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斯達 ：除了馴服香港，《國安法》旨在輸出一套普世適用的新文明秩序】
香港《港區國安法》由北京極速訂立之後，除了即時政治影響之外，對香港和世界都有深遠的文化影響。即時政治影響，就是人心惶惶，這兩日甚至有消息指，「港府正準備出境申請，要求所有市民出境至非中國地方，必須得政府審查及批准」，特區政府亦少有出面「闢謠」，指絕無其事。
「謠言」增加，反映空前的信心危機，而政府以往作為社會公信力當然代表的日子，已經一去不返。在反送中抗爭爆發之後，特區政府開始營運「添馬台」這個臉書專頁，除了發佈官方消息，也經常要「闢謠」，這正說明了「國家昏亂，有忠臣」的道家智慧，以前根本不用「闢謠」，因為香港有史以來都未陷入過如此的信心危機，才要有「闢謠機器」；「闢謠機器」的存在，弔詭地說明了政府本身不獲信任。
《國安法》極速醞釀的時候，特區之首林鄭月娥尚且無法回答事情，因為她表示自己都未看過相關條文。連理論上在香港擁有最高權力的林鄭，都無法知悉條文詳情，一般人的惶恐就十分容易想像。雖然2019年的抗爭，犯法者主要以「素人」為主，知名人士只是道德支持或者低調參與，但《國安法》的消息，也馬上導致香港知名的年輕人組織（香港眾志、香港民族陣線、學生獨立聯盟等）馬上解散，一些成員亦被迫離開香港；一些不隱瞞政治立場的食店，像龍門冰室，也高調宣佈「退出黃色經濟圈」；至於跟運動可謂關係極微的政壇上一輩，像李柱銘和陳方安生等，也程度不一地表態，跟衝擊行為割席；而香港的公共圖書館，在今日也據報開始審查書籍，與知名政治人物或者本土論述有關的書籍，都在電腦系統顯示「審查中」。
以上是幾天裡面的急速改變，可說是令人體驗了「山中一日，世上千年」的政治過山車。
中國的想法，有短抓和長臂。短抓是即時的「止暴制亂」，事實上法例的確嚇怕了很多人，令他們承受空前壓力而萌生退意（或假意潛藏，靜待時機），不過「暴」與「亂」事實上也沒有完全消失，在法例通過之後的第一天，即7月1日，雖然大遊行多年來第一次「不獲批准」，照樣有很多人上街，甚至在警察鎮壓拉人的時候，有人「搶犯」，幫助被抓者逃脫；甚至有人駕電單車撞警察、有年輕「刺客」用刀刺警察等等。雖然犯法的範圍縮小了，但烈度卻加強了。
至於「長臂」，就是法律政治之下的「文化影響」。很多人會噤聲，例如「光復香港，時代革命」，被特區政府定性為暗示「港獨」，認為這句口號主張要改變香港特區的法律地位。這可能才是中國的下的那盤棋，中國也許不是不了解，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既反映香港泛抗爭群眾的團結，也存在著分歧，也就是很多知名人物、政壇前輩，並沒有發動抗爭，而是「素人」自行其是。而有很多人自行其是，就證明著過去北京對香港菁英的統戰，已經隨世代更迭而失效。
李柱銘不斷在訪問中強調，年輕人不聽他的主張，便是證明。有份撰寫《一國兩制白皮書》，為香港開出強硬治理藥方的強世功，就理論化地將香港問題分為兩邊，一個是香港的政治主權，以及文化主權。他認為香港政治主權在北京手上，但文化主權卻在英美世界手上。他們認為，2014年以來香港的種種，說明了文化政治、文化主權這條戰線，中國做得不夠好，即香港人整體在文化上、意識形態上傾向英美世界，才導致香港如此難馴。
中國的藥方，就是希望在文化上改變香港。所以他們已經不是在經濟上、公共控制等方面著手，而是希望進行一個social re-engineering，改變「開放社會」，設置一些言論和行為的禁忌和底線，因為香港過去「太自由」了。《國安法》的後手，既在即時的阻嚇，也在於政治文化影響，因此「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八個字要禁，因為它背後是一套文化；中國也大炮轟擊過「黃色經濟圈」這個概念很多次，不在於經營「黃店」的東主個個都是鐵骨錚錚的硬漢，而是它將生活和政治抗爭融為一體，是一種持久長遠的危險文化。
強世功在其論述中，早就露骨地說過，北京在香港統治的目標，是要對香港人「洗腦贏心」。香港教育體系正在受到改造，這非常明顯，書籍發行恐怕也會受影響，集體自我審查一定是第一波文化影響；然而香港在體制之外的庶民文化，那一層非菁英的內容，即網絡和黃店，恐怕才是首要目標。
親北京人士說，《國安法》的效果是等於「二次回歸」，希望大家「放下屠刀」；而香港的親北京法律學者陳弘毅則說，《國安法》等於北京提出新的香港社會契約。這些意見和輿論風向，千頭萬緒總結就是一條：文化政治和憲政秩序。香港對於中國的具體作用，外面已有很多高論分析過，但對於中國來說，香港仍然有GDP、美元、和資金避險等具體作用以外的文化象徵意義，她是19世紀天朝帝國崩潰的碎片，「中國模式」不只是中國資金，而是一個具集文化、政治、經濟的文明秩序。
「中國模式」在香港成功，代表廣義的中國文明，克服了世界秩序、英美文明的侵蝕，「人心回歸」形諸於外，是吹響反攻西方現代性的集結號。所以對於香港以外的其他國家而言，中國的「文明輸出」將不會止於香港，而是必然「走向世界」，將「非開放社會」的方案推銷出去，或用自己的國力輸出去。具體結果，必然是削弱近世以來風行世界的主權國家秩序，將萬國重新排序為「以中國為中心的全球化」或「以中國為中心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因為中國自覺「中國模式」是人類最高的政治文明，而「王化」必須照遍世界。所以《國安法》適用的，不只是香港人，而是全球人類，只要進入香港就可能觸法。
英美秩序世界很明顯已有所轉向，盎格魯撒克遜文明，和東方「聖人之治」的秩序衝突，已經進入戰國時代。首先是美國，然後加拿大、英國、澳洲最近都一反常態，一度停滯的世界政治時間，再次開始流動。
台灣人首先當然像其他國家一樣，要固守自己的傳統，避免完全落入左岸聖王管轄，要以香港為戒；而香港也會產生一些數量不多的難民，英美世界將會吸收一部分，而台灣的條件未必像加拿大英美之類，也有敏感的國安疑慮，具體如何審查，當然是台灣人民的主權事務，不過不少人都覺得，先為緊急個案和支持民主主義的年輕人提供援助，既符合人道主義，也減少國安問題。
這些新力軍的視野、經歷和能力，也可以充實台灣的文化防禦力，年輕港人也適應力強，不會提議台灣闢出特區、大費周章要再現一個「新香港」，因為97前後出生的年輕人，沒有回望過去黃金時代的本錢，他們總是未來主義的，在乎自由人權和反抗極權，而多於要求別人為他們打造一個既定生態保護區。畢竟他們深明大義，知道如果世界總戰線失敗，生態區亦覆巢之下，沒有完卵。
總而言之，台灣的獨善其身，已經是貢獻了自由世界，沒有必要「建設民主中華」，也不必當香港人反攻中國的基地；但終究自由區和非自由區也在同一場戰爭中，為了將來的戰鬥，在不影響自身體質的情況下，及早動員、早做戰略投資，聯結海內外盟友，分清敵我，也是為了將來作打算。戰略線的健康延伸，有助保衛台灣本土的自由生態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