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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了兩條黑帶，只好打噴嚏 /九把刀

那些年拍完後，我想接著拍一個關於跆拳道的故事。

從香港飛回台灣的飛機上，我跟小弟說，幹我們一起來練跆拳道吧，反正我要花時間寫劇本，我們就趁機從白帶一路苦練到黑帶，黑帶一到手，劇本肯定也完成了。開鏡拜拜那天，我們兩個站在劇組最前面，一人一條黑帶，氣勢絕對爆強，場面肯定感人。

「練當然是沒問題，但有必要練到黑帶嗎？」小弟一臉震驚。

「練到黑帶就是感人。」我篤定。

「那時間呢？如果來不及練到黑帶就要開拍了呢？」

「我們練到黑帶才能開拍。」

小弟還沒練就已經開始全身發抖了，但他沒有選擇，因為當時我已經三十幾歲了，我都願意一起攪和，他當然就只有全力以赴的份。

回台灣後，我帶著幾個培訓藝人連同小弟，報名了一間離公司最近的跆拳道教室，跟一般非藝人的學生一起上同一堂課。每一次上課前教練都會帶大家用小跑步繞教室，加上一連串蹲來跳去的缺氧動作暖身，靠，其實一點都不是暖身，我在這個階段就已經喘得半死，心臟猛爆跳動到連耳朵裡的血管都在劇烈收縮。注意到我一臉蒼白，另一個教練會偷偷跑過來叫我先去旁邊休息。

可能嗎？太丟臉了我每次都以瀕死的狀態跟上節奏。

至於跆拳道本身我當然是很喜歡，畢竟我可是在系館地下室偷偷舉辦過九刀盃自由格鬥賽兩次！兩次的男人！鍛鍊一下打來打去的技能總是很樂意的，只是我的腿筋跟懶叫一樣，太硬，導致我的踢腿一直很兒戲，雖然我一直在想辦法改進，但硬就是硬，軟不下去。

比起我，小弟的踢技很有彈性，尤其是下壓這一招踢得超有魄力，我常常在一旁扮演想像的鏡位，覺得到時候根本不需要替身，他自己就可以踢得很好。

時間慢慢過去，小弟跟我隨時，真的是隨時，都在練習打形，亦即固定的幾個連續架勢，也是色帶考試的科目，我們走著走著就忽然打一下下，偶爾彼此糾正姿勢。某日便輕鬆考過了黃帶。

之後又練了好幾個禮拜。

考紅帶的前一週，我在課堂上練習右腳高踢時，突然聽到一聲清脆的啪啪裂響，我抱著右腳膝蓋倒下，教練跟學員都跑過來圍住我。

「我的韌帶斷掉了。」我冷靜地宣布。

「真的假的？你確定？」教練茫然。

「我有聽到，就啪的一聲。」我堅持。

於是小弟跟教練就把我扛到一邊，讓我自生自滅。

我一邊冒冷汗，一邊詛咒這個世界，好不容易等到大家下課時，我努力站了起來，以為大家要叫救護車，或至少叫一台計程車送我回家。但沒有，大家打算各走各的，令我非常震驚。

「幹你們真的很雞掰耶，竟然沒有要送我去醫院？」我難以置信。

「啊你不是有開車？」小弟疑惑。

「幹我韌帶斷掉了。」我膝蓋好痛，我的心更痛。

「但你還是要把車開回去吧？」小弟更疑惑了：「停車費很貴耶！」

就這樣他媽的停車費很貴，我還真的一跛一跛地走去開車，冒著劇痛回家。

一夜難眠。

隔天一大早我就搭計程車衝大醫院，我抓著殘障動線旁的金屬把手，一路龜速前進，總算是滿身大汗撐到了骨科。輪到我的時候，我向醫生簡單描述了當時高踢受傷的過程，以及那一聲清脆的斷裂聲。

「應該是肌肉拉傷，我開止痛藥跟肌肉鬆弛劑給你。」醫生咿咿啊啊。

「醫生，我覺得是韌帶斷掉。」我擠出艱難的笑容：「可以讓我拍一下核磁共振嗎？」

「你怎麼過來的？」醫生肯定很不喜歡我這種自行診斷的病人。

「搭計程車然後走路，我走的很慢因為很痛。」

「一個人嗎？」

「我一個人。」

「那就不可能是韌帶斷掉。」醫生用非常專業的口吻說著：「如果你真的韌帶斷掉，你絕對不可能用走的過來，一定要有人扶或撐拐杖。你昨晚就受傷了，如果韌帶真的斷掉，你絕對痛到沒辦法睡覺。」

「我是真的痛到沒辦法睡，所以我自己先吃了普拿疼，勉強睡了一點點。」

「你這是肌肉嚴重拉傷，膝蓋都腫起來了。我跟你講，我開的止痛藥都是最強效的，藥都是最新的，你回去以後……」

醫生是醫生，我是一沱屎，聽到韌帶沒斷的專業判斷後，我大感安慰，拿了強效止痛藥回去狂吃，可膝蓋依舊是痛到飛天。我幾乎每隔半小時就得用蓮蓬頭往發燙的膝蓋沖冷水。

隔天一早我掛了同一個醫生，一坐下，我就鄭重宣布我的韌帶絕對是斷掉，我自費照核磁共振，不浪費健保，拜託讓我去。

醫生鐵青著臉：「不用自費，我送你。」

我就在醫生賭氣的情況下去照了核磁共振。

影像揭曉，我右腳膝蓋後面的十字韌帶斷了個七七八八。

一敗塗地的醫生很吃驚：「你韌帶斷掉？那你怎麼可以自己走過來？」

我可得意了：「因為我的意志力超強。」

結論是，護膝穿著，強力止痛藥繼續吃。

很長一段時間我的右膝蓋都又腫又痛，無法踢腿，也不能跑步。

我的跆拳道生涯就這麼中斷了。小弟順利考取了紅帶後，又學了一陣，很快就進了電影打噴嚏的劇組，無暇繼續鍛鍊。其實無暇是假，少了我是真。

我的跆拳道劇本，一直沒能寫完。

打噴嚏承襲了我一貫的核心主題------人生中所發生的每一件事，都有它的意義。

我寫了劇本，與柴姊一起當了監製，找了柯孟融擔任台灣方面的導演。打噴嚏規格盛大，角色眾多，明星齊聚，動作戲跟特效戲都很吃重，柯孟融幹得很不錯，小弟跟林依晨那一場吵架戲拍得尤其好，真的好，我每次都看得虎目含淚。

那時，早一步完成的「等一個人咖啡」上映了，有一半的讀者很愛我的新招之頭頂冒出熱豆花，有一半的讀者恨死了我的魔改。不管怎樣，從此台灣有了宋芸樺與禾浩辰這兩張新臉孔。

當打噴嚏如火如荼後製時，公司租下了新的辦公室，設計了很酷的裝潢，大家都有好多事情想做，幾個新案子也都在評估，欣欣向榮。

小弟去了北京。

這一去，什麼事都發生了。

每一天，我們透過各種方式各種關係去打聽究竟發生了什麼事，都得不到真確的答案，真的，我甚至不知道再見到小弟時已是何年何月，承受巨大壓力的柴姊抱著我流了兩次淚。之後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小弟終於從北京回來的隔天，我在剛剛新裝潢好的會議室裡寫小說。

我在等他。

從幾個禮拜以前我就在等他。這中間迷霧般的等待，在我心中累積了越來越旺盛的疑問與憤怒。我不是沒生過他的氣，也曾經不理他長達好幾個月，但最後總是可以好好把話講開。但所有人都知道，這一次顯然很不一樣。

小弟到了公司後，卻只是跟其他同事胡亂寒暄，抱抱，取暖，晃來晃去，從下午瞎鬧到天都黑了，在同事強烈暗示他不要再逃避了之後，他才敢打開會議室的門，走進來跟我說話。

跟預想的狀況差距很大，我自己也沒料想到，其實我一句話也沒有罵他。大部分時間我只是聽。小弟裝做若無其事，實則非常彆扭，他語氣平常地說著那幾天經歷了什麼，細節很多，每一個細節我都多問了很多問題。說著說著，小弟忽然在一個點上哭到全身發抖。

我沒有跟著哭。

我也沒有抱抱他。

我壓抑內心不斷暴漲的、無法言明的極端情緒，給了他堅定的保證。如果他真心改過，踏步向前，全世界都會原諒你。

這個保證顯然超過了我所能給的。

世界從來不被我了解，我也配不上這個保證。

那一整層新裝潢好的辦公室顯然沒有用了，我們退租後，房東下一秒便將又新又美的辦公室轉租給了別人。

後製中的打噴嚏則陷入了「好像可以上了又好像不可以」的無限迴圈，我們只能咬牙繼續投入大量資金把特效做完，也剪接出了好幾個預備送審的版本。接下來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了，上映日遙遙無期。

打噴嚏成了電影界的都市傳說，因緣際會看過粗剪的人都可以說上一兩句，但誰也沒看過全片，因為根本沒真正做完過。我的讀者也最愛在簽書會上、我的演講裡，舉手問：「刀大！打噴嚏到底什麼時候上啊幹！」

到底什麼時候啊到底什麼時候呀……我比任何人都想知道答案啊大哥！

活在二十四小時輿論地獄裡的小弟，很不快樂，因為他是正常人。

所有路過的長輩都喜歡給他改過自新的奇妙建議，小弟試過很多種大家期待的方式，去改變大家對他的觀感，只是早睡早起沒人知道也沒人在乎，做了很多公益也被酸拼命想洗白，不管他在網路上說什麼都會被噴。彷彿只要小弟開的還是好車，他就是冥頑不靈的紈褲子弟。

沒有人經歷過這一切卻不會感到後悔的，不管是嘴上，心裡，還是一個人孤孤單單看著地上的影子時，都心知肚明……當初做錯事，辜負的不只是別人，還有自己。只要看過地獄，也活過地獄，自己的內心就不可能是原來的形狀。同樣吃過大便的我當然也很清楚，只是我們沒辦法整天逢人就抱抱道歉請求原諒，太噁心了是吧。

落寞的小弟漂流了趙德胤導演的劇組。

為了角色需要，他開始學習緬甸雲南話。

我在一旁看著小弟反覆聽著手機裡的雲南話錄音，自顧自念著背著，我覺得這簡直荒唐，這麼多對白，應該要事後配音吧？現在大量的雲南話練習，只是為了在大銀幕的畫面裡讓角色的嘴型盡量正確、方便事後配音就可以了吧？

沒有，不只是劇本裡的對白，小弟苦練了整整一年的雲南話。

劇組前置時，他沒有助理跟隨，獨自在泰緬邊境的工廠打工，實習角色的技能，吃當地的食物，穿當地路邊攤的衣服，把自己曬脫了好幾層皮，最後結結實實拍出了「再見瓦城」。

瓦城在台北美麗華首映。散場時，小弟嬉皮笑臉地看著我說：「這種片你一定看不懂啦。」一副只想用玩鬧隱藏他的害燥與緊張。

我倒是很認真地跟他說：「拍得非常好，你很強，真的，非常強。」

沒料到我會這麼直率地誇獎他，小弟只好不知所措地乾笑。

小弟入圍了金馬獎最佳男主角。沒得。據說是亞軍。

四年後我開拍新電影，抱歉不是跆拳道，但我還是找了小弟一起。

放飯時，我看到他跟從瓦城劇組前來支援的製片，在角落裡用雲南話聊天。

只要東西是真的，就會永遠留在身體裡吧。

我們的新電影拍到一半，我聽聞柯爸賣老臉到處籌錢，而小弟也剝光了自己僅剩的存款，聯手向當初的中國出品方買回打噴嚏的投資股份時，我才驚覺，這個世界還真的有一個人！有一個人！比我更想知道打噴嚏什麼時候會上！

感謝多方成全，感謝柴姊從中協調，柯家終於集資買回了電影版權。

那時，白天我們一起拍新電影，晚上劇組收工回家，明明就超級累的我跟小弟，會一起到工作室秘密將打噴嚏重新剪接，在硬碟的深處追回曾經被審查刪減的片段，討論哪個演員必須重新配音，配音的腔調風格又是如何，跟溫子捷老師討論全新的配樂，各種細節一遍又一遍重來又重來。

到了調光跟混音的最後階段，我認真鼓勵小弟，好不容易把電影買回來了，務必做出他最喜歡的樣子。

小弟的新頭銜是後製總監，是真貨，就都留下了。

六年前拍完的打噴嚏，六年後重製成新的打噴嚏。

我沒看過小弟這麼高興的樣子。

也沒看過他這麼患得患失的臉。

票房一半歸戲院，一半歸片方，還得計算龐大的行銷成本，只要簡單的數學加上業界常識就知道，打噴嚏當初花了太多錢拍，要回本超級困難。我知道，你知道，業內知道，做生意做了一輩子的柯爸也知道。

什麼都知道的我們，只有一個念頭------希望大家能在大銀幕上看到打噴嚏。

台灣電影的習俗就是主演員不斷跑映前映後，跟觀眾搏感情，求大家看完電影後記得分享推薦給親朋好友。這也是我們的每日行程。

第一天票房，打噴嚏全台票房四百萬，還可以。

而屍速列車衝上了驚人的兩千三百萬，好強大。

小弟一邊跑向即將展開映後的影廳，一邊吆喝大家跟上：「只差兩千萬！」

我認真糾正：「幹，是一千九百萬啦！」

小弟呵呵推開門：「耶！現賺一百萬！」

獻給你們了，不管是遲來的道歉還是寶貴的禮物，都好。

都是我們。

高高興興的，哈啾！

｜巴黎一千零一夜 - 建築師 |

在巴黎這樣的國際大都市，什麼樣的人都有，他們可能說著一口流利的法語讓你誤以為是法國人，但其實跟你我一樣都是遊客、移民，或是移民後代。大家各自有著自己背後的文化和價值觀，因而造就了各種不同面向的巴黎。

在這裡我們遇到形形色色的人，發生著千奇百怪的事，慢慢道來，是另一個一千零一夜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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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辦公室，位在巴黎既羅浮宮之後，觀光客最多的地方，那就是蒙馬特聖心堂的山腳下。從辦公室出來，一年四季都會遇到拿著地圖尋找聖心堂的觀光客問路。其實我們想去的地方就在眼前，但我們卻迷失方向找不到。

這一帶有很多特色小店，還有巴黎的永樂市場（布市），還有很多藏身在大門後的藝術家、建築師、設計師或各種創意人的工作室。這裡與非洲區只有一街之隔，是非常生氣蓬勃，又有人覺得混亂的一區。

我們辦公室所在的這一片建築群，前身是電影工廠和製片公司。這一大片的土地都是同一個房東的。推開一道鐵門，三進的院落，一樓都是辦公室，二樓以上是住家。看似平凡的小院落裡，有設計公司、影片製作公司、建築師事務所、室內設計公司、平面設計公司、裁縫⋯等。這些因房東吝嗇而年久失修的老房子裡，每年源源不絕的產出各種書籍裝幀、商業空間設計、展覽、影片⋯等，甚至瑪丹娜的MV，是一個臥虎藏龍的地方。

我們在這裡落腳已經十多年，從剛開始和其他創作者分租一間辦公室，到後來我們將辦公室前後二間全部租下，成為唯一橫跨前後二進院落的工作室。
法國地裡位置偏北，所以大家租房買房時都著重天然的採光照明。我們也將辦公室的重心移到光線較佳、鄰近前院的空間，面向後院較陰暗的辦公室就拿來做倉儲空間。但由於前院是鐵捲門，我們出入還是得走第二進院落的後門。

公司平日裡只有我和外子兩人，在巴黎市中心用這麼大的工作室似乎有些奢侈，但我們因為工作的需求，偶爾會有合作對象來訪，又需要接待客戶和儲存空間，就想辦法維持公司的穩定營運而不出租另一半的空間。

巴黎這種聚落式的建築群體，就像北京的胡同弄堂或以前台灣的眷村一樣，鄰居發生點什麼事，大家彼此都會知道。不過這種情況並不是因為鄰居關係好而一傳十、十傳百，而是巴黎老房子隔音差，還有行動電話在室內收訊太差，大家一接到電話就在院子裡講，所以一不小心就什麼都知道了。

比如說我們後院那間辦公室，它對面的二間辦公室這十多年來換了好幾次房客。先是一對做時尚刊物的夫妻，後來太太離開了剩下先生，先生就自己做了一個線上婚姻顧問網站。後來這位先生也無法獨立負擔二間辦公室的房租，就將一邊租給二位建築師。後來這位婚姻顧問先生退租之後又換了一個平面設計工作室。平面設計工作室覺得這個工作空間過於挑高，冬天開暖氣都不容易取暖，去年暑假又換手給一個年輕建築師，最後這個年輕建築師將另一半，另外二位建築師的辦公室也租下，最後二個空間又合併在一起。

這個院落裡的房客大概就是這樣，來來去去，房客變二房東又變房客，最後只剩下我們和第三進院落的製片公司還存在著，我們看著他們的男孩兒長大，他們也看著我們的女孩兒長大。

剛剛說到後院辦公室的對門，去年搬來的那位年輕建築師在還未搬來之前，就大張旗鼓的幫房東翻修了房子，從裡到外埋管線、刷油漆、鋪地毯，做了一整個暑假的工程。他原先只租下一間辦公室，因此工人刷漆的時候，就只刷了他那間辦公室的外牆。這局部新刷的外牆，為原先破舊的院落帶來了朝氣，卻也更顯示出旁邊二側的破舊不堪。於是左邊的裁縫太太向工人要了點油漆自己刷新，右邊的建築師也同樣效仿刷漆。

工人們做工，我卻從未見過這位建築師，只有我另一半見過，因為他向我先生借我們放在後院的椅子。這位建築師借椅子的原因，是為了能夠在他施工中的辦公室講電話，他用完就將我們的椅子鎖在他的辦公室裡。他們後來一整週都沒有裝修，我們的椅子就鎖在他辦公室裡一週。

完工後去年秋天他們搬進來了，是一位很年輕的建築師老闆，穿著十分乾淨而不苟言笑，還有他的三四位面無表情的員工。他們的辦公室修繕地耳目一新，還在大門口和院內掛上公司招牌。我好奇的上網看了一下這間公司，原來是從巴黎富人區16區搬來的事務所，看似和前合夥人拆夥後才淪落到我們蒙馬特這種窮困潦倒的聚落。而我們新鄰居最大的特色就是：見到人不會打招呼。

回想我剛搬到巴黎時，還不知道在院落裡、樓梯間見人要打招呼說繃啾，有一次被一位老太太鄰居「狠狠地」糾正，說見到鄰居說繃啾是基本禮貌，後來我也就慢慢懂了。有小孩之後就更要教小孩禮貌，見人打招呼說繃啾就更不可少。

不過這個世界並不是我們所想的那麼簡單，也不是所有的法國人都這麼有禮貌，都見到人會打招呼說繃啾。就算是一群等在學校門口接孩子的家長都不一定會互相打招呼，就不用指望鄰居要有禮貌了。這些年我們就會打招呼的就打招呼，不會打招呼的就彼此當隱形人。

只是，我們對門的建築師不但不會打招呼，一整個暑假和秋天的中午還使用我們放在後院的桌椅用餐。就算我在中午從後門進入辦公室，他們坐在我們的桌椅上吃飯，不到一公尺的距離，也不會打招呼。

同樣的，我們前院後院的辦公室外也放有戶外用桌椅和植栽，常常有陌生人坐下歇腳聊天，晚上還有鄰居乘涼聊天。因為我和外子兩人都不是小氣的人，也就不太跟他們計較，也沒想過把戶外用的桌椅收進辦公室。

除了我們的桌椅，某天早上對門的裁縫太太很不高興的一邊碎念一邊撿著她花盆裡的煙蒂，看來建築師事務所加班一夜的人，把她的花盆當煙灰缸使用。裁縫太太抱怨過後，我們戶外的桌椅上就出現了一個煙灰缸，煙灰缸裡永遠滿滿的煙蒂。

新搬來的鄰居這麼難相處，今年的暑假第二進的院落裡又搬來了另一個建築師事務所，就在我們後院辦公室的隔壁。他們有著原始動物畫地盤的特性，很快在建築中庭裡放了二個無敵大的盆栽，隔開了屬於他們的場域。然後他們在自己的場域中放了桌椅，暑假的時候就在庭院裡工作。這真是太酷了，一邊工作還可以一邊曬太陽。某天早上十點多，樓上鄰居放了個音樂不合他們的意，院落裡工作的建築師們馬上朝著樓上的鄰居破口大罵，要對方把音樂關掉。當然，他們也是一群和左鄰右舍見了面不會打招呼的人。

剛開始遇到這種不會打招呼的人，我常常會想：「是不是因為我是亞洲人？」後來發現是我自己想太多了。有一種人就是這樣，不是因為我是亞洲人，而是他們只和他們覺得有利益關係，或他們覺得該打招呼的人打招呼。那麼以前我不是被鄰居老奶奶白罵了嗎？不，在法國做人的基本原則還是要有禮貌打招呼的，依自己喜好而選擇說您好的，是錯誤的。

在戶外工作的建築師們每天過著他們很酷的生活，在院子裡工作、開會、吃飯、曬太陽，當然也不忘叫上他們的朋友，晚上也順便開個趴，打算整個暑假就很酷的在院子裡度過。

我們主要的辦公室鄰近前院，是人來人往進進出出的地方。幾年前當我們在前院放戶外用桌椅時，住在前院的管理員就用她的盆栽們將桌椅圍了一圈，左右鄰居們就常常在此乘涼聊天。而我的辦公桌在窗戶旁，因此工作中常常有牆腳閒話可聽。這天，樓上的住戶們憤怒的向管理員表示後院的建築師們每天都在院子裡開趴，搞得大家沒辦法睡覺。管理員也在抱怨，他們將一個地址分租給很多人，她每天都收到很多新名字的郵件。

一個暑假，鄰居們的氣氛就是這樣一觸即發，原本相安無事的院落，變成隨時可能開戰對罵的緊張關係。某次我從後門進辦公室時，後院對門的事務所年輕老闆正和他的女員工有說有笑的在我們的桌椅上吃飯時（當然看到我開門還是一個不打招呼），樓上鄰居衝下樓來要他們說話小聲點，雙方就吵了起來。此時正是同一個院落裡，另一群每天開趴的建築師們被樓上住戶厭惡至極點的時刻，對門的年輕老闆正好撞在大家憤怒的槍口上。

被人家說：「說話小聲點！」我們通常會禮貌的會說聲抱歉，然後降低自己的音量。但這位年輕的老闆卻是振振有詞的和樓上鄰居吵架，覺得自己一點都沒有錯。今年的暑假，劍拔弩張的過到一半，後院的建築師們就回到自己的辦公室裡了。

相較於另一群在院子裡曬太陽工作的建築師，我們對門的建築師事務所則是小公司大機器。新裝修的辦公室乾乾淨淨整整齊齊。裝修的好不好看？那就不用說了，能把這種有味道的老房子裝修成新式大樓的日光燈管辦公空間，這種功力沒有一點僵化的腦子是做不到的。

這樣的辦公空間配上一個戴著眼鏡不苟言笑、穿著筆挺襯衫和乾淨羊毛衫的老闆，從外表上看來，是一個好學生誤闖放牛班的樣子。而這間公司的員工不像老闆，是「偶爾」會打招呼的人，不過他們還是面無表情上下班，不像是活著的人。

我常常和外子工作到一半，在休息時打開後門喝杯咖啡，看到對門的員工們每天從早到晚就是坐在自己的位子上穩如泰山、一動也不動，彼此間也不會說話，一整天就是沒有表情的盯著電腦螢幕，不太像是做設計的人。不過這一切都不干我們的事，大家各過各的就好。

週五的下午，因為罷工塞車，外子四點就離開辦公室去接女兒放學。他們在車陣中塞到六點多鐘，我也結束工作離開辦公室。我從後門出來，發現我們後門的牆邊有一小座山的垃圾。是誰把垃圾丟在我們門口？我看了其中一個廢棄大紙箱，是大型雷射印表機的墨水夾紙箱，原來是對門建築師。

我敲了敲他們的門，一個員工出來開門。我說：「您好，請問那堆垃圾是你們的嗎？」對方轉頭問老闆：「安湍，那些垃圾你要怎麼辦？」另一個房間傳來我聽不清楚的回答，眼前的人接著回覆我說：「我們一會兒就會拿去丟了。」

得到這樣的答案我感到非常不滿意，看著一堆的垃圾，要是被我那個性格暴躁的另一半看到，他應該會去找對門的建築師吵架，我得在他接孩子回來之前處理好這件事，以免他和鄰居鬧翻。我去找了管理員，管理員剛好不在，平日裡幫她工作的兒子跟我一起到後進的院落看那一座小山的垃圾。管理員的兒子搖搖頭說：「我真是受夠這些建築師，他們為什麼不放在自己門前？」

是啊，空曠多院落，他們的門前比我們還寬敞，這種自己門前整潔乾淨，別人家是垃圾場的態度我不欣賞。我再次敲門，請對方立刻將垃圾移開。此時那位年輕老闆氣急敗壞的衝出來，開頭就罵：「這位女士，我們相識一年多，您從來不和我打招呼，您現在一來就是和我說垃圾的問題，您這樣非常不對！」

法文有一句俚語是「混蛋就是自以為什麼都能做的人」，大概就是在形容這位年輕老闆。

我這幾週來因為女兒學校家長代表的關係，讓我從原本一直還是學生心態的害羞，瞬間蛻變為就算面對我最怕的「學校」、「老師」和「家長」都得要淡定又堅定的態度。此外和那些無比雞歪又機車的家長過招，也讓我不得不瞬間變成一位爭取自己利益的女王蜂，這幾週完全處在一個沒在怕硬碰硬的狀態。聽到對方這麼說，我當然也不甘示弱的迎擊：「我是會打招呼的，不過是和您的同事。不打招呼的是您！用我們的桌椅也不打招呼。您的垃圾麻煩放在自家門前，我們辦公室的門口不是您的垃圾場！」

說完我就和管理員的兒子離開，剛好在前院遇到買菜回來的管理員，我們就在說剛剛發生的事。此時，年輕的建築師老闆自己提著垃圾出來，看到我在和管理員說話就破口大罵：「因為垃圾這種小事妳也要跟管理員說，妳這個瘋子！妳是瘋子！」管理員和她的兒子同時回應他：「是您自己的問題，把自己的垃圾丟別人門前！」這位年輕老闆一路念念有詞忿忿地去大門口丟垃圾，回來的時候還想繼續對我怒吼，卻被管理員的兒子「嚇！」的一聲狂吼回去，好學生突然嚇到，以為會被揍然後憤憤的閉嘴走人。

對於這種狂吼亂咬的瘋子，大家都知道我回應的態度，就像在「巴黎一千零一夜」的M媽對我狂吼時一樣。我沒有必要因為對方的狂吼失態，而把自己也降低成那樣的水準一起潑婦罵街。經過我短暫而又豐富的人生經歷，我知道這樣的人一定有他自身的問題，而時間會慢慢的證明一切。

喔，這個故事的後記，是我那位去接小孩放學的另一半。原來他四點多出門時就看到這一座山了，只是他怕接孩子遲到而沒有處理。當我打電話給他的時候，正是瘋子建築師對我狂吼的時候，我另一半聽到吵架的聲音，居然在電話中說：「我們不要理那些建築師就好。」好像擔心我會把對方生吞活剝吃掉的勸架語氣，對此我早已經習慣，我另一半是標準「小孩打架先罵自己孩子」的個性。對孩子是這樣，對我也是這樣，什麼事情都是我們不對在先。像我另一半這種人在法文裡也有個形容詞，叫faux cool，就是看起來很隨意很酷，但事實並不是，看他對女兒的要求便知。

如同「巴黎一千零一夜」的開頭，這裡有著形形色色的人，有人道貌岸然，也有人衣冠禽獸，很多美好的外表下其實藏著虎狼之心。當然，也不是穿著體面，行為舉止就會得宜。我原本只是在藝文圈的同溫層內，往來的是許多好奇心強而思想自由的創作者，或博物館美術館裡的專家學者。現在因為女兒學校的關係，必需走出同溫層跟這些虎狼之輩交手。我如何在短短的幾週迅速蛻變為女王蜂？法國中學第一學期已經結束，歡迎大家明天同一時間準時收看「巴黎一千零一夜 - 女王蜂 」。

【too long must read】遇見第三波香港移民潮 - from 商業周刊中文版

「為什麼來台灣開店？答案其實很簡單，就是圓夢这兩個字」
「香港人連香港的生活都能適應，到其他地方應該都很容易吧」

2008年，蔣雅文（Mandy）25歲，出乎意料卸下英皇簽約藝人身份，到台灣開始第二人生。長髮大眼、五官深邃的她，把一整箱工作用的高跟鞋和禮服，全送給了朋友。自10幾歲起，她為了家計進入香港演藝圈，從模特兒轉型成歌手、演員。走在演藝路上，經紀人常說蔣雅文「漫不經心」；蔣雅文自己則說，「心裡有塊空缺沒有得到滿足」。

藝人生活五光十色，錢賺得又多又快，但對從小在香港鄉下長大、形容自己「本性喜歡樸素」的蔣雅文來說，演藝圈就像香港這座城市一樣，她「始終沒有真正融入過」。她渴望離開這個身份、這座城市，「去別的地方，體驗別種生活，看看自己還有什麼可以嘗試的事情」。而台灣離香港近、生活消費低，成為她的第一選擇。

於是，蔣雅文把身上的積蓄全留給了家人，幾乎孑然一身來到台灣。她派過傳單、去便當店剁過排骨；曾經有一段時間，她每天早上天還沒亮就起床，先到設計工作室當學徒，中午前趕去便當店打工，晚上7點又到補習班進修設計課程，下課回到家已經將近午夜，隔天早上五六點又要起床，這樣的日子一過就是半年多。「我發現自己真的挺愛這樣的生活，雖然很吃苦，但很充實，覺得自己是個有用的人。原來我的滿足感是成為一個普通人，而非站在舞台上發光發熱，」蔣雅文告訴記者。

2008年底，跟著台灣創意市集、手作品牌的風潮，蔣雅文和朋友合資成立服飾品牌「Little Secret」，得到顧客熱烈支持。她親自設計的產品往往剛推出便搶購一空，還在台北市開設一間複合式經營的實體店面，甚至一度想將事業版圖拓展到北京、上海、香港等地。

蔣雅文並不孤單。近年來，中國大陸崛起，台灣、香港反而越來越親近。一波香港人前往台灣的趨勢，正在如火如荼發生。港人移居來台，這次已是第三波。第一波發生在1970年代，許多香港僑生來到台灣就讀大學，之後留在台灣打拚，知名歌手周華健、廣達電腦董事長林百里皆是如此；等到1990年代，台灣開放外資保險業來台，例如當時台灣安泰人壽總裁潘燊昌、現在安聯人壽總經理林順材、保誠人壽總經理張鎮坤等人，都屬於第二波移民潮。

「第三波從四五年前開始，」香港跨媒體創作人、文化評論家歐陽應霽觀察，他的許多朋友開始討論要去台灣居住，而他自己也有移居台灣的想法，但香港是他的家，也會保留在香港的居住空間。「如果有一個second home，我會願意在台灣或者幾個不同地方找到一個落腳處，不論租、買或者建。」

數字會說話。台灣交通部統計，先是香港、澳門來台旅遊人數不斷增加，從2003年的32.32萬人，上升到2012年的101.64萬人。同一時間，來台居留人數，從短期停留、居留許可、到定居許可，全都屢創新高，從2003年的26.71萬人次、1694人、488人，增長至2012年的90.66萬人次、3195人、711人。

和過去最大不同是，許多第三波來台的香港人，都像蔣雅文這樣在台灣創業。台灣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稅務副總經理藍聰金觀察，近兩三年，確實越來越多香港人來台小額創業，有些從事設計工作，有些開小咖啡館，也有些成立貿易公司。

從寬敞透亮的前院走進台北巿松菸附近的咖啡館Artista Perfetto，迎面的是白色為基調的敞亮空間，桌與桌的距離拉得極開。這樣的桌距，以台北市來說算是大方，放到香港簡直是一種奢侈，「如果在香港，光是這裡就要擠8個人吧，」蕭奕霆指著一張四人桌說道。

Artista Perfetto由六個年輕人集資開設，蕭奕霆是其一。六個股東的背景相像，都是25歲上下的大男生，也都是鑽研咖啡有成的專業咖啡師，還有一個共通點：他們都是香港人。去年9月開店之後，經過旅遊書介紹與媒體報道，Artista Perfetto迅速在香港人間建立起一定知名度，成為香港人來台北旅行的景點之一。「香港客人對我們很好奇，常常上門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來台灣開店？』，」Artista Perfetto的另一位創辦人劉狄洭笑着說。

為什麼來台灣開店？這個問題六個人被問了無數次，答案其實很簡單，就是「圓夢」兩個字。身為咖啡師，擁有自己的咖啡館是六個人共同的夢想。在劉狄洭心中，台灣的生活步調雖慢，但願意好好坐下來喝一杯咖啡的人多，滿街林立的個性咖啡館，證明咖啡文化早已深植台灣人的生活。「我們店的招牌之一是拉花，台灣人很欣賞這個東西，但如果香港人，應該看也不看就直接喝下去吧，或者匆匆忙忙外帶，蓋子一蓋上，什麼都沒了，」劉狄洭苦笑地說。「香港人真的不太會生活，」蕭奕霆在旁邊補充道。

的確，這波新香港人在台灣，年紀或小或大，背景也各不相同，但都是來圓夢。「在香港追求夢想，真的很難；但來台灣，有很多可能性，才有機會實現夢想，」蕭奕霆比較，現在香港的選項越來越少，不僅政治氛圍越來越差、生活成本變貴、創業也很不易，加上缺乏產業的多樣性，如果對主流的金融業及地產業沒有興趣，沒有太多其他選擇。

若仔細比較港台創業環境，香港顯然困難許多。以服裝設計師為例，香港獨立設計師常常只能將店舖開在租金較低，但空間不太理想的舊式商場，還必須另外打工支付所需開銷，「他們不太有前景，只有運氣很好很好的人，才能被市場看見，」蔣雅文觀察。

針對台港兩地創業的難易度差距，蔣雅文也打了一個十分巧妙的比喻，「就像上了賭枱，香港最低賭注硬是比台灣高許多，當然下的賭注多，回來的也會多，但有這個賭注、可以坐上賭檯的人卻不多。」買台二手發財車，當街賣起手沖咖啡；騎著腳踏車販售手工蛋糕，賣完就打道回府，這些台灣年輕人輕鬆成就創業夢的案例，對香港人來說，簡直是不敢想像的幸福。

「台灣現在的狀態已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歐陽應霽觀察，例如麵店賣的一碗麵，店家的心態就是「做好這碗麵」，而來的顧客就是為了吃一碗麵。雙方不貪多，只要求簡單又好，「一個好好的地方，一種好好的交往，無論台北、台南、台東，我都能感受到這種狀態，這是我在大陸，甚至在香港，都很少能感受到的。」

歐陽應霽進一步觀察，他作為香港人，已經太熟悉都市生活，但如果今天想要選擇居住在鄉村或跟自然關係比較密切，又保有一定生活品質的地方，很明顯就是台灣。中港台三個地方比起來，台灣具備了都會缺乏的純樸質地，又可以提供安全、便利等基本生活需求，而且同屬華人社會的一環，語言基本上可以共通，文化適應也比較容易。

林順材就因家人習慣台灣的舒適生活，繼續留在台灣。現年48歲的他，從小在香港長大，畢業於香港大學數學系，取得美國精算師執照，1997年曾經來到台灣國衛（AXA）人壽工作兩年，之後回到香港，2004年又來到台灣ING安泰人壽工作。2008年，ING安泰人壽賣給富邦人壽，原有機會返回香港，但因他的太太及一對女兒都不想回去，他們一家人就一直待在台灣至今。「香港節奏太快，台灣相對腳步慢些，住起來也舒服，」林順材比較。

出走，除了台灣獨特的吸引力之外，另一股推力則是香港變了。1842年至1997年間，接受英國殖民統治的香港，沿用英國法治體系，並被英國宣佈為自由港，香港很快憑藉便利的地理位置、水深優勢，快速發展成為重要的貿易運輸中心，因而被稱為東方之珠。中國國民黨創辦人孫中山、清末思想家康有為、梁啟超，也因為來到香港，看到當地進步，更堅定變革的想法。1991年從台灣來到香港工作，現任香港荃灣區議員曾文典也提及，他剛到的時候，香港整體氛圍比剛解嚴後的台灣自由很多。

但從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大陸後，實施一國兩制，港人逐漸不滿香港政治。香港大學民意網站調查，港人對香港政治的滿意度，也從1997年上半年調查的45.3％，下滑至2013年上半年13.3％；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淨值（有信心減掉沒信心），也從1997年下半年的45.3％，跌至2013年下半年15.2％。

2003年是個轉折點。這年發生了SARS，香港有299人死亡，人心惶惶；同年，中國大陸也插手香港事務，要求香港基本法第23條立法，引起廣大民怨，7月1日香港回歸大陸六周年這天，超過50萬民眾走上街頭抗議，至今每年這天都會舉行這個遊行。基本法23條內容涉及國家安全相關規定，包括判亂罪、分裂國家行為等，被許多人認為侵犯基本人權、限制言論自由。「言論或行為是否觸法，界限在哪？是誰說了算？行政機關裁量權太大，不利人民，」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成名分析。最終7月9日，香港政府迫於民意，暫停立法，至今再無提交。與此同時，香港民意要求普選的呼聲逐年持續增高，但大陸中央政府始終沒有正面回應。按照目前規定，香港2017年舉行的特首選舉，候選人必須得到大陸同意才能參選，不同於台灣、歐美等民主國家，只要候選人符合規定，即可自由登記參選。

港人不滿，乃至抗爭大陸干涉行為的事件並未因此減少。去年國民教育事件也是一例。香港特區政府計劃推廣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簡稱國教科，目的在於透過這門學科，讓學生對於中國大陸快速發展引以自豪，也更加認同中國大陸的政治體制，但卻引發不同聲音。支持者認為國教科符合國際慣例，香港人作為中國人，當然必須加強認同中國；反對者卻指出，《香港基本法》以永久性居民定義香港人，而非國民，而且課程內容偏頗，也剝奪學校自主性，因此發起多次抗爭活動，包括聯署、遊行、集會及絕食等。去年10月8日，香港政府最終宣佈擱置課程指引。

「香港不僅沒有民主，也越來越缺乏自由，核心價值逐漸消失，」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成名表示。「現在感覺大陸很強勢，很多東西都像是他們說了算，香港變成弱勢，」歐陽應霽進一步觀察。這一切紛亂和抗爭中，香港人的政治自主意識開始覺醒，有人更因此離開香港，來到台灣。香港大學從1997年開始，每年都以問卷調查港人對香港、北京及台灣政府的信任度，很多年來，台灣信任淨值遠遠落後北京、香港，但從2012年起，台灣卻開始超越。

古谷杰與柴雯就用腳投票了。他們共同經營的咖啡館Fat Cat Deli，位於台灣台南市中西區的一處小巷弄內。Fat Cat Deli在一棟兩層樓高的老房子，外觀古樸有味，室內裝修則適度保留了老屋特有的格局。紅磚瓦、狹小陡峭的磨石子樓梯、手作傢具、牆上的黑膠唱片、室內流瀉的獨立音樂、三隻慵懶小貓，種種元素組合成一間不折不扣、台灣時下最流行的「文青咖啡館」。

乍看之下，Fat Cat Deli跟這幾年台南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個性咖啡館沒兩樣，但仔細和這對年輕夫妻一聊，才發現他們竟來自香港。一年多前，剛屆而立之年的他們，選擇拋下自己在香港的雙重身份：上班族兼獨立樂團樂手，移居台灣，過起經營咖啡館的第二人生。

「我想我討厭香港，大於愛台灣，」古谷杰誠實地說。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大陸那一年，他15歲，正是剛通曉人事的年紀。這10多年來，他眼看香港從政治到民生的巨大變化，「房價越來越高，食物越來越貴，中共對於香港的統治政策越來越嚴格，但香港的中年人還是沒有反應，好像只要賺錢就好，其他都不關自己的事。」古谷杰形容來台灣是一種「逃難」，半是嚴肅半是玩笑地說「必須在共產黨完全控制香港前離開」，對他們來說，香港眼前的政治局勢若是沒有改變，「生活在香港只是浪費自己的時間」。

台灣，基於環境熟悉、生活花費較低、文字語言互通等理由，成為古谷杰與柴雯移民的首選之地。換了地方生活，兩人也沒有意願重操設計師舊業，反倒打算開間小咖啡館，只要日子過得簡單些，就足夠維生。

他們不是沒有表達過反抗之意。兩人還在香港時，曾經跟友人合組一支獨立樂團，名為「No One Remains Virgin」，將自己對於現況的批判，放入音樂創作，態度鮮明、用語辛辣。〈李嘉誠島〉、〈亡國後到哪裡去？〉等歌名意有所指，〈心繫鳩國〉的歌詞中則出現「戇鳩、柒頭」等香港髒話，「是我們特意送給香港政府與中共的一首歌，」他們在接受網路媒體StreetVoice訪問時曾這麼說。去年4月專輯問世時，他們在Hidden Agenda舉行了一場表演，甚至就直接把活動命名為「維穩金曲夜」。

但離開香港的念頭，還是在他們腦海中盤旋不去。2010年，香港特區政府推出政治改革方案，「剛開始，一半以上的報紙都反對，但突然兩天之內，所有的報紙都說贊成，我不敢再住在這樣的地方了，」古谷杰回憶。

從那一刻起，古谷杰鐵了心認真存錢，每個月至少省下一半的薪水，等到有了一筆小積蓄，立刻著手逃離香港的計劃，「現在不改變，以後想走就太晚了，」古谷杰說。

因為開店預算有限，兩人乾脆定居在物價比台北還要低上一截的台南，租了一棟兩層樓高的小房子，樓下是店面，樓上一半是住家，另一半則是同時開放給顧客的起居室。咖啡館每天近午時分開店，晚餐過後關門，「賺錢也沒有真的賺到錢，但生活還ok，頂多就是省一點，」話鋒一轉，古谷杰語帶批評地說：「香港人實在太愛賺錢了。」

台南沒有方便的大眾運輸系統，夫妻倆到了台南之後，一人買了一台摩托車代步。雖然在香港從來沒有騎過摩托車，但他們說學起來容易，就像他們輕輕鬆鬆就融入了台南的生活。「香港人連香港的生活都能適應，到其他地方應該都很容易吧，」古谷杰不無自嘲地說。

「我們不會再回香港了，」古谷杰說的斬釘截鐵。而那一刻乖乖臥在他膝上的小貓，正是他們展現決心的最好證據，他們費了好一番工夫，通過複雜且漫長的檢疫程序，才從香港把三隻愛貓接來。再加上陸續移居台灣的親人，古谷杰與柴雯跟香港的距離，越來越遙遠。

經濟上，大陸、香港之間的關係越來越緊密，卻也越來越衝突。一方面，香港經濟相當程度依賴大陸。1997年，香港回歸大陸，許多人選擇移民出走；隔年，亞洲金融風暴發生，香港經濟成長率罕見地衰退了6％；之後又遭遇全球網絡泡沫、美國911事件，從2001、2002、到2003年，GDP成長率僅有0.5％、1.8％、3％。

直到香港、大陸關係緊密，情況才有改變。2003年6月，香港大陸簽訂CEPA，從2004年起，大陸給予香港近300多項產品零關稅優惠，並開放銀行、保險、證券、物流等18項服務業，取得較WTO更優惠的條件進入中國大陸；2003年7月，大陸宣佈開放大陸客港澳自由行。

從2004年起至今，除了2008、2009、2012年因為全球金融海嘯以及全球景氣不振，香港GDP成長率不佳之外，其餘至少都在6.3％以上，甚至2004年更達8.5％。中國旅遊研究院院長戴斌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大陸居民赴港人數每年成長兩位數，帶動香港旅遊市場繁榮發展，也增進香港經濟。2012年全球赴港旅客4861.5萬人次，來自大陸的約3491.1萬人次，佔比72％。

只是，香港經濟重返榮耀，卻也衍生不少問題，例如陸客喧嘩、插隊、衛生習慣不佳等因文化差異導致的爭議。今年不少媒體甚至圖文並茂地報道陸客縱容小孩在商場、地鐵車廂隨地大便。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席麥瑞琼去年坦言，大陸客確令港人困擾，很多港人已不喜歡去陸客常去的銅鑼灣、尖沙咀。

去年年初，因為陸客小孩在港鐵吃東西，被香港人訓斥，又意外爆發香港「走狗」與大陸「蝗蟲」之爭。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孔慶東在大陸《第一視頻》網絡電視台批評：「很多香港人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開口就說香港啦，你們中國啦，這種人給人家英國殖民者當走狗當慣了，到現在都是狗。」即使事後孔慶東解釋，他說的狗是指帝國主義走狗，並未說過香港人是狗，但這番言論，引發香港人批評大陸人是蝗蟲。

雪上加霜的是，陸客赴港消費，加上資金炒作，「香港房價、租金、物價越來越高，港人生活水平下降，」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副院長雷鼎鳴對媒體表示，因為自由行，香港付出許多代價。許多知名老店因為不堪租金上漲，只好退租，取而代之的都是國際奢侈品牌，或是周大福等珠寶龍頭承租。今年9月，第一太平戴維斯發表報告指出，香港蟬聯全球商業、住宅租金最昂貴的城市寶座，其次則為紐約、倫敦。香港新界購物中心的租金均價約為每平方英呎一個月80港元至250港元，高檔地段購物中心的租金為500至700 港元，黃金商業區的租金甚至更達1000至2000港元。

「在香港開店，我們真的負擔不來，」Artista Perfetto蕭奕霆點出，在香港想開一家咖啡館，撇開人事成本、物料設備成本，最大的難題，還是始終高居不下的租金。Artista Perfetto位在台北市的精華地段，附近有101、松山文創園區、將近十家百貨公司，店租每月要價13萬元台幣。若是在香港，「13萬港幣都租不到，可能比台灣貴上10倍，」蕭奕霆估算。遙不可及的房價、租金，被香港人稱為地產霸權，許多人終其一生都成為屋奴，更遑論追求夢想了。Artista Perfetto另一創辦人劉狄洭觀察，他學生時代的同輩朋友多半留在香港，工作賺錢買房、供房，最多也不過是去澳洲短期打工旅遊。

「香港的創業成本實在太高，租金高、薪資高。例如人才，香港不乏人才，但跟你競爭的對手都是國際事務所，沒有背景的新創中小企業，很難給出更高的薪資，」同樣出身香港、在台北開設複合式創客（Maker）平台「FabCafe」的黃駿賢補充，「同一筆資金，在台灣至少可以延長3倍的使用時間，如果你想做些新東西，最需要的就是時間。」

相較台灣，香港整體環境也更不利於創新、研發。香港統計處數據顯示，2008年至2011年，創新科技產業的增加值，僅佔本地生產總值0.6％至0.7％。同期，香港整體研發開支，從123億至139億港元，僅佔本地生產總值0.72％至0.75％。相較之下，2011年台灣全國研發經費佔GDP比重為3.07％，而2010年佔比則為3.02％。這正是黃駿賢選擇來台創業，而非留在香港的原因。

頂著一身曬得黝黑的皮膚，剛從日本石垣島返回台灣的黃駿賢，坐在桃園機場駛往台北市區的車上。不到一個小時的車程中，他的心思從石垣島的美麗風土，轉移到這三天接觸到的日本設計師，以及在他們身上學到的寶貴經驗，此時他的腦中忽然閃過一個念頭：「如果我當初沒有決定來台灣，這一切都不會發生了。」

黃駿賢12歲離開香港，赴美讀書。大學畢業後，等在他前面的是哈佛、普林斯頓、耶魯、哥倫比亞等名校的錄取通知，最後他選哈佛，在那裡拿了建築與都市設計的雙碩士學位，然後進入位於舊金山的知名事務所EDAW（後被併購，成為AECOM）工作。無論從學歷或工作經歷來看，黃駿賢都是不折不扣的頂尖精英。

雖然在美國一帆風順，黃駿賢卻說，「心裡始終知道要回來亞洲。」回來，為的是創業，也為的是離開舒適圈，「我心中一直有種危機感，加州太舒服了，如果30歲前不回亞洲，我可能就會一直待下來。」

在AECOM工作七年半，黃駿賢曾派駐香港三年，有機會造訪亞洲許多國家，如新加坡、越南、泰國、南韓、香港、台灣。他仔細比較每個城市，最後決定在台北開設複合式創客（Maker）平台「FabCafe」。創客，是這幾年席捲全球的熱門詞彙，意指運用3D列印技術，人人都可以成為設計與製造者，再透過網絡，就能將產品銷售到全世界，這就是《經濟學人》宣示的「第三次工業革命」。黃駿賢的FabCafe提供設備、技術諮詢，舉辦徵件活動、工作坊，希望能夠成為創客們交流的平台。

像這樣聽起來有些抽象、實驗性質濃厚，甚至還未建立起成熟獲利模式的「生意」，對一般香港人來說，格外顯得不切實際，「香港只在意要怎麼賺錢，不能立刻賺錢的東西連提都不必提，」黃駿賢語帶遺憾地說，「百年來的歷史發展，讓香港人一直不習慣考慮五年或十年後的未來，因為我們沒有辦法控制之後的事情，所以可以賺錢就先賺錢。」

黃駿賢並且提到，香港許多產業都有著極為強烈的壟斷性格，中小企業的生存因此格外艱難，更何況「現在香港的產業發展越來越窄，好像除了金融業之外，沒有其他了。」反觀全球現在熱烈關注、各國政府都在政策上予以扶植的文化創意產業，「香港跟同是亞洲四小龍的台灣、新加坡、南韓相比，優勢不如以往。」例如東京的FabCafe是黃駿賢極為重視的合作夥伴，然而「如果不是台灣，我根本沒辦法連結到東京，我的日本夥伴對香港一點興趣都沒有，因為他們覺得香港只是賺錢的機器，缺少原創能量，」他坦誠地說。

至於台灣，以中小企業為主的經濟環境，給了像黃駿賢這樣的新興產業廣闊的生存空間。黃駿賢來到台灣後，認識了一票跟他一樣30出頭、背景相似的創意工作者：有國外經驗、有願景、有執行力，而且都不太在意金錢回報。這群人聚在一起，時常交流想法、資源共享，成為一個良性的創業生態圈。記者反問他香港呢？照理說，香港應該更是國際人才薈萃之地，他卻搖搖頭回答說：「香港也有很多有趣的人，但是每個人都很忙，不知道在忙什麼，就像我在香港的那三年半，我完全不知道我在忙什麼。」

最近，FabCafe接下石垣島政府委託的案子，將以公開競賽的方式，邀請日本與台灣設計師重新包裝島上的10家代表品牌，最後獲選的成品還會實際量產。黃駿賢接受記者訪問的那天，幾位石垣島黑糖製造業者剛好造訪FabCafe，雙方討論起活動的內容。以台灣為基地，放眼亞洲甚至世界，黃駿賢的創業之路正在起步；至於香港，「我隨時都可以回去，但絕對不是現在，」黃駿賢說。

只是，新香港人留在台灣，還是必須符合相關規定，這是許多新香港人普遍遭遇的難題。目前，香港人來到台灣，有兩大主管機關，其一為勞委會，負責核發工作簽證，主要針對來台工作的專業人士，也就是前兩波的香港人；其二為移民署，負責核發居留、永久居留，主要針對來台投資的人士，也就是最新一波、第三波的香港人。

「我也想長期留在台灣定居，但如果我沒在台灣工作，全家人就必須回到香港，」安聯人壽林順材告訴記者，他的太太也是香港人，因此他至今都沒取得中華民國國籍，將來只要他沒在台灣工作，就必須回到香港。而目前，外籍人士取得台灣國籍最容易的方式是透過婚姻關係，只要結婚三年以上，並符合相關規定，就有機會取得。

其次，關於投資移民，每人至少需要準備500萬新台幣投資或存款，而且必須坐移民監，一年內不能離境台灣超過一個月，「之後可再申請永久居留證，條件是合法連續居留5年，每年居住超過183日，」台灣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稅務經理劉芳君說明。

如一開始無法拿出這筆金額，也可以先在台成立公司，沒有最低資本額限制，再由這家公司聘為專業經理人，但條件是，「公司一年營業額至少300萬元新台幣，」勤業眾信藍聰金分析，因為台灣想要吸引的是可以貢獻台灣的人，相較歐美，規定不算嚴苛。FabCafe黃駿賢就表示：「雖然這件事困難、麻煩一點，但還是可以解決，只是需要一個好律師，一點時間和金錢。」為了留在這個遠比香港理想的創業環境，「我寧願麻煩一點，」黃駿賢笑着說。

相對與黃駿賢等來台創業者的衝勁，蔣雅文近年來則是放慢了腳步。2008年，她推出的服飾品牌「Little Secret」雖然相當成功，工作量卻也隨之節節上升，最後甚至壓垮了她的身體。於是她決定在去年底結束品牌，由台北搬去台灣東部的花蓮居住，同時開設個人店鋪。

花蓮有「台灣後山」之稱。風景人文雖然優美，但不可否認，也是台灣發展較為緩慢的地區之一。之所以選擇花蓮作為下一個落腳處，除了一直很喜愛這裡的風土，另一個實際的原因，便是減少生活與開店的支出，「搬去一個生活壓力、物價指數比較低的地方，以配合我想要的工作方式，代價是放棄台北便利的生活，一切都是種取捨，」她說。

在花蓮開店，意味著蔣雅文可以不再被業績壓力追著跑，收入低，但生活開支也低，「如果我只想要賺錢，應該會留在香港吧。來台灣的人都是想要生活，生活不代表不賺錢，但只需要賺到可以生活的錢就夠了。」對蔣雅文來說，花蓮之於台北，某種程度上，就像台北之於香港，「台北是一個大城市，為什麼大家還是活得不開心？為什麼這麼多人離開城市想要去慢活？可以慢，為什麼要快呢？我覺得我好像又進階了。」

最近，蔣雅文的店舖即將在花蓮開張，附近除了一、兩家民宿之外，全是住家。綠色店門口望出去的風景，則是鄰居阿婆澆花、小朋友與街貓玩耍，是個相當有生活感的地方。蔣雅文將店鋪所在的平房隔成兩半，一半是工作室，另一半是營業空間，「我選在這個地方，已經有心理準備，一天可能不到一個客人，但這也正是我來到台灣的原因，有著多重可能性，又能過更好的生活品質，」蔣雅文淡淡笑著總結。撰文/歐佩佩、范榮靖（呂陽對本文亦有貢獻）

文：http://hk.bbwc.cn/1ck2qd.html
片：http://www.youtube.com/watch?v=3itTjjgAc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