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歐制中」策略成型 白宮:考慮與習近平直接對話 】
✏️美國總統拜登結束訪問歐洲行程,在「聯歐制中」的政策上取得多項具體成果。
✏️中國則以譴責、向台海出動軍機、香港大抓捕等方式應對國際壓力。
✏️白宮17日證實,下一步將規劃拜登與習近平直接對話。
▫️報導全文: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junshiwaijiao/jt-06172021101459.html
▪️白宮:「拜習會」或於近期舉行
在美國總統拜登16日結束訪歐行程,返回華盛頓後,白宮國安顧問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17日證實,拜登政府將計劃在「未來幾個月」與中國領導人直接對話,形式及時間未定。
「很快地,我們會坐下來為兩位領導人確認接觸的方式,可能是電話,也可能是在國際會議期間或其他形式。」 沙利文說,「雖然尚未作出任何決定,但拜登總統可能在未來幾個月與習近平主席接觸,並以某種方式評估我們的關係,確保我們進行直接溝通,這在昨天拜登與普京總統的會面中也顯示出是很有價值的。」
沙利文在白宮電話簡報中告訴記者,可能的時間點之一是今年十月在意大利舉行的20國集團峰會。
拜登與習近平上一次公開通話的記錄是在今年2月11日,兩人在拜登上任一個月後才首次通上電話,時間長達兩小時。拜登向習近平表達對中國人權、台海議題、新疆、香港局勢的擔憂。
▪️拜登歐洲之行取得應對中國的四大成果
這次出訪歐洲的行程是拜登就任總統以來首次出訪。從七國集團領導人會議、北約峰會、美歐峰會到與普京的會面,法國賽爾奇·巴黎大學教授張倫告訴本台,歐洲國家對於拜登出訪的評價非常正面。
「這是重建跟歐洲盟友關係之旅,也是重建美國影響力的出訪。基本此行都達到目的,歐洲對美國的配合、表現出整體的和諧及尋找共識的狀態,比我預估的還要好。」張倫分析,主要原因是西方國家樂見美國重回多邊國際政策,另外也是歐洲在面臨從氣侯、科技、中國崛起的壓力與危機中的「理性選擇。」
沙利文在17日的白宮電話簡報中也回顧,拜登此行最大的成果之一,就是自信地展現自由世界領袖的風貌、堅定捍衛美國尊重人權的價值觀,並且使得民主國家在對中國的立場上趨於一致。
沙利文舉了四個例子,首先是七國集團推出「高標準、高透明度、且保護氣候」的全球基礎建設倡議,他說這將成為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替代方案。
其次,是北約聲明中首次提到應對中國帶來的系統性挑戰及應對中國的戰略構想。第三是在美歐峰會上啓動了美歐貿易和技術委員會(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TTC),重點放在消除貿易壁壘、制定全球標準和促進關鍵技術的聯合創新上,「應對中國非市場經濟手段對美歐市場造成的損害。」
最後,他提到美國和歐盟結束長達16年、世貿歷史上耗時最長、成本最高的波音和空客爭端,「美國和歐盟將共同努力,保護美歐的就業和技術免受中國掠奪性行為的影響。」
▪️三場峰會的隱形主角: 中國
此次的七國集團領導人峰會,主辦方還邀請了韓國、印度、澳大利亞和南非四國領導人參加G7+會議。七國集團在會後聲明中罕見地提及中國人權、疫情及台海問題。北約峰會的公報也首次將中國列為「系統性挑戰」。
美國喬治城大學法學院亞洲法中心中國法研究員趙思樂告訴本台,雖然兩份聲明都提到中國,但是避開了「威脅」(threat)、「譴責」( condemn)等較強硬的字詞,顯示背後還是有美歐間的外交政策辯論。
「從兩份聲明可以看到,有一個(與中國關係)定位跟(對華)外交政策拉鋸。美國是向一個更有對抗性、甚至對立的方向在拉;歐洲在這方面還是比較猶豫的。這就會非常視乎於中國在未來幾年的表現。」趙思樂說。「歐洲如果到了一個覺得中國是不能再容忍的威脅,有可能進一步靠近美國;另一方面,也要看美國(對抗中國)的決心到什麼程度。」
趙思樂認為,對中國來說最大的警訊是拜登與普京的美俄領導人峰會。
「拜登選擇(上任)非常早期、在國內壓力比較大的情況下就跟普京碰面,其實有向‘聯俄制中’的方向走,這對中國是很大的警訊。雖然跟媒體公開的部份沒有什麼與中國相關的內容,但在美俄台上或台下的接觸中,中國是一個隱形的第三方。」
▪️中國如何接招? 譴責、軍機、抓人、發火箭
中國官方對兩份公報提及中國反應激烈,除了在官方表態中批評西方世界延續冷戰思維,也在15日派出28架軍機進入台灣西南空域,創下史上之最。此外,中國官方還在16日大舉逮捕香港壹傳媒五名主管。
17日上午,中國神舟十二號載人飛船成功點火升空,前往太空與天和號核心艙對接,開啓了中國航天員常駐太空的時代。
張倫分析,面對外部壓力,中共的政策哲學及習近平的執政風格就是「進一步強化內部控制」。
趙思樂也預估,「中國國內的議程,很難因為外交不利因素的加強或議程(改變)而做出調整,即使調整也是邊緣性的。」
她說,下一階段可觀察中國在北約聲明中點出的幾個面向,比如台海、東海、南海以及中國核武庫發展上是否做出一些局部調整。另外,也值得觀察西方民主國家對於這些「相當於已是中國囊中物」的香港、新疆議題的重視程度。
▫️G7峰會公報 (6/1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6/13/carbis-bay-g7-summit-communique/
▫️北約峰會聯合公報 (6/14)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news_185000.htm
▫️美歐峰會聲明 (6/15)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6/15/u-s-eu-summit-statement/
▫️美俄領導人聲明(6/16)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6/16/u-s-russia-presidential-joint-statement-on-strategic-s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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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揚州堪比「紐約」,為什麼現在會衰落為三線城市
歷史春秋網
作者:計白當黑
紐約位於美國東海岸,是美國第一大城市和第一大港,2018年11月,紐約被GaWC評為Alpha++級世界一線城市。與紐約相似,自唐朝始,「揚州雄富冠天下」。《資治通鑑》曾評價:「揚州富庶甲天下,時人稱揚一益二。」如今揚州淪落為三線城市,究其原因,令人唏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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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和揚州頗有相似之處。紐約的繁榮,與哈德遜河密不可分。哈德遜河全長507公里,流域面積近3.5萬平方公里,在美國獨立戰爭中,哈德遜河突顯了其重要的戰略價值。19世紀,三條運河的開鑿,使得哈德遜河與中西部聯成一體,成為美國最重要的航道之一。紐約在坐擁航運便利的同時,迅速發展成為貿易重鎮。
揚州的地理位置同樣得天獨厚。它位於長江北岸,江淮平原南端,長江和京杭大運河在此交匯,是南上北下、西進東出的航運重鎮。大運河是唐朝唯一南北水道,當時的驛路往往與水道並線而行,揚州的地理位置,儼然成為了唐朝的水陸物流集散中心。
南宋文學家洪邁在《容齋隨筆》中,坦言:「唐世鹽鐵轉運使在揚州,盡斡利權,判官多至數十人,商賈如織。」鹽鐵,歷來是國家經濟的命脈,揚州作為鹽鐵的中轉港口,積累了豐富的航運紅利,把它稱作唐朝版紐約,並非言過其實。
受益於發達的航運,揚州與紐約的發展軌跡十分類似。揚州瀕江近海的優勢,在對外貿易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唐朝,揚州與大食、波斯、東南亞等國家,進行外交通使和海外貿易。
公元9世紀,阿拉伯地理學家伊本·柯達貝在其著作《道程及郡國志》中,將揚州和龍編(今越南河內東)、廣州、泉州並稱「東方四大港」。沈括在《夢溪補筆談》中,認為「揚州在唐時最為富盛,舊城南北十五里一百一十步,東西七里十三步。」揚州成為僅次於長安和洛陽的第三大城市。
經歷了五代十國,宋朝的揚州在航運和造船的帶動下,不僅迅速恢復了生機,還促進了手工業的發展。以商業稅為例,在全國35個城市中,揚州以年均八萬貫排名第三。北宋文學家司馬光用「萬商落日船交尾,一市春風酒並壚」來形容揚州的繁榮。
八仙過海 各顯神勇
儘管揚州和紐約交集很多,不過兩者的差別還是很明顯的。紐約是全球最大的金融中心,控制著全球40%的財政資金。紐約證券交易所市值超15萬億美元。當地的服裝、印刷、化妝品等行業,位列全美首位,機器製造、軍火生產、石油加工和食品加工等行業,也在全美佔據著重要的地位。可以說,紐約的經濟結構是多位一體全方位的。
反觀揚州,經歷了唐宋時期的高速發展,揚州進入了經濟轉型期。明萬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明神宗朱翊鈞在兩淮推行食鹽綱法。朝廷以「根窩」的名義,向鹽商出售食鹽專賣權,為國家賺取了大筆的鹽稅。而販鹽致富的商人,聚焦在揚州下關,成為揚州的特殊群體。
至清中葉,朝廷每引食鹽的批發價為12兩銀子,鹽商在江蘇、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等地販運食鹽,轉手之間就能賺取至少25%的利潤。此時,正值人口大爆炸,食鹽出現了供需兩旺的態勢。鹽業的崛起,使其與航運並駕齊驅,成為揚州最重要的兩大經濟支柱。
五十年內,鹽商在朝廷指定的市場中,售出了700萬引食鹽。鹽商手握根窩,剝削勞力,鹽利超過了五成。有官員感嘆:「淮商資本充實者以千萬計,次者以數百萬計。」鹽商的實力可見一斑。從經濟結構上看,揚州和紐約不盡相同,航鹽並舉是揚州的主要發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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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興盛一千多年之後,揚州的危機開始顯現。最直觀的表現來自於長江。唐朝時,長江在江蘇靖江和江陰一線奔騰入海,比如今的入海口西移了近三百公里,而且江面也比現在寬闊很多。中唐詩人李紳有文為證:「潮水舊通揚州郭內」。足以證明當時海船是可以開到揚州城下的。隨著入海口的不斷延伸,揚州喪失了在長江上原有的區位優勢。
接著補刀的是大運河。作為溝通南北交通大動脈,大運河貫穿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等五大水系。咸豐五年(公元1855年),黃河決口,衝決運河堤岸,南北河運受阻,朝廷只得改走海運,以此形成定製。河運的癱瘓,造成揚州交通重鎮的地位一落千丈。
航運崩盤在即,鹽業頹勢已現。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轟動一時的「兩淮鹽引案」告破,原鹽政高恆、普福、鹽運使盧見曾絞監候,就連翰林學士紀曉嵐也涉案發配了。經此打擊,兩淮鹽業一蹶不振。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兩淮鹽場由二十家減至十二家。
道光年間,官鹽矛盾更為突出。鹽商拖欠鹽稅、以次充好、夾帶走私,導致府庫空虛、腐敗嚴重。道光皇帝任命陶澍為兩淮鹽政,力圖改革鹽政弊端。陶澍實施「官督商運」和「加斤減價」的方法,革除鹽商夾帶逃稅的陋習,同時在淮北推出「票鹽制」,鹽業由鹽商專賣轉變為自行販賣。兩淮鹽政改革八年後,陶澍不僅追回了當年大筆欠稅和公款,還使鹽價下跌,稅收緩增。
票鹽制直接打擊了鹽商的現實利益,陶澍稱:「查淮商向有數百家,近因消乏,僅存數十家,且多借資營運,不皆自己資本。」作為官鹽貿易的中心,揚州同樣受到了牽連。航運和鹽業的相繼撲街,揚州衰落已成必然趨勢。
另外,長期不通鐵路,制約了揚州的發展。1905年,滬寧鐵路開通,沿線的蘇州、無錫、常州等地順勢崛起。1912年,津浦鐵路的開通,帶動了徐州、濟南、蚌埠等地的發展,尤其是蚌埠,津浦鐵路和淮河在此交匯,籍此一躍成為皖北重鎮。交通的瓶頸,導致揚州在近代經濟大變局中,錯失了發展良機。
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有這樣一句經典台詞:「如果你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地獄。」說明一個城市機遇和危機是並存的。揚州也不例外,因航運而發跡,也因航運而衰弱。清末的鹽政改革,加速了地位的下滑。
2018年,揚州的GDP達5466.17億元,比上年增長6.7%,位列全省第8。目前,揚州通過轉型升級,實現穩中求進,力求從三線城市中脫穎而出,躋身二線城市行列。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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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輝學
你眼中的李前總統是個怎麼樣的國家領導人?對於李前總統的國際與兩岸政策看法又如何?
李前總統近百年的人生是台灣現代史、台灣民主發展史的縮影,李前總統作為一個個人、一個體制、一個時代,都對台灣有著深遠的影響。如今,台灣也面臨許多李登輝時代面對過的問題,包含:台灣意識的形成、國際關係的變化、經貿戰略的布局、憲政改革的推進,和民主深化的挑戰,而且當時局勢詭譎的程度不亞於現在。
而李前總統曾說:「台灣交給你們了!」但是,交給我們什麼?我們如何承擔?怎麼走下去?如果說我們這一代可以做什麼,應該就是幫忙列出這個清單。這是我發起「李登輝學」,進而要「學李登輝」的初衷。
因此,我希望透過一系列的座談會和研討會,整理與了解李前總統和當時的歷史意識,探討與對照現今我們回應挑戰的方式,讓台灣繼續向前。
在活動正式開跑前,我建議台灣智庫加入民眾對李登輝看法的民調,以了解「人民眼中的李登輝」,好對照政治菁英的討論,同時提供寶貴的經驗材料。
在完成調查後,本周四,我和立法委蔡適應、立法委范雲 FAN, Yun、台灣教授協會代理會長陳俐甫老師、東海大學政治系沈有忠老師召開「人民眼中的李登輝:『李登輝學』民調記者會系列之1—國際兩岸」,一起探討與分析民調結果。
針對國際事務的處理方式,87.6%的民眾認為,李前總統所推動包括拜訪美國康乃爾大學、出訪新加坡、印尼與菲律賓等國的元首外交,有助於提昇台灣的國際地位。70.2%的民眾肯定,李前總統所推動的務實外交政策讓台灣走出國際孤立的狀態。
對於處理兩岸關係的方式,有過半數的民眾(56.0%),對李登輝總統當時處理台海飛彈危機的方式表示肯定。而有將近七成(69.5%)的民眾,特別是年輕族群,更傾向同意李前總統所提出,兩岸關係是特殊國與國關係的看法。
關於領導力,本次民調顯示,有64.6% 的民眾,認為李登輝總統有改變現狀的魄力;而亦有68.0%的民眾,認為李前總統有實踐願景的能力。若比較台灣民主化之後的四位總統中,哪一位最具有領導力時,最多民眾(34.2%)認為是李前總統,而蔡英文總統以30.9%居次。
關於李登輝總統個人特質的評價,65.5%的民眾認為李登輝總統是一位「重視國家整理利益個人利益」的總統。事實上,2000年因為選舉制度的轉換,李前總統法理上是可持續競選連任。但因他對權力的節制,才促成第一次政黨輪替,也成就了台灣民主史上的里程碑。
結果顯示,不論是國際事務、兩岸關係、個人領導力,即便卸任二十年,李前總統仍受人民高度肯定,但在不同年齡層、政黨認同、身分認同的族群之間也存在許多有趣的差異,值得細究。
如今,站在李前總統為台灣構築的同一個基礎上,才能夠享受多元價值的自由競逐,且讓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也是世界的台灣。
誠摯邀請大家一同參與台灣智庫「李登輝學」系列活動,藉由探討李前總統留給台灣的珍貴遺產,對台灣的課題、歷史意識有更深的認識,對於未來的方向能更有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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