，足以拖垮這個工業出口大國，德國當地需要新的基層勞動力。

那些徒步、渡海、忍受延途羞辱來到德國的敍利亞百萬難民，他們終究會融入德國，最終成為重要的基層勞動力。

她個人一時為這個決策付出了代價。忍受低民調，黨內辱罵，尤其跨年科隆大教堂七位難民性侵事件，排山倒海般的風浪，似乎快淹沒了她。⋯⋯最後她寧可提早交出了權力，也要堅持收容政策。

一個人的壽命有限，一個人的權力可以擁有多久？

16年，夠了。梅克爾知道她正在做對的事，而且是歷史大事。她知道這是她的歷史時刻，她堅持了。

四年後，証明她是對的。

2）The loser is also the winner 。輸家，可以變成嬴家。蕭茲領導社會民主黨在這次大選中小羸了梅克爾的政黨，這樣的微弱多數，沒有什麼好驚訝：16年前也是如此。梅克爾只在聯邦議會比前總理施洛德只多掌握了一席。

梅克爾上台執政16年來，其中12年社會民主黨參與大聯合政府，社會民主黨協助德國度過一次又一次的危機：包括歐債危機。

這導致德國崛起的光芒全球聚焦在梅克爾一人身上，而且導致社會民主黨從中央到地方選舉一直敗選。社會民主黨若以短線的、權力為核心的黨爭眼光看自己，簡直是蠢透了。

但會等待的人不只梅克爾，還有蕭茲。

當梅克爾離去時，人們已經分不清誰是她的繼承人？同黨的拉舍特？還是一直站在她身旁和她共組政府、協助國家度過危機的副總理蕭茲？

蕭茲接手的不是如「經濟學人」雜誌所説的：一個爛攤子。他接手的是二戰以後，最強大的德國，以及歐洲一體的領導國，一個令人尊敬的經濟強國，一個最好的民主典範政體。

尤其當民主在美國、英國都出現民粹甚至憲政危機時，德國証明他們才是民主運作、有效治理、抗衡民粹的成功民主典範。

這些政蹟，不完全是梅克爾的功勞，包括反對黨社會民主黨的遠見。是他們，共同成就了德國，以及成功的民主制度。

3）民主政治的運作，出問題的不是制度本身，而是擁有權力者不知節制的使用權力。這在任何制度下，都可能造成危害。

美國著名政治歷史作家羅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在《華盛頓郵報》發表的萬字長篇評論，《我們的憲法危機已經到來（Our Constitutional Crisis Is Already Here）》，這大概是近來對美國做出的最黑暗最「驚心動魄」的預言。

這個預言不亞於去年大選前《大西洋月刊》發表的知名調查記者巴頓·蓋爾曼（Barton Gellman）撰寫的長篇報道《可能讓美國崩潰的大選 （The Election That Could Break America）》所引起的關注。

去年蓋爾曼描繪的是美國走向懸崖的危險圖景，卡根在這篇文章中預言的則是美國一步步走向黑夜的危急時刻。卡根在文章中說，如果沒有富有遠見的政治家做出大膽而勇敢的舉措，美國將在三到四年內，進入民主崩潰的黑暗世界。

他把這個時間點準確地設定在2024年11月。

所以，什麼是富有遠見的勇敢而大膽的舉措？

它一點也不難。

只要權力人物忘了一些自己的權力飢渴，多想起這個快速變動的時代，人民和國家的迫切需要。

這其實是甘迺迪的老話。我改寫一下：

不要問國家能給你什麼光芒位子？問你能為國家帶來什麼光芒？

如是而已。

—圖片：英國雕塑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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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野心對抗野心》
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王建勳去年出版了一本書，書名是《用野心對抗野心》，副題是「聯邦黨人文集講稿」。

《聯邦黨人文集》又叫《聯邦論》（The Federalist Papers），是美國獨立建國時國父們「辯」出來的文明大典。作者三人： 美國第四任總統麥迪遜（James Madison） ，美國憲法起草人之一漢彌爾頓 （Alexander Hamilton），和美國第一任首席大法官傑伊（John Jay）。

辯論場景：新憲法擬定，但不被理解；辯論結果：新憲法深入人心，美聯邦創立，美利堅崛起。如果說，憲法是美利堅骨架，《聯邦論》無疑讓憲法有血有肉，涵蓋了美國國父們追問的所有政治問題，王建勳認為，「放在當下，幾乎任何關心自由和政治的人，都可從中找到答案。」雖然孟德斯鳩、洛克等人的著作也非常重要，但是，從構建一個有限政府、一個自由政體原理的角度講，這部文集更出色。就政治智慧而言，沒有什麼著作能超越它。

《聯邦黨人文集》中譯本問世多年，近年又有若干新譯本。作為一部政治學經典，它用語抽象、思維縝密，算是比較難讀的；其次，由三人合寫，充滿跳躍性，普通讀者難以抓住主線；其三，如果讀者不知道當時的歷史背景，沒有基本的政治學和憲法學知識，讀起來也會覺得吃力。

王建勳的《用野心對抗野心<聯邦黨人文集>講稿》就把《聯邦黨人文集》中晦澀難解的表述，儘量轉化為通俗易懂的文字；又把看似結構零散的文本勾連在一起，讓讀者掌握其內在的邏輯框架，領會其整體的思維脈絡。同時，也為讀者提供了必要的當年的背景知識。

一部不朽經典
「用野心對抗野心」，是美國國父們制訂一部美國憲法的初衷，概括來說就是限制權力。《聯邦黨人文集》的作者之一、美國第四任總統麥迪遜說：「人不是天使，任何擁有權力的人都是有野心的，要制約野心，必須以野心來對抗野心，除此以外，別無他法。」

「用野心對抗野心」的所有內容幾乎都能在一本書中找到說明和解釋。這本書就是《聯邦黨人文集》。在美國，這本書的地位僅次於《聖經》、《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
美國國父華盛頓說：「它值得任何一個熱愛自由的人閱讀，如果這人想生活在一個公民社會裡的話。」

美國開國元勳傑佛遜認為，它是研究政體原理的最佳評論。

以撰寫《論美國的民主》一書而聞名於世的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Tocqueville）說：「《聯邦黨人文集》是不朽經典」。

王建勳， 1972年生，先後畢業於蘭州大學、北京大學和美國印第安那大學，法學碩士、政治學博士，對憲政理論及古典自由主義傳統有深入研究。他將這部經典以通俗解說的方式介紹給中文讀者，是因為他認為，對構建一個有限政府、一個自由政體而言，這部文集提供的理論和政治智慧，超越所有前人的著作。

王建勳要將這本書作通俗解讀，針對的是「放在當下，幾乎任何關心自由和政治的人，都可從中找到答案」。因為當下正是美國和全球面臨危機的時候，這要從王建勳另一篇長文《美國面臨的八大危機》講起。

美國正處在十字路口
在今年美國大選塵埃落定而關於大選的紛爭仍然未平息之際，王建勳發表長文《美國面臨的八大危機》，開宗明義地說：「過去幾年，美國政治極化、社會撕裂，尤其是2020年，各種暴力事件頻發。美國到底出了什麼問題？美國國父們的政治遺產還能不能繼續發揮作用？美利堅合眾國還有沒有必要存在下去？ ……。

美國當下面臨八大挑戰，這些挑戰集中爆發，卻非偶然，而是一百多年來，各種社會思潮對美國傳統價值觀造成衝擊的結果。 美國正處在一個十字路口。美國人在當下的選擇，對其國運的影響絕不亞於建國和內戰，並且一定會深刻改變世界局勢。」

他接著詳細指出所謂的「八大危機」，包括：種族問題，政治正確問題，移民問題，社會保障問題，貧富差距問題，墮胎和同性婚姻問題，國際關係問題，對美國憲法制度的挑戰問題。
八大危機中，最重大、最艱難的，是對美國憲法制度的挑戰。美國的政黨競爭一直很激烈，政黨政治固然比專制獨裁優越，但隨著大眾民主的來臨，黨派鬥爭越來越極化——為選舉而選舉，為掌權而掌權。

今天美國的兩黨之爭、社會撕裂，在很大程度上是觀念、文化上的衝突。特別是對基督教、有限政府的看法，對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看法。 這些觀念上的根本分歧，可說是美國當代的、全面的文化戰爭。

而這些難題，早在在美國建國初期，開國元勳們都已經預料到了，並彙集成了美國的憲法根基《聯邦黨人文集》，並以此建立了美利堅合眾國、開創了一套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政治制度，奠定了美國人的精神信仰。

民主壓倒共和
美國開國元勳起草憲法時考慮了聯邦政府權力的邊界問題，他們想要的是一個權力有限的「小政府」，而不是一個權力無邊的「大政府」。

他們設計的是一個「混合政體」，即融合了君主制（一人統治）、貴族制（少數人統治）和民主制（多數人統治）的政體，認為這樣的政體既能保障民眾的權利和自由，又比較穩定。他們竭力避免建立雅典式的民主政體（即直接民主），而是致力於建立共和政體（代議制民主或間接民主）。如果說眾議院體現了民主制的元素，那麼參議院就體現貴族制的元素。因此當初制訂的是眾議員由選民直接選舉產生，參議員就由各州的議會選舉或者任命。他們認為只有這樣，才能避免讓民眾的激情掌控整個國會。

開國元勳們設計的總統選舉是選舉人制度，大選時各州單獨計票，某位候選人只要獲得該州半數以上選民的直接投票，就可以包攬該州所有選舉人票——這就是所謂的「贏家通吃」。全國所有選舉人票匯總後，某位候選人得票超過半數，就可以入主白宮。這種大選制度，兼顧了民主與共和的原則。美國是聯邦制，聯邦政府和各州政府是分權制衡關係。如果實行直選，人口少的州就很難產生總統，這樣選出來的總統，很難協調各州的利益關係。

十九世紀後半期以來，隨著進步主義、社會主義、福利國家等思潮的出現，加上兩次世界大戰以及羅斯福「新政」等，導致聯邦政府權力不斷擴張。1913年通過憲法第17修正案，將參議員從間接選舉改為直接選舉，參議院和眾議院變得沒有差別，民主開始壓倒共和。

美國的憲政危機

「美國面臨的八大危機」所造成的觀念、文化的衝突，從根本上說，就是平等與自由之爭，在憲政上說，就是民主與共和之爭。講的不是民主黨和共和黨，而是「越民主的制度越好」、「多數人永遠正確」，與保持小政府、聯邦、共和體制之爭。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隨著大眾民主時代的到來，「一人一票」和民眾的廣泛參與成了人們心中的政治理想，原有憲法規定的參議員產生辦法，被認為是「不民主」因素而受到質疑。1913年國會通過憲法第17修正案，將參議員從間接選舉改為直接選舉。這一改，就失去了代表「少數人」、類似英國上議院的參議院抑制和過濾民眾激情的功能。因為多數不等於正確，民眾的激情往往被少數人操弄而起。其次，原來由6年任期代表穩定的參議員與2年任期代表進步的眾議員相互制約的功能，也消失了。其三，由州議會選舉聯邦參議員，意味參議員對州負責，由選民直選，議員就傾向於支持擴大聯邦政府權力的立法，因而削弱了州權，打破了聯邦與州之間的權力平衡。例如奧巴馬醫改法案，雖然遭到三十多個州的反對，但是，它依然在國會得以通過，成為法律。

改變參眾兩院產生方式之後，近年又有提議改變選舉人票的制度，改為大眾選民一人一票直接選總統。王建勳認為這也是要以民主壓倒共和、有違美國立國初衷要兼顧各州權益的改變。

除了憲政危機之外，其他的幾項危機，以後再介紹。總的來說，王建勳認為現在是需要重溫《聯邦黨人文集》的時候了。

「一分鐘閱讀」推介書籍
《用野心對抗野心<聯邦黨人文集>講稿》
作者：王建勳
由　東方出版社　出版
https://podcast.rthk.hk/podcast/item.php?pid=23&eid=178565&year=2021&list=1&lang=zh-CN

【盧斯達：從 2014 年開始的改造 — 愛國者治港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中方動手，要整頓選舉制度，強調「愛國者治港」，將「非愛國者」排除出體系。這件事其實不是反送中導致的，因為類似的思路在 2016 年已經開始。

2016 年政權剝奪青年新政和獨立泛民的議席之後，「一國兩制白皮書」的執筆人之一強世功就在中國媒體多維接受訪問，表示（大意）如果反中國人士能夠進入體制，用體制作為平台去反對憲制秩序，這套秩序就會因自我否定而陷入內爆和崩潰。政治正確的新標準是，一國兩制的權力來源是中國憲法，香港的政治權力由中國授權，如果有反中國人士進入制度，就等於利用中國憲法給予的權力來反對中國，無異於打著紅旗反紅旗，「即這個國家的憲政體制正在合法地系統地進行自我摧毀和自我瓦解」。

「創意運用」的香港式選舉

中國認為這是一個體制漏洞。原先開放部份選舉，雖然沒有真正決策權，但香港人長年與制度相處，即使政府是行政主導，但也有人慢慢「創意運用」選舉，將之變成政見和思想傳播平台，視選舉為政治運動，推動各種思想議程。

本來選舉制度無異於科舉，用功名利祿將你跟體制綑在一起，無血消減激進力量。事實卻是各路人馬為了爭奪議席爭相發明新議程，他們對中國的權力推進也想法不一樣，議會在運行過程中，慢慢由維穩力量變成變動力量。選舉的結果不重要，因為沒人會執政，而是更在乎「選舉過程」和「選舉文化」所產生的啟蒙作用。

2014 年是歷史的死亡交叉，議會先驅啟蒙的大眾開始「反攻議會」，民意開始超前並牽著議員，經過持續數年的「批判—團結—批鬥」，人民成功將議員「爭取過來」，令他們不敢再批判激進抗爭者，甚至跟他們站在一起；「中國因素」進迫之下，議會保守派也只能承認議會不是用來議事，自己根本無法「得君行道」轉變管治，之後就出現連泛民都利用議會平台拖延和抗爭。

此一演變無疑加速了北京整治系統漏洞的時間表，不過無論過程如何，目的地都是一樣，所以 DQ 開始不是本土派的錯，2019 年的一系列後果也不是泛民阻礙法案所致。這些殺著恐怕在 2014 年制定「白皮書」時已經在預備列上。

「有限選舉」的長期影響

因為任何「真選舉」都會與社會思潮互相影響，導致「政治狂熱」。區議會和立法會直選是真選舉，真選舉的過程和期待會令人民逐漸尊嚴覺醒，越來越不能忍受自己被外物控制。所以打從一開始打真軍，遲早會生出寶寶 — 香港共同體意識。社會主義中國對選舉有特殊看法。選舉對他們來說是「政治協商」，是一種讓地方菁英馴服、共同守護政治現況的機制，他們不想要可能導致政局和人心不穩定的競爭性選舉。

因此中國不會准許香港實行「真民主」，半民主都尚且如此，真民主香港不就藩鎮化？中國自 2014 年之後，對香港便一步一步切香腸，雖然中間有各種突發事件，節奏加快減慢，主旋律還是一樣。首先封鎖民選特首的可能，再對立法會動手，殺雞儆猴，引入恆常 DQ 機制；2019 年之後則要動區議會，將整個系統的真選舉成份逐段切除，也就是削除反中人士利用「中國香港體制」的空間。

其實不能用字面意思去理解「愛國者治港」，因為北京也不能保證愛國者治國，一些官員把錢和人偷偷放到外國去，就不太愛國，中國尚且如此，香港就更是沉累深遠，「歷史不清白」。他們可能亦預計香港的政治菁英亦一樣，自己打著愛國旗號，但家人可以移民外國搞移民生意，但因為北京信任，所以不會用「不愛國」的名義將之打倒。

說穿了「愛國者」是「北京可信任之人」，反之，要摘除誰人公職的時候，不用糾纏法理和典章，簡化為「不愛國」的道德指控便可了事，其實是將 2016 年以來的 DQ 制度套上民族大義的合法性，永存於通例之中。

這也一定程度打通了香港政治和中國政治的隔離，種下了中國黨派鬥爭正式入主香港的新局面。「愛國者」之間互相指責同行「不夠愛國」之互相傾軋，已是可以預期，如今亦已見端倪。因為形勢的各種變化，一些人可能一夕由愛國者被打成不愛國者，一直獲得信任的人又可以一夕失去信任，見 2012 唐梁之爭。

因此香港還是會亂，只是北京可能認為香港反正都是亂，不如採取主動以亂達治，將混亂的節奏掌握在手中，好過香港用自己的節奏混亂。然而這說明了甚麼問題？就是體制自設計起就並不和諧，自身帶著衝突甚至自我毀滅的基因。

因「錯誤」而生的香港

強世功可能代表中國內部某種對政策祖宗的修正主義思維。固然上一代香港從政者作為被統戰對像，得到過中國禮遇，他們就一天追念鄧小平承諾過甚麼。當初中國為了統戰香港，對愛國者的定義十分寬鬆，依計令香港從政者產生玫瑰式幻想，認為將來自己有機會共治香港。

鄧小平當年是這樣定義愛國者：

「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只要具備這些條件，不管他們相信資本主義，還是相信封建主義，甚至相信奴隸主義，都是愛國者。我們不要求他們都贊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只要求他們愛祖國，愛香港。」

又說：

「港人治港不會變。由香港人推選出來管理香港的人，由中央政府委任，而不是由北京派出。選擇這種人，左翼的當然要有，儘量少些，也要有點右的人，最好多選些中間的人。這樣，各方面人的心情會舒暢一些。」

初衷聽來好像十分寬鬆，然而這三十年間，形勢已發生變化。強世功評價一國兩制的「初衷」，便甚具批判意味：

「要把『一國兩制』這種政治理念與基本法的具體制度設計區分開來。『一國兩制』毫無疑問是偉大的創舉，但具體制度設計可以完全不同。事實上，鄧小平當年對香港基本法起草中出現的傾向非常不滿。因為基本法起草正趕上內地自由化思潮泛濫，導致基本法的具體設計脫離了鄧小平預定的思路。正是針對基本法起草中出現的錯誤傾向，鄧小平在 1987 年專門接見了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發表了重要講話，糾正了過去的錯誤思路。然而，基本法大的框架已經完成，無法推倒重來。今天基本法中行政主導的問題、中央干預香港的問題、國家安全立法問題，都是當年起草中遺留下來的問題。」

今天中方的新講法是，你支持一國兩制，就要一併支持輸出這個秩序的中國。那中國不是純粹的理念中國，而是具體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你支持一國兩制，想有權利，就要先支持中國共產黨。反對中共就等於反對自己的存在基礎。

今天遺留在香港社會的特殊國家觀念，即大家多年來相信的「愛國不等於愛黨」、「反共也是愛國」，已不再獲得容忍。當年起草香港制度太過自由化，產生了各種「問題」，包括邦聯假想、平行中國、分化的國民身份、本土主義乃至獨立火苗，對中國而言解決新問題的方法就是將制度盡量單一化，將香港和中國提綱挈領的整合起來。

香港的從政者當然不想放棄掌握資源的議會，資源即生死存亡，然而要在這個制度下獲得接納，要從根本層面打倒自己，要支持中共，而不只是「愛國家民族」這樣的象徵層面。若做到那一步，又不知如何跟越來越堅定的選民交代？

將錯就錯的香港未來

三十年周折，由中共「糾正錯誤」而一切回到原點。結果是沒有浪漫，沒有量變化為質變，沒有民主中國，也沒有民主香港。不過經時間催化，當日的「問題」已經結出果子，對民主自由的渴望，弔詭地乘中國的妥協政策之變，又安全地醞釀多三十年，最後變成了別的東西。當中很多假戲真做、或者糊裡糊塗、或者痴心錯付，細緻地看，是全盤失敗；長線來看，卻為來香港的想像提供了過程跌跌撞撞的基礎。功利地說，政治啟蒙和社群意識已經用完了議會，用完了體制機緣，已經金蟬脫殼，不需再寄生保守路線，而是走入尋常百家，甚至溢出海外。

現況比起以前民眾寄望菁英，然後菁英又寄望趙紫陽集團由上而下自由化政改並獲准共謀，或者寄望議會和法治單天保至尊，都少了一點欺騙性。香港不那麼容易自主，但期待中國有天將香港想要的東西送到門前，亦是妙想天開。從 2014 到今天其實都是說明一個事實：單純寄望中國開放和政治自由化、或者外國打救的己願他力路線，行不通。

香港多年來將資源投入不那麼有效的路線，但市場還是有其機制力，人們慢慢就會發現資源有更好的用法，新的路線便慢慢由改變資源運用的集體行為，推陳出新，近年的新活動形式也不是由誰發明，是由下而上改變、適者生存的例子。如果香港是一個生物，它的存亡便取決於進化和演化速度是否能超過它的掠食者；因為中國的回歸政策有過「錯誤思路」，一些燦爛的東西就誤打誤撞養殖了出來。今後香港人如何創造利用這些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便是新時代的新博弈、新功課。

針對昨(10日)國安局長蔡得勝在外交國防委員會，證實新戶政系統的承包商資拓宏與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將非常重要的軟體轉包給中國的網路公司，江院長表示並沒有收到國安局的訊息，至於事實是否違反採購法，鄭麗君強烈要求行政院一個禮拜內必須徹查，並交付報告。
另外，鄭麗君表示，勞工和公務員在產假及陪產假方面有很大的差距，勞工有56天假(包含例假日)，公務員若包含例假日則有70天，鄭麗君認為政府應檢討，能夠將產假成為獨立的假別，逐步縮減雙方差距，實質照顧到勞工和婦女擁有優質的環境。
鄭麗君指出，公民課綱選修單元「憲法與修憲制度」微調後，把『1-2簡介主要的釋憲制度類型及其差距及其說明。』刪除，加了一段文字說明，「在憲政主義的架構下，某一法律是否為違憲政價值的惡法，在憲政制度上是交由大法官會議來認定」這個新增的說明有兩項錯誤。鄭認為，檢核小組的憲法程度不如高中生，竟還敢表示他們用憲法來檢核課綱，錯誤的課綱程序應全部重來。
政府在去年6月21日簽訂服貿協議，但兩岸「金銀三會」在去年4月1日就宣布將中國銀行餐股台資金控旗下銀行的上限提高到20%，未卜先知地提早等待服貿協議簽署。鄭認為近年來頻繁的兩岸已成為兩岸權貴的密室遊戲、黑箱中的利益交換。
最後鄭麗君再次向江院長與張部長強調必須承諾遵守102年2月26日立院朝野協商「核四案公民投票有結果前，不辦理追加預算，不放置燃料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