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閲讀:如果丘吉爾領導當下的美國,美國能避免衰落嗎?》
Niall Furgeson /英國歷史學家,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 原文刊載於英國《經濟學人雜誌》8/21
當美國於一片混亂中撤離阿富汗時,它的衰落令人回想起一個世紀前大英帝國的殞落。
一位歷史學家警告:阿富汗只是開始,未來可能會因此導致更大的衝突。
「許多人仍沈浸在無知之中……而他們的領導人為了獲取選票,不敢點醒他們。」
在《集結風暴》(即丘吉爾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的第一卷)一書中,丘吉爾如此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者:英國。
他痛苦地回憶:「拒絕面對令人不愉快的問題,渴求人民的擁護和選舉勝利,不顧國家的重大利益。」
美國讀者看著他們的政府「丟臉的」離開阿富汗,聽著拜登總統緊張而努力地為他造成的不光彩撤離辯護,可能會發現:丘吉爾戰前針對英國的批評,有一些會令他們心裡不舒服、但卻似曾相識。
借用耶魯大學的歷史學家Paul Kennedy 的一句話,當時英國的精神狀態是整個國家的疲憊和「帝國過度擴張」的產物。
自1914年以來,英國經歷了一次世界大戰和1929年大蕭條,並且在1918至1919年經歷可怕的大流行病——西班牙流感。
財政被堆積如山的債務,壓得喘不過氣來。
儘管英國仍然是全球主要貨幣發行國,但在貨幣方面,它已經不再是當年無可匹敵的角色。高度不平等的英國社會,促使左派政治家要求即使不實行徹底的社會主義,也要進行社會財富和權力的重新分配。
一部分知識分子在這方面走得更遠,他們選擇擁護共產主義甚或法西斯主義。
與此同時,凝固而無法變通的統治階層,傾向於忽略不斷惡化的國際形勢。英國的全球主導地位在歐洲、亞洲和中東都受到威脅。集體安全體系——當時建立在國際聯盟的基礎上,它是1920年戰後和平解決方案成立的國際組織,也正在崩潰,只留下了一個鬆散的聯盟,勉強補足業已離散的帝國影響力。
但結果卻是另一場更大的災難式的失敗:英國人既沒有認識到極權主義威脅規模之大,也沒有積累出阻嚇獨裁者的手段。
英國的教訓,是否有助於我們理解當下美國權力的未來?
美國人更喜歡從美國自己的歷史中吸取教訓,他們很少從他國歷史,看待世界。但將美國與上一任大英帝國的全球霸主對比,或許會為我們帶來更多啓發。因為今天的美國與戰時的英國,在許多方面都很相似。
與任何歷史類比一樣,這樣的類比當然也有缺陷。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統治了廣闊的殖民地和其他附屬國,今天的美國卻沒有相同的統治區域。
這一點使得美國人在自我認知上認為美國並非一個帝國,即使他們的士兵和公民在阿富汗駐紮了20年才撤退:他們依舊如此認為。
儘管美國的新冠病毒死亡率很高,但也並沒有嚴重到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經歷的那種受創傷的程度。當時英國有大量的年輕人被流感屠殺(近90萬人死亡,15至49歲的男性中,佔了大約6%,至少170萬感染者)。美國如今面臨的威脅也不像納粹德國對英國造成的威脅那樣明顯而迫切。
不過,某些相似之處還是很驚人,而且這兩個國家在阿富汗強行建立自己相信的價值秩序,都相繼失敗了。
早在1930年2月,在「過早的」現代化改革引發了一場叛亂之後,《經濟學人》雜誌已指出:「很明顯,阿富汗不會採用西方的東西。」
近幾十年來,預測美國衰落的書和文章已經太多了,以至於「衰落主義」已經成為一種陳腔濫調。
但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和50年代之間的經歷提醒我們,還有比溫和的、漸進式的衰退更糟糕的命運。
《以金錢為導向的價值觀》
我們從堆積如山的債務開始談起。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的公共債務從1918年佔GDP的109%,上升到1934年略低於200%。而美國的聯邦債務與英國雖有所不同,但在規模上是可以比較的。如今她的債務達到國內生產總值GDP近110%,甚至高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久前一個高峰。
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估計,到2051年,它可能超過200%。
當今的美國與大約一個世紀前的英國有一個重要區別,美國聯邦債務的平均期限相當短(65個月),而英國超過40%的公共債務採取的是永久債券或年金的形式。這意味著,今天的美國債務對利率的變化,要比當初的英國危險且敏感得多。
另一個關鍵差異是財政和貨幣理論的巨大轉變,這很大程度上正是凱恩斯對英國戰時政策的建議。
1925年,英國決定以戰前過高的價格將英鎊回歸金本位,這使英國陷入了長達八年的通貨緊縮。工會權力的增加意味著大蕭條期間,工資的削減落後於物價的削減,這導致了就業機會減少。
在1932年的低谷期,英國失業率為15%。然而,英國的大蕭條主要還是因為英國在1931年放棄了金本位制,這使得貨幣政策得以放寬。實際利率的下降意味著償債負擔的減輕,為英國財政創造了新的迴旋餘地。
在未來幾年,美國似乎不太可能出現這種償債成本的下降。以美國前任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mers為首的經濟學家預測,當前美國的財政和貨政策,將導致通貨膨脹的危險。
英國的實際利率在20世紀30年代普遍下降,而美國的實際利率預計將從2027年開始轉為正數,並穩步上升,到本世紀中期達到2.5%。當然對利率上升的預測,往往是錯誤的,而且美國聯準不急於收緊貨幣政策。但是,如果利率真的上升,美國的債務將需要更多的成本來償還,擠壓聯邦預算的其他支出,特別是國防等可容易調整的支出。
這將問題的關鍵,擺在我們面前了。
丘吉爾在20世紀30年代最關心的問題是:政府在拖延時間——這是英國綏靖政策的基本原理——而不是積極地重新武裝英國軍隊,以應對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帝國主義政府越來越多的侵略行為。丘吉爾反對英國綏靖主義者另一個關鍵論點是,財政和經濟方面的限制——特別是管理一個覆蓋斐濟、岡比亞、圭亞那、溫哥華的帝國,其高額成本使得快速重新武裝英國,變得不再可能。
稱美國今天面臨著類似的威脅——不僅是來自中國,還有來自俄羅斯、伊朗和朝鮮的威脅——這可能顯得異想天開。
然而,僅僅是這一事實,就說明問題所在。
大多數美國人,就像二戰之前的大多數英國人一樣,根本不想考慮在國家已有大量債務下,如何面對希特勒正在發動一場重大戰爭。
如今的美國也正在走向相同的道路。預計美國國防開支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將從2020年的3.4%下降到2031年的2.5%。
這會引起丘吉爾主義者的驚愕。他們也將會經歷相同的敵意和指責——如同當年譴責丘吉爾在煽動戰爭一樣。
《力量是相對的》
美國與其他國家相比的相對衰退,和當初的英國另一個相似點: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遜估計,到20世紀30年代,英國經濟產值不僅被美國(早在1872年)超越,而且還被德國(第一次在1898年,在經歷了災難性的戰爭、惡性通貨膨脹和不景氣的年代後,於1935年再次被超越)和蘇聯(1930年)超越。
大英帝國作為一個整體,其經濟規模比英國大,特別是如果把各殖民地包括在內的話,也許是其兩倍大。但美國的經濟規模更大,儘管大蕭條對美國的影響更嚴重,美國的經濟體量,仍然是英國的兩倍多。
今天的美國也面臨著類似的經濟產值相對下降的問題。按照購買力平價法,考慮許多中國國內商品的價格更低,中國GDP在2014年已趕上了美國。按當前美元計算,美國經濟體量仍然更大,但預計兩國的差距將會縮小。今年,中國的美元GDP會是美國的75%左右,到了2026年,則將達到89%。
中國給美國帶來的經濟挑戰比蘇聯曾經帶來的更大。這不是什麼秘密,因為蘇聯的經濟規模在冷戰期間從未超過美國的44%。
在許多運用於國家安全應用的技術領域,從人工智能到量子計算,中國正在努力追趕美國,這也不是什麼機密消息了。中國領導人的雄心壯志也是眾所周知的。
這五年來,美國對中國政府的好感明顯轉變為負面。即便如此,公眾對於應對來自中國的軍事威脅也沒有多大的熱情。如果中國攻打台灣,大多數美國人可能會與英國首相張伯倫的觀點一致,他曾臭名昭地將德國在1938年分割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動描述為「遙遠國家的爭吵,而我們對爭吵的雙方都一無所知」。
在兩次大戰之間,英國態度軟弱的一個關鍵原因是知識分子對帝國的反抗,以及更普遍的對英國傳統價值觀的反抗。
丘吉爾厭惡地回憶起1933年牛津大學辯論社在辯論中提出的動議:「我們拒絕為國王和國家而戰」。他指出:「在英國,人們一般會對這樣一個插曲一笑置之,但在德國、俄羅斯、義大利和日本,他們會有英國已經變得腐朽墮落了的根深蒂固的想法,這種想法也動搖了許多人的盤算。」
當然,這也正是如今中國新一代「戰狼」外交官和民族主義知識分子對美國的看法。
納粹、法西斯和共產主義者都認為英國人對自己充滿了憎惡。「我甚至不知道大英帝國正在消亡,」喬治·奧威爾在他的文章《獵象記》中記錄了他作為殖民地警察的時光。沒有多少知識分子能有奧威爾這樣的洞見,認為英國仍然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許多人——不像奧威爾——他們選擇了信仰蘇聯共產主義,他們為西方國家的情報部門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與此同時,令人震驚的是,大量上流社會的貴族精英還被希特勒吸引。甚至《每日快報》的讀者,也樂於取笑而非讚頌大英帝國。
《帝國的終結》
美利堅帝國不像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有英聯邦自治領地、殖民地和受保護國,但它現在所處的國際主導地位,以及過度擴張帶來的代價,完全與大英帝國相似。
現在美國的左翼和右翼都習慣性地嘲笑或謾罵美國帝國主義的計劃。《國家》雜誌的記者湯姆·恩格爾哈特(Tom Engelhardt)幸災樂禍地說:「美利堅帝國正在崩潰。」
對於右翼來說,經濟學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譏諷地想像著「美利堅帝國的衰落會是什麼樣子」。:
與此同時,進步的非裔美國哲學家康奈爾·韋斯特(Cornel West)認為「‘黑人的命也是命’與反對美利堅帝國的抗爭殊途同歸」,還有兩位支持川普的共和黨人瑞安·詹姆斯·吉爾·杜斯基(Ryan James Gir dusky)和哈倫·希爾(Harlan Hill)認為最近的新冠疫情揭露了「美國其實穿著皇帝的新裝」。
右翼仍然捍衛著美利堅共和國建國的傳統:與此相反,「覺醒」的左翼則試圖將美國歷史改寫為充斥著奴隸制和種族隔離的血淚史。但政治光譜中的任何一方都沒有多少人渴望回到上世紀40年代開始,美國扮演全球霸權時代。
簡而言之,就像20世紀30年代的英國人一樣,21世紀20年代的美國人已不熱衷於帝國主義——中國的觀察人士注意到了這一現象,並對此津津樂道。
然而,帝國仍然存在。
美國幾乎沒有多少真正意義上的的殖民地:只有加勒比海的波多黎各和美屬維爾京群島、北太平洋的關島和北馬里亞納群島,以及南太平洋的美屬薩摩亞。按照英國人的標準,這些殖民地根本不值一提。然而,美國與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軍隊遍布全球,無處不在。美國的武裝部隊人員在150多個國家都有部署,駐外軍隊總人數約為20萬人。
承擔如此廣泛的全球責任並非易事。但是,要想擺脫他們同樣不容易。
英國人為此吃過苦頭,美國人則要吸取英國人的教訓。
拜登決定從阿富汗進行「最後的撤軍」被認為是不明智的,這說明了美國想要減少其在海外所承擔的責任,並不容易。
歐巴馬曾經也做出了類似的從伊拉克撤退的決定,並於2013年宣佈「美國不是世界警察」。
川普的「美國優先」(American First)原則只是同一種衝動的民粹主義的版本:他太渴望離開阿富汗,並以關稅取代「反恐支出」。
在阿富汗發生的撤軍災難完美的說明,想要放棄對全球的主導權,這個過程是不太可能和平度過的。不管用何種措辭,宣佈放棄這場歷時最長的戰爭,就是承認失敗。
這不僅僅對塔利班,是他們的勝利。
中國也在密切關注,畢竟中國與阿富汗也有一段狹小的接壤土地。俄羅斯也在幸災樂禍的作壁上觀。
就在歐巴馬宣佈放棄做世界警察的幾個月後,俄羅斯立刻就對烏克蘭和敘利亞進行了軍事干預。
這並非巧合。
拜登相信美國可以像之前從越南撤軍、擺脫越南這個泥淖一樣從阿富汗撤軍。
越戰是段不光彩的歷史,美國在越南受到的屈辱確實產生了後果。它為蘇聯及其盟國以可趁之機,在其他地方製造了麻煩——包括非洲南部和東部、中美洲以及蘇聯於1979年入侵了阿富汗。
於是我們可以推論在喀布爾重演西貢當年的淪陷,未來也將產生類似的不良影響。
即便新保守主義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後抬頭,狂妄自大到了頂峰的時候,美利堅帝國的終結也不難預見。
我在《巨人:美利堅帝國的興衰》一書中首次提出,當時美國的全球地位至少存在四個根本性的弱點:一是人力赤字(很少有美國人願意在像阿富汗和伊拉克這樣的地方長時間工作);二是財政赤字(見上文);三是關注度不夠(選民在大約四年後就對任何大規模干預失去了興趣);四是歷史視角的缺失(決策者不願從前任那裡汲取經驗教訓,更不願意從其他國家吸取經驗教訓)。
但是曾經的大英帝國從來沒有這些事件。
另一個不同之處在於——這比財政赤字要深刻得多——是美國的負國際投資(NIIP),它佔GDP的比例是-70 %。
負的國際投資本質上意味著外國人對美國資產的所有權,超過了美國人對外國資產的所有權。相比之下,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儘管有大量的海外資產被清算以資助一次世界大戰,但它仍然有著龐大的正國際投資。從1922年到1936年,它一直保持在GDP的100%以上:到1947年才下降到3%。
拋售剩餘的帝國白銀(準確的說,是迫使英國投資者拋售海外資產,交出美元)是英國為二戰買單的一種方式。
但是美國作為一個債務大國,並沒有與之對等的儲備金。只有通過更多的公債出售給外國人,美國才能負擔得起維持其世界霸主地位的成本。
這對於維持其超級大國的地位而言,實在太不穩定了。
《丘吉爾:「我當首相不是為了主持大英帝國的葬禮」》
丘吉爾在《集結風暴》中的論點並不是在借德國、義大利和日本的崛起這一不可阻擋的進程來譴責英國的衰落。相反,他堅持認為,如果西方民主國家在1930年代早些時候採取更果斷的行動,戰爭本來可以避免。
當小羅斯福總統問丘吉爾這場戰爭應該叫什麼時,丘吉爾立刻回答說:「不必要的戰爭。」
同樣的道理,中國的崛起也並非不可阻擋,更不用說俄羅斯了。從朝鮮到委內瑞拉,所有與他們結盟的小國都是經濟上的弱國。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速度比預期的還要快,勞動力正在萎縮。
居高不下的公營及私營部門債務正在拖累經濟增長。它也可能在氣候危機中,首當其衝,因為它無法輕易改掉依賴煤炭,作為工業能源的現象。
然而,一系列事件的發展又很容易導致另一場不必要的戰爭。
最有可能是在台灣問題上爆發。
中國要統一台灣,而美國模糊地承諾要防禦中國——隨著東亞地區軍事力量平衡的轉變,這種承諾越來越缺乏可信度。
美國航母越來越難招架中國的東風-21D等反艦彈道導彈,而這還只是美國國防部無法解決的問題之一。
如果美國的威懾失敗,習近平發動突然襲擊,美國將面臨更嚴峻的選擇,要不然打一場漫長而艱苦的戰爭——就像英國在1914年和1939年所做的那樣——要不然就像1956年蘇伊士運河事件那樣,直接認輸。
丘吉爾說他寫《集結風暴》是為了表明:
邪惡者的惡意如何因善良者的軟弱而愈發猖狂;民主國家的結構和習慣為何——除非與更大的有機體結合在一起——會缺乏為卑微大眾提供安全感的毅力和信念;甚至在自我保護的問題上……謹慎和克制的忠告反而會帶來致命的危險……以及因為渴望安全和平靜的生活,而採取的中庸之道,可能會直接導向災難的中心。
他用一句精辟的格言作為這卷書的結束語:「事實勝於幻想。」
近年來,美國領導人過度熱衷於幻想了,譬如小布希領導下新保守主義者「全面統治」的幻想,還有川普想像出的美國「大屠殺」的黑暗噩夢。
隨著另一場集結風暴的到來,也許是時候面對現實了。
丘吉爾看透了這一點:帝國的終結很難不伴隨著陣痛。
——圖片:美國運輸機撤離阿富汗難民、美國最後離開的軍事領袖、拜登在白宮發表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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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10年內將超美國 「大國政治的悲劇」會否重演 - 陳岩
中國經濟何時超越美國?這個曾經頗有幻想成分的問題,在2020年變得愈發現實。
無論是2030年、2028年,還是2032年,這個時間節點的到來因為兩個因素變得十分重要——它近在咫尺,同時意義不凡。
大致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美國經濟規模超過英國,成為世界第一。
此後一個世紀,全球經歷了二戰、冷戰、蘇聯解體、反恐戰爭,以及不知多少次區域戰爭和經濟危機。但美國第一的經濟規模從未受到實質性挑戰——蘇聯計劃經濟全盛之時,規模只到美國四成左右;上世紀末,日本經濟巔峰,一度接近美國經濟的七成。
不過,兩個國家都未完成對美國的反超,一個解體,一個停滯。
20多年過去,中國站到與當年日本相似的位置——2020年伊始,中國經濟規模也達到美國的七成左右。緊接著,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使中國經濟迅速陷入冰凍,一季度陷入幾十年來首次負增長,似乎中國也將面臨日本相似的命運,從巔峰逐步滑落。
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年初看來,這塊中國經濟道路上的絆腳石,在年底回看時,卻成了墊腳石。
2020年中國很快控制住疫情,從第二個季度開始反彈,甚至在歐美疫情肆虐下,中國產能全開,外貿數據意外激增。美國卻反覆經歷疫情回潮,領失業救濟的隊排得越來越長。
此消彼長下,中美之間的經濟差距在這場世紀疫情中突然縮小,讓人不禁思考,超越之後,世界格局會發生什麼變化?意味著世界格局洗牌?還是不可避免地造成激烈衝突?亦或是這一天根本不會到來?
中國經濟超美:「是與否」 Vs 「早與晚」
中國經濟何時超越美國?不同的智庫都給出自己的答案,言下之意是,這已經不是一個「是與否」的問題,而是一個「早與晚」的問題。
英國智庫經濟和商業研究中心(CEBR)認為,疫情下中美兩國復蘇情況反差明顯,使中國經濟總量超過美國的時間提前五年,預計為2028年。
日本經濟研究中心也認為,這一天將在2028年到來。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和北京大學國發院共同出版報告《中國2049》認為,中國將在2030年後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相比之下,反而中國智庫的估計最為保守。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報告稱,中國經濟規模將在2027年超過歐盟,在2032年超過美國。
「中國經濟超越美國的確切年份並不重要。 」《中國2049》的共同作者、美國布魯金斯中國經濟資深研究員杜大偉(David Dollar)表示,這是一個更普遍的趨勢,融入全球經濟的發展中國家往往會逐漸趕上領頭羊。美國和其他發達經濟體要習慣與發展中經濟體分享國際舞台。
作為歷史學家,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東亞系副教授馬釗也認為,中國在GDP總量上接近並超越美國,只是時間早晚問題。從歷史發展脈絡上看,中國經歷19和20世紀這兩個世紀的動亂與興衰之後,再次回到了18世紀清中期的全球大國地位。
這個問題在社交網絡往往會引發激烈爭論,但在受訪專家看來,不值得大驚小怪,因為中國發展的態勢和規模,決定著這場超越很合理。
杜大偉(David Dollar)解釋,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四倍,因此中國只需要達到美國生產力的四分之一,就能達到同等規模。
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助理教授吳靖也持相似觀點。他認為,「中國經濟非常多元化,涵蓋大多數工業門類,並把經濟發展作為首要目標。最重要的是,中國人口全球之最,約為美國人口的四倍,因此可以形成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所以說,如果中國經濟持續增長,會自然而然超越美國。 」
馬釗則補充認為,還歸功於中國在過去的40年中的政治穩定,宏觀政策的連貫性較強。
中國:前路非坦途
細看各個智庫的報告,即便最樂觀的預測,也不認為中國躺著就可以輕鬆贏得經濟規模全球第一的寶座。
在中國國內,老齡化成為在前進道路上最兇悍的「灰犀牛」。
《中國2049》中描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實施嚴格的計劃生育,嬰兒出生率被人為壓低,而15-64歲的勞動年齡人口佔比迅速擴大到65%左右。因此中國迎來一波巨大的「勞動力紅利」,形成了「生產性」勞動結構。換言之,「花錢的」人口少,「賺錢的」人口多。更幸運的是,中國這一波人口紅利與改革開放重合,推動經濟高速增長。
然而,40年過去,「紅利」變成了「負累」,當年佔比巨大的勞動人口,逐漸老去,當年被計劃生育政策壓制的生育率,造成新的適齡勞動人口不足。即便現在中國逐步放開生育限制,出生率依然不見提升。
未來10年是中國經濟試圖趕上美國的時間窗口,恰恰是中國人口結構發生根本性轉變的區間。
中國社科院研究顯示表示,人口將從2027年開始收縮。世界銀行認為中國2029年人口開始負增長。與此同時,過去不斷增長的勞動年齡人口也開始掉頭向下,以年均780萬人的速度減少。
反觀美國,生育率高於中國,而且移民人口也能補充勞動力人口,相比中國「老齡化」的壓力小得多。
「作為一個傳統非移民國家,中國如何調動自身人口生育能力,彌補勞動力紅利的下滑,這是來自國內社會的挑戰。」馬釗表示。
不攔住「老齡化」這頭灰犀牛,中國可能永遠無法完成對美國的全面超越。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研究院易富賢曾在博鰲亞洲論壇上表示,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造成人口結構出現扭曲,這甚至將使中國經濟未來無法超越美國。
長遠來看,除了「老齡化」這只「灰犀牛」,中國還要防範兩隻「黑天鵝」——政治動蕩與軍事衝突。
吳靖表示,對中國經濟發展持樂觀態度,不過前提是避免影響經濟發展的社會動蕩,比如政治不穩定或軍事衝突等。
政治動蕩的可能來自國內。馬釗認為,中國延續40年的「改革開放」政策,正在被當下「大國崛起」的新口號所替代,那麼中國目前高度集權與高度管控的政治管理模式,是否能持續治理日益複雜與多元化的社會?在未來10-15年,中國也將面臨領導人代際更替,如何協調個人權威與體制治理的平衡與延續,這成為來自權力內部的挑戰。
軍事衝突的可能來自外部不穩定因素。中國面臨南海問題、中印邊界爭端、釣魚島爭議,以及台灣問題等外部不穩定因素,在中美關係快速惡化的背景下,可能演變為中美角力場,爆發區域性熱戰。
台灣的國民黨智庫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研究認為,目前中美間行動還有節制,不過已經朝大國戰爭的方向走去,而中國不斷侵蝕美國霸權地位,可能引來美國的全面反擊,而隨著兩岸敵意的增長,這可能使三方的敵意螺旋不斷上升,增加危機爆發的風險。
美國:世界經濟中心地位難撼動
雖然前路有險阻,但看到這樣言之鑿鑿的預測,中國大概會喜出望外。事實上,中國媒體和學界則多是警惕的聲音。
中國官媒旗下的《環球時報》認為,英國智庫經濟和商業研究中心做出的預測,有向美國和西方世界拉響「中國在加快崛起」警報的意味,要刺激、鼓動西方社會「行動起來」。
中國外交學院教授施展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即使中國經濟總量真的超越美國,也沒多大意義,因為討論國家實力,GDP是重要指標,但不能僅拿這一個指標來討論問題。比如,鴉片戰爭時大清的GDP是英國的很多倍。如果不去看經濟內部結構,以及各國在全球經濟當中的結構性位置,GDP第一有多大意義呢?
這一觀點不無道理。杜大偉(David Dollar)向BBC中文介紹,一個國家在世界上的總體地位不僅僅取決於經濟規模。 其他相關因素還包括創新能力、優秀的大學、文化影響力和民主治理的質量。 美國的全球地位在特朗普時代有所下降,但在拜登總統的領導下似乎已經在恢復。 中國要想在這些軟實力領域與美國競爭,就必須做出很多改變。
回顧歷史,歷次世界第一強國的更替,都不是在經濟超越後完成的。吳靖表示, 如果我們回顧歷史,英國取代西班牙,美國取代英國。我們會發現,當一個崛起大國確立了它的經濟地位之後,還需要很長時間來更新其全球地位,有時候也需要一些歷史機遇。
以美國對英國的超越為例,美國在一戰前後工業產值上超越英國,但彼時美國奉行孤立主義,對國際事務參與度低,全球貿易依然以英國為中心,以英鎊結算。直到二戰之後,美國的經濟規模大幅領先英國,1944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確立,建立以美元為中心的全球經濟網絡,美國才在事實上完成對英國的超越。
一個模型或許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中美在全球經濟活動中的位置。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翟東升研究認為,全球各國的經濟活動可以看作圈層結構,美國處在中心圈層,為全世界提供貨幣流動性;第二層以日本、歐洲等發達經濟體為主,以高科技研發和高端製造業為主;第三層為中國、東南亞等國,以製造業為主;最外面的第四層,是中東等提供原材料提供國。這個模型,從中心到外圍,以人均GDP為指標,依次遞減。
中國在不遠的將來,將憑借人口優勢,將在總體規模上超越美國,但並沒有取代美國處於中心的地位。事實上,中國僅僅希望從第三圈層向第二圈層,將傳統製造業升級到高端製造業,就已經招致美國的打壓。
中美競爭實質:大國的政治悲劇
芝加哥大學教授米爾斯海默在其專著《大國政治的悲劇》中為我們描繪了這樣一幅國際圖景:國際體系是一個險惡而殘忍的角鬥場,當一國受到另一國威脅時,沒有供它們求助的更高權威,因為國際體系中沒有守夜人,而且國家永遠無法確信其他國家對它們不懷有敵意。
在這個角鬥場上,要想生存,國家別無選擇,只得為權力而相互競爭,大國必須盡可能多地獲得權力來保護自己,以防任何國家的挑釁,最理想的結果是成為霸權國,擁有如此多的相對權力來保證生存,同時防止其他區域出現霸權國。
米爾斯海默舉例,美國在西半球成為霸權國,因此曾全力阻止德國及蘇聯支配歐洲,阻止日本支配亞洲,而崛起的中國勢必尋求亞洲霸權,因為這是生存的最好保證,同樣美國也將一如既往地竭力阻止中國。
「美國單純試圖遏制或者阻止中國崛起,很難成功,甚至會導致惡性競爭,或引發地緣戰爭。」馬釗認為,歷史上鴉片戰爭以大清王朝全敗,開啟近百年中西熱戰,而朝鮮戰爭導致其後20年的中美冷戰,兩場戰爭的代價巨大,但是歷史依然走到了今天中國重新崛起的這一刻,這說明外部勢力是很難徹底改變中國。美國對華可以採取接觸、影響、警示、甚至有限脫鉤的政策,但是美國不可能憑借一己之力改變中國。
與前幾次美國遏制德國、蘇聯和日本不同,當前的美國「內傷」嚴重。馬釗表示,從奧巴馬到特朗普,美國內部的極化爭鬥嚴重侵蝕了政治共識、道德共識,去年大選是對美國政治體制的一次壓力測試,而對特朗普的二次彈劾和國會山暴亂,說明這場測試慘淡收場。更重要的是拜登很可能只有一個任期,2024年美國又將迎來一次政治考驗。這都將損耗美國的「內力」,也必將影響美國的「外力」施展。
簡而言之,國與國的競爭猶如叢林,為了自身生存大國不得不努力攫取權力,遏制其他霸權國產生,因此中國崛起必然招致美國打擊,不同的是美國身患「內傷」,不得不一邊療傷,一邊出招。
米爾斯海默認為,如果生存是中國的最高目標,那麼中國別無選擇,只能像美國一樣,最大限度地佔有世界權力,其結果是中美間激烈而危險的競爭,而這正是大國政治的悲劇。
值得警惕的是,米爾斯海默寫下上述預言,是在近20年前,彼時中美間實力差距巨大。
20年過去,他的預言似乎實現在即。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在最近一場講座上表示,中美實力前所未有接近,而2020年代對中國和美國而言都是不成則敗(make or break)的關鍵時期,這對全球而言將是「危險的10年」。
原文:BBC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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