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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can’t reply］

高等法院第一庭的證人席旁，有個矮身木架，擺放了審訊相關的Bundle。 文件夾每個逾吋厚，約五六個排列在書架上，審訊談到那一份文件或證物，便需要從架上的文件夾中取閱出來。法庭很多時間就是消耗在翻查相關文件的程序上。文件夾背脊貼上了白紙告示，註明了這宗案件的編號及控辯雙方名字。

這宗案件為「HKSAR v. TONG Ying-kit」（香港政府v.唐英傑）。香港法庭文書處理，細緻非常。姓氏TONG全為大階英文字母，名字Ying-kit 中大小字母分野，讓人明瞭這組英文字需要連起來理解，但中間的「-」號又剛好分開了兩個中文字的粵語拼音。

唐英傑是誰？去年夏天之前，他不過是一個廿多歲，讀書成續欠佳，曾於台式茶飲店工作，後來到日本餐廳做侍應的香港年輕人。一夜間，他從藉藉無名的青年，變成了一個全港甚至全世界都知道的人。

只因他於港區國安法實施首日，即2020年7月1日，駕駛了一部電單車，被指衝向警方防線，車上插着「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旗幟，成為了港區國安法第一案的被告人。從此命運被改寫。

國安法首案開審後，連日來，歷史學者、政治學家、傳播專家，到庭上解說「光時」口號，是否有分裂國家的意思。然而學歷不高的唐英傑自己想甚麼？他想甚麼和案情有沒有關係？

24歲的唐英傑，身型壯碩，已還押逾一年。在三位穿墨綠色制服的懲教署職員押解下，進入犯人欄。連日審訊，他都穿同一套衣服。深藍色的西裝外套，黑色恤衫，配襯黑色領呔。同色系的領呔和恤衫融為一體，無聊時，他會用手指把玩領呔。

這天是審訊最後階段，控辯雙方律師「結案陳詞」的日子。唐英傑進入犯人欄後，三位法官未出來之前，律師團隊走到犯人欄旁，跟唐英傑商討甚麼。

律師們透過金屬欄柵送了文件給唐，而唐又俯身聆聽意見，多達九人的律師團隊有老有嫰有男有女，圍着犯人欄談笑。有些時候，律師們和唐談得輕鬆，抑壓着的「嘻嘻」聲在寧靜的法庭後方傳出來。

此案關於唐英傑的資料，有時是控方披露，有時是辯方提供，但唐自己沒有選擇出庭作供，只有他一名前僱主出庭作證。這位旺角台式飲品店老闆娘，指唐在社會運動期間擔任急救員，在案發當天約了唐到銅鑼灣吃午飯。

警方則從唐手機裡截取了社交媒體紀錄，對話裡，唐與友人於案發當天，收發過海隧道有設置了路障的資訊，而唐亦提時間「沒有遲，銅鑼灣未聚夠人」的說話。但辯方律師解釋，唐是社運的急救員，當天預備替傷者急救，而也約了友人在銅鑼灣區吃飯。

辯方今天翻出了唐英傑的中學成績表。辯方大狀Clive Grossman（郭兆銘）已達八旬，他手震震，口震震地拿着唐的成績表說：「中三那年，他的中史分數，一百分滿分，他只拿了五十分；全班130人，他考第124。」顯然，郭資深大狀想說明，唐英傑沒可能理解深奧的學術知識。

唐的爛成績，在辯方口中是說明他不知道口號的歷史意義；但對於控方來說，唐英傑在香港接受教育，有讀過中史課，而當日是七一香港回歸日，國安法生效第一天，加上關於國安法的報導已沸沸揚揚，控方周天行專員指，唐不可能不知道這支旗的意思。

周天行請法官翻看一個港島彩色地圖，周天行指出，唐英傑當天開着電單車，從東區海底隧道到港島，卻沒有直接去銅鑼灣，而是先到中環、金鐘、再繞回灣仔，先後經過（周指是衝過）四個警方防線。而從社交媒體截圖可見，唐知道自己在幹甚麼。

周續形容，唐四次被警方防線要求截停，但繼續駕駛，其中一次被射胡椒球也沒停下。控方指，唐非但沒停車，甚至加速，最後令三個警員身體「受嚴重傷害」。而現場圍觀人士拍掌歡呼，可見唐的行為嚴重危害警方及道路使用者安全。

相反，代表唐的辯護大狀郭兆銘則指，唐經過首三條警察防線，沒有直接衝向警察，而是繞開了，而第四次發生意外時，煞車燈一度閃亮。

郭資深大狀認為，「這不是恐怖分子的行為。恐怖分子不會按煞車掣，他也不會在社交媒體約人去吃飯，或帶急救用品出去。恐怖分子自毁之前不會說，我要約人去吃飯。」然而法官們卻指出，證據指當時煞車燈有亮起，但有交通意外專家卻指，其後車速是減慢還是加速沒法知道。

郭資深大狀又指，控方形容三個警員嚴重受傷是誇大了。「電單車不是致命武器，它不是機關槍。他在車上掛着那支旗，可以說是在showoff (炫耀)。但控罪說『嚴重危害社會安全』實在說不上。現場的圍觀人士，在拍掌喝采，那不是感到危險的人會做的事。怎能說公眾安全受威脅呢？」

郭更說，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也不見得受影響。法官杜麗冰此時指出，有證據指當時附近有一對年紀老邁的男女長者，正想過馬路。但郭堅持，沒有人感到危險。

郭資深大狀續指：「那是示威的時候，很多人在街上，街上很多人不滿政府，不滿警察。但說他這個行為嚴重危害社會，達至恐怖活動？說不上。控方引述的警方調查只證明，有人舉『光時』旗，有其他人喊港獨口號，但不能說所有人都同意其港獨訴求。」

控方周天行專員，今天帶出了要理解口號除了參考專家，也要考慮口號的 “ordinary meaning”, “ordinary understanding” 。周專員並引述案例指，常人理解口號意思如何，已可達至煽動入罪理據。

至於爭拗多天的專家意見，控方的周專員認為，包括辯方專家也同意劉智鵬教授對光時的理解（帶有分裂國家意思）是其中一個可行的理解。

周專員指控，辯方雙李專家指「光時」意義抽象又多樣的報告，不可靠又不可信。周專員指，辯方雙李專家(Eliza及 Francis)並非歷史學者，辯方報告裡的研究，也不是特意為此案進行，又指焦點小組的調查員在調查時發問了「引導性問題」。

但辯方的郭大狀則多次強調，法庭要小心不要隨便否定兩位辯方專家意見。「Eliza及 Francis是其領域上具權威的學者，兩人做的研究、著書、教學，均通過嚴謹的學術標準。控方劉智鵬或許是稱職的歷史學家，但劉智鵬教授不是政治學者，也不是政治傳播學者。Eliza及 Francis是真正的專家 (They are experts in real sense) 。」

今天代表辯方發言的郭兆銘資深大律師，年屆八十，眉毛稀疏，胖得有雙下巴，鼻子尖尖，耳朵卻特大。他在英國出生，曾於南非讀書，他嗓子陰柔，以英語提醒法庭：「正正是因為Eliza及 Francis的研究，不是特別為此案而做，而是他們老早以學者身份進行，更顯得他們是獨立而且不偏不倚 (independence and impartiality)。學界一直是這樣做研究，他們的方法受國際學術圈子認可。」

郭資深大狀，不時調整頭頂的假髮，或扯一扯身上的大狀袍，或在說英語的時候伸伸舌頭，舐舐自己乾涸的唇：「希望法庭不會說，這些專家的意見，我不用去理會，指控這些專家們是錯的，甚至說專家們一直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兩位學者告訴我們，社會運動的口號是抽象的，供人各自解釋，因為口號不只要帶出實質政治訴求，還要表達情感，團結群眾。」法官杜麗冰深思着，嘴唇緊合，神情嚴肅。

郭大狀也提及，控方證人劉智鵬教授，自己曾陪伴嶺大校長現身2019年7月「光復元朗」活動：「劉教授自己出現在『光復』活動，卻說自己不知道活動主題，也堅持自己不是參與者，只是去關心學生，這種說法很令人懷疑（suspicious）。」

控方還指辯方專家一個「關鍵性缺失」在「時間脈絡」不足，即「雙李」的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2019年，非案發的2020年。郭資深大狀在自己的總結中幽了對方一默：「吓，時間脈絡的欠缺，好像控方專家犯這個錯誤更嚴重，劉教授指口號意思幾千年不變，他好意思去挑戰辯方專家幾年或幾個月的差距？」

郭資深大狀，肚腩大大，說話帶有老派英式紳士的幽默感。對於控方的指控，例如舉起「光時」旗有煽動成分，是恐怖活動，郭資深大狀攤開他的老人手掌，不住反問： “What? How? Why?”

控方指梁天琦本人支持港獨，故「光時」八字有港獨意思；控方指此八字在中聯辦外被叫喊，故「光時」有分裂國家意思。郭資深大狀連續用英語輕輕而高音地反問，說話時縮起他那佝僂的肩膀，攤開滿佈手筋的手掌： 「“So What?” 梁天琦怎樣想，被告人怎知道？“So What?”中聯辦外的活動，被告人連去都沒有去，他怎知道？」

郭大狀重申了Eliza及 Francis的意思：「口號意思是多元的，抽象的。」他舉起了右手拳頭，舉向天：「正如我喊：『Let’s go out and fight for our rights!』(我們出去爭取權利。英語fight有『打鬥』和『爭取』雙義)，你可以理解為我要去寫信給報紙投稿，或參選議會，或者出去打人。一字歧義，是常見之事。」

「Eliza及 Francis提過，發訊者若想表達清晰的意思，會挑選一個意思更清楚的詞，不會選一個抽象的字去表達。『光時』這口號意思不明白，並不像『我們要去打林鄭月娥 (let’s go and beat up Carrie Lam)』那麼明確。」郭大狀語氣在說笑，但法庭裡卻沒有甚麼笑聲。

國安法首審，條文意思如何詮釋，萬眾觸目。這天，法官也曾和控辯雙方討論條文的法律觀點。

代表政府的周天行專員，提到「恐怖活動」罪行時，指出「光時」旗幟是一支帶有「政治議題(political agenda)」的旗幟，會向附近的人宣揚其包含的分裂國家意思，嚴重危害社會。

此時，唯一男性法官陳嘉信提出，根據國安法「恐怖活動罪」相關條文（24條），「造成嚴重社會危害的恐怖活動…..即屬犯罪。」陳官指，這條文是談活動(activity)而不是政治議題(political agenda)。陳官強調「的」這個字。而24條的細項指出，活動包括暴力、爆炸、縱火、破壞交通、干擾水電通訊等。

陳官解釋時，杜麗冰點頭。

周專員呢喃回應：「對，字面是這樣。」

彭寶琴插話：「不只是字面，是條例這樣寫，恐怖＿的＿活動，不是關於政治議題。(Activities intended to cause grave harm to society, not about political agenda)」杜官再點頭。

周堅持自己在提供事件的背景。彭官再重申。「我恐怕這一條法例不是談口號或談追求政治議題，而是關於破壞社會的活動。周先生，你是否接納這樣的解釋？」

周再說，因為唐的行為是針對警察。

彭官及杜官再重申條文是談「活動」。

周最後同意，恐怖活動罪的焦點是在「活動」一字上。

至於關於「光時」口號的控罪，則是國安法20條「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

彭寶琴問辯方，光時口號多義，為何郭大狀說「應當無罪」，兩者關係如何？彭官指出，「煽動」於口號有兩部分，第一部分，是指口號在這個考慮了歷史及處境，合理地造成一個事實，是口號有可能去煽動 (capable to incite)。第二部分，是指被告人當時的理解，有沒有犯罪意圖 (Mens Rea刑事意圖)。

而根據控方劉教授的報告，劉也承認，被告人車上插旗時腦海想甚麼他也不知道。於是大家在爭拗第一部分，即「光時」八個字，可不可能在不考慮唐英傑想甚麼的情況下，造成煽動。

郭資深大狀澄清，辯方認為，尤其考慮要對被告人公允，若有其他可能性，根本不應入罪。郭的話是指，這口號太抽象，根本不可能煽動 (the slogan is too vague to incite)。

最後，代表辯方的郭大狀，呈上了唐英傑之前的刑事紀錄，唐曾收過超速和受限制時間駕駛的告票罰款罪行。彭官指，現時唐被告三項罪，兩項和國安法有關，這些駕駛案底不相關，可以理解唐沒有「犯罪傾向」；然而第三項交替控罪，是和駕駛安全相關，則這些案底則要考慮了。

控辯雙方結案陳詞延續了一整天。下午四時許，大家也不知道，結案陳詞是否可以這天完成。

郭資深大律師未完成發言，他望了望時鐘，顯得有點擔心。結案陳詞的流程是，控方先說，到辯方再說，由於控方先說，辯方可以回應控方的話。

郭大狀不好意思的說，「我擔心之後要讓控方回應我，不夠時間。」此時杜麗冰法官微笑回答：「他 (控方周天行專員) 不可以回應，被告人擁有最後的回應權利。(He can’t reply. The accused has the last word.)」

戴了長方型眼鏡，年紀比郭大狀年輕，黑色短髮以Gel鞏固得竪起來的周天行，望了一眼他身旁的郭大狀，沒說甚麼，低頭做筆記。

這天所有程序完畢，三名法官宣佈，一星期後的7月27日下午三時，將會宣佈判決。

周專員向法官表示，當天他有事缺席，由另一位同事頂上。

而國安法案件，亦會排着隊開庭。

專家證人會不會再次在法庭就示威口號的意思交鋒，還看一周後，第一審結果如何。

（圖為今天替辯方結案陳詞的資深大律師郭兆銘 Clive Grossman）

【有拿香拜祖先的都要知道】

#記得收藏

我們的祖先來自何處？
我們的語言出自何處？
不要被意識形態民粹政客們洗腦騙了！

「堂號」！無論您是400年前、200年前、77年前、或何時來台，都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只有「堂號」能讓您完全了解。

「台灣人」的祖先大都是來自中國北方的中原地區，祖先為了逃避北方匈奴的侵略，而南遷到中國大陸東南沿海地區，所以「台灣人」大都是來自北方的中原漢人。

「五胡亂華」之後，華北經過長期戰亂，原先在河洛地區的(河圖與洛書，是中國古代傳說中，上天授與的圖象、數列)。
知識分子、士、農、工、商…等紛紛逃亡到江南地區避亂，也有族群避難遷徙，輾轉來到閩南泉州、漳州、潮州 、汀州或梅州、惠州…等地區定居。

河洛叫做「河圖與洛書」，河洛就地區來講，就是中國河南、洛陽一帶地區，廣義泛指「中原」。

為了讓後代子孫認識自己祖先的來處，使用「堂號」讓不同時間到達的移民，可以辨認自己的宗親，得到暫時的照顧。

久而久之，「堂號」成了姓氏宗親聯誼的代號。

「堂號」也可以使後代子孫認識自己祖先發源處，可以知道先人從哪來？

世界只有中國有「堂號」，我們不能讓「堂號」消失。

現今中華民族的族群當中，「堂號」最完整的只剩下客家族群。

堂號即祠堂的名稱或稱號，主要用於區別姓氏、宗族或家族、地名（姓氏宗族的發源地）。

堂號除在祠堂使用外，還會在 族譜、宅院、牌位、墓碑 等處使用。

以下我們從堂號來參考祖先從哪裡來?

濟陽堂：
丁、卞、江、柯、卻、陶、庾、蔡。後漢設濟陰國，晉改濟陽郡，在山東定陶縣地。

西河堂：
卜、苟、林、卓、宰、靳。漢時的郡名，今內蒙古（綏遠）鄂爾多斯地方，以及陝北、山西離石一帶。

河南堂：
於、山、方、毛、元、平、向、利、苟、邱、俞、陸、褚、廉、種。今河南陽縣。

東魯堂：
孔。孔子生於魯，地因人而名，故叫東魯。

雁門堂：
文、田、童、農。戰國時為趙地，漢為郡，地當山西舊代州，寧武以北及朔平、大同一帶。

隴西堂：
牛、辛、李、時、彭、董。秦郡名，地當甘肅舊蘭州、鞏昌、秦州諸府。

天水堂：
尹、皮、艾、狄、桂、姜、秦、莊、趙、嚴、上官。漢時郡名，在甘肅渭縣境，即今伏羌地。

平陽堂：
仇、汪、巫、來、常、鳳、管、衛、歐、饒。三國魏郡名，在山西臨汾縣境。

吳興堂：
水、尤、沈、明、姚、施。三國吳郡名，今浙江省吳興地。

太原堂：
王、羊、祁、易、武、祝、宮、溫、霍、閻、尉遲。
太原、汾州二府及保德、平定、忻州各地。

高平堂：
巴、范。漢時國名，今安徽省盱貽縣境。

南陽堂：
白、束、呼、姬、許、隆、葉、翟、韓、樂、鄧。秦時郡名，泛指河南省南陽及湖北襄陽一帶。

京兆堂：
申、史、宋、別、冷、杜、車、宗、段、計、韋、晁、郜、浦、象、康、舒、雍、壽、酆、黎、皇甫。
漢三輔之一，地轄長安以東至華縣一帶。

渤海堂：
甘、封、高、歐陽。漢郡名，地領河北省河間、滄縣、安次各地，南至山東吳棣境。

汝南堂：
左、言、汝、周、南、殷、商、梅、廖、袁、藍。
漢郡名，地轄河南舊汝寧、陳州二府及安徽穎州府。

武陵堂：
冉、華、龍、龔、顧。漢時郡名，今湖南省常德縣地。

上黨堂：
包、尚、連、鮑、樊。秦時郡名，在山西東南部，今長子縣境。

陳留堂：
伊、阮、虞、謝。漢時郡名，晉為國，今河南陳留縣，後移至開封。

上谷堂：
成、侯、冠、榮。秦郡名，地轄保定、易州、宣化、順天諸府，均在河北省。

沛國堂：
朱。漢時設郡，後漢改國，在安徽宿縣境。

晉陽堂：
匡、唐、景。秦漢時縣名，今山西太原地。

新安堂：
古。三國吳郡名，在浙江省淳安縣。

武威堂：
石、安、賈。漢武帝時郡名，即甘肅省武威縣地。

樂安堂：
任。南朝宋郡名，隋癈，在山東廣饒縣。

馮翊堂：
吉、雷。漢時郡名，為左馮翊轄地，即陝西大荔縣地。

中山堂：
仲、湯、藺。春秋時國名，屬北狄鮮虞國地，今河北省正定縣境。

西平堂：
池。東漢郡，今甘肅西寧縣。

安定堂：
伍、胡、席、梁、程。漢時郡名，在甘肅舊平涼、固原、涇州境。

東海堂：
有、茅、徐。漢時置郡，地當山東兗州東南，江蘇邳縣以東。

河東堂：
旅、薛、裴、儲、聶。秦時郡名，即山西西夏縣地。

下邳堂：
闕。後漢時國名，即江蘇邳縣地。

延陵堂：
吳。春秋時吳邑，季札受封延陵，今江蘇武進縣地。

廬江堂：
何。漢時郡名，在安徽廬江縣境。

北海堂：
邢、郎。漢郡名，東漢改國，地領山東益都以東至掖縣一帶。

平陵堂：
孟。春秋時齊邑，今山東歷城縣境。

彭城堂：
金、劉、錢。漢郡名，今江蘇銅山縣地。

清河堂：
房、傅、張。漢時郡名，地當河北清河、故城、棗強、南宮諸縣，及山東清平、恩縣、冠縣、高唐、臨清、武城一帶。

東平堂：
花。漢國名，即山東省東平縣。

博陵堂：
邵。晉國名，後改郡，今河北省安平縣境。

山陽堂：
岳。漢郡名，故城在河南修武縣，曹丕篡漢，廢獻帝為山陽公。

滎陽堂：
昌、潘、鄭。戰國時韓地，今河南省滎陽、成皋一帶。

臨海堂：
屈。三國吳，分會稽東部置臨海，在浙江省，舊稱台州。

范陽堂：
鄒、簡、燕。范陽是古郡名，即今河北省涿縣地。

齊郡堂：
查、晏、覃、富、譚。漢時郡名，後改為國，今山東臨淄地。

高陽堂：
紀、耿。漢時縣名，今河北省高陽縣地。

敦煌堂：
洪。漢時郡名，今甘肅西部敦煌縣。

魏郡堂：
柏。春秋時國名，在山西芮城縣境。

扶風堂：
馬、班、祿、萬、魯。隋時置郡名，今陝西省扶風、鳳翔一帶。

千乘堂：
倪。漢時郡名，在山東地城、益都一帶。

會稽堂：
夏。秦郡名，地當江蘇東部、浙江西部，即今紹興。

河內堂：
苟、荀、司馬。漢郡名，地當河南省黃河與太行山之間，今武陵、沁陽一帶。

廣陵堂：
貢、盛。漢國名，後改郡，今江蘇都縣地。

薛郡堂：
海。秦時郡名，地轄山東西南部、江蘇東北部。

河間堂：
凌、章、詹。漢國名，後魏改郡，在河北獻縣及河間一帶。

南昌堂：
塗。漢縣名，在江西南昌地，洪州塗氏為豫章望族。

豫章堂：
羅。漢郡名，在江西南昌縣地。

潁川堂：
陳、鄔、賴、鍾。秦郡名，地轄河南舊許州、陳州、汝寶、汝州諸府，蓋指潁水流域。

護國堂：
逢、邊、戴、稽。春秋時陳焦邑，今安徽省亳縣地。

餘杭堂：
隗。隋郡名，唐復為杭州，今浙江杭縣。

汾陽堂：
郭。漢地名，唐併入陽曲，在山西省，唐將郭子儀受封於此，因而名傳。

瑯琊堂：
符、雲、諸葛。秦郡名，地轄舊山東兗、音、沂、萊四府，後漢為國，在臨沂縣境。

廣平堂：
游、賀、談。漢郡名，後改為國，今河北雞澤縣地。

江夏堂：
費、黃。漢郡名，在湖北雲夢境。

遼西堂：
項。秦郡名，地轄永平、承德、朝陽、錦州、新民一帶，在遼寧與河北間。

平原堂：
東方。漢郡名，在山東舊武定、濟南二府之西，及樂陵、長清一帶，即平原縣地。

頓丘堂：
葛、司空。春秋衛邑，在河南省濬縣。

弘農堂：
楊。漢時郡名，在河南省靈寶縣境。

百濟堂：
福。春秋時國名，在今朝鮮半島。

內黃堂：
駱。漢時縣名，今河南省內黃縣地。

江陵堂：
熊。春秋時楚郢都，漢置縣，宋改都，今湖北江陵地。

鉅鹿堂：
魏。秦郡名，晉為國，今河北鉅鹿、寧晉一帶。

蘭陵堂：
蕭。晉時郡名，在山東嶧縣，南朝宋移昌盧，在滕縣境。

解梁堂：
關。春秋時晉邑，地領山西解縣、臨晉、虞鄉諸地，後漢關羽，即解人也。

燕山堂：
竇。遼時燕京，宋改燕山府，地領河北省北部及東北部。

武功堂：
蘇。漢郡名，在陝西郿縣境，今設武功縣。

始平堂：
翁、馮、龐。晉郡名，三國魏改始平，在咸陽附近。

梁國堂：
墨、橋。漢時梁國，後魏改郡，唐改宋州，在河南商丘縣境。

濟南堂：
伏、寧。漢初置郡名，即今山東歷城縣境。

平昌堂：
紅、孟、管、離。三國魏置郡名，治安丘，在今山東安丘縣地。

濮陽堂：
爰。漢縣名，後魏改郡，即古帝丘，在河北濮陽縣及山東濮縣一帶。

著存堂：
呂。福建省詔安縣秀篆鎮。

殷禮堂：
宋。陝西西安市，陝西西河郡。

我們現在講的「台語」正確名稱～不是台灣話、更不是閩南話、也不是福建話，正確叫做～「河洛話」！
河洛話：源自河南洛陽，俗稱中原話，在唐朝時期就是講河洛話，唐朝武則天就是講河洛話；日本現在廟宇和尚念經朗誦的語言就是用河洛話！

「國家的國寶」陳垣：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的污點｜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11月12日，亞運會開幕當天，也是中國史學大師陳垣先生誕辰130週年紀念日。

11月21日，國內數十位在陳垣研究、史學研究方面卓有實績的專家學者齊集中山大學，追憶研討這位廣東籍學人、當代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的學術貢獻。

陳垣先生的長子陳樂素、嫡孫陳智超先生也都是著名的歷史學家，「新會陳氏」祖孫三代均在史學領域內蔚為大家，是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一段佳話。陳智超先生應邀參加了此次研討會，並接受羊城晚報記者的獨家專訪。

一、「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有一個重要觀點，即「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這句話是他在什麼環境下講的？他做過哪些努力？

陳智超：這話他不止講過一次，並不是一句即興或者偶爾的話。最早應該是1921年，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會議上。他當時的學生鄭天挺回憶，陳老師(援庵)說：「現在中外學者談漢學，不是說巴黎如何，就是說西京(即日本京都)如何，沒有提中國的。我們應當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奪回北京！」

羊城晚報：他在不同場合多次重申過這個觀點。

陳智超：1929年，陳垣先生在北平師範大學兼任過一段時間歷史系主任。他的學生柴德賡回憶說：「援庵老師深以中國史學不發達為憾，常說日本史學家寄一本新著作來，無異一炮打到我的書桌上。」

1931年9月14日，胡適在日記裡提到：陳垣問我，漢學正統這時候在西京，還是在巴黎呢？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兩個人就相對嘆息，希望在十年之後，把漢學中心奪回到北京。

羊城晚報：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有這樣想法的不止陳垣先生一位。

陳智超：對，包括胡適、傅斯年、陳寅恪等諸位先生，都深以為憾，並且有緊迫感。祖父在北大的一位學生朱海濤回憶，「九．一八事變」以後，學生問陳先生對於時局的看法，他就說：「一個國家是從多方面發展起來的，一個國家的地位是從各方面的成就累積起來的，我們必須從各個方面努力和人家比……我們幹史學的，就當處心積慮在史學上壓倒人家。」

二、學術沒有國界，但學者有祖國

羊城晚報：世界著名的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對陳垣先生非常推崇。但是我們也看到，陳垣先生曾作《敦煌劫餘錄》，以「劫餘」二字表達對斯坦因、伯希和這些西方漢學家某些行為的斥責。那陳垣先生和伯希和有沒有過交集，他們的關係如何？

陳智超：伯希和確實不止一次在公開場合稱讚援庵先生，都有記載留下來，這是一方面。此外，最近在存於巴黎吉美博物館的伯希和檔案中，發現有陳垣先生給他的信，信中提到，你寄來的文章我收到了，一共十五冊。你請我送給王國維先生的單行本，我也轉交了，但很可惜，轉交三天之後他就自沉在昆明湖了。從這裡就看到伯希和、王國維與陳垣三人之間的關聯。

他們兩人有證可考的交往可以追溯到1924年左右。伯希和研究過摩尼教，來華在福州時聽一位龔先生說，在福州烏石山有兩塊摩尼教的碑，但沒有來得及去看。後來伯希和就寫信給陳垣先生，托他有機會再查找一下。陳垣先生的助手樊守執是福建人，正好去福州辦事，於是囑他查找，花了很大功夫，可惜最後還是沒有找到。

羊城晚報：看來他們之間不僅有學術上的交流，而且是可以互相託付辦事的關係。

陳智超：應該說不是一般的交往。1933年，伯希和又一次來中國，當時他把俄國博物館館藏的《元秘史》拍了照片送給中國，中國方面招待他，我的祖父也參加了，而且還回答他的問題，這封信都保留下來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撰寫《敦煌劫餘錄》大概也就在上世紀30年代吧？

陳智超：這部書是1931年出版的。為什麼叫「敦煌劫餘錄」呢？是因為敦煌的這些經卷，後來藏在北京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是經過斯坦因、伯希和掠奪之後，剩下運到北京的部分，一共八千卷。陳垣先生在助手幫助下，花了三個月時間整理清點了一次，編出了這部目錄書，這應該說是敦煌卷子裡面最早的、最科學的目錄。

出版的時候，陳垣先生在序言裡點名批評伯希和：「(清光緒)三十三年，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繼至敦煌，載遺書遺器而西，國人始大駭悟。」有人當時就建議，是不是可以用詞緩和一點，「劫餘」二字過於刺激了。但是他說不行，「劫餘」二字還不能抒發他的憤慨之情，所以堅持不改。你說伯希和知道不知道這個事情？當然知道，而且後來二人確實見了面，伯希和還是對他表示敬意。從此我們可以得到重要的啟示，在外國人面前，只有堅持正確的愛國立場，而不是奴顏婢膝，才能得到對方的尊重。

羊城晚報：那麼陳垣跟伯希和的關係，如果單純從個人層面來說，還是比較友好的。

陳智超：學術沒有國界，但是學者是有祖國的。伯希和是西方最傑出的漢學家之一，但也是掠奪敦煌文物最精的一個人。此人有他的兩面性：1933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日本人趁伯希和第二次來華，希望他也能訪問日本，但他為了表示對日本人侵略東北的憤慨，取消了赴日行程。1945年10月伯希和去世時，陳垣先生還寫信給傅斯年表達了惋惜之情。


三、治學無捷徑，唯有刻苦和持之以恆

羊城晚報：我們看很多關於陳垣先生治學的文章，深感他除了以研究成果影響後代，其治學之道也給今天的學術界帶來很大啟示。

陳智超：我看啟示應該是多方面的。首先有個大前提，從陳垣先生有志學歷史開始，就有一個很明確的觀念：作為歷史學家要有一種自覺，要喚醒國民的歷史觀念。什麼是歷史觀念？不同時期有不同重點。在他那個時代，就是不能忘記外國的侵略，不能忘記中國的光榮傳統，不能忘記中華民族抗擊侵略的氣節。學習歷史研究歷史的目的，這一點是首要的。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做學術不僅憑興趣，更不是為了成名成家，而要有家國之思、民族之念。

陳智超：這一點很重要。另外，他強調治學無捷徑，唯一的體會就是刻苦和持之以恆。比如說有四年時間，因為每天都很早起床編《中西回史日曆》，苦心設計簡明方便的表格，結果得了胃病，只能吃麵，對於一個廣東人來說實在痛苦。在他60多歲研究佛教史時，因為需要參考的一部典籍貯藏在一個潮濕陰暗的地方，多年無人進入，蚊蟲很多。他每天都是吃了奎寧就進去用功一天。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言必有據，實事求是」的嚴謹態度也給人留下很深印象。

陳智超：他強調，歷史學者就應該對歷史負責，要求真，不能去編造歷史。為了求真，有些問題就不是一下子能解決的。陳垣先生倡導文章不要急於發表，「寫成之後要多置時日」，認為如此一來，一者或許有新的材料補充，二者或許有所修正。他自己就曾經重金購買清人的手稿，研究其修改的過程，了解前人怎樣做學問。還有，他要求「不說閒話，力求創新」，提倡「理要講清楚使人心裡服，話要講明白使人看得懂，閒話不說或少說。」在學風上則力求創新，「凡論文必須要有新發現新解釋方與人有用」。這些思想和親身實踐對當今學術界是有借鑑意義的。


四、長居北京，與嶺南割捨不斷

羊城晚報：還想向您請教陳垣先生與嶺南文化之間的關係。首先，出身於一個務實的廣東商人家庭，對於他的人生和治學有沒有產生什麼影響？

陳智超：應該說有很深的影響。祖父是我們家族第一代的讀書人，他前兩代是經商，再前面恐怕就是農民。同輩也有很多經商的，但他從很小就喜歡讀書，雖然沒有家學淵源，也沒什麼師承可言。

祖父當時看書，並不限於只看四書五經，尤其喜歡讀史籍。於是長輩裡就有人指責他不務正業，但是曾祖父還是「購書無吝」。例如他十六歲那年，買了一部《二十四史》，就花去了曾祖父一百多兩銀子，這不是一般的支持。

羊城晚報：家庭給了他比較殷實的經濟基礎，父親又給了他寬鬆的讀書環境，這是家庭的影響。那麼地域方面呢？

陳智超：廣東這個地方，一方面最早感受到列強侵略，另一方面歐風美雨也是最早被感知。祖父在五歲以後就到了廣州，當然跟在新會時大不一樣，接觸了很多新知新事。另外，他在博濟醫學堂和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求學任教經歷也十分重要。這幾年所受到的近代自然科學的嚴格訓練，對祖父後來的史學研究起了積極作用。他在上世紀30年代的一封家書中曾說：「余今不業醫，然極得醫學之益，非只身體少病而已。近二十年學問，皆用醫學方法也。有人謂我懂科學方法，其實我何嘗懂科學方法，不過用這些醫學方法參用乾嘉諸儒考證方法而已。」雖然有點自謙，但這也確實是他能超越乾嘉大儒的原因之一。

羊城晚報：那他為什麼後來就長居北京了呢？

陳智超：他中間也曾短期回鄉，但應當承認，定居北京對他一生來講，有很大的影響。那時不像現在，即使你在窮鄉僻壤，只要有互聯網就可以知道天下事。祖父那個時候就不一樣，要看《四庫全書》，在廣東行嗎？要跟第一流的學者交流，也要在北京才有這個便利。

羊城晚報：那他思念廣東嗎？

陳智超：很思鄉。這種思念，甚至包括到具體的食物，如燒鵝、土鯪魚等。家鄉的災害他很掛心，而且對廣東學者也非常提攜，比如說岑仲勉先生，本來在廣州一所中學當老師，把刊有自己作品的校刊寄給我祖父，他馬上就轉送給了陳寅恪、傅斯年諸先生，直至將岑先生一步步薦入歷史語言研究所。

羊城晚報：您祖父在北京時，還說粵語嗎？

陳智超：在家裡他一直都說粵語。而且，他要求在北京生長的子弟，也一定要學廣東話，有時候還會親自教。在廣東的子女，也要想辦法學官話，甚至連我的姑姑都接到北京來上小學。


五、「二陳」比較研究，應不帶偏見

羊城晚報：今天的研討會也有很多學者提到了陳垣和陳寅恪兩位先生的比較，這也是近年來比較「熱門」的一個課題。您如何看待這種比較？

陳智超：我的看法是，我們要實事求是、不帶偏見地去研究。有些人連兩位先生的主要著作都沒看過，就發表議論，這不大合適。

陳寅恪先生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所的學生戴家祥提到，他在跟老師散步的時候，陳先生講，我就佩服兩個人，一個是王國維先生，第二位就是陳垣先生，他「學問踏實，德才兼優」。陳寅恪先生在給陳垣先生的信中，稱他為「大師」，據我所知，這樣的稱呼在寅恪先生的信中好像是絕無僅有的。另一方面我祖父對陳寅恪先生很尊重，他在給我父親的家書裡面描述，自己怎麼希望陳寅恪先生給他寫序，而且也只有他能寫這個序言。這種推崇不是虛名和客套，他們二人互相都很推崇。

羊城晚報：但是新中國成立以後，陳寅恪先生寫出了《柳如是別傳》、《論再生緣》這些皇皇大作，但陳垣先生的論著比起以前就少了很多。人們會從這些比較上得出某些結論，您怎麼看？

陳智超：首先有一個問題不能回避，陳垣先生比陳寅恪先生大十歲。其實，並非1949年後陳垣先生的論著戛然而止，他最後一部大的著作《通鑑胡注表微》是在1946年刊行的，那時他已經66歲。當時他在家書裡面就多次流露「將軍老矣」。

羊城晚報：是不是也有身體不好的原因？

陳智超：一方面當時關於輔仁大學的爭奪很激烈，梵蒂岡要停發經費，輔仁還有三千多師生，中央人民政府不管誰管？這裡面的鬥爭牽扯了他大量的精力。另一方面，年事已高，他也確實身體狀況不樂觀。1953年祖父給冼玉清先生寫了一封信，大意是說：四九年以後因為各種事忙，沒有時間寫學術文章，我正要寫了，結果右手麻木了；請蘇聯專家醫生看過，說我要立即停止一切工作，要休息。這一次就住院大概一百多天，然後陸續又住了八、九次醫院吧，1964年還動過一個大手術。健康狀況不允許了。


六、陳垣還擔負相當的社會工作

羊城晚報：新社會帶給他的震動應該也很大。

陳智超：這當然也是另外一個原因。他經過了晚清、北洋軍閥、國民政府、日本人統治，曾經一度對辛亥革命之後的民國成立以及抗戰勝利都抱有很高期望，但最後都失望了。解放以後為什麼他轉變很快，並不是因為讀了很多馬列主義的書，而是因為看到了現實。我老引這段話，祖父1949年曾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文章中說：

「有人問我北平解放後，你看見些什麼和以前不同？我告訴他，看見的先不說，我告訴你看不見的。解放後的北平，看不見打人的兵，看不見打洋車伕的警察，街上看不見乞丐，看不見整天花天酒地的政府官吏，看不見託人情送官禮的事情，更看不見有所謂『新貴』在琉璃廠買古董……這不同於以前的改朝換代，的確是歷史上空前的、翻天覆地的大變革。」

羊城晚報：那麼他在學術上主要做了什麼？

陳智超：1949年之後，祖父主要做了兩件大事：因為他原來的著作很多都是木刻本，或者在雜誌上發表，現在全部由國家出版社排印出版。大部分著作都是他在解放後精心修改過，並且重新整理的，這是一件工作。另外，就是著手整理《舊五代史》和《冊府元龜》，這是很大的工程，但沒有來得及完成。

羊城晚報：此外，陳垣先生的社會工作也相當繁重。

陳智超：是的，他關心史學教育，繼續指導學生，為出版社審稿，還當著幾千人學校的校長，這都佔去相當的精力。以前的幾十年，他每天凌晨四時起床讀書寫作，晚上九時就寢，生活很有規律。但解放之後，因為不斷參加各種會議，午夜才入睡也成了常事。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二陳在解放後的身份迥異，所以他們承擔的職責也是很不一樣的？

陳智超：對。陳寅恪先生應該說是比較純粹的、學院式的學者，陳垣先生有相當的社會活動，而且還是一位教育家，這個區別客觀存在。

羊城晚報：二人原先在學術上經常交流，新中國成立以後，這種交情還在嗎？

陳智超：這種交往一直沒有斷。過去兩人通信很頻繁，後來因為陳寅恪眼睛失明，沒有直接通信的可能，但還是互相關心的。1953年12月，陳垣給冼玉清先生的信中寫道：「中古史研究所事情當汪君未南行前，曾到舍間商酌，同人意見以為所長一席，寅恪先生最為合適。今聞寅恪先生不就，大家頗為失望，奈何！」而在1955年的信中，陳垣問冼：「寅恪先生起居佳否？聞其女公子調粵工作，可以照顧，甚善。」可見其關心。

七、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

羊城晚報：最近您主持編輯的《陳垣全集》出版了，人們發現書中收入了他生前寫的一個內部檢討材料，裡面交待了有關「曹錕賄選」的情況。

陳智超：我始終不把祖父看做一個完人，更不是把他看做聖人。他就是一位傑出的史學家、教育家、愛國者。他參加曹錕賄選是在1923年，我在全集裡面特別收了他寫的一個內部檢討，當時領導並不要求、也不希望他公開檢討，是他自己寫的。我把這篇文章也發表了。我覺得，既然是全集，就要反映全面。他自己一直認為，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我也不能給它抹掉了，我保留這封檢討，是讓人家全面了解他，他不是完人，也曾走過彎路。

但是，評價一個人的一生，看他的全部，要看他的晚節。就在參加賄選的同年，他寫了被蔡元培先生稱為「石破天驚之作」的《元西域人華化考》，後來又被推舉為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和故宮博物院理事，為保護故宮及故宮文物，與北洋軍閥進行了堅決鬥爭，一度還被捕並遭軟禁。上面提到的陳寅恪先生稱他「德才兼優」，也是在「賄選事件」之後。從這些也可看出當時社會對他的評價。

羊城晚報：那麼這件事到底當時是個怎麼回事？

陳智超：當時陳垣是國會議員，是拿薪水的，而且這個是他主要的收入來源。但由於連年戰爭，薪水已多時未發，後來得到通知說要補發欠薪了，也同時要求他們參加選舉。這是他終身的憾事。

八、三次婚姻與感情生活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出生在一個大家庭，有兩位母親，先後有三個妻子、十一個子女。在感情方面，他處於一種什麼樣的狀態？

陳智超：陳垣5歲時，父親把他過繼給了去世而沒有子嗣的三伯父。陳垣後來回憶說，雖然與過繼母親李氏生活在一起，她對自己也百般關愛，但畢竟是在生母周氏的懷抱中長大，對她還是很依戀的。每次吃飯，他總是在過繼母親處吃一點，然後又偷偷跑回生母那裡去吃飯。五六歲他就離開家鄉到廣州求學，除了有限的幾次回鄉省親外，很少有與母親見面的機會。他常因不能親自侍奉母親而內疚。

年輕時陳垣聰明博學，又長得一表人才，在廣州時被稱為「靚仔垣」。還有人提到這麼一件事：由於經常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又擅長演講，陳垣的名氣與日俱增，招來了不少開放女性的追求。陳垣有段時間用筆名發表文章，其中一個筆名是「豔」，友人問他何意，他坦言是他最喜歡的一個女朋友。

羊城晚報：他為什麼會有三次婚姻呢？

陳智超：1913年因赴北京從政，陳垣跟以前的生活切斷了聯繫，包括「父母之命」的原配妻子鄧照圓，也就是我的祖母。祖母原名「珍安」，識字不多，裹過小腳，因為祖父又字「圓庵」，所以祖母后來將自己的名字改為「照圓」，但他們兩人終究因為彼此思想的巨大隔閡，祖父來京後兩人就沒有再生活在一起。但是祖母知道祖父喜歡吃家鄉的鯪魚，就常讓子女買來曬乾，寄到北京。因為祖父過繼時是「兼祧兩房」，所以又娶了二房吳淑媛，比他小四歲，但也沒有隨他去北京，不久因意外失足落水而亡，年僅28歲。

後來追隨祖父去北京的徐蕙齡，是他在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師妹和學生。他們在北京共同生活了近40年，但到了晚年感情不和，出現巨大矛盾而分居了，後來徐夫人跟隨所生的兒子陳容到了天津生活。

對於身在天津、廣東的兩位妻子，祖父一直寄生活費。直到1966年5月，她們兩位在相隔不到一週的時間內先後去世，祖父這時已經是86歲的老人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晚年，他的女弟子劉乃和成為了得力助手和忘年知己，長期相隨。二人之間的關係到底如何？

陳智超：這個問題不是幾句話就可以說清。我的妻子曾慶瑛教授曾在《陳垣和家人》一書中，用了專門一節全面談到這個問題，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相關內容。



大師陳垣

陳垣，字援庵，廣東新會人。當代著名的歷史學家、教育家，曾被毛澤東稱為「國家的國寶」，與陳寅恪並稱「史學二陳」。

陳垣先生於1880年出生，六歲至廣州讀書。早年曾考科舉而名落孫山。在博濟醫學堂學過西醫，後創辦並入讀光華醫學堂，並留校任教。

1905年，與潘達微、高劍父創辦《時事畫報》，反對滿清專制、外國侵略，以觀點立場激進而著稱。辛亥革命後，當選民國眾議員，從此定居北京，後曾任教育部副部長。

1917年，38歲的他發表第一篇學術著作《元也里可溫考》，開闢了宗教史研究領域，當即震動學界，一鳴驚人，由此開始學術生涯。

抗戰淪陷期間，他閉門研究，堅決不與日本人合作。1949年，他選擇留在大陸，晚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病逝於1971年。

作為史學大師，他在宗教史、元史、中外交通史、考據學、校勘學、歷史文獻學上獨創甚多，學術建樹影響至今。

作為教育家，他從教74年，從傳統私塾老師到現代大學校長，前後執掌輔仁大學、北京師範大學46年。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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