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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接到姊妹的訊息，說孩子轉去自學團體了。雖然自己會比平常辛苦，但是觀察了孩子跟孩子們相處，知道什麼路是適合孩子的。

上次跟跟柏甫見面時，是去日本出差，他也才小學，一轉眼，看到Jimmy桑在臉書的分享，跟Jimmy 說阿姨也覺得很驕傲啊！

寺子屋是日本在古老時代，還沒有學校時，他們先從寺廟開始，由和尚，長者，有學識的人開始私塾，寺子屋就是寺廟內的小屋，在那裡授課，開始所謂的教育教學，也就是私塾的開始，他現在除了營運寺子屋私塾的線上數學，也替各公司行號設計網站、網頁，名片等一連串的設計，當然他的名片，也是自己設計的，如果大家有需要，可以請他幫你們服務。

他的名片如圖，我問他為什麼他公司的Logo是設計成這樣的呢？他説：他的Logo是連接DO兩個字，製作無限符號，包含了無限的想要和學院學生一起挑戰各種事情的想法。

私塾ISHIZUE作爲和風，和風的要素，結合了枯山水的設計。意爲以江河爲形象，隨時應對變化的學院爲目標。

寺子屋官網：
https://www.terakoya-ishizue.com

「他14歲創了公司，今年拿到MIT創投基金的第一名，今年他16歳，9月24日就17歳了，他一直都有他自己的想法⋯

如何去把小孩子的能力引發出來，還有如何發展他們的長處，當他的長處大過於他的缺點時，這些缺點就完全看不見，人沒有十全十美的，只是你的缺點大過於你的優點的時候，大家就會把目光放在你的缺點。有時候缺點，也可以把它變成長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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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己公司「黑村」設立後就遇上了疫情，但是在疫情休息的當中，反而想了很多事情。於是有了「黑村Junior 」的想法，跟阿G爸討論了很多，阿G爸覺得我應該要好好的把這二三十年在教育上的努力放大。

孩子們有很多夢想，我期待大人不要打滅這些創意。於是找了一軍寶貝一起來討論。這個週日又要跟現在的小廚一起做菜開會。#孩子們的夢工場，勉勵自己要努力完成✅！

期待更成熟後，可以跟大家分享，其實更期待大家有錢出錢有力出力，讓教育更多東西落地。（我就是可以為了孩子變的很不要臉🤪

《 天才 》
何謂天才，就是放對地方的人才；反過來說，你眼中的蠢材，很可能也只是放錯地方的人才。

例如你和一位土著被困在非洲叢林，既無食物，也無水喝，那麼你將把這位土著當作「天才」，因為他懂得各種求生的技巧。

相反地，如果把他帶到辦公室要他使用電腦，那麼情況將會完全不同，你可能會認為他是「白癡」。

的確，天生我材必有用。有些科學家連音階都抓不準，有些畫家連一封信都寫不好，可是當他們「把自己放對地方」，就可以成就非凡。

史蒂芬.史匹柏就是個例子，他因為高中的成績非常差，沒有任何電影科系願意准許他入學。相反的，他走進電影工作室，認真學到了他所需的技能。今天，他不但製作了許多評價極高的影片，更成為家喻戶曉的大導演。

畢卡索剛出道時原本想當詩人，結果他的詩被極具鑑識能力的絲泰茵夫人評得一文不值，他因而回心轉意。幸好有這位貴婦的提醒，否則這世界不就少了一位大畫家了嗎？

其實，所有的人事物原本都是美好的，只是所屬的地方適不適合而已。

如美味的湯汁滴到襯衫上即變「骯髒」，原本含在口中的食物，只要吐出來就變得「嘔心」，把它吞下去反而「有營養」。

即便是骯髒污穢的垃圾，只要放對地方（埋在土裡），也能滋養大地，開出美麗的花朵，長出能夠帶給我們健康的食物。

這世上沒有任何一個人或一件東西，是沒用或卑賤的，任何人或物，只要放對了地方，都會成為有用的「可造之材」。

人就像是種子一樣，地球上有各種氣候及土地，但每一塊土地並不一定適合每一種植物生長，

若能找到一塊適合該種子生長的土地及氣候，那該顆種子便能生長茁壯。

生命的最高境界，即是選對舞台，走出自己的路，然後盡情地發揮獨特的才華與能力。

一切美善的事物和各樣完美的恩賜都是從天上來的，是從天父來的；只要你願意，只要你不灰心，相信你也能找到最適合自己的人生舞台，並且盡情歡唱生命的樂章。

「國家的國寶」陳垣：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的污點｜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11月12日，亞運會開幕當天，也是中國史學大師陳垣先生誕辰130週年紀念日。

11月21日，國內數十位在陳垣研究、史學研究方面卓有實績的專家學者齊集中山大學，追憶研討這位廣東籍學人、當代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的學術貢獻。

陳垣先生的長子陳樂素、嫡孫陳智超先生也都是著名的歷史學家，「新會陳氏」祖孫三代均在史學領域內蔚為大家，是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一段佳話。陳智超先生應邀參加了此次研討會，並接受羊城晚報記者的獨家專訪。

一、「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有一個重要觀點，即「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這句話是他在什麼環境下講的？他做過哪些努力？

陳智超：這話他不止講過一次，並不是一句即興或者偶爾的話。最早應該是1921年，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會議上。他當時的學生鄭天挺回憶，陳老師(援庵)說：「現在中外學者談漢學，不是說巴黎如何，就是說西京(即日本京都)如何，沒有提中國的。我們應當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奪回北京！」

羊城晚報：他在不同場合多次重申過這個觀點。

陳智超：1929年，陳垣先生在北平師範大學兼任過一段時間歷史系主任。他的學生柴德賡回憶說：「援庵老師深以中國史學不發達為憾，常說日本史學家寄一本新著作來，無異一炮打到我的書桌上。」

1931年9月14日，胡適在日記裡提到：陳垣問我，漢學正統這時候在西京，還是在巴黎呢？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兩個人就相對嘆息，希望在十年之後，把漢學中心奪回到北京。

羊城晚報：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有這樣想法的不止陳垣先生一位。

陳智超：對，包括胡適、傅斯年、陳寅恪等諸位先生，都深以為憾，並且有緊迫感。祖父在北大的一位學生朱海濤回憶，「九．一八事變」以後，學生問陳先生對於時局的看法，他就說：「一個國家是從多方面發展起來的，一個國家的地位是從各方面的成就累積起來的，我們必須從各個方面努力和人家比……我們幹史學的，就當處心積慮在史學上壓倒人家。」

二、學術沒有國界，但學者有祖國

羊城晚報：世界著名的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對陳垣先生非常推崇。但是我們也看到，陳垣先生曾作《敦煌劫餘錄》，以「劫餘」二字表達對斯坦因、伯希和這些西方漢學家某些行為的斥責。那陳垣先生和伯希和有沒有過交集，他們的關係如何？

陳智超：伯希和確實不止一次在公開場合稱讚援庵先生，都有記載留下來，這是一方面。此外，最近在存於巴黎吉美博物館的伯希和檔案中，發現有陳垣先生給他的信，信中提到，你寄來的文章我收到了，一共十五冊。你請我送給王國維先生的單行本，我也轉交了，但很可惜，轉交三天之後他就自沉在昆明湖了。從這裡就看到伯希和、王國維與陳垣三人之間的關聯。

他們兩人有證可考的交往可以追溯到1924年左右。伯希和研究過摩尼教，來華在福州時聽一位龔先生說，在福州烏石山有兩塊摩尼教的碑，但沒有來得及去看。後來伯希和就寫信給陳垣先生，托他有機會再查找一下。陳垣先生的助手樊守執是福建人，正好去福州辦事，於是囑他查找，花了很大功夫，可惜最後還是沒有找到。

羊城晚報：看來他們之間不僅有學術上的交流，而且是可以互相託付辦事的關係。

陳智超：應該說不是一般的交往。1933年，伯希和又一次來中國，當時他把俄國博物館館藏的《元秘史》拍了照片送給中國，中國方面招待他，我的祖父也參加了，而且還回答他的問題，這封信都保留下來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撰寫《敦煌劫餘錄》大概也就在上世紀30年代吧？

陳智超：這部書是1931年出版的。為什麼叫「敦煌劫餘錄」呢？是因為敦煌的這些經卷，後來藏在北京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是經過斯坦因、伯希和掠奪之後，剩下運到北京的部分，一共八千卷。陳垣先生在助手幫助下，花了三個月時間整理清點了一次，編出了這部目錄書，這應該說是敦煌卷子裡面最早的、最科學的目錄。

出版的時候，陳垣先生在序言裡點名批評伯希和：「(清光緒)三十三年，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繼至敦煌，載遺書遺器而西，國人始大駭悟。」有人當時就建議，是不是可以用詞緩和一點，「劫餘」二字過於刺激了。但是他說不行，「劫餘」二字還不能抒發他的憤慨之情，所以堅持不改。你說伯希和知道不知道這個事情？當然知道，而且後來二人確實見了面，伯希和還是對他表示敬意。從此我們可以得到重要的啟示，在外國人面前，只有堅持正確的愛國立場，而不是奴顏婢膝，才能得到對方的尊重。

羊城晚報：那麼陳垣跟伯希和的關係，如果單純從個人層面來說，還是比較友好的。

陳智超：學術沒有國界，但是學者是有祖國的。伯希和是西方最傑出的漢學家之一，但也是掠奪敦煌文物最精的一個人。此人有他的兩面性：1933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日本人趁伯希和第二次來華，希望他也能訪問日本，但他為了表示對日本人侵略東北的憤慨，取消了赴日行程。1945年10月伯希和去世時，陳垣先生還寫信給傅斯年表達了惋惜之情。


三、治學無捷徑，唯有刻苦和持之以恆

羊城晚報：我們看很多關於陳垣先生治學的文章，深感他除了以研究成果影響後代，其治學之道也給今天的學術界帶來很大啟示。

陳智超：我看啟示應該是多方面的。首先有個大前提，從陳垣先生有志學歷史開始，就有一個很明確的觀念：作為歷史學家要有一種自覺，要喚醒國民的歷史觀念。什麼是歷史觀念？不同時期有不同重點。在他那個時代，就是不能忘記外國的侵略，不能忘記中國的光榮傳統，不能忘記中華民族抗擊侵略的氣節。學習歷史研究歷史的目的，這一點是首要的。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做學術不僅憑興趣，更不是為了成名成家，而要有家國之思、民族之念。

陳智超：這一點很重要。另外，他強調治學無捷徑，唯一的體會就是刻苦和持之以恆。比如說有四年時間，因為每天都很早起床編《中西回史日曆》，苦心設計簡明方便的表格，結果得了胃病，只能吃麵，對於一個廣東人來說實在痛苦。在他60多歲研究佛教史時，因為需要參考的一部典籍貯藏在一個潮濕陰暗的地方，多年無人進入，蚊蟲很多。他每天都是吃了奎寧就進去用功一天。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言必有據，實事求是」的嚴謹態度也給人留下很深印象。

陳智超：他強調，歷史學者就應該對歷史負責，要求真，不能去編造歷史。為了求真，有些問題就不是一下子能解決的。陳垣先生倡導文章不要急於發表，「寫成之後要多置時日」，認為如此一來，一者或許有新的材料補充，二者或許有所修正。他自己就曾經重金購買清人的手稿，研究其修改的過程，了解前人怎樣做學問。還有，他要求「不說閒話，力求創新」，提倡「理要講清楚使人心裡服，話要講明白使人看得懂，閒話不說或少說。」在學風上則力求創新，「凡論文必須要有新發現新解釋方與人有用」。這些思想和親身實踐對當今學術界是有借鑑意義的。


四、長居北京，與嶺南割捨不斷

羊城晚報：還想向您請教陳垣先生與嶺南文化之間的關係。首先，出身於一個務實的廣東商人家庭，對於他的人生和治學有沒有產生什麼影響？

陳智超：應該說有很深的影響。祖父是我們家族第一代的讀書人，他前兩代是經商，再前面恐怕就是農民。同輩也有很多經商的，但他從很小就喜歡讀書，雖然沒有家學淵源，也沒什麼師承可言。

祖父當時看書，並不限於只看四書五經，尤其喜歡讀史籍。於是長輩裡就有人指責他不務正業，但是曾祖父還是「購書無吝」。例如他十六歲那年，買了一部《二十四史》，就花去了曾祖父一百多兩銀子，這不是一般的支持。

羊城晚報：家庭給了他比較殷實的經濟基礎，父親又給了他寬鬆的讀書環境，這是家庭的影響。那麼地域方面呢？

陳智超：廣東這個地方，一方面最早感受到列強侵略，另一方面歐風美雨也是最早被感知。祖父在五歲以後就到了廣州，當然跟在新會時大不一樣，接觸了很多新知新事。另外，他在博濟醫學堂和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求學任教經歷也十分重要。這幾年所受到的近代自然科學的嚴格訓練，對祖父後來的史學研究起了積極作用。他在上世紀30年代的一封家書中曾說：「余今不業醫，然極得醫學之益，非只身體少病而已。近二十年學問，皆用醫學方法也。有人謂我懂科學方法，其實我何嘗懂科學方法，不過用這些醫學方法參用乾嘉諸儒考證方法而已。」雖然有點自謙，但這也確實是他能超越乾嘉大儒的原因之一。

羊城晚報：那他為什麼後來就長居北京了呢？

陳智超：他中間也曾短期回鄉，但應當承認，定居北京對他一生來講，有很大的影響。那時不像現在，即使你在窮鄉僻壤，只要有互聯網就可以知道天下事。祖父那個時候就不一樣，要看《四庫全書》，在廣東行嗎？要跟第一流的學者交流，也要在北京才有這個便利。

羊城晚報：那他思念廣東嗎？

陳智超：很思鄉。這種思念，甚至包括到具體的食物，如燒鵝、土鯪魚等。家鄉的災害他很掛心，而且對廣東學者也非常提攜，比如說岑仲勉先生，本來在廣州一所中學當老師，把刊有自己作品的校刊寄給我祖父，他馬上就轉送給了陳寅恪、傅斯年諸先生，直至將岑先生一步步薦入歷史語言研究所。

羊城晚報：您祖父在北京時，還說粵語嗎？

陳智超：在家裡他一直都說粵語。而且，他要求在北京生長的子弟，也一定要學廣東話，有時候還會親自教。在廣東的子女，也要想辦法學官話，甚至連我的姑姑都接到北京來上小學。


五、「二陳」比較研究，應不帶偏見

羊城晚報：今天的研討會也有很多學者提到了陳垣和陳寅恪兩位先生的比較，這也是近年來比較「熱門」的一個課題。您如何看待這種比較？

陳智超：我的看法是，我們要實事求是、不帶偏見地去研究。有些人連兩位先生的主要著作都沒看過，就發表議論，這不大合適。

陳寅恪先生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所的學生戴家祥提到，他在跟老師散步的時候，陳先生講，我就佩服兩個人，一個是王國維先生，第二位就是陳垣先生，他「學問踏實，德才兼優」。陳寅恪先生在給陳垣先生的信中，稱他為「大師」，據我所知，這樣的稱呼在寅恪先生的信中好像是絕無僅有的。另一方面我祖父對陳寅恪先生很尊重，他在給我父親的家書裡面描述，自己怎麼希望陳寅恪先生給他寫序，而且也只有他能寫這個序言。這種推崇不是虛名和客套，他們二人互相都很推崇。

羊城晚報：但是新中國成立以後，陳寅恪先生寫出了《柳如是別傳》、《論再生緣》這些皇皇大作，但陳垣先生的論著比起以前就少了很多。人們會從這些比較上得出某些結論，您怎麼看？

陳智超：首先有一個問題不能回避，陳垣先生比陳寅恪先生大十歲。其實，並非1949年後陳垣先生的論著戛然而止，他最後一部大的著作《通鑑胡注表微》是在1946年刊行的，那時他已經66歲。當時他在家書裡面就多次流露「將軍老矣」。

羊城晚報：是不是也有身體不好的原因？

陳智超：一方面當時關於輔仁大學的爭奪很激烈，梵蒂岡要停發經費，輔仁還有三千多師生，中央人民政府不管誰管？這裡面的鬥爭牽扯了他大量的精力。另一方面，年事已高，他也確實身體狀況不樂觀。1953年祖父給冼玉清先生寫了一封信，大意是說：四九年以後因為各種事忙，沒有時間寫學術文章，我正要寫了，結果右手麻木了；請蘇聯專家醫生看過，說我要立即停止一切工作，要休息。這一次就住院大概一百多天，然後陸續又住了八、九次醫院吧，1964年還動過一個大手術。健康狀況不允許了。


六、陳垣還擔負相當的社會工作

羊城晚報：新社會帶給他的震動應該也很大。

陳智超：這當然也是另外一個原因。他經過了晚清、北洋軍閥、國民政府、日本人統治，曾經一度對辛亥革命之後的民國成立以及抗戰勝利都抱有很高期望，但最後都失望了。解放以後為什麼他轉變很快，並不是因為讀了很多馬列主義的書，而是因為看到了現實。我老引這段話，祖父1949年曾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文章中說：

「有人問我北平解放後，你看見些什麼和以前不同？我告訴他，看見的先不說，我告訴你看不見的。解放後的北平，看不見打人的兵，看不見打洋車伕的警察，街上看不見乞丐，看不見整天花天酒地的政府官吏，看不見託人情送官禮的事情，更看不見有所謂『新貴』在琉璃廠買古董……這不同於以前的改朝換代，的確是歷史上空前的、翻天覆地的大變革。」

羊城晚報：那麼他在學術上主要做了什麼？

陳智超：1949年之後，祖父主要做了兩件大事：因為他原來的著作很多都是木刻本，或者在雜誌上發表，現在全部由國家出版社排印出版。大部分著作都是他在解放後精心修改過，並且重新整理的，這是一件工作。另外，就是著手整理《舊五代史》和《冊府元龜》，這是很大的工程，但沒有來得及完成。

羊城晚報：此外，陳垣先生的社會工作也相當繁重。

陳智超：是的，他關心史學教育，繼續指導學生，為出版社審稿，還當著幾千人學校的校長，這都佔去相當的精力。以前的幾十年，他每天凌晨四時起床讀書寫作，晚上九時就寢，生活很有規律。但解放之後，因為不斷參加各種會議，午夜才入睡也成了常事。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二陳在解放後的身份迥異，所以他們承擔的職責也是很不一樣的？

陳智超：對。陳寅恪先生應該說是比較純粹的、學院式的學者，陳垣先生有相當的社會活動，而且還是一位教育家，這個區別客觀存在。

羊城晚報：二人原先在學術上經常交流，新中國成立以後，這種交情還在嗎？

陳智超：這種交往一直沒有斷。過去兩人通信很頻繁，後來因為陳寅恪眼睛失明，沒有直接通信的可能，但還是互相關心的。1953年12月，陳垣給冼玉清先生的信中寫道：「中古史研究所事情當汪君未南行前，曾到舍間商酌，同人意見以為所長一席，寅恪先生最為合適。今聞寅恪先生不就，大家頗為失望，奈何！」而在1955年的信中，陳垣問冼：「寅恪先生起居佳否？聞其女公子調粵工作，可以照顧，甚善。」可見其關心。

七、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

羊城晚報：最近您主持編輯的《陳垣全集》出版了，人們發現書中收入了他生前寫的一個內部檢討材料，裡面交待了有關「曹錕賄選」的情況。

陳智超：我始終不把祖父看做一個完人，更不是把他看做聖人。他就是一位傑出的史學家、教育家、愛國者。他參加曹錕賄選是在1923年，我在全集裡面特別收了他寫的一個內部檢討，當時領導並不要求、也不希望他公開檢討，是他自己寫的。我把這篇文章也發表了。我覺得，既然是全集，就要反映全面。他自己一直認為，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我也不能給它抹掉了，我保留這封檢討，是讓人家全面了解他，他不是完人，也曾走過彎路。

但是，評價一個人的一生，看他的全部，要看他的晚節。就在參加賄選的同年，他寫了被蔡元培先生稱為「石破天驚之作」的《元西域人華化考》，後來又被推舉為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和故宮博物院理事，為保護故宮及故宮文物，與北洋軍閥進行了堅決鬥爭，一度還被捕並遭軟禁。上面提到的陳寅恪先生稱他「德才兼優」，也是在「賄選事件」之後。從這些也可看出當時社會對他的評價。

羊城晚報：那麼這件事到底當時是個怎麼回事？

陳智超：當時陳垣是國會議員，是拿薪水的，而且這個是他主要的收入來源。但由於連年戰爭，薪水已多時未發，後來得到通知說要補發欠薪了，也同時要求他們參加選舉。這是他終身的憾事。

八、三次婚姻與感情生活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出生在一個大家庭，有兩位母親，先後有三個妻子、十一個子女。在感情方面，他處於一種什麼樣的狀態？

陳智超：陳垣5歲時，父親把他過繼給了去世而沒有子嗣的三伯父。陳垣後來回憶說，雖然與過繼母親李氏生活在一起，她對自己也百般關愛，但畢竟是在生母周氏的懷抱中長大，對她還是很依戀的。每次吃飯，他總是在過繼母親處吃一點，然後又偷偷跑回生母那裡去吃飯。五六歲他就離開家鄉到廣州求學，除了有限的幾次回鄉省親外，很少有與母親見面的機會。他常因不能親自侍奉母親而內疚。

年輕時陳垣聰明博學，又長得一表人才，在廣州時被稱為「靚仔垣」。還有人提到這麼一件事：由於經常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又擅長演講，陳垣的名氣與日俱增，招來了不少開放女性的追求。陳垣有段時間用筆名發表文章，其中一個筆名是「豔」，友人問他何意，他坦言是他最喜歡的一個女朋友。

羊城晚報：他為什麼會有三次婚姻呢？

陳智超：1913年因赴北京從政，陳垣跟以前的生活切斷了聯繫，包括「父母之命」的原配妻子鄧照圓，也就是我的祖母。祖母原名「珍安」，識字不多，裹過小腳，因為祖父又字「圓庵」，所以祖母后來將自己的名字改為「照圓」，但他們兩人終究因為彼此思想的巨大隔閡，祖父來京後兩人就沒有再生活在一起。但是祖母知道祖父喜歡吃家鄉的鯪魚，就常讓子女買來曬乾，寄到北京。因為祖父過繼時是「兼祧兩房」，所以又娶了二房吳淑媛，比他小四歲，但也沒有隨他去北京，不久因意外失足落水而亡，年僅28歲。

後來追隨祖父去北京的徐蕙齡，是他在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師妹和學生。他們在北京共同生活了近40年，但到了晚年感情不和，出現巨大矛盾而分居了，後來徐夫人跟隨所生的兒子陳容到了天津生活。

對於身在天津、廣東的兩位妻子，祖父一直寄生活費。直到1966年5月，她們兩位在相隔不到一週的時間內先後去世，祖父這時已經是86歲的老人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晚年，他的女弟子劉乃和成為了得力助手和忘年知己，長期相隨。二人之間的關係到底如何？

陳智超：這個問題不是幾句話就可以說清。我的妻子曾慶瑛教授曾在《陳垣和家人》一書中，用了專門一節全面談到這個問題，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相關內容。



大師陳垣

陳垣，字援庵，廣東新會人。當代著名的歷史學家、教育家，曾被毛澤東稱為「國家的國寶」，與陳寅恪並稱「史學二陳」。

陳垣先生於1880年出生，六歲至廣州讀書。早年曾考科舉而名落孫山。在博濟醫學堂學過西醫，後創辦並入讀光華醫學堂，並留校任教。

1905年，與潘達微、高劍父創辦《時事畫報》，反對滿清專制、外國侵略，以觀點立場激進而著稱。辛亥革命後，當選民國眾議員，從此定居北京，後曾任教育部副部長。

1917年，38歲的他發表第一篇學術著作《元也里可溫考》，開闢了宗教史研究領域，當即震動學界，一鳴驚人，由此開始學術生涯。

抗戰淪陷期間，他閉門研究，堅決不與日本人合作。1949年，他選擇留在大陸，晚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病逝於1971年。

作為史學大師，他在宗教史、元史、中外交通史、考據學、校勘學、歷史文獻學上獨創甚多，學術建樹影響至今。

作為教育家，他從教74年，從傳統私塾老師到現代大學校長，前後執掌輔仁大學、北京師範大學46年。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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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豪老師文字專欄

說到讀「文言文」，你會想到哪一本參考書呢？

我打賭，99%的人，會想到《古文觀止》。

這真是一本好書，我自己也是從學生時代就讀到今天。

那麼，這是不是中國文學的歷史上，「最好」的一本文學參考書呢？

這個問題，如果你問中文系的學生，恐怕答案會很分歧。

如果你問中文系的教授，那麼答案大概是肯定的：

「不是，前面還有《昭明文選》呢！」

在這裡，先做點文學體系的科普。

中國的文章分類，有個最簡明的分法：

「一種是駢文。」
「一種是散文。」

散文好理解，你今天看到滿大街的作文補習班，教的都是散文寫法。

那麼，什麼是駢文呢？

為什麼文章的體例，還搞個「馬」偏旁的專有字呢？

那就來說說「駢」這個字。

「駢」的本義是，兩匹馬拉著一輛車。

所以可以引申為：「並列」
再進一步引申為：「對仗」

所以，駢文就是一種對仗體的文章。

你可以簡單理解成：

「由很多個『對聯』組成的文章。」

有一句成語，最能形容這種文章，叫做「駢四儷六」

因為，駢文的句式，四字句和六字句最多。

順便提一下，「儷」是「成對」的意思。

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文章？

這是一種讀起來，會搖頭晃腦的文章。

因為，駢文非常重視形式美和朗讀的節奏感。

所以，一讀駢文，自然就容易搖頭晃腦。

比如：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
「星分翼軫，地接衡廬。」

再比如：

「暮春三月，江南草長。」
「雜花生樹，群鶯亂飛。」

當然，這種文章愛的人很愛，不愛的人，則很看不順眼。

主要就是「華而不實」，很像流行歌曲的歌詞，有點無病呻吟的味道。

唐朝這種浮華的時代，當然很流行駢文。

可是，就有兩個文人很看不慣，所以提倡寫散文。

「散文」，沒有「駢文」那麼多形式上的講究，只要文從字順就好。

像我現在寫的，就是散文，很貼近口語，讀起來沒壓力，不用查字典。

因為這也很符合人性的需求，所以慢慢的也就流行起來。

這兩個人，就是韓愈跟柳宗元。

這兩位就是「唐宋八大家」之首。

但是，請注意！

「唐宋八大家」，是古代文章的最高水準嗎？

當然不是，他們最多只能代表「古文」的最高水準。

「古文」就是散文。

因為，先秦諸子百家的文章都是「散文」。

所以，韓愈他們的主張，在當時來說等於是：

「恢復古文寫法」

所以，韓柳二公並不是「文章」八大家。
而是，「古文」八大家。

在文學的天地裡，還有另一半屬於「駢文」。

清朝大才子袁枚有一句話：

「一奇一偶，天之道也。」
「有散有駢，文之道也。」

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說到這裡，你應該就明白文章一開始的那個問題了…

要把《昭明文選》跟《古文觀止》分優劣，其實沒什麼意義。

因為，這個問題本身就不成立。

這兩個選本，一個屬於駢文陣營，一個屬於古文陣營，沒有可比性。

(當然，《古文觀止》也有若干駢文經典作品，這是特例，別抬槓)

不過，不能相比，並不代表兩者的文學價值相當。

無論文學風氣怎麼變，中文世界中，地位最高的文章選本，永遠都是

----《昭明文選》

不信你去問問中文系的教授們。

那麼，這是不是意味著，研究中文的人都貴古賤今呢？

還真不是。

來聽聽白話文大家的評價吧。

魯迅說過這樣的話：

「以《古文觀止》和《文選》並稱，初看好像是可笑的」
「但在文學上的影響，兩者都一樣地不可輕視。」

這話意味著，《古文觀止》的影響力，確實不亞於《昭明文選》，畢竟通俗。

但是，將這兩部書相提並論，在內行看來，確實可笑。

關鍵在於藝術性。

文學的本質，在於藝術性。

我們來看看兩部選文集的對比，你就知道了。

《古文觀止》，書名聽起來氣派很大，其實還真是中文作文參考書。

是清朝的兩位私塾先生，選編的古文入門讀書，給學生當範本的。

《昭明文選》，則是國家級文獻。

由一位文化素養極高的皇太子(蕭統)，帶領全國第一流的知識份子(比如劉勰)，精心編選出來的文學典範。

說一下歷史背景好了。

梁朝的開國皇帝梁武帝蕭衍，品德姑且不論，文學素養沒話說。

他兒子蕭統遺傳了父親的文學興趣，最喜歡和文人雅士們談詩論文。

等蕭統做了太子，就開始想做點文學事業了。

他一方面搜集天下圖書，一方面延攬知識精英

準備再三，然後從歷代詩賦文章優中選優，編成《文選》。

(昭明是他的諡號，後人補加上去的)

這些精英裡邊，最有名的就是《文心雕龍》的作者劉勰。

看到這裡，你應該知道這兩部看起來並駕齊驅的文集….

背後蘊藏的差異有多少了吧。

在學中文的人心中：

補習班老師的講義《古文觀止》
跟國家級資源堆出來的《昭明文選》，是不能相比的。

當然，看到這裡你可能會不服氣：

「憑什麼太子編的就比較有藝術性？」
「沒聽說過高手在民間嗎？」

回答這個問題之前，請你先做一道國文常識選擇題。

問題：你覺得以下哪些類型的文章會被《昭明文選》收錄呢？

(A)儒家經典節選，比如《詩經》、《春秋》
(B)諸子百家節選，比如《莊子》
(C)歷史名人演講，比如《左傳》、《戰國策》
(D)重要歷史記載，比如《史記》

如果以單純好文章就選的標準來看，以上四項都應該收錄才對。
好比說《古文觀止》，選了大量的(C)、(D)

但是， 《文選》作者蕭統在序言裡特地強調說：

「以上四項，一概不選。」

理由倒也充分。

不選儒家經典，因為這些經典是人倫典範，節選就等於褻瀆，萬萬使不得。
(這是政治原因)

不選諸子百家，因為那些著作重在立意，不重文采。
(這是藝術原因)

不選名人演講和歷史記載，因為它們不屬於文學創作。
(這還是藝術原因)

而且，這個標準還有個合理的例外，就是史書裡的評論部分。

因為這些評論都是史官深思熟慮之後的個人創作，很重視修辭，所以就入選。
(這也是藝術原因)

以這種態度跟標準來選文，內容當然沒問題。

至於《古文觀止》呢？

這本書我個人非常熱愛，爛熟於胸，當然沒有非議兩位吳夫子的意思。

但是，這就只是本參考書，還是抄來抄去之後的結果。

好用是好用，歷史性的意義就一般般。

這可不是我說的，是兩位夫子自己在序文裡說的。

古文宜選乎？
曰：「無庸也！」琳瑯滿目，美不勝收，則選尚已。
古文至今日，操選政者，代有其人，駸駸乎有積薪之歎矣！
尚宜選乎？
曰：「無庸也！」
詳略互見，醇疵錯陳，則選又尚已。
且余兩人非敢言選也，即焉云耳！
即之奈何？
集古人之文集，古今人之選而略者、詳之，繁者、簡之，散者、合之，舛錯者、釐定之，差譌者、校正之云爾。
蓋諸選家各有精思深意，以抉古人之奧，讀之者取此置彼，則美者或遺。
一概觀覽，則勞於睹記，此余兩人所以彙而集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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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選文之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