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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滲透法》是正當民主防衛還是侵害人權？中研院學者：爭議來自「民主防衛焦慮」
　
《#反滲透法》立法過程爭論不休，中研院法律所副研究員 #蘇彥圖 日前（17日）在一場論壇指出，《反滲透法》的爭議凸顯臺灣社會的「民主防衛焦慮」：對中國紅色不做防範可能讓威權滲透成功，但同時又擔憂不慎越界可能侵害人權。這種焦慮來自社會的政治立場分歧走向極端，民眾難以對超過民主底線、應該要阻止的事情形成「政治道德共識」，若生爭議更有陷入政治紛爭泥沼的風險。蘇彥圖表示，要化解這種困境，臺灣社會應該要對如何守衛民主取得共識，這也是臺灣接下來的民主防衛路途上，政府和社會都必須面對、處理的難題。
　
蘇彥圖認為，如果能對中國介入的目的、方法做出釐清，臺灣社會就能進一步思考，民主防衛機制要抵擋的目標是什麼，又該怎麼做才能獲得成功。另一方面對於《反滲透法》，臺灣社會也應該進一步思考，要怎麼樣讓這項法案及未來針對民主防衛的相關立法，更接近社會同意、有共識的基本規範，而不會落入只是特定黨派如民進黨主導通過的政治意象。
　
蘇彥圖也強調，美國在 1938 年面對德國納粹崛起、宣傳實力大增，制定了《外國代理人登記法》（FARA 法案），但隨著世界已進入網路時代的科技進展下，臺灣在面對中國威權銳實力、打造民主防衛機制時，政府更該強化「制度創新」思維，才有辦法因應挑戰。
　
#捍衛民主在沃草
　
中研院學者林宗弘：大選結果不代表中國滲透失敗，面對長期「臨戰狀態」臺灣人要準備 https://waa.tw/IgyplU
　
中研院研究員吳介民：這次選舉贏了，臺灣人也別想可以開始輕鬆過日 https://waa.tw/WOxM75
　
國際戰略學者籲用「代理人法」補強「反滲透法」：業配都需標示　境外勢力更要公開資訊 https://waa.tw/pddC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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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從威權造成最深刻的影響，就是責任感的喪失。」


這句話出自猶太心理學家Stanley Milgram，而過年聊天時，最容易見到這種威權體制社會造成的不負責任心理。


聽父母的話選工作的，怪罪當初父母不該要自己選擇這個科系，父母則反過來怪小孩不努力；聽父母的話結婚生子的，怪罪當初父母不該慫恿甚至逼迫自己，父母則怪小孩不懂婚姻的意義；也不一定是父母子女間的抱怨，還有聽信某領域權威而投資失敗的、聽信某長官的話結果職涯不順的，每個人都在怪罪另一個人，沒有人願意為自己的人生負責。


作為一個旁觀者，我們當然能輕鬆指出這種荒謬，但身處在這個體制之內的人其實與我們並無兩樣，只是威權的環境影響了他們的判斷，讓他們誤認為自己只是這個威權體制的「代理者」而不是自我的「負責人」。


這種體制最早始於儒家傳統，透過現代的分工程序進行，最後形成我們不負責任的後果。


儒家傳統讓我們初步地進入一個「聽話」的情境，聽父母、聽老闆、聽老師、聽權威的話，這種聽話透過每個各自獨立的「程序」執行，例如填志願的孩子，並不認為這是在選擇他的志趣及未來，他只是專注在如何把志願填好，例如結婚生子的人，只是專注在婚禮跟生育，卻沒想過這是不是自己要的生活，因為他們都只是聽話、只是負責眼前那看似獨立的程序，最終，導致他們認為自己不需要為那程序的後果、為未來負責。


如果可以理解傳統威權社會的荒謬，就能理解為何在這個社會推動轉型正義會如此困難。


威權政府除了傳統之外，還有強制力迫使你聽話，而那些侵害人權的行為，透過分工，簽署命令的人不去想像這命令造成的殘忍，執行命令的人認為自己只是奉命行事，他們並不是完全沒有道德觀念，但即使他們知道這是錯的，也會彼此都認為對方才是這件事情的負責人，自己則沒有任何道德責任。


如同台灣的過去一樣，Stanley Milgram也是在研究納粹為何會服從命令屠殺猶太人時得出這個結論，這也不是單純的道德問題，一個沒有責任感的社會，會進一步腐蝕他們的經濟、文化及族群和諧，而唯一改變的方式就是轉型正義。透過民主社會的轉型正義，民主政體的每個人都要理解無論在什麼情況下，我們都不可能完全拋棄自我的責任，若是下次再度面對威權的脅迫，我們至少要在可能的程度內嘗試反抗或是不要把命令執行地這麼徹底，我們要保留一點人性，因為我們不是只會奉命行事的機器，我們是人，我們的每一個決定跟動作，都或多或少取決於我們自己，無論是面對父母還是威權政府，無論是要你結婚還是要你殺人，我們都不能逃避責任，不能假裝自己沒有人性或沒有獨立思考能力，因為人類真的沒那麼爛。

「服從威權造成最深刻的影響，就是責任感的喪失。」


這句話出自猶太心理學家Stanley Milgram，而過年聊天時，最容易見到這種威權體制社會造成的不負責任心理。


聽父母的話選工作的，怪罪當初父母不該要自己選擇這個科系，父母則反過來怪小孩不努力；聽父母的話結婚生子的，怪罪當初父母不該慫恿甚至逼迫自己，父母則怪小孩不懂婚姻的意義；也不一定是父母子女間的抱怨，還有聽信某領域權威而投資失敗的、聽信某長官的話結果職涯不順的，每個人都在怪罪另一個人，沒有人願意為自己的人生負責。


作為一個旁觀者，我們當然能輕鬆指出這種荒謬，但身處在這個體制之內的人其實與我們並無兩樣，只是威權的環境影響了他們的判斷，讓他們誤認為自己只是這個威權體制的「代理者」而不是自我的「負責人」。


這種體制最早始於儒家傳統，透過現代的分工程序進行，最後形成我們不負責任的後果。


儒家傳統讓我們初步地進入一個「聽話」的情境，聽父母、聽老闆、聽老師、聽權威的話，這種聽話透過每個各自獨立的「程序」執行，例如填志願的孩子，並不認為這是在選擇他的志趣及未來，他只是專注在如何把志願填好，例如結婚生子的人，只是專注在婚禮跟生育，卻沒想過這是不是自己要的生活，因為他們都只是聽話、只是負責眼前那看似獨立的程序，最終，導致他們認為自己不需要為那程序的後果、為未來負責。


如果可以理解傳統威權社會的荒謬，就能理解為何在這個社會推動轉型正義會如此困難。


威權政府除了傳統之外，還有強制力迫使你聽話，而那些侵害人權的行為，透過分工，簽署命令的人不去想像這命令造成的殘忍，執行命令的人認為自己只是奉命行事，他們並不是完全沒有道德觀念，但即使他們知道這是錯的，也會彼此都認為對方才是這件事情的負責人，自己則沒有任何道德責任。


如同台灣的過去一樣，Stanley Milgram也是在研究納粹為何會服從命令屠殺猶太人時得出這個結論，這也不是單純的道德問題，一個沒有責任感的社會，會進一步腐蝕他們的經濟、文化及族群和諧，而唯一改變的方式就是轉型正義。透過民主社會的轉型正義，民主政體的每個人都要理解無論在什麼情況下，我們都不可能完全拋棄自我的責任，若是下次再度面對威權的脅迫，我們至少要在可能的程度內嘗試反抗或是不要把命令執行地這麼徹底，我們要保留一點人性，因為我們不是只會奉命行事的機器，我們是人，我們的每一個決定跟動作，都或多或少取決於我們自己，無論是面對父母還是威權政府，無論是要你結婚還是要你殺人，我們都不能逃避責任，不能假裝自己沒有人性或沒有獨立思考能力，因為人類真的沒那麼爛。

作者: 李濠仲 (《上報》主筆)

台灣人赴中國謀生，個人或公司名氣愈大，愈可能被迫公開政治表態的情況，幾乎成了明規。從奇美創辦人許文龍、威盛及宏達電董事長王雪紅、和蔡英文家族有「租賃關係」的海霸王集團、以及「涉嫌」支持蔡英文政府反制M503航路的台商李榮福，再到最新的國際知名麵包師傅吳寶春，大家爭先恐後「承認自己是中國人」，「接受一個中國的九二共識」，然後就以為自己可以贏得中國廣大市場的歡迎。「中式富貴法」似乎已超越傳統富貴險中求的境界，唯有超政治的人，才有辦法駕馭這種拚經濟模式。



台灣的存在，加倍印證美國喬治亞理工大學教授王飛凌在個人著作所言，「1949年以後，中國共產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復辟並踐行了秦漢政體。」「因此，一如以前的帝國君王們，中華人民共和國命中註定要以自己的面貌去重新規範世界，獲得其政治的合法性和政權安全。」



新疆、西藏、香港，然後是台灣，比起世界各地，疆、藏、港、台對所謂新秦漢體制儘管有程度不一的領悟和受制，由它而來的思想包覆，倒是漸漸趨近一同（當然，台灣還是有幸離得最遠的）。



自中美貿易戰開幕，不少西方政治觀察家的目光，大舉聚焦在那遙遠東方的一條龍到底怎麼翻身？既不全然像納粹德國，也超脫了蘇聯死氣沉沉的氣質，中華人民共和國究竟如何能對它的人民一邊實行低劣欠佳的統治（王飛凌用詞），一邊卻又能富國強兵，同時在國際政治上具有很高的競爭力？



答案未待呈上，中國的崛起，已像是反襯了現今美國霸權的江河日下。



有趣的是，當中國人極盡所能，只為填補過去空缺甚久的民族自信，美國人對自己在國際上不復以一擋百，卻未必覺得失落。至少不像當年英國從日不落國走向「日落之國」的心態不適那般明顯。



若我們進一步理解，自川普提出「讓美國再次偉大」這俗氣的口號，美國社會其實對「偉大國家」的想像，其實有很多不一樣的定義，他們有些關心的甚至是一個國家政治和經濟層面之外的事。



這應該有其歷史傳統，因為很長一段時間（西部拓荒前後），有歷史學家形容美國社會宛如處在一個政治真空的狀態，不僅政治對大說數人來說是次要的，他們看待國家領導者，也是一副是誰都無所謂的樣子。可為佐證的是，自19世紀以來，這個國家經常是由平庸的總統主政，結果整個國家不也照樣繁榮起來。



那時期奠下的自我認知，即靠著和平、高產能的「無政府狀態」，美國人相信，當一個由不同個體組成的國家，其民主演化成為那最基礎、最實用的大眾公約數，就不需要太多政府威權加以干涉，大家的生活反而可以愈來愈好。



17世紀英國哲學家詹姆斯‧哈靈頓曾宣稱在一個富裕社會中，正是大多數人的「漠不關心」（注意，此漠不關心屬於哲學形式），才得以有一個冷靜、健康的政治氣候。確實，曾經一段時間，看在美國人眼裡，那些習慣由政府主導意識形態，進而帶起民族狂熱的地區，簡直就是第三世界和巴爾幹半島的專利。



不熱衷政治，有時說不定連投票都漫不經心，除了華盛頓這一政經中心和各類媒體經常喋喋不休，原來有為數不少美國人直到今天仍缺乏政治細胞，但和「只要拚經濟，不要講政治」無關，而是積極擁抱高度個人主義，於是主張應該大肆削弱由政府主控國家發展的權力，讓大家自由發揮。



事實上，美國人從無一刻能全然高枕無憂，以為自己國家不會出現獨裁，以為自己政府不會變成像其他專制國家一樣暴虐，尤其當國家發展進入到另一階段，愈加需要一個大型官僚機構統整管理，進而促成大聯邦政府形成，這裡就已不再像當年平庸總統也無大礙的國家，且是走向了經濟霸權、文化霸權、軍事霸權和外交霸權。



時至今日，當這個國家還是有一大群人慣性地不問世事，寧可遠避政壇跌宕，那麼，是什麼確保他們能不被「政治冷感」反噬，不讓強而有力的聯邦政府變成大獨裁政府？民主？有可能，因為有選擇權，至少節制了即便是錯誤的年限。此外，當然還有更重要的元素，足以讓生活其上的人民，在國家成為世界超級強權的當下，不必畏懼從統治階級傳來的壓迫感，例如憲法第一修正案和第四修正案，一條保障了個人的言論自由，一條保障了個人不被不合理搜查和扣押的自由。



一個國家有憲法不足奇，重點在那套憲法可以在這個國家被實踐到什麼程度。在美國，奧斯卡影后梅莉史翠普可以公開反川普，美國著名饒舌歌手肯伊·威斯特可以公開挺川普，他們從不會因為個人政治信仰而失去工作，美國人早已習慣聽不同的企業家發表他們對於政治議題不同的意見，比爾蓋茲傾向民主黨眾所皆知，美國連鎖餐飲企業執行長安德魯·帕茲德還曾特別出書力捧川普，立場有別，無異的是他們的企業都能安然建在，兩人對美國皆是貢獻良多。



無論國家怎麼發展，每個時期他們總有人會跳出來質問：你要自由還是只是安全？對美國人來說，民主確保了自由，自由帶來個人真正的安全，人若有選擇，當然會希望安全和自由兩者都要，美國的例子，證明這也不是辦不到的事。



中國「新秦漢政體」的興起，實質受到挑戰的，到頭來不光是傳統西方秩序代表的美國，還包括每一個原本把自由當呼吸空氣的個人，一個個開始滑頭地跟著倡議顧飽肚子優先，以為肚子飽了就是安全，問題是，當人民自動上繳自由給統治者，請問你這「安全」還能稱得上常人以為的安全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