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港澳辦副主任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中港舉行疫情防控對接會議　李家超表達港人對通關熱切期望】

中港疫情防控工作對接會議今日（9月26日）在深圳舉行，會議由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黃柳權主持。政務司司長李家超率領香港特區代表出席，就通關事宜作詳細交流並交換意見。
　　
黃柳權在會上表示，中央政府重視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提出的通關要求。李家超感謝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區防疫抗疫工作的支持和關心，並多次提供重要幫助。他感謝國務院港澳辦在短時間內安排對接會議，讓特區官員及專家顧問可與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等專家直接進行專業交流和對接。
　　
雙方詳細探討了逐步有序恢復通關所涉的考慮和事宜。雙方專家交換意見，對通關以後可能面臨的風險作研究。李家超表達了香港市民對通關的熱切期望，以及通關和經濟、民生的密切關聯。

全文︰http://www.passiontimes.hk/article/09-26-2021/76712

#李家超 #通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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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內地專家團提問獲回覆】

早前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黃柳權率內地專家團訪港，向港人介紹「十四五」規劃詳情。當時我曾就專業人士和服務方面向內地專家團提問，包括專業人士可在哪些方面積極作為，以及如何更好發揮粵港澳合作中的作用等，而今日收到內地專家團的回覆，詳細如下：

「香港的法律、金融、建築工程、醫療衞生等專業界人士有著國際化的視野和卓越的專業能力，在『一國兩制』獨特的制度優勢下，將更好地服務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國家戰略。

中央政府高度重視香港專業人才的發展，近年來，中央有關部門積極出台便利港澳專業人才到內地就業、創業和生活的政策措施，包括取消港澳同胞在內地就業許可審批制度、不斷研究擴大CEPA下有關專業服務領域對港澳的開放程度、支持港澳專業人士通過資格互認等方式到內地執業等等。

國家『十四五』規劃提出，完善港澳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同內地優勢互補、協同發展機制，支持港澳參與、助力國家全面開放和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等一系列重大舉措，香港專業人才到內地特別是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空間將更廣闊。香港專業人士要把握好『融入』、『互補』、『協同』關鍵字，找準定位，努力服務國家建設的同時實現個人更好發展。」

由此可見，香港專業人士在大灣區中能夠進一步發揮固有優勢，我自己亦參與了粵港澳大灣區律師執業考試，將致力提升大灣區法律服務、建設法治環境，吸引更多投資者進軍大灣區。

//周日話題：當司法淪為政治壓迫的儀式，反抗是否仍然可能？

2021/9/5

【明報專訊】在今日香港，每日讀着匪夷所思的法庭新聞，畫幼童畫冊要還押，一句有無限詮釋的口號就係分裂國家情節嚴重，大概除了有權拘捕和有權審判的人以外，已無人相信政治案件還有公平審訊的可能。

然而莊嚴肅穆的法律程序，每日仍一絲不苟地進行着，用優雅文句專業術語寫判決，將一個個公民未審先送入監獄、重判異見者；但，偶爾，如果認罪認得早、求情信夠可信，如果警員證供真係矛盾到超過人類可接受範圍，還是會有好消息。

也還有法律界權威說，香港法治95至99%運作正常。

誠然，在一般人的想像中，司法淪陷並不是現在這樣，要到法官對政權言聽計從，警、檢、官全部都係佢嘅人，一條龍將異見者直送監獄個個判足10年才算——香港還遠遠沒到那一步，辯方仍可據理力爭、與控方互有攻防，有些法官還會講斥責控方／警方證人的人話；而「小勝」仍有，暴動、非法集結不是輕判、甚至無罪，國安案都有得保，政權眼中釘鄒幸彤昂首走出法院。公平審訊不可得，但「較佳」結果仍可能，官始終有「好壞」、「釘放」，律師辯才經驗都有高低長短，辯護策略、技術性疑點，求情內容……從輕發落，仍然可期。

但what if 這套仍有「希望」的司法制度，才對威權政體最有利？一啖砂糖一啖屎來回反覆，不斷將針對全社會的恐懼擴大，同時向被告發放「未絕望，仲有變數」的信息。

手足的一線生機，令司法也彷彿仍未徹底崩塌；而當重點只在被告的最大利益（最短刑期），審訊就只剩下認罪與否、如何避過定罪元素，行為和說話的意義可以有幾模糊，求情，見感化官幾有悔意，保釋條件講到幾盡……

當掌握被告生殺大權的法院，成為政權壓迫系統的一部分，已無人可以在司法制度中看得見達至公義的路徑，但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路徑卻相當清晰：它正在誘使被控告者將個人利益置於首要、唯一的考慮，與運動、甚至過去的自己割裂開來。在此過程中，透過被告自我否定，消解受審事件的政治意義，將符合政權敘事的新現實強加社會。政治案件被告選擇走上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路徑，就要參與政權劃定的「法律」框架，無可避免被融入政治壓迫正當化的程序。

由此，政治犯身上，似乎出現一個兩難：自己的best interest，與自己對行動／所信之事的理解，在法律程序中必然衝突。身處此結構當中，面對結果已定的政治審訊，我想知道，反抗是否仍然可能？

一、法院作為威權體制的一部分：The legitimacy paradox

（或者這篇文將來要拿去呈堂呢……所以我更需要認真地、引經據典地討論這個問題：）一個仍享有「獨立」地位的司法體系，為何會「自主」地傾向威權，成為政權壓制意見與反抗最關鍵的工具？

在香港的公共論述中，「法治」往往與「公義」直接掛鈎，但不同時空、地域的前例已顯示，法治、司法獨立、程序公正、政治審判與威權統治，可以並行不悖，甚至相互依存。如果法院不能為政權所用，早就落得如公民社會其他範疇一樣的下場；威權之下，法院本就無遺世獨立、做「公義最後防線」的條件。

學者M. Shapiro如此描述威權下法院面對的Legitimacy paradox（正當性悖論）：

「法院若挑戰政權的不公義，會引發政權加強箝制，無法保持獨立而失卻正當性；但法院若迎合政權，則會在公共眼中不再獨立，同樣失卻正當性。即使法院取得平衡，維持到自身的正當性，這份正當性卻只會令威權整體更具正當性。」[1]

① 面對政治檢控 無知即力量

目前政權瘋狂清洗公民社會不同範疇，祭出的說辭是「法律」（「我哋只有一把尺就係『依法辦事』，總之你犯法我哋就會執法」，蕭澤頤），手法是拉晒啲人上法庭直接還押，或以此為威脅。

不同威權政體的例子告訴我們，政權的合法性來源（革命功績／經濟成果／意識形態）愈疲弱，就愈須倚仗「法律」、「法院」、「法治」，利用程序與「法」的正當性，解決自身無足夠能量處理的政治問題，迴避政治後果。與不確定性較大的選舉或隨時反噬的暴力鎮壓相比，具有「超然政治之上」光環的法院，是成本最低的選擇。

於是政權不斷將政治問題推向法院，法院則一邊強調「只處理法律問題」，一邊被迫作出各種政治判斷：徐子見或危害國安而鄒家成不會，難道是沒有政治判斷的司法認知？「水炮車係權威嘅象徵」，又如何不是一個政治判斷？「只僵化地引用法律條文，不看條文及裁決是否符合法治精神，本身就是一個政治決定」（戴，2018）[2]

但既偏離法律範疇，法院又有何權威去做這些判斷？即是不計其政治立場有否偏頗，香港法官對政治的「司法認知」，分分鐘連一個中學生都不如（否則點會問李立峯「集會唔係有組織者嘅咩」或稱「不相信防暴警會眾目睽睽下說出『阿sir做嘢唔×使你教』」）。結果，法庭往往全盤接受控方版本，還自詡專業公正、不受民粹左右；政權則用法院判決為政治打壓正名，以「尊重司法獨立」為名，神化法官及裁決，壓制質疑。

② 為免被人推翻，先要自我推翻

威權政體往往牢控立法、修憲權力，一旦法院判決偏離其掌控，即可透過修改法律，推翻法院判決。要確保法院「醒醒定定」，唔使用劍亦唔使提法官有老婆仔女，只需讓法院知道自己的判決隨時可以被政權無效化就夠。若判決無人尊重，法院的存在亦無意義；為了維持自己剩餘的獨立、自主與權威，法院有誘因順從政權（但無乜誘因諗人權）。

於是我們不時見到「我輕判你，一陣DOJ又覆核㗎啦」，以及「一陣人大釋法咪仲大鑊，香港發展嘅空間又會再細咗」，裁判官選擇直接重判，高院上訴庭和終院選擇在人大出手前先自我調節。於是，港澳辦副主任鄧中華盛讚香港法院「對國安法形成了正確認識，特別在保釋、陪審團，指定法官制度……較好地落實了立法原意」。

直頭摸頭讚你乖。「如何判決不至引來政權干預」，與「如何判決才能讓政權滿意」，其實是同一回事。在威權法治下，法官究竟有否「捍衛法治」的意圖，都改變不了他們正在將政權對異見者的壓迫正當化的事實；而香港法官連僅餘的人權保障空間亦不善用，更令人質疑其正在利用社會對釋法的疑慮，積極地迎合政權。當你為了保存自己而無制限地妥協時，你想保存的早就被你親手斷送了。

③ 選擇性裁決 鞏固無力感

「正當性」不過一重外衣。法院對抗爭共同體真正造成的傷害，遠不至於此。

政治壓迫的司法化（Judicialization of oppression）將打壓針對少數、個別人的特例，轉化為可穩定地恆常操作的系統；最穩定的不是僵化地有殺錯無放過，而是充滿彈性、可鬆可緊，令人愈觸摸愈觸不到，但又無法脫離其威脅，已足以透過恐懼牽制整個社會（簡單來講，即係國安法啲保釋咁）。

一個「自主」的法院，全權掌握對任何人任意趕盡殺絕的權力，但又始終保留「放過」個別人的可能性，令焦點從檢控和羈押本身的正當性，轉向研究怎樣的官司策略，才能成為個別被放過的人：只是一個「可能」，足以耗盡抗爭陣營絕大部分資源、關注、心神、情感能量，甚至意志。

最折磨人心的從來不是恐懼，而是「希望」：無力感會在反覆的徒勞嘗試與無常的滅頂之災中生根，直至行動的可能被徹底蠶食。

二、不要被政權奪走詮釋敘事的權力

「一場政治審訊，是在一個可見的場域，由對立的各方就法律秩序規範正當性爭辯，而不僅僅關乎當前司法框架下官司的勝敗。」[3]

一場審訊所影響的，遠不只是一個抗爭者個體的命運，關鍵政治案件尤其——營造恐懼與不確定，消耗民間社會，建構政權要的敘事，改寫集體記憶，徹底改造一個社會的政治空間，才是威權下政治審訊的作用。

法院之所以對政權重要，還因其「展示」的功能：政權要你消失、要你沉默，還要你自我推翻、背棄同儕，即使毋須像蘇聯show trial一樣對黨國感激涕零，也要你以順從來認可這套儀式。它從不需要你心悅誠服，違心的配合，正好助其維繫以恐懼牽制所有人的壓迫系統。「留得青山在」實是一場無限滑坡，達至個人最低刑期之法，也包括成為控方證人。如果看一場官司不僅僅關心刑期長短，認罪和配合與否的決定就包括你是否要對政權編造的「事實」，在法律程序中給予無條件的認可，讓法院亦因而免卻自身監察及制衡政權的責任，繼續扮超然。

唔知唐英傑判九年，多少人反應是「早知就應該認啦，扣三分一好過」？唐的想法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決定不認罪時，他想必衡量過敗訴要承受的後果。因是經審訊定罪，法院就必須在判辭中清晰交代理據，於是條文本身的缺陷，法官對政治問題的獨斷，對基本人權的無視，對政權敘事的投誠，對合理質疑的左閃右避，都在判辭中一清二楚。

這是一份根本無法自圓其說的判辭，「賣飛佛」是「因為兜多咗幾個街口所以情節嚴重」！

即使被困囿於這個系統，也不等於我們與政權的分歧，只能體現在程序與細節之中。我對「法治」並無任何執念，所謂法治精神，只是一個社會如何理解何謂「公義」的載體；而在司法是否合乎公義的問題上，政權抑或法官，都沒有凌駕任何公民之上的權威——普羅百姓（ordinary men）對法院的檢驗和監督，是普通法制的基礎。

今日香港法院所維護的而非公義，而是政權的利益；法院對法律與「事實」近乎絕對的詮釋權力，也非來自對法律／法治的權威理解，而僅僅來自一言不合就可以全無合理解釋將異見者收監的制度暴力。當法院的權威，要靠拿攝錄機對準公眾席，隨時將旁聽公眾收監的威脅來維持，這座法院還有何正當性可言？

政權正努力地以司法改造，消滅抗爭敘事，但在它放棄司法作為合法性外衣——轉為閉門審訊——之前，它都必須給予被審判者說話的空間。就在此空間中，我們要與政權爭奪的正當性的話語權，不容政權壟斷對公義的詮釋，不容審訊歪曲記憶與事實，不容法官迴避自身真正的責任。

政權利用司法與其他工具散播恐懼與無力的目的，是改變「香港」之所以為「香港」的一切意涵，徹底否定「香港」的存在。而我們每一個行動與選擇，都在抵抗與反擊政權對香港的強行扭曲，重新定義香港之所以為香港的本質。

這本就是一個永不會完成的使命。

Best interest是什麼？

當然，被拋入「政治犯」身位， 不等於就有在政治審訊中頑抗的責任；法庭不是唯一的戰場，也無人有義務犧牲自己的best interest去嘗試開拓。

但這個討論的缺口在：究竟所謂一個人的best interest是什麼？在律師、官司與法庭的語境，它必然等同獲批保釋或最低刑期，因而必然和運動對立。

「唔好諗其他嘢啦，你都要諗吓自己」都聽唔少。於是我好認真咁「諗自己」：究竟我的best interest是什麼？

是自由地說話，是在一個真正開放的公共空間，與其他自由的人建立有意義的連結；是始終可以用批判的精神思考任何現象，挑戰一切定見，即使自詡為歷史必然，不以人的意志轉移的巨大結構；是體認自己一切行動的意義，不因任何強制或壓迫而扭曲。

所以我必須直面這一個戰場。

法院要如何面對它的paradox，是法院的責任和決定（吓，唔使幫你諗埋啩？）；但於我，那個政治犯面對、諗自己定諗個運動的paradox其實係假的。政權及為其所用的司法機器正試圖將我從共同體中割裂出來，再透過抹殺我作為個體的存在，否定共同體的存在；若我始終拒絕被抹殺、拒絕自我否定，拒絕成為政權營造恐怖的一部分，透過固守自身，就同時固守了共同體的一部分，令其不至消亡。

自我正是已突破壓迫的姿態所定義，而「香港」的存在，就是有一個個仍未被威權同化的個體的自我所組成。即使因隔阻而無法感應到共同體是否仍然存在，即使眼見她已破碎成無數相互拉扯的平行現實，要重新找到她，其實只需反照自身便可。

身處各異的困境中，每個人的best interest都不同，只有自己知道最適合自己的方向和角色是什麼。不論在怎樣的紛擾與壓迫下，依然忠於自己，就是一個人可為自己、同時為自己所認同的共同體能做的最重要的事。而兩者，本就無從分割。

[1] Shapiro, M. (2008). Court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T. Ginsburg & T. Moustafa (Eds.), Rule by Law: The Politics of Court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戴耀廷（2018）《法治的挑戰： 威權下的思考》

[3] Schervish, Paul G. (1984). Political Trials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Deviance. Qualitative Sociology. Vol.7

文˙何桂藍

編輯•王翠麗 //

人大就改革香港選制定下大框架，選委會被重組並賦予更多權力，參選人也須通過資格審查委員會。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連日來以閉門座談會形式，就選舉制度的細節，聽取各界意見。當中有兩個問題值得討論：在人大決定的框架下，哪些細節仍然會對選制產生影響？選制改了，未來管治局面是否就一帆風順了？

01:43 選委會比例是234？還是333？
03:50 新安排對政黨和議員的影響
07:33 怎樣執行資格審查？
08:40 資格審查委員會應該如何組成？
13:50 其他觀察：選委會的界別，區議會，諮詢
15:40 新安排對政治的影響：同源性的討論
20:05 議會文化有分別嗎？
21:30 拉票與遊說
24:10 政黨還重要嗎？
26:30 建制如何吸納剩餘的民意
29:00 總結

香港今日社論2021年03月18日(100蚊花旦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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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社評
香港選舉制度修改細節待定，中央官員強調「愛國者治港」並非搞「清一色」，泛民中的愛國者依然可以依法參選和當選，有民主派中人則質疑繼續參選的價值。新格局下，民主派在體制內的空間顯著收窄，乃是客觀現實，然而多年來民主派最大政治資本，就是龐大選民支持基礎，放棄參選，不僅失去體制內的資源和發聲平台，更是放棄運用手上僅有的政治本錢，泛民需要深思熟慮，不應意氣用事。過去10年，泛民激進化，反修例風暴由初期的「反送中」演變成「反中」，中央重手整治，香港已無法回到從前，激進路線已走進了死胡同，民主派必須重新思考定位路線，回歸到真正的「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與港獨、暴力、攬炒等劃清界線，才能重新穩住腳步再上路。

蘋果頭條
政府今晚宣佈圍封西環均益大廈三期，該處毗鄰的中聯辦及西區警署則未受影響；不過同一晚政府於銅鑼灣的圍封行動中，其中一幢海宮大廈因有確診個案而被圍封，但毗鄰的海都大廈雖沒有確診個案或污水樣本呈陽性也被圍封。油尖旺區議會副主席余德寶表示，以往政府多次在油尖旺圍封時，曾連沒確診個案或污水呈陽性的大廈，也納入圍封範圍內，「兩幢有確診個案嘅大廈，中間嗰幢冇，都俾人封」；他指政府須解釋現時圍封準則是否改變，「係唔係用咗新標準，改咗玩法？」

東方正論
抗疫逾年，清零無期，經濟直插谷底。港府原以為疫苗開打後可扭轉頹勢，詎料人算不如天算，疫苗安全成疑，至今已有7人死亡，異常個案不計其數，重創市民信心。為催谷市民打針，港府軟硬兼施，林鄭昨日又大開期票，以研究接種後通關及放寬社交距離說事，其實仍不脫「假大空」本色。疫苗接種計劃自上月底展開以來，死亡個案一宗接一宗，惟港府每次皆以「死亡與接種疫苗沒有直接關係」草草結案，一味諉過長期病患惹的禍，不僅無法說服市民疫苗安全，甚至愈描愈黑，令人「信心清零」。

星島社論
中央有關部門一連三日在香港灣仔會展舉行的專題座談會昨日結束，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昨總結今次諮詢活動，強調負責官員會做到「有聞必報」，就他們聽到的意見如實向人大常委會報告，常委會作決定時將參考和吸納社會各界人士的意見。他同時觸及兩項具體選舉安排，指人大副委員長王晨在決定草案說明中提到要賦權選委會選出「較大比例」的立法會議員，意思是選委會議席要多於功能組別和分區直選。他又指，區議會是一個諮詢機構，不應有太多政治功能，今次座談會上很多人提出取消或大幅削減選委會內區議員的議席。

經濟社評
中央官員一連三日為完善本港選舉制度，聽取香港不同界別逾千名有代表性人士，對包括未來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方法的政制改革意見。經歷近年連串社會動盪後，港區國安法去年實施後，社會表面大致恢復平靜；至於選舉改革，將是今後能否由大亂走向大治的關鍵。管治班子無疑應由愛國愛港人士出任，惟必須德才兼備，才幹與賢德同樣不可或缺，只有穩妥逐步解決積存已久的社會經濟矛盾，市民才會有幸福感，同時要如實反映民情向背，才能打好人心回歸的基礎。

香港今日社論2020年11月10日(100蚊花旦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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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社評
立法會延任復會未幾，政治波瀾又起，外界關注人大常委會是否加插議程，處理立法會運作受干擾問題，不排除有多名泛民議員被「DQ」（取消資格），泛民表明會以「總辭」應對。香港政治對立尖銳，街頭雖然回復平靜，政治戰爭從未休止，立法會成為主戰場，上月復會以來三度流會，泛民要求點算法定人數，一天超過10次，迄今僅通過4項無爭議的法案。針對有爭議法案「拉布」是一回事，令議會半癱瘓「攬炒」又是另一回事；同樣，阻止政治攬炒是一回事，倘若出手過重，也有可能引來激烈反彈。政治互動規律，作用力愈大，反作用力愈大，事情做得太盡，物極必反。一國兩制各有分際，不理局限只管死鬥拒絕溝通，香港難有寧日。

蘋果頭條
美國財政部周一在網站宣佈制裁四名通過「港版國安法」鎮壓香港異見者的港警高層及中國駐港官員，包括港澳辦副主任鄧中華、警務處副處長（國家安全）劉賜蕙、中央駐港維護國家安全公署副署長李江舟，以及香港警務處國家安全處高級警司李桂華。財政部網站在《美國特別指定國民和被封鎖人員》最新名單中，列出四人的中英文姓名、住址、身份證明文件號碼、護照號碼等資料。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發表聲明表示，四人因參與執行「港版國安法」而被制裁，指這輪制裁行動顯示美國決心追究閹割港人自由及破壞香港自治的關鍵人物。他在twitter貼文，指該四名中港官員人「涉及破壞香港自治、損害法治，通過含政治動機的拘捕鎮壓異見等的政策與行為」。

東方正論
中美貿易戰、反修例暴潮以及世紀肺炎接二連三爆發，本港經濟疲不能興，各行各業危在旦夕，裁員潮結業潮陸續有來，相信年底情況更惡劣。《東方日報》為民發聲，早提出撤除樓市辣招以搞活經濟，政府遲遲未採取行動，本報鍥而不捨，各界呼籲，終令頑石初點頭，今日獨家披露，政府將會撤銷工商舖的額外印花稅徵費，為振興經濟邁出一步。回顧樓市辣招由來，當年金融海嘯後樓價狂彈，港府為壓抑樓市炒風，於2010年推出辣招，徵收額外印花稅，之後一再「加辣」，再收取雙倍印花稅及買家印花稅。

星島社論
全國人大常委會今明兩日在北京召開，消息透露將會加插議程，制訂涉及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的框架安排，授權特區政府執行決定取消議員資格，其中原定九月立法會換屆選舉中曾被選舉主任褫奪選舉資格的公民黨楊岳橋、郭榮鏗、郭家麒及會計界梁繼昌，極有可能「中招」被取消資格。十九名延任的民主派議員昨日緊急召開會議商討對策，民主派會議召集人胡志偉會後宣布，一旦人大常委會落實DQ的決定，民主派將義無反顧集體總辭，對DQ的荒謬決定作出最強烈的抗議。消息透露，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不會明確指定被取消議席的議員，而是制訂一個框架，規定議員違反《基本法》104條關於擁護《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區的行為，並授權特區政府執行人大決定，取消相關人士的議員資格。

經濟社評
國務院副總理韓正要求港府將疫情當頭等大事來抓，方能恢復通關，而確實這是香港刻下民生經濟最重要的任務。本報亦探知最新通關標準（見下文及昨天「美圍打中國更狠 華戮力奮發自立自強」報道），港府須立即改變心態，切勿再拖拉不決斷，要立定決心清零，應調派有魄力及最好的人手領軍，並投入資源支援配合，切勿再用溫水煮蛙式控疫，否則情況只會每況愈下。特首林鄭月娥上周上京爭取恢復通關，內地因應香港實際情況，據報有關部門已願意降低通關標準，由原先要求連續14天本地零確診，降至連續14天累計少於10宗，才逐步恢復有限度通關；要全面通關，港府務必要做到本地14天零感染。過去9個多月，本港疫情從未斷尾，歸根究柢是港府未有下定決心將清零當首要目標，只滿足於將確診數字保持在低水平，跟內地不惜代價，達致清零目標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