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裕周記 2007年6月3日】 又為斯民哭健兒
豈有豪情似舊時，花開花落兩由之。
何期淚灑江南雨，又為斯民哭健兒。
——【魯迅〈悼楊銓〉】
一九八七年春，我在北加州三藩巿，隨著一九八六年過去，留學生的話題開始聚焦於中國來客的片言隻語，共同關注點是安徽學潮的發展走向。當時方勵之仍在中國科技大學物理系，他的一個姓黃的學生在柏克萊加大唸博士。這人二十歲不到，出身科技大學少年班，那時的通俗叫法是「神童」，在華裔學生裏很是矚目。
北加州的春天最惹人討厭，日間艷陽高照時有攝氏十七八度，入夜後寒流料峭濕度奇高，去柏克萊的一○一公路上，大團大團的濃霧滾滾而來，視野等於零，汽車寸步難行。有天晚上，學校那邊傳來消息，說胡耀邦已經下台，我趕忙開車過去看個究竟，情急之下，三次走錯路，幾經辛苦才開上一○一，回到柏克萊的時候，有人手上揚著一份台灣《聯合報》系辦的《世界日報》。我對《世界》素無好感，認定它是徹頭徹尾的國民黨喉舌。
那時的通訊和今天的完全兩樣，沒有互聯網，長途電話費用極昂貴，幸好那是中國留美學生絡繹於途的日子，天天都有人從大洋彼岸過來，三藩巿位處美西，是同學登陸花旗國的灘頭。幾個初到敝境的留學生，嘴上的汗毛稀稀疏疏的，滿頭大汗用四川腔普通話告訴人們大陸上的傳聞。我拿著《世界日報》問他，方勵之撤職胡耀邦下台到底是什麼回事，同學說，「敢情是真的」。
過了幾天，終於證實胡耀邦下台，留學生裏一陣騷動。有年長的學生談到他們聽過有關胡耀邦的傳聞——在撥亂反正的年代裏他做過什麼好事，他對毛澤東的批判和自我反省，等等。
那年頭，大陸留學生到美國多數是勤工儉學，有一位上海交通大學學生，伊利諾州大學錄取他唸碩士，不知從哪裏找到我的電話，一個人提著皮箱來到我家門前，說只住七天就走。我讓他留下，第二天上午，他大清早丟下一張字條「我去找工作」就出了門。那天晚上，小戴沒有回來，第二天晚上，他在傾盆大雨中渾身濕透按響門鈴，說在史丹福大學附近一家餐館找到一份bus boy工作。這次是把行李帶過去，順便借打字機向伊大申請延期入學。
那天夜裏，小戴沒睡，和我坐在廚房灶旁談到天明。交大畢業後分配到國營機關，他不想這輩子都當公務員，於是投考美國大學。美國人對唸理論物理的中國學生有著莫名其妙的好感，認定他們不是楊振寧二世就是李政道第二，只要申請就立即批准，還offer他獎學金。小戴家裏東拼西湊了一百美元給他搭機來美，他說只圖留在美國，沒有綠卡也沒關係。起初小戴對我還有點戒心，兩個人談到半夜，講到大陸上的政策，小伙子咬牙切齒說「這國家沒有把老百姓當人」，不得已留下兩老在上海，學音樂的女友稍後來美與他會合。
過了幾個月，我從北加州轉到紐約，那是一九八七年四月。
日復一日，兩年很快過，一九八九年暮春，我放下所有工作，精神都放在電視的體育節目上，尤其是NBA。那年的決賽是洛杉磯湖人對抗底特律活塞，湖人一身奢華金色球衣，球風流水行雲，大前鋒James Worthy速度特高，入球如拾草芥；活塞講究陣地戰及殺傷力，是用肌肉而不是速度打球，控球後衛Isiah Thomas入球如探囊取物。軟與硬，攻與守，一九八九年的春天充滿火藥味。
同一時間，胡耀邦病重的消息很快在留學生裏傳開，我隱約覺得，這可能比兩年前春天那回更沉重。稍後，病逝的消息得到證實，大陸留學生臉色低沉，一次，我到聯合國總部找花俊雄，看見認識的一位大陸記者，我的話題很自然轉到胡耀邦去世，他皺著眉頭輕輕搖了搖頭，不發一言。這段期間還發生了一件事，美國總統布殊訪華，美方設宴回禮，本來邀請了方勵之，但他在去使館的路上被公安人員阻止，去不了。這種不顧外交禮義的做法很有蘇聯極權之風，一個星期後，《時代》周刊的封面是方勵之的一張大頭照片，白色大字標題是「The man who didn't come to the dinner」。
三月底的美東漸由酷寒轉為溫暖，我到華盛頓探友人，談起來，原來北京開始有學生集會；我不以為意，因為華府那些大陸留學生沒有動靜。詎料回紐約一個月不到，北京的學生運動忽然變得鋪天蓋地，紐約留學生類似的活動不多，但就聽說華府大使館外的示威一天復一天的愈來愈熱。
半夜，我趕到賓夕法尼亞車站搭火車去華盛頓，甫下車就去了杜邦圓環旁的大使館。中國駐美大使館是一座五六層高建築物，泥黃色的磚頭外牆，是典型的brown stone房子。我剛到時，一批留學生被警察限制在使館對面的樹蔭下，由於是使館區，警方很緊張，不許同學隨便走到大使館那邊，有的同學拿著大大的白紙板，上面寫著Honk for Democracy（為民主響號）。美國人倒也有意思，每輛車子經過使館外都長時間按響喇叭。
示威者裏有大陸留學生也有香港留學生。我和一個皮膚黝黑戴著墨鏡的大陸留學生聊起來，他是北京大學畢業生，公費到杜克大學法學院。杜克是名牌天主教大學，尼克遜就是杜克法學院舊生。談了幾分鐘，他就說得坦白﹕想留在美國。我不懂如何應對，說到底是公帑派出來，留在美國不回去，覺得很難說得過去，尤其是那是剛開放改革的年頭，國庫不像今天那樣有大筆外匯。
回到杜邦圓環，馬里蘭大學的香港博士生何芝君剛去了使館那邊回來。我記得和她一同過去的還有另一位香港留學生，名字已經忘了。
五月，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示威學生成千上萬，局勢緊張，我們身在海外，沒有辦法直接了解情，只聽說今天軍方派出直升機散發傳單，過兩天又說軍隊都拉到石家莊，準備進京。我們很著急，四出找和北京有交情的學者，請他們向北京說項，找楊振寧找李政道，誰都得找，我負責找的是楊振寧，教授微弱的聲在電話那邊說，「最好不要有人受傷」。那幾天，人人忙得要死，我手上有一大疊電話號碼，手裏揣著大堆電話號碼，房東那部電話幾乎被我私有化了。
當時，全國人大委員長萬里在華盛頓訪問，從憲法上來說，全國人大是權力最高機關，有權免除總理李鵬的職務，於是有人提出找萬里陳情。我從紐約再到華盛頓，那天是萬里訪美最後一日，按照訪問日程，萬里當天上午要到白宮會晤副總統奎爾。大伙去到白宮，那邊說會面取消了，人們又趕回萬里下榻的麥迪遜旅館。路上，學生還說這下可好了，攔下萬里，好歹也可表達意願。當人們如風似火的到達時，萬里一行已經離開，正在前往杜勒斯國際機場的路上。
過了幾天，有朋友打電話來，要我到甘迺迪機場接一個香港來的女孩K，說她要去哥倫比亞大學讀美術。我依時去接機，原來是香港一個傳統望族的女孩，人還未到，家裏就在西十四街買了一個七百呎的apartment給她。我是第一次見到附設暖水泳池的公寓。K很斯文有禮貎，我帶她到西一百一十六街的哥大本部註冊。幾天之後，紐約華人留學生冒雨大示威，我把K交給一個朋友，兩人淋得渾身濕透，K從此投義無反顧全身投入學運，陪她示威的那一位，一場學運改變了一生，差半年快到手的博士學位在八九年五月從此離她而去。
五月的紐約很少下雨，可一旦下雨就涼意襲人，但那時候所有人都熱昏了頭，紐約幾家受北京支持的傳媒機構彷彿一下子都沒有了束縛，全站在學生那邊，尤其是老牌的《美洲華僑日報》，整份報紙立場翻天覆地，比其他像是《中報》等傳媒更支持學生。《華僑》內部有人說，這一刻像極十幾年前的保釣運動，所有人不分左右都在同一條戰線。
局勢愈是吃緊，人們就愈想知道更多，有人說，香港舉行百萬人大集會，我們無法看到實。紐約有一家華語有線電視台與香港無線電視有合約，可以錄播前幾天的新聞節目，我們摸黑走進那幢古舊大樓的二樓，把幾天前的新聞片放在十二吋畫面的剪片機上播放，熒幕上大雨如注，皇后像廣場上萬頭攢動卻巋然不動。我到今天還記得，是尹錦輝說「今天有一百萬人上街」。看完新聞片，幾個人到《中報》對面的碧瑤餐廳喝咖啡，黃、劉都難過得低下頭來。
五月下半，美國的主流傳媒都把發條扭緊，調動所有採訪隊到北京，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的王牌主播丹拉瑟(Dan Rather)就在天安門廣場站著主持夜間新聞，一個小時之後，另一個新聞節目《48小時》索性把整個鐘頭的節目聚焦在廣場上的一切。當時美國駐華大使是洛德（Winston Lord），他是一九七一年基辛格秘密訪華時的隨員，妻子是華裔作家包柏漪，那時她在北京義務替CBS當翻譯。過不了幾天，公安部門忽然下令美國電視台停止直播，有線新聞網絡（CNN）把公安人員來到辦公室下令停播的過程，完整無遺的全段播放，沒有加插說明。這時已是山雨欲來。
五月底的紐約華人都像瘋了一樣，見人就問，「北京怎麼樣？」唐人街裏，不管台山人台北人都在問同一個問題，手上有工作的全都放下，每天中午，華埠堅尼路上的小報攤外站滿等報紙的僑胞。我的中學同學老陳是研究地球物理，博士課程還未唸完，美國國務院就向他發出居留權，因為他的研究對掌握蘇聯核武很有幫助。他來找我，說很想回香港看看，我說不如再等一下，因為他的太太懷了孩子，預產期在七月左右，頭一胎要特別小心。
幾乎所有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都被請到電視上訪問，普遍的看法就是北京當局要讓步，否則情可能急轉直下；也有人很樂觀，說很可能大團圓結局。有幾位頗有地位的學者表態支持學生，包括谷梅（Merle Goodman）、林培瑞（Perry Link），林培瑞在洛杉磯加大教書，還未轉到普林斯頓。他的普通話好得沒話說，七一年中國乒乓球隊訪問美國，他是美方的義務翻譯。
六月，人緊張得根本沒法入睡，只要電話一響，就飛奔出去接。這時消息四起，有人說會談判講和，有人說兩邊已接上了火。總之全是沒法子證實的消息，一腦袋都是甲乙丙丁的講話。紐約比北京慢十二個小時，紐約的晚上是北京的上午，打去北京的長途電話全佔線，打不通，留學生急如熱蝸上的螞蟻。
紐約時間六月三日星期六，睡到中午時電話鈴聲大作，同學告訴我北京開始鎮壓。我馬上打開電視，CNN的Mike Chinnoy吵啞的聲音傳到紐約，畫面是暗紅跡近黑色的顏色，背景夾雜著叱喝聲音。天安門紅色的城牆在暗夜裏變成一團墨黑，還有結結實實的噠噠槍聲。電話再響，說哥倫比亞大學校園有學生集會，我用百米跑的速度出門，趕上北行的一號地鐵快車，幾分鐘內就到一百一十六街車站。
哥大圖書館前聚集了一群人，還有紐約的地方電視台採訪，帶頭的是譚亦明，南京師範大學畢業生，正跟隨夏志清讀博士。還有老陳和K，幾個女同學哭得雙眼通紅。大家一直喊口號，從支持學運到打倒鄧李楊都有，一直喊到下午五時多，我和老陳回到研究生宿舍，老陳的太太挺著大肚子弄了幾碗麵，可是沒有人吃得下。
六月四日，布殊宣布對中國制裁，立即中止軍事交流，申請政治庇護的中國留學生大增。加拿大決定向所有中國留學生發出居留權。紐約巿長Ed Koch宣布中國總領事館前的那塊地方改名天安門廣場。一身黑衣的陳沖雙眼通紅接受NBC的Bryant Gumble訪問時說，「can't be worse than that」。《紐約時報》的標題是通欄十七吋的兩行大字。同一天，年僅十七歲的美籍華人張德培，烈日下在法國網球公開賽與瑞典名將艾堡鏖戰五盤，大腿多次抽筋，靠著無比鬥志贏得了冠軍，他賽後說：「我想我的勝利與中國六四事件有關，上帝有意要藉此慰解心靈受創的人們。」
一個月後，老陳的太太順利產下了一個可愛的女孩，名字叫陳丹，我猜這一定來自王丹。老陳最終沒有留在美國，拿了博士學位後一個月回了香港。譚亦明本來最有條件留下，但最終去了台灣。K 在屠城後整個人崩潰，沒有上學，一個人呆在家裏不吃不喝，瘦得不似人形，她那醫生哥哥接她到波士頓，轉去麻省理工學院，如今在香港當經濟分析師。香港留學生裏六四之後留在美國不多，但他們之中有一個共同現象﹕很多人改讀法律，一個最普遍的解釋是中國太需要法治。一個月前和我在碧瑤餐廳裏大數中共不是的黃，本來唸政治碩士，轉入耶魯法學院，劉則鐵了心要把醫學博士讀完，要回中國治病救人。
我沒有寫日記的習慣，然而十八年前春夏之交的日日夜夜都烙在腦海裏直至今天﹕六月三日下午在哥大的集會，譚亦明穿的是灰色卡其長褲，我穿的是白色帶黑邊的Reebok籃球鞋，那天黃昏老陳在飯桌上不發一言眼淚滾滾而下，K一身深藍衣哭倒校園，歷歷在目。那天夜裏，北京城裏像割菜般倒下的年輕人，都是我們的骨肉兄弟，像魯迅〈悼楊銓〉所說那樣是中國人民的好兒女。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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