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送中兩周年 — 接不住孩子的遺憾】
時常說 2019 之後是「低潮」。其實 2019 之前，我們都認為是低潮。低潮的源頭可以推到 2016、2014 甚至更早。2014 佔領運動是由於「一國兩制白皮書」決定了政改的篩選機制。那時上個世代的香港人發出聲音：「民主回歸」的期待遭否決，但由於是唯一預設路線，就算連佔領行動都計算入去，表面上香港還是陷入失語。
2014 至 2016年之間，時間漸漸由年輕一輩推進，反映在 16 年立法會選舉的很多新候選人，再加上第一次動用取消議員資格，最終結果也是非建制派「新陳代謝」。雖然在行政主導之下，議會的新人們最終又是大多數被政權踢出去，但議會戰線的「失敗」結果又進一步影響了整體香港人的民情和局勢研判。
人們時常說 2019 之後是「低潮」。其實 2019 之前，我們都認為是低潮。低潮的源頭可以推到 2016、2014 甚至更早。2014 佔領運動是由於「一國兩制白皮書」決定了政改的篩選機制。那時上個世代的香港人發出聲音：「民主回歸」的期待遭否決，但由於是唯一預設路線，就算連佔領行動都計算入去，表面上香港還是陷入失語。
2014 至 2016年之間，時間漸漸由年輕一輩推進，反映在 16 年立法會選舉的很多新候選人，再加上第一次動用取消議員資格，最終結果也是非建制派「新陳代謝」。雖然在行政主導之下，議會的新人們最終又是大多數被政權踢出去，但議會戰線的「失敗」結果又進一步影響了整體香港人的民情和局勢研判。
2014、2016 年之後，不同版塊的民眾相繼失望和絕望。首先出局的首先面對真實，也就是當政治機制不再開放，不能再用議席來養政黨的時候，該怎樣做？那幾年人們最馬死落地行的判斷，就是放棄議會賞金一途，所有事情自負盈虧，要去打工的，還是要去打工。2014 年之前制度開放，人們開玩笑選舉是去做賞金獵人。現在回望，1997-2014，就是收獲較容易的階段，或者說是制度較公道，進入政治可以獲得好處，一不小心就會名成利就；2014 年之後，風險逐漸增加，由「激進派」掃到「溫和派」，進入只有犧牲和奉獻的階段。
究竟政府要修訂《逃犯條例》的初衷是甚麼，現階段仍沒有真相，但香港人面對《逃犯條例》的反應，無疑比起以前政改、水貨問題、中港融合工程等等來得大範圍而激烈。事後孔明，這當然容易解釋：香港人一向沒有雙普選，沒有仍然可以習慣，但如果你拿去他的自由，那就是他認為自己一直有的，現在突然沒有，反應當然不一樣。
而且 2019 年更是之前幾年累積下來的結果，在立法會裡面曾經出現的標語 —「是你教我和平遊行沒用」，究竟是由於前幾年社會對人民的身教，還是由於6 月 9 日百萬人大遊行之後，我們聽見政府如常發出新聞稿說《逃犯條例》修訂工作會如期進行？
雖然如此，但在 6 月 9 日晚上之前，縱然一直樂觀其成，但同時亦不感樂觀，因為類似事件已經發生過很多次。習得無力感讓人未見到失敗，已經見到失敗的 dejavu。高鐵通過、普選無望、你支持的議員被強行 DQ、你的朋友因 2014 或 2016 被監禁……在那一晚之前，任何人都有充足理由「不看好」，甚至遊行或者當晚留在立法會的那些人，也未必看好，不過同時也有人盡做。一些盡做的人，後來也感染了其他人，大家都盡做。
當晚有人留在路上呼籲其他人不要走，「走就會完」。他們活於現在，甚至活於未來。活於過去的人，反而較難接受「現在」已經來臨。當你認為事情永遠不能改變，事情就可能超出預期的改變。歷史感可以是熟悉也是異形，這些真是 2017 年時高叫曾俊華是民主之父的香港人嗎？是同一班人嗎？可能是，他們在兩三年間的改變，可說是神跡。
在那無光之夜，不管你是支持還是反對修例、認為要用甚麼手段，暴風已經醞釀完成，最後都會吹拂所有立場。如果見過當晚的情況，你就會發現，當時的政治節奏其實就由他們掌握，不是其他在建制或者國際上更有話語權的人。
於是那幾個月香港形勢就很弔詭。開明派和特區政府對形勢都使不上力。曾經有人談論過「特赦」，但最後當然不了了之。可能是政府內部一輪 brain storm 之後，會發現就算破天荒特赦，也叫不停當時的街頭衝突，因為抗爭者不是一個團體，政府也跟他們沒有聯繫。另一方面一些泛民議員也勸阻攻入立法會的人，但同樣無效果。可能示威者自己也會盤算，一旦有特赦政策，就算全香港所有人都停下來，特區政府一有喘息之機，就會固態復萌，繼續鼓足幹勁推動不受歡迎政策。這個位，始終解不開。那一晚之後，人們再無法阻止時間奔流。
雙方都可能沙盤推演過，但雙方都不了了之。特區也好像搞過一些聽取年青人意見的閉門會議，但看來也效力不彰，而且「年青人愛做運動」其實都是 stereotype，中年和老年都如此，甚至更愛做。
從幾十年的歷史跨度來說，19 年是中國和香港菁英接觸和組織機制，在幾十年之後逐漸散功的臨界點。散到有事的時候，沒有德高望重的長老叫停。1989 年仍有司徒華可以震臂一呼「叫停」全港大遊行，不給中國添煩添亂，當時使用的理由也是「街上有鬼」。司徒華和香港人的最後衝突，可能是抱持支持政改的立場，於維園與反對者駁火 (阿豬阿狗論) ，之後香港就沒有國士無雙，形勢迅速發展。2014 之後抱持保守親中立場的民主人士，都無法再說服民意 — 雖然他們未必會承認當年城下之盟未盡如人意；雖然菁英骨架廢弛之始，亦可以追到 2010 年代之初。
在 2019 年甚至更早，本質的保守派憑著社會本能感知到抗議繼續下去會危害自己，但《逃犯條例》爭議在全港上空投下的陰影，同樣恐怖，可能兩害相權取其輕，終於還是接受了早過 2019 年出現的庶民倫理：不認同，可以默默走開，但不應割席。不割席意識，改變了整個 2010 年代的歷史循環。
近日臨近 6 月 9 號前後，很多網友發回顧帖文，有人自問自答，是否有感覺後悔？如果知道這一切，不如靜待那一晚結束，讓《逃犯條例》通過？很多人都認為冇得後悔，因為當日不斷推進的不是自己，而是特區政府。而且香港很多轉變的源頭，在 2010 年代初已經在中國萌生，其實跟香港人怎樣反應相關甚微，2016 年都是這樣評價旺角事件。
而且 2019 年已經有人命傷亡。當年 6 月尾自己去了粉嶺嘉福邨的一個燭光會，那裡也有人。當時沒有細想事件背後的意義，但也不是抱著悼念心態，單純是想記得別人更大的絕望。好不容易香港改變了，他們卻如此早夭。
很久以前在港台某個談話節目談到，自己想在這裡活著和直至死。後來收到一個已移英的朋友問，你覺得香港還能「擺」那麼久嗎？我有點語塞，因為確實是不抱希望，難抱希望。就像從 2010 年代到今天，香港都沒有多成功。確實也不是因為香港平日有多可愛。每天起來都要面對她，在恐懼下裝作若無其事，也不是輕鬆。對那問題，實在也是答不出甚麼面面俱圓的好答案。
香港是一個嬰兒不斷掉下來的懸崖，我們現在沒有能力接著他們，也接不著自己。每天要做甚麼？每天總是問自己。也許最含糊的講法，就是努力讓香港成為一個嬰兒掉下有人能夠接住的地方。你親眼見過耶穌復活，是幸運也是不幸，之後就要面臨一個棘手的人生問題：你見過之後要做甚麼？要怎樣過？繼續打魚，還是做其他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