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冤錯化為美:池上穀倉藝術館臺靜農展/ 蔣勳出版專書》
◎陳文茜
向臺靜農致敬的展覽,於2020年11月圓滿結束。幾位主要參與者,以酒敬天,以黃金玉蘭祭臺老。
夕陽秋風吹照在臺先生一輩子沒有去過的池上,展覽館外的荷花,在秋收季節已近枯萎。
但荷花罈還在,意喻一種精神,永遠不會死,跨越時空,永不消失。
臺老師的展覽起源於當代經常有的「寃錯新聞」:「台大不挺台大,臺靜農故居遭拆除」——這則新聞報導刊登在一個不必負責的報紙部落格,一位與臺家有特殊緣分的人發現了,哭著告訴我。我看了一下內容,錯誤不少,因為古蹟的保存權在台北市政府文化局,而文化局從來沒有得到任何單位申請將臺靜農在台第二個宿舍的故居列為古蹟。
事實是台大某研究所有一群日本老宿舍迷,將一大批房舍建築全批送文化局,未標示其中包括臺先生的建築;文化局古蹟審議委員會看完後,認為保留面積太大,而且沒有明顯保留價值,於是行文台大不必當古蹟保存。
就在這樣的過程中,當時申報者知道其中有臺靜農故居,於是丟出一則新聞,批評的對象是從頭到尾沒有介入的台大。
一開始,我們幾位朋友都希望當天各電視台新聞報導此事,搶救臺靜農故居,但不批評台大。
可惜這個社會比較擅長指責,當文化界注意這個新聞並成為各大電視台的報導時,同聲譴責台大。
這自然是寃錯了台大校方。
但時代寃錯的對象太多,包括臺靜農本人。
臺先生的後代形容臺先生因年輕時是五四運動的左派,來台後門口的對面長期被站崗監視,妻子為補貼家用,院子裡還得養放著雞。
在大陸年輕時期坐過牢之後的臺靜農,來台後選擇禁語,而且活得愈老愈瀟灑,一杯威士忌、高粱飲下,盡情筆墨。
那大江東去,本來浪淘盡了這麼多英雄。自己既苟活於平淡寃錯的命運,干脆長笑一聲,不必多語。
他不耗費時間爭論一個已經無法爭論的時代,只盡情於詩尤其書法之美。
臺老師向來非常疼愛後輩,包括蔣勳、林懷民老師。念舊感恩的他們當然關心此事,找我談論;林懷民老師當時已宣布退休了,但他的視野永遠不會老退,他不加入瑣碎的爭論,直接主張辦一場「我們敬愛的臺靜農老師紀念展」,讓後代之人知道足可代表五四那一代知識分子之一:臺先生的重要性及其書法地位。
於是常年負責蔣勳老師書畫的「谷公館」負責人谷浩宇開始奔走,常年敬仰臺老師、也是臺老師最喜愛的兩位女弟子疼愛的許悔之,負責一些製作年表與出版品搜集,最後由「台灣好基金會」徐璐統籌一切行政事宜。
展覽一直到臺先生忌日十一月九日後才結束。
距離他過世,漸漸被遺忘,共三十年後。
而儘管台大一開始承受了委屈,我在林懷民老師囑咐下聯絡上台大校長管中閔,他也不想抱怨那些常見的寃錯胡亂式的「台式料理」新聞,過年期間直接在海外跨海指示:一,臺靜農故居不只不能拆,未來還要成立臺靜農紀念館,2021年由台大辦展覽。二,全力協助池上穀倉藝術館臺靜農展覽。
管校長體現了一種人的好品格:不要沉浸在被攻擊、誤解的情緒中:而是想一下,轉化一下,我可以做什麼。
臺先生晚年為自己取號:靜者。這正是體悟亂世時期,最好的修為名號。
他生前不可能想像一個他從未到達的山間小村池上,一個以榖倉改建的藝術舘展覽,以「向敬愛的臺靜農致敬」為名的書畫展,可以創下近兩萬七千人次觀覽。
這個曾經年輕時以魯迅、陳獨秀為摯友,之後為了在台灣保住性命,外人一問起魯迅,即維持沉默的大左派,可能想好好地吶喊、朗笑!
寃錯、寃錯,不過是一首詩。
然後向大地亁一杯:與他疼愛的弟子們豪情對飲。
不必祭祀我!我生時不語,好似未曾真正來過:我走了留下筆墨,也未曾真正離開。
2020年十一月九日是臺靜農老師逝世三十周年忌日,蔣勳為在池上的紀念展結束前,在報紙副刊的文章寫下一段注腳:
* 臺老師的書法從明末王鐸、倪元璐出發,有二王的流動。臺老師的書法從王鐸轉向倪元璐,是一大改變。明亡後,倪元璐的書法,有痛淚的奔濺揮灑,有劍戟的鉤砍,已預告著帖學流熟書風的異變。
臺老師後來更近一步,親近「石門」摩崖,親近刻石碑版,很顯然也是參與了清代「金石派」一直到康有為的書風革命。
池上「臺靜農紀念展」最後更換的展品有兩件都與老舍有關,一件是臺老師為老舍寫作二十年寫的一篇紀念文字的手稿,題名為「我與老舍與酒」。另一件是臺老師「懷老舍」的詩稿。
老舍,寫《駱駝祥子》的老舍,寫《四世同堂》的老舍,創作著名戲劇《茶館》的老舍,也許對今天的台灣青年一代是很陌生的名字了吧。
〈我與老舍與酒〉是臺老師一九四四年的手稿,現在收藏在台灣大學圖書館。策展人谷浩宇從這篇手稿開始,很仔細閱讀了老舍重要的著作,如《駱駝祥子》。因此使池上穀倉的「紀念展」有了臺老師和他一代文人的風骨形貌,為整個展覽規畫了氣度宏大的尾聲,這是台灣少見的一次有宏觀視野的策展,應該特別感謝谷浩宇的用功。
* 很圓滿的落幕……
許悔之以臺老師生前常引的梁啟超集宋詞聯句,加上池上閉幕儀式時眾人追憶的心情,以句如下:
三杯高梁飲盡
酒氣湧上心頭
故人縱浪大化
筆墨自有江山
燕子來時更能消幾番風雨
夕陽無語最可惜一片江山
*不論時代辜不辜負人,每年燕子照常會來到,春與秋會以其節氣代序時光。
歷史裡沒有永遠的掌權者,也沒有永遠被埋沒的豪傑。
—圖片為蔣勳老師展覽完後撰寫的新書《萬寂殘紅一笑中》——臺靜農與他的時代
蔣勳《萬寂殘紅一笑中:臺靜農與他的時代》(附贈「蔣勳十講/我們敬愛的臺靜農老師」影音導覽D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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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後代 在 黃偉民粉絲交流俱樂部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20200825 黃偉民易經講堂
一早睇出,香港全民檢測,是北京的死政策,林鄭政府,一定要想辦法執行。
全民檢測和抗疫無關,它背後有更大的行政作用。所有醫生專家都指出,單以抗疫而言,全民檢測,只是勞民傷財的舉措,對市民的健康毫無意義。
最尷尬的,政府以疫情嚴重,推翻《基本法》就立法會四年一屆的法律,將立法會的九月選舉,推延一年,聲稱「因排隊投票會傳染疫症」,但今日又宣佈,全港市民免費檢疫,排隊採樣,但不會傳疫云。
戴口罩排隊投票高危,但推行的全民檢疫,要排隊除口罩採樣本卻安全。張竹君醫生都無言以對。
林鄭政府,以為今日為官,樣樣低頭聽命北京,就阿彌陀佛,事事大吉。但今次「全民檢測」,亦即是一次變相的「全民公投」。
全港市民,用自己的健康和DNA隱私,對林鄭政府的信任,作一次全民公投。
公投,一直是中共的諱忌。
全民投票,每人表達自己對某項重要政策,關乎國運興衰的政策表達贊成或否決。
在今年十一月,瑞士就會進行全民公投,是否凍結中國大陸貪官,存放在瑞士銀行的一萬億美元存款,禁止企業和侵犯人權者交易。
七百五十萬人的香港,如果願意俾林鄭政府作病毒檢測的民眾少於二百萬,是否顯示林鄭政府已經沒有合法,令人信賴的管治權?
香港,沒有一半市民信任你的政府!
為政,都希望你治下的民眾,對你的政府信服。
春秋亂世,魯國的國君魯哀公,都這樣問過孔子。
哀公問曰:
何為則民服?
孔子對曰:
舉直錯諸枉,則民服。
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孔子是魯國人,魯哀公是魯國的諸侯,他問孔子,怎樣才能使老百姓心悅誠服?
中國的傳統政治倫理,說到服,在德不在力。
用權勢暴政,使人不敢反抗的,是霸道;追求的是當世事功;
用道德以身作則,使人民心悅誠服的,是王道,追求的是千秋事業。
當時魯國的主要政治毛病,在於季氏權臣當政。所以,孔子針對當時的問題,點出關鍵在於用人。
舉直,舉是提拔,任用。
直,是正直無私的君子。
當政者用人的標準,直接影響人民對政府的信服。
舉直,提拔任用正直誠信的君子
錯諸枉,將曲邪私心,賣弄聰明的人,放在一邊不用。
這樣,老百姓便自然信服政府了。
相反,舉枉錯諸直。把壞人,曲邪的人提拔,放在政府內,或者只用自己喜歡的人,用人唯親,把正直君子打壓排擠,百姓就自然不服了。
這看起來是很顯淺的道理,但在位者就是做不到。看看林鄭這幾年,每一個政策,都是有hidden agenda, 都不是以香港人福祉著想的,叫市民如何信任這樣的政府,如何信服這樣的政府?
所以,每一項政策,都得不到市民支持。
國君問完,魯國的權臣季康子,也問孔子:
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
如何可使民眾,尊重政府,盡心盡力做好一個公民的責任,社會又能夠積極正面呢?
子曰:
臨之以莊,則敬。
孝慈,則忠。
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孔子對魯哀公說的是大原則,對這位實際執政的權臣就說,政府那些騙人的空洞宣傳,是沒有用的。
對人民,騙得一時,騙不了永久。你看看大陸,由上至下,官官民民,沒有一個人信政府的。
對著自己的人民,政府首先要莊,尊重自己。行政的邏輯,要有一個莊敬的情操,有一個高尚的價值追求,百姓才會尊重政府,如果高官人人都想住以權謀私,撿財走路,人民如何尊重政府?
孝慈則忠。孝是對父母,慈是對兒女。引伸,對上對下,要愛人,老百姓都能夠孝其老,慈其幼,簡單點,能夠安居樂業,自然會忠心於這個地方,這個社會。
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舉善,提拔獎勵,那些好,優秀的人才。不只是形式,是有道德才能的人,得到社會的肯定。不是吹噓那些炒樓炒地一朝發達的騎呢怪。而教不能,那些弱勢的,不出色的,教他,給他學習一技之長,令他能合理地生活。那整個社會就可以積極起來,互相努力了。
這就是一個社會的價值追求。一個政府,可以影響整個社會的核心價值的。
今日社會分裂,不只是黃藍矛盾,在擁護民主自由那一邊,因為政府私心,不遵守《基本法》,在建制輸硬的背境下,推遲立法會選舉一年。
這非法的一年,立法會議員是留是走,就在社會激起巨浪。
沒有對錯,這是抗爭派、和理非的根本路線矛盾。和勇一家,死不割蓆,是暴政下的一時權宜。大家都無法說服對方。
佛家未入中土前,中華文化,主要由儒家和道家兩派思想主導。
儒家追求的,是中流砥柱,明知不可為而為。為的,是千秋價值;道家追求的,是因應自然,當時代太壞,無可藥救的時候,忘卻自己,忘卻過去,與草木同朽。
儒道兩家,在春秋亂世,迅速長大,成為文化主流。追求不同,但沒有互相排斥,反而相輔相成,融合為波瀾壯闊的中華文化。
歷史告訴我們,要尊重人才。
創造時代的,是人。一個時代,有人才,時代就自然興;當人才衰落,時代也就完了。
做一個領袖,能夠賞識人才,培養人才,他的事業便成功;如果他不認識人才,不懂得培養人才,他的事業就一定失敗。
道家隱士,不是對世事漠不關心,他們和儒家的君子一樣,都希望國家太平,百姓生活幸福。他們隱退,只因為時代不可為。
不需說服對方,跟從你自己的路線,縱然手法不同,都可以有千秋價值。
《論語.微子篇》第一章:
微子去,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士焉。
在商末時,紂王暴虐,文王武王起來革命的時候,商紂的身邊,有三個大臣,本身也是皇族。
他們都有心挽求時代。微子是紂王的庶兄,因紂王無道,商朝末路,他離開宗室,自我放逐。他的後代,被周朝封於宋,也是春秋時候的宋國。
箕子,是紂王的叔父,屢諫紂王不聽,被貶為奴,但仍在商朝,詐醉佯狂,後助武王立國。之後去了高麗,即朝鮮半島,將中華文化的陰陽五行八卦傳到高麗。今日韓國的國旗,用了《易經》的乾坤坎離,代表天地日月。
比干性直,強諫被殺,被紂王剖心而死。
這三個商朝末年大人物,面對國破家亡,時代衰敗,處理方式不同,結果也有異。
微子走,箕子關,比干死,但他們都是同一目標,希望社會太平,百姓幸福。他們結果不同,但為後世留下了千秋榜樣。
所以,孔子稱他們為殷商時代的三位仁人,成仁取義。沒有所謂誰的路線對,誰的路線好,殷有三仁焉。
孔子一生,勞勞車馬,將天下為己任,並非沒有自知之明,幻想挽狂瀾於既倒,只有儒者認為,生而為人,有不可逃之義。
《論語.微子篇》第三章: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
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
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孔子下,欲與之言。
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道家隱者,佯狂避世,一般都忘卻姓名,這位接近孔子的車而狂歌,故稱接輿。其他的叫:晨門、荷蓧丈人、長沮、桀溺,都是一樣。
楚狂接輿,在歷史很有名,但他的名字和過去,都無可考。他迎著孔子的車隊而來,歌是故意唱給孔子聽的:
鳳呀鳳呀,點解今日咁失意呀?在這個時代出來幹什麼呀?已往的莫說了,未來的還可追趕呀!算了,算了,今時今日還跑出來想挽救時代,危險呀!
孔子一聽,知道不簡單,趕快停車下來,想和他碰面交談,但狂人急步避開,他懶得跟孔子說話,他知道,話不投機的。
《論語.微子篇》第六章: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
子路曰:為孔丘。
曰:是魯孔丘與?
曰:是也。
曰:是知津矣。
問於桀溺。
桀溺曰:子為誰?
曰:為仲由。
曰:是魯孔丘之徒與?
對曰:然。
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
耰而不輟。
子路行以告。
夫子憮然曰:
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道家兩位隱士,長沮和桀溺,並肩種田。孔子車隊,經過人馬他們,有意無意的,叫子路去問津,過江的渡口。
長沮反問子路,你替他趕車的人是誰呀?
這是明知故問。子路回說:
是我老師孔丘呀!
長沮說,就是魯國那個孔丘?
子路答:是啊!
既然是孔丘,他知定(路)的了。
子路問的,是架車的路,長沮答的,是人生的路。他的意思,既是孔丘,周遊列國傳道,怎會連路都唔識點行?
子路轉頭問桀溺,他反過來問子路,你又是什麼人?
子路答,我名仲由。
即是魯國孔丘的徒弟?
子路說,是呀!
跟著桀溺說:
滔滔,潮流一來,海水一漲,不管好的壞的,統統都被浪花淹沒了。今日濁浪滔滔,誰可以改變得了。與其跟一個避人之士,即孔子,避開魯國的政治人事,周遊列國,但人是避不了的,那裡還不是人事問題?不如學我地避世,忘記了這個時代,忘記了這個世界,種我地的田,做我地的事,什麼都不管。
說到這裡,不再說話,拿起鋤頭,耕他的田。
子路回來報告孔子,孔子悵然不樂:鳥獸不可以同群,鳥是飛的,獸是走的。飛的走的,人各有志。大家都在憂世,擔心這個時代,但大家的做法不同。他們可以丟下這個爛攤子不理,自己種田,但我丟不下啊!
若使天下有道,我也不用這樣栖栖惶惶呀!
這便是儒家的中流砥柱哲學,明知擔子重,挑不動,但都無法逃避。
《論語.微子篇》第七章: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
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熟為夫子!
植其杖而芸。
子路拱而立。
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
明日,子路行,以告。
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
至,則行矣。
子路曰:
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
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子路有一次跟著孔子的車隊,落後了,脫了隊。
碰到一個老頭子,用枴杖,挑著一些竹籮竹織物,子路發急問:有見到我的老師嗎?
誰知老頭很cool的頂一句:
什麼老師?五穀都分不清,又唔去勞動,一味識吹牛那些?我不識你什麼老師喎。
說完,將枴杖往地一插,就蹲下種田。子路給他氣勢攝住,拱手站在旁邊不敢動。
天黑了,老頭邀子路回家過夜,還劏了雞款待,叫了兩個仔來做陪客。
第二日,子路搵返孔子,報告經過。孔子說,是位隱士高人啊,叫子路返去搵佢,請教濟世之道。子路去到昨晚住處,只見人去樓空,老先生和兒子都不在了。
子路對著空房,說出了一番亂世大丈夫的說話:
一個有學問,有能力的人,不出來社會貢獻民眾,是不合於義的。
社會有社會的秩序,長幼有長幼的階級,父是父,子是子,人倫的階級不可廢,家庭中父母子女的秩序不可亂,更何況社會的責任呢?道家隱士,要潔身自愛,把自己搞得很清高,但把人倫的責任搞亂了。一個君子,出來社會做事,不見得只為自己的功名富貴,行其義也,只是做應該做的事。至於理想能不能實現,其實,心中有數,是早已知道的了。
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當年戊戌維新失敗,康有為、梁啟超逃亡日本,譚嗣同等六人留下赴義。
歷史肯定譚嗣同赴義,但歷史沒有譴責康梁出走,這才是千秋史筆。
立法會的議員,留也好,走也好,在你認為合適的舞台,行其義也,也就是一個頂天立地的大丈夫了。
https://youtu.be/_9Df57SXM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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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下西洋|知史百家
安煥然
明初永樂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鄭和七下西洋,歷時28年。其規模之大, 艦隊之壯,誠為明代一大盛事。然而,明朝成化年間,朝廷一批忠義之士如劉大夏等人,以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奇寶而回,於國家何益?此特一時敝政」為由,把當年鄭和下西洋的官方檔案冊牘藏匿起來,甚至銷毀,「以拔其根」(此舉亦與成化時宦官用事的政治斗爭有關)。以致今天,我們對鄭和下西洋的實際情況,難窺其全。加上明代中晚期以來,後代小說、雜劇、傳說的渲染,以及鄭和神格化的塑造,成了海外華人移民先驅的精神象徵,鄭和的形象更顯傳奇。
鄭和下西洋的目的,一直是學術界熱衷討論的話題。《明史》、《明書》認為鄭和下西洋是為了尋找建文帝的下落。范文瀾贊成這樣的說法。但是,向達和尚鉞卻認為,鄭和下西洋是為了組織軍事聯盟,以牽制帖木兒帝國對中國的威脅。
以上這兩種說法,至多只能與鄭和第一次下西洋有關聯,無法解釋明成祖何以連續二十餘年皆敕命鄭和下西洋。明代朱國楨《皇明大政記》:「建文仁弱,帝座一傾,窜入蠻夷,其何能為?文皇(即明成祖)豈見不及,乃搖於聲影,有此舉動?」
至於牽制帖木兒帝國的推論,從史實上看,帖木兒確曾於永樂三年(1405)率大軍20萬,打算東侵中國。但在征戰的路途中(在訛答剌,即今土耳其斯坦東南面),帖木兒死了,罷兵。因而,若說鄭和下西洋是為了牽制帖木兒東侵,其論說的牽強性就在於當鄭和屢次下西洋時,帖木兒帝國對中國已無甚威脅了。
鄭和下西洋的目的,比較有力的論說,主要有二。其一、政治因素:如同《明史》所言,鄭和下西洋是「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以樹立明成祖個人的威望及確立其得位的合理性。與此同時,明朝皇帝希望透過下西洋的招諭,以海貿之利誘,把海外諸國的往來關係置於大明天朝禮治天下的朝貢體制內,建立和平友好的宗藩關係。
其二、經濟因素:鄭和下西洋是有利可圖的,它是由官方宰控及壟斷海外貿易的「取寶」,進而掀動朝貢貿易的活絡。
回顧鄭和研究,近代中國學者研究鄭和,開其端者,應是梁啟超。1904年,梁啟超在日本主辦《新民叢報》,以「中國之新民」的筆名發表〈祖國大航海家鄭和〉。文中,梁啟超以鄭和比對哥倫布,指說中國也「有一海上之巨人鄭和在」,給予鄭和下西洋高度的評價和贊嘆。
1936年,吳晗〈十六世紀前之中國與南洋〉一文,首倡鄭和在經濟、海外貿易上的光輝成就。1956,朱偰《鄭和》更謂鄭和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航海家」。這種抬高鄭和「開放」、「偉大」的論調,在80年代受到范金民、孫光圻等的駁斥。李東華更是指說,所謂鄭和下西洋是中國海洋事業發展頂峰的論說,實際上是項誤解。對鄭和的評價,學術界有褒有貶。
90年代初以來,中國加速經濟改革開放的步伐,鄭和甚至被捧為「開放先驅」的精神象徵。鄭和成了當代政治色彩濃厚的政策性宣傳符號,模糊了歷史之真實面貌。
有另一種主張,如鄭鶴聲、鄭一鈞等所強調的,鄭和下西洋期間,明代中國與亞非國家的關係是一種「和平友好」的關係,鄭和成了「友好使者」,並以此來比對西方殖民侵略,論證中國之良善。此種論說有其合理之處。但我們必須意識的是,傳統中國的朝貢體制對外關係,基本上是建立在一種宗主與藩屬,朝貢與事大的不對等外交關係。大明天朝怎會允許「蠻夷小番」以平等的態度來同中國建立和平友好的關係?
如今,中國崛起,中華民族主義高漲。2005年中國海峽兩岸乃至世界各地大事慶祝鄭和下西洋600周年紀念。21世紀的鄭和,又是怎樣一個形象?
(原刊《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新山:南方學院出版社,2010,作者授權轉載,特此鳴謝。)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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