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斯達：鄧炳強的正義論 — 中國特色的浮動式是非觀】
有區議員要求警首鄧炳強辭職，他說自己理直氣壯做得好，想他辭職的人是「懼怕正義」。
相信鄧說的是真心話。中共國慶時，請了很多警隊高層上去接受英雄式款待；中共對香港警隊要員的長期培訓，又是公開的秘密。鄧在北京面向國旗的那張相片，成為官媒選擇的「年度相片」，意味不言而喻。北京靠槍桿子，赤裸裸的。國家全力支持，代表有了天命，因而擁有正義，雖然此正義充滿了「中國特色」。
亂臣賊子的正義
中國傳統的正義，是特殊定義多於普遍真理，是一個與政權道統捆綁的政治理論。擁有「天命」的政權，自身就代表正確。在現實政治之外，沒有更加超越的道德主體 (例如神) 去駕馭現實政治。這種傳統表示，儒家文化圈之下的「正義」往往很浮動，很contextual，經常被政治左右，或者根本是政治的結果。
周王起兵殺掉紂王，是亂臣賊子、以下犯上的行為。弔詭的是，周王開創的秩序，後來被儒家學者總結為君臣父子的道德原則，並認為這些原則和故事能「令亂臣賊子懼」。周王開創了幾百年的體制，變成了現實，所以當初做亂臣賊子的周王，就沒有人能審判，即使是在觀念上。
畢竟開天辟地的是周人，如果古代有法庭，那法庭也是周人開的。周人擁有「人大釋法權」。
然而若果人人都像周王一樣，就會天下大亂，所以學者文人編了一個故事：「天命」已從商王轉移到周王，所以周人起兵反抗是「順天應人」，並沒有違反「天意」，反而是實現「天意」；但怎樣判斷「天命」已經轉移呢？到最後，就是看現實的結果：起兵失敗即叛亂，不義；起兵成功即革命，正義。
監察之人誰人監察？
故而東方文化下的人，很快就發現並沒有天命，只有人自己想怎樣；只要陰謀成功，一切就會被洗白；亂臣賊子在勝利的瞬間，就成為天命所歸的聖人。這個陰謀者和犯法者，得到了自製的免責權，Grant an immunity。
在香港街頭出現了很久的標語之一，是一句拉丁文，大意是：監察之人，誰人監察？中國的答案是沒有。規則的制訂者必然成為規則的逃脫者。
西方用了血腥和裂解的幾百至一千年，去克制這個自然秩序。他們用了超然於所有人的上帝，作為的價值是非法碼，但不給天主教會壟斷神，提出人人靠聖經就可得救、以各國本土語言釋譯《聖經》、增加神的代言人（宗派）打破壟斷，國家悉數從宗教帝國中獨立；在政治上以國族代替皇家、以民主選舉肘制行政官員，進而拆散了司法行政和立法三權、軍隊變成效忠國家中立化……諸如此類。一個政權替換，是非也不容易隨著「改朝換代」而改寫。
而在中國本部，大一統政府上面沒有更超越的東西，皇帝是說了算的。「周公改制」往往被中國讀書人視為德政，克制了商文化圈的卜巫之風甚至女性從政風，被視為中華「人文主義」傳統的開端；
但其實「絕地天通」是一個收攏權力的陽謀，「中央」壟斷了部落的祭祀事務，將「神」代表的超越世界隱埋了，現實政治的版圖因而擴大。再沒有天上的權威，能夠輕易威脅地上的王權。
中共黨國是繼承中華文化的
中國基督徒受到迫害。黨國希望改造這個宗教，使其「適合國情」，問題並非信徒有沒有主張「制度性改變」，而是他們信仰的根源，有一個超越的隱秘的面。
耶穌與彼拉多對答，說「我的國不屬這世界。我的國若屬這世界，我的臣僕必要爭戰，使我不至於被交給猶太人。只是我的國不屬這世界」， 可以維穩地演繹為「耶穌反對革命」，亦可以演繹為：基督徒宇宙的權威不在地上，你永遠不可能得到他們身心完全的忠誠。
對中共黨國這樣一個繼承中華政治「絕地天通」傳統的政教體系來說，基督教伊斯蘭教，信一個超越神，信仰一套與地上政權無法改變的道德律，都是潛在的叛國者。
不能講「普世價值」也是同理，因為例如「人權」、「民主」、「自由」是一個頗絕對的概念，不「在地」，中國要將它拉回地上，不被超越性的東西統馭，因而有「適切國情」、宗教要「中國化」這樣的思想。
中國不能容忍「天外有天」，在中國的文化秩序中，從天子、皇帝到今日的黨主席，都是代天而行，是一切法源和權力的根源。雖然現時這套是共產主義，但運作的邏輯是完全的中華特色，雖然沒有神權之名，但中華的政教秩序是神權的，仍然是萬民簇擁著擁有immunity的宗教政治領袖，並視為應然。
唯一鬆動的位置，是陰謀家憑實力替換天子，「皇帝輪流做，今年到我家」，但皇帝兼任「天」的大祭司，擁有無上權威仍然不變。所以在中國，並沒有超過皇帝的正義，而是正義由皇帝定義；
因而「人權」這個概念，不只是黨國實際上不會執行，而是這個傳統根本難以理解。你說世界上所有人都應該擁有一系列不能剝奪的權利，不管地域和文化？一向代天行道的中國秩序，覺得你在挑戰他的權威；雖然人人都想要權利，但自身的文化優越感被威脅的感覺，比未曾獲得的權利來得實在。這便是清末以來，讀書人想要用民主主義「再造強國」乃至近代小粉紅的來源。
天理與良知
以前的學者認為中國不信一神教，因而沒有宗教戰爭，因而更加超脫；但反映出來的是東方政權過早壟斷了超越世界，人民過早進入精神穩定，後世就無法發展出制肘政權的有力觀念力量。
後來在本土誕生的道教，馬上就引發了第一次的中國人口滅絕，即黃巾之亂，這場大亂的結果是西晉成立，繼起的五胡亂華，結果是中國開始鮮卑化，道教出現催生了現實政治的全局改寫。後來北魏奉了道教為國教，這就是政權開始控制那個超越世界。另一個著名例子就是本名林默娘的媽祖，第一次受到官方承認 / 控制是北宋，一開始賜名「崇福夫人」，後來不同的皇帝加封頭銜，最終由夫人、妃、天妃到今日的天后。
這種做法到今日就是規定「三自愛國教會」，任命主教的權力一定要握在手裡，因為中國秩序不能容忍「天外有天」，不能容忍自己之上有另一套不一樣的正義。
香港人在政治問題上，時常質問政權或者警察「良知何在」，這是一套充滿「中國局限」的風情。良知也是浮動的，例如警察的「良知」就和一般人完全不同。中國文化也少有絕對的價值法碼。「天意」嗎？「天」是皇帝說了算，用它來作終極根據，實際是皇帝控制一切，皇帝可以隨意「釋法」；
那麼依靠每個人心中的良知良能？但各種人會陷溺在不同情境，導致他們的良知可能是獸性。依靠天理或者個人的良知，都不可靠。後來靠天理的成了與人群脫節的教條，結合弱勢宋王朝的現實國際環境，催生了「存天理滅人慾」。追求個性解放的一派，進而裂解這個系統創造「心即理」，欲抬高個體地位，但這套缺點和危險也極明顯：個體是變幻莫測的，大奸大惡信了這套，就像覺得自己代表正義的大賊，行事只會更兇暴。
近代史上很多知名人物都聲稱信奉心學，日本也很多，他們都風雲際會，但最後也是回歸到「皇帝輪流做，今年到我家」，到他們翻身做大人物了，輪到他們擁有immunity，上面還是沒有超越界。
過早的理性
我不信神佛、因果報應、天國和地獄，我在這個世界就非常「自由」，做甚麼都行。像張愛玲一篇散文《中國人的宗教》是這樣說：
「像文藝復興時代的歐洲人，一旦不相信死的永生了，便大大地作樂而且作惡，鬧得天翻地覆。」
而東方人這樣作樂作惡和過早的理性，已經二三千年了。在權力之上，並沒有更加值得敬畏的東西。共產黨最終在中國落地生根，也許有很內生的原因。很多人說中共不代表中國，只是對中國文化過度同情，沒看到這套文化結構上欠缺超越一面、沒有擺渡的苦悶處。
個別境界高超的人，可以在高深的佛法或世俗中尋到若有若無的解脫，但大多數人是不可企及的，還是有個神比較安穩。一群人信了主還有政治效果，君主的超越權威就失去了，大至政權更換、小至限制政權，就變得沒那麼大逆不道。
中國對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如此敏感，出於本能，也是由於認識到自己的弱點。
