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這段居家的時間我最常做的事情？還有出門旅遊最喜歡跟客人分享的主題？來看看今天的故事吧！😁
Day 4:
猜到了嗎？就是跟飲食有關的事！我不只喜歡吃吃喝喝，我也喜歡跟吃吃喝喝有關的書跟事物！😆😆
記得7歲或是更小就會照著食譜做；學生時期很喜歡看各種料理節目，像是日本的料理東西軍或介紹跟吃有關係的；長大一點朋友一說，才發現，我也很喜歡看菜單，幾乎到餐廳咖啡廳，都會認真的把人家的菜單看一遍🤣
家人知道我對飲食的熱情，於是妹妹去上海出差的時候，看到這本書，就買回來送給我了！❤️❤️❤️
其實我還有很多跟飲食有關的書籍，但是這本的翻譯跟排版，閱讀起來非常流暢，我真的很喜歡！
大家不覺得很有趣嗎？日本作家寫的書，大陸的譯者，然後妹妹從上海帶回來，這本書誕生的過程，就已經是個旅程了！
我覺得，旅行有太多面向，每個人喜歡或想要的都不同。常常我會想：我自己要什麼？客人會想要什麼？還有分享什麼可以平易近人，打動人心？想來想去，就是吃喝！
因為人生一輩子都需要吃吃喝喝，太多跟吃有關的名言了：
“民以食為天。“
“食飯皇帝大。（台語：Tsia̍h-pn̄g hông-tè tuā.）“
“Hay que comer para vivir, no vivir para comer.（西班牙語：為吃而活，不是為了活而吃。）“
不用到滿漢全席，米其林高檔餐廳的吃法，人不用特別學，一定都會想辦法吃喝。所以，每次在旅途中，最喜歡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當地的吃吃喝喝。😊
吃吃喝喝聽起來簡單，不過實在包羅萬象。講到飲食，就可以講到生物/自然環境/氣候，還有人文歷史，但又不會很生硬。就像書中寫道：
“古羅馬社會，喜歡大蒜的罪犯可以享受優厚的待遇，因為他們認為大蒜有淨化的作用。“（所以吸血鬼怕大蒜是這樣來？😂）
植物和香料透過大航海時期，還有陸上絲路開始在世界流通。
講到義大利料理，一定少不了蕃茄，但大家能想像16世紀以前的義大利是沒有蕃茄的嗎？
還有咖啡，茶，酒的歷史，其實聽這些東西不會覺得很難，也不會覺得跟生活很遠。
如果跟我一樣喜歡飲食的朋友，最後推薦給大家兩個好東西！
*喜歡看影片的，Netflix上面有一個影集（只有4集，很短！）好好看的！叫做 #saltfatacidheatnetflix
*如果喜歡用聽的，也是目前我最喜歡的podcast，叫做 #吃史 ！也是不會很長，聲音效果都聽起來很舒服，內容有趣不會很難！
去看起來跟聽起來吧！然後等我明天的故事！😉😉😉
#跟著貝卡去旅行 #跟著回憶去旅行 #跟著書本去旅行 #旅遊日記 #旅行教會我的事 #味的世界史 #飲食旅遊 #travelwithbook #foodlover #foodjourney #comidaybebida #eattolivenotlivetoeat #foodanddrink #travelandlearn #traveldiaries
海上絲路西班牙 在 [轉文] 海上絲綢之路：古典全球化時代- 看板historia 的推薦與評價
海上絲綢之路：古典全球化時代
https://culture.china.com/history/records/11170645/20150727/20072923_all.html
南海與大秦--珍寶傳說
從某種意義上講，華夏文明所處的地理環境，使得任何向外探索全新地理疆域的努
力都艱辛無比，尤其是一望無際、波濤洶涌、充滿未知與不確定性的大海。戰國時代陰
陽學家鄒衍提出了“大九州”這一想象中的世界地理/族群/分布格局：“天下有九州，
中國名曰赤縣神州，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
海洋，被視為某種不可逾越的疆界，其危險性似乎遠超過中國文明疆界西端的崇山
峻嶺和北部的草原與荒漠。然而在中華文明早期源頭中，我們依舊能夠發現蔚藍色的海
洋元素，距今大約7000年的河姆渡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就出土了精致的雕花木槳，而在
湖北宜都縣紅花套遺址中，也出土過獨木舟形陶器，證明新石器時代，生活在亞洲大陸
東端的早期居民，已經有能力在沿海臨近島嶼之間進行短距離的航行。山東龍山文化的
器物與民俗，即有可能經過海路，穿越渤海與黃海，抵達遼東半島。而安陽殷墟婦好墓
中出土過上千枚作為貨幣的海貝，則證明了海洋貿易對于中華文明早期的影響。
https://img04.imgcdc.com/culture/zh_cn/history/records/11170645/20150727/20072923_2015072415143834473500.jpg
南海與大秦--珍寶傳說
從某種意義上講，華夏文明所處的地理環境，使得任何向外探索全新地理疆域的努
力都艱辛無比，尤其是一望無際、波濤洶涌、充滿未知與不確定性的大海。戰國時代陰
陽學家鄒衍提出了“大九州”這一想象中的世界地理/族群/分布格局：“天下有九州，
中國名曰赤縣神州，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
海洋，被視為某種不可逾越的疆界，其危險性似乎遠超過中國文明疆界西端的崇山
峻嶺和北部的草原與荒漠。然而在中華文明早期源頭中，我們依舊能夠發現蔚藍色的海
洋元素，距今大約7000年的河姆渡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就出土了精致的雕花木槳，而在
湖北宜都縣紅花套遺址中，也出土過獨木舟形陶器，證明新石器時代，生活在亞洲大陸
東端的早期居民，已經有能力在沿海臨近島嶼之間進行短距離的航行。山東龍山文化的
器物與民俗，即有可能經過海路，穿越渤海與黃海，抵達遼東半島。而安陽殷墟婦好墓
中出土過上千枚作為貨幣的海貝，則證明了海洋貿易對于中華文明早期的影響。
唐宋：絲綢與陶瓷造就的白銀時代
唐至宋代，被史學界稱為中國古代歷史的“第二帝國”時代，其特征即為生氣勃勃
，積極向外施加影響。而此時代，也被國際學界視為絲路主干線自歐亞大陸陸路逐漸向
海上轉移的結點：唐代中后期，“安史之亂”造成唐代國力的急劇衰落，吐蕃趁機北上
，占據了河西隴右，逐漸強大的回鶻亦南下阿爾泰山一帶，陸上絲綢之路逐漸梗阻，從
而使得詩圣杜甫亦有“乘槎消息斷，何處覓張騫”的感嘆。然而陸上絲路逐漸被海上絲
路所替代，原因不僅在于西域至中亞民族政治版圖的更迭與動蕩，更多原因則是中國經
濟重心已經逐漸南移，絲綢、茶葉、瓷器等大宗出口商品的產地靡集在東南一帶，再以
陸上絲路運輸，轉運繁復，勞民傷財；反之，隨著造船和航海技術的成熟，中國東南地
區海岸線長、不凍港數量眾多的優勢逐漸凸顯，運價低廉可靠。不僅如此，中唐之后，
隨著大食（阿拉伯帝國）定都于巴格達，取代波斯成為中西貿易中最大的中繼站，也迫
切需要與中國產生商品經濟交換與往來。
唐代的對外開放性，在同時代全球性文明中，幾乎無有可比擬者。根據《唐大詔令
集》記載，唐代前往長安朝貢的“四夷之國”多達70余國，其中將近半數在隋唐前未見
諸史冊記載。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647），有19個國家的使節同時到達長安，有一個乙
利鼻國，就是阿拉伯最早的譯名。早在唐代高宗上元年間，唐州刺史達奚弘通，因出使
撰有《西南海諸番行紀》，自稱經36國，經赤土（今蘇門答臘至馬來半島）至虔那，被
后世疑為已經抵達阿拉伯半島南部。在此后的148年中，進入長安的大食使節多達41批，
天寶十一年（752）十二月，黑衣大食（阿拔斯王朝）在取代伍邁葉王朝后，遣使參見，
被唐玄宗特意授以左金吾員外大將軍的勛位。
751年怛羅斯之戰，雖然使得唐代失去了在中亞的影響力，但被俘的中國工匠將造紙
、金銀鑲雕、絲綢紡織與陶瓷繪畫技術傳入了阿拉伯世界。《經行記》的作者杜環，即
在此役中被俘，后客居大食十余年，最終于762年輾轉千里，乘坐中國商船回國，將其旅
行見聞編纂為此書。雖然《經行記》已散佚，今日只有《通典》輯錄了1000余字，但已
經翔實反映了當時中亞各國，以及阿拉伯、東羅馬帝國（拂?）等國的情況，比如拂?國
之富裕繁盛，“婦女皆珠錦，多工巧善織絡”。而作為絲路東端貿易中心的阿拉伯帝國
則是“四方輻輳，萬貨豐賤，錦繡珠貝，滿于市肆”。
唐代中后期，隨著海路貿易的繁盛，阿拉伯和波斯的商貿船隊已經形成了一條前往
中國的固定航線，從阿曼的蘇哈爾或者波斯灣北岸的西拉夫起航，沿著印度西海岸，繞
過馬來半島，來到中國東南沿海的廣州、泉州、揚州等港口。在唐代市舶司的記載中，
按照國別記載的各國商船，包括南海舶、波斯（阿拉伯）舶、婆羅門舶、獅子國舶、昆
侖舶等十余種。在唐代南方市井俗語中，波斯人通常被稱為舶主，詩人元稹的《和樂天
送客游嶺南二十韻》中有“舶主腰藏寶，黃家砦起塵”的描寫。這條航路在唐代人賈耽
撰寫的《廣州通夷海道》有詳細的記述，并且在阿拉伯地理學家伊本·胡爾達茲比赫的
《道里邦國志》中得到了印證，從巴士拉到杭州，海路全程僅僅需要87天左右。
隨著航海技術的進步與航行范圍的擴大，中國關于世界地理疆域的稱謂與認知也在
持續進步，曾經泛指北印度洋水域的“西海”也開始逐漸囊括地中海。《隋書·裴矩傳
》描述自敦煌通西域之道時記載，經蔥嶺、吐火羅、北婆羅門，能夠抵達西海，而杜環
在《經行記》中描述佛林國，指出其與大食相鄰，“西枕西海”。而大食帝國興起后，
能夠沿著阿拉伯半島海岸西進的中國海上貿易商人，根據其直接或者間接航行與考察經
驗，將以往泛泛而稱的“大食海”具體劃分為“東大食海”與“西大食海”。宋人周去
非在《嶺外代答》中稱，東大食海在“天竺以西”“渡之則西為大食諸國”，而西大食
海，周氏的記載則是“渡之而西則又木蘭皮諸國凡千余”，更西則是太陽沉入地平線所
在，“不得而聞”。“木蘭皮”是阿拉伯文maghrib之音譯，為北非信奉伊斯蘭教之馬格
里布諸國。著于10世紀末期的一部波斯文地理著作，或稱《圖曼斯基抄本》的《世界境
域志》記載，木蘭皮海，亦指地中海。
除此之外，逐漸將航線拓展至遠離本土的中國航海者，也開始不斷將新發現的全新
海洋水域自加冠名，中國海岸線大致為南北方向，要出洋駛向東南亞、印度方向，必須
首先向南航行。先秦時的南海，泛指東海以及所認知范圍內的所有南方洋面，魏晉以來
至唐初，逐漸特指東南亞與東印度洋諸地，并稱所有前來貿易之外國商船為“南海舶”
。東漢楊孚撰寫《異物志》，根據其潮汐現象，稱南海為“漲海”，自魏晉南北朝至唐
代，“南海”、“漲海”之名交替使用。阿拉伯商人蘇萊曼撰寫于851年的《東游記》稱
，在到達名為“Chanhay”的海域后，再航行一個月就可以到達中國。然而“漲海”的具
體疆域在歷代史籍筆記中不斷變動，有時會泛指自馬來半島至大秦之間的廣大寬闊海域
，而到了唐代中后期，為了將這一段漫長海域加以細分，則又誕生了一個全新稱謂“西
南海”，特指北部印度洋，《新唐書·西域傳》中特指獅子國（斯里蘭卡）在“西南海
中”。
有唐一代，最為茂盛的海上貿易港口，即是廣州，也是海上絲路的起點。文獻形容
其繁榮程度可謂“舶交海中，不知其數”，“蠻聲喧野史，海邑潤朝臺”，進口大宗貨
物包括麝香、玻璃、珍珠、玳瑁、香料、犀牙、珊瑚、琥珀與棉布。唐政府織品的賦稅
稱為“庸調”，在開元年間達到2100多萬匹。宋人李覯更形容江浙一帶絲綢紡織業的繁
盛為：“繭簿山立，繅車之聲連甍相聞。非貴非驕，靡不務此。……爭為纖巧。”在廣
州、泉州兩港出海的絲綢種類繁多，絹有白絹、五色絹、紅絹，緞有龍緞、草金緞、五
色緞、錦緞，綾有水綾、絲帛等。廣州市舶司因其地位重要，與嶺南節度使并稱“兩使
”。其行政治理官署雖然在廣州，但卻掌管海外諸國朝貢事務以及東南沿海貿易。9世紀
，伊本·郭大貝（Ibn Khordadhbah）在省道志中說，中國繁榮的港口有四處，包括廣府
（廣州）、江都（揚州）、越府（明州）以及比景（越南半島靈江口）。大批阿拉伯與
波斯僑民，寓居在南沿海港口貿易城市，大食國人李彥昇，在847年由宣武軍節度使盧均
舉薦參加會試，最終以進士提名。
曾多次因商貿旅行訪問廣州的阿拉伯商人蘇萊曼·丹吉爾于851年寫成了《中印游記
》，記述了中國貨船體量龐大、吃水深，抵達波斯灣的西拉夫后，貨物必須改裝吃水較
淺的當地阿拉伯雙桅貨船，在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港口印度的故臨（Kulam），一般中國
大商船要繳納的稅收高達1000個迪爾漢銀幣，是普通其他國家船只的5～50倍之多。
這些形體巨大的中國帆船，載重量可以達到五六百噸，乘客600人以上，長達20丈，
稱為蒼舶。從西晉自唐代，中原文明的造船技術持續進步，來自波斯灣的棕櫚纖維船板
縫合法已經傳入嶺南，“咸水浸漬，即粗漲而韌，故人以此縛舶，不用釘線”。航海者
在航海時利用信風與季風，唐人李肇就曾經說：“自白沙溯流而上，常待東北風，謂之
信風。”而義凈離廣州南行時，據說當時的情景是：“至十一月……廣莫初飄，向朱方
而百丈雙掛，離箕創節，垂玄朔而五兩單飛。”這里所說的百丈指船舶上的纖纜，五兩
則是古代的一種候風器，用雞毛懸于船桅竿乏上。所謂五兩，即取用五兩雞毛之意。這
顯然是因信風之便，船只連纖纜都暫放置一邊不必使用。
日本學者、陶瓷研究專家三上次男稱，自中晚唐開始，海上絲綢之路逐漸變成“海
上陶瓷之路”，因陶瓷產品的易于疊放，壓艙性能與高附加值，使得它逐漸與絲綢并行
，成為中國出口的大宗貨品。今日日本太宰府所藏檔案中，有一件中國商船貿易檔案，
泉州商人李充自報船上載有貨物物種，象眼（注：絲綢名）40匹、生絹20匹、白綾20匹
，以及兩種瓷器。近一個多世紀以來，在印尼、馬來亞沙撈越河口、斯里蘭卡凱格拉、
印度阿里卡曼陀、伊朗內沙布爾，都有唐代長沙窯、越窯以及德化窯、廣東窯青瓷與白
瓷器物及殘片發現。阿拉伯商人蘇萊曼曾在《中印游記》中記載，中國人能用一種優質
陶土，制造出各種透明程度可比擬玻璃的瓷器，甚至酒器中酒的顏色與滿盈程度都能從
外面看見。另一位波斯文學家塔利比稱，中國瓷器中，最為上品的是杏黃色。根據考證
，所謂杏色瓷器，來自唐代著名的長沙銅官窯，出品瓷器以杏黃底色著稱。
較之唐代，宋代的外銷瓷器出口產地越發擴展，不拘于沿海省份，包括越窯（浙江
余姚等地）、龍泉窯（浙江龍泉）、景德鎮窯（江西）、耀州（陜西銅川）與磁州窯（
河北）。汪大淵在《島夷志略》中記載，宋代瓷器外銷國家達到44個，遠在埃及開羅南
郊的福斯塔特，曾是阿拉伯法蒂瑪王朝時期興盛的貿易城市，在1168年第二次十字軍東
征時淪為廢墟，在20世紀60年代的考古發掘中，曾出土中國陶瓷殘片達到1.2萬片之多，
包括唐至宋初越州窯青瓷，唐代三彩，宋元時代龍泉窯青瓷、潮州窯白瓷等。
唐宋兩代，來自印度、阿拉伯輸入的貨物，對一般民生影響最大的，為藥物香料。
唐代《新修本草》中就有密陀僧、底也伽（鴉片）、安息香、麒麟竭等西域以及印度藥
材收錄。元和十年，被貶官至連州（廣東連州）詩人劉禹錫曾撰寫《贈眼醫波羅門僧》
詩，希望來自印度的醫生用“金篦術”（針拔內障術）治愈自己的眼疾，甚至一些藥用
植物已經開始在中國南方地區移植成功。蘇頌在《本草圖經》中記就記載一種來自波斯
國的藥物“補骨脂”，最初通過訶陵國（印尼爪哇半島中部）舶主傳入，后在嶺南地區
推廣種植，可以延年益氣，悅心明目，補填筋骨。
南宋泉州市舶司官員葉廷貴所著《香錄》可知，此時中國已經從東南亞以及阿拉伯
進口香料達29種之多，包括來自渤泥國、三佛齊的龍腦香，來自真臘國、占城國的沉香
，大食的乳香、沒藥、安息香與蘇合香，來自?婆國的肉豆蔻。在宋代，香料為官府專賣
的“榷貨”，設立了專門機構“榷易院”進行收購、管理，分設在廣州、泉州、交阯與
兩浙，對進口香料質量上品、數量巨大的外國商人，亦會授予官職。紹興六年（1136）
，大食（阿拉伯）蕃官蒲羅辛因進口乳香價值30萬貫，被授予“承義郎”的官職。蒲氏
原為居住在占城國的阿拉伯人，后入籍中國，12世紀末由廣州移居泉州，其后人蒲壽庚
于景炎元年（1276）升任泉州市舶司，以亦官亦商的身份“擅蕃舶利者三十年”。
天寶二年，鑒真第二次東渡日本，備辦的糧食、佛典、香料、藥品清單，收錄在日
本奈良時代的典籍《唐大和上東正傳》中，包括落胭脂紅綠米100石、甜豆皮30石、牛酥
180斤、干胡餅兩車、干蒸餅一車，藥劑和香料包括沉香、龍腦香、安息香等600余斤，
畢缽（畢波羅，即菩提樹汁液）、阿魏、石蜜、蔗糖（500余斤），可以相信如此巨量的
海外舶來藥物除了部分自用，其他亦為東渡傳播交流所用。
13～14世紀，南印度和中國之間的海上交通已經全部被中國船只所操縱，阿拉伯航
海旅行家伊本·巴圖塔在游記中說，中國商船分成三種：大的船、中等的柴（zao）以及
小型的舸（Kakam）。大帆船最多有3～12面帆，每船可以運載千人以上，為了防御馬六
甲海峽的海盜，中國商船上都配有弓箭手、弩手和盾牌，而各國蕃商也喜歡租用這些大
型堅固的中國帆船。此時，中國商船已經普遍配備了使用浮針的羅經，提高了航行的安
全性與航向的正確性，并且采用了相對精確的計時法“香篆”，即粗細均勻的香盤，于
盤上刻畫出時辰刻度，夜間燃燒時便能精確判定時刻。《萍州可談》中提到，中國帆船
已經擁有完備的導航技術“夜則觀星，晝則觀日，陰晦觀指南針”，船行時如遇風濤緊
急，可直接下船首碇石。
1178年，周去非在《嶺外代答》中計算，從廣州出發冬日起航，乘北風，經過蘇門
答臘北部亞齊，可以直達阿拉伯南部海上貿易港口馬赫拉的直達航線，具體行程為出發
后航行40天到達亞齊（藍里），停泊過冬，直到下一年冬天，再乘東北風，經過大約60
天的航行，繞過斯里蘭卡和南印度，橫渡阿拉伯海，到達馬赫拉省位于卡馬爾灣的著名
香料貿易港祖法爾。泉州西郊外瀕海九日山，有摩崖石刻數十處，為舉辦祈風儀式所用
。石刻作者多為地方官員與市舶提舉司，目的在于為往來于東南沿海港口和南海中的外
國商船祈求信風，并預祝其滿載而歸而舉辦的祈風儀式所用，一年舉辦兩次。
唐宋兩代，也被譽為中國古代“商業革命”勃興的時期，背后的助推動力就是海上
絲路貿易帶來的巨額收入與貴金屬：北宋高宗時，僅廣州、泉州兩地，市舶收入每年就
達200萬貫，而每年市舶總收入即占宋代國家總收入的20%左右。宋代政府采取各種方式
，將通過市舶所得的豐厚收入與舶來奢侈產品補貼財政開支，包括直接由官府出售折現
，抵付商人依“折中法”捐輸至邊防糧草，作為保證金收換紙幣“會子”，轉手出口高
麗、日本，發放官員手中以抵支俸祿等等。
在東南亞海洋貿易中，不少國家使用金銀為貨幣。阿拉伯、波斯與東羅馬帝國廣泛
使用的金幣與銀幣，源源不斷地抵達泉州、廣州、揚州等東南港口，從而迫使中國東南
沿海地區率先開始嘗試使用銀本位幣值。據趙汝適《諸蕃志》記載，真臘、三佛齊、細
蘭等國，番商興販都用金、銀、瓷器等博易。蘇吉丹國民間貿易，用雜白銀鑿為幣，狀
如骰子，上鏤番官印記，64只準貨金一兩，每只博米30升，或40升至百升。其他貿易悉
用是，名曰“者婆金”。正如按照日本人加藤繁在《唐宋時代金銀之研究》中的論點，
為了防止原本作為基本貨幣單位銅錢的過分外流，唐代中央政府視嶺南“為一特別經濟
與貨幣區域”，允許其官開采金銀礦山，并流通金銀鑄幣。
到了南宋時期，不但臨安朝廷的各種賦稅與專賣收入開始用金銀折納，紙幣買賣也
以金銀為結算本位。岳飛之孫岳珂在《鄂國金佗續編》中說，紹興四年（1134），岳飛
所率神武后軍所支給的60萬貫軍費中，有40萬貫即由（杭州）榷貨務（茶葉專賣機構）
以金銀形式交付。如此巨大規模的黃金流動必然帶動民間金融機構的勃興，宋代著作《
都城紀勝》記載，寧宗時，臨安從事金銀兌換、制品買賣的金銀交引鋪多達百家，主要
業務為兌換官署發放的“鈔引”，即商人領取、運銷鹽茶等專賣貨物的有價證券。此外
，業務還包括金銀制品訂制與鑒定。與唐代相比，宋代作為貨幣符號的金鋌、金牌在尺
寸、量與成色上都有相對統一的標準，銘文也將標明金的成色，諸如“十分金”、“赤
金”，以及“薛李宅”、“石元鋪”等金銀鋪名，還要附上工匠名與店鋪押記。
夕陽下的孤帆--海上絲路的末日輝煌和終結
明代洪武年間，鄭和船隊七下西洋的壯舉，使得明代中國的海外朝貢/宗藩體制影響
力達到了頂峰，明代朝廷在波斯灣的忽魯木斯（今伊朗霍爾木茲），印度古里和馬來西
亞馬喇加（馬六甲）設立了集官署貿易站與海運補給中心一體的“官廠”。然而在這種
富麗堂皇的表象下，明廷對于海上絲路貿易力圖收回官辦的舉措，以及下達的禁海令，
嚴重影響了唐宋元歷代在印度洋上開辟建立的民間海上自由貿易生態。直至今日，在海
上絲路西段的各古代港口中，依舊幾乎沒有永樂、宣德年間的明代私窯瓷器出土，就是
當日中國海上貿易驟然遭遇寒冬的證據。
作為對應，自15世紀70年代起至正德四年（1509），大規模的東南沿海走私貿易開
始勃興，最終迫使明廷于隆慶元年開放海禁。2009年，于廣東汕頭南澳島附近發現的明
代走私沉船“南澳一號”上，發現1.0624萬件外銷陶瓷，絕大部分為明代漳州青花瓷以
及景德鎮窯青花瓷，紋飾包括豐富的花卉、花鳥、麒麟、仕女。
有明一代，雖然私人海洋貿易在前期遭遇了禁止，然而官方背景的外交航行使得中
國對于周邊海洋地理疆域的認知進一步細化，在典籍中，出現了許多全新的海域命名，
諸如“細蘭海”（孟加拉灣）與“南大洋海”（南太平洋至南印度洋），而最大的海洋
地理疆域認知進步，在于產生了“東洋”與“西洋”的概念。“東洋”最早誕生于元代
人陳大震的《大德南海志》，而具體疆域的明確劃分則要待到明人張燮的《東西洋考》
，張氏在“文萊條”中明確指出，西洋即是自福建、廣東沿著亞洲東南海岸線南下，直
至印度，所經水域與島嶼國度。而“東洋”則是自臺灣南下，至呂宋諸島，沿西太平洋
島鏈至爪哇海、蘇拉威海、蘇祿海等疆域，東西兩洋以今日之南海為界。
鄭和船隊所取得的功績，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阿拉伯天文觀測與航海技術的東傳，
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海上絲綢之路所造就的東西文化交流，促成了這一16世紀東亞最
為龐大的海上探險遠航。《武備志》中保存的20頁鄭和海圖中，就擁有4幅“過洋牽星圖
”，海員們所用的觀測儀器，稱為“牽星板”。明代筆記小說家李詡曾在《戒庵老人漫
筆》中描述過這種儀器，是12塊邊長2～24厘米，帶有刻度的烏木板。觀測者手持牽星板
，使板面與海平面垂直，下邊緣與海天交界線垂直，上邊緣與所測天體相接，板上引一
長繩以固定牽星板與觀測者眼睛之間的距離，計算單位為“指”與“角”，一指大約是
今天的1.9°，折合四角。在《鄭和航海圖》中，記載的星名達到18個之多，包括被稱為
“北辰”的北極星，以及“燈籠骨星”的南十字座。如果云霧遮蔽了這些天上的導航者
，鄭和的水手們就會轉而借助水羅盤來調整航向。根據現存于牛津大學鮑德林圖書館《
順風相送》與《指南正法》兩部羅盤針經，我們可以知道在呈圓形的羅盤上刻有8個天干
、12個地支和4個卦位組成的24針位，每個針位之間相隔15°，能夠方便地實現導航。
牽星術，無疑來自阿拉伯。元代朝廷曾數次下令收集、編纂阿拉伯文航海技術書籍
（回回文喇那麻），而在明廷定都北京后，亦繼承了這批寶貴的典籍，并借用了這一套
行之有效的技術：在15世紀阿拉伯航海家西迪·阿里的《印度洋航海記》中，就詳細介
紹了牽星版的形制與使用方法，而在其航海記附帶的海圖中，其牽星記錄，以及所記錄
確定方位的方位星，與鄭和航海圖基本吻合，差異之處僅有燈籠星、七星、水平星三星
。在鄭和首次下西洋之前的永樂元年，明成祖亦派遣李愷、楊敏等人率領小規模船隊前
往西洋諸國航路進行小規模試航，以校正手中原有的羅盤針路與牽星圖樣。在鄭和船隊
中，亦有不少阿拉伯與西域血統人士，擔任航海專業人員、翻譯專使等，例如蒲壽庚之
后人，加封泉州衛鎮撫使的蒲日和，而其他擔任番火長等船員的阿拉伯血統人士，數量
更多。
在晚明至清代早期，以福建、廣東等各中國東南港口與日本長崎港之間的“唐船貿
易”亦進入高潮。由于德川幕府的鎖國政策，海外貿易只限制在長崎一港，中國沿海倭
患斷絕后，兩國貿易逐漸恢復正常。據日本學者巖生成一統計，每年入港中國商船最多
可達70艘以上，中國大宗輸出貨物為生絲與糖，獲利豐厚。福建巡撫陳子貞曾于萬歷三
十八年（1610）上奏，稱“販于日本之利，倍于呂宋”。中國內地生絲價格百斤在銀百
兩左右，而長崎港口收購價格最高可達500兩之多；同樣重量砂糖價格為1.5兩，而長崎
到埠收購價亦高達3兩以上，一艘中國“唐船”載貨量就可以換銀數十萬兩。例如崇禎十
三年（1624），當年日本全年進口生絲36萬斤，而來自中國者就超過四分之一，勃興的
貿易促使大批沿海居民移居日本，萬歷年間福建巡撫南居益曾上奏朝廷稱，閩、越、三
吳百姓，流寓長崎港從事貿易翻譯者有數百家之多。
同樣，中國對于日本舶來貨物的需求，在明末清初亦持續上升。首先由于遼東對女
真滿洲戰事以及各地農民起義的鎮壓，日本所出產的腰刀、鳥銃、盔甲與制造火藥彈丸
之硝石與鉛，為明廷所急需；然后還有鑄幣所急需的銅，以及被稱為俵物的海產品，明
代覆亡后，盤踞東南沿海的南明，以及鄭成功，都“每歲發船渡長崎，貨殖以厚軍備之
利”。
就在此時，一向平靜而繁榮的海上絲路上終于出現了一片陌生的帆影：1573年春，
兩艘西班牙加利安大帆船（Galleon），滿載著來自美洲、用于購買中國絲綢瓷器以及東
南亞香料的白銀，在菲律賓馬尼拉港靠岸，這一事件正式標志著中國被納入了西方航海
強國的環球大貿易體系。1571年，西班牙商船隊在明都洛外海營救了一艘中國遇險商船
，遇救的明朝商客在回到福建漳州后，這個伊比利亞半島殖民強國的富裕和在東南亞進
行貿易的迫切愿望便迅速流傳開來。從1572年開始，運載香料、絲綢、瓷器以及水果等
貨物的中國商船便逐漸前往馬尼拉。最后，這兩艘滿載中國商品，包括712件絲綢品、2
.23萬件瓷器的西班牙大帆船，于當年底駛抵墨西哥的阿卡普爾科。至1576年，從漳州至
馬尼拉、馬尼拉至阿卡普爾科的固定帆船貿易已經完全確定，平均每年有50艘左右的中
國商船抵達馬尼拉，運載的貨物總價從20萬比索上漲至16世紀末的百萬比索。而從馬尼
拉到墨西哥的西班牙大帆船單艘噸位也突破700噸。至18世紀中期，墨西哥進口商品總值
中的60%以上，都來自中國絲綢與瓷器。在如雪崩般涌入的中國紡織物面前，西班牙本土
紡織業急劇衰落，1600年，急于改變局面的西班牙王室宣布禁止在西屬美洲種植桑樹，
然而來自中國的生絲卻使墨西哥紡織工業得以延續。
除了絲綢與瓷器，另一種中國本土的獨特出產引發了歐洲的興趣：1559年，意大利
人拉木學（Ramusio）在《航海與旅行》一書中引述波斯人哈扎·馬和木的敘述，稱在遙
遠的中國，于Kuangfu（廣州）種植著一種神奇的植物，不論鮮濕或者風干，都可用這種
神奇植物熬成飲料，如果空腹飲下，能夠祛除熱證、頭疼、胃疼。這是歐洲關于中國茶
葉有史可考的最早記載。不久，葡萄牙多明我會傳教士加斯帕·達·克路士來到中國廣
州傳教，1570年病逝后，他編纂的《中國志》出版，書中說，任何中國人拜訪會客，主
人都會向客人奉上這種神秘的熱飲，裝在精致的瓷杯和瓷盤之中。16世紀，荷蘭東印度
公司開始將少量中國與日本出產的茶葉販運至荷蘭本土，并逐漸擴散到整個歐洲。到了
1735年，僅僅從荷蘭進口的亞洲茶葉已經達到835萬磅，而新興的海上貿易強國英國更是
后來居上，在18世紀后半夜，每年從亞洲輸入的茶葉達到3000萬磅。起初茶價昂貴，倫
敦每磅綠茶到港價格為10～19先令，武夷茶為13～19先令，然而普通工人日薪只有3～4
便士，于是茶成了上流社會炫耀專有之物，著名劇作家與詩人威廉·柯伯，亦寫詩贊頌
這種來自東方的神奇植物：“佳茗，佳茗，令我愉悅，寧我心靈。”
很快，歐洲對茶葉的強烈需求，使得其商船隊無懼驚濤駭浪，爭相前往遙遠的遠東
：英國國會通過“抵代稅”法案，將茶葉進口稅從100%下調至12.5%，制定對華茶葉貿易
特許權，并只授予英屬東印度公司，并促使英國幾乎壟斷了歐洲在廣州的茶葉貿易。從
1778至1784年，英屬東印度公司每年從廣州進口的茶葉在5.8萬擔左右，占據歐洲總額的
三分之一強，而到了鴉片戰爭前夕，這一數字又暴漲至30萬擔，每年贏利達100萬英鎊，
幾乎等于英國每年政府國庫收入的10%。自1700至1823年，“茶葉是驅使歐洲人來到廣東
的主要誘惑力，其他中國商品只不過是點綴。”當時活躍在廣州的法國商人羅伯特·康
斯坦丁說。
這是中國主導的海上絲路貿易最后的輝煌。來自歐洲，旨在換取絲綢與茶葉的白銀
滾滾涌入：通過西葡兩國主導的中國-菲律賓-美洲三角貿易，自1571至1643年，從墨西
哥輸入中國的銀元大約相當于中國原來擁有白銀總量的六分之一，總計高達4000萬庫平
兩以上。英國自18世紀中葉至19世紀通過茶葉貿易，流入中國的白銀也達到5800萬兩以
上。《劍橋中國明代史》作者牟復禮認為，中國由于出口奢侈品而得到大量的日本白銀
和西班牙、美洲白銀，使得在商品經濟發達的直隸南部、江西，以及沿海省份浙江、福
建和廣東，經濟增長的速度顯著變快。白銀的大量流入。也促使明代政府進行財政改革
，把大多數田賦、徭役以及加派改為征銀。然而，負面影響則是明代政府失去了對于流
通中大多數貴金屬貨幣的主導權。美洲舶來銀幣因為其成色佳，形制重量標準化程度高
而逐漸成為民間流通貨幣，并導致以寶鈔為中心的官方貨幣信用體系崩潰。不僅如此，
賦稅的貨幣化與大量白銀進入流通導致的通貨膨脹，使農產品價格急劇下跌或者出現極
大的波動，米價最多在每石0.2兩和0.8兩白銀之間浮動，加劇了普通雇農與小農的破產
，最終動搖了中華帝國賴以生存的最大基石。
隨著美洲與東亞之間貿易直接聯系的建立，玉米、番薯、馬鈴薯以及煙草、花生、
番茄等原產美洲的經濟作物也逐漸進入中國，進而造就了明清兩代成為中國歷史上持續
最長的農業繁榮和人口增長的時代。《中國的食物》作者尤金·安德森曾統計，有明一
代，耕地總數從6000萬英畝逐漸增長至8500萬英畝，人口在整個16世紀，由1億左右暴漲
至1.75億，作為“救荒糧食”，易于耕種、收成豐富穩定的玉米和馬鈴薯無疑能夠很好
地養活這些新增人口，但也使得中國陷入了某種英國漢學家伊懋可所謂的“高水平均衡
陷阱”之中：即精耕細作的分散農業促成了人口持續增長，大量廉價勞動力使技術進步
成為某種“不必要”的靡費，農業資本回報持續高于工商業，同時工資水平的持續低迷
也使得大量農村人口毫無積蓄，不可能購買相對昂貴的工業制成品，進而抑制了近代工
業與資本的出現。
18世紀末，中國由于其貨幣媒介在東南亞至印度洋上的通用性，以及中國船只對于
這一航路的絕對壟斷，依舊使得歐洲早期殖民國家難以在這一貿易網絡中獲得主導地位
，荷蘭東印度公司就曾考慮利用半公開的武裝私掠、搶劫滿載白銀、絲綢與陶瓷的中國
商船。而已經逐漸在暹羅、馬來亞、泰國等地落戶的中國華僑，也將相對成熟先進的造
船方式帶到了東南亞，英國東印度公司職員堅西曾于1775年向倫敦總部報告，加里曼丹
的華僑造船廠僅用兩個月，耗資西班牙銀幣4250元就建造了一艘580噸的帆船。殖民地史
學家J.克勞福德曾在《印度半島史》中憤憤不平地說，華人質優價廉的造船業，以及他
們在當地民眾中平和、無野心的性格，嚴格限制了歐洲商業與殖民在本地的開展與盈利
。
直到1820年前后，東南亞海面上活躍的中國帆船依舊接近300艘，總運載量超過8萬
噸，然而僅僅20多年后，因歐洲工業革命而誕生的蒸汽輪機動力船就開始出現在東南亞
海面上，歐美列強資本雄厚、管理先進的股份制航海運輸公司，遠非因血緣關系組合、
資本單薄的中國沿海“船幫”與“舶主”所能望其項背。當中國帆船的側影逐漸消失在
印度洋的海平面上時，來自歐洲的蒸汽與黑煙宣告了另一個全球貿易時代的到來。中國
，這個傳統的海上絲綢之路主導者，被納入了西方殖民經濟體系之中，也在屈辱和被掠
奪中開始了它的現代化改革嘗試。文化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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