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師自己的事】臨床心理師的隱憂
◆我的臨床心理師之路
在談這些敏感的議題之前我想先交代一下我的背景，我從大學到博士班唸的都是「心理all the way」，起初就讀的是中正大學心理系，心理學雖然是一門非常廣泛的學問，但具體直接的出路在當時只有臨床心理師這個選項，大學時曾到醫院見習過，坦白說並不覺得心理師是一份體面的工作，給我的印象是必須關在一間間的小房間裡與一箱箱的心理測驗為伍，總有點「技師」的感覺(實際上早期某些醫院的確使用心理技師這個貶稱)，儘管如此我對於人性與變態行為(不是日本那種變態你知道的)還是很有興趣，成績兩光的我爆氣考到成大以訓練臨床心理師為主的行為醫學所(咳，小聲地說好像還是榜首)。
在行醫所我們接受了許多關於心理病理與鑑別診斷的訓練，在研究上也是採取量化的實證主義思維，或許是處於醫學院裡，那種科學或醫學的氣氛濃烈且自然。心理病理博大精深，涉及了精神、神經與復健醫學等範疇，三、四年的訓練並不長，相較於病理與衡鑑的比重，心理治療的訓練顯得淺嚐即止。在成大精神科實習時，精神科主任陸汝斌教授同時接任行醫所所長，磨刀霍霍地我們當成住院醫師來操(實習一年都可以養出一個R1了，他說)，我們幾個也就跟著住病房、半夜跑急診，分配到的扣機雖然有點些沉重，但卻也像榮耀的徽章，感覺自己成為醫院重要的一份子。還記得有次在護理站硬背各種藥的學名與副作用，有位護理師跑來問我能否下order來約束一位躁動的病人，我困惑地理解到，在階級分明的白色巨塔裡我畢竟不是醫師，難道我們的訓練等同於半桶水的精神科醫師?
心理衡鑑(評估)是我們實習的主要工作，由於評估耗時耗力，病人往往得排上數周，即使是對我們這些小毛頭也多畢恭畢敬。值班與熬夜開研究會議造成我長期睡眠剝奪，以至於脾氣暴躁，記得有一次幫一位自閉症的小朋友進行評估，媽媽怯怯地告訴我評估時她需要在場，不然小朋友無法接受，當時我面無表情地指示媽媽先離開房間，門才一關上孩子立刻大哭，用頭大力地撞牆，我嚇到馬上請媽媽進來安撫。我像是被這孩子的頭撞醒一般，看到了自己的傲慢與無知，披著白袍的我怎麼反而離人更遠了?
畢業後我在家裡附近的醫院待了兩年，很快就知道在醫院工作不是我要的，除了無止盡的評估外(才短短幾年智力測驗可能就做了幾百遍)，心理師的發展也因健保給付而受限，更重要的是我不喜歡醫院的階級氛圍，以及與人較為遙遠的距離，畢竟醫院是看病而非看人。當時我迫切需要一位心靈導師的指引，而Yalom是我的偶像，我也開始接觸佛洛姆、阿德勒、荷妮等人的思想，後來決定轉換跑道到諮商心理學，在台師大完成了我的博士學位。
就如同所有學校，師大的課程並不如想像完美，但已補充我許多不足，例如失落與悲傷、家族治療等課程都開啟了不同的視域，我也更為細膩地學習到心理諮商中治療師與案主的人際歷程。坦白說更深刻的學習是身教，這是課本中學不到的。
◆臨床與諮商心理師的戰爭
有太多的新仇舊恨讓臨床與諮商心理師的關係緊張，當年臨床界辛苦耕耘才使得心理師法三讀通過，諮商界則撿便宜搭了個順風車，後來諮商心理師又努力地想打入醫院，被搶地盤的臨床界當然很不高興。互相對抗下不免開始詆毀彼此，例如聽到諮商說臨床心理師只會做心理測驗，而臨床說諮商根本不懂診斷和病理。我常戲稱自己是蝙蝠，兩邊都沒把我當成自己人，坦白說我對這樣的對抗感到厭煩，這些對彼此的貶低都隱含著偏見，即便都是臨床心理師，當中也有很大的個別差異，不能以一概全，我也漸漸體會到在校的訓練只是起點，好的心理師應該根據所處的工作場域與對象自我學習。
這場戰爭一開始臨床略佔上風，掛著醫院的招牌總是多了分優越感，但談到打仗，人數才是硬道理，諮商心理師人數增加速度是臨床的好幾倍，雖然有良莠不齊的問題，但是優秀的人才肯定也不少，尤其是因為研究所考試門檻較低，吸引了許多原本其他領域(如傳播、企管)的人才來學習，更增加了諮商界的多元豐富性，漸漸在媒體曝光率取勝，大眾越來越認識「諮商師」，有sense接受諮商的民眾也增加了。人多關係也就多，後來諮商心理師進入醫院，因為姿態較低通常與醫師的關係也比較好，終於臨床心理師連醫院的城門也失守了。
當我參加臨床公會討論時，發現很多前輩們仍執著於「臨床」這塊招牌，希望能讓民眾認識臨床心理師與諮商的不同，說白一點，他們還想打這場已經輸了的仗。這裡可以發現他們少了role taking(說同理太沉重)的思考，民眾關心的是有誰可以幫到他們的問題，有太多事情要煩憂(如我有沒有病、會不會改善)，誰有那個閒工夫搞懂什麼臨床跟諮商?
◆危機與轉型
臨床心理的危機真的來了，不是因為諮商，而是健保給付制度限制了心理師在醫院的發展，職缺增加速度趕不上每年新培養的新血，許多優秀且滿腔熱血的生力軍畢業即失業，被迫從事「行動」心理師，到學校、社福機構、甚至監獄接案(政府的心理衛生經費缺乏整合，工作多零散地發布，東奔西跑的心理師們其實很辛苦)但如果研究所的訓練都是以醫院工作為前提，他們又怎麼有信心在社區面臨大量的競爭? 離開醫院後臨床與諮商的區分還有意義嗎?
我抱著戒慎恐懼的心情寫這篇文章，因為一定有很多前輩看了不高興，忠言逆耳，但我是真心覺得我們值得更好的發展。本文目的不在於輕臨床而重諮商，兩邊都有其優點與限制，但隨著醫院工作機會不在，臨床心理學界的大老們必須意識到這點並做出調整，究竟台灣需要怎樣的臨床心理師?
我們的心理學以美國馬首是瞻，美國是相當吃專家、實證主義這套的，但是台灣也是嗎? 從研究中發現好多的model與建構，是這些理論模型貼近民眾?
或者婆媳問題更值得關心? 光是「衡鑑」這個詞就夠讓人聞之生畏了，能不能用更為普及的話來說呢? 類似的問題有太多太多了，我沒有偉大到都提供答案，我只是想指出臨床心理學界的產學落差的問題，學會的老師們如果真的關心學生的發展，就必須跳脫學院的框架，草根地去認識台灣心理衛生的現況與需求，謙卑謙卑再謙卑(總統梗)地學習如何能學以致用。
當然工會也責無旁貸，我們需要更強的凝聚力，提攜後進，將不同場域的工作經驗予以傳承，例如最近台北市公會，由黃龍杰心理師主持的「一一成群」活動正有此意味。我也認為臨床與諮商不僅該停戰，更要開始彼此熟悉與合作，學習彼此的優點。坦白說心理師早已供過於求，與其爭食醫院這塊越來越難以下嚥的餅，不如一同開拓藍海。
我們都希望良禽擇木而棲，但現在的心理師很難待在一個安穩的位子直到退休，相反地，我們被迫去闖，去思考、開拓、改變、成長。我們更辛苦，但必定也更多元豐富，默默耕耘的同伴們一起加油吧，Rogers說 ”becoming a person” ，就讓我們becoming a psychologi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