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t out》 和 Liberal Racism——膚淺和深沉的種族主義 | 盧斯達 on Patreon】
亞特蘭大發生「亞裔按摩沙龍」槍擊案,死了八個人。報道說,槍手是因為性上癮,最後發癲,要消滅「引誘自己的邪惡」。不管真相如何,由於涉及亞洲人,事情必須特別處理,升級為「針對亞裔的仇恨犯罪」。
美國肯定有種族歧視的,亞裔起來大吐苦水很 legitimate,但事情涉及亞裔和黑人必定「分別對待」,視為種族歧視事件,本身亦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結構性螺旋一樣。種族主義,以及任何事情都要賦予種族矛盾色彩的現代大論述,其實都是同一種 generalization。
拜登就職典禮,找到黑人少女念了一首漂亮的詩,標榜著拜政權「反對種族主義」,不過事情之後的發展就十分種族主義。各地出版社都在翻譯那首詩,有一個羅馬尼亞翻譯家 Victor Obiols 卻向外界控訴,因為他不是黑人、不是年輕女性、又不是激進主義者,所以出版社雖然認同他的文字才能,但還是應承了之後反口,最終決定不讓他接這個工作。
簡單來說,就是 Victor Obiols 作為男人、白人,慘被「逆向歧視」。
亞裔按摩沙龍槍擊案發生之後,美國人說,歧視是結構性的,民選政府一代一代跟替,都無法改變,唯有靠「教育」,一聽這些,你就預示到教育會被整得如何體無完膚。隨著自由派佔領媒體、娛樂產業、政府高層、教育事業,世界有得變得更加共融嗎?有,至少在表面上,但如果你敢異議,你就會被 cancel 。特朗普就是如此。
然而一些黑人卻告訴我們,事情沒那麼簡單,一個更聰明更深密的種族主義思想體系,在反種族主義的旗號下,已經出現,被剝削者的上空出現了一種更深的控制體系。
2017 年黑人編導 Jordan Peele 的《Get Out》就展開了充滿火氣的辯證。在故事中,黑人男主角交了白人女朋友,周末邀請他去住,最後發現自己墮入一個大陰謀。白人一家在拍賣黑人身體,通過催眠和換腦手術,將白人的意識搬進黑人體內,進行奪舍,長生下去。黑人主角和女朋友的爸爸聊天,發現他們對黑人很包容。未來外父說,自己爸爸是個長跑好手,在 1936 年的柏林奧運會跟一個黑人運動員比賽,最後落敗,這證明「黑人比較差劣」的神話破產云云。
然而這個白人家庭及一眾「白人親友」強調自己接納黑人時,也不斷強調男主角的黑人身份。有人問黑人的床上功夫是否特別好、有人問作為黑人活於這個時代是好處多還是壞處多、有人問他玩哪一種運動 (好像黑人必須是運動好手)……最後你發現,未來外父的爸爸——那個白人跑手——其實沒死,只是換了一個黑人身體,每晚還在練跑,輸給黑人的執念還未消散,就乾脆換一個黑人身體。其中一個人甚至直白地說,「黑人是新時尚」,最後的逆轉更揭發白人女朋友是「黑男集郵者」,將一個一個黑人誘拐,然後奪去其身體。
奧巴馬當了總統,舉世歡騰一個進步紀元來臨,但 Jordan Peele 卻用細節抽打著這種膚淺印象。未來外父對他說,奧巴馬是他遇過最好的總統,如果有機會,會再投給他,然後一家人又好喜歡女兒的黑人男朋友,這有甚麼問題?問題是戲中的白人,對黑人男主角的接納是虛偽的,首先是滿足了自己作為「非種族主義白人」的自以為義的虛榮心,另外他們對男主角的接納,說穿了是迷戀,尤如戀童癖愛兒童,他們則是戀黑癖,一切黑人的都是好,不管是他們的文化乃至身體。黑人特質是白人想像出來的,例如性能力、運動體能、甚至——必須被白人承認和拯救的受害者,白人投射出自己決定的黑人之後,再去居高臨下地憐憫之、承認之,從中繼續維持著「主人」的權力順位。
他們與黑人男主角的對話細節,完全表現出這種順時代的共融接納,並沒有諸族相忘的效果,反而是不斷增強黑人的特殊之處,維持著黑與白的嚴格界限。在他們的歡迎和愛慕之中,黑人男主角反而更知道自己被孤立,不屬於那裡。他需要有兩副面孔,一副是自己的,一副則是用來面對和取悅白人接納者的。在討論《Get Out》的評論中有人用這樣一個新詞形容這種結構性虛偽:Liberal racism。戲中的白人不只包藏禍心,更是種族主義,只是另一品種的種族主義。
如果將這種概念大而化之,有沒有 liberal sexism?大財團支持「粉紅經濟」,支持同運;政學商媒要修改法例,讓不願變性但自我認同為女人的男人進入女更衣室,是促成不同人們之間和光同塵,還是突出了差異?
美國開局就已經有黑人人口,故此才要有「種族共融」,是為了作為整體的美帝國,否則國家就會分裂;「第三世界有錢就會走向民主自由」的民主化理論,是為了華爾街和工業家走向中國市場的意識形態造勢;「多元文化」興起是因為世界經濟要逐漸走向一體化,經濟同體化要吸納不同國家的人口,那是一種工具,而不是信仰,因此實行出來,敏感的人就不會歡慶,而是察覺到當中的驚慄。
處於生產和經濟上游的國家,要不斷吸納各國菁英和有生力量,就要做好論述準備,但作為主人的他們,肯定不會真心覺得自己跟有色人種一樣。就像拜登也會 Freudian slip,說現在美國快要被印度人佔領。你以為他是玩笑,他是真心感嘆的。因為現代社會的訊息、交通、經濟甚至政治都在走向理想中的一體化,交往越來越多,人口流動越來越快,菁英的文化工程師就會不斷研發各種共融理論,將各種人群收服到系統中,令他們在菁英的幻術中自我感覺良好,感覺良好就會消費和向心,而不是破壞和脫群。
因為資本和權力的領土越擴張,就越需要「世界意志的統一」。以前是黑人、女人、勞工,現在還加入精神病者、跨性別、病態肥胖、伊斯蘭、亞非拉的不同族群……他們管這些人是「弱勢」,需要他們幫助,在幫助過程中他們也很爽;而有些被定義為「弱勢」的也很開心,因為他們可以分到一些平權政策下的特權和方便。
我們處於一個過於漂亮的時代,檯面的人在檯面上不會再抱持「有好圍籬才有好鄰居」 (Strong fences make good neighbors) 的古訓,這太保守太不進步了,他們將圍籬搬到更深沉的結構之中,但在表面上卻宣稱他們已取消圍籬,建成了人類未曾達到的共融。(拜登最近要求墨西哥移民不要再湧入美國) 他們比納粹那些極端卻膚淺的剝削,聰明太多了。
關於香港在本地和國外應該如何表現自己的路徑,也一樣如此。黑人在種族剝削的社會裡,自然練就「以白人的定義」過活,香港人在外國人眼前,自然也是扮演既定形象。有時你看見他們那麼同情你,你也不好意思表達得太過兇猛,唯有馴服自己,做一個去性化的小朋友,否則大家就對不上戲。人生,就像人際交往,不也是裝個樣子嗎?所以上一代上了神檯的民主派,也總是告戒大家不要使用暴力,因為這樣國際就不再覺得我們馴良和值得救助了。然而 BLM 呢? BLM 使用暴力,我不看得那麼絕對。就算他們溫柔恭儉讓,溫柔恭儉讓給誰看?我們活著,總是想著滿足那雙凝視自己的眼睛,最後我們在別人的眼睛中失去自己。在同情者的同情中,你會發現自己是 Inferior.
在中國眼中,在西方眼中,香港人各自都有兩種模樣。為了「升 level 」,香港人一般有兩種精神變態的路徑。一種是投靠作為強國的中國,藉此消解 Inferior 的感覺;一種是希望成為白人。怎樣在意識上成為白人呢?就是擁得「同情別人」的位置。所以我們一向喜歡慈善,樂善好施,而且把白人世界的那一套搬來香港,別人同情黑人搞文革,他們也要同情,這才有「反送中為何不和應 BLM」的離奇質問,所以才有多年來很多人錯誤將中國新移民和政商菁英一併視為另一種 Inferior 再同情一番的做法,他們以為自己是西方,是美國。
據說尼采是這樣看憐憫這種美德的:
//我們最深切的、最個人的苦痛都是旁人無法理解和触及的,我們將它隱藏起來,甚至對那些最親近者,那些與我們同一個鍋裡吃飯的人。然而,無論何時,一旦別人發現我們在受苦,他們都只會輕浮地理解;同情的本質就是褫奪那些最真實地屬於我們個人的痛苦。由此,我們的「施主們」比我們的敵人更加貶損我們的價值和意志。絕大多數對於不幸者的施捨都含有冒犯他人的輕率,施捨者飾演命運的角色,卻又完全無知於你我不幸的根源與脈絡!
由這不幸導致你我靈魂新的統轄與平衡、舊傷的治愈、往事的安頓——所有與此不幸交織著的一切在親愛的同情者看來都無關緊要,他只想施予援手,卻根本想不到不幸對個人是必需的;想不到恐懼、匱乏、貧困、黑夜、冒險、承受風險和過失對於你我是必需品,正如它們的反面;真的,恕我說得神秘一些——惟有身臨其境地穿過整個地獄才能抵達個人的天堂。不,他們對此一無所知:“同情的宗教” 命令他們施予援手,而他們相信伸出援手最快者便是最好的!//
所以當你說你是某一種弱勢,我不會有反應,我對自己的弱勢之處,也不反應。我不同情你,也不同情自己。因為我不想居高臨下去看你,我也不會看不起自己。你跟我不一樣,是應當的。在同情之中,人與人建築起頗為虛偽的連結,在催產素的作用下,我們有一刻覺得大家都是一樣,弱勢者不再弱勢。
但那只是幻象。弱勢者在別人的同情中,不用真實掙脫自己的弱勢,而是反而依靠著自己的剝削者渡日。這剝削的套路,比起明刀明槍打壓你,要深得多。
同情不會令人變強,憐憫他人不會令你自己變成貴族。自憐的人永遠不能真正站起來。這正是金字塔本身的設計。系統當然是不會想任何人破牆而出,不想任何人能夠 Being for itself。
最近在三藩市有個講廣東話的阿婆據報被白人男子欺壓。「系統性歧視」說是系統性,是不容易解決的,於是阿婆就用棍自己解決,打到對方流血送院。這……直接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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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特蘭大發生「亞裔按摩沙龍」槍擊案,死了八個人。報道說,槍手是因為性上癮,最後發癲,要消滅「引誘自己的邪惡」。不管真相如何,由於涉及亞洲人,事情必須特別處理,升級為「針對亞裔的仇恨犯罪」。
美國肯定有種族歧視的,亞裔起來大吐苦水很 legitimate,但事情涉及亞裔和黑人必定「分別對待」,視為種族歧視事件,本身亦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結構性螺旋一樣。種族主義,以及任何事情都要賦予種族矛盾色彩的現代大論述,其實都是同一種 generalization。
拜登就職典禮,找到黑人少女念了一首漂亮的詩,標榜著拜政權「反對種族主義」,不過事情之後的發展就十分種族主義。各地出版社都在翻譯那首詩,有一個羅馬尼亞翻譯家 Victor Obiols 卻向外界控訴,因為他不是黑人、不是年輕女性、又不是激進主義者,所以出版社雖然認同他的文字才能,但還是應承了之後反口,最終決定不讓他接這個工作。
簡單來說,就是 Victor Obiols 作為男人、白人,慘被「逆向歧視」。
亞裔按摩沙龍槍擊案發生之後,美國人說,歧視是結構性的,民選政府一代一代跟替,都無法改變,唯有靠「教育」,一聽這些,你就預示到教育會被整得如何體無完膚。隨著自由派佔領媒體、娛樂產業、政府高層、教育事業,世界有得變得更加共融嗎?有,至少在表面上,但如果你敢異議,你就會被 cancel 。特朗普就是如此。
然而一些黑人卻告訴我們,事情沒那麼簡單,一個更聰明更深密的種族主義思想體系,在反種族主義的旗號下,已經出現,被剝削者的上空出現了一種更深的控制體系。
2017 年黑人編導 Jordan Peele 的《Get Out》就展開了充滿火氣的辯證。在故事中,黑人男主角交了白人女朋友,周末邀請他去住,最後發現自己墮入一個大陰謀。白人一家在拍賣黑人身體,通過催眠和換腦手術,將白人的意識搬進黑人體內,進行奪舍,長生下去。黑人主角和女朋友的爸爸聊天,發現他們對黑人很包容。未來外父說,自己爸爸是個長跑好手,在 1936 年的柏林奧運會跟一個黑人運動員比賽,最後落敗,這證明「黑人比較差劣」的神話破產云云。
然而這個白人家庭及一眾「白人親友」強調自己接納黑人時,也不斷強調男主角的黑人身份。有人問黑人的床上功夫是否特別好、有人問作為黑人活於這個時代是好處多還是壞處多、有人問他玩哪一種運動 (好像黑人必須是運動好手)……最後你發現,未來外父的爸爸——那個白人跑手——其實沒死,只是換了一個黑人身體,每晚還在練跑,輸給黑人的執念還未消散,就乾脆換一個黑人身體。其中一個人甚至直白地說,「黑人是新時尚」,最後的逆轉更揭發白人女朋友是「黑男集郵者」,將一個一個黑人誘拐,然後奪去其身體。
奧巴馬當了總統,舉世歡騰一個進步紀元來臨,但 Jordan Peele 卻用細節抽打著這種膚淺印象。未來外父對他說,奧巴馬是他遇過最好的總統,如果有機會,會再投給他,然後一家人又好喜歡女兒的黑人男朋友,這有甚麼問題?問題是戲中的白人,對黑人男主角的接納是虛偽的,首先是滿足了自己作為「非種族主義白人」的自以為義的虛榮心,另外他們對男主角的接納,說穿了是迷戀,尤如戀童癖愛兒童,他們則是戀黑癖,一切黑人的都是好,不管是他們的文化乃至身體。黑人特質是白人想像出來的,例如性能力、運動體能、甚至——必須被白人承認和拯救的受害者,白人投射出自己決定的黑人之後,再去居高臨下地憐憫之、承認之,從中繼續維持著「主人」的權力順位。
他們與黑人男主角的對話細節,完全表現出這種順時代的共融接納,並沒有諸族相忘的效果,反而是不斷增強黑人的特殊之處,維持著黑與白的嚴格界限。在他們的歡迎和愛慕之中,黑人男主角反而更知道自己被孤立,不屬於那裡。他需要有兩副面孔,一副是自己的,一副則是用來面對和取悅白人接納者的。在討論《Get Out》的評論中有人用這樣一個新詞形容這種結構性虛偽:Liberal racism。戲中的白人不只包藏禍心,更是種族主義,只是另一品種的種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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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開局就已經有黑人人口,故此才要有「種族共融」,是為了作為整體的美帝國,否則國家就會分裂;「第三世界有錢就會走向民主自由」的民主化理論,是為了華爾街和工業家走向中國市場的意識形態造勢;「多元文化」興起是因為世界經濟要逐漸走向一體化,經濟同體化要吸納不同國家的人口,那是一種工具,而不是信仰,因此實行出來,敏感的人就不會歡慶,而是察覺到當中的驚慄。
處於生產和經濟上游的國家,要不斷吸納各國菁英和有生力量,就要做好論述準備,但作為主人的他們,肯定不會真心覺得自己跟有色人種一樣。就像拜登也會 Freudian slip,說現在美國快要被印度人佔領。你以為他是玩笑,他是真心感嘆的。因為現代社會的訊息、交通、經濟甚至政治都在走向理想中的一體化,交往越來越多,人口流動越來越快,菁英的文化工程師就會不斷研發各種共融理論,將各種人群收服到系統中,令他們在菁英的幻術中自我感覺良好,感覺良好就會消費和向心,而不是破壞和脫群。
因為資本和權力的領土越擴張,就越需要「世界意志的統一」。以前是黑人、女人、勞工,現在還加入精神病者、跨性別、病態肥胖、伊斯蘭、亞非拉的不同族群……他們管這些人是「弱勢」,需要他們幫助,在幫助過程中他們也很爽;而有些被定義為「弱勢」的也很開心,因為他們可以分到一些平權政策下的特權和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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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香港在本地和國外應該如何表現自己的路徑,也一樣如此。黑人在種族剝削的社會裡,自然練就「以白人的定義」過活,香港人在外國人眼前,自然也是扮演既定形象。有時你看見他們那麼同情你,你也不好意思表達得太過兇猛,唯有馴服自己,做一個去性化的小朋友,否則大家就對不上戲。人生,就像人際交往,不也是裝個樣子嗎?所以上一代上了神檯的民主派,也總是告戒大家不要使用暴力,因為這樣國際就不再覺得我們馴良和值得救助了。然而 BLM 呢? BLM 使用暴力,我不看得那麼絕對。就算他們溫柔恭儉讓,溫柔恭儉讓給誰看?我們活著,總是想著滿足那雙凝視自己的眼睛,最後我們在別人的眼睛中失去自己。在同情者的同情中,你會發現自己是 Inferior.
在中國眼中,在西方眼中,香港人各自都有兩種模樣。為了「升 level 」,香港人一般有兩種精神變態的路徑。一種是投靠作為強國的中國,藉此消解 Inferior 的感覺;一種是希望成為白人。怎樣在意識上成為白人呢?就是擁得「同情別人」的位置。所以我們一向喜歡慈善,樂善好施,而且把白人世界的那一套搬來香港,別人同情黑人搞文革,他們也要同情,這才有「反送中為何不和應 BLM」的離奇質問,所以才有多年來很多人錯誤將中國新移民和政商菁英一併視為另一種 Inferior 再同情一番的做法,他們以為自己是西方,是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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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這不幸導致你我靈魂新的統轄與平衡、舊傷的治愈、往事的安頓——所有與此不幸交織著的一切在親愛的同情者看來都無關緊要,他只想施予援手,卻根本想不到不幸對個人是必需的;想不到恐懼、匱乏、貧困、黑夜、冒險、承受風險和過失對於你我是必需品,正如它們的反面;真的,恕我說得神秘一些——惟有身臨其境地穿過整個地獄才能抵達個人的天堂。不,他們對此一無所知:“同情的宗教” 命令他們施予援手,而他們相信伸出援手最快者便是最好的!//
所以當你說你是某一種弱勢,我不會有反應,我對自己的弱勢之處,也不反應。我不同情你,也不同情自己。因為我不想居高臨下去看你,我也不會看不起自己。你跟我不一樣,是應當的。在同情之中,人與人建築起頗為虛偽的連結,在催產素的作用下,我們有一刻覺得大家都是一樣,弱勢者不再弱勢。
但那只是幻象。弱勢者在別人的同情中,不用真實掙脫自己的弱勢,而是反而依靠著自己的剝削者渡日。這剝削的套路,比起明刀明槍打壓你,要深得多。
同情不會令人變強,憐憫他人不會令你自己變成貴族。自憐的人永遠不能真正站起來。這正是金字塔本身的設計。系統當然是不會想任何人破牆而出,不想任何人能夠 Being for it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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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設獨立調查機構,促進軍中人權保障——軍冤制度公聽會」
從行政院軍事冤案申訴委員會2014年8月28日結束任務之後,軍中仍常發生意外、疾病或自殺死亡的案件。案件中,往往有家屬和軍方各執一詞、無法互相信賴的情形,也有深入調查後,發現事實與第一時間說法不同的狀況。
為了討論制度面如何讓事情能有公正客觀的調查,並重建軍民雙方的信賴,會期的第二天(2月2日),我舉辦了「常設獨立調查機構,促進軍中人權保障——軍冤制度公聽會」,邀請軍冤受害者家屬、專家學者、民間團體及國防部、法務部與內政部役政署等機關進行對話。
#設立常設委員會 #制度化軍事冤案調查
吳景欽副教授首先指出,外部軍冤調查制度,是解決軍中案件調查疑義和信任的方法,並認為以台灣國軍將近二十萬的規模,有必要成立常設化的委員會。吳教授所屬的陪審團協會也曾經提出民間立法草案,將服役期間死亡、失蹤,或者心神喪失、重傷和軍中不當管教的事件納入調查範圍,並讓專家學者、公正人士和家屬代表參與,達成組織上多元性。吳教授強調,委員會必須有強制處分權,以避免形式化,最好還有司法背景甚至檢察官身分的調查官,讓組織更有專業性;且在調查結束之後,也可以考慮賦予委員會提起訴訟或補償的權限。吳教授進一步舉出曾經被發回偵查五次、最後交付審判,但還是不了了之的江國慶案為例,認為進行軍事冤案調查改革的同時,也需要進行司法改革。
胡博硯教授強調,處理軍中不當處遇事件,是轉型正義的最後一步。雖然國防部這幾年不斷地努力,但努力不只是軍方要對自己交代,更是要對人民交代。如果國防部花費時間心思的調查沒有人相信,也只是事倍功半。胡教授並舉出最近的司法弊案,認為有公正第三方在,才能取信大眾。胡教授也以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成立的歷史為例。運安會的前身行政院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是因為民眾不信任民航局的調查而成立,後來職權更擴張到各種交通運輸事故。因為運安會,交通安全調查的公正性才被建立。胡教授也舉出德國基本法的軍事監察使為例,建議可將相關事務交給一個專門的職位或機關,並可針對軍中制度問題提出報告,藉由第三方的監督反饋,獲得幫助機關改善的力量。
#癥結在於信任 #落實透明參與
洪文玲教授基於犯罪防治的專業,指出案件預防、危機處理和對家屬的事後協助是最大重點。
洪教授表示,軍中管理制度和外界差異很大,因此要理解是不是軍中管理制度、霸凌文化或體制造成問題。洪教授在研究訪談官兵時,就得知因為精實案等原因兵力縮減,造成基層及高層壓力很大,也讓休假不穩定或工作量越來越重,甚至做到不適任的工作,以及部分軍人因為人際關係或資歷而被欺負的狀況。洪教授也認為,軍方的輔導機制,要和家人加強溝通服役情形,不要讓父母親最後接到一句孩子自殺了,但對軍中的生活狀況完全不清楚。
在遺憾發生後,洪教授強調重點不在於苛責軍方,而是要追求真相。然而,如果相關程序不夠公開透明,家屬會不信任,也會有很多衝突和激烈情緒投射在軍方第一線的處理人員。洪教授並藉由犯罪防治理論中的中立化理論,指出軍方可能表示自殺是因為無法適應軍中生活等狀況,導致家屬在第一時間常常有軍方在推卸責任和傷害被否定的感受。然而,不論是自殺或者人為所致,也無論是出於人格特質或受到霸凌等因素,都不能否定死者身上受到的傷害。關於對被害家屬的協助,洪教授認為可以提供家屬免費法律諮詢、心理輔導機制以及社會救助。並建議可以考量像是犯罪被害人補償的制度,讓家屬能有救助的補償金。
關於設立軍冤委員會,洪教授指出,獨立調查機構的需求,是因為家屬無法信任軍方調查的結果。然而,如果軍人為了榮譽或不願意傷害同胞而掩蓋事實,獨立機構能否調查真相,也有問題,更重要的是第一時間尋求諸如警方等外部證據保全和鑑識機制。洪教授也期待,能用更建設性的方式,藉由軍方的再教育讓大眾重拾對軍方的信心。不要讓過去「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練」等想法,成為合理化折磨與虐待等犯罪行為的藉口。
最後,洪教授認為,建立獨立機構之後還需要建立信賴;而要建立信賴的因子,必須要修復軍方和家屬的關係。然而,軍方如果為了要維護「榮譽」而不願表示真相,修復關係就很難。也可能有人擔心說真話會害到同胞,因而良心掙扎。如果在修復式司法程序中能有保密機制,可以讓家屬能夠得到真相和道歉,也能讓家屬不會走得那麼辛苦。
#真相不能重現 #家屬負重前行
有許多家屬出席這場公聽會,從切身的經驗和感受出發表達看法。
2020年4月,發生了黃姓中尉自戕案。黃中尉的姐姐指出,黃中尉的案件遇到手機無法解鎖和監視錄影系統故障等困難,地檢署也作出不起訴處分。軍中調查的資訊不對等,導致沒辦法第一時間保全證據。因此希望有相關機制,不然難以調查真相。而家屬之所以希望成立獨立委員會,是因為軍中封閉獨立的特性。並且,檢察官軍事經驗不足,也相當依賴軍中的調查結果,因此只有熟知軍中文化的調查,才能深入剖析死亡原因。最後,她也質疑軍中死因調查欠缺第三方介入,讓家屬求救無門,並認為目前的體制會合理化軍人在軍中死亡的結果。如果不雙管齊下推動司法和軍中的改革,就會不斷發生同樣的狀況,家屬也得不到真相。
2012年發生的陳替代役男死亡案,讓家屬沉痛至今。陳媽媽表示,她想要的是真相,不是要撫卹,因此到現在仍拒領撫恤金,並質疑調查沒能查明相關疑問,以及事後役政署高層沒有積極溝通回應。陳媽媽也表示了對立獨立調查機構的期望。
2008年的蔡學良案,讓蔡媽媽投入軍冤行動的行列。蔡媽媽表示,在蔡學良死亡的第一時間,她就列出十項不合理之處,但沒有獲得回應。還有她的堅持努力,蔡英文總統最後指示行政院、國防部進行實彈測試,並推翻原本認為蔡學良是被步槍槍擊的判斷。蔡媽媽進一步認為,只有由家屬參與成立軍冤委員會,協助委員會的相關人員也必須獲得軍冤家屬的認同,才不會被吃案。
軍冤家屬丁爸爸表示,當初他的兒子是因為弊案而死,但當立法委員到軍中視察時,軍事檢察官竟然在電梯裡面恐嚇他不要亂講話,不然讓他一塊錢都領不到。丁爸爸同時指出軍中階級和貪汙等諸多問題,並感嘆大眾不知道軍中的黑暗。
2020年1月,蘇威宇因為部隊延遲送醫,成為植物人。蘇爸爸表示,在事情發生的時候,家屬都很恐懼,更不知道怎麼面對。他到處尋找方法和真相,也想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蘇爸爸並質疑,事發後軍方以偵查不公開等理由,拒絕提供調查資料給家屬,對孩子有利的錄影更只有單張截圖;調查也不確實,每當家屬向上級提出質疑而有壓力,才有簡略的補充報告。從這樣的經驗出發,蘇爸爸認為有軍冤委員會存在的必要。
2004年,在陸軍高中服務的連上士因為不堪軍中壓力而燒炭身亡。連爸爸也控訴,連長當時不合理禁假、工作做不完,孩子也和他說等不到回家。並質疑當初軍隊說會進行相關協助,才會簽和解書,但事情到現在都沒有辦法解決。到現在他已經七十幾歲難以工作,卻還要想辦法照顧將近百歲的母親。
嘉義縣議員何子凡議員也舉出親戚的故事。40年前,何議員的大伯於金門服役時死亡,軍方只表示是工事意外,阿公阿嬤也未能到金門認屍,只收到送回來的骨灰罈就不了了之。何議員並指出,除了設立常設的獨立委員會,更重要的是如何在制度和資源上進行配置,讓第一時間能進行證據保全並釐清爭議。
#承諾進行內部改革 #尊重相關制度設計
國防部法紀調查處陳代處長表示,國防部近年有進行相關改革,從去年10月1日即試行軍風紀律改革專案,並在今年一月正式施行。有別於過去由單位自行調查,改革案建立了由上級單位調查的三級調查機制。而在死傷案件中,也讓家屬可以親自或指派律師見證調查經過,並根據案情邀請外部專家協助調查。此外,監察委員也對軍中案件非常關切,所以案件結束後都會將卷證資料送給監察院再進行調查。而如果相關制度立法通過,也會配合執行。
役政署替代役訓練班張副執行秘書表示,對於役男不幸的事件感同身受,也會尊重設置常設獨立調查機構的機制。張副執行秘書並表示,前任與現任署長曾經到場關懷慰問家屬,役政署也會協助家屬進行後續事宜。事發後,役政署也已加強相關制度設計及訓練,並設置意見反映信箱及專線,希望能及時解決問題,防範事故發生。
法務部法制司張科長則表示,涉及案件辦理的建議,會帶回給相關單位參考研究。至於軍冤條例,有待提出具體條文再表示意見。
#四年期待落空 #盼有實質進展
胡博硯教授、吳景欽教授和蔡媽媽都指出,在2016年洪慈庸委員、顧立雄委員就曾經舉辦過公聽會,也有法案提出,但在立法院的議程上沒有進展。吳教授並表示,陪審團協會在2020年底也開了軍冤委員會常設化的記者會,提出民間版條例草案,希望不要過了四年之後,還是在提出同樣的訴求。
#建置獨立調查 #重視民間意見
我認為獨立調查的意義,不只是家屬要找到真相,也是國防部要找到人民的信賴。現在的國防部和過去雖然有所不同,但是行政組織和方法更應該與時俱進。例如運安會、災害事故調查會和監所的外部視察小組等外部獨立機制,都可以協助機關避免同時是調查主體和被調查對象的問題,也避免和當事人或家屬發生緊張的關係,更能累積能量和經驗而專業化。而且,從國防部的角度認為不重要的問題,或許外部看來是重要的,如果有專責機構,才能避免盲點而提出改善。
最後,我也提醒國防部應該更重視家屬的意見,因為沒有人比家屬更在意這樣的議題。就如同日本福知山線出軌事故,家屬和JR西日本公司合作努力,改變了諸如要求列車準點等造成風險的作為。我也認為,只有藉由各方的努力,一起推動制度改變,才能發現真相,並避免悲劇一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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