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文帝雖未開疆拓土，卻是行仁政，養民生的好皇帝｜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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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文帝劉恆，西漢第三代皇帝，是漢高祖劉邦的第四子；母親薄姬，雖然在宮中地位不高，但處事淡泊，為人謹慎；劉恆七歲被封為代王，就國於偏遠的代地(今山西境)，薄氏也隨子就國，從此遠離宮幃是非之地。劉邦去世，呂后專權，劉邦諸子多為呂后所害。至呂后去世，劉邦諸子只剩下了淮南王劉長和代王劉恆。這也算是劉恆的避禍得福吧!
呂后八年(公元前180年)七月，呂后駕崩。九月，諸呂被太尉周勃、丞相陳平等諸臣誅除。因惠帝劉盈無子，而呂后所立少帝非惠帝之子，故被廢黜，經諸臣權衡，遂擁立代王劉恆繼承皇帝位，是為漢文帝。
漢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其基本國策就是：休養生息。他在位其間，勵精圖治，從諫如流，把國家帶入了「文景之治」的繁榮時期。司馬遷在《史記.孝文本紀》中，是這樣評論漢文帝的：「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就是說，漢朝立國至文帝己有四十餘年了，文帝治國，德行最好。一個有作為的皇帝，除了有符合實際的治國方略和用人之道外，必定還會有精闢的言論流傳於世。現從《史記.孝文本紀》中，選出部分可以古為今用劉恆語錄來，以資借鑑。
劉恆說法制：漢文帝前元元年(前179年)十二月，文帝在與大臣們討論司法問題時說：「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論，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為收帑，朕甚不取。其議之。」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法令是治理國家的準繩，是用來制止暴行，引導人們向善的工具。如今犯罪的人已經被治罪，卻還要讓他們無罪的父母、妻兒和兄弟連坐並罰款，我認為這種做法很不可取。請討論。」他還說：「朕聞法正則民愨，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導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導，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於民為暴者也。何以禁之?」翻譯過來就是：「我聽說法令公正，百姓就忠；判罪得當，百姓就服。而管理百姓，並引導百姓向善的是官吏。如果官吏既不能引導百姓向善，又不能以法令為準繩公正地判罪，那就是在殆害百姓，並使之犯罪呀。還怎麼能談得上禁止犯罪?」
在討論時，對劉恆的這兩段語錄，司法大臣們也提出了不同看法，經過一番激烈的爭論，最終廢除了民怨極大的連坐罪以及向罪人收繳罰款的條文。遺憾的是，這只限於劉恆時代，以後仍連坐如初。到了明、清，連坐罪更是令人髮指了，朱棣在處死方孝孺時，還創造出一個株連十族的罪名。由此可知，在專制時代，百姓的命運完全繫於皇帝個人德行的好壞。
劉恆說自己：漢文帝前元二年十二月，在兩個月內連續出現兩次日食後，文帝即詔告各地官員：「…。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思之所不及，匄以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飭其任職，務省繇費以便民。」直譯就是：「…。接到詔令後，你們都要認真想想我的過失，包括你們知道的、見到的、想到的，所有我做得不夠的地方，懇請你們告訴我。還要推舉賢良公正，能直言敢諫的人，來補正我的疏漏。因此，官員要履行各自的職責，減輕百姓的繇役，節省官府的費用，做利於民眾的事。」
古人認為：兩個月內連續出現兩次日食的異常天象，是上天在向天子示警，警告天子必需糾正過失。此時的漢文帝並沒有把責任推諉到別人身上，而是自責自糾並下詔讓官員幫助自己糾錯。這與後世那種文過飾非，把人禍歸罪於天災的作法相比較，簡直判若雲泥。
劉恆說批評：漢文帝前元三年三月，文帝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用今天的話說是：「古代君王治理天下，在宮庭外設有進善言的旗幟和批評朝政的木牌，用來打通建言治國方略的途徑和招徠進諫的人。可是，現在的法令中，有誹謗領袖罪、妖言惑眾罪和顛覆政權罪，這就使得大臣們不敢完全說真話了，而做皇上的也就無法知道自己的過失了。這樣下去，又怎能招攬到天下賢良之士呢?政府應廢除這些阻礙言論自由的法律條文。……從今以後，都不能以任何言論來治罪。」
終文帝一朝，不以言論獲罪，始終堅持了下來。一個皇帝能倡導言論自由，並懂得言論自由對天子，對政府的好處，懂得「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堵，則氾濫，疏，則通暢。」的道理。這在封建王朝殊為可貴。可惜的是，這種言論自由在專制時代的存在都是短暫的。好的政策會因一人的存在而興盛，也會因一人的故去而廢止，即「人亡政息」。所以，言論自由在專制時代，從來都是曇花一現的(後重現於唐太宗朝)。沒有民主的社會制度作保證，哪裡會有言論的自由。
劉恆說農業：在漢文帝前元三年元月和前元十三年五月，文帝分別說過：「農，天下之本，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米。」「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者毋以異，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前一段語錄的意思是：「農業是天下的根本，我要開闢籍田(皇家的耕田)，親自帶頭耕種，生產供應宗廟祭祀用的穀物。」後一段語錄的意思是：「農業是天下的根本，沒有什麼比這更重要的了。現在農民辛勤地從事農業生產卻還要交納租稅，這就使務農和從商沒有區別了，這樣是不利於發展農業生產的。我們應當免除農田稅賦。」
在農耕文明時代，一個皇帝如果不重視農業，無異於動搖國家的根本。漢文帝能親自耕種籍田，瞭解農民之需求，提出減免農田之稅賦，作為一個高高在上的皇帝，實屬不易。難怪文帝一朝能夠五穀豐登，六畜興旺。
劉恆說生死：漢文帝後元七年(公元前157年)六月，文帝崩於未央宮，終年四十六歲。其遺詔曰：「朕聞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當今之時，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者。」「毋發民男女哭臨宮殿。」「歸夫人以下至少使。」將以上遺詔合併解釋為：「我知道天下萬物的萌芽生長，最終沒有不死的。死是天地間的常理，是萬物間的自然規律，沒有必要過分悲哀。當今之時，社會上都是喜生而怕死，為了厚葬死者而不惜損家破業，為了服重孝而不惜傷及身體，這是我最不讚成的。我死之後，詔令天下官吏和百姓，從令到之日算起，服喪三日就可以除去喪服。三日後，恢復人們的正常生活，婚慶娛樂，飲酒吃肉，概不禁止。我的喪禮從簡，不要組織男女群眾到宮殿前來哭靈哀悼，以免影響他們的生活。下葬以後，後宮夫人以下的嬪妃一律遣散回各自的娘家。」多好的臨終囑咐啊!漢文帝至死都在提倡節儉，施行仁政。可惜他的兒子，也就是漢景帝劉啟，沒有聽得進去。劉恆死後，劉啟徵調了京城附近各縣的士卒一萬六千人，內史所統轄的京城士卒一萬五千人，去做安葬棺槨的挖土，填土等活計，辜負了他老子節儉辦喪事的一片苦心。
漢文帝劉恆在位二十三年，雖未開疆拓土，卻能倡節儉，薄徭賦，行仁政，養民生。漢初的社會經濟之所以能夠得以迅速恢復，百姓能夠安居樂業，漢文帝功莫大焉。劉恆確實是個好皇帝，尤其是兩千多年前那些充滿了仁愛和智慧的語錄，就是放在時下，也是值得執政者們認真研究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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