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KGB、法西斯這些歷史書名詞，一兩年前還覺得距離自己很遙遠，或只是網絡Memes式戲謔。怎料現在每天醒來，都覺得自己活在虛構的監獄裡。溫柔的法西斯，廿幾年前由《月黑高飛》的摩根費曼解說了一次「institutionalized」的意義：起初我們很介意、很抗拒，然後我們漸漸習慣了，成為體制的一部分。所以，五年前電影《十年》裡，廖啟智再三叫你「唔好慣」。你看，不消五年，你已經覺得每一日被槍指眉心三次，是餐桌禮儀的一部分了。我們也懂得安慰自己，佩戴口罩之後，習慣吸入更少氧氣，將來去西藏會更容易抵抗高山症；更從《Rogue One》參透頸椎的運用，只要保持低頭，就不會看到帝國軍的旗幟飄揚。
電台主持健吾前天帖文，分享Carl Schmitt曾經清楚地解釋法西斯統治的精髓。『摧毁一切規則的方法，就是將重點放在「例外」這個概念之上。宣揚人民相信當下的時局是例外狀態，再將例外狀態轉化為永久的緊急。為了虛假的安全，放棄真實的自己』。
聽聞本書好薄，拎出街配一杯「黃店」沖的flat white來打個卡，hashtag「時伐革命」時，成本很低，意境不俗，實為本小利大。
法西斯的本質，是警察和公司。警察是安全和紀律，放低個體，填充集體，公司本質是公司當權者的利潤最大化。兩者所收集的，分別是權與利——引領我們快樂的元素。
菲國總統幾年前可以容許警察當街擊殺「疑是」吸毒者，你還可在Tom Segura的棟篤笑中發現這個梗——梗就是嘲弄距我們遙遠的事物的不幸，正如北韓的每一次犬決，每一次往鴨綠江命中一個黑龍江人，以維持確診與死亡率同步，都是一場棟篤笑；但2020年，杜總統是要求擊殺出街的人了。那就是指菲國突然變成一座群島監獄，而該國國民在香港是10%工作人口（菲傭約30萬、全港適齡工作人口約300萬）。
就連比亞洲人更不習慣蝸居的歐洲人，也乖乖的封城；意大利更是歐洲武漢，將所有每日都自然老病死人口，用語言偽術包裝成病毒殺人。大量人口死亡、經濟崩潰、資源戰、宵禁令、滯賬......我們開始轉念，由「證明這是一場戰爭」到「證明這並非WW3」了。
因為WW3了，所以我們就是犧牲個人，成全集體？首先我們要問「集體」是誰。是「阿公」？大眾安全？社稷江山？抑或是一場deep state資源重整大龍鳳，而你和隔離村個明仔就是那粒資源？
慶幸香港的規劃是城邦格局，無論身處何地，1.5小時內總能以公共交通工具抵達四野無人的郊野，除一下與蓋世太保臂章無異的口罩束縛，在原居民佔據的棕地面前深呼吸一口氣。但當你在那程長途巴士，為了享受$0.5轉乘優惠而使用八達通時，你真的不要對接受功能組別和被區區$0.5就淪為老大哥幫兇的人感到太驚訝。正如左膠所說，有時真的誰不比誰高尚。
因為這是漫長的social engineering：基層空間規矩嚴格、執行寬鬆，公屋很平租，公屋商場又很平租，結果養了一班自以爲是一手一腳靠自己的boomers當權，以為自己「揸咗莊」至今，覺得所有事情都是約定俗成，玉帝早已預備匯豐一定會派5厘。結果，我們慣了，慣了就不會思考事情的源起、變化與plan B。然後，我們會懶，我得，是因為我服從；你唔得，是因為你廢你反叛。
1996年10月2日，肥彭一早斷定我們這班豬是會走這條路。肥彭是誰？一個很對黃絲口味的總督，透過擴大功能組別選民基礎，變相（de-facto)令選舉類近普選。然後廿多年後，我們仍然玩緊呢味野。分別是肥彭是將走之人，我們是欲走而不得之人。
彭定康先生的臨別贈言，道出以下這段寫了篇文就會看上去很勁，而用英文會更有型的結語：
My anxiety is not that this community's autonomy would be usurped by Peking, but that it could be given away bit by bit by some people in Hong K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