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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下班后是否还在回复简讯、处理邮件？
Work from home 让你工作更有效率，还是没了上下班的概念、没办法好好歇下？

新一年，让我们重新检视下班后的生活，让生活更有质量、工作更有干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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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全文 ：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mingjia/2021/01/04/384499

日前，友人聊起新加坡艺人欧菁仙接受当地电台访问的事宜。她分享移居法国巴黎后的生活体验，其中职场文化让她碰了钉子。某天晚上，她因为寄出了一封工作电邮，而被人事部温馨提示。三个月后，她又在晚上发简讯给同事，提醒对方隔天有重要会议。同事非但没回复，还截图传给人事部，引来“高度关注”。人事部建议她报名参加休闲活动，公司还送她免费戏票，同事也开始约她吃饭，让她下班后不再只是围著工作转。

法国从2017 年起实施“断网权”（right to disconnect），员工可以不理会工作时间以外的电话和电邮，减少工作对私生活的干扰。如果公司和员工无法就此达成协议，雇主必须列明对员工下班后和要求及他们享有的权益。德国、意大利、菲律宾等国也有类似的措施。最近，新加坡的国会会议也针对这个课题进行讨论。“断网权”旨在达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work-life balance）；有者则认为会影响工作效率、拖慢工作进度。

不过，即便下班了，收到简讯电邮就立刻回复处理、随时候命，就等同于效率吗？当下或许把事情解决了，但形成的“后遗症”是潜移默化的。里海大学（Lehigh University）管理学副教授 Liuba Belkin 分析，无论员工下班后花多少时间处理邮件，都会或多或少产生负面影响。弗吉尼亚理工大学（Virginia Tech University）随后的研究指出，无需查收邮件，仅仅有查收邮件的“预期”，就足以引起焦虑情绪。

虽然以上研究是针对查收电邮，笔者认为查收简讯也可能有类似的影响，而且更为深远。如今人们机不离手，简讯传送到手机还会有通知（notification）。你可以说没有开启电邮，但没有查看即时通讯软体如Whatsapp近乎不可能。若简讯发给个人，对方背负极大的责任回应。若简讯发到工作群组，压力也不小，因为有其他人一同监督。发简讯比电邮更能确保信息即时传递，因此也更具“侵略性”。

身与心的状态息息相关。《欧洲工作条件调查》（European Working Conditions Survey）数据显示，那些在非上班时间工作更长的人，有更严重的骨骼疼痛和心血管问题。另外，研究人员认为，公司以加班或下班后是否愿意处理公事来衡量员工品德和工作态度，是一种畸形的“企业文化”。当你发现其他同事加班或下班后依然工作，你会怀疑、焦虑是否不该休息，整个职场环境就会陷入恶性循环。

在《一流的人如何保持巅峰》这本书中，高效企业顾问 Brad Stulberg 和奥运选手的金牌教练 Steve Magness 整理出一个公式：压力+休息=成长，强调懂得休息才能拥有更好的状态。2018年的另一项研究也发现，在休息时间做放松运动、社交活动和觉知休息，对工作表现有正向的影响，反而提高了销售员的业绩。

笔者对此有深刻体会。在行管令（MCO）和有条件行管令（CMCO）期间不是每天都值班，而复苏行管令（RMCO）全面复工后，上司、同事和几位嘉宾都表示笔者的状态更充沛自在，甚至好奇我这段期间做了什么。回顾没有上班的日子，不过是阅读写作、遛狗散步、扫除整理、组织线上活动等，跟工作范围没有直接关系，却对工作状态的恢复有极大帮助。最近在一场职涯分享会被提问如何保持对工作的热忱和积极，笔者也提到了下班后的生活经营。

疫情催生了居家办公的趋势，省去了通勤的麻烦，却令上下班的界限更加模糊。有鉴于此，规划出工作时间和个人空间显得更为重要。“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这句话虽然有些俗气，也已经被许多科学研究佐证。员工身心状态健康，能降低公司的管理成本、改善组织文化、提升工作表现。我们需让科技为我们所用，而不是被科技绑架，成为工作的奴隶。上班时应尽心工作，下班后要舒心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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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 馬來西亞東方日報 Oriental Daily News Malaysia 再次刊登我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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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四年前些的文章，今早FB弹出来，再share一次。

我给民主行动党50週年党庆的箴言

文/丘光耀博士

今年是民主行动党50週年“党庆年”。我适逢今年七月退党，然斗争精神一刻都没有离开过。

我相信讲真话是美德，历史学者也最忌讳作假。我仅此向行动党的朋友们，提出我的一些观察和善意批评。

这个党，从被讥笑为“万年反对党”，到“308”终于能一尝州级执政权力，甚至在“505”距离问鼎布城，只有一步之遥而已。

五十年，对于一个严肃、老牌的社会民主主义党，它有过高峰，也有过困顿；它有过重创，也有过复兴，然而它未来将走向何处？当下新的政治格局，包括选委会新一轮的选区划分，这套游戏规则，对于循选举斗争的行动党，其势力会进一步扩张，还是逐步萎缩，以致打回原型？

半个世纪以来，大马国人尤其非马来人，对行动党都投以极大的热情和希望，即使在上个世纪，没有机会看到火箭执政的岁月，所谓的“钟摆定律”，都从未让行动党沦为一蹶不起的“蚊子反对党”。

五十年以来，非马来人支持行动党，理由可以很多，诸如要教训国阵（巫统）、国家不能没有反对党、火箭比其他反对党可靠、行动党高调反贪污、行动党领袖不畏坐牢、马华民政太无能，甚至林吉祥的政治硬汉形象等等，不一而足。

然而在我看来，支持行动党最关键的公约数，就是非马来选民都大致认同，大马是一个多元民族的国家，因此“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比巫统的“马来人的马来西亚”更适合奉为大马建国的核心理念。

众所周知，“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这是行动党领袖在群众演讲、政治文告、文宣传单、布条横幅、政策宣言最常用的一句口号/概念/主题/词彙。然而，这麽显性的斗争目标，这十个字，却从未列在党章的“宗旨”里头。

反之，行动党另一个隐形的意识形态，即：民主社会主义（Democratic Socialism），从1966年就被列为党章“宗旨”的第一条，演进到2005年修改新党章，在“宗旨”依然是位列第一，只不过表述改成了“社会民主主义”（Social Democracy），这和欧洲许多兄弟党的修章发展逻辑，基本一致。

这个反差现象值得研究。

在火箭党争的历史上，派系挑战者（如KOKS派系）都曾指责林吉祥背弃“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然指责行动党不重视“民主社会主义”者，唯独柯嘉逊博士一人。

在我看来，林吉祥领导行动党的时代，确实不很重视左翼意识形态的论述和理论建设，因为自513后，“左右对峙”和“阶级矛盾” 从未在大马的朝野政党竞争中突出过。林吉祥也似乎不很在意对手的意识形态批判，因为他知道社会各界普遍不感兴趣，亦不会影响选举大局。

我这麽说，不意味大马没有阶级剥削问题，而是“阶级意识”（class consciousness）被“种族意识”遮蔽，导致前者不彰。加上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工人的“阶级意识”根本就无法促进工运的发展，反而促退。而行动党作为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五十年来从未靠工运来做阶级动员，这跟欧洲的兄弟党状况有所不同。

即便如此，我不认同一些激进左翼人士所曰，“种族意识”是伪问题，是剥削阶级（执政的资产阶级集团）蓄意製造出来转移社会矛盾的政治烟雾。

原因很简单，我认为，人，不会只有一种社会属性。

他/她有阶级属性，也有民族属性、宗教属性、性别（性向）属性，甚至如东马两邦，有地域属性。故此，他/她面对的身份认同，遭遇的社会歧视，面对的社会压迫，或者说包括享有的社会特权，其实都是多面向的。

好比一个人，一个女人，一个穆斯林女人，一个在一夫多妻制下“共夫”的女人，一个家庭经济拮据的女人，一个在马来甘榜不具备现代化教育所赋予白领阶级谋生技能的女人，你说，她活在当今的大马所面对的多种压迫和剥削，独尊左翼的阶级斗争理论，可以提供全面的分析和答案吗？

一个人，一个男人，一个出自基督教传统家庭背景的男人，一个同性恋男人，一个华小毕业，有独中文凭，放洋留学的男性中产阶级，但经济状况却逐步向下流动的大都会工薪管理人员，请问，他在国阵统治下的马来西亚，难道只面对单一的压迫和歧视？

故此，行动党作为“进步政治”（progressive politics），它要代表被压迫、被歧视、被剥削的马来西亚人，就必须认识到国阵这股保守的统治力量，从阶级、民族、文化、宗教、性别各个面向都是压迫者和剥削者。

然而，多元的大马，历经国阵60年的种族威权统治，已沦为一个严重分化的社会。伊斯兰原教旨的崛起，又成为新添加的反动势力，让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面对多一重的社会压迫。

恕我直言，行动党近年来因为“政治正确”，为开拓“选举蓝海”、“爱马来人”以及“不要让马来人感到不安”的思路，隐隐约约地盘旋在某些党高层的脑海裡，以致逐渐将政治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争取马来人的支持”，而非“争取被压迫马来西亚人的支持”。

在我看来，马来人不是铁板一块，应该按社会属性，区别对待。

首先，我们在招收马来党员时，切记要重质而非重量，更不能“凡马必收”。马来人有进步的、中庸的、开明的，具现代化脑袋的，甚至是激进的，这些才是我们要招收和培养的对象（未来议员）。那些属民族保守的、政治投机的、宗教反动的、敌营跳槽的，一定要审慎审核，不然后患无穷。

再则，行动党的支持力量，主要是“被压迫的马来西亚人”，这尤以“民族压迫”和“文化压迫”最为显著。所以非马来老百姓除了面对马来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所面对同样的阶级剥削外，前者还多受一层民族压迫和文化歧视的苦难。故此，行动党不能将非马来社会所面对的多种压迫问题，为顾全“争取马来人支持”这个大局（big picture）而淡化处理。

第三，行动党应该按自己的“原我正面形象”在多元的社会裡大展拳脚，而非因顾及巫统在马来社会所塑造的“假我扭曲形象”而绑手绑脚。我们是清廉的，不会因为巫统污衊“林冠英买便宜算贪污”而受累。我们是信仰多元世俗价值的，不要因为伊斯兰党和巫统的反动教条而害怕马来人误解我们。我们是主张民族平等的，不要因为“爱马来人”，怕“引起马来人的不安”而搁置我们“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之鲜明旗帜。火箭原本就是1965年马新分家的历史产物，不要因为马来人害怕李光耀而在处理党史时蓄意遮蔽民主行动党和人民行动党的历史渊源。还有，火箭的第一任秘书长蒂凡纳曾是新加坡总统，这是事实，也是荣耀，无需害怕马来人知道。

第四，我们在政治战略上当重视巫统，但在选举战术上不能忽视国阵华基成员党。近期有中央领袖表示，行动党今后的主要敌人是巫统，不必在乎马华民政，恕我不能苟同有关分析。马华民政虽然在505后大败，但并未彻底崩盘，它们在华社传统的商会、宗乡团、神庙、地方组织、报社都还有桩脚，华校董事局也都是他们的势力范围，力量发展大到甚至可以攻陷董教总，所以行动党绝不能等閒视之。再则，我们505中选的新科议员，包括马来和印裔议员，也有地方服务记录欠佳，口碑很差的州级领袖，这都是我们的软肋。最为关键的是，行动党出战的选区，主要还是面对马华民政和人联党。好比在柔佛州，除了林吉祥硬撼巫统，其他候选人主要还是对垒马华。所以，华社面对的议题，非马来人面对的多重压迫，我们都要积极应对，否则下场就是“安顺补选”扩大化的悲剧。

如果我们真的认为巫统才是火箭敌人，那麽我们在马来乡镇有否配置“软实力”佔据回教堂？我们在马来公务员系统有多少统战人脉？我们是否准备由马来同胞担任秘书长一职？我们是否准备修改党章，在各个党组织设“宗教司局”，然后再向希望联盟的友党争取更多马来选区上阵，和巫统全面开打？

很显然，上述的假设是不存在的，因为没有社会客观条件作为战略和战术部署的基础。尤其在明年，国会通过新的选区划分后，大马的政治版图基本是在“红海竞争”，即“行动党的红海”和“巫统的红海”，彼此间没多少交叉的“蓝海”可以再被对手开拓。

纵观50年走过的风雨路，我建议行动党今后应该定位在捍卫马来西亚“宪政世俗”和“多元民主主义”的进步政治。基于种族比例的结构性制约，加上民族和宗教压迫的多重性矛盾，行动党的选举，不可能奢望“红蓝通吃”，欧洲兄弟党曾经有尝试要设“左右通吃”的“全民党”（catch all party）定位，但最终这个路线被证明走不通，不仅让自己的传统支持者离散，也助长了极右翼民粹主义的抬头，顾此失彼，得不偿失。

“政治正确”走过了头，真理也会变成谬误。

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积极耕耘，固本培元。我就送给行动党人这16个字。

各位行动党同志及关心行动党前途的朋友必看。

这篇文章的内容，是专注讨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身份认同之危机”。应该让我们引以为戒。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危机与启示》

作者：中央编译局世界所研究员 张文红

作为德国历史最为悠久的政党，社会民主党（以下简称“社民党”）的前身是1863年成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和1869年成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这是第一个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建立的无产阶级政党，也是第二国际时期各国建立的28个工人政党中最强大、最有影响的一个。

经过长期发展，社民党逐步完成了从革命党到改良党、从政治边缘到权力核心、从纯粹反对派到主要执政党的转变。自1966年首次进入大联合政府后，社民党于1969至1982年同自民党联合执政，1998年至2009年又先后同绿党和联盟党组成大联合政府。

2009年9月27日，德国第17届联邦议会大选落下帷幕，执政的社民党得票率仅为23%，是该党自1949年以来最糟糕的选举纪录。可以说，社民党当前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方向危机，进而引发了认同危机、信任危机和领袖危机，面临严峻考验。

危机探源

“新中间”路线——20世纪90年代起指导思想上的右转。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社民党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是一个阶级党，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是一个纲领党，有着鲜明的路线和方针；是一个党员党，有着严密的组织结构和决策机制。尽管曾遭受残酷的打击和压迫，社民党都凭借其坚韧毅力和高昂斗志而不断发展壮大。

二战结束以来，社民党一直进行着适应时代发展的尝试，不断调整自己的定位。1959年《哥德斯堡纲领》的通过，标志着该党在政治理念上的彻底转变：不再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党的指导思想，主张世界观的开放性和多元化。1999年6月，社民党领导人、时任总理的施罗德和英国首相布莱尔联合发表了纲领性文件《欧洲：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在德国则被更多地称为“新中间道路”。“新中间”政策的最大特点是淡化意识形态色彩，将社民党的选民重点定位于所谓的新中间阶层，不再完全依赖传统的产业工人。

随着“新中间”路线的推行，社民党的政策、理论不断向右转。这种调整部分适应了德国社会的发展现实，但重心的转移不可避免地与传统的选民基础发生冲突，事实上抛弃了社会最下层的民众，致使这部分民众或是退出政治生活，不参加选举投票，或是转而支持其他政党。

“2010规划”——社会福利改革导致严重分裂。施罗德政府于2003年提出的福利改革方案——“2010规划”，涉及社会各个方面，其核心是大幅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并辅之以一系列强力措施，因而极大地触动了民众利益，在社民党内部及全德国都引起了强烈反响。这是一场右翼政党长期想做而不敢做、最终由左翼政党推行的带有新自由主义色彩的改革，许多改革措施比德国传统保守派的主张更加自由化，因而遭到公众的抗议和来自党内的批评，并引发了社民党内改革派精英与基层党员、传统选民的分裂，使社民党深陷身份认同的危机。

最强烈的反抗来自工会：2005年1月，反对“2010规划”的德国西部工会人士和一些社民党人在哥廷根成立了一个“站在社民党左侧”的新的左翼组织——“选举替代——劳动与社会公正”。2005年大选前夕，“选举替代”同民主社会主义党组成参选的共同名单，最终获得8.7％的得票率。2007年6月，“选举替代”和民主社会主义党合并成立了德国左翼党，彻底改变了德国的政治版图，对德国政治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迷失自我——自身定位和身份认同迷惘。新世纪以来，社民党传统的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同全球化时代社会转型需要发生激烈冲突，从前的政策已经难以应付这一切了。执政期间艰难而痛苦的改革历程表明，社民党始终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苦苦挣扎：一方面不想放弃“社会公正”这一核心理念，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牺牲民众的部分利益。社民党没有成功地在理想与现实这对矛盾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既能使自己新的“社会公正”理念付诸实施，又能使广大民众理解并接受改革。

社民党逐渐背离了其传统的基本价值观——社会公正和社会团结，转而实行有利于雇主的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政策，因而同保守的联盟党的界限日渐模糊。为此，在2009年的大选中，数百万社民党的传统选民选择了沉默，9月27日大选当天呆在家里而没有去投票给社民党。

危机带来的启示

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据统计，自1990年以来社民党党员人数持续下降，大批党员纷纷退党，包括很多具有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和知名党员、工会会员也放弃了自己的政治家园。探究其根源，不难看出社民党最大的失败在于迷失了方向，进而失去了传统的社会基础，特别是失去了其主体选民的支持。

这鲜明印证了一个道理：政党决不能割裂同民众的血肉联系，否则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要坚持理想信念教育，不断巩固党的自身建设，使党永葆生机活力，增强凝聚力和吸引力。

加强和完善党内民主建设，不能丢弃党内民主。社民党曾以注重党内民主而著称。然而，近年来社民党在许多重大决策和人事问题上日益背离党内民主的原则。2009年的联邦选举，社民党的总理候选人就是由几个高层人物私下拟定，并直接经媒体透露给社会，连时任社民党主席的贝克本人都被蒙在鼓里，直到报道出来后才恍然大悟，致使贝克最后不得不辞去党主席职务。

大选失利后，社民党重新确定了新的领导人，但同样是少数高层人物决定，然后交由党代表大会通过。这种对党内决策机制的漠视，破坏了党内的民主原则，干部和党员对此非常有意见。

同时，社民党的领导人愈来愈依赖媒体的作用，更多地运用权威、直接利用媒体推行自己的政策主张，争取获得选民的支持。这些做法势必削弱党组织的作用，也严重打击了党员和干部的积极性。

提高拒腐防变能力，杜绝公权私用。腐败现象是世界上各国政党面临的共同问题，社民党也不例外。2009年大选前，社民党人、大联合政府的卫生部长公车私用去西班牙度假，结果汽车被盗窃。这一事件给社民党的竞选带来很大负面影响。

另一个更加严重的普遍现象是：党内一些干部与资本家“打成一片”，拿股份，给方便。施罗德就曾被党内很多同志称作“资本家的总理”，就在临卸任之际还同外国的石油公司签订巨额合同，为自己离任之后的生活铺平道路。

加强交流与沟通，巩固同工会的伙伴关系。同根同源的社民党和德国工会联合会虽然相互独立，但又有广泛的共同目标和行动上的相互支持。工会是社民党扩大选民和党员方面的主要依赖力量，也一直是竞选时期社民党真诚可靠的伙伴。社民党最好的选举结果是通过工会实现的——1972年大选时，工人选票占到了社民党总得票数的70%，党的领导人勃兰特因而被称作是“工人的总理”。

毫无疑问，社民党作为经典的工人政党和工人利益代表的时代已经结束。社民党推行的大规模社会福利改革引发了工会与社民党的尖锐矛盾，争论不仅在于某些细节，如多一点还是少一点解雇保护，而是关乎整个体系。社民党因而逐渐丧失传统选民基础，而且也不能持续吸引新的选民阶层，由此在竞选时丧失多数，而多数的丧失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政治能力的丧失。

这就告诉我们，在新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下，工人阶级政党在纲领和政策方面需要重新做出必要的调整，力争做到改革与维持传统价值的统一。同时，要加强与工会的联系和沟通，构筑新的相互信任与协作的基础，巩固和发展传统伙伴关系，继续维持历史性联盟以持续获得工人阶级的支持。

来源：《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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