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斯達：拆解周保松的「道德」】
香港受到中國殖民統治，有國族剝削，也有階級壓迫。身為香港人，在中共帝國邊陲﹐權力次了一等；要是中產之下，沒有資產物業，受通漲地租蠶食購買力，生活質素和尊嚴又要再低一等。中國走私賊來港掃貨，導致短缺，與香港人上升的民族主義，催生本土優先論，及後有光復社區行動，不少素人被濫捕濫打。周保松之類「自由左翼」，則天天以大中華的高度，要求幾百萬人生死存亡和一席落腳之地，要經過「道德證成」，對香港和中國的問題，一律訴諸單一中產道德檢驗，而欠缺物質、經濟視野，以普世價值之名，暗販中國民族主義，無視中國對香港人的帝國及階級雙重壓迫。
其謂，香港必須如何影響中國，是不證自明的邏輯；本土低下層港人搞小示威、小衝突，想在中共帝國的帝國和階級壓迫中喘一口氣，不能不證自明，要經過千般道德證成；稍為肯定自己、肯定香港，就被周保松判下「耗損香港道德資源」的天大罪名（在《信報》訪問，他呼籲本土派要珍惜香港的道德資源）。
普羅大眾，與周保松之流（這裡包括戴耀庭、陳健民之類的學院教授）的差異，不是有與沒有道德的問題，而是階級和權力之別。一方是沒有宣傳機器、沒有資產、沒有社會地位的普通人，一方是有學者頭銜、有社會地位、有門生故吏、有中立超然的光環（周保松自稱無黨無派）、有媒體（明報、蘋果、主場、端傳媒，等等）禮待。這種權力的差異一旦明顯，我們就可以看見，所謂「道德證成」，從來不是一場公平的遊戲。
這些被批評為暴力和不道德的低下階層，沒有「論述資源」，與周保松可以上《信報》大發歪論，是兩回事。即是說，周保松其實是在一個極安全的位置，在道德說辭的包裝之下，去壓迫一班沒有還擊之力的弱者。至於周保松的正義和公義，其實是暗藏中產價值取向的正義和公義。
一個在山明水秀的大學裡教書的學者，過著安穩的物質生活，當然不會像低下層無產階級那樣受到中共的帝國人口壓迫，自然可以高談一套完全沒有鬆動、法庭式的絕對道德界線，並妄想這就是終極的大道，是每個人、在每種情況下都應該恪守的自然律。
香港人對中國國家進程有不證自明的責任（例如建設民主中國的口號），但他不能回答，為甚麼作為一個廣義的人，對中國的義務會比起對伊拉克的義務（至少伊拉克在打仗）要大；如果說中國正在崛起，那麼美國的國力更大，香港是否就要每天自我銬問，香港在美國統治全球的格局中找到位置沒有？
從民主派興起以來，「佔中」的出現，乃至周保松之類「學者」，他們是用知識殺人乎？非也。殺人的是權力。周保松不是因為真知灼見而得到關注，而是他的大學教授的位置，令他的主張成為「知識」。簡單來說，周保松的社會和論述權力，產生知識、定義道德。而無權者，是被定義的，被規訓的，被左右的。同樣的操作，在戴耀庭、陳健民之類的半政半學者之間，亦是道理相約。在周保松故作大方討論（但事實上是會unfriend和block你，雖然我覺得這是他的自由）的姿態下，其實是權力者的傲慢——他自恃掌握「真理」、掌握了理論、掌握了「理性能力」（所以他們總是大嘆網絡公共討論質素低，而微博很好）、掌握對「真理」的論述語言、玩弄語言遊戲，其實是為了維護其階級及國族利益。
一個安靜而「說理」的環境，對學者有利；一個對中國人包容的文化，對周保松有利；一個變化只能流於口頭道德價值的穩定經濟社會環境，對高級中產和港漂（即是自認為中國人的香港人，表面上歸化但論述上絕不承認的一群）有利。這就是利益。而「道德」不離口的，其實是以權力不斷塑造一個適合自己生存的社會或norms，一切皆為利，道德僅為包裝的花紙，語言和文字則是惑眾的偽術。道德是一個階級用來控制另一個階級的說辭。猶太人要是接受了羅馬人的道德，還會暴動起義麼？
道德政治在中國歷史久遠，道德仍然是權力運行的殘影。傳說孔子曾向老子請教問「禮」。孔子夢想以正名、禮儀、仁政，移風易俗，改變現實世界。老子罵孔子的「仁義禮樂」，實際上使其「驕盈與多欲」，因為他自以為得道而成為判官和法庭；又曰：「說者流於辯，聽者亂於辭，知此二者，則大道不可委矣！況子之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任何道德價值的主張，均以語言包裝，提倡的「聖人」卻已遠去，這些不穩定（通過語言論述來築構）而相對化、抽離化的仁義主張，只會被竊國大盜利用，與仁義的初衷背道而馳。
在傳說之外，老子的經典就直白的說，要「絕聖棄智，絕仁棄義」。周保松的道德論述，實際上是權力和驕慾的論述，高高在上，禍害世間。至於道德，老子說：「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真正的道德，是不言說的道德；下德之人主張不失道德，因此無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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