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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數據有別於大數據在資料蒐集過程的地方，在於厚數據的調查方法，除了能夠觀察到行為模式背後的動機，研究者因為進入使用者真實生活場域，能夠根據當地文化情境脈絡來調教自身原先設定蒐集資料的方法與框架，發現原先被忽略的痛點。小編懷萱來推薦 行銷人 作者曲潔君的這篇文章。從Nokia與Netflix 兩個案例故事，來看到厚數據對於商業創新的重要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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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在智慧型手機剛剛萌芽，iPhone剛剛問世時，Tricia Wang開始了在NOKIA的研究工作。當時，NOKIA是全世界最大的手機公司，在中國、印度等新興市場都穩坐龍頭的位置。因此，Tricia跑到中國開始了實地調查，希望能了解發展中國家的消費者對於手機的需求為何。經過了幾年在街頭與中國低收入階層中打滾的日子，她發現，在當時，即便是收入最低的中國人，也會被iPhone的廣告吸引，因為那是進入高科技階層生活的入口。就算是住在城市最貧窮的地方，他們仍願意花費超過半個月以上的收入，只為了買一支「很像」iPhone的山寨品。

在智慧型手機剛問世的當時，許多業界的人認為「智慧型手機只會是一時的流行，因為沒有人會想要帶著一台笨重、一下就沒電，而且一掉到地上就會壞掉的機器走來走去。」但經過了幾年的實地探訪，與真正的跟這些消費者生活在一起，Tricia認為自己的數據證明了一件事：「即便是中低收入的族群，也會想要購買智慧型手機，智慧型手機是未來的趨勢。」

不過當她自信的將這份發現告訴NOKIA時，他們回覆：「我們有幾百萬則數據， 而從資料庫中，我們沒看到任何有人想買智慧型手機的證據， 你的 100 組消費者數據太缺乏多樣性， 我們完全無法重視這項數據。」

Tricia則告訴NOKIA：「你當然不會從資料庫中看到兩年內消費者會轉向購買智慧型手機的結果。因為從一開始，NOKIA的問卷調查設計，就是在假設消費者都不知道智慧型手機是什麼的前提下所做的，所有的研究理念，都只是為了讓自己現有的、過去的業務形態變得更好，並沒有看到市場的未來與消費者的浮動。我的實地研究，才能真正代表消費者心態將會有的變化。」

當然，NOKIA最後並沒有接受Tricia的建議。

接下來我們都知道發生了什麼事，NOKIA對於消費者真實心聲的忽視，帶給了他們無法彌補的代價。智慧型手機的蓬勃發展，把他們從產業巨浪的尖頭，一把拉了下來，沈進海底。

（引用自https://www.marketersgo.com/market/202006/thick-data-nokia-netflix/）

【芬蘭「以學生為中心」的在線教育: 不只是在家上網課這麼簡單 】

#文長慎入

這篇文章近8千字，有點長，發表於《上海教育》雜誌5月刊。本身我的全職工作是在教育現場，中文寫作其實不是我的強項，只想分享芬蘭教育現場經驗。一個月前的邀稿，幾次的視訊討論和政策解析，我大部分用口語敘述，文丹主筆，竟然有八千字，我也驚嘆文丹強大的文字力量。

寫作此文時，正值芬蘭中小學開展遠程教育的第四周。我們梳理了這四周內芬蘭如何起步做在線教育的戰略部署，從頂層設計、具體措施、線上教學現場、家校協作這四個方面逐一展開。希望這一套「起步動作」能對中國教育者有借鑒義。

2020年3月16日，芬蘭國家總理桑娜·馬林(Sanna Marin )宣佈整個國家進入緊急狀態：關閉所有公共場所，關閉邊境，關閉學校。

消息一出，整個社會進入了新的運作模式。就教育而言，從孩子到大學生，全部需要在線上課，這對哪怕是全球素質最高的芬蘭教師來說，也是前所未有的。

「對芬蘭基礎教育而言，傳統網課與它背道而馳。」赫爾辛基大學附屬學校的教師首先站出來質疑，讓小學生天天在家上網課的荒謬。

為什麼芬蘭教師是這個反應？

因為傳統網課，特別是教師一言堂式的網課，它的核心是知識傳授。它把教師放在教學的中心地位，是主導者；把學生放在聽從的地位，是被動接受者。

而芬蘭基礎教育之所以在21世紀領跑全球，是它把學生放在學習的中心地位，學生是主動學習者，是知識的創造者和體驗者，教師只是學習的引導者和促進者。這個過程不僅看重知識學習，同樣看重學習過程、學習體驗以及在過程中發展出來的軟實力。

如果芬蘭遠程教育，要走傳統網課的路線，那它就變成只看重知識傳播的網上課程。與其他國家的教育無異。

如果芬蘭遠程教育，走的是「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法路線，那它仍然保留了自己的優勢和本質。堅持自己的本色，或許在未來的遠程教育領域，仍然能夠獨樹一幟。

疫情之下，芬蘭學校和教師被逼到了選擇的十字路口。

到底怎麼走？本文兩位作者作為芬蘭教育界的親歷者，試從芬蘭「停課不停學」政策的頂層設計、具體措施、線上教學現場、家校協作這四個方面逐一分析，揭開芬蘭給遠程教育下了怎樣的定義。

【分層部署的頂層設計】

隨著芬蘭國家總理桑娜·馬林對全國防疫措施的部署，作為教育政策執行者的芬蘭國家教育委員，3月16日當天就發文部署全國教師如何開展遠程教育。可謂非常及時。

一起來看這些措施：

1）3月18日起，關閉所有學校，從小學、中學到大學全部進行遠程教育；
2）幼兒園和學前班繼續開放，但鼓勵家長能在家帶娃就不要送去；
3）1-3年學生可以正常上課；
4）義務教育十年級學生可以正常上課；
5）特殊教育的孩子可以正常上課；
6）需要芬蘭語課程的移民孩子可以上課。

可以看出，芬蘭政府在做決策時不是一刀切，不是整齊劃一僅一個動作。他們依然是把學生的具體情況和長遠利益放在首位，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和應對。接下來，我們來看這套「組合拳」如何解決不同群體的需求：

第一大群體：要畢業的高三學生，政府緊急處理春季高考。芬蘭之所以選在3月16號這個時間點官宣，是因為此時芬蘭春季高考已經提前被壓縮進入尾聲，不提前進入停課、封城、封國，是不能讓疫情耽誤這屆高三學生畢業和今年大學錄取。

芬蘭一年有兩次高考：一次是3月份的春季高考，一次是9月份的秋季高考。歷年，每到二月初的時候，芬蘭高三學生已經結課，接下來是長長的假期，同時也是長長的備考期，所有學生回家自學、備考。他們可以參加3月份的春季高考，如果覺得自己沒準備好，可以參加9月份的秋季高考。

與中國高考不同，芬蘭考生一次只考一門，但是一門要持續考6個小時。從早上9點一直到下午3點。考生帶著午飯坐在考場里，可以在考場吃飯，邊吃邊考，度過「漫長」的一天。

另外一點與中國不同的是，芬蘭高考一共四門。除了母語（芬蘭官方語言是芬蘭和瑞典語）必考之外，其餘三門，學生可以自由挑選。其餘三門的選擇，非常豐富：有第二官方語言、數學、物理、化學、生物、歷史、地理、哲學、心理學、社會學、宗教倫理學、生理衛生、英語、法語、俄語、西班牙語、意大利語等20多門課。學生根據自己的興趣愛好和預期的大學專業方向，選擇高考的考試科目。

定下考試科目後，並不像中國那樣一天考兩門，集中三天完成。芬蘭的做法是：這20多門課，每天只安排一個科目。這樣學生是隔幾天考一門，每個人結束高考的時間不同。這就是為什麼芬蘭高考一考就是一個多月的原因。

疫情之下，芬蘭政府果斷決策，將高考流程壓縮。由之前的一個月左右壓縮到2周內完成。

第二大群體：有些孩子並不適合遠程教育，要讓他們可以繼續上學。從國家層面看，芬蘭政府在做決策時真的是充分考慮到不同群體、不同年齡段學生的需求，於是安排不適合遠程教育的孩子可以繼續上課。這些群體包括：1）幼兒園和學前班的孩子；2）小學1-3年級的孩子；3）特殊教育的孩子；4）需要芬蘭語課程的移民孩子；以及5）義務教育的十年級的孩子。

比如幼兒園的孩子太小，一天的屏幕時間不宜超過1小時。那幼兒園可以照常上課，這樣醫護人員的孩子也有地方可以上學。同時也給家長自主權、選擇權，幼兒園照開，來不來讓家長決定。這背後還有一個考慮，是芬蘭幼兒園內是按小組分班，0-3歲師生配比是1:4，3-5歲師生配比是1:8，教室內人員聚集人數相對較少。

再看小學1-3年的孩子。他們平時只上半天課，每天基本12點、1點左右放學，下午半天要麼是學校托管，要麼去興趣班。平時他們上課可能連課本都沒有，因為一些芬蘭學校不給低年級的孩子發課本，他們覺得這一學段的重點是學生習慣和品格培養，學習動機的激發，以及鼓勵孩子社會化學習，而課本不是學習的必需品。這些孩子很難適應一夜之間所有科目都搬上了屏幕。

再比如有特殊需求的孩子。可能是那些接受特殊教育的孩子，他們對資源的要求很高，在家裡很難操作。也可能是需要芬蘭語課程的移民孩子，他們剛來芬蘭，平時所在學校會給這些孩子安排特殊的語言班，幫助他們融入。現在他們連芬蘭語都聽不懂，怎麼讓芬蘭教師給他們在線上課。

需要指出的是，芬蘭政府讓這些孩子可以正常去上學，並不是鼓勵家長這麼做。為了安全和健康，當局是希望家長有條件的話就讓孩子在家學習，沒條件的話也讓孩子有學校可去。這無疑給了家長很大的自主權和選擇權。

芬蘭政府在做的，是在維護每個孩子受教育權前提下，站在好的教育視角下做決策。至於家長在健康權和教育權中間怎麼選，政府完全是把這個決策權給了家長。

第三大群體：讓適合遠程教育的學生「雲上學」。這樣從四年級起，小學生、初中生、高中生、大學生全部「停課不停學」。

可貴的是，芬蘭教育領導者給一線教師和學生兩天時間準備。政策出來後，不是立即執行，而是讓教師和孩子有個過渡，比如給學生配備電子設備，讓學生把學校里的課本、學習用品帶回來；也讓老師有一定時間熟悉線上操作，並跟學生當面講清楚遠程教育需要注意的事項。

下面，具體介紹芬蘭如何部署遠程教育措施。

【芬蘭遠程教育的部署措施】

相較於學校教育，遠程只是物理空間上的轉變。這是芬蘭開展遠程教育的核心原則。

如果芬蘭在遠程教育中丟失了自己的教育優勢——比如教育公平、學生的自主權、學會學習、關注學生幸福感、對學生的個性化輔導等要素，而僅僅是一股腦兒學習大量知識，那「所謂第一」的頭銜便保不住。

事實上，在疫情衝擊下，芬蘭教育就是從以上這幾方面著手，確保孩子在家上網課不只是聽聽知識點這麼簡單，而是更看重非知識性教學的部署和支持，以確保基礎教育繼續在線上做到公平、高質、關注弱勢學生及學生的整體發展。以下幾個角度可以幫助我們理解芬蘭政府的著手點：

首先，學習材料。芬蘭政府第一時間規定所有基礎教育的教科書、其他學習材料和工具必須對學生免費。因為基礎教育是免費教育，是每個學生的基本權利，無論學生在哪裡，必須讓學生公平獲得學習資源。比如出版社提供免費的電子課本、科技公司提供免費的學習平台和內容。

其次，教學設備。相對於其他國家，芬蘭在遠程教育方面有一定優勢。比如全國性的硬件設備完善，網絡普及率很高。在2010年7月1日，芬蘭已經將上網列為基本人權，明文規定最低上網速度。芬蘭已有約95％人口可以上網，屬全球互聯網最普及的國家之一。

「雲上學」同樣給芬蘭教育帶來挑戰。這麼多年來，芬蘭教育一直在做的努力是不問學生出身，所有孩子都可以享受到一樣高質量的教育。現在孩子要呆在家裡上課，勢必強化家庭經濟背景對孩子學業成績的作用。比如，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沒有設備可用。據2018年的調查，平均每個芬蘭家庭里有3個以上可以連結網絡的電子設備。由於爸媽也要在家「雲辦公」，如果家裡有兩三個孩子，設備遠遠不夠用。

為了讓所有孩子都能平等的「停課不停學」，芬蘭政府帶頭解決孩子的電子設備：

先是要求學校的電子設備外借，允許學生帶回家用。芬蘭一決定停課，學校立即和家長聯繫，調查多少家庭需要電子設備，學校馬上出借電子設備和充電器。

芬蘭總統更是第一個站出來呼籲科技公司捐出不用的電子設備，給基礎教育的孩子用。

緊接著，芬蘭國家教育委員會官方發文：請求公司將不必要的計算機捐贈給青少年進行遠程學習。

目標只有一個：所有芬蘭孩子可以平等接受在線教育。

此外，對於孩子是否可以使用手機上課，芬蘭國家教育委員會也做了規定。15歲以下的孩子，由監護人決定孩子是使用他們的移動設備還是家中其他設備進行遠程學習。15歲以上的人基本上可以自己決定，是使用移動設備還是家用其他設備進行遠程學習。

學習材料和設備都有了，接下來就是教師在線怎麼教。所幸，高質量的師資隊伍是芬蘭的另一大優勢，他們能相對快速地找到合適的教學方法。

第三，在線教學方法。如上所述，在應對遠程教育的教學時，芬蘭的定位並不是將教師轉變為18線的「播主」，因為那樣更多是在傳播知識。在芬蘭教育政策者看來，屏幕之外的學生能力培養才是最重要的學習內容。因而，在應對遠程教育時，芬蘭這邊更像是打了一套組合拳，從給學生自主權、組織小組合作、強化學生評估方式等等各個方面入手。出台的政策指導具體如下——

用小組合作開展在線教育，培養學生技能。芬蘭學生在一天和一周中，所在的在線小組可能會有所不同。這是因為教師用異質化分組的方式讓學生結隊：一方面鼓勵學生開展同伴學習，在群組中雲互動、共享信息、實時通話；另一方面培養學生在團隊中的溝通、協作和批判性思維能力。

用差異化教學開展在線個性教育和輔導。芬蘭教育部門繼續鼓勵教師在可能情況下，把學生的特殊需求放在日常交流、工作安排和遠程教學中。比如在線個性化輔導、獨立的作業等等。

用獨立學習的方式培養學生的自主權。在進入遠程教育的前兩周內，芬蘭並沒有急著讓教師成為「18線主播」，而是通過家校互通系統（Wilma）用文字、語音方式給學生佈置作業，讓學生適應在家獨立學習，這其實是在保護學生在學校培養出來的自主權。老師把任務發給學生，至於學生什麼時間做、用什麼方法做，學生自己可以選擇，並不是讓所有學生統一時間盯著屏幕。

用反饋和評估帶動在線教學。在芬蘭學校有個說法：「反饋是給孩子的禮物。」意思是說，在日常教學中芬蘭教師很喜歡給孩子及時反饋和過程性評價，肯定學生的優勢、鼓勵學生挑戰困難、給出改進意見。用反饋代替考試，用評估學習過程代替評價學生，這是芬蘭教育的閃光點，即使轉移線上也沒有丟掉。

另外，芬蘭政府考慮到在特殊情況面前，在線教育可能偏離《基礎教育法》中規定的課時數和教學量。所以芬蘭國家教育委員會給出的指導意見是：教學量和課時數可以減化，但是教學、學習和評估必須以課綱中設定的橫貫能力目標為導向。知識可以少學，但能力培養不能停。

以上這些做法，是要打破遠程教育「以資源為中心」開展教學，停留在蒐集、閱讀各種資料或是在不同平台切換的模式，芬蘭要做的是建立「以學生為中心」的在線教育，讓學生的聲音被聽到、讓學生主導學習內容、讓學生在合作中學習知識和能力。

不過，從頂層設計到一線教學，中間還有一道鴻溝要走。並不是所有芬蘭教師都能一開始就得心應手去應對。赫爾辛基大學教育心理學教授、芬蘭現象教學第一人科斯蒂·龍卡提醒：「芬蘭一線教師有自身優勢，也面臨挑戰。」

那我們就把鏡頭投放在芬蘭教師身上，看他們真實的線上教學。

【一線教師的在線教學現場】

赫爾辛基國際學校的科技資訊總監陳巧茵講述：「遠程學習很難以相同的方式重建學生之間以及師生之間自然發生的、寶貴的、及時的社會互動。老師們必須找到新的方法來提供及時的、具體的反饋意見，以支持學生的成長和學習。照顧學生的差異是我們教學重點之一，同時也是難點之一。要解決這些問題，遠程學習的平台選擇甚為重要。」

這個過程也是有方法的。

一是分階段性目標，循序漸進開展。

回到觀察芬蘭公立學校第一周停課，教師和學校還是處於一個慌亂的狀態，學校忙於確認所有家長的電子郵件和電話，保持資訊傳達。芬蘭教育系統獨有的全國性家校互通平台Wilma，這個時候發揮了巨大作用。它變成一個家校聯繫、學生學習進度溝通、作業指派、反饋學習情況等一站式平台。

此時，芬蘭教師們一方面要確定手邊有所有的教學資源，能夠在家工作的電子設備，也要確定每一個孩子在家是否有安靜的學習環境，穩定的網絡，所需的電子設備和家長支援。

停課第一周，基本停留在指配任務階段。芬蘭老師們透過和家長聯繫分配閱讀、數學、工作表和學習網站，也有指定戶外活動時間，美術、音樂創作、體育課都持續進行。

停課第二周，老師們各自透過個人熟悉的在線平台（比如Skype，FaceTime，Google Classroom）開始和孩子們做一對一或是小組互動。這個階段，芬蘭教師希望能更多地和學生連結，開始制定《遠程學習規範》——保持固定的作息時間，早睡早起和制定線上學習禮儀，準時上線，穿著合宜，準備好學習所需紙筆課本等。一連線，芬蘭老師是先開視頻但不開音頻，讓彼此可以看見。

停課第三周，芬蘭老師開始進行更深入的思考。希望為學生提供新的機會，讓學生以真實、有意義的方式學習。比如：

如何幫助學生處理由於緊急情況/危機而產生的煩惱、恐懼或孤立感？

作為教師，我可以幫助學生發展的最重要的知識和技能是什麼？該如何幫助學生建立自己的理解力？

這次緊急事件/危機給人們帶來了哪些真正的學習機會？這種情況給學生的好奇心和內在動力是否帶來其他新的可能性？

不同類型的學習者需要不同的支持和指導，該如何設計滿足他們需求的學習體驗？

教師如何以有意義的方式評估學生的學習情況？

最終，芬蘭老師們在熟悉學生需求和參考各大學習平台後，鎖定Teams和Zoom這兩個平台的分組功能能讓他們照顧差異，給不同小組指派不同任務、不同的討論和對話、或是大班教學。

二是抓重點，教學內容可以減半。

芬蘭老師們在制定課表時有許多考量。孩子上線時間、互動時間、思考時間、做研究時間和創作時間，統統都得考慮。教師之間達成一個共識：知識傳授部分，老師可以事先做好筆記或是短視頻，實際上線時間則鼓勵參與、社交互動和反饋。

於是在芬蘭學校內出現了兩種在線教學方案：

第一種，有些學校按照原本的課表時間上課，只是上線時間為一半，剩下一半讓孩子獨立學習。比如一節數學課45分鐘，線上學習只有20分鐘，另外25分鐘讓學生自主學習。

第二種，有些學校將所有學習移到早上，下午讓孩子和家庭自由安排。這種做法同樣是一節課只用一半時間在線教學，另外一半時間用來上另外一門課，最終實現半天上完全天的課，下午讓孩子自主學習。

各種不同做法，但是共通點是：芬蘭教育者理解遠程學習不能簡單地複製和平時一樣的學習體驗和跟隨原本的課表。老師同樣理解在家學習必然少了教師的及時指導、幫助和反饋，效率會低於學校，所以所有作業和任務都做調整、簡化。

即使一半時間線上教學，教師在線時也要盡量做到簡單、清晰，給學生時間和篇幅限制。例如，製作兩分鐘的音頻和筆記，讓學生學習自主管理時間。如果需要詳細解說，老師們通常就錄視屏解釋或是線上溝通。課表減半的另一個作用是，多出來的時間可以讓學生自主學習，讓教師開展個性化輔導和解答。

這樣屏幕兩端，一邊是學生在家上學，一邊是教師遠程辦公。那芬蘭學校管理層在抓什麼？答案是師生幸福感。

三是關注屏幕背後師生的幸福感。

教育管理者希望在動態中追蹤師生的在線教學感受和能力，進而不斷調整教學策略。一些芬蘭學校每週末會做問卷調查。請學生、家長、老師們反饋他們的工作量、情緒起伏、學習偏好和個人進度。

在這個過程中，師生的幸福感、情感起伏和社交需求得到了極大關注。

比如關注教師幸福感。芬蘭很多學校組織教師開展星期五在線咖啡（Friday Online Coffee）。忙碌了一周的教師，可以打開視頻，端起一杯咖啡，在線和同事們聊聊這一周的艱辛、挑戰或收穫，相互鼓勵、相互支持。

比如學生的社交情感化技能得到發展。在線學習無疑挑戰學校存在的必要性。為什麼要去學校？因為學習具有強烈的社交性。所以，芬蘭在線教育強調要有人、有臉，有人際互動。把學生分組，也是鼓勵他們可以在團隊中加強溝通技能、互動技能和情感化能力。

即使是不同步的學習 (asynchronous) ，老師在設計上也鼓勵互動。例如對於一個課題回答，學生除了自己作答，也要去看其他同學的解答、去評論、去給反饋。

老師在佈置作業時也要賦予同理心。合理的份量，鼓勵學生平衡螢幕前時間和線下時間，創造時間和機會讓他們和家人相處和對話。

同時，芬蘭學校繼續開展主題性課程，讓學生在做中學、在玩中學增強遠程教育的豐富性。比如家庭經濟課、手工課、音樂課、戲劇表演、體育課等繼續開展，只不過場景變成了家裡。這也表明芬蘭的遠程教育遠遠不止是上網課，對芬蘭孩子而言，在生活環境中學習、在大自然中學習早已習慣。

當然，這需要家長的支持。

【家校合作：父母不是孩子的第二位教師】

3月26日，芬蘭「停課不停學」的第二周，國家教育委員會負責人奧利·佩卡·海諾寧（Olli-Pekka Heinonen）公開表示：「沒錯，孩子遠程教育需要家長的幫助，但是家長們請注意：遠程教育不是在家上學（Home school/teaching）。希望你們不要成為孩子的第二位教師，教學和給孩子輔導仍然是教師的職責。希望你們能讓孩子自己管理自己的學習。」這便給全芬蘭的家長定調。

難道說芬蘭家長只能作為旁觀者，眼看著孩子掙扎、混亂嗎？自然不是。

芬蘭萬塔市教師撒寧·維塔寧（Sanni Virtanen）在芬蘭權威媒體《赫爾辛基日報》的文章受到了芬蘭教師和家長的廣泛認同：「遠程教育不同於家庭學校。家長們不需要懂數學、物理、英語，孩子遇到學習問題，請第一時間找教師輔導。家長一定要明確自己的角色，是在生活方面提供支持，比如跟孩子一起製作日程表，幫助他們飲食、休息、運動。」

芬蘭家長協會會長（Ulla Siimes）同樣提醒家長在新模式下千萬不要忘了身份：「教師和家長的角色劃分需要明確。組織教學的責任在老師，給孩子安全、舒適學習環境的責任在家長。」

給孩子提供健康飲食和舒適學習環境、幫助孩子合理安排學習時間和休息時間，以及督促孩子每天運動和戶外活動。這些就是芬蘭家長目前在做的。

相較於亞洲文化里鼓勵家長多參與孩子學習、多輔導孩子功課。芬蘭在做的其實是「少」，讓家長少插手教學、少插手孩子的功課管理。

芬蘭相信這種「少」一樣能收穫「多」的效果，因為一個人不可能成為另一個人的學習動機。

說到底，芬蘭中央政府「停課不停學」政策一出來後，芬蘭教育部負責頂層設計，芬蘭國家教育委員會負責部署遠程教育的具體措施，一線教師在摸索中開展線上教學，加上家長從旁協助。這是一個系統工程，也是各方各司其職、通力合作的過程。

以上也只是芬蘭中小學遠程教育的起步動作。至於最終能形成怎樣的格局，還得交給時間判定。

【容海恩議員提倡】對症下藥！ 制定遊戲產業發展長遠政策

立法會今天繼續就「革新過時法例，促進創新科技發展」議案進行討論，我的修正案獲得出席議員的一致通過。我促請政府盡快制訂遊戲產業發展的政策，釐定負責統籌遊戲產業的政策局，以及為本地遊戲業界提供清晰的長遠發展藍圖。同時，檢討過時的法例法規，為創科產業在政策上拆牆鬆綁，鼓勵香港青年勇敢創業。

以下為我的發言全文：

主席：

根據昨日一篇有關小學生「我的志願」的報道，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去年4-6月以問卷方式訪問了1,100多名小五、小六學生，結果顯示，本港小學生「我的志願」排行榜，第一位是做明星，第二位是運動員，第三位是遊戲程式設計師，同時亦有最多男生表示希望日後能夠成為遊戲程式設計師，佔被訪男生總數的14.2%。事實上，遊戲市場發展極具潛力，不少人認為，遊戲產業將會成為新經濟下其中一個新興產業、新亮點，好似近年大家經常聽到的電子競技，電競正是推動全球遊戲市場火速發展的一個重要部分，電競同時是遊戲發開下的產物，要講電競就必須先講遊戲，要推動電競就必須同時推動遊戲產業發展。所以，小學生希望將來能夠成為遊戲程式設計師，並不是不切實際，更加不會是發夢，反而我覺得他們具有前瞻性的目光，比起很多人更加敢於接受挑戰，希望大家可以給予他們更多支持和鼓勵。

主席，現時國際上已經有不少調查和數據顯示，全球遊戲產業不單只是一個巨大的產業鏈，它帶來的經濟收益更是非常龐大。根據荷蘭遊戲市場研究公司Newzoo最新發表的《2017全球電競市場報告》，2016年，全球遊戲產業的整體收益高達1,011億美元，較2015年增長近5成，預計2017年全球遊戲產業收益將會進一步颷升至1,089億美元，其中手遊和平板電腦的移動遊戲市場收益高達461億美元，按年增長接近2成，佔全球總收益超過4成，預測到2020年，移動市場將會佔總收益的5成或以上。

除了美國、芬蘭等歐美市場，中、日、韓等亞太地區的遊戲市場，近年都有非常蓬勃的發展。報告指出，2017年亞太地區的遊戲收益將高達512億美元，佔全球總收益近5成，其中內地市場收益將會佔整體的四分一，達275億美元，比起美國遊戲市場的251億美元還要高，當中電競項目按年增長超過4成，高達6.96億美元，而大部分收益都是來自品牌商的廣告費、贊助費、媒體轉播權、門票、周邊產品，以及遊戲開發商的投資。

主席，全球多個國家和地區均投放大量資源積極發展創新科技，同時亦推動遊戲產業的發展，香港如果不能夠趕上這個國際發展潮流，不能夠以適切的政策和措施，支援相關產業的發展，我擔心香港的競爭力會逐漸被削弱，對香港造成無可挽救的重大傷害。創新科技局現在已經成立，局長過去有否想過如何在發展創新科技的同時，一併推動遊戲產業的發展？如果無，將來會否計劃如何有系統地推動遊戲產業的長遠發展？

主席，為了讓政府和市民多了解現時本港遊戲業界的發展情況，上月中，我邀請了本地三大遊戲產業協會的代表，以及電競業界的重量級人物，在立法會召開了關注本地遊戲產業長遠發展的記者會，分享他們過去在開發和推動遊戲和電競產業方面遇到的困難，以及他們對遊戲產業未來發展的看法和建議。他們最關注的，莫過於香港是否能夠把握今次的大好機會，全面推動香港遊戲和電競產業的發展，為現有從業員以及有意加入這個行業和產業發展的年青人，創造更廣闊的長遠發展空間。

由於他們在遊戲和電競業界都非常資深，很清楚知道現時業界在發展上遇到甚麼問題和困難，所以我好希望新一屆政府，尤其是負責有關遊戲和電競產業發展的官員，不知道應該是創新科技局，抑或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好希望相關官員能夠多接觸、多了解、多聆聽遊戲和電競業界的聲音，對症下藥，提供切實可行的有效措施，為業界在融資、產品開發、市場推廣等提供全方位的支援。

在記者會上有業界代表談及，目前台灣有2300多萬人口，上市遊戲公司約有14間，至於香港，雖然我們背靠內地近14億人口，不過現時就只有1間上市遊戲公司，香港的遊戲產業發展明顯是較落後。此外，由於政府過去並不重視遊戲開發人才的培訓和再培訓，業內的人才培訓主要倚賴遊戲公司本身做主導，加上開發一個遊戲往往需要較高的成本，公司為減輕成本負擔，自然會從人工方面著手，遊戲開發人員的人工不高，不能夠吸引年青人入行，結果令遊戲業界要面對「人才荒」，政府是否知道遊戲業界正受人才短缺問題困擾？有否想過如何幫業界渡過這個難關？

此外，業界指出，韓國、芬蘭等遊戲新興國家，他們的政府都會為當地的遊戲公司提供不少支援，包括稅務優惠，盡量配合和協助有關公司的發展，令到這個國家在短時間內便能晉身成為遊戲強國，在全球遊戲市場中佔據重要位置。所以，業界很希望特區政府能夠參考這個國家推動遊戲產業發展所推出的政策和措施，為本地過百間遊戲公司提供適切支援，推動整個遊戲產業鏈發展的同時，亦可創造大量的就業機會。除了遊戲開發程式員外，遊戲產業還需要一批從事多媒體創作的人員，包括音樂、動畫、短片和電影的製作人才，政府也應重視他們的發展。志願成為遊戲程式設計師的學生們，想夢想成真，除了要靠自己努力外，政府能否配合亦是非常重要。所以，我就這項議案提出修正案的主要目的，是希望政府能夠盡制訂遊戲產業發展的政策，釐定負責統籌遊戲產業的政策局，以及為本地遊戲業界提供清晰的長遠發展藍圖。

主席，接下來，我想回應一下其他修正案，特別是有關共享經濟方面。現時本港有多個透過網上平台提供服務的共享經濟企業，提供多樣化的服務，包括提供鐘點清潔服務，介紹食肆，以及提供動物住家託管服務的社企，當然還有大家都很熟悉的網召私家車服務，以及最近在沙田、將軍澳等多區引入以手機租單車服務。事實上，這些以新經濟模式營運的共享經濟企業，預計將會越來越多，但這些便民的概念往往受到法律的限制而未能推行，或者令這批創業者要承擔刑責，例如透過手機平台提供鐘點清潔服務，是否需要申領職業介紹所的牌照，有關保險費用又要如何處理呢？

我一向支持透過發展創新科技，促進產業多元發展，提升市民的生活質素，同時振興本地經濟，增加就業機會。我希望政府在配套、執法、規劃及政策上可以彈性處理這些新興共享經濟產業，成立一個委員會協助推行這些新興業務，這樣才能確確實實支持本港青年創業，讓香港青年「敢想」、「敢創」，創業創得合法。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希望各位支持我今日提出的修正案。

立法會今天繼續就「革新過時法例，促進創新科技發展」議案進行討論，我的修正案獲得出席議員的一致通過。我促請政府盡快制訂遊戲產業發展的政策，釐定負責統籌遊戲產業的政策局，以及為本地遊戲業界提供清晰的長遠發展藍圖。同時，檢討過時的法例法規，為創科產業在政策上拆牆鬆綁，鼓勵香港青年勇敢創業。
以下為我的發言全文：
主席：
根據昨日一篇有關小學生「我的志願」的報道，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去年4-6月以問卷方式訪問了1,100多名小五、小六學生，結果顯示，本港小學生「我的志願」排行榜，第一位是做明星，第二位是運動員，第三位是遊戲程式設計師，同時亦有最多男生表示希望日後能夠成為遊戲程式設計師，佔被訪男生總數的14.2%。事實上，遊戲市場發展極具潛力，不少人認為，遊戲產業將會成為新經濟下其中一個新興產業、新亮點，好似近年大家經常聽到的電子競技，電競正是推動全球遊戲市場火速發展的一個重要部分，電競同時是遊戲發開下的產物，要講電競就必須先講遊戲，要推動電競就必須同時推動遊戲產業發展。所以，小學生希望將來能夠成為遊戲程式設計師，並不是不切實際，更加不會是發夢，反而我覺得他們具有前瞻性的目光，比起很多人更加敢於接受挑戰，希望大家可以給予他們更多支持和鼓勵。
主席，現時國際上已經有不少調查和數據顯示，全球遊戲產業不單只是一個巨大的產業鏈，它帶來的經濟收益更是非常龐大。根據荷蘭遊戲市場研究公司Newzoo最新發表的《2017全球電競市場報告》，2016年，全球遊戲產業的整體收益高達1,011億美元，較2015年增長近5成，預計2017年全球遊戲產業收益將會進一步颷升至1,089億美元，其中手遊和平板電腦的移動遊戲市場收益高達461億美元，按年增長接近2成，佔全球總收益超過4成，預測到2020年，移動市場將會佔總收益的5成或以上。
除了美國、芬蘭等歐美市場，中、日、韓等亞太地區的遊戲市場，近年都有非常蓬勃的發展。報告指出，2017年亞太地區的遊戲收益將高達512億美元，佔全球總收益近5成，其中內地市場收益將會佔整體的四分一，達275億美元，比起美國遊戲市場的251億美元還要高，當中電競項目按年增長超過4成，高達6.96億美元，而大部分收益都是來自品牌商的廣告費、贊助費、媒體轉播權、門票、周邊產品，以及遊戲開發商的投資。
主席，全球多個國家和地區均投放大量資源積極發展創新科技，同時亦推動遊戲產業的發展，香港如果不能夠趕上這個國際發展潮流，不能夠以適切的政策和措施，支援相關產業的發展，我擔心香港的競爭力會逐漸被削弱，對香港造成無可挽救的重大傷害。創新科技局現在已經成立，局長過去有否想過如何在發展創新科技的同時，一併推動遊戲產業的發展？如果無，將來會否計劃如何有系統地推動遊戲產業的長遠發展？
主席，為了讓政府和市民多了解現時本港遊戲業界的發展情況，上月中，我邀請了本地三大遊戲產業協會的代表，以及電競業界的重量級人物，在立法會召開了關注本地遊戲產業長遠發展的記者會，分享他們過去在開發和推動遊戲和電競產業方面遇到的困難，以及他們對遊戲產業未來發展的看法和建議。他們最關注的，莫過於香港是否能夠把握今次的大好機會，全面推動香港遊戲和電競產業的發展，為現有從業員以及有意加入這個行業和產業發展的年青人，創造更廣闊的長遠發展空間。
由於他們在遊戲和電競業界都非常資深，很清楚知道現時業界在發展上遇到甚麼問題和困難，所以我好希望新一屆政府，尤其是負責有關遊戲和電競產業發展的官員，不知道應該是創新科技局，抑或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好希望相關官員能夠多接觸、多了解、多聆聽遊戲和電競業界的聲音，對症下藥，提供切實可行的有效措施，為業界在融資、產品開發、市場推廣等提供全方位的支援。
在記者會上有業界代表談及，目前台灣有2300多萬人口，上市遊戲公司約有14間，至於香港，雖然我們背靠內地近14億人口，不過現時就只有1間上市遊戲公司，香港的遊戲產業發展明顯是較落後。此外，由於政府過去並不重視遊戲開發人才的培訓和再培訓，業內的人才培訓主要倚賴遊戲公司本身做主導，加上開發一個遊戲往往需要較高的成本，公司為減輕成本負擔，自然會從人工方面著手，遊戲開發人員的人工不高，不能夠吸引年青人入行，結果令遊戲業界要面對「人才荒」，政府是否知道遊戲業界正受人才短缺問題困擾？有否想過如何幫業界渡過這個難關？
此外，業界指出，韓國、芬蘭等遊戲新興國家，他們的政府都會為當地的遊戲公司提供不少支援，包括稅務優惠，盡量配合和協助有關公司的發展，令到這個國家在短時間內便能晉身成為遊戲強國，在全球遊戲市場中佔據重要位置。所以，業界很希望特區政府能夠參考這個國家推動遊戲產業發展所推出的政策和措施，為本地過百間遊戲公司提供適切支援，推動整個遊戲產業鏈發展的同時，亦可創造大量的就業機會。除了遊戲開發程式員外，遊戲產業還需要一批從事多媒體創作的人員，包括音樂、動畫、短片和電影的製作人才，政府也應重視他們的發展。志願成為遊戲程式設計師的學生們，想夢想成真，除了要靠自己努力外，政府能否配合亦是非常重要。所以，我就這項議案提出修正案的主要目的，是希望政府能夠盡制訂遊戲產業發展的政策，釐定負責統籌遊戲產業的政策局，以及為本地遊戲業界提供清晰的長遠發展藍圖。
主席，接下來，我想回應一下其他修正案，特別是有關共享經濟方面。現時本港有多個透過網上平台提供服務的共享經濟企業，提供多樣化的服務，包括提供鐘點清潔服務，介紹食肆，以及提供動物住家託管服務的社企，當然還有大家都很熟悉的網召私家車服務，以及最近在沙田、將軍澳等多區引入以手機租單車服務。事實上，這些以新經濟模式營運的共享經濟企業，預計將會越來越多，但這些便民的概念往往受到法律的限制而未能推行，或者令這批創業者要承擔刑責，例如透過手機平台提供鐘點清潔服務，是否需要申領職業介紹所的牌照，有關保險費用又要如何處理呢？
我一向支持透過發展創新科技，促進產業多元發展，提升市民的生活質素，同時振興本地經濟，增加就業機會。我希望政府在配套、執法、規劃及政策上可以彈性處理這些新興共享經濟產業，成立一個委員會協助推行這些新興業務，這樣才能確確實實支持本港青年創業，讓香港青年「敢想」、「敢創」，創業創得合法。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希望各位支持我今日提出的修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